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历史上，几乎每一个威胁到美国全球霸主地位的国家，都被美国用各种“阴招”坑过。这其中就有日本。二战过后的日本，苍凉凋敝，一片狼藉。然而令人称奇的是，日本非但没有被战争打垮，反而没多久就迎来了高速增长的新时期：1960~1970年间，日本的工业生产年均增速达到了惊人的16%，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速同样高达11. 3%；1966年与1967年，日本经济体量先后超过了英国和法国，1968年又超越了联邦德国，正式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经济大国；到了1973年，日本已初步完成了工业的现代化。希腊神话中有个“不死鸟”的传说，讲的是一只名叫菲尼克斯的神鸟，在熊熊烈火焚烧中获得新生，展翅腾空，很多人都以这个传说来比喻战后日本经济的浴火重生。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日本对外贸易的扩张。针对本国资源贫瘠、市场规模狭小、技术落后等困难，日本确立了出口导向型的“贸易立国”发展战略，即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以制成品出口换取外汇，同时引进技术设备和进口原料，扩大工业生产规模，进而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目标。而在实践中，日本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大量出口了纺织、煤炭、钢铁、家电、汽车等产品，外贸规模稳步增长。在此过程中，日本不忘引入先进的技术、设备与管理经验，产业竞争力日益提升，国民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不过就在此时，这种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弊端逐渐显现，且越来越难以为继。随着经济的重新崛起，日本开始不断谋求更多的国际经贸治理话语权和更高的政治地位，而在1965年，美国对日本的贸易由顺差转变为逆差，当年逆差额度高达513亿美元，这让美国感受到了压力。于是，美国以遏制日本为目的，开启了长期的贸易制裁，从上世纪60年代的钢铁制品到70年代的彩电，再到80年代的汽车、半导体、电信等多个领域，均出现过大型贸易摩擦，前后历时近40年之久。由于过度依赖美国市场，日本不得不一再妥协，自愿限制出口。而1985年《广场协议》的签订，又使得日元急速升值，出口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创，经济增长愈发乏力。除了频繁的贸易摩擦之外，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还暴露出两点缺陷：一来，该模式受海外政策与市场环境变化的影响太大，经济发展的主动权难以掌握在自己手里，比如1973年石油危机导致的原油价格上涨，就让日本陷入了严重的滞涨，经济随之步入萧条；二来，对出口的片面重视，引发了日本经济结构的失衡，也限制了日本的产业升级，而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又日益制约着日本的出口竞争力。在此背景下，痛定思痛的日本开始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并于1986年制定通过了著名的《前川报告》，重点强调了经济发展思路从出口主导向内需主导转变，此后又接连出台了《经济结构调整推进纲要》等一系列纲领性文件，着力于摆脱过分依赖出口的状况，大力开发国内市场以应对国际环境变化。1987年新任首相竹下登上台后，立即着手制定了1988~1992年的新经济计划，把中期的宏观经济增长率定为4%，其中内需增长目标是4.5%，出口则为-0.5%，思路的切换不言自明。至此，一场浩浩荡荡的“内循环”大转型，正式在日本拉开了帷幕。2经济转型并不容易。为了切实达成国民经济由“外循环”向“内循环”转变的目标，日本祭出了一整套“组合拳”，涵盖领域涉及到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招招直击要害：第一招，促进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扩大内需，刺激消费自然是不可或缺的环节，尤其是在日本这个市场规模狭小的国家，想要以内需来带动国民经济增长，居民势必要具有极强的消费能力。为此，日本重点做了两件事：一是提高居民收入，增加老百姓的获得感。收入是决定消费的最重要因素，日本一直都格外重视提高老百姓的钱袋子，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就搞过一次“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民众收入与生活水平都实现了大幅度提升。到了80年代，日本继续发力提高老百姓的最低工资，并增加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有数据表明，整个80年代日本人的工资增速长期高于GDP增速，大部分民众都充分享受到了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购买力也一再提升。除了涨工资之外，日本还注重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并通过提高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来解决老百姓花钱的后顾之忧。其间，日本还一改此前周日单休的局面，大力推广双休制度以及带薪休假制度，延长老百姓的闲暇时光，以此来增加人们的消费机会和时间，受此影响，日本的旅游业、商店和百货店的销售额均明显增长。二是着力推动减税降费。日本政府及时地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税制改革，其中个人所得税由原来最高税率70% 降至50% , 税率的档次由15个减为6个，从10.5%~70%改为10%~50 %；新设配偶者特别减免15万日元；法人税的基本税率由原来的43.3%降至1987年度的42% ，随后又降为37.5%；在利息税方面，从1987年10月起，原则上废除原来的小额储蓄和邮政储蓄的免税制，其利息所得一律征税20%；小额储蓄利息收入优惠免税仅限65岁以上的老人和母子家庭；贴现金融债和贴现国债的税率也由现行的16%上升到18%。得益于这些税制改革，1987年日本减税规模高达1.5万亿日元，1988年减税规模更是达到了2万亿日元，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日本居民的储蓄意愿，鼓励了个人消费，并扩大了国内需求。第二招，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新兴产业。激烈的国际竞争和贸易摩擦让日本意识到，仅靠外部技术引进断然无法长久地支持日本经济的发展，必须培育自身的科学技术创新能力，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居于不败地位。于是，日本政府基于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重新对国家的科技发展战略进行调整，并提出了“科技立国”的战略口号，在此基础上着力推动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具体实践中，日本将发展重心向知识密集型产业倾斜，先是大幅度缩减石油、钢铁、造船等传统制造业部门的规模，缩减幅度约为20 %，其压缩的人力和资金都投入到了新兴产业之中；随后，日本积极扶持电子通讯、计算机、服务、新材料、生物工程、航天等产业，不少企业都“改行”投身于这些新兴产业。