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14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同菲律宾外长洛钦举行视频会谈。 王毅说，中菲是隔海相望的友好近邻，两国和两国人民有着上千年交往历史。杜特尔特总统就任以来做出重要政治决断，改变前些年一味制造对抗的作法，同中国领导人就搁置海上争议、通过双边协商管控局势、加强对话合作达成重要共识。中菲关系由此止跌回升，各领域合作得以快速发展。我们应珍惜得来不易的友好局面，巩固双边关系转圜的政治基础，维护两国合作带来的重要成果。习近平主席同杜特尔特总统前不久通电话，就中菲关系发展方向达成新的重要共识。我们应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好两国领导人的共识，增进互信，排除干扰，推动中菲关系不断取得新发展。 王毅表示，中菲两国人民在疫情防控中相互帮助，同舟共济，展现了兄弟情谊。中方愿继续同菲方分享抗疫经验，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推进疫苗研发合作，加紧建立人员往来“快捷通道”，打造物流“绿色通道”，助力复工复产，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我们愿持续推进“一带一路”同菲方“大建特建”规划的对接，加快推进合作项目落地。 王毅阐述了中方在南海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指出在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努力下，南海局势总体保持稳定，但美国出于地缘政治需要，唯恐南海不乱，不断兴风作浪，还向南海增派最先进的舰机，耀武扬威，推进南海军事化，这一危险的趋势值得地区国家高度警惕。日前，美又发表所谓声明，公然违背其在南海争议问题上不持立场的承诺，蓄意挑拨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关系，企图制造矛盾冲突，破坏地区稳定。这种出尔反尔的作法只会损害美自身的信誉。王毅表示，中方将继续同包括菲方在内的地区国家一道，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处理海上问题，在恪守《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基础上，早日达成有约束力的“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好南海的和平稳定。王毅向洛钦强调，处理海上问题，我们应共同向前看，而不应回到过去。 洛钦向遭受水灾的中国民众表示慰问，相信伟大的中国一定能像过去一样，战胜遇到的任何挑战。菲方祝贺菲中建交45周年，愿同中方深化友谊与团结，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菲方祝贺中国抗疫取得的重大成就，赞赏中方为国际抗疫发挥的重要作用，感谢中方对菲派出医疗队和提供医疗物资支持，愿积极同中方开展疫苗合作，尽快就建立“快捷通道”做出妥善安排。菲方不赞同一些国家借疫情针对中国，这既不公平，也不合理。菲方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受干扰地向前推进。菲方认为，海上争议不是菲中关系的全部，不应也不会影响菲中友好。菲方愿继续致力于通过双边友好协商解决好南海争议，积极推进海上合作，共同维护南海的和平与稳定。
中国央行1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6月末，央行口径外汇占款为211742.47亿元人民币，环比减少60.16亿元人民币。 据了解，外汇占款是指受资国中央银行收购外汇资产而相应投放的本国货币，反映在央行资产负债表中的即为央行口径外汇占款。 国家外汇管理局7月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6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123.28亿美元，较5月末上升106.36亿美元，升幅0.34%，连续三个月回升。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解读称，6月，我国外汇市场供求总体保持平衡。受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流行、主要国家货币及财政刺激政策等因素影响，国际金融市场上美元指数小幅下跌，主要国家资产价格有所上涨。