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9日，维他奶公告称，公司2019/2020财年营收同比下跌4%至72.33亿港元，股权持有人应占溢利同比下跌23%至5.36亿港元。主要是营运市场受到包括旱灾、森林大火、社会事件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等特殊事件影响。 维他奶此前提及，公司武汉业务遭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较大，公司在内地的大部分业务通过一般贸易渠道进行，小型零售商铺的停业影响了业绩，而维他奶通过内地市场获得的收入占其整体收入的六成左右。 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同时快速复工复产，是维他奶需要应对的重要任务。 维他奶方面介绍，公司2月初积极响应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起的“保价格、保质量、保供应”三保行动，为推进复工复产做了积极筹备。随后，公司因主营生产销售豆奶等营养饮品，并凭借一贯坚持的严苛质量管理体系和食品安全保障，其在上海、深圳、佛山、武汉四地的工厂均被授以民生保供重点企业资质。 维他奶方面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并未动摇公司加码内地市场的信心，公司将继续加码中国内地市场。维他奶东莞工厂将在年内落成投产，届时产能将获得更大的提升，满足更多消费者在不同场景下的营养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维他奶在此次疫情期间加速拥抱新零售。继此前开拓天猫和京东的电商渠道后，维他奶又在疫情期间分别与盒马、每日优鲜、拼多多进行全国直供渠道整合，以及和叮咚买菜、兴盛优先美菜网等OTO进行渠道合作。拼多多数据显示，自渠道整合以来，维他奶的销量同比增长了700%。 同时，疫情令直播带货成为风口，维他奶首次尝试通过与李佳琦合作直播发布冰爽柠檬茶新品。维他奶也联合美食大V密子君、艺人丁禹兮在抖音首秀带货，并首发锡兰风味柠檬茶。 一系列成绩的背后是维他奶持续推动数字化转型。维他奶方面介绍，公司的数字化转型涵盖基础设施升级、数字化员工协作、全业务流程数字化，以及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应用等各个方面。
某股份行离柜业务率已经超过99%、高达2/3的信用卡获客是通过数字化… 似乎出色的银行业数字化转型样本，只发生在领先国有行、股份行。其实不然。一些勇于创新的中小银行，近两年也实现了从线下渠道到手机银行的快速迁移。 最近我们就调研了这样一则案例：一家西部地区的城商行通过数字化转型，如今手机银行一跃成为行内最主要的服务渠道，也成为该银行交易量最高的渠道，为行业提供了“小而美”的创新样本。 “大刀阔斧”转型数字化 在近几年银行金融科技发展浪潮中，受制于科技投入与人才不足，中小银行整体处于弱势中。不过也有城商行几年前就开始布局数字化，转型成果可圈可点。 作为西部地区最大的城市商业银行之一，成立20多年来，西安银行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自身业务战略进行数字化转型升级。 总结西安银行的数字化转型过程，2017年是一个关键的时间点。 彼时，拉姆·查兰在中国说，传统企业不做数字化转型就没有未来；而互联网金融还是被追捧的热门词汇。当年9月，西安银行率先提出“数字化”转型，如今，这三个字已成为银行业必谈的词汇。 在西安银行内部，还做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数字化改革。首先，是在2017年制定了西安银行五年战略规划（2017-2021），把数字化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清晰的战略也奠定了数字化发展的基础。 其次，传统银行要推进数字化快速发展，敏捷的组织架构必不可少。西安银行下设数字化转型领导工作小组，负责数字化转型战略的推动和落地；将原来的电子银行部拆分成直销银行部、互联网金融部，互联网金融部下设在科技部。 此外，西安银行还做了三个重要的布局：一是逐步将传统金融服务线上化，二是发力信息化改造升级的价值互联网金融服务，三是加大与人工智能结合的金融服务，占领区域制高点。 从战略制定到架构调整，再到具体的项目落地，西安银行数字化转型的效果是明显的。西安银行董事长郭军曾说过一句话，“市场给你的时间是很有限的”，或许正是有这样的紧迫感，才能够让西安银行占据城商行数字化转型的先发优势。 新的转折点来临。2019年3月1日，西安银行成为西北地区首家A股上市的城商行；到了2019年末，西安银行总资产2782.83亿元，同比增长14.29%；直销银行管理产品总规模不断扩大，个人金融迈步进入高增长时期。 近期，西安银行也有新的大动作，将直销银行部升级为数字银行部，一方面数字银行部统一全行线上贷款，另一方面基于自建风控系统，打造更多创新产品。此次更名也意味着数字银行部的定位进一步升级。 打造“超级APP” “移动优先”，是银行业数字化转型的共识。郭军董事长此前就讲过，西安银行的战略转型主要解决的是三大问题：客户体验改善、综合成本下降、运营效率提升。要做好手机银行，客户体验是摆在银行面前的头等难题。 在2018年初，互联网金融部成立，这个部门成立在了科技部，属于科技部二级部门。“西安银行的手机银行之前已经发展了5代，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首要的问题如解决银行App对各类手机的适配性问题，就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西安银行互联网金融部负责人告诉轻金融。 客户体验四个字谈起来很简单，但是做好要费很大精力，背后需要强大的技术团队来做支撑。然而，城商行仅凭一己之力去突破困难重重。 阿里云在此时走进了西安银行的视野。阿里云对外提供的mPaaS移动开发平台支撑了支付宝、12306等国民级应用APP高效运营，引入mPaaS，对于西安银行来说是否可行？ 对于外部合作，西安银行当时也有几个顾虑，首先是安全问题；其次是移动开发平台在支付宝环境下运营得很好，但在科技、文化、人才的巨大差异之下，一个城市银行引入这些技术，是否会有同样的效果；最后还有实施问题。 2018年6月，时任蚂蚁金服副总裁的刘伟光（现任阿里云新金融事业部总经理）带队专门飞到西安，和西安银行的高层们进行了一次深度沟通。此次沟通的议题之一，即是西安银行引入mPaaS移动开发平台的可行性。 刘伟光介绍了华东地区部分银行客户的使用效果，逐渐打消了西安银行的疑虑。为了解决实施问题，西安银行科技部的员工还去支付宝学习和交流，除了学习一套系统的使用，还学习了互联网公司如何做运营、如何与用户互动。三个月时间，mPaaS就接入西安银行APP。 5个月后的11月，西安银行召开新一代手机银行App发布会，通过在客户端做“减法”，在银行端做“加法”，新一代手机银行能够支撑复杂的客户端情况，接口响应速度从平均500ms提升到平均200ms左右。