与此同时，日本还大力支持教育科研与基础研发工作，通过一系列财税优惠等正向激励手段来为产业升级保驾护航。如此一来，日本的主导产业逐渐由传统部门切换至中高端部门，产业附加值不断攀升，自主创新能力得到了质的提升，无论是在科技研发人员数量、论文发表数量还是专利申请数量上，均取得了重要突破，而纳米技术、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高精尖领域更是得到了长足发展，这些也让日本跻身于全球为数不多的技术发达国家行列。第三招，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大力开展基建投资。二战以后，日本国内社会公共设施有了较大的发展，但与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于是借此机会，为了应对外部市场环境恶化导致的外需疲软，日本政府把改善住宅和生活环境为主的公共事业投资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不仅增加公共设施的数量，而且设法不断提高其质量，以此来满足人们日益升级且多元化的需求。数据显示，1987/1988财政年度，日本追加了6万亿日元的投资，其中有5万亿日元用于扩大公共事业的投资；1988/1989财政年度，日本再度增加公共设施建设开支，该年度日本财政预算支出增加了4.8%，其中公共设施方面的支出足足增加了19.7%。在公共事业发展中，最为突出的是公共住宅项目，这相当于是保障房。仅1987年一年，日本就新建住宅165万套，1988年又新建住宅140万套。公共投资的高增长还极大地带动了日本企业的设备投资发展，为扩大内需狠狠地助了一把力。在此过程中，积极的财政政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日本已是连年财政赤字，截至1986年日本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所发行的国债余额高达145万亿日元，占GDP的比重高达42.7%，但日本政府在支持经济增长、扩大内需方面的财政支出却丝毫不吝啬，甚至不惜大力发行国债和地方债来增加财政预算，为基建投资提供了重要财源。第四招，发展中小城市，缩小区域经济差距。上世纪80年代，日本各个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已呈现出明显的失衡之势，其中首都东京一城独大，而其他中小城市及农村则要落后得多。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区域发展差距的客观存在，恰恰可以作为推动国民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新禀赋，尤其随着大城市发展的日趋饱和，在正确的政策引导之下，中小城市完全有可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意识到这一点后，日本政府立即采取了行动，加快疏散东京冗余的产业，并将其中心城市功能的一部分释放到全国各地：一方面，包括东京、大阪等以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在自身发展的同时，有效带动了周边其他城市和地区的崛起；另一方面，日本着力支持小城市和农村工业发展，扩大这些区域产业经营能力和范围。其结果便是日本的区域失衡得到了极大改善，民生证券研究报告数据显示，日本最富裕的东京和最不富裕的冲绳，人均GDP差距一度不超过一倍，这为日本内需潜力的释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除了上述四个方面之外，日本还不断放开金融领域的种种限制：一来，推动利率市场化，允许办理银行存款的各类金融机构自行规定存款利率，从而降低了企业的借贷成本，并刺激他们进行新的投资以扩大国内需求；二来，减弱了对金融活动的直接管制，使得各种交易更为便利。受此影响，日本的住房金融和汽车金融都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居民贷款也迅速增加。3这场“内循环”大转型，着实给日本经济社会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最直接的表现，便是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逐步实现了由出口拉动向内需拉动的切换，国民收入水平不断攀升，消费规模不断扩大。数据显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的最终民间消费率始终保持在55%上下的高位状态。与此同时，人们日益追求丰富多样化的消费领域和休闲娱乐性较强的生活状态，餐饮、旅游、文娱、医疗等众多行业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中小城市和农村居民的生活同样得到了显著改善。此外，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的发展深刻影响了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整个日本社会的信息化程度不断增强，人们的工作和生活获得了极大便利，效率不断提升。然而客观地讲，日本这场“内循环”大转型的效果并非完美无瑕，典型例证便是泡沫的加剧与负债程度的加深。为了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日本大幅度降低基准利率，央行贴现率从1980年的9.0%下降至1987年的2.5%。可是这并没有对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带来太大的积极作用，而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又加剧了日本楼市泡沫的一再膨胀，进而为后来的日本房地产崩溃与“失去的二十年”埋下了伏笔。此外，财政政策的过度宽松与大肆举债发力基建投资，加剧了日本政府的负债，很多基建投资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未能带来有效的回报，使得日本成为了世界上政府负债率最高的大型经济体之一。尽管如此，这场发生在30多年前的“内循环”大转型，还是留下了不少宝贵的理念和启示，最为核心的几条，便是切实地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缩小收入差距、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这些经验和教训，至今仍极具启示意义。参考文献：1、 民生证券：《日本“双循环”经济对我国启示》，2020年；2、 严学旺：《日本经济转轨成功——实现由出口主导向内需主导的转变》，1989年；3、 付一夫：《日本制造业兴衰启示录》，2018年；4、 冯永琦、张天舒：《日本进口贸易模式转型及其启示》，2017年。