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 王春英指出，当前，境外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严峻复杂，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大。我国在统筹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方面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各类经济指标出现边际改善，经济形势正逐步向好的方向转变。往前看，我国将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经济增长保持韧性，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总体稳定。
与其担心莫须有的“去中国化”威胁，还不如正视近在咫尺的严峻挑战。经济大萧条的前景也将导致跨国企业重新评估其新投资项目，同时一些政府采取了限制新增投资的政策，这将导致今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最多下降40%，明年还将继续下降5%到1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且全球大流行，加重了经贸冲突背景下各界对于全球产业链重构“去中国化”的担忧。对此，我曾在2月26日于《第一财经日报》发表的文中指出，从非典时期的经验看，制造业利用外资不能决定中国全球产业链的地位，而按照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进一步扩大开放尤其是服务业对外开放，加上国内产业门类齐全、市场潜力广阔、区域纵深较大，中国仍有望维持甚至进一步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重要性。之后，又在《北大金融评论》上发文，进一步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相关看法。现在看来，无论是总量数据还是基本事实，都支持我的基本观点。 总量数据尚不支持“去中国化”的判断 做判断要摆数据而不是只讲故事。现实中，不排除受疫情影响，有外商投资企业撤资、国内企业外迁的真实案例（故事），但做总体判断，必须依据宏观总量的数据。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国际收支口径的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出（资产净获得）180亿美元，同比减少30亿美元，下降14%。其中，对外股权投资净流出173亿美元，减少29亿美元，下降14%，贡献了同期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出减少额的95%（见图1）。这表明我国未出现国内企业加速外迁的全球产业链重构。 同期，国际收支口径的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负债净获得）343亿美元，同比减少133亿美元，下降28%。其中，外来股权投资净流入266亿美元，减少136亿美元，下降了33.8%，贡献了同期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减少额的102%（见图1）。但这反映了疫情对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活动的短期影响，不一定表明已发生外企撤资的全球产业链重构。 据统计，第一季度，外商投资企业实现工业利润同比下降47%（见图2）。这减少了外企利润再投资，当期国际收支口径的经常项目投资收益支出同比减少140亿美元，下降29%（见图3）。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外企利润再投资是借记经常项目下投资收益支出，贷记金融账户下外商直接投资的股权投资净流入。 随着3月底中国本土疫情传播基本阻断，国内经济社会活动逐步恢复，4、5月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和外商投资企业利润连续同比正增长，令前5个月累计分别为负增长6.2%和18.4%，较第一季度降幅分别回落了6.6和28.5个百分点（见图2）。预计第二季度，国际收支口径的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有可能同比增加。