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疫情影响，全球宏观经济均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在此背景下，债市会有怎样的投资机会？哪些细分品种值得重点关注？在新的市场环境下，应如何看待以新基建领衔的扩大消费、投资内需的一揽子方案？针对这些问题，金元顺安元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缪玮彬一一作了解答。 逆周期调节政策助力稳增长 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来看，缪玮彬认为，一方面，人们消费和生活习惯在一段时期内的改变，会造成内需的结构性调整；另一方面，海外疫情防控周期的拉长会对外需产生较大影响，从而给经济增长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 不过，缪玮彬对今年后三个季度的经济环境并不悲观。“根据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情况，政府会采取相应的逆周期调节政策。” 在缪玮彬看来，当前应发展和活跃资本市场，促进直接融资，降低经济杠杆率和企业债务水平。 把握可转债投资机会 谈到如何应对目前的低利率环境，缪玮彬表示，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持续向好和稳增长措施的显效，利率水平可能有所回升。即使收益率仍有下行空间，绝对收益也较为有限。 在应对利率风险上，缪玮彬认为应从三方面着手。首先，逐步降低资产久期，避免过多的利率风险暴露。其次，提高资产的流动性，降低资产的流动性风险，避免未来资产调整过程中的流动性冲击。最后，利率回升阶段也可能是其他类风险资产价格的上升期，因此进行多资产类别的组合配置也是降低风险和提高收益的重要途径。 针对未来债市的投资机会，缪玮彬表示，对债券市场要保持一定的谨慎心态，可以相对关注一下可转债品种，但要注意正股的发展前景、信用状况和可转债的转股溢价率、收益率水平等情况。 他同时表示，可转债虽是一个不错的投资工具，但也是具有一定专业性的投资品种。投资可转债市场，切忌参与投机炒作。正股是可转债的定价基础之一，若可转债涨幅大幅偏离正股价格，则可转债成为股性品种而失去债性保护，而作为股性品种则会因过高的转股溢价率在投资价值上远不如直接购买正股。 “若正股未来不能上涨则存在价值回归的可能，即使正股上涨，购买的投资收益率也远不如购买正股，并且可能因为赎回条款而导致损失。此外，可转债毕竟还是债券品种，进行可转债投资仍需密切关注其信用风险，既要避免因公司经营或合规问题导致暂停上市，也要避免因回售和到期所面临的兑付风险。” 缪玮彬称。 启动新基建正当时 谈到今年以来被频繁提及的以新基建领衔的扩大消费投资内需的一揽子方案，缪玮彬表示，任何形式的基建必须具备长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利益，符合经济发展需要。从当前内外需受疫情影响的程度来看，当前启动基建稳定总需求非常必要。 他认为，传统基建和新基建在目前的经济建设中会长期共存。“传统基建虽然长期投入较高，但近十年我国的城镇化和区域经济发展非常快，这方面的基建发展空间仍然较大。而新基建是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到一定程度的必然选择，符合国家和社会的长期目标和经济利益，目前总需求有所波动，加大新基建的投入恰逢其时。”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东方金诚 王青 生产复苏快于需求 5月提振总需求政策有望出台 主要数据： 2020年4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3.9%，前值-1.1%，上年同期值5.4%；1-4月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下降10.3%，前值-16.1%，上年同期值6.1%；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7.5%，前值-15.8%，上年同期值7.2%。 主要观点：4月宏观经济继续回暖，结构上的最大特征是生产复苏快于需求，具体表现在当月工业生产增速明显快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4月PPI下跌幅度加深也印证了这一点。 工业生产方面，4月工业生产增速转正，主因企业复工复产持续推进；同时，基建和房地产投资增速回升、汽车市场回暖，对工业生产也产生一定提振。当前国内经济生产端回升明显领先于需求端，后续工业生产的持续加速，需要着力扩大内需，拉动总需求。投资方面，据我们测算，4月当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已经转正，同比增长0.8%。 其中，受房地产市场快速回暖拉动，月内房地产投资增速正在接近去年全年水平；作为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的主要发力点，基建投资在4月回升幅度最大，同比增长2.3%；工业品通缩和出口前景承压，制造业投资反弹势头较弱。消费方面，4月居民消费活动进一步恢复，加之各地刺激消费政策频出，社零同比降幅延续收窄；但疫情阴云并未散尽，部分线下消费活动仍受约束，加之收入下滑抑制居民消费信心和能力，社零增速同比延续较大幅度负增。 展望5月，工业生产有望继续向常态回归；基建投资会进一步加速，制造业投资同比转正存在困难，房地产投资增速将稳健上扬，单月固定资产投资有望达到3.0%左右，逐步向上年全年平均水平（5.4%）靠拢。5月消费将继续处于渐进回补过程，但实现正增长的难度较大。预计5月两会将出台一揽子宏观政策应对计划，针对消费和投资的逆周期对冲力度有望进一步加大，财政、货币、社保、就业等政策合力将推动国内经济回升提速。但5月之后全球疫情对我国出口的冲击将会有较为充分的体现。