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微摄 记者从中国银保监会获悉，今年1至5月，全国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6.03%，较2019年全年平均利率下降0.67个百分点。 银保监会政策研究局一级巡视员叶燕斐表示，今年以来，企业融资成本明显下降。一季度，制造业贷款平均利率4.32%，较年初下降0.46个百分点。 对于如何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叶燕斐表示，要督促银行机构进一步加强负债端成本管理，不盲目竞争提高存款利率，避免高息揽储，推动银行负债端成本下降，进而引导贷款利率下降让利实体经济。 他表示，近期银保监会就银行机构结构性存款违规展业问题下发专项文件，要求银行科学审慎设计结构性存款，不得发行收益与实际承担风险不相匹配的结构性存款，避免银行机构盲目提高存款成本。 叶燕斐表示，要推进银行机构积极利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手段，提高贷款审批和发放效率，减少人工管理成本，进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同时要持续督促银行规范服务收费行为、合理确定资产端利率等。
合景泰富集团1995年成立于广州，是最早一批赴港上市的房企之一。立业25年来，合景泰富集团一直稳健发展，资本市场表现良好。从2019年业绩表现来看，合景泰富销售业绩为861亿元，核心利润取得大幅增长，同比增长36.8%至52.1亿元，增幅创5年新高。同时，近十年来，合景泰富毛利润率始终高于30%，盈利能力表现优异。 合景泰富为何能维持较高的利润水平？亿翰智库在近期的研究中指出，合景泰富核心利润较高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优质的土储布局和成本管理拓展了企业的盈利空间；二是投资性业务进入收成期，为集团提供稳定现金流保障；三是城市更新全面推进，进一步助力集团未来规模增长及盈利增长。 优土储控成本 拓宽盈利空间 合景泰富持续聚焦一二线城市的发展战略是基础，而优质的土地储备以及优良的成本管控能力为企业的地产开发业务拓宽了盈利空间。 从战略层面上，随着政策和区域经济发展形势变化，合景泰富动态调整土储布局，但是聚焦核心一二线城市的战术从未改变。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强势崛起后，合景泰富开始加大大湾区的布局，相继落子深圳、中山、肇庆等城市，并加速长三角城市群的布局。随着两个重要区域的版图布局基本完善，2018-2019年又进而实施深耕策略。高能级城市人口密度大，经济发展水平高，因此市场需求更旺，购买力更强。显然，持续聚焦一二线城市发展战略是指引企业获得高回报的基石。 土储实际布局基本与战略安排保持一致，多数土储集中于一二线城市、高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域。截至2019年末，合景泰富共拥有156个项目，项目布局内地及香港共39个城市。从城市能级看，多为一二线城市；从布局的区域看，主要分布在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城市群。 在深耕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区域，聚焦一二线城市发展战略指引下，合景泰富在相应地区的销售金额也逐年提升，进而为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以及盈利能力奠定基础。2019年合景泰富在两大核心城市群的销售业绩占比合计73%，一二线城市的销售业绩在总业绩中占89%。 房地产开发业务是合景泰富营业收入的主要来源，而根据销售成本的结构，其土地成本和建筑成本一直稳定控制在行业较低水平，因而为企业的利润增长提供了空间。 合景泰富在地产业务中的成本管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土地获取时有严格的利润测算，因而能有效控制拿地成本。二是通过集中采购和成本控制体系标准化管理，把控建筑方面的开支。从2014-2019年合景泰富销售成本的结构看，土地成本均值为3231元/平方米，最高值不超过4000元/平方米；建筑成本均值为4595元/平方米，最高值为5829元/平方米。总体上，2014-2019年的单位销售成本相对较低，均值仅7826元/平方米。另外，企业2017-2019年的销售均价都位于16000元/平方米以上。因此，严格控制成本使得企业盈利空间充裕，毛利润率持续维持30%以上水平。 多业态强运营 投资性物业提供稳定现金流保障 近年来，合景泰富所布局的投资物业种类不断丰富，规模不断提升。在2007年上市之初，投资物业已包括广州合景国际金融广场(IFP)。在投资物业种类方面，合景泰富先后进军了商业地产，如商场、办公楼、酒店以及长租公寓等；且投资布局多聚集在核心城市群或高能级城市。 通过多年市场沉淀，合景泰富已构建全业态商业链。旗下商业项目陆续开业和运营成熟，商业和酒店已形成品牌效应，其中商业形成悠方和摩方两大购物中心品牌，针对不同的客户群体，赋予产品不同的个性体验。自营酒店品牌木莲庄酒店，也已在广州、杭州、成都等城市落地运营。 