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疫情这半年，房企活的怎么样？ 这或许是最困难的半年。售楼处关闭、工地停工……不少房企2-3月录得“最惨”销售额； 这或许也是分化加剧的半年。面对困难，一些房企推出了五花八门的促销策略，试图“以价换量”； 他们能否现金回笼；他们能否降低负债；他们能否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 我们深入“阅卷”房企中报：谁在美颜？谁在裸泳？ 在京津冀城市圈论房企，荣盛发展是绕不开的话题，“河北王”的称号足以说明它在这片区域的“分量”。 立志“全国化”的荣盛，对河北的依赖度有增无减。今年上半年，来自于河北省的收入占比达到50.23%。 值得一提的是，荣盛发展“掌舵人”耿建明并非河北人。此外耿建明家族其他成员一直鲜有曝光，代际传承也仍是个谜。 但是，荣盛的企业经营问题却已然显现。今年上半年，荣盛发展实现归母净利润29.46亿元，同比仅增长0.04%。此外，荣盛发展经营现金流净额上半年录得负数，为-39.01亿元。 不仅如此，今年上半年，荣盛发展短期债务合计超过330亿元，而公司账面资金只有286.75亿元，现金短债比低于1，踩中“三道红线”。 “现金饥渴”如何缓解，是摆在耿氏家族面前的难解之题。 “二代”浮出水面 不同于多数房企老总长篇幅光鲜亮丽的“白手起家”创业故事，荣盛发展“掌舵人”耿建明的个人介绍只有寥寥数字。 在河北房企“三巨头”——华夏幸福、荣盛、隆基泰和的创始人中，耿建明是唯一一个外地人。 58年前，耿建明出生于江苏南京六合区，1980年12月应征入伍。退伍之后，耿建明注册成立了荣盛实业有限公司。 1998年，他涉入房地产行业的第一个项目——方州花园，是在老家南京六合。紧接方州花园之后，耿建明承接了廊坊市的一个旧改项目。 公开报道中，除了在荣盛担任执行董事的胞弟耿建富外，耿建明的其他家庭成员，包括配偶与子女等，鲜有媒体报道。 然而今年夏季，随着旗下物业管理公司“荣万家”赴港上市披露招股书，其家族成员的更多信息得以透露。招股书显示，荣盛发展持有荣万家91.2%股权，河北中鸿凯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剩余8.8%股份。 其中，工商信息显示，中鸿凯盛背后的大股东实际为荣盛发展实控人耿建明的女儿耿凡超，其持股比例为46.03%。 目前，耿凡超任中鸿凯盛总经理。耿建富同时也是中鸿凯盛股东，持股比例约1.71%。 此外，荣盛发展还换血了荣万家公司的高管队伍。荣万家原高管周鑫退出，耿建明的直系亲属耿建富、肖天驰现身高管名单。 荣盛发展还拟定了《荣万家生活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根据该办法，董事长耿建明先生直系亲属耿建富、肖天驰拟作为激励对象参与荣万家股权激励计划，上述交易拟构成关联交易。 这意味着，荣万家若能成功上市，上述人员均将从中获利。对荣盛“二代”耿凡超而言，其距离家族生意的中心圈层也将更近一步。 耿凡超极少出现在公众面前，行业媒体中有关耿凡超个人的报道屈指可数。而低调行事风格背后，耿凡超已经身系家族生意的方方面面。 2019年7月，中鸿凯盛曾以现金方式向荣盛物业板块注资近一亿元。注资完成后，中鸿凯盛将持有荣盛物业8.80%股份。至此，耿凡超通过中鸿凯盛正式介入荣盛物业板块——荣万家。 天眼查显示，目前耿凡超为荣盛泰发、中鸿凯盛、荣安创享等6家公司的直接股东，并在包括中鸿凯盛、荣森建材、辽宁振兴银行等6家企业担任高管。 此外，耿凡超直接拥有实际控制权的公司约有11家，涉及领域包括康养、金融、创投、建材等多行业，覆盖了荣盛发展业务的各个方面。 归母净利润仅微增0.04% 荣万家赴港上市尚无最新进展，而荣盛发展上半年的业绩表现却成为耿氏家族面前的难解之题。 8月13日，荣盛发展发布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61.54亿元，同比增长7.36%，实现归母净利润29.46亿元，同比仅增长0.04%。 利润增速大幅低于营收增速的原因主要为三费率有所提高，其中主要是融资费用快速增长所致。 上半年，荣盛发展的净利润率为11.3%，同比下滑0.8个百分点，较2019年全年下滑3.5个百分点。同期三费费率为10.2%，同比提升了0.5百分点。 其中财务费用上半年同比增加了25.86%。 半年报显示，荣盛发展表示其发展战略及2020年经营计划未发生变化，全年公司计划销售1210亿元，计划回款968亿元。 受疫情影响，荣盛发展业绩增速较此前多个财报季都明显下滑，上半年的销售增速仅为3.54%，回款率只有63%。 而在上半年，荣盛发展实现销售回款305.91亿元，相较于482.25亿元的销售来说，回款率63%，相较于全年的回款目标来说仅完成31.6%。 此外，号称“河北王”的荣盛发展依然严重依赖河北。 今年上半年，来自于河北省的收入占比达到50.23%，较上年同期的42%大幅提升8个百分点。 虽然业绩承压，但是荣盛发展拿地却积极。 上半年，荣盛发展拿地金额208亿元，尽管同比略减少6.4%，但权益购地金额181.84亿元，拿地权益比例达到88%，拿地均价4458元/平米，同比大增32%。 事实上，2017年-2019年以来，荣盛发展拿地均价整体呈上涨趋势，分别为2628.93元/平方米、2292.66元/平方米、3083.67元/平方米。 上半年，荣盛发展在全国各地积极补仓，先后在京津冀、长三角、中西部区域的22个城市获得土地45宗，规划建筑面积约467.43万平方米。 经过上半年的补仓，截至6月末，荣盛发展的土地储备建筑面积达到4036万平方米，可满足3年左右的销售需求。 短期债务330亿，账面资金286亿 销售回款不及预期，叠加拿地延续去年的积极势头，荣盛发展的财务状况有所恶化。 截至上半年末，公司融资余额707.86亿元，较2019年底的659.62增加了7.3%。其中，1年之内到期的债务合计330.84亿元，占比高达46.7%。 在荣盛发展的整个债务结构中，1年内到期的债务合计超过330亿元，占比高达46.7%，而公司账面资金只有286.75亿元，较2019年的303.56亿元减少了近17亿元，再加上38.82亿的受限制资金，荣盛发展偿债压力较大。 截止上半年末，荣盛发展的资产负债率为82.74%，较2019年底提升0.3个百分点，而净负债率达到85.9%，较2019年的79.7%提升了6.2个百分点。 整个上半年，荣盛发展新增外部融资329.82亿元，占去年全年融资规模的70%。 根据半年报数据，整个上半年荣盛发展的全部营收是261.5亿元，但靠主业卖房子产生的经营性现金流为-39.01亿元。 荣盛发展近年来的融资成本也是高居不下。 7月23日荣盛发展发行的2020年第一期中期票据，融资规模10亿元，期限2+1年，利率高达7.22%。 7月16日，荣盛发好在哪的境外间接全资子公司RongXinDa Development （BVI） Limited完成境外发行2.5亿美元债，票面利率为9%。 市值不及年度销售额的三分之一 荣盛发展成立于1996年，2007年8月8日成功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成为河北省首家通过 IPO上市的房地产企业。 2018年，荣盛发展销售金额首次突破千亿，首度跻身千亿房产之列。2019年，荣盛发展实现了签约金额1153亿，同比增长13.58%。 荣盛在实现规模发展之后，采用“高周转”的模式，通过快速的开工、销售的方式提高资金利用效率。 2019年，荣盛发展取得销售回款860亿元，只完成年度计划的93.48%，签约销售回款率 74.55%，这直接影响了企业的现金流。 为了加快结转速度，加速资金回笼，缓解财务压力和经营焦虑，荣盛发展提出“14579+”计划。即“拿地一个月开工，四个月出展示区，五个月实现销售，七个月现金回流，九个月清盘”。 但该计划带来的实际效果并不明显，上半年荣盛发展结转项目面积只有212.15万平米，同比增长5.97%，结算收入也只有226.39亿元，同比增长4.68%。 财报数据显示，荣盛发展整个上半年的存货周转率只有0.11次，大幅低于20次的行业平均水平。 应收款周转速度也只有6.6次，同样大幅低于182.8次的行业平均水平。 经营性现金流为负、融资成本高企，导致了资本市场对荣盛的低估值。根据目前的股价计算，荣盛市盈率仅3.68倍，在A股房企中排名倒数。 此外，截至目前，荣盛股价仅7.71元，较4月初跌去32%。总市值335亿元，不及上一年度销售收入的三分之一。 “我们也深知公司估值的严重低估。面对目前估值严重低估的状况，公司在努力做好经营管理工作，持续提高经营业绩，保证公司财务健康和正常运营的同时，通过多种方式加强与市场各方的沟通和交流，有针对性的开展各项工作，以期提振市场信心，提升公司估值。”荣盛发展8月中旬回复投资者时表示。