综合判断，二季度GDP同比增幅有望达到3.0%左右。 具体分析如下： 一、工业生产：4月工业生产增速转正，主因企业复工复产持续推进；同时，基建和房地产投资增速回升、汽车市场回暖，对工业生产也产生一定提振。当前国内经济生产端回升明显领先于需求端，后续工业生产的持续加速，需要着力扩大内需，拉动总需求。 4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9%，增速较上月回升5.0个百分点。当月境内疫情控制情况良好，企业复工复产持续推进。据工信部数据，截至4月21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开工率和复岗率分别达到99.1%和95.1%，比3月28日的98.6%和89.9%分别提升0.5个和5.2个百分点，基本实现复工复产。同时，伴随需求端稳增长政策发力，以及前期积压的需求回补，4月基建和房地产投资增速回升、汽车市场回暖，对工业生产也产生一定提振，主要表现在当月机械设备、汽车等相关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实现较快增长。但总体上看，在总需求尚未同步回升背景下，当前国内经济生产端的回升明显领先于需求端，并反映在产成品库存的高位和工业品价格的通缩风险。这意味着，未来在外需下行压力加大情况下，后续工业生产的持续回升，需要着力扩大内需，拉动总需求。 分大类看，4月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0.3%，增速较上月回落3.9个百分点；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同比增长0.2%，增速回升1.8个百分点；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增速较上月回升6.8个百分点，是拉动当月工业增加值增速转正的主要力量。从细分行业来看，4月制造业各主要行业生产普遍加速，其中，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金属制品、橡胶和塑料制品等行业增加值增速较上月回升幅度较大，均超过10个百分点。 二、投资：据我们测算，4月当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已经转正，同比增长0.8%。其中，受房地产市场快速回暖拉动，月内房地产投资增速正在接近去年全年水平；作为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的主要发力点，基建投资在4月回升幅度最大，同比增长2.3%；工业品通缩和出口前景承压，制造业投资反弹势头较弱。5月基建投资会进一步加速，制造业投资同比转正存在困难，房地产投资增速将稳健上扬。 1-4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0.3%，降幅较1-3月收窄5.8个百分点。据我们测算，当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同比为0.8%，较上月大幅反弹11.7个百分点，年内月度同比首次转正。主要原因在于，4月国内疫情控制进一步稳定后，各地复工进程明显加快，企业融资规模大幅上升——从社融数据来看，4月资金继续通过信贷和债市大规模流向企业，三大类投资中已有两项实现月度同比正增长，唯一负增长的制造业投资降幅也大幅收敛近14个百分点。 不过就总体而言，考虑到国内消费和出口面临的压力较大，当前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反弹仍略低于预期，特别是与工业生产恢复势头相比有所滞后。我们判断，5月两会出台一揽子宏观政策应对计划后，下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有望明显加快，进而成为提振短期经济增长动能的主要发力点，并为保就业创造有利的宏观环境。 基建投资：1-4月基建投资（不含电力）同比-11.8%，较1-3月改善近8个百分点。据我们测算，当月基建投资（不含电力）同比增长2.3%，增速年内首次转正。我们分析，带动4月基建投资回暖的主要因素有三个：首先，基建投资正在成为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的重要工具，加之疫情稳定下来后，各地基建项目开工、施工速度明显加快。其次，以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量和新增企业中长期贷款同比大幅增长为标志，过去两年困扰基建投资的资金瓶颈问题显著缓解。最后，除传统的“铁公基”项目外，以5G等七大领域为代表的新基建受到普遍重视，正在成为当前基建投资的重要增长点。我们判断，当前基建投资在逆周期调节中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未来一揽子宏观政策应对计划出台后，基建投资增速有望实现两位数增长。 房地产投资：1-4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3.3%，比1-3月改善4.4个百分点。据测算，4月当月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速已连续两个月实现月度同比正增长，达到7.0%，正在接近去年全年增长水平，疫情冲击下房地产投资韧性凸显。4月房地产投资回暖或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近期受积压需求释放、房贷利率下调推动，房地产市场正在迅速回暖，4月房地产销售额、销售面积已接近去年同期水平，这是牵动房地产投资的最主要力量。其次，在“房住不炒”的原则下，各地纷纷出台扶助房企措施，房企在债市等渠道的融资环境也有明显好转。最后，4月进入全面复工阶段，房地产施工进度随之加快。我们判断，后期伴随房地产销售端改善，房企资金压力还会进一步缓解；在下半年房贷利率持续走低预期下，房地产投资增速将逐步向两位数回归，年内整体增长水平大概率不会低于上年的9.9%。