截至2019年，合景泰富已在大湾区、长三角、重庆、成都等核心地区开发多个商业项目，其中商场8个，写字楼8个，酒店17个。2019年，集团权益持续性经营收入为24.3亿元，同比增长49%，成熟商场经营利润率为52%，成熟写字楼经营利润率为86%，为集团提供稳定的现金流入和利润支撑。 城市更新获突破 将助规模与利润双增长 除了在公开市场和收并购方面坚持深耕外，合景泰富在城市更新方面也取得较大突破。截至2019年12月底，合景泰富在广州、深圳、佛山三个城市11个区共已签约26个旧改项目，预计总可售建筑面积约1373万平方米，可售货值约5850亿元。 目前，合景泰富现有旧改项目正在转化中，2020年将启动4-5条村拆迁动工，3月以来，广州红卫村、双沙村、南岗村已启动拆迁。随着项目转化推进，旧改项目预计将为企业带来可观的可售货值。根据合景泰富进度预估，旧改项目2021年可实现供货100亿，助力企业规模和利润的双增长。 亿翰智库认为，合景泰富高盈利能力的背后必然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前述三方面的优势可持续，那么未来合景泰富的核心利润仍将维持在较高水平。 高盈利及增长潜力，也使得合景泰富赢得资本市场的高度认可。今年3月以来，包括花旗、大和、富瑞、野村、高盛、汇丰等多家机构均看好合景泰富的发展前景，并给予“买入”的正面评级。 5月下旬，摩根士丹利发表研究报告指，考虑到合景泰富(01813.HK)城市更新项目价值尚未完全反映，该业务具有良好的盈利增长潜力，将合景泰富列为该行中小型内房股的首选，并给予“增持”评级，目标价17港元。 6月初，中金公司亦发布报告，当中指出合景泰富销售额率先重拾增势，物业管理业务迈入快车道，维持合景泰富盈利预测和“跑赢大市”评级，上调目标价11％至15.04港元。
为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政策正积极引导金融机构让利实体经济。日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第十二届陆家嘴论坛上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发言时再次强调，今年以来，金融部门向企业让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降低利率让利；二是直达货币政策工具推动让利；三是银行减少收费让利。他预计，今年全年金融系统通过以上三方面向企业让利1.5万亿元。 作为向实体经济“输血”的主体机构，商业银行也是为企业让利的主力军之一。在银行与贷款企业共生共荣的前提下，如何合理让利，怎么让利，成为业界关注的重点。 记者从采访中听到最多的观点是：从实现路径看，如何合理让利，需要从银行业的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来观察与分析。 整体看，业内人士认为，银行机构需要从政策工具运用、降低负债成本以及提升管理三个方面做好准备。例如，招商银行宏观经济研究所将其总结为：一是用好央行再贷款和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二是主动降低付息负债成本，包括压降高成本的结构性存款；三是提升内部管理水平，降低运营成本。 另外，对于其他让利手段，兴业银行研究院认为，还可以包括：提升对不良率容忍程度，鼓励企业债转股；推动投贷联动，助力成长企业等方式。 其实，所有让利方式的最直接体现，就是银行要降低贷款利率。与实体企业直接接触的银行信贷人员，对此有着最深切的微观感受。“政策落地需要一个消化的过程。银行能否快速反应，一取决于成本，二取决于风险。”某银行区域信贷部门相关负责人在谈到目前银行放贷压力时说。 在他看来，在维持一定盈利能力下的让利，是合理的。从成本角度看，平均贷款的利率至少要覆盖人工、网点等经营成本，以及要调整内部资金转移定价，以腾挪出让利空间。 不过，短期直接大幅降低利率，从实操层面来看，似乎不太现实。上述信贷负责人直言：“假设我的存量企业贷款平均是8个点的利率，目前却有100亿元的新任务，如果现在利率下到一定低点，存量客户可能会有微词。所以，银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需要考虑存量冲击，需要时间对新政策进行充分研究，才能落实执行。” 对冲银行资产端收益下降，保持银行息差，则需要压缩其负债端的高成本。目前，与资产端利率下行趋势相比，银行负债成本仍处于高位，银行负债成本是制约银行贷款利率进一步下降的“闸门”。 存款是银行负债的主力，可以看出，近一年监管对银行各种高息揽存情况打压的坚决态度。继智能存款停售、清盘的消息后，对于推高银行负债成本的结构性存款，监管近期的指导动作也颇为密集。 6月份以来，已有窗口指导股份制银行压缩结构性存款的规模，还有地方监管机构发布《关于结构性存款业务风险提示的通知》，从规模、增速、合规等多个维度进行约束。 具体看，银行存款类产品包括定期存款、协议存款、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近期，不少银行主动减少大额存单发行，以及降低大额存单的发行利率。但占据存款大头的定期存款的利率调整方向比较分化，在揽储压力下，区域银行的定期存款利率下调程度要滞后于大中型银行。 “负债端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某区域银行高管告诉记者，区域银行的定期存款利率下调程度不及大中型银行，原因不只是为了留住客户这么简单，还有出于满足流动性指标等监管考核要求等考量。所以，区域银行的负债端成本有在下降，不过短期难有大幅下降的空间。