摘要：中国的城市格局也许正站在一个时代的拐点，过去是主动分散的中小城镇化，未来可能是被动集中的大城市化。从客观来看，城镇化的思路不得不变；从主观来看，发改委那个看似不经意的文件已经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城镇化的思路已经在进行方向性的调整。 2019年初，我的老家莱芜一不小心登上了头条，这个山东最小的地级市正式被省会济南“并购”。大家知道，在中国调整行政区划是一件非常谨慎的事。几乎每个地方都有区划调整的传言，有的是说要升直辖市，有的是说要合并，但这么多年几乎没有一个成为现实。原因很简单，任何行政区划调整都是一个浩大的系统性工程，光是把所有机构的门牌更换就是一个不小的“菜单成本”。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这次传言终于变成了现实？ 无非是觉得这么干的收益超过了所付出的成本。过去有很多小城市被独立设市，是因为那时要鼓励工业发展，独立决策更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比如1992年莱芜从泰安独立出来就是为了支持钢铁行业发展。但现在，随着地方资源的消耗，传统工业的衰落，这些功能型城市已经越来越难支撑一个城市的责任，独立设市不如向大城市靠拢。而对于像济南这样的二线城市来说，也必须把自己做大做强，否则也会在抢人大战中被淘汰。 中国的城市格局也许正站在一个时代的拐点，过去是主动分散的中小城镇化，未来可能是被动集中的大城市化。从客观来看，城镇化的思路不得不变，一边是大城市怎么限都限不住的房价，京沪深房价几乎全球最高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另一边是部分小城市怎么托都托不住的需求，莱芜被并购绝不是个案，鹤岗房价出现白菜价也不是偶然，城市分化的压力越来越大。从主观来看，发改委那个看似不经意的文件已经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城镇化的思路已经在进行方向性的调整：对中小城市，第一次提出了“收缩型城市”，对大城市，第一次提出超大城市“大幅增加落户规模”，这可能彻底改变中国的城市格局。 1 现实骨感 从26个收缩型城市看城市收缩四大症结 收缩型城市，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但目前还没有官方认定的定义，国内研究一般把人口持续净流出3年及3年以上的城市认为是收缩型城市。我们根据2014-2017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的各城市人口数量（以294个地级市作为样本），发现共有26个城市出现连续3年的人口净流出。从这些城市的分布上来看，四川有巴中、内江和广元市三个城市，内蒙古有通辽一个城市，陕西有安康一个城市，其余的21个城市都集中在东三省，其中，黑龙江8个，吉林7个，辽宁6个。当然还有一些城市虽然不是每年都出现人口流失，但总体上来看人口仍然成净流出趋势，比如大庆、佳木斯、乌兰察布、克拉玛依、玉门、大同、吕梁等等。 图1：近3年人口持续流出的收缩型城市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4-2017，WIND，如是金融研究院整理 *注：人口流失率=近3年流出人口/2014年基期人口数量，部分城市未公布2018年GDP数据，因此统一采用2017年GDP总量及增速。 人口收缩必然导致经济收缩。从经济总量上来看，规模超过2000亿以上的只有吉林市1个，规模在1000亿以上的有绥化、齐齐哈尔、松原、锦州、鞍山、通辽6个，其余19个城市经济总量都在1000亿以下。从经济增速上来看，除了巴中、广元、内江、安康、鹤岗（基数低）以外，其余城市的实际GDP增速均低于全国GDP增速水平，通化市甚至出现实质上的负增长。 从城市收缩的原因来看，巴中、广元地处川北秦巴山区，交通不便，土地贫瘠，因而经济发展落后。安康位于陕南地区，处在秦巴山区北侧，由于山区众多，工业基础薄弱，经济总量在陕西排名倒数第四。内江比较特殊，虽然地理位置较好，但是由于产业发展定位反复（从发展糖业到轻工业，再到发展建设建材、仪表工业，最后又回到发展糖业）、战略地位模糊（地处成都重庆中间，定位不清晰，成渝辐射范围又较小），导致经济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而东北地区的城市衰落反映了传统老工业基地由于资源枯竭、产业变迁导致经济发展停滞，人口流出的困局。具体来说，收缩性城市可分为以下四大类： （一）资源枯竭型城市 对于东北大部分资源型城市来说，资源枯竭对经济发展的打击是致命的。煤炭、石油、森林等资源的枯竭导致传统支柱型产业无法支撑城市经济发展，城市人口净流出严重，房地产需求不振。鹤岗、鸡西、双鸭山、七台河、伊春、大庆、阜新等城市都属于典型的资源枯竭型收缩城市。在东北以外，也有像甘肃玉门、山西吕梁这样的城市，虽然曾经辉煌一时，但现在都面临着资源枯竭后城市发展之困。 鹤岗：煤都的陨落。鹤岗曾是国家重要的煤炭基地之一。鹤岗矿区曾是年产千万吨以上的大型煤矿产区，自1949年以来带动了超过十万人次的就业。但90年代以来，鹤岗的煤炭几乎宣告枯竭。鹤岗唯一的大型企业龙煤鹤岗矿业公司，2014年的煤炭产量只有龙头企业神华集团的10%，负债累累。低迷的房价是当地经济衰退的反映。2017年鹤岗实现GDP282.9亿元，即使在东北也排名倒数第四。人口大规模流出，城市老龄化严重，甚至出现给警察“送房送车”留住年轻人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举措。2017年鹤岗人口100.9万人，与十年前相比人口净流出率达到4.7%，再加上出生率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市收缩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 除鹤岗外，鸡西、双鸭山、七台河四大国有煤矿都面临这样的尴尬境况。现存33个主要矿井已有16个枯竭，被国家批准破产。由于富矿数量日益减少，矿井越钻越深入，煤矿开采成本也在不断升高。鹤岗煤炭开采成本约125元/吨，阜新煤炭开采成本达到118元/吨。鸡西这座“百年煤城”，2013-2015年GDP持续负增长，2016-2017年GDP增速也没有超过1%，经济发展堪忧。还有辽宁阜新，“一五”时期国家156个重点项目有4个能源项目在阜新，但从1991年开始，阜新的矿产资源枯竭变的严重，到2000年，地表沉陷问题给阜新造成的直接与间接损失超过15亿元。2001年开始，东梁矿、海州矿等重点煤矿相继破产，2014-2016年出现GDP连续3年负增长的断崖式下跌。 伊春：林业基地的发展之困。伊春地处小兴安岭腹地，是我国森林工业的长子，也是我国重要的国有林区和开发最早的森林工业基地，素有“红松故乡”之称。1948年起，伊春开始大规模开发建设，60年来为国家提供优质木材2.4亿立方米，贡献税金和育林基金等300余亿元。在木材开发的繁荣期，也提供了很多的就业岗位。但由于长期的过量采伐，目前可采林木资源已近枯竭，森工企业危困。2013年，伊春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砍伐，着力产业转型，但也造成人口、经济、社会等多个方面出现了收缩现象。2017年伊春实现GDP267亿元，在黑龙江省垫底。人口约110万人，与2000年相比，15年间减少了10万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达到20%，城市收缩情况愈发严重。 图2：黑龙江伊春的街道冷清 *图片来源：龙瀛《中国城市进入急速收缩的时代，一些注定将走向破败》/陈荣辉摄 玉门：石油基地的衰败。甘肃玉门曾经是中国的石油重镇，玉门油田被誉为“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玉门市的产业体系也紧紧围绕着油田展开。1959年，玉门油田的年原油总产量超140万吨，约占到了全国油气产量的近5成，在最繁荣的时候，居民都以在石油管理局上班为荣，常住人口在20世纪末达到18.5万人。但是，资源城市的弊端也在玉门身上显现出来，曾经年产上百万吨的玉门油田，逐渐下降到了仅有40万吨，石油储量已经渐渐消耗完毕。玉门政府搬迁到新城区后，老城区的人口由原来的13万人到最后只剩下2万人，俨然已成为空城。到2017年，玉门常住人口也只剩下16.6万人，流失了10%左右，城市收缩十分明显。58同城数据显示，现在玉门有78平的房子只需13万元，单价低至1700元左右。也有新闻称曾经老玉门只需2000元就可买下一套70平的房子。除玉门外，大庆、克拉玛依等石油资源型城市也都在面临发展后半场的转型之困。 （二）产业变迁型城市 20世纪90年代以前，以钢铁产业为代表的传统制造业曾经有过一段令人难忘的高盈利快速发展时期。但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之后，传统制造业发展趋势出现逆转，产能过剩问题突出，需求疲软，导致产品价格持续下行。制造业从业人数也从2012年开始呈现常态化下降。东北老工业基地城市面临的产业结构性弊端开始凸显，一些以重化工业为支柱的城市无法适应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再加上国有经济比重过高，体制转换有迟滞且成本较高，不得不面临产业衰退和人口外流的双重危机。 鞍山：不能承受的钢铁之重。鞍山是我国重要的钢铁基地，被誉为“钢都”。“新中国钢铁工业从这里开始”，是对鞍钢最好的诠释。上世纪50年代，鞍钢正值意气风发的时代，仅复工四年累计年产量就达到全国64%。1978年，鞍山GDP还在全国前20名以内。但很快，由于生产结构过于单一，世界钢铁竞争越发激烈，钢铁工业的没落导致了鞍山经济的衰退。2015年以来，因为钢铁产业整体业绩不佳，鞍钢在岗工人工资也开始连年下滑，据新闻报道，普通员工工资甚至缩水了50%以上。2016年鞍钢员工减少了近千人，却只招聘了18名应届生。