历史数据显示，在2008以来的三个降息周期中，年度房地产投资增速从未出现过下滑。 制造业投资：1-4月制造业投资同比-18.8%，比1-3月改善6.4个百分点。据我们测算，当月制造业投资同比降幅为6.8%，是唯一继续处于负增长的固定资产投资类别，短板特征明显。其背后的主要原因是，制造业以民营企业为主，投资决策受行业利润走势影响较大，而且出口导向比较明显。近期因国内生产恢复快于需求，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剧烈，PPI持续处于同比负增状态，这势必对制造业企业利润形成较大压力。另外，伴随新冠疫情肆虐全球，未来我国出口会面临更大压力，也在对当前企业投资信心带来一定抑制效应。不过数据也显示，疫情并未打断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1-4月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3.6%，降幅远低于制造业投资整体下降水平，而高技术制造业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投资增长15.4%。 展望未来，短期内制造业投资、特别是民企投资信心仍会处于较低水平。我们判断，若下半年宏观政策对冲力度加大，伴随总需求扩张速度加快，制造业投资增速也存在较快反弹的可能。 三、消费：4月居民消费活动进一步恢复，加之各地刺激消费政策频出，社零同比降幅延续收窄；但疫情阴云并未散尽，部分线下消费活动仍受约束，加之收入下滑抑制居民消费信心和能力，社零增速同比延续较大幅度负增。 4月居民消费活动进一步恢复，消费需求逐步回补，加之各地刺激消费政策频出，当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以下简称“社零”）同比名义下降7.5%，降幅较上月收窄8.3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下降9.1%，降幅较上月收窄9.0个百分点。但疫情阴云并未散尽，部分消费需求仍受约束，加之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就业形势严峻、可支配收入下滑抑制居民消费信心和能力，二季度以来并未出现预想中的“报复性消费”，社零增速同比延续较大幅度负增。可以看到，由于居民线下消费活动仍受一定限制，不少线下商家也开始转战线上，1-4月实物网上商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8.6%，较前值加快2.7个百分点，比同期社零累计增速-16.2%高出24.8个百分点。 从具体商品类别来看，4月国内手机市场总体出货量4172.8万部，同比增长14.2%，其中5G手机出货量1638.2万部，占同期手机出货量的39.3%，这带动通讯器材销售涨幅扩大。4月车市、楼市回暖，带动汽车以及家具、家电、建筑装潢材料等房地产相关商品零售额同比降幅大幅收窄；同时，化妆品、金银珠宝等可选消费品零售额增速也在前两个月大幅下滑基础上深蹲起跳。但除汽车零售额同比录得零增长以外，4月上述商品零售额仍未能摆脱同比负增局面，降幅收窄主要体现前期积压需求的回补。 四、5月各项经济数据将继续回升，提振总需求政策有望出台 展望5月，工业生产有望继续向常态回归，但在目前供需缺口比较大的情况下，生产端回升可能已进入瓶颈期，部分行业面临去库存压力，工业生产回升幅度将有所放缓。5月单月基建投资会进一步加速，制造业投资同比转正存在困难，房地产投资增速将稳健上扬，固定资产投资有望达到3.0%左右，逐步向上年全年平均水平（5.4%）靠拢。5月消费将继续处于渐进回补过程，同时促销费政策持续发力也有利消费需求回升，但短期内经济和就业形势面临的压力较大，居民对收入前景预期不佳，将会持续制约消费信心和消费能力，上半年难现“报复性消费”局面，预计5月社零仍将延续负增。 预计5月两会将出台一揽子宏观政策应对计划，针对消费和投资的逆周期对冲力度有望进一步加大，财政、货币、社保、就业等政策合力将推动国内经济回升提速。但5月之后全球疫情对我国出口的冲击将会有较为充分的体现。综合判断，二季度GDP同比增幅有望达到3.0%左右。下半年若全球疫情稳定消退，国内逆周期政策效果充分显现，消费、投资会有超过近年平均水平的大幅反弹，宏观经济有望达到或高于潜在经济增长水平（6.0%）。反之，若下半年欧美疫情出现反复，则国内防疫措施仍难以全面撤回，其对宏观经济的压制作用也会延续。这样来看，未来海外疫情走向将成为宏观经济能否如期反弹的最大不确定因素。 (本文作者介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博士，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唐建伟、刘学智 4月份主要宏观指标回升符合预期，工业增加值增速回正，投资、消费跌幅收窄。生产恢复正在加快，消费逐渐改善但存在分化。随着生产的恢复，二季度经济有望实现小幅增长。当前经济运行最大的问题是就业压力较大，保就业各项措施需要落实落细。 1、工业增加值增速如期回正，二季度经济有望实现小幅增长 4月份工业增加值增速上升到3.9%，比上个月上升5个百分点，今年首次实现正增长。4月以来国内疫情好转，全国复工复产促进工业生产逐渐恢复。生产类高频数据普遍明显回升，全国高炉开工率逐渐上升到68.65%，达到去年三季度的水平，高于去年四季度。4月六大发电集团日均耗煤量保持在55万吨/日左右，同比降幅从前一个月的25%收窄到10%。工业增加值中，制造业增加值增速加快到5%，比上个月上升6.8个百分点。新经济、新产业增长快速，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通信及电子设备、专用设备等产量实现两位数快速增长，增速分别为26.6%、29.2%、11.8%、14.3%。新动能逆势增长，在推动产业升级的同时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促进经济活跃度提升。 