唐人神公告，公司2020年7月生猪销量8.21万头，环比上升41.3%，同比上升2.9%；销售收入合计23,021万元，同比上升113.7%，环比上升41.7%。2020年1-7月累计商品猪销量36.24万头，同比下降38.4%；销售收入115,330万元，同比上升82.6%。
摘要：妨碍国“内大循环”形成的两大直接障碍：1、农村方面，农民的社会经济权益被人为抑制，无城市居民所享受的资产性收入，且工资性收入长期低于城镇居民，且社会保障极不完善。所得本就不多，还需为养老医疗做大量储蓄；2、城镇居民方面，诚如樊纲的六个钱包所论，高房价对消费形成了严重的挤出效应。 日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立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长期协调机制，坚持结构调整的战略方向，更多依靠科技创新，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找到了破解当下复杂严峻形势的切入口。然而，国内大循环的源动力何在，又如何驱动？ 人们常将“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出口减进口）”称之为短期经济活动的源动力，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今年第二季度，中国GDP增长3.2%。其中，投资的贡献为5.01%，净出口的贡献为0.53%，而消费的贡献是负的，为-2.35%。还要提及，今年1~6月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为-3.1%，6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为-1.8%。当然这固然有疫情冲击的因素存在，但更深层次的原因——中国经济中居民消费这块短板一直没有完全补上——亦不容我们忽视。长期以来，我国的消费这一源动力不足，是不争的事实。也正是基于此，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特别强调，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并提出扩大最终消费，为居民消费升级创造条件。 我国的消费这一源动力不足，主因在于国内消费需求不足，而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源，又在于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过低有关，而可支配收入过低又与如下两点相关： 1、首先看农村居民方面。相比于城市居民的“国人”，中国的农民，显然处于“野人”状态——即无论是政治权益还是经济权益，均被人为抑制。导致资产性收入为零，工资性收入（农民工）又明显低于城市居民。此外，社会保障严重不足，在所得有限的情况下，还得为父辈、自己做养老储蓄。这就使得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性收入进一步压缩。 2、至于城市居民，则罪在房地产政策。高房价下，一套房动不动就得几十万乃至上百万的首付，其后更是几千上万之月供。用樊钢的话说，若想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需掏空夫妻双方的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三代人“六个钱包”的积蓄。这也将意味着这些家庭的可支配性收入下降，也意味着，为了一套房，六个家庭的消费就完全成为了纯刚性需求型消费。此外，高房价还会对创业形成挤出，更会对既有产业也有挤出效应——地租过高，导致企业成本高企。而在全球化生产要素成本差异越来越小，国家间在争夺企业、争夺国际产业的今天，成本竞争将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高企的房价会让更多企业外迁，这不仅会危机产业链的稳定，更会导致大量的产业工人失业，进而反过来又会影响国内消费。 要想解决这一困境，其实方法也端地简单： 1、以城乡平权为目的，通过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在社会政治经济权力上，将农民彻底解放了； 2、在城市方面，将居民的消费力从房价里解放了； 我想只要做到这两点，中国的国内消费需求一定会迅速扩大，进而促成国内大循环。