越来越多的职工选择回到家乡或南下创业，鞍山常住人口从2010年的365万人下降到2017年的359万人，GDP排名也掉到了全国100名开外，成为了一座收缩型城市。 本溪也是以钢铁、化学工业为主的综合性工业城市。在1949年初，鞍山、本溪、抚顺甚至成为全国9个直辖市之一，虽然很快被取消，但足见当时这些东北老工业基地城市的分量。本溪钢铁公司始建于1905年，是我国历史最为悠久的钢铁工业企业之一。但由于一家独大，同样面临钢铁产业衰退带来的结构性危机。城市第三产业结构也很单一，加工型企业，物流仓储型企业，信息产业方面都非常薄弱。2016年，本溪GDP同比断崖式下跌了34%，经济体量下降到不足千万，在辽宁省排名倒数第五，十年人口流失率超过5%。 （三）地理偏远型城市 地理区位对城市的发展有决定性影响，靠近港口、运河、铁路的城市便于对外往来互通；位于大城市群的城市受益于区域协同发展效应；资源丰富的城市可依托资源发展特色产业等等。但也有一些城市既不是交通枢纽，又远离大城市群，本身又缺乏资源支撑，在城镇化的浪潮中，对人口的吸引力最弱。比如内蒙古呼伦贝尔、黑龙江齐齐哈尔等城市，四川的巴中和广元上榜也是因为地理偏远，交通不便导致的。以前巴中坐汽车去成都要12个小时，现在有了高速公路和动车会方便一些，但走成巴高速也要4个多小时。如果坐火车的话，需要先坐2个小时车程的汽车到阆中站，再坐动车到成都也要3个小时，如果坐普通火车总共需要6-7个小时。 图3：从巴中到成都至少需要中转1次汽车、1次火车 *图片来源：百度地图，如是金融研究院 齐齐哈尔位于黑龙江西部，北纬45至48度，从地图上看接近中国的最北角。东临大庆市和绥化市，南接吉林省白城市，西靠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北与黑河市、大兴安岭地区接壤。可以发现，齐齐哈尔与周边临近城市都属于收缩城市，当地所处的城市群整体实力弱，再加上冬季寒冷漫长，在铁路网的完善程度上也不及位于黑龙江中部的哈尔滨方便。从齐齐哈尔到哈尔滨坐动车最快要1小时40分钟，如果坐普通列车的话要4个小时左右。从2010年开始，齐齐哈尔就出现明显的人口净流出，截止2017年已经累计流失38万人口。 在临近齐齐哈尔的呼伦贝尔市，有一个县级市根河，地处北纬50度至52度，是中国纬度最高的城市之一。根河市是中国最冷的城市之一，年平均气温-5.3℃，历史极端低温-58℃，年封冻期210天以上，有“中国冷极”之称。如果去哈尔滨的话，至少需要中转2次火车，时间需要13-14小时。由于地处偏远，气候寒冷，交通不便，也成为了一个典型的收缩城市。从2014-2017年人口流失率达到8%。 图4：从地图上看根河和齐齐哈尔比较接近中国最北角 *图片来源：公开资料，如是金融研究院 （四）被动虹吸型城市 由于大城市对周边城市存在虹吸效应，使周边城市人口不断向核心城市涌入。比如北京周边的高碑店，2008年的时候人口还有近60万人，到现在只剩下54万人左右，流出率达到10%。北京的虹吸效应强大源于与区域发展差距悬殊，城市群协同效应不强，长三角、珠三角这方面的问题比较小。随着都市圈和大城市群建设的不断推进，大城市周边城市将同时承接虹吸效应和溢出效应。中心城市的人口、产业有望向周边中小城市溢出，位于城市群内部的城市来说，也许并不需要过于担心，但承接中心城市的人口迁出和产业转移能力是发展的关键。 图5：中国城市群空间分布示意图 *图片来源：如是金融研究院 人口流出的同时，收缩城市面积持续扩张导致城市资源错配。过去城市的发展思路基本都是扩张再扩张，没有认识到“小而美”的重要性。导致的一个现象是部分城市人口在下降，面积却在扩大，城市人口密度不断下降。比如大庆，与90年代相比，2015年的人口密度下降了32%左右。再比如吉林市，2010-2017年户籍人口减少了19万，建成区面积却增加了23平方公里，导致人口密度下降了4.3%。这种情况这意味着，人少了，但城市建设的设施相对更多，一定程度出现资源错配的情况，土地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公共服务本来就无法获得更优质的资源，现在利用率更加低下。当下中国城市需要步入、也正在步入土地资源高效利用和城市精致发展阶段。城市发展需要更加紧凑，这也是提出中小城市容许收缩，瘦身强体的一个重要原因。 2 历史经验 全球六个典型的“收缩型城市” 收缩城市不仅发生在中国，实际上，国际上收缩城市的概念由来已久。20世纪上半叶，英国的一些老工业城市，像利物浦、谢菲尔德就已经出现了人口收缩的苗头。二战后，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也加入了收缩的行列。有研究表明，2000-2012年的时候全球有20%属于收缩城市，美国的收缩城市数量最多，其次是德国、法国、英国和中国，2013-2017年，世纪收缩城市数量排名变为：中国、美国、德国、英国、巴西、日本、南非。这说明，收缩城市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普遍现象，但中国收缩城市数量快速增加的问题必须正视。 （一）德国莱比锡：政治变革引发的巨变 莱比锡位于德国中部，从工业化开始，以印刷业为主导产业快速发展，人口也进入快速增长期。1933年人口达到71.3万的历史最高水平，并成为德国第四大城市。莱比锡的人口转折点从1938年开始，“水晶之夜”不仅是犹太人的噩梦，也使莱比锡丧失了大量知识分子。1949年德国分裂，作为民主德国的一部分，莱比锡的经济制度与社会结构受到巨大冲击，许多全国性的银行总部和政府机构迁移到联邦德国。以至于上世纪50年代，莱比锡人口持续流失，迁移西德的人口源源不断，即使是柏林墙限制了人口的外迁，然而1951年到1989年，莱比锡的迁出人口达到5.8万。1990年德国统一，莱比锡却因此遭了殃，被限制迁移的德国人口开始持续地向西部迁移，从1989年至1998年，莱比锡人口减少总计10万人，占其总人口的20%。 （二）英国利物浦：最大港口城市的没落 利物浦不止以足球队闻名，也是著名的港口城市。在19世纪初期，贸易额占据世界贸易总量的40%，并迅速发展成为当时英国地第二大城市。利物浦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吸引了爱尔兰人等来自欧洲其他国家城市的大量移民，1931年，利物浦的人口达到85.6万人的历史巅峰。人口的转折点开始于上世纪中期，起因是淤积的泥沙堵塞了航道，清除泥沙的成本又非常高，相当于再建一个新港，新兴的大规模远洋运输业务就转移到了英格兰南部的其他城市。再加上集装箱技术的发展，使利物浦的船坞和传统制造业急剧衰落，失业率开始上升。去工业化彻底动摇了利物浦的港口经济的工业基础，许多制造业关闭或者迁移，人口开始向外围迁出。截至2008年底，与1931年的历史人口峰值相比，现在利物浦人口数量为43.5万人。人口减少幅度达49%， （三）日本函馆市：去工业化时代的衰退 上世纪70年代，去工业化浪潮同样席卷了日本。和利物浦类似的，日本的一个港口城市函馆也没有幸免于难。函馆市位于北海道南部，主要产业为航运业、渔业等，后来发展成很重要的运输和贸易港口。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喷气式飞机、陆运等交通方式发展，函馆的海运受到很大影响。20世纪70年代，日本进行的去工业化经济转型和交通方式的变革，函馆的船业失去了经济竞争力，西部沿海地区开始流失大量人口。1977年，根据国际公约，渔业用地被缩减了200海里，进一步抑制了渔业的发展。造船和渔业的衰落导致经济的衰退，十年制造业从业人数减少了一半。原本发达的西部地区出现大量的荒地、空地。自1980年以来，函馆的总人口流失了20%，但是老年人的比例翻了三倍。到2030年，预计老龄化率将达到33%。 （四）美国底特律：从“汽车之都”到“破产城市” 底特律在2013年的破产令人唏嘘，这座闻名世界的“汽车之都”就此陨落。在鼎盛时期，底特律一年的汽车产量就占到了全世界的90%，福特、通用等大型汽车工厂总部都聚集在此。到1950年，底特律人口达到180万人，跻身为美国第四大城市。然而1970年代以后，美国汽车工业受到其他国家汽车行业冲击和石油危机的重创，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下降，三大汽车公司逐渐落后于日本、欧洲厂商乃至新兴韩国厂商，加剧了底特律的衰败。支柱产业的衰落导致精英人口外流，税基萎缩，服务业受创，暴力犯罪频发，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陷于瘫痪，城市一片衰败。2010年底特律的人口仅有70万左右，比1950年历史最高水平下降了超过60%。最终2013年，经历了痛苦的衰退之后，这座曾经风光无限的汽车城正式宣告破产。 图6：在底特律随处可见大量的空置房屋 *图片来源：人民网 （五）美国匹兹堡：一代“刚都”的落幕 如鞍山之于中国，匹兹堡是美国的“刚都”。19世纪80年代时，匹兹堡已发展成为美国最大的钢铁基地，其钢铁产值占美国当时钢铁产值的近2/3。二战给匹兹堡带来了钢铁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城市也聚集了大量人口，1969年人口最高峰时期超过276万。但1970年以来，美国的经济萧条斩杀了匹兹堡的钢铁产业，1978年，拥有100余年历史的琼斯劳克林钢铁公司在匹兹堡的工厂倒闭，1.75万名工人失业。此后5年间，匹兹堡钢铁工业岗位消失了超过10万个。大规模发展钢铁业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不得不开始考虑偿还。