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梁建章先生如此之快地做出了回应。但是他在此前的一系列文章中，始终回避了人口结构、质量与人口数量的关系问题。而这恰恰是我们论证人口多少的焦点问题所在。 首先我们能够对比的参照系就是发达国家，毕竟这些国家的成功经验对中国来说还是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在发达国家中，人口最多的就是美国，但也只是相当于中国的五分之一多。其他发达国家中，总人口数量仅次于美国的就是日本，人口为1.27亿，相当于中国人口的十二分之一多。 如果仅用这些国家作为对比，来说明中国人口的多少，应该没有办法进行参照。而如果要对比人口质量，那就涉及到人均GDP、就业人口的人均收入水平和人均受教育年限，以及人均占有资源的水平等。 按照此方法比较，中国人口总量多的劣势显而易见。因为只要涉及到人均指标的比较，我们在世界上的排名就大大靠后。 我们提出的人口发展政策涉及到发展目标，是向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看齐，还是与欠发达国家进行比较？如果向发达国家看齐，当然我们还要力争让各项人均指标的水平取得较大幅度的提高。如果我们做不到这点，而空谈人口数量的增长或者是忧心生育率下降会导致人口减少的危机，意义何在呢？ “人越多越好”不是一个真命题 虽然根据不同的统计标准和预测方法，可以对未来人口数量有不同的预测结果，但是作为学者至少应该以权威标准作为依据，而不是根据自己的主观推断作为臆测。 虽然梁建章的预测是基于中国的生育率降低到1.1左右而得出的，甚至得出到2100年中国的人口可能会降低到6.71亿人的结论。且不说这种方法是否科学，数据是否可靠，因为联合国关于人口的预测有9种方案，梁建章采用的是最小概率的最低方案。 即使是按照他的方案，2100年中国人口降至6.71亿人——这仍然是美国现有人口的两倍多。何况发达国家的人口也在下降。 美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如果将来中国的人口真的下降到6.71亿，或者是按照1.4的生育率下降到7.14亿人口，到时如果各项人均指标能达到美国或者其他发达国家现有的水平，怎么说就是人口危机呢？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要做出选择，是出生更多人口而大幅度降低生活水平和人口质量，还是尊重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以更少人口创造更多价值，大幅提高人均公共服务标准，实现更强的竞争力。这是我几乎在每篇文章里都要反复强调的，可能绝大部分人会选择后者。 而且，中国还会有更多的关于生育的政策红利可以释放，例如放宽或者取消现在的控制生育政策，也会带来人口生育率的变化。但是至少到现在，我并不认为中国已经面临着严重的人口危机，而且仍然存在着如何解决更多人口的就业和提升公共服务能力的挑战。 梁建章反复强调人口数量与劳动力过剩没有关系，这代表了一部分人口学者思维上的严重误区。我注意到一些人口学者在提出中国未来会因为人口减少会引发危机时，反复强调“人口红利”的重要性。但难道“人口红利”仅仅就是指的人口增长和消费吗？显然不是。 中国曾经经历过的“人口红利”时代，就是低成本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扮演了世界工厂的角色，是因为一方面人口众多，另一方面劳动力成本很低。而所谓的红利，就是可以通过低成本的劳动力创造更多的社会收益，而且也会带来更多的就业。如果没有这些低成本的就业，何谈人口红利？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中国是否有充足的能力吸纳更多的就业，同时还能保持收入水平的增长。因为就业的人口红利无法持续，显然指望由于人口过多而带来的消费市场膨胀的预期也很难实现。 如果仅看人口数量，而忽视人口质量对一个国家的发展、甚至国家与外部世界竞争的现状，当然就会得出“人越多越好”的结论。如果人口数量多了以后，不能实现充分就业，或者是就业人员的收入水平过低，那么如何能够证明“人越多越好”？假如认定人口数量是第一大优势，但是人们的生活水平与其他国家还存在巨大的差距，那么人口优势如何体现？所有这些都是我们讨论的焦点问题，也是分歧所在。 举个例子，南亚国家和非洲国家人口正在快速增长，但是因为人口的快速增长大大拖累了这些国家的发展速度。对一个国家来说，即使是年轻人总量足够多，但是如果解决不了充分就业的问题，也就解决不了国民收入水平低和公共服务能力弱的问题，同样也解决不了受教育水平提高和公共卫生保障问题，那么这些国家如何与发达国家竞争？如何摆脱长期困扰它们的贫困问题？我们总不能睁眼说瞎话，认为这些国家的人口越多对世界来说是好事，认为人口多是未来的发展机会。而且这些国家的人口中虽然是年轻人占绝大多数，而面临的另一个现实是普遍受教育水平较低，社会保障能力孱弱。 