2020年中国经济进入艰难的下半场。从需求端三驾马车来看，形势依然不容过度乐观：（1）消费复苏充满惰性，尤其是限额以下的终端消费依然承压；（2）进出口不会有太高增长的期待；（3）投资中，制造业投资意愿很弱，货币政策也不会太宽松，因此不能指望制造业投资突然拐头向上；（4）房地产投资上半年不错，也正是因为不错，下半年“房住不炒”的调控不会放松。这样来看，下半年托底经济的重任似乎又落到了基建头上。不过，现在还有多少钱可以投向基建？总体情况财政资金够不够、怎么用的问题，是市场关注的焦点，因为这涉及到基建资金空间有多大。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将超过24万亿元，而1-5月支出仅约为7万亿元，还有17万亿元，但这其中仅有不到6%的比例直接投向基建（约1万亿元）。同时，抗疫特别国债（计划投向基建约7000亿元）和专项债（计划投向基建约1.5万亿元）的“一般化”使用趋势变得明显，专款专用于基建的钱也可能打折扣，例如特别国债保民生比例增加、专项债资金分流到中小银行资本金补充等领域，因此下半年以及全年的基建资金到底有多少，存在较大疑问。下面我们具体分析一下基建资金的问题。基础设施主要包括交通运输，包括机场、港口、桥梁、通讯、水利及城市供排水、供气、供电设施，以及服务于科教文卫等公共部门所需的固定资产。它是所有企业和居民生产经营工作和生活的共同物质基础，是城市主体设施正常运行的保证。中国的基础建设投资，主要指的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这三个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投资额总和。收入决定资金来源的空间2004年以来，基建增速呈现较强的周期波动性，资金来源的变动也具有显著的一致性，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融资问题是影响基建增速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近年来，基建资金来源主要有自筹资金、国家预算内资金、国内贷款三种。其中来自于自筹资金的比例最高，达到59%，其次是国家预算内资金和国内贷款，都达到了16%。自筹资金是主要构成部分自筹资金在基建资金的总盘子中占据的比例达到59%，其主要包括政府性基金收入、专项债券、PPP，还有一些非标融资和城投债等形式的资金。1、政府性基金收入国家财政一共有“四本账”：一本账是一般公共预算，二本账是政府性基金预算，三本账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四本账是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政府性基金就是二本账，指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一定期限内向特定对象征收、收取或者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特定公共事业发展的收支预算。根据基金项目收入情况和实际支出需要，按基金项目编制，做到以收定支。事实上，政府性基金预算的主要资金来源是国有土地出让金收入，2018年中央政府性基金收入为4033亿元，地方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为7.1万亿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为6.5万亿元，占比达到91%。根据《关于2019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0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报告》，今年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3611.41亿元，下降10.6%。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10788.95亿元，其中，本级支出2781.32亿元，下降10.7%；对地方转移支付8007.63亿元，主要是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增加。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77834.64亿元，下降3.3%，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70406.89亿元，下降3%。加上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对地方转移支付收入8007.63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收入37500亿元，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总量为123342.27亿元。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123342.27亿元，增长39.8%。汇总中央和地方预算，加上去年结转收入180.04亿元、抗疫特别国债收入10000亿元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收入37500亿元，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总量为129126.09亿元。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126123.59亿元，增长38%。