同期，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持续同比减少，前5个月累计下降5.3%，较第一季度的降幅扩大了1.3个百分点。 此外，近日国际律所贝克麦坚时与研究机构荣鼎咨询联合发布的最新报告指出，今年前5个月，外资在中国公布的并购总额达90亿美元，无论是交易数量还是交易额，近十年来均首次超过了中国对外的并购交易活动，而欧美跨国公司正是这一趋势的主要推动力量。究其原因：一是看好中国旺盛的消费需求，二是中国在政策上欢迎外资，三是日益成熟的中国企业对外资吸引力增强。 证伪“去中国化”的故事却俯首可得 今年4月份，“日本政府出钱让日企撤出中国”的说法曾引发讨论。但查阅日本官方网站发现，该政策并未专门提及“中国”，而且重点希望回迁的生产项目聚焦口罩等卫生产品。此外，疫情暴发之初，中国采取的防控措施客观上影响了部分日本本土制造业。但随着中国复工复产，日企停工趋势已经从中国转移至欧美，日企这方面的抱怨和担忧已大为缓解。“日本经济新闻”的最新调查显示，多数日本企业不会改变其在华发展战略，因为它们不仅把中国当作出口加工基地，更重要的是中国已经成为它们生产商品的消费市场。 5月底，中国美国商会发布的《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显示，多数美国企业认为，中国国内消费和日益庞大且富裕的中等收入群体崛起带来的增长，是它们发展的最大机遇，持续性经济和市场改革是第二大机遇。白皮书指出：“尽管面临疫情、经贸摩擦等部分负面因素，大多数美国企业并没有离开中国的打算，不少企业还计划扩大对华投资。”“中国取得疫情防控战略性成果后，走在了全球经济复苏曲线的前面。许多公司最初选择在中国的原因今天仍然适用。”中国美国商会总裁毕艾伦预计，企业将采用“中国+1”战略，在利用中国市场机遇的同时，分散供应链风险，但不会改变整个供应链生态。 美国著名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最近一份报告指出，鉴于中国仍在加速融入全球金融市场，而美资金融机构也在积极参与，中美金融脱钩正变得越发不可能。至于迫使中国企业从美股退市毫无意义，因为资本市场是全球性的，拒绝中概股公司在美上市并不会阻碍这些公司获得美国资金。同时，禁止美国养老金投资中国也是象征性的，对中国影响微乎其微。 据国际大投行摩根士丹利调研，这次新冠疫情大流行可能会放慢贸易摩擦以来产业链的搬迁趋势而非加快。原因：一是搬迁意味着新投资，但全球衰退阴霾下无人愿投；二是全球龙头企业几乎都认为，中国在复工方面展现的管理能力，进一步验证了它相对于其他新兴市场的制造业优势。 日前，美联社报道称，虽然一些国家正在极力促进本国企业迁出中国，减少对中国产品的依赖，但几乎无人响应。因为一旦回国，企业就要面临着重新开始的局面，相较于在中国已经成熟稳定的制造产业链，迁移后费用的损失和再次“开张”的成本，都决定了这样的迁移不是“免费”的。同时，目前中国消费者对于这些外国企业的吸引力是巨大的，选择在中国常驻，是想与中国市场联系得更紧密。 明晟公司编制的相关指数显示，与那些在中国根本没有业务的公司相比，在中国有着广泛市场基础的美国公司如高通、博通等，能更好地经受住贸易摩擦的冲击。而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是，今年特斯拉登顶全球市值最大的汽车公司，最大助力就是它去年在上海投产的新能源汽车现在开始量产销售。英特尔则因为早年美国政府对中国超级计算机芯片强行断供，最终不得不宣布于今年7月底关闭至强芯片的最后一条生产线。 进入中国市场，就抓住了未来。 更现实的挑战是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大滑坡 我较早就指出，甚嚣尘上的“去中国化”和“金融脱钩”论，不排除是一种“舆论战”。在小政府、大社会的体制下，西方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有限。我们不要被政客们的言论牵着鼻子走，而是要保持战略定力，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其实，与其担心莫须有的“去中国化”威胁，还不如正视近在咫尺的严峻挑战。联合国贸发会的最新报告指出，新冠肺炎大流行给全球外商直接投资造成了供需和政策等层面的冲击，“封城”等措施迫使进行中的投资项目放缓，经济大萧条的前景也将导致跨国企业重新评估其新投资项目，同时一些政府采取了限制新增投资的政策，这将导致今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最多下降40%，明年还将继续下降5%到10%。显然，这种大环境下，我国要维持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同比正增长可能是一种奢望。 