增加人口能解决现实难题吗？ 对于中国来说，我们只选择农业转移人口的情况就足可以说明问题。中国2019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9亿人。以现行学制年数为系数，结合不同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数量（见表1）计算，农民工平均受教育年数为9.73年。 当然，因为没有考虑学制的差异，也忽略了肄业的情况，所以农民工平均受教育年限也略有高估。也就是说，近些年由于国家大力提高教育，中国农民工平均已经基本达到了初中水平。这仅仅是农民工的情况，如果将农业就业人员考虑进去，那么平均受教育年限还要降低。 实际上，大部分农民工在50岁左右就会离开就业岗位回到农村。根据农民工年龄结构（见表2）计算得出50岁以上农民工为7153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24.6%，相当于总量的四分之一。假定2.2亿16-50岁的农民工都是50岁就回乡，意味着他们在城镇至少将少就业10年。这10年可以折算成劳动力约4855万人，相当于各类城镇务工就业的实际人口比现有农业转移人口又减少了将近5000万人，也就是说，通过工业化和城镇化实际吸收的农业劳动人口为2.4亿多人。 如果从农业转移人口的工资收入水平来看，中国2019年农民工月均工资为3962元人民币，折合564美元。按照农民工每年工作约10个月计算，其年均工资为5640美元。与欧美日年平均工资为3万-4万美元相比，中国农民工工资水平仅相当于前者的六分之一或七分之一。再看中国2019年农村常住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为1.6万元人民币，约折合938美元，仅相当于欧美日国家人均工资收入水平的三十分之一或四十分之一。 从以上计算可以看出，占中国总人口56%以上的农村户籍人口，怎样才能使得他们的收入水平得到提高？这仍是中国发展中的重点难题。存量人口的就业和收入增长难题还悬而未决，难道通过继续鼓励增加人口，就能使所有问题迎刃而解？即使未来再给我们80年的时间，在经济增长速度持续放缓的态势下，如何实现梁建章他们信心满满的人口优势？ 从另一个角度看，人口总量继续增加，那么显然就要增加政府的公共服务的支出。2019年中国公共教育支出仅为GDP的3.49%，而巴西为6.24%，英国为5.49%，德国为4.8%、美国为4.6%、俄罗斯为3.74%，韩国4.59%、日本为3.19%（图1）。中国30岁以下人均公共财政教育支出约为920美元，仅为美国的十分之一。2018年，中国人均医疗卫生总费用为4148.1元人民币（627美元），这一数字仅相当于美国2017年人均医疗保健支出（10246美元）的十六分之一。 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的国力在增强。确实，虽然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中国国力确实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人口基数过大，导致人均国民收入等各项人均指标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差距在很长时间内难以缩小。这就是中国发展中面临的人口困境。仅就公共服务差距而言，如果要使人均公共服务水平提高到和发达国家同等标准，那么就需要国家财力成数倍甚至十数倍的上升。我们在未来的50年和100年能做到吗？ 按照梁建章的观点，人口少了可能就会面临发展危机。但是这个判断是建立在海量人口规模的基础上，还是建立在有限的人口规模基础上，是有本质区别的。而且正是因为人口过多，使得我们在解决就业和收入增长问题的时候面临着比其他发达国家更为严峻的困境。即使到了2050年，甚至是2100年，我们仍然会面临着这个困境。 除非，未来中国有能力把世界上最多、最优的资源掌控在自己手中，能通过各种方式把全球财富吸引到中国来。或许，这一切能成为现实，但前提是人口质量得大幅度提高，这样才能使有限的人口规模发挥出巨大的创新作用。这一理想化的结果，还是在不考虑外部竞争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但是目前中国然面临着严峻的外部挑战。 本文原发于《财经》 梁建章VS李铁激辩“中国人口过多论”回顾： 第一回合： 李铁：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面临的是长期过剩，而不是供给不足 梁建章：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剩论”错在哪里？ 第二回合： 李铁：人口越多，市场越大？就能有更多创新？ 梁建章：人口是财富还是负担？