经济水平和宜居程度的下降使得匹兹堡开始了持续20年的人口流出。2010年美国人口普查显示，市区居民较1950年减少了55%，人口与历史最高水平相差近30万。 （六）芬兰列克萨：森林业衰落后的收缩 位于芬兰东部的列克萨拥有丰富的森林资源，从19世纪开始就对树木进行采伐、加工和出口，发展相关产业，成为芬兰有名的林业城市。在20世纪初，森林业曾为列克萨提供了近9000个就业岗位，在所有行业中位居第一。人口也持续增长，并于20世纪50年代达到顶峰。但是随着树木的减少，对森林资源进行粗加工的单一利用方式的弊端愈加凸显，林业作为列克萨的支柱产业受到冲击，产值大幅下降。到2006年，林业提供的就业岗位下降到不到1000个，还不如服务业和制造业。列克萨的人口开始明显的流出，在1959-2010年间，列克萨的人口收缩了52.6%。 图7：列克萨支柱产业森林业产值下滑造成提供岗位迅速减少 *图片来源：《ChangingUse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Meansto Counter Decline in aPeripheral City in Finland》 图8：列克萨风景优美但人烟稀少 *图片来源：公开资料 总体上，国际上发生城市收缩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是全球经济变迁所伴随的去工业化、产业转型的过程，原有的老工业基地难以在国际竞争中找回失去的地位，出现工作岗位减少，失业率上升的现象，由此造成人口流失。二是产业结构单一资源型城市，一旦资源枯竭会造成城市整体经济衰退。三是政治变化、社会动荡造成的人口流失，比如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瓦解等其他影响因素使意识形态发生变化，造成经济结构巨变。四是长期的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等结构性问题，新生人口无法填补老龄化和劳动力人口流失，造成城市收缩。 3 未来突围 一个城市避免收缩的四种出路 中小城市人口总量小并不代表没有发展空间，因为判断一个城市综合实力最终还是看人均GDP，人口少也不见得是劣势。我们发现，综合实力较强的中小城市城市往往拥有自己的经济特色，符合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向，也能够摆脱城市收缩的命运。这说明对于广大中小城市来说，“小而美”比盲目追求扩张更有可能避免走向消亡。 即将收缩的城市应该如何应对？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个方向是寻找城市新的经济增长点，重塑城市形象。比如德国莱比锡，通过引进宝马、保时捷建立工厂，德国邮政、亚马逊建立物流集散中心，以求向新兴工业转型。并重新将城市定义为贸易、展会和文化之城，通过各类音乐节增加城市吸引力、促进旅游业的发展；美国工业城市克利夫兰大力推动交通工程、滨道工程的建设，同时政府对增长相关的项目进行刺激性投资，在中心城区复兴高端零售业、商务办公、建立高档社区。另一个方向是接受城市收缩的现状，尽力让城市各部分健康协调运行。比如美国杨斯敦，通过将大量荒置土地转化为绿地空间，将原有工厂改造成工业艺术中心等措施，在收缩的过程中实现城市环境的治理，打造具有活力的城市中心；日本的富山市则致力于发展紧凑型城市，重建以“富山轻轨”为重点的公共交通网，将城市整体划分为14各地区生活圈并激活中心市区的产业和商业，方便市民生活。 中国也有不少中小城市逆袭的成功案例： 以生态环境为特色，例如三亚。国内拥有海湾、沙滩类似景观资源的海滨城市也不少，但三亚的生态环境可以说是最优越的。大连冬季寒冷，宜居海岸线较短，三亚作为“东方夏威夷”，全年无冬，海岸线蜿蜒漫长；北海城市配套十分落后且交通不便，居住舒适度差。三亚各种高级酒店林立，拥有国际机场，是海南接待国际游客数量最多的城市；厦门的海滨资源也比较丰富，但相比之下三亚蓝天碧海、椰风沙滩的热带风情更加独特。在海南岛内来看，三亚是旅游资源也是最优越的城市，旅游收入都远高于岛内其他城市。三亚现在常住人口在76万人左右，十年间增加了11万人，增长了38%。GDP增速连续四年超过省会海口。立足于特色旅游业发展，三亚的目标是下一个迈阿密，城市未来发展仍充满活力。 以科技创新为特色，例如昆山。昆山最早被人熟知是因为外资企业的聚集地。作为江苏距离上海最近的城市，昆山成为吸引外资的前沿，也是最早拥有中外合资企业的大陆城市。而在经历了“农转工”、“内转外”两次跨越后，昆山选择了以科技创新为第一动力的发展之路，从创办“出口开发区”，到打造产业科创中心，2018年昆山的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4.1%，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达1211家，居于江苏省首位。并于2018年入选首批52个国家创新型县（市）。从人口上来看，2000-2010十年间，昆山人口增加了88.2万人，年平均增长率达到8%，此后也一直保持稳定增长的趋势。昆山以超强的经济实力在2018年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排名中排名第一，各项细化指标都遥遥领先，更是完成了以县超省的神话。2018年昆山实现GDP3875亿元，超过宁夏省GDP3705亿元。城市发展前景广阔。 以产业优化为特色，例如张家港。在苏州各区县中，张家港所能接受到上海的辐射其实是最弱的。但它的发展速度却远超预期。40年来，张家港平均经济增速达到18.7%，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数9%，GDP总量由1978年的3.2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2720亿元，在2018年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排名中，张家港排名第三，仅次于昆山和江阴。从一个“穷二代”到苏南前三强，张家港实力的积累源于其选择发展特色港口经济。当时，市委书记秦振华只用了160天时间，就把长江的一片芦苇滩变成了长江流域最大的万吨码头，9个月就建成了国家级保税区。此后，张家港大力实施“以港兴市”的战略，通过港口物流发展外向型经济。至今，口岸货物吞吐量达到2.9亿吨，居全国首位。外贸运量6254万吨，成为长江沿线最大的外贸商港，进出口总额达2180亿元。在此基础上，服务业、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发展，成就了本地产业转型升级。与2010年相比，人口也增长了3.8%左右，城市规模一直在稳步上行。 以人文品牌为特色，例如浙江乌镇。乌镇的开发模式一直是全国古镇保护开发中成功运作的典范，因为其证明文化古镇的运营不只是依托景观打造纯粹的观光型景区，而是重在景观与居民市井文化相融合，突出历史文化传承，打造人文品牌。乌镇受到世人瞩目从别具心裁的创设了乌镇戏剧节和世界互联网大会两大人文品牌活动开始。乌镇戏剧节的举办注入了区别于其他古镇的新文化元素，也成为乌镇文化产业的孵化器。中国龙头互联网公司的创始人每年聚集于此，一张名为乌镇最重要饭局的照片成为这个古镇新的标签。创客经济在此生根发芽，甚至还吸引了很多外国人定居。2017年，乌镇景区全年实现营收16.5亿元，同比增长21%。全年累计接待游客超过一千万人次。乌镇的总人口也在增长，从2012年的5.6万人上升到2017年的8.7万人。 总体来说，未来人口向大都市圈聚集、各能级城市发展分化将成为常态。避免城市的收缩比实现城市的扩张更加困难，对于那些即将收缩的城市，凸显鲜明的城市特色、培育突出的优势产业是摆脱消亡宿命的制胜法宝。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不确定性中我国即将进入“十四五”规划时期，即2021-2025时期。为此政府和各个行业都在思考与准备“十四五”发展规划。思考的一个重要或主要方面应是“十四五”规划的战略导向；战略导向的一个重要或主要方面应是继续以发展为先还是转为以稳定为先；这将决定“十四五”规划的本质，进而下一个五年及其后我国经济的宏观走向，不可谓不关键。 发展与稳定是一对范畴，对立而统一，对任何一个事物在任何时候都是必须兼顾的。但兼顾不是没有先后，对不同事物与在一个事物的不同发展阶段应该先后不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是以发展为先，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总设计师“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指引下坚定地以经济发展作为全国各项事业的中心，所以创造了过去40年经济年均增长9.4%这样的人类历史最大经济增长奇迹。过去我国发展为先的态势是显然的，且因其成效之大对其的正面评价也是基本上没有异议的。 那么，下一个阶段呢？有人认为， 经过40余年的高速增长，我国经济积累了很多风险及泡沫，所以下一个阶段应以控制风险及泡沫为主，即以市场稳定为先， 而将经济发展推后为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牺牲发展来求稳定。 