为活跃云南二手车消费市场，让更多消费者愿意消费二手车，在云南省商务厅的指导下，近日，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和车好多集团在昆明联合举办二手车消费新引擎论坛。与会专家和经销商一致认为，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线下市场与线上交易渠道优势互补，将大幅拓宽二手车交易渠道，加速释放云南汽车消费潜力。 疫情冲击交易下降 近年来，伴随着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汽车市场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云南二手车交易市场也迎来了井喷阶段，市场交易量持续走高。二手车的高性价比逐渐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与认可。 记者从论坛上了解到，云南是汽车消费发展潜力较大的省份之一，2019年底汽车保有量超过743万辆，二手车交易31万辆，同比增长33%。 然而，今年以来，突如其来的疫情，加上外部环境的变化，国内汽车消费市场，包括二手车市场，受到了明显影响，整个汽车销售行业受到严重冲击。 车好多集团公共事务南区大区总经理柯嘉妮介绍，数据显示，受疫情影响，上半年国内许多二手车交易平台的成交情况都不理想。从前7月交易情况看，多家交易平台的销量比去年同期下降都超过了10%。 由于二手车市场准入门槛低，昆明的二手车市场数量较多，其中，车行天下、锦大是云南本土相对较大的两家二手车市场。 车行天下二手车市场负责人刘畅表示，疫情期间，他们的市场关闭，交易业务全部停止。疫情过后，市场人气慢慢恢复，但与往年相比，上半年的业务萎缩程度非常严重。 记者了解到，受疫情影响，部分规模较小的二手车市场已经关闭。一些被业内称为“夫妻店”的二手车商户，也不得不转做其他产业。 激活市场拉动消费 面对疫情的冲击和影响，从政府主管部门，到二手车交易市场，以及新兴发展起来的电商平台，纷纷采取各种措施，吸引消费，激活市场。 云南省商务厅市场建设处有关负责人表示，商务部门在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同时，采取各种措施，加快推动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将疫情期间被抑制和冻结的消费需求释放出来。 自今年4月至12月，云南省开展以“畅购云南，焕新消费”为主题的系列活动，促进消费领域市场回暖和产业转型升级。其中，汽车升级消费活动自推出以来，各大汽车经销商、电商平台、商业综合体，以及中石油等企业积极响应，纷纷参与，联合开展形式多样的促消费活动，最大限度让利消费者，有效激发了消费者的购车热情，释放了汽车的消费潜力，促进了云南省汽车流通行业的全链条发展。 “为了应对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我们采取了多种办法。”柯嘉妮说，车好多集团作为国内知名的汽车电商平台，近年来发展迅速，业务遍及全国各大城市。疫情发生以来，集团积极研究如何发挥好平台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在交易流程方面推出了线上看车、视频直播等，给消费者带来全新体验，同时充分展示了二手车车商的车源。 老友车行合伙人杨志周说，作为二手车商户，他们的销售、收益都受到了疫情的影响。“幸好国家出台了降税措施，交易市场也给我们减免了一段时间的租金，通过压缩开支控制成本，现在我们正逐步走出困境。” 融合发展渐成趋势 “融合”“规范”“放心”成为与会代表讨论较多的关键词。与会专家和车商均认为，电商平台与传统二手车市场加强合作、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已成为大势所趋。在新的发展阶段，相关各方必须进一步规范二手车市场，为消费者提供更加放心的二手车车源。 “电商平台加速发展，传统市场对消费者的吸引力越来越弱，传统交易市场与新兴电商平台必须融合发展。”刘畅说，现在消费者对线下市场的依赖度远不如5年前，消费者要了解车源，可以直接在网上查看，确定购买后，也可以在网上完成交易，不用再到传统市场购买。 大圣车行合伙人马俊杰表示，传统二手车商作为线下交易的主力军，受到地域区隔、市场空间、客流量等客观因素限制，难免相对分散和具有局限性。与瓜子等二手车电商平台合作，能够更好实现行业资源共享与上下游业务链协同，无论是在降低运营成本、提升流转效率，还是在提升消费体验、抵御风险冲击等方面，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会让更多消费者敢于并愿意购买二手车。 马俊杰说，传统二手车商最大的痛点是客户信任问题。部分车商不讲诚信、欺骗消费者，扰乱了市场。消费者最担心的是买到泡水车、事故车或火烧车。瓜子等电商平台对收车要求高、运作规范、服务全面，现在还新增了车辆质保服务。传统市场与电商平台融合发展，二手车市场必将越来越透明、越来越专业。 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有关专家表示，二手车行业需要的不仅是单打独斗的企业，也需要生态化协同发展，希望在电商平台带动作用下，更多消费者能够通过更便捷、可靠的渠道进行消费，更多经销商能够恢复发展并实现业务升级，使产业整体发展形成正向循环。他们预测，下半年，云南二手车消费市场有望迎来爆发性增长，并在与川渝等周边二手车市场，以及全国市场渠道的生态协同下，持续为云南经济增长提供驱动力量。 据悉，为了激活市场，8月24日起，瓜子二手车电商平台为云南地区每位二手车消费者提供上万元的服务费补贴组合，并针对云南二手车消费市场特点定制了独有的消费补贴方案。同时，针对二手车经销商提供了涵盖用户流量、金融保险、物流交付等在内的一系列复工复产扶持措施。 云南省商务厅上述人士表示，二手车市场必须加强行业自律，诚信经营，在更大范围满足群众二手车消费和服务需求，为云南省汽车消费发挥更大促进作用。希望传统二手车市场与电商平台加速融合发展，促进汽车流通全链条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近日，摩比发展(00947.HK)公布了半年报。摩比发展是基站供应链上的龙头企业，核心产品包括天线系统、基站射频子系统、覆盖延伸方案。根据招商证券，以全球基站天线出货量市场份额计，摩比发展稳居全球第四（排名前五的公司为华为、京信通信、康普、摩比发展、ACE）。因此，摩比发展的半年报对于判断5G产业链动态具有借鉴意义。 摩比发展的半年报中有什么要点？我们一起来解读一下。 基站建设热点切换，5G收入大幅增长 受基站建设热点切换影响，供应链业绩普遍出现下滑。2020年上半年，摩比发展实现营业收入4.57亿元人民币，相较于上年同期的5.84亿元下滑，与行业趋势一致；得益于净利率的提升，净利润逆势增长，从2019年1H的1392万元上升至1491万元。作为基站供应链龙头，摩比发展的可比公司包括京信通信、大富科技、通宇通讯、世嘉科技、盛路通信、武汉凡谷、灿勤科技。除去未披露半年报的，以上公司几乎都出现了业绩下滑。 4G建设已到后期，基站建设热点已经切换至5G。就以摩比发展为例。摩比发展天线系统业务中，WCDMA/FDD-LTE天线及低频重耕/物联网天线分别较去年同期下降约38.9%和约83.0%，同样受4G业务下滑，基站射频子系统收入同比下降44.5%。从侧面验证运营商将重点从转换到5G上。 更明显的，是摩比发展的5G业务进度在加速，5G 建设能见度较高。公司并未在直接披露5G相关数据，但是客户结构的明显分化可以侧面证明。4G时期天线企业的下游客户以运营商采购为主。5G时代由于天线变成有源结构，因此设备商成为摩比发展的直接供应商。也就是说，某种程度上，中国运营商的收入代表了来自5G以外的收入，而中国设备商的收入代表了5G的收入。 2020年1H，来自中国运营商的收入大幅下降69.5%，来自中国设备商的收入大幅增长42.7%。另外，2020年1H，公司的5G天线收入较2019年同期大幅增长约94倍至约人民币1.043亿元。这说明摩比发展的5G业绩已经开始兑现，并且增长之迅猛，大幅超过了市场预期，只是被4G业务的下滑对冲了，因此整体营收出现下滑。 这是年报中的第一个要点。 5G下的天线机会和射频机会 第二个要点：根据半年报，摩比发展的天线已实现覆盖全部运营商主流频段的5G天线全面量产商用，并已开启融合5G及之前全部网络制式的有源无源一体化天线产品项目研发。射频系统方面，摩比发展已获得了全球各主要系统设备商（如中兴通讯及诺基亚等）的包括5G射频子系统、陶瓷介质滤波器在内的多个开发项目和市场订单，并已逐步形成规模化生产，由于项目周期的影响，预计将在下半年之后带来增长。 新基建如火如荼，2020年5G 建设加速。近日，三大运营商中报均已披露完毕。三大运营商上半年合计投入资本开支1699 亿元，其中用于 5G 网络建设的资本开支合计达到近 880 亿元。随着 5G 基站建设不断超预期，运营商纷纷上调年度 5G 基站建设目标：中国移动将本年度 5G新建基站目标由 25 万站调升至 30 万站；联通已建成开通 5G 基站 26 万个，今年底要达到 37 万个。 