再评李铁“中国劳动力长期过剩论” 第三回合： 李铁：为何我不赞同梁建章对人口问题的看法 梁建章逐条驳李铁“人口过多论”：把人口当负担有悖“以人为本” 第四回合： 李铁回应梁建章：不能不负责任地鼓励多生 梁建章四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从未以劳动力短缺为由鼓励生育 第五回合： 李铁：继续与梁建章商榷，如何以全球视野看待人口问题 梁建章五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贫穷的原因并非人口过多 第六回合： 李铁再次回应梁建章：人口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梁建章六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我们是否放大了人口危机？
7月29日，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发表文章《中国的人口红利时代还在吗？》，回应我们此前的文章《六评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多论”》。下面我们继续回应李铁的文章。 人口结构、质量与人口数量的关系问题 李铁说：“感谢梁建章先生如此之快地做出了回应。但是他在此前的一系列文章中，始终回避了人口结构、质量与人口数量的关系问题。而这恰恰是我们论证人口多少的焦点问题所在。” 我们对李铁的上述言论感到十分诧异，因为我们在此前的文章中多次谈到人口结构、质量与人口数量的关系问题。 关于人口结构，我们此前的文章主要谈到人口的年龄结构，即中国面临严重的老龄化和低生育率危机。关于性别结构，我们以前也写过一篇文章《计划生育对男女比例失调难辞其咎》分析过这个问题。 关于人口质量与人口数量的关系问题，我们在7月3日的文章中专门有一个小节《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可以相辅相成》谈过这个问题，在7月17日的文章中又专门用一个小节《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不是对立关系》分析过这个问题。 人口数据的“权威标准”是什么？ 李铁说：“虽然根据不同的统计标准和预测方法，可以对未来人口数量有不同的预测结果，但是作为学者至少应该以权威标准作为依据，而不是根据自己的主观推断作为臆测。” 对于中国人口数据来说，最权威的标准应该是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生育率仅有1.22，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生育率仅有1.18，请问李铁是否认可这些权威的生育率数据呢？ 2017年联合国的中方案预测2100年中国人口仍有10亿左右，是按照未来生育率为1.8左右来预测的，显然是高估了中国未来的生育率，因为即使近几年存在二孩生育堆积效应，生育率也达不到1.8，何况未来在二孩生育堆积效应结束后，生育率更是远远低于1.8。联合国的低方案预测2100年中国人口为6.2亿，是按照1.3左右的生育率预测的，比中方案更接近实际生育率，也就是概率比较大的情况，而不是李铁所说的“最小概率的最低方案”。 事实上，我们一般不采用联合国的人口预测方案，因为即使是联合国的低方案预测也是高估了中国未来的生育率。正如我们上一篇文章中的分析，二孩生育堆积效应结束后，中国的生育率将降至1.1左右。 如果不尽快鼓励生育，两三代人之后中国出生人口将少于美国 李铁说：“如果将来中国的人口真的下降到6.71亿，或者是按照1.4的生育率下降到7.14亿人口，到时如果各项人均指标能达到美国或者其他发达国家现有的水平，怎么说就是人口危机呢？” 看来李铁没有考虑人口结构，因为如果将来中国的人口真的下降到6.71亿，或者是按照1.4的生育率下降到7.14亿人口，那么老龄化程度会远远高于美国现有的水平，生育率也远远低于美国现有的水平；如果按照1.1的生育率，两三代人之后，中国每年出生的人口将少于美国，未来这些总数比美国更少的年轻人，将负担远比美国更多的老年人口。并且，在人口负增长之后，只要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人口总量会一直下降下去，并不是降到6.71亿就停止了，而是会继续下降至3亿甚至2亿以下，怎么不是人口危机呢？ 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要降低生育率，这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但要提高生育率，却极为困难。现在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在鼓励生育，但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生育率都低于更替水平。 