这样一种观点不失为一种思路，得到不少人的赞同。控制风险及泡沫以求市场稳定的确有必要，而且可以说是势在必行。但是，势在必行并不意味着要优先顺序最高；还有更势在必行的可以在此之上。笔者认为，下一阶段， 进一步的经济发展比市场稳定更有必要， 更加势在必行，因而应该继续排序第一。 这就是说，“十四五”规划的战略导向应仍以发展为先，或引用邓小平总设计师的语言，仍以发展为“硬道理”。 为何应该如此？ 首先应对发展与稳定的辩证关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一个流行的看法是，发展是数量问题而稳定是质量问题，质量比数量更加重要。这一看法不无道理，也听似老成。但要知道，质量和数量之间的关系没有这么简单。很多人说没有质量就没有数量，其实同时没有数量也没有质量。质量必须体现在一定的数量之中，比如说苹果很甜，即有质量，那必须起码有1个苹果存在才能这么说。 因而不能笼统地讲质量比数量更加重要．，很多时候数量比质量更重要；虽然盲目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不可取， 但没有一定的数量就谈不上质量。这就是为何世界各国都以GDP增长速度作为经济表现和人民福祉的首个衡量指标，也是为何我国的每一个五年计划都制定GDP增长目标，而且还有人均GDP2020年比2010年翻番这样的数量目标。其实， 对于一个经济体而言， 发展与稳定哪个更为重要， 取决于此经济体所处阶段发展的需要、条件和时机。 关键在于，对下一阶段我国经济而言，无论是从需要、条件还是时机角度， 发展仍然更加重要。第一，从需要角度， 以发展为先，才能确保今后20年我国经济中高速增长（年均5%左右）， 从而在“十四五”规划期间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人均GD超过12700美元），并在本世纪中以前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均GDP达40000美元左右） 的战略目标。对此， 有人会说确保这些GDP目标有必要吗 ？如果我们认可世界各国都以GDP或人均GDP作为衡量人民福祉的优先指标的话， 就是有必要的。我们奋斗的目的不就是要不断地提高人民的福祉水平吗？设立目标以检验奋斗的成效并激励奋斗精神以提高成效， 为何没有必要呢 ？ 第二， 从条件角度，以发展为先，下一个阶段我国能够取得中高速增长。很多人问我国经济还有发展或增长潜力吗？ 这是一个老问题，笔者曾多次撰文论证我国经济今后20年中高速增长， 即GDP增长20年年均5%左右，前10年5-6%， 后10年4-5%的潜力。这一论证涵盖以下的推断：1）当前我国人均GDP仅为发达经济体的1/4左右，因而大有追赶的空间；2）“入世有为”精神驱动国人在达到发达经济体水平之前将不断追赶；3）在成本与质量之间取得良好平衡的我国劳动力素质是追赶的根本性优势；4）我国经济正在形成的四大势头，即科技跃进、产业升级、城市群崛起和改革开放深化将为追赶提供强劲动力。此时有人会说， 没有稳定，即风险及泡沫导致金融和经济危机， 还能够发展吗？这有道理，但问题是目前我国风险及泡沫已到了必然导致危机的地步吗？ 笔者认为没有。应该看到，近年来我国在控制风险及泡沫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风险及泡沫仍在，但并不像一些人认为的那么严重。比如，近年来除疫情期间外企业杠杆率已有所下降；除深圳外，大部分城市的房价这几年都比较平稳；大部分的A股与美股比起来还算贵吗？稳定的确是发展的重要条件，但同时发展又确实是稳定的坚实基础， 很多风险是可以并只能在发展过程中缓解的。比如，企业的债务和不良资产，如果企业盈利增长则可逐步降低， 反而如果企业盈利停滞则债务不得不违约，不良资产必转成坏账。 第三，但更为重要的是，从时机角度，以发展为先， 才能及时抓住可遇不可求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或第4次工业革命的机遇。新一代信息技术将是今后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并将主导世界经济的未来；在这一革命中领先则将取得新的增长动力并将引领世界，否则反之。截止目前我国已经领先， 但道阻路险， 竞争惨烈，不抓紧时机进一步奋斗则可能转为落后；一旦落后则经济增长动力消退。而抓紧时机，就需要继续以发展为先。过早地以稳定为先而将发展推后，就有可能丢失这一机遇；一旦丢失，“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想抓也抓不到了，则此后我国经济增长将过早地进入中低速增长阶段。另一方面，从负面时机来看，新的外部挑战迫使我们要坚持发展为先。今后最大的外部挑战是中美脱钩，而美国要与我国脱钩就是要遏制我国的崛起势头，也的确将会削弱我国的崛起势头。在此形势下，如果我们不坚持发展为先，则崛起势头真有可能被遏制住。只有继续以发展为先，通过加速内循环加快内需增长以弥补外需增长放缓，才能打破美国遏制我国崛起的企图。 至于如何抓住机遇， 在当今时代，我们可以并应该跳出传统框架而具新的思维，即，以前瞻性预测发掘发展机遇。此话怎讲？这源于笔者受美国苹果公司不断推出新版智能手机的启发。众所周知，苹果公司自2007年以来每年更新智能手机版本，从 iPhone1至最新的iPhone11，每一新版本都增加一些新的功能，相应地提升销售价格，都很热销。问题是，那些新功能都是客户提前要求的吗？实际上，大部分不是，而是苹果公司的管理、研发及销售人员前瞻性地预测出来的，他们预计这些当时没有且没人想到但将会为消费者所接受并喜欢的功能，然后付诸于设计、生产与销售。而消费者果然被这些功能所吸引，从而接受，进而喜欢。这样，供、需双方一拍即合，造就了每年新版苹果智能手机的热销，同时促进了苹果公司业绩的高速增长和消费者通讯消费的跃进式升级。这就是前瞻性预测创造发展机遇的新模式，与传统的需求推动供给进而增长的旧模式相比令人眼前一亮。 由此可以想到，对于“十四五”期间的发展机遇，我们也可以并应该以前瞻性的预测来发掘。当然，关键是能不能真正找到能为消费者和企业接受并喜欢的前瞻性需求。苹果公司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信息革命时代，只要用心去找， 就不难找到。苹果公司以其对智慧型社会初级形态准确的前瞻性预测不断地推出新版智能手机而找到了新发展机遇，成就了公司的高速增长；实际上我国的阿里巴巴、腾讯及小米等公司也是如此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那么，我们何不将其推而广之以前瞻性预测来发掘国家“十四五”期间的发展机遇呢？这一前瞻性预测就是今后智慧型社会的全面形成，因而经济将不断地向智慧型社会的高级形态升级从而全面转型。此全面转型必将催生巨大的经济发展机遇。试想，全面地向智慧型社会转型，无论是在供给端还是在需求端都将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在供给端， 意味着物联网的全面铺开，人工智能在生产中的全面应用和智慧工厂及农场的全面涌现，这将创造出多大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在需求端，将是智能住宅、智能家电家具、智能交通、智能通讯和智能购物的全面普及，这将是多么飞跃式的消费升级。如此这般，还愁没有发展机遇吗？ 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今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部署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的有关工作。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有什么意义？如何持续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 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基础，是应对危机和长期发展的需要 记者：为什么把“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纳入“六保”任务中，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有什么意义？ 刘伟：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是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坚持稳中求进、抓实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的主要着力点。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是“六保”任务重要组成部分。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就是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畅通运转。