“金融系统向企业让利1.5万亿，对银行利润来讲肯定有压力，疫情对行业自身也有冲击，让利实体对银行利润肯定会带来压力。”6月19日，一位业内人士对记者这样评价。 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引导金融机构进一步向企业合理让利，进一步通过引导贷款利率和债券利率下行，并定下推动金融系统全年让利1.5万亿元的政策目标。政策一出，引来市场关注。 银保监会数据显示，2019年全年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润2万亿元左右。市场分析人士认为，金融系统向企业让利1.5万亿元相当于去年全年商业银行净利润的75%，可见力度之大。 金融系统究竟如何让利实体？在实体经济疲弱的情况下，政策会对2020年银行业经营带来哪些影响？未来商业银行盈利是否承压？ 6月19日，记者从银保监会政策研究局一级巡视员叶燕斐处获悉，当前要着力压降负债端成本，给降低融资成本打好基础，以推进银行业合理让利。 让利政策对商业银行盈利影响较大 让利1.5万亿元的目标任务集中于商业银行消息落地后，次日，银行板块集体下挫。巨额的让利政策到底对商业银行营收和盈利带来对大影响？ 从数据来看，银行业的确存在让利空间。今年一季度，银行业实现净利润7102亿元，同比增长5.62%，其中商业银行实现净利润6001亿元，同比增长5%。 业内人士对记者分析称，一季度银行业利润同比增长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 一是生息资产增长较快。新冠疫情发生以来，银行业以更大力度支持实体经济，增加信贷投放，前5个月各项贷款新增10.9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多增2.58万亿元。增持国债、地方债和企业债等各类债券，银行业债券投资余额较年初增加3.77万亿元，余额同比增长14.3%。与此同时，净息差有所收窄，商业银行净息差2.1%，较2019年末下降10个基点。银行业利润增长主要来自贷款、债券等生息资产规模的增长。 二是利息收入和风险暴露的时间差异。银行按权责发生制计算利息收入，已实施临时性延期付息的贷款利息仍然计入当期收入，但这部分贷款的风险暴露没有在利润中反映，在今年或者明年风险可能加快暴露，存在时滞。 三是管理成本下降。与发达经济体银行相比，我国商业银行的成本收入比较低，2019年末，我国商业银行成本收入比为31.7%，大部分国际主要银行该比例高于50%。新冠疫情发生以来，银行业在保障各项金融服务水平不降低的同时继续降低管理费用，压缩各项开支，一季度成本收入比下降6个百分点，降至25.69%。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今年一季度银行业利润呈现正增长，但增速同比则下降。数据显示，2019年一季度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润5715亿元，同比增长6.09%。 东方金诚金融业务部分析师郭妍芳认为，在不考虑成本管控以缓释利润下降压力的情况下，让利政策任务主要通过营收端降利息、减费用实现，对商业银行营收和盈利影响较大。 “金融系统向企业让利1.5万亿，对银行利润来讲肯定有压力，疫情对银行业自身也有冲击。下一步，让利实体对银行利润肯定会带来压力。而这一块要站在全局高度看问题，通过让利支持实体经济，实体经济活水给金融业带来更好的发展。对银行自身来讲，可持续发展很重要。银行业资本补充很大程度靠利润，同时计提拨备也是靠利润，相关情况会进一步做策划。”一位业内人士对这样评价。 着力压降负债端成本 综合来看，金融系统为企业让利主要来自于相关费用的减免政策、降低贷款利率等多个渠道。 央行行长易纲在陆家嘴论坛上表示，今年以来，金融部门向企业让利，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通过降低利率让利；二是直达货币政策工具推动让利；三是银行减少收费让利。预计金融系统通过以上三方面今年全年向企业让利1.5万亿元。 根据业内专家测算分析，虽然让利1.5万亿元的政策针对整个金融系统，不过，考虑到银行业在金融体系的地位及其在服务实体经济中的主导作用，该让利政策任务大部分集中在商业银行，推算规模为1万亿至1.2万亿元左右。 记者从银保监会政策研究局一级巡视员叶燕斐处了解到，当前要着力压降负债端成本，给降低融资成本打好基础，以推进银行业合理让利。 叶燕斐表示，要督促银行机构进一步加强负债端成本管理，考虑CPI下行趋势，不盲目竞争提高存款利率，避免高息揽储，严禁存款市场不正当竞争行为，推动银行负债端成本下降，进而引导贷款利率下降让利实体经济。 其次，叶燕斐指出，要通过线上服务降低管理成本。推进银行机构积极利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手段，提高贷款审批和发放效率，减少人工管理成本，进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三是运用金融科技精准识别风险、精准提供服务。叶燕斐表示，推动银行机构积极对接各类综合信息平台，整合内外部信用信息数据资源，从交易、结算、纳税、采购等多场景切入，改进企业授信审批和风控模型，实现客户的精准支持和科学定价，降低银行不良率，减少银行风险损失，降低存贷利差，以较低成本向企业特别是广大小微企业、民营企业提供融资支持。 