靠降低生育率来获得人口红利是寅吃卯粮 李铁说：“中国曾经经历过的‘人口红利’时代，就是低成本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扮演了世界工厂的角色，是因为一方面人口众多，另一方面劳动力成本很低。而所谓的红利，就是可以通过低成本的劳动力创造更多的社会收益，而且也会带来更多的就业。如果没有这些低成本的就业，何谈人口红利？” 李铁对“人口红利”的理解似乎并不正确。按照以人口学家蔡昉为代表的人口红利理论，随着生育率降低，人口抚养比下降，产出中更大比例可用于积累，促进技术和产业进步，推动经济增长而获得人口红利。 但我们认为，其实降低生育率只是牺牲长期利益换取短期利益。少生一些孩子在短期可降低抚养比，增加人均收入，但长期却提高抚养比，减少人均收入。而且因为规模效应弱化，在扣除技术进步和城市化等因素后，后期减少的幅度会大于前期增加的幅度。 因此，靠降低生育率来获得人口红利只是寅吃卯粮，且不说其前提是之前高生育率带来的大量工作人口。纵观历史，经济增长并不需要通过降低生育率来实现。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和崛起就是在人口暴涨的背景下完成的；随着生育率降低，西方国家发展速度却普遍放缓。 用两个假设来看“中国人口过多论”的荒谬 李铁一再用“人口基数过大”来论证“中国人口过多”、“中国劳动力过剩”，并且说：“单纯对比人口密度没有意义”。下面我们用两个假设来看看这种论证方法是否成立： 第一个假设：假设中国的每个省份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那么人口基数马上就变少了，按李铁的逻辑，就不存在“中国人口过多”、“中国劳动力过剩”的问题了。 第二个假设：假设中国以外的所有国家合并为一个国家（姑且称为“外国”），那么这个“外国”的人口高达63亿，远远多于中国现有的14亿人口，按李铁的逻辑，这个“外国”存在严重的“人口过多”、“劳动力过剩”问题。 虽然上面这两个假设是不会实现的，但从这两个假设，可以看出仅凭一个国家的人口基数就判断这个国家“人口过多”、“劳动力过剩”是极为荒谬的。 贫穷是因为人口快速增长吗？ 李铁说：“举个例子，南亚国家和非洲国家人口正在快速增长，但是因为人口的快速增长大大拖累了这些国家的发展速度。” 事实上，南亚国家和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这些国家的人口快速增长。美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经济快速增长，同时美国人口也在快速增长。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亚洲四小龙也是在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近年来，亚洲四小龙的人口增长缓慢，经济增长速度也大为放缓了。 一个国家的贫穷，既不是因为人口快速增长，也不是因为人口过多。假如人口多的国家说“我国贫穷是由于人口过多”这个理由成立的话，那么，老挝、柬埔寨等国的政府同样可以说“我国贫穷是由于人口过少！” 出生更多人口会大幅度降低生活水平和人口质量吗？ 李铁说：“如果我们要做出选择，是出生更多人口而大幅度降低生活水平和人口质量，还是尊重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以更少人口创造更多价值，大幅提高人均公共服务标准，实现更强的竞争力。这是我几乎在每篇文章里都要反复强调的，可能绝大部分人会选择后者。” 李铁是在假定“出生更多人口会大幅度降低生活水平和人口质量”，但我们从未看见李铁论证过这一点。事实上，我们此前的文章，已经分析过：减少人口无助于提高人均生活水平。从世界各国人均GDP排名可以看出，人均GDP的高低，与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或人口密度没有必然关系。世界上既有加拿大、澳大利亚这种地广人稀的富国；也有日本、韩国这种人口密度很大，但依然很富裕的；还有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这种人口密度很小，却很贫穷的，以及孟加拉国这样人口密度高的穷国。 我们此前的文章，也已经分析过：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可以相辅相成，在相同的质量下，整体力量与数量成正比。而且，因为聚集和规模效应，更多数量可能伴随更高的质量。至于人均公共服务水平，也不是人口越多，人均公共服务水平就越低。比如，大城市的人口比小城市的人口多，但大城市的人均公共服务水平往往高于小城市。 所以，我们可以说：如果我们要做出选择，是降低生育率而大幅度降低中国的发展潜力和综合国力，还是尊重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在不降低生活水平和人口质量的前提下出生更多人口，以更多人口创造更多价值，大幅提高人均公共服务标准，实现更强的竞争力。