从纵向看，要保障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各环节畅通；从横向看，要保障产业间、地区间、供给和需求间的畅通。 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是应对危机挑战必须树立的底线思维。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须强化底线思维。经济运行的底线就是产业链供应链不断链，国民经济循环不停顿。 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是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201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近100万亿元，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但同时也面临“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经济增速放缓、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等问题。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从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高质量发展要求从依靠要素投入量扩大为主转变为依靠效率为主，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正是提升生产效率的必然要求。 因此，无论是应对危机还是长期发展，都必须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正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基础，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基础。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技术问题，而是重塑我国经济发展优势不可或缺的一环。 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国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 记者：目前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复工复产情况良好。巩固扩大这一成果我们有哪些优势？ 刘伟：全国抗疫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经济发展呈现稳定转好态势，在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上都走在世界前列。这说明中国产业链供应链有很强的韧性，中国经济能更多立足国内市场循环起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能够持续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促进国民经济循环畅通。 信心来自“天时”——中国经济仍处在发展的“青年期”，体格壮，扛摔打。 一方面我国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深入发展阶段，去年底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突破60%，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70%以上降至目前的30%以下，以现代信息技术支持的现代服务业显著增长。 另一方面，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我们定下目标，到21世纪中叶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些都说明，中国经济仍处在抗击打能力较强的“青年期”。 信心来自“地利”——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空间大，易腾挪。 看内需，2019年，国内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55万亿元，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41万亿元。看潜力，中国幅员辽阔，地区和城乡发展情况差异较大，这是短板也是潜力所在。东部发展速度缓下来，中西部发展速度赶上来，持续增长的后劲强、周期长。地域广，腾挪空间也大。疫情防控期间，我国有1000多个县城没有发生过疫情，这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和经济秩序的恢复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中国经济是大国经济，具备“两个80%”特征：80%的劳动力、资金、原材料、能源等生产要素由国内供应；80%的产出在国内市场销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2008年以来，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7年超过100%，中国有能力实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信心来自“人和”——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具有很强的优越性，逆周期、抵御危机能力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结合在一起。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通过宏观调控、立足扩大内需，率先走出阴影，并对世界做出人民币不贬值的庄严承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中国经济仍保持9.6%的强劲增速，2010年增速更是突破了两位数。这都说明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能够有效统筹政府和市场“两只手”，有很强的抵御危机、逆周期调节能力。 依靠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稳中有进 记者：当前世界经济不稳定性上升，我国发展任务艰巨，今后要如何在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同时提升其竞争力？ 刘伟：在当前情况下，产业链供应链发展“不进则退”。稳链固链，同时还要强链延链，推动结构升级。而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发展稳中有进，必须依靠创新。 依靠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只有在关键领域不被“卡脖子”，才能建立不受制于人的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国内大循环。 依靠制度创新，加快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要形成竞争有序、统一开放的市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同时不断扩大开放、提高开放水平。 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比重已超16%，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30%。疫情防控期间，我国对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我们要通过创新，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同时，向高端迈进，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提供强劲支撑。(本报记者 赵展慧) 《 人民日报 》( 2020年09月27日 02 版)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回望“十三五”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历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随着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的发展方式逐步形成，中国综合国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际影响力等跃上新台阶。 