当前，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工率已达99%，其中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工率也达到95%以上，东部沿海省份中小企业的复工率在80%以上。随着企业复工率和开工率上升，预计未来两个月工业增加值增速将保持小幅上升态势。季度GDP是以生产法为基础进行核算，预计二季度经济有望恢复到小幅增长。不过，前期终端消费减弱导致库存积压，疫情全球性爆发导致需求减弱，可能仍将对未来生产恢复带来一定影响。 数据来源：WIND，交行金研中心 2、投资有所改善，三大类投资降幅都有收窄 基建和房地产投资预期较乐观，外需减弱影响制造业投资预期。1-4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10.3%，降幅比上个月收窄了5.8个百分点，基建、房地产、制造业三大类投资增速都有收窄。基建和房地产投资预期较乐观，外需减弱影响制造业投资预期。1-4月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同比-11.8%，降幅比1-3月份收窄7.9个百分点。专项债发行规模扩大有望带动未来基建投资回升，第三批专项债正在申报，额度可能超过1万亿。“新基建”将成为拉动投资的重要内容，已明确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三类。交通、水利、市政工程等传统基建力度也将加大。 1-4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3.3%，降幅比1-3月份收窄4.4个百分点。疫情好转以来全国建筑工地已经开工，房产销售改善带动投资需求，房地产投资正在改善，预计很快回到正增长。1-4月份制造业投资增速仍然低到-18.8%，是三大类投资中最低的一项。疫情全球蔓延导致外需减弱，对外向型制造业投资带来较大影响，制造业投资可能仍将负增长。 数据来源：WIND，交行金研中心 3、消费逐渐恢复，结构分化较为明显 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7.5%，降幅比上月收窄8.3个百分点。4月以来商品房销售和汽车零售改善，促进消费同比降幅显著收窄。全国各地相继推出汽车零售补贴措施，汽车销售有所改善，4月份实现同比0增长，而上个月同比为-18.1%。消费结构出现明显分化，有的类别消费增长较快，而其他类仍然显著负增长。线上实物消费、消费升级类以及基本生活类消费增长较快，带动消费增速回升。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8.6%，比1-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上升到24.1%。消费升级类商品销售改善，通讯器材类增长12.2%。然而线下消费仍然负增长，整体外出消费仍然较为谨慎。餐饮、住宿等经营状况仍偏冷淡，餐饮收入同比仅为-31.1%，是影响消费增长的重要因素。 国内疫情得到控制，扩内需政策力度加大。各地出台刺激车市政策，主要包括增加小客车指标、购买新车特别是新能源汽车补贴、以旧换新补贴。多方协力促消费、拉内需，推出不同形式的消费券或直接消费让利，大量网上商城和线下购物商城扩大购物券发放额度，上海开展“五五购物节”。在大量消费刺激措施的促进下，消费状况有望逐渐改善，预计消费增速将延续回升势头。但是疫情对服务业存在明显的滞后影响，今年五一期间消费同比去年依然是负增长，消费的完全恢复仍需要一段时间。 数据来源：WIND，交行金研中心 4、保就业成为首要目标，各项措施需要落实落细 当前经济运行中最大的压力在于就业，4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上升到6.0%，已经超过去年调控目标0.5个百分点。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了“六保”任务，保就业应该成为今年首要任务。1-4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354万人，与上年同期相比少增105万人。虽然受疫情影响年初以来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同比明显减少，但是全年新增就业目标不应该下降，建议仍然设定在1100万。为了完成保就业目标，需要提供一系列可操作的具体措施，并且要落实落细。保障重点行业、重点人群就业工作，重点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和农民工就业。加快落实各项财政金融优惠帮扶政策，着力助企纾困，提高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能力，促进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不降低。通过有效扩大国内需求，加强传统基础设施和新型基础设施投资，推动消费恢复和服务业发展，带动新增就业增长。 数据来源：WIND，交行金研中心 (本文作者介绍：交行金研中心副总经理、首席研究员)