基站作为 5G 产业链的上游率先放量。与 4G 基站相比， 5G 基站的建设量更大。由于5G 工作频段更高，主要采用毫米波段及 Sub-6GHz 频段，高频和短波特性使单个 5G 宏基站信号的覆盖半径相 比 4G 宏基站减小；另外， 5G 的三大应用场景包括eMBB（移动宽带）、mMTC （低时延、高可靠）和 uRLLC（海量机器类通信），对上游基站端建设提出更大建设密度的要求。根据运营商估计,5G 宏基站数量大约是 4G 宏基站数量的 1.2-1.5 倍。所以相较于 4G 时代百万级别的基站 ，5G 基站规模将突破千万级别。 另外，单基站天线、射频模块的用量及单基站价值更多。5G 基站中大规模天线阵列技术（Massive MIMO）的应用，意味着基站端天线数量、通道会大幅增加（如从 4T4R 到 64T64R）。一般而言，一个通道对应一个射频模块，因此5G基站中，射频系统随着天线通道数量大幅上升。另一方面，射频模块向小型化、轻型化、新材料的方向发展。陶瓷介质滤波器能克服传统金属滤波器的缺点，具有高稳定性、高Q值、高介电常数的特点，是未来主流解决方案。目前基站方案正在逐渐切换到陶瓷介质滤波器，射频模块价值量有望大幅提升，量价双重因素叠加带来基站端需求持续走高。 5G技术中，滤波器和天线一体化，对集成化的要求进一步提高。摩比发展是国内稀缺的同时具备 5G 基站天线和滤波器生产能力龙头企业。公司具有较强的基站天线研发和制造能力，两个板块能相互协同，在高度集成的技术上行业领先，有望首先受益5G新基建。 垂直应用领域市场爆发在即 摩比发展的半年报中，第三个值得关注的要点，是来自覆盖延伸方案的收入，同比大幅增长75.6%至0.66亿元。这块业务由于占比不高，一直被市场忽视。但5G时代中这块业务大概率会以迅猛速度增长。 5G并非4G的简单的升级，将带来一个全新的时代。回顾过去，1G引领了移动通话，2G带来了移动上网；3G突破了图像传输，4G实现3G的进一步升级，可以说是类似的。而5G带来三大应用场景： eMBB(增强移动宽带)、URLLC(低时延高可靠)以及mMTC(海量大连接，构成了万物互联的基础。因此5G将带来丰富的应用场景，同时赋能垂直行业衍生出新的商业形态，国内运营商的商业模式和产品需求更加多元化，因此多产品的生态组合将有广阔的应用空间。 摩比发展提前布局垂直应用领域。针对室内环境的无线网络覆盖，摩比发展推出了大功率皮基站、分布式皮基站、一体化企业级皮基站等皮基站产品矩阵。另外，公司推出云WIFI、智慧灯杆在内的宽带化、定制化产品，旨为智能工厂、智慧校园、专网、智能交通、智能城市等多种应用场景提供解决方案。摩比发展的皮基站产品在今年4月中标中国电信相关项目。此外，公司推出移动数字微室分系统产品，中标了中国铁塔5G室分天线项目，中标金额位居第二，实力初现。 其中，室分系统/小基站的收入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现代通信系统中，无线系统的接入网由基站构成，除了体积较大的室外宏基站（也是上一部分我们主要讨论的基站），还有大量的微基站、皮基站等小基站。由于宏基站难以覆盖每一个角落，尤其是室内领域。小基站可灵活布置加上成本低，因此小基站作为对宏基站的补充。 5G以前，小基站一般会落后于宏基站的建设，而目前正是4G建设的后时代。另一方面，5G技术是前所未有的高频，因此覆盖范围小、绕墙能力差，在室内传播的效率较4G低很多。90%的5G的应用场景却发生在室内，因此小基站的建设时点，可能与5G宏基站建设节奏保持相对同步。在4G后时代+5G高峰即将来临，小基站/室分系统的需求将会集中爆发。在这种情况下，摩比发展的垂直应用领域业务有望保持高速增长。 此外，5G大大加快物联网的进程，5G下80%的应用场景都是TO B场景。以工业互联网应用场景为例，根据中商产业研究院的报告数据，2019 年中国工业互联网市场规模 6060 亿元，同比增长 13.95%，预计到 2020 年市场规模将达到 6929 亿元。另外，物联网技术广泛应用于智慧能源、智慧水务、智慧交通、智慧环保、智慧安防、智慧照明、智慧井盖等场景。其中，IDC 预计中国智慧城市支出在 2020-2024 年的预测期间内实现 约15%的 复合年增长率，并可能在2024超过450 亿美元。5G之下，各个垂直应用领域潜力无限。而摩比发展在ToB产品的研发及渠道上具有先发优势，有望随着5G进程的进一步推进，相关收入进一步放量。 结语 随着国际环境的复杂化，5G产业链上的某些厂商可能会受此影响。而摩比发展在国际市场的确定性较强，是国内少有的能同时为全球及国内电信运营商与电信设备商提供射频解决方案的技术供应商。叠加5G领先地位带来的确定性和小基站爆发的利好，摩比发展值得关注。
皖通科技（002331）原董事长周发展涉嫌职务侵占一案尘埃落定。 9月3日晚间，皖通科技发布公告，已收到《撤销案件决定书》，合肥市公安局高新分局认为因周发展无职务侵占犯罪事实，不应对其追究刑事责任，决定撤销案件。 今年3月以来，经历轮番“宫斗”，周发展相继被“削”去董事长、董事、实控人等多重身份。目前涉嫌职务侵占一案虽已终结，但皖通科技仍有更大的悬念待解：9月16日，公司将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补选陈翔炜为新任董事，被外界视为“反对派”的第一大股东南方银谷会否发起新一轮攻势，以临时提案方式提名董事人选？ 皖通科技方面表示，目前没有收到来自南方银谷的临时提案。 此次董事会提名的董事陈翔炜，与两度举牌上市公司西藏景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下称“西藏景源”）及其背后的“世纪金源系”颇有渊源。若此番陈翔炜能进驻董事会，是否意味着世纪金源将参与上市公司经营管理？ 周发展一案撤销 “虽然具体调查过程不清楚，但在立案期间，周发展的人身自由一直未受到限制，而且撤案速度也很快，现在结果很清楚，周发展不存在职务侵占的犯罪事实。”南方银谷相关人士告诉记者。 “我们是昨天拿到公安机关出具的撤案决定书的，今天（3日）发出的公告。具体的调查取证情况不清楚。”皖通科技内部人士表示。 8月10日，合肥市公安局高新分局以涉嫌职务侵占为由，决定对周发展进行刑事立案。 皖通科技曾在回复交易所的问询函件中，列举了周发展多项越权履职及对生产经营不利的行为，包括在未履行内部审批程序的情况下，擅自与其他企业签订合同、支付款项等。 此前，据皖通科技内部人士介绍，在内部审计中，发现周发展除越权履职问题外，还涉及其他衍生问题，细节不方便透露。 南方银谷： 是否提名董事不确定 其实，周发展被指控涉嫌职务侵占只是皖通科技“宫斗”冰山一角。 今年3月，入主皖通科技尚不足一年的周发展被罢免董事长职务。作为反击，4月22日，周发展及其控制的第一大股东南方银谷提请于5月28日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罢免现有6名“对立董事”并提名新任董事候选人。不过，董事会因会议资料不齐暂缓发出股东大会通知，重选董事无疾而终。 5月30日，独立董事伍丽娜离职；6月12日，股东西藏景源提请增补李明发为新任独立董事，股东梁山、王亚东提请罢免周发展董事职务；6月23日，在皖通科技年度股东大会上，上述议案悉数被审议通过，周发展退出董事名单。 不过，年度股东大会开的并不和谐，南方银谷及一致行动人安徽安华企业管理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安华企管”）在多数议案上均投出了反对票。 随着周发展董事职务被罢免，皖通科技董事会尚有一席空缺。8月25日，董事会提名陈翔炜为新任董事人选，并将在9月16日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上进行表决。 “就目前的讨论结果，我们不打算提名董事。不过现在距离提交临时提案的最后时限还有几天，后续还不好说。”南方银谷相关人士向 业内人士表示，本次股东大会仅选举一名董事，无需采取累积投票制，谁的股份多，谁的赢面就大。结合年度股东大会的投票结果，南方银谷若提名董事，胜算不大。