今年5月，《关于进一步规范信贷融资收费 降低企业融资综合成本的通知》印发，明确对信贷、助贷、增信和考核各环节收费行为的要求，取消信贷资金管理等涉企收费。叶燕斐表示，要持续督促银行规范服务收费行为。督促银行机构加强对第三方机构的管理，严禁银行与收费标准过高的第三方机构合作，合理控制助贷环节的融资成本。 另外，从资产端加大直接让利力度。叶燕斐强调，合理确定资产端利率。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疏通传导机制，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作为贷款定价的基准，随着LPR下行，推进贷款利率下行。同时，推动合理配置债券投资，支持企业债券、地方政府债券低利率发行，从资产端加大直接让利力度。 据悉，2020年1月-5月，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6.03％，较2019年全年平均利率下降0.67个百分点。一季度，制造业贷款平均利率4.32%，较年初下降0.46个百分点。 对冲银行压力，监管还有哪些办法？ 推动金融系统“合理让利”，监管还可通过哪些办法为金融系统腾挪更多空间？ 实际上，近期，调降拨备反哺利润、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等措施不断出台，为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释放信贷空间。 例如，将中小银行拨备覆盖率监管要求阶段性下调20个百分点；近期银保监会在业内下发《关于开展不良贷款转让试点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和《银行不良贷款转让试点实施方案》，拟放开单户对公不良贷款和批量个人不良贷款的转让试点；就银行机构结构性存款违规展业问题下发专项文件，要求银行科学审慎设计结构性存款，不得发行收益与实际承担风险不相匹配的结构性存款，避免银行机构盲目提升存款成本。 中信证券指出，近期监管层大力整治结构性存款意在打破银行负债利率难以下行的桎梏，同时将贷款和LPR利差纳入MPA考核指标，继续压缩银行信贷利差。 银保监会首席风险官兼新闻发言人肖远企19日对记者表示，目前不良贷款转让试点工作还在研究和准备中，后续待开展一段时间，经验成熟后，会逐步放宽试点范围。同时，他指出，给实体让利今年银行利润会受影响，但银行还有很多其他外源性资本补充渠道，银保监会正与其他单位一起研究，包括开发更多的资本工具、拓宽资本补充渠道等。 郭妍芳认为，让利政策对商业银行全年盈利将产生较大影响，且由于贷款利率下降及不良资产下行压力，商业银行利润自然增长及拨备反哺利润对其利润降幅的缓释作用有限。让利政策对商业银行净利润的影响大小，未来将取决于宽货币政策实施力度。为缓释政策冲击，预计未来央行货币政策实施力度将继续加大，在定向降准、再贷款再贴现及其他货币政策工具边际宽松的同时，可能通过降息政策以缓解商业银行负债端成本压力。
在中美贸易冲突和罕见的疫情冲击之下，全球产业链面临巨大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全球产业链布局将更多考虑安全与效率的平衡，并将呈现出多元化、区块化的新特征。这已经成为越来越多观察者的共识，但也带来了“去中国化”的担忧。 与此同时，全球产业链的数字化发展趋势也特别值得关注。在这方面，中国可以凭借现有优势、抓住历史机遇。 “去中国化”的挑战 前有堵截。美国在高端科技领域不断加强对中国的限制。截至2020年5月，中国已经有超过300家机构被纳入美国的“实体清单”（包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以及中国企业海外子公司）。同时，中国企业赴美投资受到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严厉、苛刻的审查。美国也在通过国际网络对其他国家施加影响，收紧对中国的技术限制。中美之间的科技合作、人员交流也受到了一定冲击。 后有追兵。中国产业链的外部竞争压力上升。由于国内人力成本快速上升，纺织服装产业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持续外移。2007年至2018年，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的服装出口占全球比重，已经从2.9%上升至18.5%。同时，区域贸易协定、双边贸易协定大行其道，东南亚国家处于CPTPP、RCEP等重要区域自贸区协定的交集之中。尤其是越南还达成了欧越自贸协定，竞争优势更是明显上升。 以上两个方面影响叠加，再加上疫情等不确定性的冲击，使得越来越多的担忧认为，全球产业链在长期中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将弱化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不过，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下，中国本身也是全球产业链多元化布局的选项之一，同时中国还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之一，因此中国毫无疑问仍将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多元化可能对中国的产业外移产生一定影响，但并不等同于简单的去中国化。 