为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提高我国债券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银保监会信托部主任赖秀福向今年全国“两会”提交了关于完善发展我国中小企业债券市场的建议。 赖秀福此次提出降低发债主体的准入门槛、丰富债券市场的投资主体、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进一步加大中小企业债券创新力度等四方面建议。 债券市场融资功能受限 赖秀福认为，目前我国债券市场对发债主体的资格要求较为严格，更有利于大型国有企业和政府融资单位利用债券市场融资，许多中小企业难以满足发债条件，因此难以利用债券市场融资。这实质上限制了债券市场融资功能的发挥，也未体现按照市场利率配置资金的原则。 投资主体的缺位限制了中小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壮大。赖秀福表示，银行间市场的机构投资者受制于种种原因对这类债券的购买意愿不强，导致中小企业债券投资主体不足。 比如，根据规定，保险资金只能投资信用级别在A-1等级及以上的短期融资券；货币市场基金只能投资于信用等级为同一评级机构最高等级的短期融资券；虽然银行业还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银行投资无担保的短期融资券要提取资本金，出于资本金和拨备的压力，银行也不会大比例持有。 此外，中小企业债券市场还面临着涉嫌违规的“高收益”融资工具游离于金融监管灰色地带的问题。由于债券市场进入门槛过高，市场的定价机制存在着结构性失灵的风险，资金供求严重失衡。 赖秀福指出，一方面大量有需求的中小企业进不了市场，另一方面投资者又面临资金供应大于债券融资需求的问题和主体投资者缺位的怪象。 在这一社会背景下，一些民间高利贷、典当行、网贷（P2P）违规违法运作，变相向中小企业提供高利率贷款。这种所谓的“高收益”融资工具使中小企业承担高额融资成本，且经营过程不公开不透明，对投资者而言也隐藏着巨大的风险，为社会稳定埋下重大不确定因素。 四方面完善 中小企业债券市场 结合我国中小企业债券市场存在的不足，以及国外成熟市场的发展经验，为完善发展我国中小企业债券市场，赖秀福此次提出降低发债主体的准入门槛、丰富债券市场的投资主体、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进一步加大中小企业债券创新力度等四方面建议。 具体来说，在降低发债主体准入门槛方面，建议进一步降低发债主体的净资产、负债率等硬性指标，多引入相对性指标，转向关注企业成长性和创新型发展的软实力，重视企业的潜在价值，投资于“潜力股”。 丰富债券市场投资主体方面，一方面，建议适度放宽对合格机构投资者的投资限制要求，允许其购买低级别债券，同时可考虑发展专项投资基金作为高收益债券的合格投资者，如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另一方面，建议比照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支持政策，制定鼓励中小企业债券投资的监管政策，如要求机构投资者对中小企业债券投资达到一定比例，或者在财政奖励及税收补贴方面对投资者给予一定政策支持。此外，可考虑将我国高收益债券的投资者范围限定为合格机构投资者，并取消私募债券合格投资者人数不高于200人的限制。 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方面，赖秀福建议，改进债券评级机制，逐步取消债券发行的强制评级要求，推动评级机构评级导向的重心从发行人向投资人转变，并鼓励市场采用双评级或多评级。强化信息披露和债券市场违约处置机制建设，完善债券违约处置的相关法规制度，降低司法救济的成本，提高债券违约处置效率；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专业破产法院，发挥仲裁和市场化调解组织等机制作用，切实保护债券投资者利益，形成多层次、多元化的债券风险处置渠道。 此外，可考虑从发行模式、产品形式方面进一步加大中小企业债券创新力度。发行模式方面，可借鉴银行间市场中小企业集合票据进行创新，将多只中小企业私募债券进行整合，形成中小企业集合私募债券，统一发行。 产品形式上，一方面，可考虑在中小企业债券中引入可转股条款，明确在一定条件下债权可转化为股权，满足投资者在风险低于股权投资的前提下获得资本增值的需求，债权转化为股权可将中小企业债券市场与中小企业股权流通的场外市场联系起来，二者的紧密结合将有助于提高中小企业债券的流通性，使其具备更大的投资价值。另一方面，可考虑在中小企业债券中引入分级机制，进行结构创新，把中小企业债券与基金、理财产品、信托等产品捆绑之后，按照一定比例将产品划分为优先级、中间级和劣后级。优先级风险小，仅获得固定收益；中间级风险和收益均适中；劣后级风险高，可获得高收益。这样既可保障中小企业债券的发行和销售，又可满足投资者多元化的投资需求。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连平邓志超 未来需要平衡好外资进入金融市场的总量和结构。当前的态势是外资在中国资本市场中占比偏低，于是确实有必要对外资开放的大门快速、大幅打开。而如果快速进入的外资短期内集中于某一市场或产品投资，就有可能造成过热；尤其是资管存在短板的领域可能会形成风险，这是需要前瞻应对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金融开放步子明显加大，中国金融正在加快融入国际金融体系。2018年以来开放金融主要侧重于金融业，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等行业放松了对外资进入的限制，开放程度大幅提升。5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了《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期货投资资金管理规定》（下称《规定》），放松了较为敏感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下称“境外合格投资者”）投资境内金融市场的限制。由此，资本项下的人民币可兑换明显提速，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进一步改善，金融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迈出金融开放新的大步 《规定》调整并简化了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期货投资资金管理要求，进一步便利境外投资者参与中国金融市场。