在新一代手机银行发布会上，西安银行还宣布和阿里云开启全面合作。 这次发布会，西安银行特地邀请了刘伟光去参加。收到这次邀请，让刘伟光最初感到惊讶，因为在跟银行合作的过程中，很多厂商以往都是扮演乙方角色，但是这次阿里云不但是服务方，还成为了重要的合作方。这也是此次合作与众不同的地方。 通过牵手阿里云引入mPaaS，西安银行实现了手机银行由传统移动渠道向移动金融开放平台的转变，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 西安银行互联网金融部负责人告诉轻金融，新一代手机银行开完发布会之后，用户体验得到较大提升行内员工推手机银行积极性也提高了，用户数、活跃度增长率均超过40%。西安银行还通过mPaaS引入了阿里的生态场景如天猫优选、拼团等，目前正在探讨盒马和高德的融合，如今其手机银行已经成为了西北地区一款热门的网红APP。 这次升级带来的还有交易量的提升。在新版手机银行发布前，西安银行对客主要渠道是柜面。从手机银行发布那一个月起，对客的主要渠道、交易量最高的渠道就变成手机银行了，现在手机银行已经成为西安银行最主要的交易渠道。 西安银行当前的数字化目标，是打造一款“超级APP”，成为当地区域用户工作生活与金融服务获取的首选。为此西安银行还做了很多事： 例如，手机银行不再追求封闭账户，其他支付渠道的客户也可以变成西安银行手机银行的用户；深度构建场景生态，包括本地生活场景搭建，如缴费、旅游、车生活等，同时引入第三方合作场景；打通手机APP与直销银行APP，在手机银行上可以直接办理直销银行业务；打造手机银行对公板块，实现ABC面（零售客户/公司客户/员工）业务的融合；柜面手机银行业务创新等。 让金融服务无处不在 在超级APP理念之下，西安银行正在加快与各类生态场景深度融合，将本地生活服务资源接入到手机银行，构建手机银行APP生态，让金融服务无处不在。 目前西安银行探索的路径是，基于mPaaS的小程序App开发技术，可以简单快捷地将支付宝小程序迁移到自己的App中，同时也密集接入本地化资源。 2019年1月，西安市提出了智慧城市建设，让原本一个旅游网红城市焕发出了新的生机。扎根西安当地，西安银行重点布局了社区、教育、旅游、政务、医院、停车、电商等7大场景，输出账户、支付、理财、缴费4大能力，以搭建区域互联网金融线上生态圈。 目前西安共设立了5万多个路边停车场，西安银行手机银行APP嵌入了这个场景。当用户需要取车，就在手机APP上缴费，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路边智慧停车”。这一场景，在当地也只有西安银行手机银行APP可以完成。 如何把银行融入到场景当中，是银行开放融合的一大难题。互联网金融部的另外一个重点工作，就是去拓展场景的搭建。 除了线上的融合，西安银行目前拓展的还有很多线下场景。例如西安市的市民早餐，在西安有1000多个网点，提供西安银行的聚合支付。在这个场景中，要支持高频并发支付，一个小时超过10万笔交易，其依托的是支付，对传统中小银行来说要求并不低。 由于西安银行和阿里云、蚂蚁集团继续合作使用了Oceanbase分布式数据库以及云计算等技术产品，一步步支撑了西安银行的数字新基建。Oceanbase取代oracle数据库，实现每账号成本降至原来的四分之一，稳定性更高，速度也提升。 西安银行还深入政府金融生态，聚焦财政、住建、出入境等领域，持续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目前已经在西安市300多个社区，提供智慧社区服务。 西安还有一个特色板块是旅游。在旅游服务上，西安银行面临一些难题：去西安旅游的外地人居多，而该行的客群又集中于当地。如何抓住西安旅游特色开发旅游金融服务，成为了摆在西安银行面前的一道待解之题。 在这方面，西安银行也有所突破和尝试，在手机银行推出亲子旅游、短途旅游等生活版块。这些场景搭建，在本地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并拓展了西安银行金融服务的边界。 结语 现在手机银行App已经成为各类银行的标配。据第三方应用商店统计，整个市场上，银行类App有上万个。但是热闹的场面之下，大多数银行App没有用户活跃度，甚至有些下载量仅有几千次，不知道如何找到跟用户建立连接的关键路径。 西安银行的逆袭之路对同行有哪些启示？对于中小银行怎么做互联网化，西安银行有自己的感悟，“银行做APP跟互联网公司不一样，拉用户上来不一定能让它看到有价值的东西，反而是看你能创造什么价值再把用户拉上来，对我们来说性价比会更高。”该行互联网金融部负责人说到。 另一个中小银行当前存在的问题，是服务同质化问题严重。而数字化已经成为西安银行破解同质化的重要突破口。西安银行在跟员工培训时更强调，“跟客户除了聊存款和贷款，还可以聊互联网+和数字化转型。企业需要什么数字化服务，我们的金融怎么帮你解决。” 可以说，对于分支行以及千万个银行员工而言，有了工具与产品，变得更加自信了。或许这才是银行数字化的最核心之处：让数字化思维和工具武装到每一个员工，才是真正有效的数字化转型。 从西安银行与阿里云的合作案例中可以看到，银行与金融科技公司之间是共生的关系，银行借助金融科技实现了科技能力的大幅提升，金融科技的能力也找到了自身的用武之地。只要找到合适的路径和合作伙伴，中小银行的数字化转型也是水到渠成的。
在世界电子贸易平台(eWTP)落地义乌一周年之际，2020年6月18日，阿里巴巴集团与义乌市政府再度联手，宣布双方围绕eWTP的合作升级，通过数字化助力全球贸易复苏。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勇在签约仪式上表示：“义乌正在利用过去积累的商品聚集、客户聚集、基础设施优势，制定新时代的战略规划。阿里希望与义乌一起，打造面向未来的数字化小商品之城、数字化的口岸，共同建设数字化的全球贸易。” 图说：阿里巴巴集团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勇在义乌合资公司成立签约仪式致辞 当天，阿里巴巴集团与义乌中国小商品城集团签约成立合资公司，建设eWTP义乌公共服务平台，为当地从事跨境贸易的中小企业提供数字化的基础设施。同时，运用数字技术创新管理模式，将今年3月获批成立义乌综合保税区打造成中国数字化程度最高的综保区标杆。 合资公司最先落地的创新项目是9月15日即将在义乌综保区试营业的跨境进口商品展贸区，运用阿里的技术能力，打造跨境进口新零售样版间。消费者在这里体验过商品后，无需通过线上下单等待包裹完成清关、配送，而可以当场付款、秒提全球好货。展贸区首期试运营面积2万平方米，模式成熟后将扩大到30万平方米范围内，形成进口商品的奥特莱斯。 作为“世界小商品之都”，义乌此前一直以出口闻名，而在国家扩大进口的号召下，义乌也正在向进口消费品集散中心转型。当天，阿里巴巴还和义乌市政府宣布启动eWTP义乌数字清关口岸，帮助以包裹形式进口货物到国内的海外中小商家实现数字报关、秒级通关。 eWTP由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首倡，旨在通过公私对话，孵化数字时代的全球贸易新规则，共建数字化的商业基础设施，帮助全球中小企业更好地参与全球贸易。