为此，中国政府明确提出，要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所谓国内国际双循环，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看，就是打造中国的“世界工厂+世界市场”角色。 下一阶段，我们应该充分发挥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经济社会秩序逐渐恢复的优势，打好“纾困+改革”的组合拳，在实现“六稳”、“六保”目标任务的同时，加快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建设，不断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稳定我国在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份额，进而巩固和提高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地位。
近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正式发表声明，将华为和中兴认定为“国家安全威胁”。FCC认为，华为和中兴对美国的5G发展构成了威胁，禁止美国电信运营商使用政府资金向这两家中国企业进行采购。FCC主席阿吉特·帕伊声称，他们综合考虑了来自国会、行政部门、情报机构、通信商和盟友们的意见，有“压倒性的证据”显示，华为和中兴对美国的5G未来构成了威胁。 阿吉特·帕伊口中的“压倒性的证据”究竟为何？笔者注意到，阿吉特·帕伊没有拿出任何一条关于华为和中兴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证据，只是编造华为和中兴公司同中国政界和军方有着“密切联系”。此外，他还认为按照中国法律，这两家公司“有义务”跟中国情报机构合作。 事实上，早在去年11月，FCC就以5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同意发布上述声明，将华为和中兴通讯列为“国家安全风险”。美国政府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随意认定华为和中兴构成国家安全威胁，这不仅违反了美国法律的正当程序，其本身的行为也涉嫌违反美国法律。华为公司就曾多次表态，禁止美国运营商购买华为设备，并不能真正改善美国的网络安全状况。 在笔者看来，美国的这一做法完全是损人不利己。据FCC统计，在美国有约四十家的农村运营商用美国政府的补贴使用华为、中兴设备，如果一次性全面 “拆换”，预计将耗资20亿美元，而农村运营商并未收到足够的资金用以更换设备，这使得这些运营商无法实施“拆换”指令。他们普遍表示，希望在国会的拨款到位前，FCC能推迟“拆换”计划。 面对美国接二连三的打压，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并没有屈服。今年5月，华为美国分公司首席安全官安迪·珀迪在回应美国商务部力图断供芯片时表示：“去年美国的‘实体清单’限制美国公司对华为出口，让华为损失了120亿美元，但华为依然渡过了难关，去年总收益还有增长。尽管我们不确定结果如何，但我们会挺过去的。” 长期以来，美国惯于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以莫须有的罪名，滥用国家力量打压中国企业。事实上，美国禁止其运营商购买华为和中兴设备，不但不能改善美国的网络安全状况，反而会对美国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网络服务产生负面影响：一是“拆换”行动将浪费巨额资金，且严重影响美国偏远农村区域的通信畅通；二是禁用华为和中兴的设施后，美国农村地区用户的信息通信成本将增加。若没有FCC补贴资金，许多偏远地区的美国运营商将无法继续为学校、医院、图书馆等公用设施提供可靠、高速、安全的通信服务；美国电信设备市场，尤其是5G网络的竞争将被大大地弱化，普通消费者将不得不为通信网络服务支付更高昂的代价。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置国家法治和国际规则于不顾，漠视企业间的商业规则，持续对中国企业进行蓄意抹黑和无理打压，这不仅违反了国际公认的“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商业原则，也侵犯了美国消费者，尤其是偏远农村地区信息通信消费者的权益。 鉴于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和技术封锁是一项长期国家战略，联系近期的禁止美国电信运营商使用政府资金向这中国电信设备企业进行采购这一决定，以及美国白宫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提出的一项吸引美国企业撤出中国、回流美国的建议，中国的信息通信企业在美国已经不能继续健康地发展。笔者建议，应当认真考虑将中国在美企业所投入资本由股权形态转化为资本形态的一揽子计划，以实现资本额保值和增值，或避免和降低投资的损失，设置相关的退出机制，并配套相关的制度安排。