其要点在于： 落实取消境外合格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额度管理要求，对境外合格投资者跨境资金汇出入和兑换实行登记管理； 实施本外币一体化管理，允许境外合格投资者自主选择汇入资金币种和时机；大幅简化境外合格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收益汇出手续，取消中国注册会计师出具的投资收益专项审计报告和税务备案表等材料要求，改以完税承诺函替代； 取消托管人数量限制，允许单家境外合格投资者委托多家境内托管人，并实施主报告人制度；完善境外合格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外汇风险及投资风险管理要求，人民银行、外汇局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自QFII推出以来，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制度持续完善。2002年11月，我国推出QFII并设置单个机构投资额度上限；2009年9月提高额度上限；2011年12月推出RQFII；2019年1月将QFII额度提高至3000亿美元，并合并QFII和RQFII制度；2019年9月外管局决定取消QFII和RQFII投资额度限制。可以看出，本次《规定》部分内容是对2019年9月决定的落实。在此之前，对于境外合格投资者投资额度的调整都是在量上做放松，《规定》则取消了额度管理，改为登记管理，可以说由量变到了质变。 按照《规定》，本外币一体化管理相较于之前的QFII与RQFII区别化管理进一步融合，便利了外资进出中国金融市场。之前，QFII与RQFII账户区别在于QFII的人民币专用账户包括证券交易专户和衍生品交易专户，而RQFII则细分为交易所证券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专户和衍生品交易专户。《规定》统一了两者的人民币专用账户为证券交易和衍生品交易专户，简化了RQFII项下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的程序。实现了已有QFII和RQFII账户开立间的“互认”，即之前拥有QFII和RQFII资格之一的投资者就可默认为两者资格都拥有。在QFII汇入本币需要开立本币账户和RQFII汇入外币需要开立外币账户时，无需重复申请新的产品或业务编码。由此打通了两者之间的资格相互认证，拓宽了QFII和RQFII主体的投资资格。 收益汇出和本金回流限制涉及到资本的自由流动，一直是外资关注的要点。之前，QFII和RQFII涉及到收益汇出和本金回流，需要中国注册会计师出具的投资收益专项审计报告和税务备案表等材料要求，增加了外资流动的成本，从而使得外资在进入之初就可能心存顾虑。《规定》取消了收益汇出的这点限制，改以完税承诺函替代，使得外资在将收益汇出之时不用增加额外成本，且手续便捷明了。 综合上述三点来看，《规定》所涉及的政策调整是一次有力度、有深度的变革，在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制度下，使证券期货投资的开放度达到较高水平，可以说是中国金融市场开放里程碑式的节点，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金融国际化意义深远 取消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限制，其影响首先在于对外资流入中国金融市场管理“重质放量”。QFII和RQFII是境外资本进出中国金融市场的主要通道。国际上，合格投资者是一国在货币没有完全实现自由兑换、资本项目尚存在一定管制的情况下，有限度地开放资本市场的一项过渡性的制度。一般通过在质上对合格投资者认定审核和在量上对投资额度限制来进行管理。与大多数新兴资本市场国家和地区监管和控制的力度有较大不同，我国对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主体范围的认定比较宽泛，而且赋予了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更多的自主权，对投资额度设置上限。《规定》实施之后，管理手段简化为合格投资者资格审核一项，额度管理改为登记管理，而有关境外机构注册资金、财务状况、经营期限等质量指标也可能更为优化。 《规定》实施之后，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中国金融市场的意愿将趋上升，资本流动更加便捷。取消投资额度管理，改为登记管理，类似于对合格投资者的资本流动行为采用“备案制”，使之前需要花较大精力准备审核材料的成本大大降低。而实现本外币一体化管理又提升了外资投资的便利性，QFII可以直接汇入人民币进行投资或RQFII可以直接汇入外币进行投资。再加之大幅简化合格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收益汇出手续。这一系列因素使得外资进出中国金融市场的成本降低，便利程度提高，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中国金融市场的意愿可能增强。 伴随着《规定》落地，资本项下人民币可兑换将会提速。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人民币已实现了经常项下的可兑换；经过之后的20多年，大部分的资本项目都已经得到了较高程度开放，只有少数涉及个人项下的资本项目还没有彻底开放。此次《规定》取消了境外合格投资者的投资额度，意味着同时放开了相应规模的可兑换，而QFII和RQFII的本外币一体化管理也明确了相关交易的可兑换，可见此举是资本项下人民币可兑换迈出的又一大步。随着资本流动更便捷，大量外资进出带动的人民币汇兑需求可能逐步上升，推动资本项下人民币可兑换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规定》的付诸实施将给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带来新的动力。