也就是说，不算专项债券和特别国债，今年的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大约为8.1万亿元（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地方政府性基金本级收入），同比下降了3.6%，由此看来，政府性基金收入来源是受限的。按照往年约45%的政府性基金投入基建的比例，乐观估计今年全年政府性基金投入基建的资金约为3.6万亿元。2、专项债专项债券是指为了筹集资金建设某专项具体工程而发行的债券，通常以建成项目的收入作为担保，90%以上的这部分资金都是用于基建的。今年新增发行专项债规模达到3.75万亿元，同比增加了1.6万亿元，对基建的支撑作用是比较明显的。但考虑到专项债还承担补充地方中小银行资本金的角色，甚至可能拐弯抹角借道补充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我们预计今年专项债投入基建的规模约为3亿元。3、PPP和国内贷款PPP能够撬动社会资本和银行贷款，是近年来政府愈加重视的一项基建投资融资手段。随着PPP模式的进一步规范化，项目的落地率也在逐渐提升。今年以来截至6月底，PPP项目执行阶段的投资余额已经达到10.3万亿元，今年新增的3785亿元，由于上半年疫情的影响，很多PPP项目并未完全执行，预计下半年PPP项目的建设速度能够跟上来，届时全年新增投资额规模可能达到去年同期水平，约2.5万亿元，其中约90%投向基建，意味着基建的PPP资金空间有约2.3万亿元。按照以往情况，一个典型PPP项目的投资比例大致为企业和政府资本金25%和银行贷款75%。25% 的资本金中，企业投资90%，政府10%。也就是说，上述的2.3万亿元中，有约75%是来自于国内贷款的贡献。当前，各地都在积极想办法，政府与商业银行合作，鼓励银行设立投向基建的专项贷款，在PPP之外继续增加银行贷款对基建的支持。汇总各地的相关新闻报道，此类资金可能达到2万亿元。国家预算内资金财政收入的正增长，将为更多政策出台释放多大空间？财政收入在6月增速转正，为财政支持基建带来了一些乐观因素。今年1-6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96176亿元，同比下降10.8%。不过，6月份，推进复工复产和助企纾困成效继续显现，财政收入同比增长3.2%，增幅由负转正，为年内首次月度正增长。新增财政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6月底前已将具备条件的直达资金全部下达地方，增强了基层财政保障能力，有力支持基层做好“六稳”、“六保”工作。在减税降费力度不减的情况下，财政收入增长的来源主要源自于经济复苏。二季度、6月份工业部门复苏好于预期，6月企业所得税收入同比增长22.35%，贡献了大部分的税收增长，工业部门的持续复苏有利于增加未来税收收入，改善未来财政收支压力。6月消费税和个人所得税收入也分别增长7.72%和12.89%，而未来随着消费复苏加快，预计将进一步缓解财政收入的压力。按照今年的财政预算，为防控疫情、稳企纾困和加大投资，今年安排广义财政赤字达到11.22万亿元，一般公共预算实际赤字（不算结转结余资金）达到6.76万亿元。而1-6月一般公共预算财政赤字“使用额度”为2.02万亿元，下半年还有“额度”4.74万亿元，1-6月广义财政收支差额为3.40万亿元，下半年还有7.82万亿元的“使用空间”。从往年节奏看，政府性基金支出年末“突击支出”特征较为明显。下半年广义财政支出强度预计将强于去年。下半年经济持续复苏的概率较大，财政收入的增加一方面在既定财政赤字安排的基础上缓解财政收支压力，另一方面也对未来更长期的积极财政政策提供更多空间。预计今年财政支出至少达到24万亿元，其中全年投向基建的规模约为1.5万亿元。另外，还有城投债、其他类型的政府部门专项债等，都可以为基建贡献资金，按照往年的规模，约有8000亿元的空间。支出意愿决定实际资金投入根据上述的推算，预计全年基建的主要资金大致为：自筹资金9.7万亿元+国家预算内资金1.5万亿元+额外国内贷款2万亿元=13.2万亿元。再加上外资和日渐增加的其他资金，全年基金的实际资金可能有14.7亿元。但这些资金在下半年到底有多少能够真正投入基建中呢？中央把2万亿的财政赤字增量都给了地方，地方必须出台政策，说明到底怎么去花这些钱，不能又挪用到基建上去。二季度基建已经恢复了很多，但老百姓的消费还是比较差。财政领域的专项债实际运用到基建项目上的力度和效果有待进一步改善。未来的专项债发行要进一步更严格地对应到更好的项目，以基建的实际效果考核后续发行区域和规模。这些既对地方的资金使用效果提出了挑战，又对中央将这些钱下拨的速度造成了影响。今年5月以来，财政存款的“淤积”就是因为中央的特别国债、省级政府专项债等资金下达到县市地方的速度较慢导致的。另外，基础设施的投资一旦启动，就不太可能立即降下来。这类工程很少有一年就能干完的，今年既然启动了，明年可能还得加码，要两三年才能平复下来。但若这些投资仅仅能对经济起到一个短期的托底作用，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并不愿意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到基建领域中，因为这些基建项目本身的收益是长期的，并且收益率也相对低。