这是我们在多篇文章中都分析过的，可能绝大部分人会选择后者。 梁建章VS李铁激辩“中国人口过多论”回顾： 第一回合： 李铁：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面临的是长期过剩，而不是供给不足 梁建章：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剩论”错在哪里？ 第二回合： 李铁：人口越多，市场越大？就能有更多创新？ 梁建章：人口是财富还是负担？再评李铁“中国劳动力长期过剩论” 第三回合： 李铁：为何我不赞同梁建章对人口问题的看法 梁建章逐条驳李铁“人口过多论”：把人口当负担有悖“以人为本” 第四回合： 李铁回应梁建章：不能不负责任地鼓励多生 梁建章四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从未以劳动力短缺为由鼓励生育 第五回合： 李铁：继续与梁建章商榷，如何以全球视野看待人口问题 梁建章五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贫穷的原因并非人口过多 第六回合： 李铁再次回应梁建章：人口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梁建章六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我们是否放大了人口危机？
险企股权变动频繁 年内变更事项已发生33例 本报记者 冷翠华 险企股权变动，往往会对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披露的信息显示，今年以来，险企股权变更事项已达33例，其中涉及财产保险公司12家、人身险公司7家，部分险企将近一半的股权易主，多家险企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向三分之一集中。 外资对国内险企频频出手 在今年险企股权的受让方中，外资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相关信息显示，已有多家外资巨头通过认购险企股份、收购险企股权等方式，加大对中国保险领域的布局，并对中国的险资机构进行了大手笔增资。 6月9日，泰山保险发布公告称，引入外资股东安顾财险作为战略投资者，后者增资8.82亿元。此次增资后，山东高速集团持股8亿股，占比从39.4090%下降为29.5967%；新进股东安顾财险持股24.8983%，为第二大股东。这也是德国安顾集团在中国布局人身险业务后的再一次出手，目标是财险业务。 安达保险加大在中国的保险业布局，则是通过收购险企股权的方式进行。6月22日，上市公司君正集团发布公告称，华泰保险已收到中国银保监会批复，同意君正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君正化工将其持有的华泰保险合计15.31%的股份转让给安达天平再保险。此次转让后，“安达系”保险公司合计持有华泰保险股份占比升至46.2%，距离绝对控股仅一步之遥。 近年来，中国积极推进金融开放政策，从今年1月1日起取消合资寿险公司外资比例限制。在此之后，友邦人寿成为中国首家外资独资寿险公司，汇丰人寿有望成为第二家。 5月11日，汇丰人寿发布公告称，作为公司原股东之一的国民信托将向另一股东汇丰保险(亚洲)出售其持有的公司50%股权。此次交易完成后，国民信托将彻底退出，汇丰人寿将由汇丰保险(亚洲)100%控股，成为外资独资寿险公司。 此外，为加大在中国保险市场的发展，汉诺威再保险上海分公司于2月10日发布公告称，其股东汉诺威再保险决定增资15.6亿元，使之注册资本由25.45亿元增至41.05亿元。 “目前，中国保险行业的密度和深度已有较大提升，不论是行业巨头还是中小险企都具有一定的市场竞争力，目前中国保险市场的吸引力也更强了。”社科院保险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楠对《证券日报》表示，中国居民已具备更高的保险知识和素养，教育和培养客户的成本较低。同时，中国保险产品形成机制更为市场化，行业生态已较大程度构建起来了。“未进入中国的外资保险会加快进入，已经进入中国的外资保险会在股权、分支机构以及产品服务等方面加速扩张。”他表示。 最大股东持股比例趋近上限 截至目前，年内已有多家险企发生大比例股权变动，部分发起股东撤离，部分持股比例较高的股东被分散转让股权，变动后的最大单一股东持股比例均未超过三分之一，与《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的要求保持一致。 3月3日，东海航运发布公告称，作为发起股东之一的人保财险将所持公司4亿股(占比40%)股份转让给宁波开发投资集团和宁波市金江投资公司，彻底退出股东之列。