湖州市副市长 项乐民 长三角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实施1年多以来，区域内各城市通力合作，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在一体化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方面创造出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如今，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实施成果已经显现：规划政策体系“四梁八柱”初步构建，多层次工作机制发挥实效，互联互通基础设施作用凸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局面正在形成。 从今天起，本报将陆续推出《城市之问——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高端访谈》系列报道，通过对长三角各城市政府官员的高端访谈，近距离观察和感受各城市践行国家战略的生动实践，全方位展现各地在新形势下进一步推动一体化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新思路、新探索、新成就。 “行遍江南清丽地，人生只合住湖州。”这是元代诗人戴表元对浙江湖州人居环境的赞誉，也是今日湖州生态的真实写照。 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诞生地，今天的湖州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下，正全市域、全方位探索实践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路径，打造长三角区域绿色发展引领区。 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这是湖州的新口号。不久前，湖州市副市长项乐民接受记者专访，对湖州践行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相关举措进行了全面解读。 ：今年恰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湖州诞生15年。目前，湖州正奋力建设美丽中国的市域样板。请问在这个过程中，湖州有哪些突破和可分享的经验？ 项乐民：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湖州的经验是：生态经济化，经济生态化。 生态经济化意味着不但要保护好绿水青山，还要让绿水青山变成发展和致富的资源。经济生态化则意味着制造业必须是绿色的，这是绿色发展的要求，也是彰显湖州绿色底色的最基本要求。 15年来，湖州持续拓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实现从“卖石头”“卖风景”到“生态美、产业绿、百姓富”的华丽转身。过去15年，湖州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总收入、地方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0%、16.7%、17.7%。 在很多领域，我们已经把叶子变成“票子”，这就是生态经济化的一个生动写照。比如，在莫干山的裸心谷，一张床位年税收达14万元，高过国内很多五星级宾馆。 我建议生态资源集聚的地方，一定要研究如何打通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之间的通道问题。在这方面，湖州始终牢固树立“绝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经济一时增长”的理念，在推动绿色发展上创造了许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新鲜经验。 比如，我们坚持立法、标准、制度“三位一体”，先后出台美丽乡村建设条例等地方性法规7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地方标准87项，其中10项上升为国家标准，成为全国唯一的生态文明标准化示范区。 为了实现经济生态化，我们在产业规划阶段就设置了明确的绿色门槛，对存量进行绿色改造，对增量设置门槛。截至目前，湖州市二星级以上绿色工厂达2800余家，规上工业企业覆盖率超过80%。 当前，湖州正着力谋划布局大智造、大旅游、大科创、大金融、大健康等产业。 作为国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湖州很好地借助了金融力量来推动绿色发展。 比如，湖州市政府在2017年就出台了“绿色金融25条”政策，每年投入财政资金10亿元，专项支持绿色金融创新发展。同时，建立差别化的绿色贷款贴息机制，按照“深绿”“中绿”“浅绿”等级，分别给予基准利率12%、9%、6%的贷款贴息，“非绿”企业不予贴息，目前累计贴息1870.93万元。 去年11月，湖州首笔绿色银团贷款成功发放，广发银行湖州分行携手建设银行湖州分行，为美欣达集团的绿色项目提供4.5亿元贷款，打通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最后一公里”。 ：我们注意到，随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深入推进，“浙北再崛起”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方面，湖州的优势是什么？实现路径又是怎样规划的？ 项乐民：湖州地处长三角地理中心，是上海、杭州、南京三大都市圈的共同腹地。当前湖州就是要充分利用好这3个大城市的共同辐射，实现从长三角地理中心向发展高地的华丽蝶变，推动浙北加速崛起。 从湖州的发展基础与优势来看，生态是湖州最大的特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湖州最靓的名片。近年来，湖州努力护好绿水青山，做大金山银山，在绿色发展方面具备先发优势。 同时，湖州文化底蕴深厚，城乡发展均衡，营商综合成本较低，建设空间潜力大，具备良好的后发优势。随着商合杭、沪苏湖高铁相继建成通车，湖州又将叠加交通枢纽的区位优势。 在长三角27个中心城市中，湖州虽然经济总量不大，但却是个很有爆发力的城市。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我们加速赶超的重大机遇。浙北要崛起，需要我们充分发挥叠加优势，抢抓重大机遇，在迎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寻找新的变量，寻找新的城市机遇。 我们把湖州这块5820平方公里的土地，分工分布为“一湾极化、两廊牵引、多区联动、全域美丽”。 “一湾极化”，就是依托拥有65公里太湖黄金岸线的湾区，打造长三角区域发展重要的增长极、浙北高端产业的集聚地。接下来，现代化的CBD将在长东片区拔地而起，这里将勾勒出一条太湖比较美的天际线。太湖龙之梦这个拥有2.8万间客房的超级文旅项目，有望成为长三角娱乐中心。南太湖新区作为浙江五大新区之一，瞄准的是绿色智能制造，打造一个高能级开放的智造平台。 “两廊牵引”，就是以沪苏湖高铁为横轴，通过商合杭高铁往安徽延伸，这一带要打造沪苏湖绿色智造创新廊道。以宁杭高铁为纵轴，就是南京和杭州之间，我们要打造宁湖杭生态科技创新廊道。我们将以创新谷、科学城、枢纽站、智造园等新空间为载体，推动中高端要素到湖州高密度、高浓度集聚。 “多区联动”，就是发挥万亩千亿大平台的作用，把新能源汽车及关键零部件、数字经济、高端装备、生命健康等产业做起来。 “全域美丽”，就是充分彰显湖州“滨湖、山林、水乡”交相辉映的韵味，全市域打造美丽繁华新江南，建设长三角中心花园。 ：做好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大文章，主要聚焦重点领域、重点区域、重大项目、重大平台。