另外也要注意到，从单一效率取向的全球化，转变为效率与风险平衡的全球化，意味着我们要承受一个更高成本的全球化，也将进一步拉低未来的全球经济增速。而一个更低的全球经济增速，反过来也将导致全球化的进程放缓。 产业链将更趋数字化、资本化 由于以下三个原因，全球产业链将在中长期呈现出数字化、资本化趋势，并将对现有的全球要素禀赋优势格局产生冲击。 第一，疫情将在中期对生产方式产生影响，提高劳动力使用成本。疫情的扩散范围、持续时间，大大超出之前的普遍预期，而且有可能出现反复。在疫苗研制成功、大范围普及之前，疫情将对现有生产方式产生持续影响。在制造业生产过程中，工人的日常防疫、生活住宿环境等成本将明显上升。即便工资不变，劳动力的使用成本也将面临上升。 第二，疫情冲击的另一个后果是，资金成本端的低利率环境将长期化。为了应对疫情，欧美日等主要发达经济体普遍推行非常规的财政政策，并以无限量宽松的货币政策进行配合。由于产业链将走向效率与风险的平衡，全球经济潜在增速还将呈现趋势性放缓。在此背景下，各国财政难以出现明显的好转迹象，甚至还将面临困难处境。在全球经济增速偏低、政府高债务的背景下，主要经济体的央行将难以退出低利率政策环境。 第三，劳动力使用成本上升（不同于工资水平上升）、资金成本维持低利率环境，这两个条件将激发数字技术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疫情改变了商业模式，直接从需求端推动了线上经济、数字经济的发展。同时，疫情还将在中长期改变劳动力、资本两个要素的相对价格，并从供给端对全球供应链产生深刻的影响。从技术视角来看，人工智能、3D打印等新兴技术大多为技能偏向型，对中低技能劳动力存在明显替代。再加上劳动力、资本要素相对价格的边际变化，制造业生产中的劳动投入占比将出现下降、而资本占比将有相应提升。 综合三方面因素，全球产业链将呈现出更加明显的数字化、资本化特征。新兴技术的应用，将引发资本对劳动力的更多替代、从而改变现有的国际比较优势格局。在此过程中，后发国家的赶超将面临更高门槛。 产业链数字化，中国面临机遇 产业链的数字化、资本化，这是未来中长期的一个发展趋势。在此过程中，全球分工的比较优势格局将被重新定义。有一些国家虽然拥有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但是数字经济发展滞后，或者发展数字经济所需的基础设施面临瓶颈，对这些国家的比较优势需要进行再评估。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发展数字经济、从而实现产业链数字化的最大障碍：首先是相关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面临短板。其次是对于个人隐私保护和商业效率的权衡面临更多困难。最后，大部分发达经济体原本就面临一定的产业空心化，以此为基础要实现以实体产业链为基础的数字化整合，也将面临更高成本。 相较而言，在推进产业链的数字化、资本化的过程中，中国具有明显的优势。第一，中国的数字经济已经有了很好的发展基础，基础设施比较完善，商业模式创新处于世界前沿，在新兴技术领域也有一定竞争优势，独角兽企业数量仅次于美国、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 第二，中国的产业链完整、生产配套网络发达，这为产业链数字化提供了很好的整合基础。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制造业部门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在某些具体领域还有一定的脆弱性。但是，中国目前的生产能力、交通物流水平、生产配套网络等等，都为产业链的数字化、资本化提供了坚实基础。 产业链的数字化，有可能改变甚至颠覆中国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劣势。不过，中国的资金成本还是高于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但是中国企业可以通过境外融资、利用境外资本市场的低成本资金，增强国际竞争力。同时，中国也在积极探索打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从中长期来看融资成本的下降值得期待。总体而言，产业链的数字化、资本化发展趋势，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可以抓住、而且必须抓住的历史机遇。 另一个似乎遥远，但不得不早做思考的问题是：如果全球产业链的数字化、资本化成为发展趋势，那么国民收入的分配也将更多倾向于资本，而不是劳动者。在此背景下，收入差距、甚至失业将成为一个更为严峻的全球挑战。中国有望在这一进程中走在世界前列，也将首先面临这些问题的考验。在此过程中，如何使得产业链的数字化、资本化发展具有更好的包容性、普惠性？政府如何在再分配过程中起到更好的平衡作用？这些问题都值得思考。 本文原发于财经