专栏上一篇结语文章为“复兴大业：成在土地体制改革，不成也在土地体制改革不了”。其发表后，一些微博和公众号网友留言说，只有广义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土地要素对增长的贡献作用其实越来越弱。为了从经济学的角度加以说明我的看法，又不得不就专栏系列文章写了一篇学术性的结语，与大家进行讨论。 写在前面的一些话：我只能算一个土生土长和水平不高的经济学者 在开笔学术论述前，首先要申明的是，我并不是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或者只能说是一个经济学者。最新的研究进展需要依靠学生们翻译介绍给我；数学水平不高，一些复杂的建模基本上不行，更谈不上编程和自己进行计算，这些工作只能是团队去做；现代经济学的最新进展也不熟悉，一些新理论和新方法还得边研究边学习。 2013年时，写了几本书后（现在看来其中也有一些错误的看法），我已经决定要金盆洗手了，退出经济学江湖，去云游四方。但是，2014年经济增长下行，看了一些对放缓原因的解释，总觉得似乎有道理但和许多相关的数据不相吻合。我有一个不好的习惯是：总是去对实际碰到的一些经济问题胡思乱想，总是别人说一个观点就去看数据验证对不对，总是水平不高但还是老挑点其他文献可能有的瑕疵。这个毛病自己也觉得不好，实在是应当改改了。没憋住，又重出江湖了。 然而，我的胡思乱想都是研究问题找不到现成方法时，最后把它们胡乱涂鸦出来。如研究中国经济增长下行原因时，总觉得有可能首先是人口变量出了问题。先是发现中国人口增长和GDP增长两根曲错时高度相似，再是让团队回归发现中国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20年前人口自然增长率与20年后的经济增长速度高度相关。不管怎么说，这一发现颠覆了原来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以及发展经济学有关的一些知识。于是以此为展开，写了一本《中国：增长放缓之谜》。 我不想做一个对自己国家经济前景的唱衰派学者，总是想尽点责任，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看在讨论清楚下行原因（当然学者们各有看法）后，有什么办法能把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稳定住，并尽可能支撑在一个中高速的水平上。紧接着我想完成下一本《中国：理想经济增长》。实际上当时也就是想偷个懒，如果这些问题前人做过的我自己觉得较为满意的文献，综合一下各大家的观点（肯定会注明文献作者和出版处），自己再照猫画虎在结构和内容上整理一下，提一些自己定性的看法，就算完成任务。 但是看了许多研究后，总觉得可能有一些需要讨论的地方。比如，中国作为一个转轨国家，最主要的增长速度应当是来自于改革，但在许多文献中看到的仅仅是推进广义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的途径；比如许多学者也提出改革会有增长的潜能，但是怎么计算出来，也许我看的文献不够全面，还没有看到一种可用的方法；比如，自己感性上觉得土地要素的改革可能新增长潜能最大，但是许多模型的计算中都没有土地要素这一变量；等等…。后来发现，事情并不像自己想的那么简单和轻松，在经济学江湖中还真是不好混。 先是斗胆评述了一些文献，其实很多作者是我敬仰的经济学老师和学兄同仁好朋友，他们有深厚的经济学功底。也真是关公面前耍大刀，不自量力，胡思乱想了自己的一些逻辑。现在看来想法和路径虽然可能有独到之处，但是分析套路和工具还是陈旧了一些。唯一的好处是，大体把思路、逻辑和走势，自以为可能想清楚了。再就是，发表的文献，可能稍微有点数学知识，或者没有太深数学知识的，就文字叙述也可大体看个明白我说的道理和方案。 大约是40岁左右时，曾经读过英国政府曾经招标竞争解决远洋船舰上座钟因摇摆、温度、湿度等不同而发生标时不准问题的故事。当时有一场大辩论。伽里略学派认为，运动和力学方面的现有知识和技术对此难题的解决能力十分有限，只能依靠天文学及其观测来加以解决。当然白天和黑夜天阴时，这招肯定不好使。而牛顿学派学者，有的认为力学知识及其技术从理论上讲可以解决；有的则认为，因海上摇摆、温度和湿度等不同，此难题根本就无解。而对什么技术，制作什么样的座钟，多少人的方案，很长时间中，找不到满意的可行和可操作的方案。