就湖州而言，现在是如何推进的？怎样做到更好地聚焦？ 项乐民：围绕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湖州取得了一系列成绩，如推进格局初步形成，区域合作多向发力，产业合作加快推进，要素互融成效明显，空间互联加快突破，民生互惠释放红利。 截至目前，湖州先后与长三角各市（区）及有关单位签订20余项区域一体化合作战略协议，初步构建了以接轨上海为龙头、以融入杭宁为支撑、以联通苏南为补充、以辐射皖赣为拓展，多向发力、纵横推进的区域一体化发展布局。 产业合作方面，湖州紧紧抓住浙江全省大湾区建设契机，高起点建设南太湖新区，今年浙江省大湾区建设现场推进会上，新区22个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746.7亿元。 同时，湖州依托11个万亩千亿大平台，高水平打造沪湖绿色智造廊道。出台《湖州市重大项目攻坚及招商引才新政》（“湖九条”），充分发挥湖州驻上海全球招商中心作用，去年以来引进亿元以上项目876个。 空间互联方面，湖州发挥地处长三角中心腹地优势，开展“五年百项千亿”交通大会战，着力打造长三角城市群的综合枢纽。目前，沪苏湖铁路开工，商合杭铁路已通车，湖杭铁路、杭德城际、湖杭高速、苏台高速等项目前期加快推进，杭州绕城西复线、宁杭高速改扩建工程加快建设，长三角水乡古镇旅游线等6条铁路纳入长三角交通一体化规划。 接下来，在聚焦重点领域上，湖州围绕产业协同配套、生态联保共治、设施互联互通、城乡融合互促、创新协同联动、开放互利共赢、服务合作共享、市场统一开放等八大领域，推动一批合作事项实施。 聚焦重点区域方面，湖州东向全面接轨上海，加快集聚上海科技、人才、信息、金融等高端资源；南向深度融入杭州，深化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产业协作等合作；北向紧密协作苏南，加快推进环太湖融合发展；西向深化联动皖南，建设成为上海辐射带动中部地区的战略节点城市。 聚焦重大项目上，湖州加快推进今年长三角主要领导座谈会上明确实施的涉及湖州市的50个一体化发展重大项目，谋划好“十四五”重大项目储备，推进湖州市长三角一体化标志性工程加快行动和进度。 聚焦重大平台方面，湖州重点推进长三角产业合作区、长三角绿色智造联动发展南浔—青浦合作园、湖嘉一体化先行区和沪杭一体化先行区跨区域合作平台建设，打造一批区域合作载体，探索跨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合作机制，深化全方位合作。 ：对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湖州将城市之间的关系形象地形容为从“邻里关系”升级为“队友关系”、“异地关系”升级为“同城关系”。请问：湖州是怎样阐释这些关系的？ 项乐民：这是一个变革与创新的时代，特别是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加速推进，城市发展迎来了全新格局。 一是从区域关系看，在传统的区域格局下，各城市是地缘相邻相近的邻里关系。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以后，各个城市就要组队、抱团共同发展，这是一种队友关系。 二是从时空关系看，“异地关系”逐渐升级为“同城关系”。如今，沪苏湖高铁已开工建设。这条铁路建成以后，湖州到上海只要30分钟，而此前建成的宁杭高铁已经使湖州到杭州只要20分钟、到南京只要40分钟。商合杭高铁已通车，湖州到合肥只要1个小时多一点。湖州将同时享有几个同城化都市圈的红利。 长三角一市三省41座城市中，只有少数城市是处于十字高铁的枢纽位置，湖州即将成为其中之一。“轨道上的长三角”“轨道上的湖州”正在加速呈现。 人在长三角的话，“才饮巢湖水，又食东海鱼”成为现实。对企业家来说，这就是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现实图景。 ：构建长三角统一市场是实现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完善现代市场体系的重要途径。请问湖州在探索市场要素流动等方面会如何推进？尤其在“标准地”改革方面，湖州已走在全国前列，能否分享一些可复制推广的经验？ 项乐民：破除制约一体化发展的行政壁垒和体制机制障碍，形成要素自由流动的统一开放市场是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题中之义。 湖州市着力以“最多跑一次”改革撬动服务环境大提升，推动区域要素市场、市场体系对接，形成要素自由流动的统一开放大市场。 具体举措包括：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创新区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推进要素市场一体化、推进市场体系一体化等。 其中，为推进要素市场一体化，湖州统筹打好土地资源改革组合拳，探索开展耕地占补平衡指标异地交易试点。拓展“绿贷通”银企对接服务平台功能，增强绿色金融支撑产业转型升级能力。 在“标准地”改革方面，湖州市率先探索形成了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做法。同时，我们还推动“标准地”向非工业领域拓展延伸，在浙江省内率先探索推行农业“标准地”模式，率先启动商业服务业“标准地”改革试点，成为浙江省唯一实现“标准地”三次产业全覆盖的地市。主要举措包括： 一是以投入产出标准定准入。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湖州在浙江省新增工业项目“标准地”指导性指标基础上，自我加压，提出亩均税收30万元以上、亩均固定资产投资强度400万元以上和亩均产值500万元以上的“345”项目准入指导标准。全方位提高项目准入门槛，有效倒逼企业和产业主动提档升级。 二是以绿色能耗标准定准绳。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倡导绿色发展，湖州市再次加码，确立了新建项目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不高于0.45吨标准煤的能耗标准，以及万元GDP化学需氧量小于2千克、万元GDP二氧化硫小于2.5千克的环保标准。多维度设立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准则，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突出绿色的理念和内涵。 三是以“亩均论英雄”优产出。有效衔接“标准地”项目达产复核与“亩均效益综合评价”制度，在南浔试点将实施“标准地”项目的企业同步纳入亩均评价，对亩均效益不同的企业在用能、水价、土地使用、排污、融资支持、财政支持等方面均实施差别化政策供给，倒逼用地质量提升。 ：今年来，湖州在资本市场也非常活跃，新增了不少上市公司。未来湖州如何借力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为湖州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为深入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赋能？ 项乐民：资本市场注册制试点改革实行以来，湖州市精准谋划，主动出击，积极抢抓政策机遇，着力推进科创企业快速申报，取得明显成效。 上半年，湖州市新增上市公司3家（其中科创板2家，创业板1家），在浙江省排名第三，其中新增科创板上市公司数量在浙江省排名第一。 未来，湖州将紧紧抓住资本市场改革新机遇，积极支持和推进企业到多层次资本市场挂牌上市融资，做大做强企业，助推湖州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是抢抓改革机遇，积极主动对接资本市场。