目前，杭州、义乌、马来西亚、比利时、卢旺达、埃塞俄比亚等政府均已与加入eWTP。 eWTP落地义乌的一年里，越来越多的义乌中小企业开始了数字化出海。阿里巴巴国际站的数据显示，义乌地区商户线上交易额在一年内增长82%，吸引活跃采购商近300万。同时，义乌企业还与阿里巴巴携手，与比利时、卢旺达、埃塞俄比亚等eWTP数字贸易枢纽互联互通，参与eWTP数字贸易基础设施建设和规则模式创新。 张勇表示：“未来所有的商业要素将全面走向数字化，从商家、商品到结算、物流，每一个集装箱，每一个单据凭证都将被数字化，一个数字化的贸易世界正在形成。义乌和阿里拥有共同的客户，共同的市场，通过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贸易创新，让客户、市场变得更好，让消费者的生活变得更美好，我们全力以赴。” 针对疫情造成的出口难题，当天，阿里巴巴还宣布了一系列帮助义乌中小企业数字化出口的举措，包括成立货通天下义乌公司，帮助当地生产企业一站式对接全球市场；阿里巴巴国际站还与义乌稠州银行携手，为当地商家打造数字外贸收支一体化解决方案，便利结汇手续。国际站今年内将举办20场线上展会，其中包括为义乌举办全球首个小商品线上展会，力争为义乌吸引500万国际批发商。近日，全球跨境贸易领域最大的数字展会——阿里巴巴网交会已经开幕。
2020亚洲数字化保险决策者论坛于6月18日在上海隆重召开，百年人寿凭借业良好的业务发展及创新能力，在众多参选公司中脱颖而出，荣获“年度最佳数字化保险企业奖”。 自公司成立以来，百年人寿坚持以科技赋能为推手，打造“数字化服务”模式。利用互联网新技术，积极推进“产品+服务”的发展战略，突破传统保险业的服务局限，打通公司前中后台系统，建立了场景化、多维度、覆盖全量客户的线上线下智能一体化服务模式。 95542是百年人寿的官方服务热线，也是百年人寿服务客户的窗口。95542为百年人寿全国的内外部客户提供电话接听、电话回访、在线服务及简单的保全变更等业务，是公司与客户、代理人之间联系的纽带与桥梁，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数字化服务逐渐兴起后，百年人寿积极推动数字化转型。目前，95542已摆脱单纯依靠人工的服务模式，对标一线互联网智能客服，智能在线机器人“百小答”应运而生。在UI交互界面，“百小答”带来了全新的交互体验，它可以实现语音输入、语音播报，常见问题引导及多轮会话，更有线上专属私人客服，结合互联网化服务运营，为客户提供方便、快捷的全媒体一站式服务。全面提高用户体验，让服务更贴心。 以数字科技为主导的新一轮技术革命，为保险行业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近年来风头正盛的直播，正是传播数字化的典型代表，深受各个行业的青睐。作为保险数字化转型的践行者，百年人寿抓住这一机遇，凭借成熟的“线上化、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沉淀和业务积累，全新推出“百+直播”，邀请各领域大咖做客“百+直播”，解读大家关注的热点话题，涵盖健康、金融、亲子教育、个人成长四大主题。通过微信直播+现场沙龙活动的形式，线上线下同步开展活动。充分利用名师效应，大大提升用户参与度，让客户增长知识，为客户提供个性化服务。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百年人寿正通过一保通线上服务平台、“全心全E”VIP服务体系、全渠道电子化回访、百年E助理等多种E化服务项目，为客户带来创新、高效、优越的服务体验。 未来，百年人寿将始终坚持从客户的利益出发，拥抱行业新常态，以移动智能化服务全方位提升客户体验，强化科技赋能服务升级，为成就百年伟业而不懈奋斗。
在中美贸易冲突和罕见的疫情冲击之下，全球产业链面临巨大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全球产业链布局将更多考虑安全与效率的平衡，并将呈现出多元化、区块化的新特征。这已经成为越来越多观察者的共识，但也带来了“去中国化”的担忧。 与此同时，全球产业链的数字化发展趋势也特别值得关注。在这方面，中国可以凭借现有优势、抓住历史机遇。 “去中国化”的挑战 前有堵截。美国在高端科技领域不断加强对中国的限制。截至2020年5月，中国已经有超过300家机构被纳入美国的“实体清单”（包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以及中国企业海外子公司）。同时，中国企业赴美投资受到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严厉、苛刻的审查。美国也在通过国际网络对其他国家施加影响，收紧对中国的技术限制。中美之间的科技合作、人员交流也受到了一定冲击。 后有追兵。中国产业链的外部竞争压力上升。由于国内人力成本快速上升，纺织服装产业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持续外移。2007年至2018年，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的服装出口占全球比重，已经从2.9%上升至18.5%。同时，区域贸易协定、双边贸易协定大行其道，东南亚国家处于CPTPP、RCEP等重要区域自贸区协定的交集之中。尤其是越南还达成了欧越自贸协定，竞争优势更是明显上升。 以上两个方面影响叠加，再加上疫情等不确定性的冲击，使得越来越多的担忧认为，全球产业链在长期中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将弱化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不过，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下，中国本身也是全球产业链多元化布局的选项之一，同时中国还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之一，因此中国毫无疑问仍将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多元化可能对中国的产业外移产生一定影响，但并不等同于简单的去中国化。 另外也要注意到，从单一效率取向的全球化，转变为效率与风险平衡的全球化，意味着我们要承受一个更高成本的全球化，也将进一步拉低未来的全球经济增速。而一个更低的全球经济增速，反过来也将导致全球化的进程放缓。 产业链将更趋数字化、资本化 由于以下三个原因，全球产业链将在中长期呈现出数字化、资本化趋势，并将对现有的全球要素禀赋优势格局产生冲击。 第一，疫情将在中期对生产方式产生影响，提高劳动力使用成本。疫情的扩散范围、持续时间，大大超出之前的普遍预期，而且有可能出现反复。在疫苗研制成功、大范围普及之前，疫情将对现有生产方式产生持续影响。在制造业生产过程中，工人的日常防疫、生活住宿环境等成本将明显上升。即便工资不变，劳动力的使用成本也将面临上升。 