此时一个英国乡下的山村木匠（如果我没记错名字叫哈里森），胡思乱想了一个方案，画成图纸，也来这一江湖里瞎凑热闹。在投标时，根本就没有通过。因为，一个农民，讲不出什么力学方面的道理。但幸运的是，参与招标评选的一个钟表大师觉得眼前的诸多标书中，可能有点靠谱的，还是这个山村木匠画出来的这一方案。他自己掏了200美元，让木匠去试制。多次失败、屡败屡试、千辛万苦、经历磨难，还是试制成功了，并且规模化量产了。 在研究如何将中国经济增长稳定住这样的课题期间，笔者记起了这一故事。我是青海东部山区农村长大的，上大学之前就在东北部大山河谷乡村中生产队和公社里读书、劳动和工作，其实也就是个农民。比哈里森强一点的是，读了个大学，混了个经济学博士，读书期间学习成绩并不好。 中年读到的这个英国山村木匠哈里森故事，至今记忆犹新，对我这几年研究的鸡汤作用实在是太大。受其激励，下面还是想把我的胡思乱想，画个草图，写出来，看看可不可行，有没有操作性。 1．土地投入产出的经济学争论和转轨发展中国家的国情 经济学争论：土地投入和体制改革对于经济增长的潜能很微弱，还是很大？近几年笔者研究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可能的速度时，认为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对于未来经济增长的潜能最大，大约要占到其加劳动力和资本等三大要素市场化改革新增潜能的70%到80%。 对此一些朋友提出了异议：认为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增长实证分析看，科技在增长的贡献比率越来越大，而土地增长的贡献比率却越来越小。从学理上讲，土地供给数量一般是一个不变量，并且土地的边际产出在下降，在GDP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微弱。因此，一般的生产率模型中，将土地要素变量剔除了。而且，也有的学者认为，对于中国，土地体制的扭曲，可以通过非扭曲体制的利益最大化行为加以纠正。因此，土地要素体制改革的增长潜能，并不太大。我认为，这可能是经济学研究上一个很大的失误。 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贡献的比率越来越大，并不一定会推动其经济增长速度也会从低速转向中高速，因为对此似乎并没有实践数据的验证。也可能又是胡思乱想，某项投入贡献的比率增大与GDP整体增长速度的高低，在不同的阶段中，可能并不是一回事。作为经济已经发达的国家，首先需要的是技术进步，即对GDP的贡献比例提高；而作为发展中国家，可能较紧迫的，不论什么要素投入，能够把经济增长速度稳定在中高速水平上，却可能更为关键。 笔者这几年的研究认为，中国作为转轨国家，最大的增长潜能来源，在一定的时期中，并不是广义的技术进步，而是土地要素配置体制的改革。与发达国家增长新潜能来自于人力素质提高、知识进展和技术产业化等不一样的是，中国的新增长潜能主要来自于体制改革。如果反过来说，假如增长的潜能中国最主要的也是来自于广义技术进步，计量分析上忽略改革，则与体制转轨国家国情不相符合。过去的问题在于，没有找到通过一种将改革红利加以计量的方法。因而，改革会推动经济增长，只是定性的猜测，而不能够进行定量分析。 2．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未来为衰势 从未来中国劳动力和资本要素配置改革和投入产出变化看，这两大因素的增长潜能会越来越弱。未来15年，一是从劳动力投入数量看，每年将负增长1%，GDP会年均收缩0.5%；而户籍、公共服务和土地房屋等促进人口流动的改革，因劳动力配置改善可能获得的年新增潜能平均为0.7%。劳动力要素投入贡献收缩和配置体制改革新增潜能相抵后，年均只有0.2%的增长潜能。 二是从资本数量投入来看，由于存量规模越来越大，年投入增长率并不可能是原先普遍认为的8%—6.5%—5%，很可能是5%—3.5%—2%的增长趋势，资本边际产出率也将持续下降。资本要素配置改善方面看，资本与土地和劳动力特性不一样，其流动性较强，并且其价格已经基本由市场定价。因此，国有经济投入与民营经济投入中的价格扭曲不大；另外，资本价格扭曲部分，可以通过国有企业财务公司转贷、借款项目外包、使用农民工等，通过非扭曲体制的利益最大化来纠正。以此推算，资本投入和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资本配置改革形成的增长潜能，年均在0.2%到0.3%之间，潜能也很微弱。 广义技术进步和服务业可以将经济增长速度支撑在中高速上的判断，不确定性很大。对此，笔者在公众号近期专栏文章之四中已经讨论。这里不再赘述。 3．经济学分析对体制转轨发展中国家情况的可能忽略 土地现在的体制扭曲问题是：价格是从无到有的扭曲，并且以其物理固定性特征和严禁交易设置，产出损失基本上无法通过非扭曲体制加以纠正。