即日起，人民网财经推出“回眸‘十三五’，喜看新成就”系列报道，梳理“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各领域改革发展取得的新成就，展现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前行的新奋斗。 就业，一头牵着千万家庭，一头连着经济大势，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根基工程，是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必须抓紧抓实抓好。 回望“十三五”时期，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保持了就业形势持续稳定。2016年至2019年，城镇新增就业每年保持在1300万人以上，就业规模持续扩大，就业结构不断优化，工资收入、就业环境、劳动关系、社会保障等方面更呈现出积极向好的发展趋势。今年1至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564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63%。尽管受到疫情影响，我国上半年就业形势整体呈现出企稳回升态势。 随着就业质量不断提升，从“好就业”到“就好业”，多措并举筑牢“就业”这个民生之基，正为经济健康发展、社会大局稳定、人民生活改善提供重要保障和持续动力。 政策红利释放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实现社会充分就业，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体现。“十三五”时期，党中央高度重视就业问题，并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就业。同时，加强对失业的调控力度，确保了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人社部数据显示：从2016年到2019年，每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均在1300万人以上，城镇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均在550万人左右，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达到170万左右。今年1至6月，全国累计新增就业564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63%。 图1 城镇新增就业人数(2015-2019) 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2019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图2 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情况(2015-2019) 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2019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就是要确保就业更加充分，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充分就业，不仅体现在就业总量稳定，新增就业岗位充足，还体现在失业率保持在合理区间，工资水平稳定提升。人社部数据显示，近年来，失业总体保持在较低水平运行，调查失业率基本保持在5.5%以下，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城镇地区失业率水平既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水平。今年在疫情影响下，调查失业率总体6%左右，但从二季度开始已呈总体回落态势。 此外，重点群体就业保持稳定。其中，高校毕业生总体就业率保持较高水平，农民工总量持续扩大，就业困难群体也都得到有效帮扶。 近日，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中国劳动学会会长杨志明在接受人民网财经专访时表示，今年，国内外疫情对我国经济造成严重冲击，经过艰苦努力，积极推进防疫与复工复产复市复业，保就业总体上持续向好。 “保就业的重点群体是大学生就业、农民工就业。”杨志明表示，从新增就业的结构看，重点是大学生就业，“十三五”期间，以市场为导向，积极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计划和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鼓励到企业、到区外就业和自主创业。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职业院校扩招200万人，可将一部分农村初高中毕业生吸收到职业技术院校里，缓后进入劳动力市场，不仅减轻保就业压力，也为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储备高技能人才。 从保就业的存量看，杨志明指出，保农民工就业是“重头戏”。农民工是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是防疫防控中返城复工最大劳动群体，也是城市公共卫生防疫覆盖面最薄弱的群体，但亿万农民工在保就业中的规模之大、贫困地区农民工打工收入对脱贫的作用之大、在经济恢复中稳岗贡献之大前所未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盘和林在接受人民网财经专访时指出，虽然中国经济面临着下行压力，但整体就业形势依然平稳，就业岗位持续增加，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宏观经济稳定为就业持续增加提供了必要条件，随着我国GDP总量不断提高，GDP增速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绝对增量也在大幅增加，这为“稳就业”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其次，政策红利是就业稳定的主要推力。作为吸纳就业的重要渠道，我国中小企业贡献了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和90%以上的新增就业。近年来，政府先后出台了多项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全力帮助中小企业纾困解难，给企业吃下了“定心丸”。减税降费、放管服改革、营商环境优化等政策的实施，让企业实实在在地享受到红利，减轻了企业负担，吸收就业的能力也得以增强。此外，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也对“保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型业态发力 就业结构不断优化 近年来，随着就业总量不断扩大，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以及工业化、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就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人社部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7亿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4.4亿人。全国就业人员中，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25.1%，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占27.5%，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47.4%。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连续5年上升，比2015年提高5个百分点。 此外，就业渠道的多元化带动了就业形式多样化。近年来，中国第三产业发展迅猛，容纳的就业量在不断扩大，创业创新活跃，新就业形态蓬勃发展。 同时，新业态催生新职业，新职业带动新就业。技术革新与需求升级而生的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仍在不断涌现。 