第二，疫情冲击的另一个后果是，资金成本端的低利率环境将长期化。为了应对疫情，欧美日等主要发达经济体普遍推行非常规的财政政策，并以无限量宽松的货币政策进行配合。由于产业链将走向效率与风险的平衡，全球经济潜在增速还将呈现趋势性放缓。在此背景下，各国财政难以出现明显的好转迹象，甚至还将面临困难处境。在全球经济增速偏低、政府高债务的背景下，主要经济体的央行将难以退出低利率政策环境。 第三，劳动力使用成本上升（不同于工资水平上升）、资金成本维持低利率环境，这两个条件将激发数字技术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疫情改变了商业模式，直接从需求端推动了线上经济、数字经济的发展。同时，疫情还将在中长期改变劳动力、资本两个要素的相对价格，并从供给端对全球供应链产生深刻的影响。从技术视角来看，人工智能、3D打印等新兴技术大多为技能偏向型，对中低技能劳动力存在明显替代。再加上劳动力、资本要素相对价格的边际变化，制造业生产中的劳动投入占比将出现下降、而资本占比将有相应提升。 综合三方面因素，全球产业链将呈现出更加明显的数字化、资本化特征。新兴技术的应用，将引发资本对劳动力的更多替代、从而改变现有的国际比较优势格局。在此过程中，后发国家的赶超将面临更高门槛。 产业链数字化，中国面临机遇 产业链的数字化、资本化，这是未来中长期的一个发展趋势。在此过程中，全球分工的比较优势格局将被重新定义。有一些国家虽然拥有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但是数字经济发展滞后，或者发展数字经济所需的基础设施面临瓶颈，对这些国家的比较优势需要进行再评估。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发展数字经济、从而实现产业链数字化的最大障碍：首先是相关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面临短板。其次是对于个人隐私保护和商业效率的权衡面临更多困难。最后，大部分发达经济体原本就面临一定的产业空心化，以此为基础要实现以实体产业链为基础的数字化整合，也将面临更高成本。 相较而言，在推进产业链的数字化、资本化的过程中，中国具有明显的优势。第一，中国的数字经济已经有了很好的发展基础，基础设施比较完善，商业模式创新处于世界前沿，在新兴技术领域也有一定竞争优势，独角兽企业数量仅次于美国、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 第二，中国的产业链完整、生产配套网络发达，这为产业链数字化提供了很好的整合基础。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制造业部门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在某些具体领域还有一定的脆弱性。但是，中国目前的生产能力、交通物流水平、生产配套网络等等，都为产业链的数字化、资本化提供了坚实基础。 产业链的数字化，有可能改变甚至颠覆中国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劣势。不过，中国的资金成本还是高于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但是中国企业可以通过境外融资、利用境外资本市场的低成本资金，增强国际竞争力。同时，中国也在积极探索打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从中长期来看融资成本的下降值得期待。总体而言，产业链的数字化、资本化发展趋势，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可以抓住、而且必须抓住的历史机遇。 另一个似乎遥远，但不得不早做思考的问题是：如果全球产业链的数字化、资本化成为发展趋势，那么国民收入的分配也将更多倾向于资本，而不是劳动者。在此背景下，收入差距、甚至失业将成为一个更为严峻的全球挑战。中国有望在这一进程中走在世界前列，也将首先面临这些问题的考验。在此过程中，如何使得产业链的数字化、资本化发展具有更好的包容性、普惠性？政府如何在再分配过程中起到更好的平衡作用？这些问题都值得思考。 本文原发于财经
曾几何时，“比较优势”为自由贸易奠定了理论基础，并预鉴了上世纪下半叶风起云涌的全球化进程。 自1990年至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国际资本流动占GDP比重从5%猛增至21%，国际贸易从39%上升到59%，全球化行进在史无前例的快速发展轨道上。在各种要素驱动下，一条条纵横全球却又层次分明的产业链不断发展与延伸，过去集中在一个经济体境内的生产线分拆为数十道甚至上百道工序，并根据成本和效率指标分发给世界各地的生产商。 欧美国家凭借工业革命积累的资本和技术的优势，始终主导着全球化的国际分工和资源配置，一方面通过资本输出和产业转移牢牢把控着低成本地区的产业命脉与廉价劳动力；另一方面，通过强势货币与资源、财富挂钩（Bretton Woods System与Petrodollar System）模式建立的国际金融秩序，不断左右着国际贸易和区域市场。 然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新兴经济体在产业与技术上的追赶愈发加快；资本、资源与劳动力非同步流动，也进一步缩小了全球劳动力薪资水平差距。发达经济体体内部也出现了分配不公、社会撕裂、民粹主义抬头等现象。 全球化的痛点在于：政府是自己的，市场是大家的。这种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政府诉求始终是几十年来国际经济分歧与利益纠葛的一个重要因子。也正是由于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机制的缺失，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贫富差距加大、利益分配机制扭曲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去全球化”的思潮也随之产生。此次海外疫情，使得“去全球化”思潮的影响无论是对西方国家的政府还是民众都要比疫情前更加明显。 时代的深刻变迁，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将全球化推向风口浪尖。昔日自由贸易培育的繁荣之花在世界政治风云诡谲的阴云里风雨飘摇。对于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来说，发展始终是解决一起问题和矛盾的“总钥匙”。立足当下，未雨绸缪，构建更加安全、稳固、粘合且有韧性的产业集群，这是未来我们能够以最开放的心态拥抱世界的坚强底气。 我国拥有门类相对齐全、产值较大的产业集群，但是量大还需质优，当前核心竞争力的不足问题导致了部分产业利润不断收窄，一旦外部形势风吹草动，极有可能带来风险的链式集聚。 同时，作为人口大国，就业问题也是我们要兼顾的重要因素。