今年以来，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年度工作会议精神，全面完成公司即定各项工作目标，中国黄金集团中原矿业有限公司着眼全局、统筹部署，坚持毫不动摇抓疫情防控、抓安全生产、抓全成本管控，推进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 毫不动摇抓安全 该公司一是进一步提高安全管理工作的前瞻性，狠抓措施落实，加大检查力度，实行分级管理，全面把控安全；二是动态掌控安全管理的重点头面、关键环节等，既突出重点，又兼顾全面，杜绝思想不到位、组织不到位、认识不到位的现象；三是严格落实安全责任制，坚持公司“四必须、五具备”安全准则和联合安全一级确认制，持续强化隐患排查、安全确认机制和安全员量化考核体系，全面推行安全培训到现场举措；四是加强领导跟值班，坚持做好“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强化现场安全管理。 精打细算控成本 公司结合当前实际，认真履行全过程成本管控实施方案及系列配套考核管理办法，以计划和考核为抓手，牢固树立“成本控制力就是核心竞争力”理念，全面确保经营目标任务的完成。一是进一步明晰管理权责，做到界面清晰、权责对等，强化监管、严格问责；二是推行全面预算和全成本要素管控，力求预算精准，用预算指标统领全年经营指标，做到事前有预防、事中有控制、事后有考核；三是纵深推进全过程成本管控，严格按预算要求，认真分析各项成本要素，向同类型先进单位看齐。 全力以赴促生产 为确保选矿厂连续运转和各项指标稳定，公司多举并措全力以赴抓生产，确保年度任务落实有抓手、可控制。一是结对子，抓落实。公司领导班子及部门与项目分片包区，结成对子，逐项落实生产任务，保证每项工作得到有效监督。二是俯下身，做指导。公司部门之间相互协作，提前预测各项工作开展情况及遇到的问题，共同思考解决措施。三是落任务，保节点。各职能部门领导深入一线，梳理节点工期，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合理排摆任务，努力做到今日事、今日毕。
无接触经济昭示了新的增长点，尤其是服务业。这次疫情下的无接触经济将引导私人部门进一步加大数字经济的投资，同时也向政府部门、公共部门展示了新技术和新业态的潜力，但我们也需要关注风险的一面，其中之一就是对个人隐私的保护，这可以说是在数字经济时代如何平衡公平和效率的重要方面。 近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2020年春季会议改成远程会议，这可以说是两大国际金融机构70年来第一次非现场举办重要的年度会议，当然这与全球疫情有关系，也显示了数字技术带来的种种可能。 无接触经济，可以简单地将其理解为不需见面就能完成的经济活动。新冠肺炎疫情下，我们看到很多此类经济行为，比如电商、生活服务、远程办公/医疗、线上娱乐/教育、在线销售、智能物流等（如图1），这离不开产业信息化、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等支持。可以说，无接触经济是数字经济的一部分，2020年因疫情而发展加速。新模式或技术能多大程度达到商业应用或社区应用，其实和不同路径的成本有关。在线互动的效果可能不及面对面互动，但疫情使得人与人当面互动的成本大幅提高，线下转线上就符合成本收益比了。 疫情过后有些无接触经济的发展可能放缓或不会持续，但这次疫情显示了数字经济发展的潜力，数字技术改变商业模式、社会管理方式的时代离我们更近了。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将带来什么变化？数字经济的发展对生产效率、收入分配和公共政策有什么含义？ 数字经济增加服务业可贸易性 这次疫情下，无接触经济主要发生在服务业。工人不能返工，机器无人操作（除非已实现自动化），相关制造业就难以复工。但通过远程通信、数字技术的应用，一些服务业可实现复工。传统经济学告诉我们，制造业是可贸易品，服务业是不可贸易品。因为商品可以跨境流动，但人不能自由跨境流动，服务业往往要求人与人之间互动。这次疫情的隔离措施限制人员流动，效果类似国家间的移民控制。无接触经济有助于克服人员不能自由流动的障碍，显示服务业可贸易的潜力。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简称AR）、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简称VR）技术的发展，第五代移动通信（5G）降低延时等，都增强了服务业的可贸易性。 数字经济时代服务业可贸易性增加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国际研究文献有个流行词Telemigration，可翻译成“远程移民”或“虚拟移民”。一个人没有移民，但通过信息通信技术和大数据应用被另一个国家的机构雇用，所以叫Telemigration。贸易一般指国与国之间，但大型经济体内部也存在可贸易和不可贸易之分。中国东部与中部、西部之间，商品是可贸易的，很多服务业过去是不可贸易的。无接触经济同样彰显了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服务业的贸易潜力，我们要重新思考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传统上经济学对服务业不太瞧得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质疑甚至讽刺乐师、牧师、律师对社会的价值。