要紧紧抓住国家设立科创板和创业板试点注册制改革机遇，认真落实浙江省委、省政府“凤凰行动”计划的总体部署，大力实施上市公司倍增计划，建立完善支持企业上市政策体系，建立健全企业上市绿色通道制度，全方位、多渠道推进企业上市工作，促进湖州市更多优质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发展壮大。目前我们支持企业上市在政策力度上非常大，市区两级对于上市企业给予奖励金额最高达1700万元。 二是鼓励上市公司利用资本市场并购重组和再融资，促进全市产业转型升级。引导和鼓励湖州市上市公司围绕产业链积极开展并购重组，通过资本市场做大做强做优，推动全市产业整合优化发展。 三是大力发展股权投资基金，积极为湖州企业创新发展提供有力资本支撑。充分发挥股权投资在聚集社会资本、完善中小微企业治理结构、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方面要利用太湖绿色金融小镇等平台，招引优质、知名私募基金落地，另一方面要打造一站式股权融资平台——“绿融通”，通过“相亲模式”，推动企业足不出户与浙江省内外投资机构开展股权融资对接。 为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湖州市加强了与上交所的合作，去年我们举办了“科技创新未来”中国资本年会暨湖州资本峰会，湖州市政府与上交所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去年下半年，湖州市委书记马晓晖带队专门赴上交所学习考察，并与上交所签订了共建资本促进中心框架协议。9月1日，上交所资本市场服务湖州基地揭牌。 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中，湖州全域被纳入上海1+10同城化都市圈、1+7大都市圈和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城市。这些为湖州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接下来，我们将紧紧抓住科创板发展的重要机遇，推动更多的企业到科创板上市。 ：对于深入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您有什么建议？ 项乐民：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后，我认为首先要推动以交通为核心的基础设施一体化。各个地方都要有更高的站位，推动互联互通向一个更高层级、更高水平方向发展。 其次，希望更高层面能加快推动基础性公共政策的一体化。比如医保、社保异地结算能否扩容，上海的医疗资源能否考虑与其他城市共享。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这就是一体化的最大一个红利，有利于推动长三角人员流动，助力我们引进人才。 产业一体化方面，我希望各方能在现有产业地图基础上，更加科学、合理地布局。长三角城市之间应加强产业链之间的合作。 围绕科创资源的共享，我认为共享力度还要加大。我们这里科创要素缺乏，科研人才、科研机构都比较稀缺，科研经费也不多，但我们的产业转型升级，以及一些新兴产业的培育，都离不开科创资源。
严明会9月3日，2020中国购物中心与连锁品牌发展峰会在上海举行。新城发展控股副董事长、新城控股集团联席总裁曲德君演讲时谈到，商业地产行业持续发展的3大驱动力是：金融化，标志化，科技化。 2000到2019年，中国城镇人口增长1.8倍，国民总收入增长11倍，零售总额增长10倍，商业地产快速发展。但出现了商业项目供给过快，局部区域过度集中布局，商业内容缺乏创新，品牌重合度不断提高等系列问题。以上海为例，2019年上海新开购物中心超过257万平方米，而首店品牌仅986家。 他认为，行业持续发展的3大驱动力是：金融化，标志化，科技化。实体商业转型升级，购物中心成为实体消费大主战场，资产证券化、购物中心特色化和数字智能化成为行业发展新课题。 在谈到构建商业项目的运营优势“标志化”时，他表示，商业项目要时刻保持“c端思维”，打造项目的建筑特色，做好业态和品类规划，让商业内容更加匹配客户群体的消费需求，成为独具特色的商业定位和商业标志。
9月3日至9月4日，由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主办的“CCFA新消费论坛——2020中国购物中心与连锁品牌发展峰会”在上海召开。 新城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席总裁曲德君通过对商业地产过去20多年的发展历程的回顾和当前现状的分析和研究指出，金融化（Finance）、标志化（Icon）和科技化（Technology），将是商业地产持续健康发展的新的驱动力，购物中心将从Shopping Mall转型到FIT Mall。以下为曲德君总在会上的演讲内容实录： 中国商业地产起步于上世纪90年代，经过20多年的发展，逐步实现了实体商业的转型升级，购物中心已经成为实体消费的主战场，购物中心的发展已进入全球较为发达的行列。 2020年，由于新冠疫情的发生，给行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招商难，经营难，空置率上升，收益率下降等等，行业发展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疫情犹如双刃剑，在带来影响的同时也引发思考，更是让大家看到了行业未来发展的新趋势——聚焦于做好每一个项目的建设和运营，为商家提供经营平台，满足消费者多元消费需求，并以此获得长期稳定投资回报的发展模式，将难以支撑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和新技术的广泛应用，资产证券化、购物中心特色化和数智化已经成为商业地产行业升级迭代的新课题、新趋势，通过对商业地产二十年发展历程的回顾和行业现状的分析与研究，认为金融化（Finance）、标志化（Icon）和科技化（Technology）将是商业地产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新的驱动力。 二十年沧桑巨变 首先看行业的环境变化 过去二十年间，我国城镇人口和人均收入的快速增长、社零总额的大幅提升，推动着商业地产的快速发展。 根据公开数据显示，2000年，城镇人口4.6亿，2019年达到8.5亿，2019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首次超过1万美元，社零总额达到41万亿。 再看二十年行业自身的变化。2000年前，全国的购物中心数量仅10座，到2019年，大于5万平方米的购物中心数量已超过3500座；2000年，仅北京、上海和广州等5个城市有购物中心，而到2019年，全国70个大中城市中96%的城市有全国连锁品牌购物中心入驻；2000年前后，购物中心开发和运营主要以外资为主，而2019年全国地产前50强公司中88%的公司涉及购物中心的开发和运营。 也就是说，20年间，购物中心数量增长了350倍，主要大中城市均有购物中心布局，更多企业参与到购物中心的开发和运营中。 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CCFA调研测算，截至2019年底，全国购物中心年销售额约68000亿元，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除汽车和实物商品网上零售以外）中的城市社零总额（扣除乡镇消费）的40%左右。 以上数据表明，过去二十年购物中心得到了快速发展，已经成为实体消费的主战场。 二十年发展模式 纵观二十年，商业地产的发展模式主要有三方面特征。 首先，做好一个商业项目是主要目标。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民收入水平大幅提升，消费力持续增强，传统商业形态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实体商业亟待转型升级，同时，房地产的周期性也给房地产企业的发展带来许多不确定性。