一些低附加值产业暂时还不能因成本问题而主动转移或放弃。未来产业升级路向何方？ 答案就是依托数字经济这个底层框架，以消费升级为突破口，构建技术引领驱动力，创新金融对产业的托举作用，稳住中小企业生命线，不断提升供应链体系与产业集群的内在韧性与外在粘度，为产业转型升级注入活力因子。 拥抱“数字”新时代 数字经济作为信息革命在经济领域的新形态，已成为信息产业中最具活力的细分市场。政府会议提出了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任务。 4月份以来，各地政府纷纷发布2020年新基建项目投资计划，推动疫后经济恢复、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和数字经济发展。政府主导的新兴数字技术（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的发展，为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协同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当前，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在于老旧设备无法实现数据采集和传输。制造业数字化需要集成、统一的管理平台，通过生产线、车间以及客户需求等端口的无缝对接实现产品、需求、流程、成本、管理的均衡组合。这是实现未来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基础。 美国格林维尔工业区GE Monogram工厂，成排的工业级3D打印机正在将陶瓷基矩阵复合材料进行激光烧结，铣床的操作全部由机器人进行监控。内嵌的传感器将各种数据传输至云端的工业互联网进行分析。设备和电脑相互沟通交流，工厂的生产线通过数字化的方式与供应商、服务商、物流系统连接，不断优化生产。 在农业领域，Wintershine的子公司新加坡水产养殖技术公司（SAT）推出了一个智能浮动养鱼场。得益于智能传感器和系统，该养鱼场可调节鱼类的喂食、水的温度、酸度和其他更重要的参数。作为亚洲国家中的第一个此类水产养殖设施，这种具备气候适应能力的水产养殖设施承诺每年向新加坡家庭提供350吨鱼，以解决鱼类供应短缺的问题。 数字经济驱动的本质特征就在于通过“互联网+”“人工智能+”为产业协同创新赋能，不断增强应对外部市场变化的敏捷性、适应性和协调性。产业集群的数字化升级应围绕重点行业建设跨行业、区域、企业级的工业互联网平台。 同时，通过政策优惠、基金引导等方式，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开展“自动化”改造，提升自动化水平：通过政策补贴等方式推广信息系统及专业软件应用，促进企业信息化、数字化水平提升；通过贴息贷款、费率减免等方式加强对生产环节和数字化工程基础设备的数字化改造；对于核心级大型企业，鼓励探索数字化平台搭建，实现研发设计、生产组织、质量控制、运营管理等全流程信息系统互联互通和协同运行。 构建知识集聚与技术辐射的产业集群网。 创新是产业集群发展的第一要义，但产业集聚不一定催生出创新型集群，行政边界的区位布局与产业分工也不一定能释放出集群预期的活力。 2009年，波特和科特尔斯在《产业区手册》一书中强调，集群是由供应商关系、共同的劳动力市场、竞争、知识溢出和学习效果的组合所驱动的。对于我国来说，创新型产业集群的打造应立足于粘合知识集聚的科技园（中心）与传统产业集群的辐射网络。 纵观世界知名科技园（中心），有许多都在为全球创新做出巨大的贡献。如斯坦福工业园，从起初的租给工商企业或校友企业，到高科技企业聚集地，再到今日的硅谷，它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的所在。荷兰埃因霍温高技术园虽然面积只有1平方千米却吸引了来自85个国家150多个全球领先的科研机构和快速成长的高技术公司，在健康、能源和智能环境领域服务于全球，被评选为每平方米知识专利数居世界首位的智能社区。 随着我国交通网络的建设，城市间的时间距离愈发缩短，但城市与城镇的网络还有待进一步疏通。城镇作为当前众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载体与未来产业转移与升级的主阵地，是打通科技园区（中心）与辐射网络的“最后一公里”。因此统筹区域治理模式，通过建立多层次、多地域的科技园区（中心）+产业集群网络是构建创新型集群发展的主要路径。 知识辐射、产业集聚、数据共享、要素整合、网络构建成为创新产业集群发展的核心。在这个过程中，紧密相关行业和支持性机构的互动既要有政府参与也要有行业协会等中介机构的支持，更要有双方的共识，才能保证产业集群在特定的技术发展方向上不断深化拓展，形成难以复制的综合竞争力。 利用金融创新打通产业链条“血脉”。 我国产业升级的支撑在于中小企业。目前，中小企业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力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扩大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支撑。当前中小企业融资难是普遍共识。主要表现在直接融资渠道的缺失与间接融资渠道的不畅。对疫情影响下的中小企业特别是成长企业的流动性支持是当前金融工作的重中之重。 5月28日，财政部发布的《政府性融资担保、再担保机构绩效评价指引》明确，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可对绩效评价评定等次为“中”及以上的辖内政府性融资担保、再担保机构，予以资本金补充、风险补偿、补贴、奖励等资金支持。 在具体实践上，可以按照“商业银行+政府增信机制+中小企业客户”模式，由政府通过专业化担保公司和风险补偿基金等方式，为中小企业进行增信；商业银行按照担保公司资本金或风险补偿资金的一定比例为增信对象金融贷款融资；也可按照“商业银行+特定融资主体+项目”模式，由特定融资主体统一承贷、统一还款，资金按项目分散使用，贷款本息偿还纳人特定融资主体考核，风险由财政专项基金兜底。 探索充满活力的直接融资渠道是提升中小企业融资效率的有效方式。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第14次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金融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性，拓宽优质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切实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面临的实际问题。未来，应通过设立多层次的场外市场，中小企业可以根据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商业模式选择适合自身的方式进入资本市场；进一步扩大开放领域，引导更多市场化资金通过多种形式进入场外市场，增加中小企业交易的流动性。