马克思的《资本论》说，生产活动需要服务业的支持，但服务业本身不创造价值。现在人们对服务业价值的认知已发生变化，但有个观点现在仍得到很多人认同，即服务业生产效率提升慢。经济学家鲍莫尔（Baumol）在1967年举的一个例子被广为引用，他说虽然有几百年的技术进步，音乐会四重奏还是需要四个人。 服务业可贸易对生产效率的含义 我们怎样理解过去二三十年，尤其是过去10年，全球劳动生产率增速下降？不仅是美国（图2），还有欧洲、日本、中国等国家。对于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放慢，经济学文献主要有三种解释。 一是统计误差。数字经济的重要特征是一些经济活动边际成本接近零。比如过去听一首歌需要买唱片，现在通过数字技术无数人可以享受同一首歌，它的边际成本是零。边际成本是零的经济活动不一定体现为货币价值，没有包括在国内生产总值（GDP）里，进而没有体现为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二是通用技术渗透需要时间，就像电发明以后，电力对整个经济的渗透持续几十年时间，体现在劳动生产率方面是个渐进的过程。三是某个或某些领域技术进步导致整个经济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放慢。一个部门劳动生产率提升，比如粮食生产或冰箱制造的劳动生产率提升，现实生活中人们需求有限，生产效率提高到一定程度后，必然导致剩余劳动力，而剩余劳动力一般会转移到生产效率不够高、供给不够多的行业和产品上。由此导致社会资源转移到生产效率比较低的部门，使得这类部门在整个经济里所占比重增加。按照权重来算，总体劳动生产率增速就没有先进部门那么快，甚至是放慢的。这在经济学文献里被称为“鲍莫尔病”（Baumol Disease）。即进步部门劳动生产率提升，产量增加，但需求有限，剩余劳动力从进步部门转移到停滞部门或效率低的部门。也就是说，总体劳动生产率放慢，不一定是没有技术进步，或技术进步没有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是技术进步导致社会资源更多地分配到生产效率低的行业。一般来讲，服务业的生产效率提升较慢，随着技术进步可能会带来服务业占用资源增多。中国第三产业就业占比在过去几十年不断上升，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占比下降，美国更是如此（图3、图4）。 数字经济提升服务业的可贸易性，促进生产效率的提升。原因包括：一是贸易带来竞争，竞争会提高效率。二是贸易使得规模经济成为可能，因为市场规模增加了，边际成本下降。最后，贸易可能带来技术外溢，提高效率。数字经济的发展意味着部分服务业将成为新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点。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一般都假设单一部门经济平衡增长，但现实中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并不是平衡增长，发展经济学虽然包含结构转型，但一般只应用于低收入国家。现在数字技术的进步与发展需要我们重新思考经济增长理论，重新重视结构经济学。结构经济学不仅适用于低收入国家，也可能适用于中高收入经济体，服务业可贸易性增加后，提升劳动生产率，对整个经济的增长、经济结构变化和公共政策都有重要含义。 那公共政策怎样提高服务业可贸易性，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呢？一方面是引导加快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是公共政策应如何监管数字经济，避免或降低垄断、促进竞争等。数字经济的零边际成本特征，导致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效应，出现了几家科技巨头、平台经济，美国的亚马逊、脸书、谷歌等，中国的腾讯和阿里等，现在也有较大的争议。巨头在成长过程中促进了效率的提高，但会不会成为新的垄断反而阻碍新的创新呢？这是重要的公共政策问题。 服务业可贸易对发展模式的含义 到目前为止，发展中国家如何追赶发达国家？制造业与国际贸易是主要载体，中国和其他东亚经济体是成功的范例。现在数字经济可能改变背后的逻辑。数字经济不仅提高服务业的可贸易性，还可能降低了制造业的可贸易性。商品包含两类成本，一是制造成本，包括劳动力等；二是贸易成本，包括运输等。制造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背后的推动力是制造成本的差异，主要是劳动力成本的差异。如果机器替代人会导致什么结果？劳动力成本差异可能就不是问题了，机器替代人会导致制造业回流到高收入经济体，降低制造业的可贸易性。但同时，数字技术降低了人和人远程互动的成本，使得服务业的可贸易性增加了，这对未来经济发展模式有深远含义。 现在国际上经济学文献有种观点，认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比如非洲、中东、南亚等，想复制中国的发展模式已行不通，未来是机器替代人，劳动力成本在制造业的差异不是问题。这是比较悲观的看法。但也有相对乐观的，服务业可贸易性增加，就服务业而言，发展中经济体低劳动成本的优势仍存在，这种发展模式就是印度模式。