交易完成后，宁波开发投资的持股比例从20%升至30%；金江投资作为新进股东，持股30%。资料显示，东海航运作为国内首家航运保险法人机构，成立于2015年12月，2019年仍在亏损。 幸福人寿的大股东也选择了退出。公司在7月20日发布公告称，信达资产将持有的50.995%股份全部转让给诚泰财险和东莞市交通投资集团，其中，诚泰财险受让30%股份，东莞交投受让20.995%股份。 在股权变动中，部分险企的单一最大股东持股升至上限附近。上海人寿4月8日公告称，上海和萃实业和上海洋宁实业分别将其持有的82500万股(各占13.75%)全部转让给览海控股(集团)和其他3家股东。交易完成后，作为上海人寿主要发起人的览海集团持股比例从20%升至32.80%，已接近单一股东对险企的持股上限。 王向楠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按照《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若非特殊情况，险企股权的受让方无论是不是险企的已有股东，转让后的持股均不能超过三分之一。限制最大股东持股比例，有助于避免公司出现“一言堂”，避免出现大股东故意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避免公司出现重大决策失误或高风险行为无法得到纠正。这也反映出，监管层对险企的风险偏好较弱，希望险企稳健经营。 不符合资质将无缘险企股东 在今年的险企股权变更案例中，还有一起交易是因新进股东不符合银保监会资质要求而引发的二次转让交易。7月22日，鑫安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北京大洋润峰经济咨询公司在2016年11月份经法院执行拍卖，取得北京联拓奥通汽车贸易公司持有的公司股权2250万股(占比2.25%)，但经银保监会审核反馈，大洋润峰不符合该公司股东资质要求，因此，2019年3月，大洋润峰进行股权转让，受让方为北京捷峰联众汽车贸易公司，每股1.02元。该公司同日公布的另一起股权交易价格为每股1.3元。 南开大学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副教授郝臣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股权是公司治理的基础，引入符合《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规定的“干干净净的股东”，是确保保险公司可持续经营和提升治理有效性的根本。
据中国银保监会深圳监管局网站公告，因贷款资金用途管控不合规，港中旅财务有限公司被罚款30万元。 截图 公开信息显示，行政处罚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十六条，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为中国银保监会深圳监管局，作出处罚决定的日期为2020年7月21日。 官网信息显示，港中旅财务有限公司隶属于中国旅游集团公司，是中国银监会批准设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公司于2012年6月获得金融许可证，2016年增资后注册资本为20亿元人民币。
富时中国A50指数期货高开0.4%，上一交易日夜盘收涨0.32%
7月30日下午，德勤中国公司治理研究中心在北京发布《紧迫的历史重任—培养和塑造中国的金融企业家》研究报告（下称“报告”）。报告认为，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金融行业来看，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深度发展，预防和应对下一场金融危机，引领全球金融科技的前行，都需要数量足够、品质优秀的中国金融企业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建设银行原董事会秘书陈彩虹担任研究项目主持人和研究报告主笔人。他指出，报告遵循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国内走向国际、从自发走向自觉三大主线，旨在为中国金融企业家的选拔、培养和成长提供一些方向性和系统性的建议。 报告主体部分包括四章，约6万字，涵盖金融企业家的角色与价值、成长和作为的环境、选拔与培养机制、经济激励与约束机制。针对金融企业家培养、选拔、成长中的关键问题，报告一共提出了24项建议。报告可为相关党政部门、金融监管机构完善金融业领导干部管理体制与政策，金融企业治理层和管理层改进高级管理人才的培养与选拔机制提供参考和借鉴。 德勤中国公司治理研究中心主管合伙人吴卫军担任项目组组长和技术指导。他概括了报告的五大亮点：金融企业家应有稳定的、足够长度的任期；内部提拔和外部“空降”的金融企业高管应维持适当的比例；将党管干部原则和金融企业高管继任计划有机结合起来；补齐中国金融企业的女性领导力短板；建立金融企业家“脱轨”行为的系统性和长效性预防机制。 陈彩虹教授指出，培养和塑造金融企业家是一项投入巨大、回报更高的社会系统工程，亟须在全社会、金融行业和金融企业、金融从业人员范围内，在制度和政策、机制、个人修炼多层面上，形成自觉的金融企业家培养的意识、战略、规划，并开启多元的实践。