2009年人民币国际化启程以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依靠人民币贸易结算来发展人民币的国际使用的。但随着人民币汇率平稳和我国国际收支格局变化，人民币国际化在资本项下可兑换的需求逐步发展，人民币国际化未来将依靠经常项和资本项的同时使用来取得进一步发展。《规定》一方面通过规模放开带来更多的资本项下的人民币可兑换需求，另一方面对合格投资者的本外币账户一体化管理，使得越来越多的境外机构投资者能够更便捷地使用人民币、参与到中国金融市场的投资中来，未来人民币国际化在资本项下的发展步伐将会加快。 资本市场短期难有立竿见影效果 有观点认为，取消投资额度限制后，境外资金可能大举流入中国金融市场，推动股市、债市走牛。假设A股市场的外资持有占比将达到10%，那么应该还需要大约8400亿美元流入，这还不包括投资于债券等其他市场的资金。对此，我们认为需要理性看待。 长期来看，取消投资额度限制后，未来外资流入肯定会增加，理由如下： 一是中国经济基本面良好，即便在疫情的巨大冲击下，中国经济也表现出了强有力的韧性，外资会持续看好中国。 二是正在大力推动的新基建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可能为将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新的重要基础，投资收益预期较好。 三是在经济基本面和国际收支平衡的支撑下，人民币汇率将保持基本稳定，有助于消除外资对汇率风险方面的担忧。 四是疫情冲击后，中国经济大概率率先走出影响，相较于全球其他地区有更好的投资预期。 未来，看好中国经济发展的投资者可能逐步增多。《规定》实施之后资本流动更加便利，资本长期流入趋势较为确定。 然而，放在当前国内外经济政治大环境下来分析，取消投资额度限制尚不大可能在资本市场形成立竿见影的效果。这是因为：中国经济恢复的确定性有待加强。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是巨大的，疫情后中国经济能否很快出现预期中的大幅反弹，现在还不能过早地下定论。尤其是美国疫情发展以来，其国内外甩锅中国的荒谬言论和荒诞行为此起彼伏，也对国际投资者产生了不良的心理暗示和投资决策压力。这方面的负面影响不应低估。如果中国经济进一步复苏的确定性加强，那么外资就可能通过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通道增加投资国内市场。 疫情下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已无悬念，国际资本风险偏好降低。当前疫情发展的态势，总体上呈现中国一枝独秀、欧盟国家刚刚进入基本控制阶段、美国和大批发展中国家疫情肆虐的局面。在较大的不确定下，国际资本的风险偏好较低，资金主体流动方向是回流而非对外投资，所以短期内很难会出现大量资金进入中国的情况。如果全球疫情好转，外部环境逐步改善，风险偏好提升，中国市场可能会吸引大量外来的投资。但就目前来看，还不能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境内市场更大程度开放了，资本就会立即大规模流入。 当前和未来一个阶段，美国金融市场仍不稳定，美元回流态势依然存在。在财政和货币政策大力度对冲之下，虽然美国再次走入大萧条的概率较低，但前期美国金融市场“虚火过旺”，疫情冲击叠加能源价格暴跌，使得美国金融风险敞口扩大，信用债市场雷点逐步显现。这会导致全球资本回流美国本土“救援”的情况进一步发展，很可能在短期内再次形成全球范围内的美元短缺。在此情况下，就很难期待国际资本会大规模地快速流入中国。疫情过后，随着美国经济恢复和金融市场稳定，投资风险偏好才有可能开始提升，此时中国金融市场和人民币资产可能成为较好的投资选择。 提高金融风险防控的审慎性和前瞻性 《规定》落地之后，外资长期流入的趋势会逐步清晰起来。随着资本流入量的累积，相应风险也会上升。一方面风险可能来自短期资本套利扰乱金融市场，另一方面资本的流入可能会将某些国家市场波动的外溢效应“输入”境内。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国都可能在扩大开放和风险管控之间进行权衡，金融决策需要高度的审慎性和前瞻性。有必要考虑如何将金融开放效益直接和间接地匹配于金融稳定，发挥好金融开放推动金融深化和金融供给侧改革的作用，以提高金融系统的效率和稳健性，丰富防范金融风险的手段和措施。 未来需要平衡好外资进入金融市场的总量和结构。当前的态势是外资在中国资本市场中占比偏低，于是确实有必要对外资开放的大门快速、大幅打开。而如果快速进入的外资短期内集中于某一市场或产品投资，就有可能造成过热；尤其是资管存在短板的领域可能会形成风险，这是需要前瞻应对的问题。 未来应结合外资的金融市场比例，持续优化监管政策。截至4月底，QFII投资使用额度为1146.59亿美元，RQFII为7130.92亿元，两者合计约为1.5万亿元，约为A股总市值的2.55%，属于一个较低水平，管理相对容易。而随着外资占比的逐渐扩大，管理难度会相应扩大。对此应该未雨绸缪，做好政策储备。 本文原发于第一财经 (本文作者介绍：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壮大，创投和股权投资机构不断凝聚长期创新资本，不断赋能高质量发展，成为促进新旧动能转换的“发动机”、推动经济结构优化的“助推器”、优化资源配置的“催化剂”和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生力军”。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创投和私募股权机构勇于担当，使用所投生态链企业的各方资源参与抗疫防疫，引导更多社会资金流向实体经济，为恢复和扩大生产注入新动能。 截至2020年3月底，创投和私募股权基金管理规模突破10万亿元，为资本市场培育了大量优质企业，为实体经济输送了源源不断的“弹药”。 