印度以服务业出口而受到关注。中国的出口是制造业，商品贸易顺差、服务业贸易逆差，印度反过来，印度是商品贸易逆差、服务业贸易顺差。这两种模式之争，到底未来是悲观的还是乐观的？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我相对偏乐观，机器替代人不能够阻碍落后国家的进步。但是发展模式需要变革，我们要更多关注服务业。其实不仅国家之间，同一个国家内部也一样，中国东部和西部，上海和贵州，西部如何追赶东部？过去靠制造业转移，东部劳动力成本提高，导致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转移到中部和西部。随着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机器人的成本下降，靠制造业转移降低地区间的差异，这个模式是否还像过去那么有效？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数字经济时代更需关注分配问题 服务业可贸易性增加，可能影响相对价格。有个著名的经济学理论叫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Balassa-Samuelson Hypothesis，简称BSH）讲的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快速增长时，实际汇率升值。这是因为贸易品生产率提升，工资上升，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意味着非贸易品行业工资跟随贸易部门的工资上升，但其生产效率没有提升，导致非贸易品相对贸易品价格上升，即实际汇率升值。同样逻辑也适用于国家内部，大城市价格相对于小城市、农村的价格高，主要也体现在服务业价格高。随着部分服务业变成可贸易品，非贸易品范围缩小，意味着其价格上升压力可能更大。这对收入分配可能有重要含义。工业革命时期技术进步在一些方面降低了对劳动者的技能要求，是赋能劳动者，但工业革命早期工人的工资并没有跟随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这种状况到19世纪下半叶开始改善，背后有公共政策加强对劳动者权益保护的作用。按照经济学理论，劳动者的报酬跟随其边际生产率提升，前提是充分竞争的市场，但现实中有垄断问题，有些经济活动有负外部性。 哪些行业、哪些人更多受益于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升呢？一是供给有限的行业，由于技术进步不能引入该行业，或者虽有技术进步但某种原因形成垄断，供给因垄断受到限制。这些情况下，其相对价格上升，从业人员收入和资本收益上升。比如专利权在有效期内享有专利租金，人难以被替代的行业如管理者、心理咨询师、体育明星等，还有房地产，地产是生产效率提升几乎不可能的产业，因为土地不可再生，空间有很强的排他性。二是产品与服务是需求近似无限的行业，人们的攀比消费，比如对时尚与品牌的追求很难用理性行为解释。三是具有零和属性的经济活动，一人所得即另一人所失，这对整个社会来讲不创造新增加值，主要是起到分配作用。即使数字技术提高其个体生产效率，但它是零和的，效率越提高，对方受的损失可能越大。比如，网络诈骗与网络警察、比特币交易、利益集团对公共政策的游说、离婚律师等。数字经济带来部分服务业生产效率提升，按照“鲍莫尔病”，结果可能是社会资源更多配置给供给有限、需求无限（攀比）及零和经济活动。我不是要否认技术进步带给我们的种种好处，而是收入分配可能越来越走向极端，需要公共政策的关注。 疫情下的思考 无接触经济昭示了新的增长点，尤其是服务业，而且它引导资源配置，会改变成本和收益比较，改变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行为。这次疫情下的无接触经济将引导私人部门进一步加大数字经济的投资，同时也向政府部门、公共部门展示了新技术和新业态的潜力，引导公共部门投资，比如5G新基建。但我们也需要关注风险的一面，其中之一就是个人隐私的保护，这次社区防疫显示大数据有助社区精细化管理，但对个人隐私保护的边界在哪儿？这是在数字经济时代如何平衡公平和效率的重要方面。最后，贫富差距问题在数字经济时代呈现新的特征，公共政策该如何应对？技术进步提升效率后资源将如何分配，是否越来越多地配置到技术进步慢、垄断、畸形消费需求、零和经济活动上？这些都涉及社会伦理，是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绕开的问题。我认为经济学应该向古典政治经济学有所回归，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工业革命时期开启了政治经济学，今天在数字经济时代，在边际效用理论之外社会伦理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应不应该对机器人征税？应不应该提供全民基本收入或类似保障？应不应该增加财产税？如果社会的收入分配越来越倾向于不可再生的资产，比如上一辈遗留的资产、房地产，这种状态能否持续，怎么来纠正？这些可能都是需要公共政策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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