通过跟投制度的设计、锁定减持的规范、市场化的机制强化，减少和避免中小企业在治理方面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立足于大数据下的产业链金融产品创新是大势所趋。数字化进程将极大推动产业链金融产品的创新与运用。近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关于加强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金融服务的通知》，多次提及以科技手段提升产业链在线金融服务水平，为企业提供方便快捷的供应链融资服务，并对供应链金融应收账款质押融资、订单融资、保险增信等融资方式进行了明确的指引和要求。产业链金融当前最大的问题在于信息对等机制的建立。可以通过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技术可以有效解决金融机构信息获取的问题。通过产业链金融信息平台的构建，金融机构可以动态掌握企业经营数据情况，实现风险的甄别与防控，为金融机构决策提供支持，进而为全产业链进行输血与支持。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在当前国际环境发生剧变的情况下，未来面临的挑战与变化会越来越多。
历史在我们眼前巨浪起伏。 匆匆那年 如今，谈及银行转型，必谈数字化。 仿佛银行已成为时代的恐龙。 其实在不远的十年前，中国银行业的信息化水平在世界金融界、在国内各行各业堪称翘楚。 即使今天，仍有可圈可点之处。 至今很多大行老科技人提到那段时光，眼中依然闪耀光芒。 追溯这份荣光，还需上溯十年，那是世纪之交的千禧年。 千禧年的元旦，天安门广场人潮涌动，周边交通中断。同样的沸腾也发生在深圳，一家名叫腾讯的小公司员工集体出门吃饭，结果被迎接千禧年的人潮堵在路上，动弹不得。 马化腾不在其中，那夜因“千年虫”，马作为唯一客服竟然成功安抚了OICQ所有用户。 元旦前夕，刘强东在北京九头鸟大酒店开年会，台下一桌十人，全公司两桌搞定。刘提出新年目标，明年聘个库管，搬到一个大点的写字间。1999年，他在刚开业的海龙大厦有个不到4平米的柜台，主营业务刻光盘，附赠傻瓜式多媒体系统。 同年杭州湖畔花园，马云对他的18罗汉说，我们要建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然后说“现在你们每人留一点吃饭的钱，将剩下的钱全部拿出来”。 千禧年后的第一年，2001年百度推出服务用户的独立搜索引擎，腾讯QQ突破500万用户大关，两年后2003年阿里淘宝才诞生。日后的BAT并未意识到，彼时的用户，意味着来日的流量、场景和生态。 那一年，经过98年的财政注资、99年的不良剥离，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新一轮改革悄然拉开大幕。 有些伏笔埋了许多年。 千禧年前4个月，中国工商银行于1999年9月1日正式启动数据集中工程，命名为“9991工程”，开中国大型商业银行大集中先河。 自1905年，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国家银行——户部银行（中国银行前身）成立，在近百年的时间里，银行靠一把算盘一支笔、一本账簿一双手，记载了一代代的兴与衰，计算了一家家的盈与亏，清点了一笔笔的进与出。“点钞不用手、记账不用笔、利息自动算、传票自己走”成为一代代银行人梦寐以求的理想。 1993年银行网点开始普遍使用单机记账。 1995年，部分银行开始尝试联行报单、银行汇票签发的微机处理，重要凭证也进入微机管理。随后，各家银行逐步实现会计电算化。2000年前后，随着省域数据集中、全国数据集中工程的推进，银行计算机运用由储蓄、会计等柜面业务和后台核算业务扩展到信贷统计、资金调拨、客户数据库、信贷台账，再发展到办公自动化、决策支持等经营管理的方方面面，本地存款异地取、资金瞬间到账、跨国使用银行卡、本外币在账户间自由转换等不再是天方夜谭。 至此，中国银行业彻底从算盘时代走向了键盘时代。进入键盘时代后，第一个成效是数据，第一个痛点也是数据。 如果把银行过去的信息化、进行中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喻为一盘棋，“数据”始终是这盘棋的“势”所在。数据集中，不仅是为银行提供了最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更是为银行经营管理和各项业务创新发展提供了平台，从根本上推动了银行变革发展。 善弈者谋势。 工行先行后，农行、中行、建行的数据大集中也拉开帷幕。虽然资源禀赋不同、技术路线不同、个中心酸不同，但是毫无疑问，千禧年后那场中国金融业波澜壮阔的大集中，铸就了今日各行数字化转型的底气。 如今，再踏转型路，往事尽云烟。 往事并不如烟 前传 各行数据大集中前有一“前传”，名为核心系统。 银行“核心系统”并不为普通人所熟知。核心系统是商业银行管理客户信息、处理客户账户及核心总账、提供基础存贷款、支付服务的系统，如同人的心脏。 商业银行核心系统的建设发展，是我国整体经济金融环境变化、金融业改革发展以及信息技术进步革新，三者共同驱动的结果。 1995年到2000年，是我国股份制银行和地方性银行大发展之际。这些银行建立之初，各路人才聚集，不乏有着大型国有银行科技工作经验之士，他们有了从零起步、跨越发展的舞台，直接提出了建设综合业务系统的目标。 而对于大型国有银行，服务不能降级，人员需要培训，数据需要迁移，不能不考虑历史和现实的因素，因此通过吸取了国外大型银行发展经验，更加细分了银行的应用系统，提出了核心银行系统的概念。 1986年，工行引进SAFEII系统，并以之为基础，构建了工行第一代核心银行系统，主要聚焦储蓄和对公业务。1997年，工行拉开第二代核心CB2000建设序幕，至2000年工行核心银行系统一期工程全面研发完成。 工行先行后，国内多家银行吹响了核心系统建设和大集中的号角。受限于当时计算机设备和网络传输的发展水平，大多以部分集中或省分行为主的省域集中尝试推进。1997年，中国农业银行启动第一代核心业务系统（ABIS）建设，经过两年多的鏖战，1999年3月，ABIS系统在宁夏投产成功后推广到农行全辖。2000年，中国银行实现五大区域系统集中，建设银行核心业务系统DCC上线。 纵观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千禧年后十年，如同今日的数字化，核心系统建设与升级换代，是各家银行共同的追求。背后深层次的因素是，随着加入WTO的日益临近，中国银行业必须在短时间内缩短与国际先进银行的差距，构筑信息化为内涵的竞争力成为关键性的抉择。 核心系统与数据大集中很难说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在核心系统建设同时，很多银行有识之士发现，仅仅是软件版本统一但不集中数据，对外难以提供跨地域的服务能力，对内则难以把控银行整体经营状况。 