近期苹果频繁现身于高光时刻之下。 在上周五公布的财季业绩超出预期之后，其市值继续攀升，一举超越沙特阿美，重回全球市值最高公司的宝座。 截止到7月31日收盘，苹果股价飙涨10.47%，收于425.04美元，最新总市值为18423亿美元。 数据来源：Wind 而在这一圆满的7月收尾之后，步入8月的苹果立即大刀阔斧发起新的动作，一举冲上热搜。 8月1日，苹果应用商店App Store下架超3万款中国区的应用。 数据来源：微博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截止当日晚上9时，App Store中国区下架了31301款应用产品，其中App Store中国区一共下架的游戏达到26961款，占下架应用比例超过86%。 数据来源：七麦数据 这秋风扫落叶般的速度，可谓是超出了市场预期。 要知道，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算是动了其自身的收入蛋糕。 “苹果严审iOS游戏版号，可能使苹果公司损失8.79亿美元的收入。”——咨询公司AppInChina 毕竟近年来，随着苹果逐步摆脱硬件收入的依赖，其应用商店带来的服务收入开始成为其业绩的重要支撑，而其中，在疫情冲击之下，游戏等主要应用服务更是功不可没。 “2019年中国区App Store收入达到246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7256.9亿，占收入总额的47.4%，为全球收入贡献最高的市场。在最新财报业绩中，来自服务业务的营收为131.56亿美元，同比增长15%...我们四年前做过关于2020年服务业务的营收将超过600亿美元这一目标假设，该目标已经提前实现。”——苹果 苹果收入业务构成情况 数据来源：Apple disclosures 但正所谓“成大事者需要将眼光放长远”，苹果自然也明白这一道理，本次下架举措也是基于满足监管要求以及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考量。 配合监管维护利益 事实上，早在7月1日，苹果就已宣布将实施App Store游戏新规，以配合相关监管要求而规避不良的内容传播。 “从7月开始，所有无版号新游戏将无法通过苹果审核和上架中国区App Store，另外对于7月之前无版号上架的游戏会有半年的缓冲期，但若在7月31日前不提交付费（含APP内购买）游戏的版号信息，今年8月1日起，该游戏将无法继续在中国区App Store上下载使用。”——公开资料 同时，本次下架的无版号游戏主要针对付费产品以及含内购的产品，而在其中，“马甲包”自然是首当其冲，受到严打。这类游戏在拿不到版号的情况下，习惯利用市场规则漏洞，“改头换面”通过弹窗广告、开屏广告等方式为主游戏实现导流作用，进而吸金赚快钱。 而严格执行新规也将帮助苹果维护其平台的良好生态，打击游走在灰色地带的“马甲包”移动游戏运营商。 “App Store像是一家高大上的百货商店，他们有权利精心为用户选择最好的产品服务。——库克 显然，虽然配合并遵守相关监管要求在短期内或将使得苹果收入受到不可避免的影响，但从维护应用生态的角度出发，从维系用户粘性的角度去看，却不失为一条必经之路。 数据来源：微博 中小厂商遭遇洗牌 而这一下架举措自然是对相关游戏厂商，尤其是对中小型企业带来“致命性”的打击。 在近年来，游戏行业受到强力监管，这一政策收紧主要就落在了版号审批的问题上，其合规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未经总局审批的移动游戏，不得上线出版运营。”——《关于移动游戏出版服务管理的通知》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自2010年以来，我国监管机构发放了约4.3万张游戏版号，但在2019年这一数字骤降至1570张。目前截止到今年七月底，已核发游戏版号779款。 近年来国内游戏版号发放数量情况 数据来源：西部证券 “在苹果要求带付费和内购的游戏提供游戏版号的条件下，目前中国App Store在架游戏中需要上传版号的游戏App占比高达27.14%。”——七麦数据 而受到政策高压之下，再加上苹果的这记重拳，中小游戏厂商将直面生存危机，即游戏审批具备一定的高门槛，申请周期较长，开发成本较为高企，一旦遭遇版号暂停发放、总量控制的情况，其资金链或难以维系其运营模式。 与之相反，头部标的或将展现其护城河优势。基于存量多的版号储备，相关主流游戏大厂基本不受苹果新规影响，且可以通过这一轮洗牌更加巩固其市场份额，凸显其龙头效应。 2020 年至今游戏大厂的的游戏版号获得情况 数据来源：兴业证券 因此，这将给予中小游戏厂商一定的启示，即它们需要跟随市场形势变化而跟上头部企业的脚步，毕竟目前在游戏政策版号总量控制的限制之下，游戏版号“偏爱”大厂，这便说明：相对于那些“剑走偏锋”、求快而粗糙的流量游戏，精品化游戏才是市场的香饽饽，具备长期的核心竞争力。 尤其在移动游戏已成为游戏产业发展的主要贡献力量之后，在这一细分游戏上的有效投入或将带来可观的红利增量。 2020年第一季度国内游戏收入以及手游收入情况 数据来源：西部证券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全球玩家在移动游戏上的支出达到193亿美元，同比增长27%，环比增长10.3%；下载量达到150亿，同比增长45.2%，环比上涨12.7%。