中国在后疫情时代，经济要发展，一方面要依靠我们巨大的国内市场做好内循环，内循环核心的就是把我们各个生产要素充分地调动起来，并进行最佳的组合。另外一方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创新。疫情之后，数字经济，包括以数字化、产业数字化为核心的新一轮数字经济革命，在中国会成为我们下一阶段跨越式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抓手。 7月23日，人民网(行情603000,诊股)强国论坛举办了“新业态、新机遇、新发展启动数字经济新引擎”线上研讨会。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博士在发言时表示，“疫情过后，包括以数字化、产业数字化为核心的新一轮数字经济革命，会成为中国下一阶段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抓手”。 以下为原文： 记者/张桂贵 牛向洁 7月23日，人民网强国论坛举办了“新业态、新机遇、新发展启动数字经济新引擎”线上研讨会。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在发言时表示，“疫情过后，包括以数字化、产业数字化为核心的新一轮数字经济革命，会成为中国下一阶段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抓手”。 沈建光指出，《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为我们指明了方向，中国在后疫情时代，经济要发展，一方面要依靠我们巨大的国内市场做好内循环，内循环核心的就是把我们各个生产要素充分地调动起来，并进行最佳的组合。 另外一方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创新。在数字化这样一个浪潮中，中国其实在浪头风尖上。新基建、5G发展、远程医疗等，就是把整个中国经济的产业数字化提到日程上来。中国的产业数字化也在全世界走得很前面了。当前，经济形态都是为消费者服务的，我们业内通常称为“2C”。但最核心的一点是要“2B”，就是对企业服务，我觉得这就是中国接下来经济增长的一个重大的引擎。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应用，需要大企业通过多年的研发积累，建立一种新的模式，帮中国千千万万的中小企业进行数字化改造，这本身需要巨大的投资，但也能产生巨大的效益，这就是中国经济下一步增长的动力和源泉。 为什么中国在数字经济时代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政府对数据是兼容，又有保护，又有发展理念。政府首先把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其次也是一个隐私保护，最近中国也出台了隐私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沈建光说。 沈建光表示，中国决策者对新生事物特别是最新的、前沿的，包括数字化，把握非常敏锐。中国这次靠数字化转型应该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非常出色。在复工复产阶段，数字化包括新业态、新模式，已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疫情会促发中国数字化新一轮的推进，成为一个导火线，让中国居民、企业、商户，包括个体工商，拥抱数字化转型。只有在线上布局，才能比较好的在新阶段的经营上取得成功。疫情之后，数字经济，包括以数字化、产业数字化为核心的新一轮数字经济革命，在中国会成为我们下一阶段跨越式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抓手。“《意见》非常及时的指明了方向，从政府角度，很多政策已经出台，这就是为什么新业态、新模式，在中国、在全世界，在很多方面都处于引领地位。” 沈建光认为，《意见》里提到的新业态、新模式在中国已经深耕发芽而且在茁壮成长了，这个文件是对一大批中国的创新企业包括京东过去所做贡献的一个肯定，也进一步明确了今后的发展方向。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