因此，唯有数据集中与核心系统一起扇动，才能为中国银行业插上翱翔九天的翅膀。 从集中，一路走来 1999年9月1日，工行启动 “9991工程”。 公开数据显示，这项工程最终把工行40多个中心、几万个机构合并到北京和上海两大中心，建立起全行统一的电子化体系。到工程完成，两大数据中心承载了工行全国全部37家分行以及总行票据营业部和牡丹卡中心、408个地区行、27，630个营业网点核心业务的处理，存储、处理4.8亿个账户，1.2万台ATM、6万台POS，日均处理交易超过9，000万笔，年均300亿笔，高峰日交易量超过1.2亿笔，存储处理的账户网点数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工行大集中成功并非一日之功。1994年，工行开发了全国电子汇兑系统；1999年，工行正式投产运行资金清算汇划系统，实现汇划与清算实时，开创了异地结算业务全新的处理模式。 工行大集中的另一成效是，以“9991工程”打下的牢固根基为依托，工行2014年率先成功完成了“两地三中心”工程。2018年，工行全面实现新一代主机双活2.0架构下同城切换。这一看似“技术”的成效，实际是“业务”成效，业务连续性既是银行科技的生命线，更已成为数字化时代银行风控的重要范畴。 2019年，工行发布ECOS工程。E是Enterprise-level，代表“企业级”。C是Customer-centred，代表“以客户为中心”。O是Open，代表“开放融合”。S是Smart，代表“智慧智能”。 从1998年开始，中国农业银行开始启动省域数据集中工程，将全行近200个中心的核心业务数据集中到了36个省域数据中心，实现了所辖全部有效网点的集中联网，统一了全行业务应用。 2006年底，农行将全行37家分行的数据集中到北京数据运行中心。2007年初，农行将数据运行由北京切换到上海。与此同时，农业银行实施经营转型和县域蓝海战略，开创新的市场空间。在此背景下，2008年底，农行做出了建设新一代核心业务系统建设的决定。2015年10月，历时六年，农行新一代核心业务系统(Blue Ocean Engineering，BoEing)完成整个核心系统的切换和投产。 2020年，农业银行提出信息科技 “iABC”战略，代表“智慧（intelligent）的农业银行（ABC）、我（i）的农业银行（ABC）、融合（integrated）的农业银行（ABC）、科技助力（impetus）的农业银行（ABC）”。“iABC”战略将通过“七大技术、五大支柱、六大中台、两大保障”具体推进。 2011年10月中行IT蓝图完成全面推广，实现了经营模式和管理理念由“以账户为中心”向“以客户为中心”的转变，完成了境内全辖数据逻辑集中和应用版本高度统一，构建了安全可靠的“两地三中心”基础设施架构和7×24小时的运维体系。 2012至2018年，中行完成海外信息系统整合转型工程建设，在国内同业中率先构筑起7×24不间断、全球一体化运维的领先优势。 2018年，中行宣布数字化发展之路将围绕“1234”展开：以一个“数字化”为主轴，搭建企业级业务与服务两大架构，打造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三大平台，聚焦业务创新发展、业务科技融合、技术能力建设、科技体制机制转型四大领域。 2005年，历时三年的建行数据集中工程（DCC）宣告完成。建行DCC表明，建行的科技应用模式已经从过去的分散开发转变为集中管理模式。 2011年至2017年，建行举全行之力历时6年，完成了新一代项目建设。其突出价值在于，基于业务流程全行共享的理念，构建了覆盖全行，以产品、流程、数据、用户体验四大模型为核心的企业级业务架构。同时，承接企业级业务架构模型，坚持组件化、平台化、松耦合、面向服务的原则，构建应用、数据、技术、安全四大IT基础架构。 2018年，建行发布“TOP+”金融科技战略规划。T为科技驱动，以技术和数据为双要素双轮驱动。O是能力开放。P代表平台生态，+是培育鼓励创新和支持创新的文化。 备注：上述工农中建大集中成果与数据全部来自公开资料 最深的敬意 数据大集中，是整个中国银行业“十五”期间的重大事件。 至“十五”末，各银行基本都实现了“数据大集中”。集中后，工农中建四大行的客户数、账户数、日交易量位列银行业前列，当然在数据集中的同时，也集中了风险，这是后话了。 回望数据大集中，工程之外，有几个点依然值得今天的银行数字化追忆。 一是主动变革。近年来的数字化转型多多少少还有几分外部倒逼的味道。20年前的中国银行业大集中，却是一场技术、管理和经营三位一体的主动式变革。大集中的历史告诉我们，数字化转型要做到主动变革，关键是三不要：不要在墨守成规的文化理念上搞数字化；不要在固守传统的体制机制上搞数字化；不要在封闭的技术体系上搞数字化。 二是技术路线。无论电子化、信息化、数字化，技术路线是决定IT建设方向的大问题。技术路线选择外部受制于当时的技术发展趋势、外部技术产品服务供给，内部要符合自身实际、投入预算和队伍能力。同时，制定一个正确的技术路线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在长达数年的工程建设中一以贯之、久久为功。今天的银行数字化转型也面临过公有云、私有云的困惑，还将啃下自主可控的硬骨头，在这些抉择中，技术路线的选择更显珍贵。 三是队伍文化。科技和医学类似，本质上是实践性学科。再牛的医学院毕业，没有经历足够数量的临床，成不了名医，真正的科技人才也一定是在实践中才得以成长。大集中培养了一批银行应用、系统、数据库等专业人士，这些人有些留在大行“传帮带”，有些走向其他银行和后来的互联网公司。从更宏大的格局看，大集中培育出的人才，是银行对后来中国数字经济的一份贡献。有队伍必有文化，攻坚协同的文化，科技以人为本的文化，依托数据经营管理的文化……全面萌芽于大集中。 毫不夸张的说，这场变革是中国金融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是世界科技史上石破惊天的工程。 集中的过程中，凝聚了一代银行科技人的智慧、汗水和青春，他们攻克了诸多性能、网络、算法难关，填补了诸多计算机金融应用的空白。 他们和最初的“思想者”、“谋势者”以及决策者们，顺应了时代，也超越了时代，值得我们送上最深的敬意。 善弈者谋势 2017年前后开始，四大行纷纷将数字化定位为核心或首要战略，依旧善弈者谋势。 势之所向，其锋称王。 2020年是“十三五”收官之年，也是“十四五”（2021-2025）擘画蓝图之年。突如其来的新冠黑天鹅疫情，给银行业带来史无前例的困难和挑战。 本次疫情再次证明并凸显了金融科技的极端重要性，也对金融行业数字化转型注入了新内涵、带来了新启示。 站在这样的历史节点，回味20年前的大集中，展望“十四五”的银行数字化发展，总有鉴往知来的感慨。 在“十四五”诸多影响因素中，笔者认为对银行数字化转型最大的两个宏观影响因素是： 一是我国大概率2022年前后跨入“高收入国家”门槛，同时伴随互联网成长起来的“Z世代”全面进入社会，老龄化现象愈加严重，由此带来银行客户结构、客户需求的全新变化。 二是2025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或将达到60万亿元，作为全球最大的数字经济体之一的特征将愈加明显，由此带来的银行经营范式的全新变化。 