其中，2020年上半年我国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到1394.93亿元，同比增长22.34%。其中，移动游戏实际销售收入占游戏市场总收入的75.04%。 截止到今日收盘，游戏板块延续强势，涨幅明显。 数据来源：Wind 而从长期来看游戏板块，随着移动游戏的进一步发展，再加上疫情催化等因素，游戏产业的估值逐步从低位升至合理区间，呈现反弹之势，尤其在相关标的带来的良性业绩支撑之下，如完美世界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12.4-12.8亿（同比增加22-25%）；三七互娱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14.0-15.0亿（同比增加36-45%）；电魂网络上半年净利润预增117-164%、游族网络上半年净利润预增20-25%等，相关游戏标的配置价值具有一定的成长确定性，有望在云游戏等题材热潮下仍有成长空间。 结语 显然，为了配合监管要求，苹果本次大批量下架无版号游戏也是在意料之中，毕竟版号是游戏合规在线上运营的重要凭证，而这或打了游戏行业一个措手不及。 尤其对中小厂商而言，本就狭小的生存空间再一次受到压缩，但长久来说，这一次严格执行新规将为其敲响警钟，即在优胜劣汰的逻辑之下，本次下架也意味着新一轮的洗牌开启，App应用平台以及游戏行业将进一步趋近规范化、合规化。 而为了不使自身受制于版权桎梏，在马太效应再次强化之际，它们需要受此倒逼作用提升自身的产品优势，用具备高水准的研发能力的优质产品说话。
图片来自网络 8月3日午间，恒生银行发布2020中期业绩报告，表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际贸易政策等原因，2020年上半年财务表现较上年同期逊色。 公告表示，疫情对恒生银行客户造成的经济影响是其2020年上半年财务表现出现变化的主要因素。此外，因低息环境导致利息净收入缩减､市场波动令投资回报显著下降而使保险业务收入下跌､预期信贷损失增加､物业重估出现净亏损等因素也是影响财务表现的重要原因。 恒生银行业绩数据显示，其总资产较2019 年底同比增长3%，为港币1.73万亿元。报告期内，扣除预期信贷损失变动及其他信贷减值提拨前的营业收入净额为191.87亿港元，同比减少14%，原因为净利息收入及非利息收入有所减少。公告显示，恒生银行净利息收入同比减低7%，为港币147.92亿元。此外，营业溢利为111.34亿港元，同比减少28%；股东应得溢利为91.43亿港元，同比减少33%。 半年报显示，截至2020年6月30日，恒生银行资本充足率数据有所下降，普通股权一级资本比率为16.3%，而⼀级资本比率为18.0%，此两项比率于去年年底，分别为16.9%及18.7%；总资本比率为19.7%，而2019年底则为20.8%。 图片截取自恒生银行公告 在收入类别方面，恒生银行中期财报显示，财富管理及个人银行业务的除税前溢利占其总溢利的50%以上，利息净收入占比超55%。然而财报披露，恒生银行财富管理业务收入减少38%，主要为客⼾交易活动疲弱所致。商业银行业务除税前溢利占其总溢利的30.4%，环球银行及资本市场业务为24.9%。 在信贷及风控方面，出于对新冠肺炎疫情及国际贸易政策持续不明朗对未来预期的影响，恒生银行对信贷风险评估模型的主要变量作出更新，并增加了上半年减值提拨。预期信贷损失变动及其他信贷减值提拨，为港币17.6亿元，与去年同期之港币5.1亿元比较，上升港币12.5亿元。 图片截取自恒生银行财报 根据披露财报数据，在已逾期之客户贷款一项中，与2019年底相比，预期六个月以上至1年的贷款总额增加了4.69亿元港币。 但同时，恒生银行也表示，目前整体信贷质量维持较好，截至2020年6月底，总减值贷款占总客⼾贷款比率为0.32%，而2019年底及去年6⽉底均为0.22%，且会继续审慎控制成本，以及小心监察信贷及其他市场风险。 恒生银行在其财报中表示，其上半年的财务表现，反映了疫情以及其他外围因素例如最近环球利率下跌对近期及未来的预期影响。但尽管经营环境波动，恒生银行仍然有着雄厚的资本基础及充裕的流动资金，继续为其未来的长远业务策略提供稳固基础。
8月3日晚间，智飞生物披露2020年上半年业绩。今年上半年，智飞生物实现营业收入69.94亿，同比增长38.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05亿，同比增加31.18%。 公司营收、净利润增速较去年同期有所放缓，2019年年中，智飞生物营收、净利润增速分别达到143.19%、68.08%。 智飞生物此前业绩高增长主要源于代理疫苗收入暴涨。2019年公司代理的非免疫规划疫苗产品收入同比增长136.33%，在总营收中占比达86.79%。 智飞生物在2020年半年报中表示，本期收入增加仍主要是销售代理进口产品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智飞生物共有4种自主疫苗产品在售，包括AC-Hib联合疫苗、ACYW135流脑多糖疫苗、Hib疫苗和AC流脑多糖结合疫苗。