房地产企业看到了实体商业转型升级的历史机遇，并期望通过商业项目的投资，扩大企业资产规模，建立长期稳定的收益模式，实现企业的平稳快速发展，因此，做好一个商业项目是房地产企业的主要目标，通过商业项目的打造和资产运营，赋予商业项目独特的建筑空间和丰富的商业内容，并以此获取持续稳定的投资回报，实现资产价值提升。 第二，通过打造完整的产业链实现快速规模化发展。商业地产的产业链包括项目选址、规划设计、建设管理和招商运营，每个环节都关系到商业项目的顺利进行和最终成功与否。我们关注到，有很多项目在选址上存在很大问题，即便建设的再好，也很难经营好，因为项目规划设计不合理，为后续经营带来很多困难，因为招商不能匹配项目的建设进度，项目建建停停，等等。行业中几乎所有的头部企业，都建立了完整的产业链，将各个环节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不仅保证了项目顺利进行，还有效地控制了投资成本，实现企业的快速发展。 第三，房地产带动商业不动产成为主流模式。过去20年是中国房地产发展最快的20年，房地产企业资金规模大、周转快，推动了行业的快速发展。房地产企业通过获取较大面积的土地，除了开发商业项目外，还通过开发和销售住宅、公寓、写字楼及商铺等，获取现金流及利润，最大限度的覆盖商业不动产的投资现金流，实现房地产+商业不动产的滚动发展。由于金融政策因素，商业不动产的金融属性难以体现，商业不动产以自持为主，房地产带动商业不动产的发展成为商业地产发展的主流模式。 当前行业变化 过去二十年，商业地产借助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消费需求的大幅提升，实现了行业的跨越式发展，几乎用20年时间达到了发达国家数十年的发展水平。如今，行业的发展日趋成熟，行业的背景及内外部条件正在逐渐改变，我们需要站在新的起点，明辨行业的变化，把握未来的趋势。 首先，大家会看到，房住不炒，监管始终严格的基调下，房地产市场回归理性，行业的集中度进一步提升，房地产行业也将进入“新常态”，以房地产带动商业不动产且资产长期持有的模式，从长期看将会进行调整和改变。 与此同时，金融体制改革不断深化，金融产品持续创新，为行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类REITs和CMBS等金融产品的陆续推出，为商业地产企业盘活资产提供了更多选择，商业地产正在走向其本身具有金融属性的更加健康的发展轨道。 除了发展模式的变化，购物中心同质化竞争日趋激烈。 我们在感叹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看到了部分市场商业项目供给过快、甚至局部区域过度集中布局的现象，同时，由于商业内容创新乏力，购物中心的品牌重合度也在不断提高。通过对一二线城市典型购物中心的统计分析，服装、儿童和餐饮业态的品牌重合度分别达到80%、70%和65%，娱乐休闲业态主要以电影院、KTV、电玩城、健身等为主，尽管品牌上有所差异，但品类组合基本相同。这些都在日益加剧购物中心同质化竞争。 第三个变化是新科技的发展与应用。每一次科技的进步最终都将催生产业的变革。起源于上世纪60年代的互联网技术，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商业化，2007年iphone的出现，第一次将互联网上所创造的应用融合到智能终端里，开启了移动互联网时代。近年来，物联网及5G技术逐渐成熟并陆续推广应用，又将互联网时代推到了新的高度。在过去的十多年间，我们已经深切的体会到技术对生活的改变，更加感受到新科技的发展给我们行业带来的冲击和变化，现如今，企业无论行业、性质和规模，拥抱新技术、实现数字化转型已经是一道必答题，技术推动行业的创新与变革势不可挡。 FIT Mall，未来已来 既然互联网时代已经到来，而购物中心也正在面临同质化和新金融环境，那么如何转型升级？ 其实，金融化、标志化、科技化将成为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三大驱动力，即Finance+Icon+Technology（FIT），购物中心正从Shopping Mall 转型到 FIT Mall。 先说F,金融化。 在海外，我们知道全球最大的购物中心运营商西蒙地产是一支美国上市REITs。总部在澳洲的西田集团近年也将商业开发与运营整合成为一个上市公司。 在国内，早年融资以传统的经营性物业贷为主。近年各类资产证券化产品层出不穷，特别是类REITs和CMBS成为主要融资模式。以新城控股为例，今年6月发行的29.47亿CMBS，基本全额回收了资产的投资成本，年化财务费用也仅仅为4.8%。 购物中心的资本变得更加多元化。一些长期资本如保险机构、养老基金也通过入股基金的方式投资购物中心。例如，龙湖与加拿大养老基金在多个开发及持有商业项目均有合作。大悦城也与中国人寿及GIC合资持有旗下多个核心资产。 另外，商业地产的盈利模式也在演进。我们看到近年行业内通过改造增值退出的案例逐渐增加，例如三林印象城就在短短三年内完成了收购改造开业退出的全周期。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资产证券化正在加速。2020年4月30日，中国证监会、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了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试点的通知，标志着境内基础设施领域公募REITs试点正式起步，行业期待尽早在商业不动产领域推出公募REITs，为行业发展注入更多的活力。 再说I，标志化。相信在座的各位有很多人都知道，2018年11月9日在泰国首都曼谷开业的地标级购物中心—暹罗天地，其英文名字Iconsiam就是暹罗标志。暹罗天地的定位是“泰国精粹，世界之最”。在行业同质化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我们不仅要打造项目建筑特点，更要具有C端思维，从目标客群的角度，做好业态和品类规划，让商业内容更加匹配目标客群的消费需求，形成独具特色的商业定位和商业标志，构建购物中心的经营优势，有效提升购物中心的生命力与竞争力。 最后是T，科技化。新科技开创新商业，当前购物中心正在经历着科技化变革。购物中心的科技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智能化的运行管理，提高购物中心的运营效率，数字化运营实现线上线下融合的全渠道营销模式，C端消费体验的相关技术应用，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便捷的消费方式和客户服务等，根据《中国购物中心数字化转型调研报告》的资料显示，访谈调研中96%的企业有数字化转型战略，其中10%的企业表示有很多成功项目，44%的企业表示目前还在转型过程中。购物中心科技化正在推动行业的创新与变革。 综上所述，从 Shopping Mall 到 FIT Mall——商业地产的金融化，可以盘活资产，提高商业不动产的流动性，实现行业的可持续发展；购物中心的标志化，将进一步构建商业项目的经营优势，有效提升商业项目的生命力和竞争力；购物中心的科技化，将大幅提高运营效率，赋能行业创新发展，推动行业的升级与变革。 当前，疫情的影响的确存在，但疫情只是一道附加题，行业本身的创新与变革，更是业者应该思考和探讨的重要课题。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购物中心作为最大的、可以满足多种需求的实体消费平台，必将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价值，我们需要乘风破浪、顺势而为，把握从shopping Mall 到FIT Mall转型升级的历史机遇，用积极的心态拥抱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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