陪伴创新企业成长 以创投为代表的股权投资作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之一，不断凝聚长期创新资本，大力支持科技创新，陪伴中小微创新企业成长，既迎来蓬勃发展的历史机遇，也肩负着巨大的责任。 创投和私募股权机构以市场化方式不断集聚资金，投资覆盖科技创新企业的初创、成长到扩张并购的全生命周期，形成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长期命运共同体，在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不少互联网、生物医药等科技创新企业背后有私募股权、创投基金的身影。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私募基金累计投资于境内未上市未挂牌企业股权、新三板企业股权和再融资项目数量达11.71万个，为实体经济形成股权资本金6.89万亿元。私募基金在投项目9.43万个，涉及4.8万家实体企业，在投本金规模7.6万亿元。2019年当年，私募基金投向境内未上市未挂牌企业股权本金新增7392亿元，相当于同期新增社会融资规模的2.9%，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本金。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何小锋表示，从微观上来说，创投基金支持创业者创业，不仅为其提供资金上的支持，还能为其带来法律、财务上的指导和创业经验，这是画龙点睛之处。从宏观角度来讲，创投机构的投资是反经济周期运作的，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其他资金来源比较受限，股权的价格往往在此时被压低，创投机构反而积极投资；在经济高涨的时候，创投基金又卖出股权，起到了熨平经济波动的宏观经济调节作用。 助力高质量转型 以创投为代表的股权投资作为新型的金融产品供给，与创新企业紧密结合共生共荣，与科技创新、资本市场的发展良性循环互动，化解高科技成果转化中的高风险，成为了配置金融资源支持科创发展的重要力量。目前科创板上市的100余家企业中，约90余家企业获得了股权机构融资等方面的大力支持。 今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创投和私募股权基金勇于担当，积极引导、推动所投资的生态链企业通过多种方式参与抗疫防疫，引导更多社会资金流向实体经济，为恢复和扩大生产注入新动力。目前，头部机构正在紧抓企业估值下调的机遇，发掘投资机会、大胆投资有发展前景的中小企业、科创企业。 目前中国经济进入新旧动能转换关键期，进入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新阶段，科技创新力量崛起，创新驱动成为第一动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2019年6月，科创板迈出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一步，为创新创业企业打开深层次的发展空间，为股权投资基金打开新的退出渠道，有望开启科技创业大时代，股权投资行业迎来难得的历史机遇。 股权投资发展迎来新机遇 当前，创投和私募股权基金行业正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 今年以来，资本市场新规密集发布。2月14日，再融资新规正式发布并落地实施，适度放宽非公开发行股票融资规模限制、支持上市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并且对非公开发行股票定价和锁定机制、发行对象、批文有效期等条件均有所放松，给VC和PE机构带来多方面的积极影响。 4月27日，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方案出炉，推进发行、上市、信息披露、交易、退市等基础性制度改革。业内人士表示，更多代表新产业、新技术、新模式的企业将借此打开资本市场的大门，股权投资机构的退出渠道也将更为通畅，从长远看，注册制改革将进一步促进创投行业的生态繁荣。 此外，不论是从募资、投资还是退出环节来看，股权投资和创投基金都面临更加广泛多元的资金来源、更丰富的投资机会和更加便捷、丰富的退出选择。 大浪淘沙始见金。从历史经验看，任何一个行业都会经历从爆发式成长到大浪淘沙式整合的过程。伴随着中国股权投资行业逐步回归本源，走向更加成熟，优秀投资机构需要回归理性精耕细作，为企业真正创造价值、为投资人真正创造收益，才能基业长青，在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银保监会5月6日发布《关于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开展资产管理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从具体内容看，《通知》既规定了投资者的准入条件，也明确了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开展资产管理业务的基本要求。 《通知》对金融资产投资公司通过非公开方式向合格投资者发行债转股投资计划提出了较高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合格投资者为具备与债转股投资计划相适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自然人需有4年以上投资经历，且家庭金融净资产不低于500万元，或者家庭金融资产不低于800万元，或者近3年本人年均收入不低于60万元；法人单位需最近1年末净资产不低于2000万元。合格投资者投资单只债转股投资计划的金额不低于300万元。自然人投资者参与认购的债转股投资计划，不得以银行不良债权为投资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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