5种代理产品在售，包括默沙东的四价HPV疫苗、九价HPV疫苗、五价轮状疫苗和23价肺炎疫苗、灭活甲肝疫苗。 从疫苗批签量来看，智飞生物独家代理的HPV疫苗增长稳定，尤其是九价HPV疫苗批签量仍高速增长。 2020年上半年，默沙东四价HPV疫苗在内地的批签发量为366.44万支，同比增长29.8%；九价HPV疫苗批签发量达到215.98万支，同比去年增加83.13%。 值得注意的是，自主产品方面，智飞生物的独家疫苗品种AC-Hib联合疫苗2020年上半年批签发量为0，去年同期为298.64万支。 今年2月20日，智飞生物曾发布公告称，全资子公司北京智飞绿竹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简称“智飞绿竹）于近日收到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关于AC群脑膜炎球菌(结合)b型流感嗜血杆菌(结合)联合疫苗(简称“AC-Hib疫苗”)不予再注册审批意见通知单。这是该产品第二次再注册遭拒。 资料显示，AC-Hib疫苗由智飞绿竹自主研发，用于预防A群、C群脑膜炎奈瑟氏球菌以及b型流感嗜血杆菌引起的脑脊髓膜炎、肺炎、败血症等感染性疾病，于2014年获批上市，其注册批件已于2019年4月1日到期，此后该疫苗生产暂停。智飞生物在当年进行疫苗再注册申请即未获批准。 AC-Hib疫苗在2019年的销售收入约占智飞生物主营业务收入的10%左右。尽管智飞生物此次未披露自主产品具体销售情况，但其影响毋庸置疑。 智飞生物也在同步推进新疫苗产品的研发。2020年上半年，公司研发投入金额为1.4亿，较上年同期增长37.03%；但占营业收入比重仅为2% 半年报透露，报告期内，公司自主研发项目共计28项，其中重组结核杆菌融合蛋白(EC)已获得药品注册批件，即将正式上市。据悉，截至目前，该产品已准入海南、江西2个省份。公司另一项用于结核感染人群的重要产品母牛分枝杆菌疫苗也正在上市生产审评中。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智飞生物于今年2月与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签订协议，共同开展新冠疫苗的开发。 截至目前，智飞生物合作研发的重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CHO细胞)仍处于I、II期临床试验过程中。 而受益于这波疫苗热潮，今年年初至今，智飞生物股价由1月2日的50.6元（收盘价）飙升至近200元，股价涨幅高达282.8%。 今日盘中，智飞生物股价一度下探至176.8元，而后企稳回升。截至今日收盘，智飞生物报收190.1元，总市值3041.60亿，较年初市值增加2232亿。
券商财富管理转型一直在路上，其中，金融产品销量是财富管理转型的关键指标之一。 记者最新获悉，国泰君安证券2020年6月和7月公私募产品销量同比增长近250%；兴业证券2020年上半年权益类产品销量同比增长超150%；银河证券2020年上半年代销公募类产品销量较2019年同期增长约160%。从3家代销金融产品业务收入排名靠前的券商数据可见，券商在代销金融产品领域正呈现“加速跑”的势头。 “过去，代销金融产品的收入在券商整体收入中占比很小。现在，券商在发力财富管理转型的过程中，需要寻找中间业务来弥补佣金下滑部分，需要满足投资者日益丰富的投资理财需求，基金公司与券商的合作也日益顺畅，所以，代销金融产品业务成为券商经纪业务一个新增长点。”某大型券商网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兴业证券相关负责人介绍，受投资者认可度提升及市场行情的双重驱动，今年上半年金融产品销售与保有较去年同期有明显增长。在产品选择方面，兴业证券坚持精品化供应路线，不追逐热点，更偏好业绩长跑冠军。同时，兴业证券也会结合资产配置的理念，根据资产大周期引入和定制产品。 国泰君安相关负责人认为，金融产品销量的增长不仅将提升证券公司财富管理行业地位，还能促进经纪业务协同发展，更能不断提高客户资产管理规模，把握经纪业务产品化发展趋势。 据中证协公布的2019年度券商代销金融产品收入排名，中信证券以8.3亿元遥遥领先。紧随其后的分别是中金公司、国信证券、兴业证券、广发证券及银河证券，金融产品代销收入分别为3.4亿元、2.1亿元、2亿元、1.95亿元及1.8亿元。 2019年全年，91家券商金融产品代销收入中位数仅为1053万元，收入在中位数以上的券商家数是45家。这一数据表明，券商代销金融产品业务增长空间依然十分广阔。 证监会7月10日新修订的券商分类监管规定：“证券公司上一年度投资咨询业务收入位于行业前10名、前20名的，分别加1分、0.5分；或者代销金融产品业务收入位于行业前10名、前20名的，分别加1分、0.5分，前述两项按孰高分值加分。” 华西证券研究所所长、非银首席分析师魏涛认为，券商分类评级新设财富管理指标，投资咨询业务收入突出或者代销金融产品收入突出将新获加分，体现监管引导行业财富管理转型的思路。东吴证券非银分析师胡翔认为，该项举措预计会加快证券行业财富管理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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