谋篇布局之际，纵观各行战略，其实共性已显，不同的是资源摆布和轻重缓急而已。 在不确定性的时代，战略往往不是目标，而是选择。提炼各行未来数字化转型发展的最大公约数，可以概括为“三化”、“三心”、“三新”。 “三化”的战略内涵 首先，通过数字化着力实现物理银行的“数字化孪生”。随后，基于智能化开展经营管理，低成本、实时性地洞察和服务于海量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同时通过开放化主动出击，紧密耦合场景生态伙伴，嵌入到客户的各种生产生活场景中，更敏捷地捕捉需求、获取数据、鉴别风险、提供服务。 数字化、智能化、开放化实际上构成了未来银行的经营范式。数字化提供核心资产，使银行无缝感知、全面理解客户；智能化为生产动力，使银行洞悉需求、创造服务；开放化为组织形态，使银行具备无处不在的触角，随时、随地、随心而在。 “三心”的战略核心 普惠为初心。任凭时代变迁，国有银行服务实体的初心不变。长期以来，诸多因素导致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小微、低收入人群等，长期被排斥在正规融资体系之外。要将数字化作为破解普惠的关键一招，通过技术与金融服务的深度融合，充分释放大型银行的科技、信息与平台优势，助力解决普惠中的信息不对称、成本高、风险大等关键问题。 风控为核心。银行本质上“贩卖”的是风险。本次新冠疫情启示唯有借助金融科技手段，综合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多项技术，提升科技应用产品间的协同性，打造实时智能的“全面风险管理”，才能提升对“黑天鹅”、“灰犀牛”的企业级风险应对能力。 创新为恒心。在充满不确定性和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创新是基业长青的根本所在。对于商业银行，既要有用于解决特定问题的技术创新，更为重要的是，要组合运用现有技术实现商业模式创新，特别是从把握金融跨时空转移的基本功能，着力为客户解决时间、空间、物质稀缺性问题，探索未来银行的无限可能。 “三新”战略支柱 新基建。一方面是柔性的新基建，包括各行投入大量资源的企业级架构、中台架构，为去全行系统性、普遍性问题提供高度共享复用的解决方案；大力发展开放银行，借助API、SDK等手段，构建开放、合作、共赢的金融服务生态体系。另一方面是硬核的新基建，包括构建以云计算、分布式计算为基础的新一代机房基础设施，以及推进国产化的“壮怀激烈”；实现IPV6规模部署，奠定万物互联时代的网络基础；持续完善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基础新技术平台，提供企业级新技术输出服务。 新体验。以客户为中心成为唯一的第一选择，纷纷致力于将传统商业银行的品牌美誉度和信用优势转化为极致客户体验。一方面围绕客户全旅程推动敏捷、快速、端到端的数字化改造。另一方面通过数字化经营，有效盘活和深耕存量客户，实现对用户有目的的组织管理和针对性营销，增加用户粘性、贡献和忠诚度，并通过系统性获取用户反馈，沉淀出一整盘真正属于银行自己的数字资产，不断改进提升。 新赛道。顺应国家战略，把握技术发展趋势，洞悉经济金融环境，在一些新赛道开启新竞争。比如，此次疫情培养了企业线上业务办理习惯，需要以对私思路开启对公数字化新蓝海，突破银行账户属性，视企业为用户，全面运用金融科技的力量，对公司金融既有的底层架构、服务流程、产品体系进行深层次重塑和优化。再比如，这轮全民抗疫也是一场高强度、沉浸式用户习惯培养活动，是对5G时代、物联网时代社会经济生活新形态的集中酝酿。经此一“疫”，全社会步入深度在线模式。此次疫情加快了零售银行通过线上化渠道满足客户多样化金融需求的进程。随着5G高速传输、万物互联时代的来临，以及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零售金融既要在全面场景化过程中迈入实时、敏捷、智能的新境界，同时也驱动零售银行在线上渠道营销运营以及线上线下协同方面迈上新台阶。比如，把握国家发行数字货币的历史契机，挖掘更多的场景蓝海...... 胜天半子 从蒸汽时代到电气时代，人类用了100年。从电气时代到信息时代，用了60年。最近，从3G到4G普及只用了4年。 佛利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中说，技术平台每隔5至7年就要发生一次颠覆性改变，但很多人却需要用10至15年才能适应。 瞬息万变的变局，飞速传递的变量，裹挟前行的我们，共同构成当下的变局。 变局之下，宏观唯有接受，微观才能有所作为。 2019年，《BANK 4.0》红遍金融圈，封皮上赫然标识“金融常在，银行不在”。 的确，金融常在。那么银行呢？ 根植于近三十年的信息化成果，得益于二十年前的大集中，中国银行业在变局中始终默默努力。 但是长路漫漫，总有艰难困苦，才能玉汝于成。 比如，面对各类互联网公司不断蚕食银行业的传统市场空间，场景生态已成为银行数字化转型的题中必有之义，但是围绕场景如何进行研发、营销、管理、服务，如何变革组织架构、运营管理、风险管控等，已成为银行业当前最大的焦虑。 各大银行往往在场景建设上投入大量资源，但依托场景获得的用户流量，能否创造可持续的收益有待观察。同时，银行传统的客户维护以产品营销为出发点，对客户全旅程体验缺乏精细化深刻研究，导致在客户场景服务上缺乏整体把握，客户场景金融服务能否持续有待观察。此外，传统的体制机制依然惯性制约着新金融发展，传统商业银行始终面临着场景金融和传统金融的取舍难题。 在可预见的将来，银行仍将是中国最重要的金融供给者。因为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运转，往往是惯性存在。美英两国的金融体系长期以资本市场为主导，中国、日本、德国则长期以银行为主导。在某个国家，不同金融市场之间固然可以协调发展，但彻底转变金融体系的主导模式和惯性存在则难上加难。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银行仍将是中国金融供给的主体。 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方向，最终取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逻辑。当前，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创新的关键在于优化体制机制，优化体制机制的关键在于变革与改革的力量。 进化论中说，存活下来的不是最强大的生物，而是适应变化的生物。 的确，当前传统商业银行一些固有的产品和服务模式，已不适应经济发展的新要求，只有那些能够主动适应创新型经济发展要求的银行，能够快速转变经营模式、优化金融服务供给的银行，能够把握时代机遇和变局机遇的银行，才有可能在新的一轮竞争中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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