日前，发改委等十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意见》，提出了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15个重点方向和支持政策。“保就业”就是“保民生”，“保就业”的前提则是“保市场主体”，而由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等催生的新职业，可谓当下“保就业”的生力军。 数据显示，2019年，以新业态形式出现的平台企业员工数达到623万，比上年增长4.2%；平台带动的就业人数约7800万，同比增长4%。 “新经济新业态的蓬勃发展，是我国近年来'稳就业'的一股强大动能。”盘和林表示，“新业态就业”成为就业新的驱动力，在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和居民消费理念的转变下，服务型消费正在快速崛起，外卖小哥、快递员、代驾等服务型职业的需求越来越大。 健全体制机制 推动高质量就业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稳就业至关重要，而高质量就业更是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运行的一大特点，是中国经济韧性的最直观反映。 近年来，我国一直致力于构建良好的就业环境，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发展人力资源服务业，就业服务水平逐步提高，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人力资源市场逐渐形成。 同时，为力促高质量“就好业”，“十三五”期间，中国开展了大规模的职业技能培训，对贫困地区、高校学生等重点就业群体提供了充足的就业引导和支持，帮助更多地人找到心仪的工作，实现了就业市场的高效匹配。 此外，增加劳动者收入不仅是提高就业质量的重要内容，也是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实现有质量经济增长的重要的手段。 “十三五”时期，中央高度重视工资收入分配工作，破藩篱、促公平，工资收入分配领域系列改革稳步推进，将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作为合理调整工资收入分配关系的政策着力点，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建立健全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使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保持较快增长。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随着劳动关系相关法律法规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劳动关系调整机制逐步健全，为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推动高质量就业提供了制度保障。 解决好就业问题是民生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维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增长，检验工作成绩的基准。 盘和林认为，在当前形势下，要继续加大对新产业、新业态的支持，加大服务业的开放力度，催生出更多的就业需求；同时，要加强劳动者职业培训和职业教育，进一步解决劳动力错位所产生的“就业难”问题，让企业持续增添动能、让劳动者真正得到实惠。(任妍)
以广深为龙头，两个超级都市圈「大广州、大深圳」概念逐渐成型，被纳入「大深圳」的东莞将与中心城市加速发展。随着莞惠城际、穗惠深城际及赣深高铁等五条轨道全面启动， 未来在此交通大动脉建成后，将促进深圳都市圈形成一小时乃至半小时的经济生活圈。因此，东莞未来十年的人口将飙升至超过1,000万。在「大深圳」都市圈的规划之下，未来深圳与东莞、河源、惠州及汕尾四市之间在交通、教育、医疗等资源方面将统一规划，并更高效地发展，可谓潜力无限。内房港股通新贵汇景控股(9968.HK)一直坚持「深耕东莞，立足大湾区」的发展战略，受惠于政策红利，集团在东莞所布局的项目潜力将在未来不断释放。 把握城市发展动向，汇景控股抢占「大深圳」都市圈价值高地 乘「大深圳」都市圈发展之势，汇景控股以城市更新为发展核心，科创产业与文旅康养为双翼协同发展，并以具前瞻性的眼光，把握城市发展动向，坚持「立足大湾区、重点发展华东及华中等高增值城市」的区域布局战略。 汇景控股积极推动大湾区城市更新发展，领航城市价值升级，汇景现时在东莞已有多个城市更新项目正在进行及取得多个前期服务商，其项目数量位居东莞市企业前列；相关的城市更新项目均位于东莞市，分布于中心城区、临深区域、滨海湾新区等高增值区域，尽享地利优势，极具投资价值。 汇景城市更新：升级城市价值、创造美好生活 汇景控股专注发展城市更新多年，凭借丰富经验、成功案例及专业团队，汇景控股在大湾区享有「城市更新专家」的美誉。 为深入落实发展战略，汇景控股集中优势资源，内部汇聚了经验丰富的专业团队，外部与设计公司、律师、会计师等专业机构及专家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确保城市更新项目高效开发与专业运营。 公司预期将于2020年第四季度分别转化樟木头宝山片区及虎门新湾项目及取得相关的土地证，连同沙田稔洲片区项目，三个瞩目的城市更新项目，合共建筑面积约70万平方米，三个项目的简介如下。 樟木头宝山项目：位于东莞市樟木头镇，预计楼面面积约38.5万平方米，项目邻近广深铁路网站，尽享交通优势。预计将于2020年底完成商住用途土地的供地手续。 虎门新湾项目：位于东莞市虎门镇，预计楼面面积约为 4.5 万平方米，项目邻近滨海大道、广深沿江高速和莞佛高速，可快速到达大湾区核心城市。预计将于 2020 年底完成商住用途土地的供地手续。 沙田稔洲片区项目：位于东莞市沙田环保基地，总建筑面积约27.2万平方米，前瞻性考虑全球智慧工厂新趋向，抓紧机遇，发展研究生态环保新技术，提供优质的生产空间及服务设施，打造东莞湾区5G「智造港」。 此外，汇景控股整体业绩表现理想，2020年上半年，公司合约销售(包括合资企业合约销售)同比增长约53.1%，总收同比增73.0%；毛利同比增长约28.4%；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41.7%。另外，值得一提是净资产负债率大幅下降至26.5%，绩优土储足低负债进一步彰显了公司的成长机会和投资价值。 未来，汇景控股将继续坚持发展战略，乘大湾区蓬勃发展之势、紧跟「大深圳」发展步伐、把握城市发展新机遇，聚焦城市更新业务，积极拓展具备高增值、高潜力项目，致力成为大湾区城市更新项目的领航者。
在2020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期间，国家体育总局经济司司长刘扶民表示，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给体育产业造成了严重冲击，体育企业面临的压力更大。但面对行业危机，体育产业主动创新，谋求新发展。 刘扶民说，“创新”是“十三五”以来中国体育产业所呈现的最主要特征。近年来，中国体育产业能够实现快速发展，激活强大动能，正是源自以政策引领、消费升级、全面转型为主要特征的多维创新。疫情给体育产业造成了冲击，在经受极为严峻的挑战后，体育产业依然能够快速复苏，离不开行业各方的共同努力、创新突破与积极实践。 刘扶民透露，疫情期间，许多体育公司主动融合新科技，积极创新求变，进一步培育体育产业新模式、新业态、新场景。其中体育与新科技融合，展现了强大的承载能力，体育参与方式的智能化、线上化发展迅速，体育用品的线上销售也呈现出繁荣景象。 以中超新媒体合作伙伴PP体育为例，从年初开始，绝大部分赛事因疫情停摆，但PP体育并未叫停投入，而是不断对发展模式进行创新。 PP体育总裁王冬表示，这半年多的探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推出各类专业体育、综艺互动等自制节目，推出内容开放平台，通过主动调整内容结构，以应对赛事的停摆及减少。第二，上线皮球直播、彩票频道，丰富用户玩法，强化互动功能，通过进一步强化用户运营，不断提升用户互动和产品体验。 “此外，积极利用苏宁供应链资源，做强用户周边，发力体育零售，上线会员商城、入局智能硬件，与集团深度联动、资源整合，让球迷在看球、聊球、说球的基础上，还可玩、可买。从而进一步拓宽了体育产业的服务场景，打造了助力体育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路径。”王冬说。 疫情之下，逆风而行，PP体育借此打开了发展的新局面，推动PP体育持续变革之路，这是王冬为PP体育未来发展定下的调子，他说：“PP体育未来要持续强化组织变革和文化塑造，要坚持正确做事，着眼于更大的格局和未来。”（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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