中国土地配置的二元体制特征：绝大部分土地不允许市场交易，是生活和生产资料，不是资产；一小部分土地在行政垄断市场上极端交易，是资产；不能交易土地价格是零到市场价的极大扭曲，与劳动力和资本相比，前者可流动和后者基本固定，其产出损失无法通过不同投资者之间易手或者流动到别处，通过非扭曲体制加以纠正和弥补；而土地禁止交易加严格的规划用途建设管制，即使一些非扭曲体制行为，如将宅院扩建成客栈餐馆、农田改成观光园地、未经审批将集体建设用地改变为农产品加工用地等等，企图以此来纠正体制扭曲的产出损失，也会被强制拆除而纠正不了。 土地和房屋交易，以及不动产不形成GDP，是一个误解。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土地和房屋交易收入，无论是政府、企业法人，还是自然人出售获得的收入不以收入法计入GDP。但是，实际上，（1）作为物业公司出租土地和生产经营用房，其地租房租要计入GDP。 （2）土地投入和建筑物投入无法分开的，其形成的固定资产，获得的年利润、上交税收和折旧，要计入GDP。 （3）中国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不计入GDP，但是，按照要素生产力贡献归属原则，对于居民自有自住的房屋，以自己给自己交房租的方式核算进入了GDP。实际上，每年地方政府收取的土地出让金，在增加值核算时，以虚拟房租的方式，将在二者间进行了平衡。 （4）而且中国与许多国家的区别是：土地交易收入大部分流向了地方政府，而不是农民；房价收入比太高，额外转移了一部分买房居民的收入；住户中自有自住比率高，出租比率低；按揭住宅贷款每年的还本付息压力较大。 从中国经济的实践看，土地和房屋产出实际上进入了GDP核算，而且比率越来越高。仅仅从中国房地产领域看，将地方政府土地收入通过居民虚拟房租进入GDP，以及房地产和建筑商给政府交的税收、房屋开发建筑劳动力投入、建筑业固定资产折旧等，2000年到2019年，其创造的增加值占GDP比例，从2.5%左右上升到了15%以上。并且，虽然土地价格从1998年到2019年年均复合增长率17%，商品房屋8.2%。但是，GDP缩减指数篮子中，并不包括这两项因素，也就是说土地和房屋价格泡沫，很可能也进入了每年的GDP核算之中。 5． 土地体制改革未来经济增长潜能最大的经济学道理 土地体制配置从计划行政配置，改革到由市场交易配置，潜能最大的来源，是规模巨大的无价格的作为生活和生产资料，变成有市场价格的土地资产，这个过剩是一个价值从零到市场价值，从不是投入资本到投入资本产出的很大释放。（1）这部分原来禁止交易的土地，从影子价格计算，假如2021年放开交易，影子价格估计，农村有473万亿元，城镇有150万亿元（不包括不可交易部分）；交易0.2%，就是1.25万亿元，可以以虚拟房租法平衡其收入流量，将为GDP的1.22%左右。 （2）这部分土地，可以以地为本，进行注册，吸收投资，或者抵押借贷扩大规模，假如放开后投入量为5%，其资本产出率为5%，获得的新增长潜能滞后3年，也可能为2024年GDP的1.55%。如果2021年土地配置体制彻底改革，按照并不高的交易率和资本投入产出率，2024年时，带来的新经济增长潜能，可能在2.5%左右。 在中国，在要素投入产出格局中，可以将土地投入数量垂直线，变成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耕地占国土面积比率，是衡量一个国家国土开发利用率的重要指标。国际比较，美国17.92%、印度51.45%、欧洲28.87%、日本32.81%、韩国18.36%、巴基斯坦25.8%、中国则为15.97%。 耕地生产率、人均粮食产量、产业和城镇发展，与人均调水量有着密切的相关关系。从调节水资源分配3个人口大国的人均调水水平比较看，美国94立方米、印度103立方米。中国从产能看，只有47立方米。中国总的已利用土地，占国土总面积71%。从这三项指标看，我们国土开发利用比率和质量并不高。 如果我们调节水资源分配，将国土利用率提高到76%，可以增加1亿亩建设用地、1亿园地和5亿亩耕地。按照现价可以增加120万亿元土地资产。 也有的学者提出，在未来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投入边际产出下降，有什么理由判断土地要素投入贡献就可以对其发生替代？除了上述土地投入可以改革垂直为向右上倾斜的曲线外，（1）三大要素组合中，中国最短缺的是土地。中国国民经济要素投入组合中，装备资本已经过剩，并且即使未来遇到短缺，也可以由装备制造业短期内快速补齐；劳动力要素每年虽然以1%的速率收缩，但是相对于土地要素仍然过多，仅农业就业劳动力剩余15000万人以上；与欧美等许多国家相比，中国只有土地最为短缺，不仅耕地供求缺额1/5，而且城市、交通、水利、工矿等用地供给都非常紧张。 （2）中国经济发展正在从消费品为主的工业化向资产型工业化转型，资产和财富的积累将是未来经济增长主要的内容。中国的经济发展，1979年到2020年是解决温饱、初步建设小康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阶段的工业化特征就是大量地生产一般消费品，改善居住条件，刚刚进入汽车社会；2021年开始，人们将从原来的就业创业转变为就业创业置业，从满足消费需求转变到追求资产、财富和富裕。汽车、较高水准的庭院房屋，以及与房屋有关的客厅、卧室、厨房和卫生间等精品装修、装饰、高档家俱、现代厨卫用具等，将是下一个工业化阶段的主要提供内容。这就是人们生活需求和内容向土地房屋等不动产的转型和替代。 （3）人口流动城市化与逆城市化互动，居民高层住宅再利用与居住逆高层化互动，城乡土地房屋要素和资产的盘活是关键。将会发生城乡之间人口、劳动力、资本和土地房屋的双向流动和置换。乡村的人口结构较年轻，需要到城市寻找他们的事业机会；城市居民老龄化程度较高，需要到村镇去休闲养老，甚至投资于养老型农场。农村的宅地、耕地与城镇的住宅可以相互通过市场交易的方式，加以互换和再配置。与土地和房屋投资有关的资本，也会在城乡间循环流动。 （4）土地与劳动力和资本要素不一样的是，不能再生，稀缺性、用途改变、位置变化和肥力提高，都会带来土地资产的溢值。虽然在一定的时间中，可以通过调节水资源分布，改造未利用土地，提高国土利用率，来增加可利用土地要素。但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稀缺性是其固有的特征；由于农村耕地改变为城市建设用地，土地因交通水利市场人口外部条件改变，耕地道路水系土壤投入增加，使其地租水平逐年提高。因此，与资本价格可能下降不同的是，土地价格和地租一直是逐步上升的。 上述这样一个“土地体制改革和调水增土战略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最大潜能”的逻辑，我和我的团队，正在深入地进行工作：厘清思路和设计逻辑框架，以现代经济学的方法选择变量、构建模型、编写程序、进行试算、调试参数，把上述思路和逻辑能够计算和用数据结果提供出来，以此为据提出改革和发展的方案和政策建议。 我有信心的是，不断地有新人加入我们的团队，他们的理解悟性、消化能力、数学水平、方法掌握、编程操作、计量计算等等，远胜过我。我们一定会把这项工作做好。也为母校—东北财经大学培养一些学术功底扎实、针对中国问题、理论能够创新、实践能有对策的经济学人才。
2020年，以5G时代为契机，新基建在行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系列高新科技迎来了爆发期。但如何在5G网络环境运营新技术中让广大消费者受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梦想，离不开消费市场的重要载体-商业、文化、旅游地产，这也是运营商投入实施网络建设取得投资回报的重要环节之一。 为了让5G及各类高新科技应用更多的被消费者认知和使用，为了让科技成果转化成生产力服务社会，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商业文化旅游委员会联合华为科技集团、新浪乐居、5G应用方阵、中国酒店业优采联盟、中国购物中心网共同组织“中房杯”5G应用大赛，挖掘具有可以落地实施并具备商业价值的5G及高新科技应用场景成为“商业”、“旅游”、“文化”等产业聚集、消费活跃的商旅文开发项目的新动能。 7月10日，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商业文化旅游委员会联合乐居，特邀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商业文化旅游地产委员会秘书长蔡云，华为5G室内数字化产品线副总裁徐之兵，中国购物中心网创始人尹进钱，益田集团信息中心负责人黄联宗，深圳梦幻视界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朱奕兴，世优（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CEO纪智辉，晤桥亚洲合伙人唐希言，商汤科技AR平台商务&战略规划负责人季浩宇，共同探讨“5G+”创新生态下，针对购物中心板块，该如何去实现产业、科技、金融无缝连接，并用智慧科技创新服务人民美好生活。 交流中，华为5G室内数字化产品线副总裁徐之兵指出： 过去三年华为不断在思考，怎么样使技术与科技与用户进行有效的结合，发挥积极作用，赋能行业发展。不同时代发展阶段，人们诉求是不一样的，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可能是相对比较容易得到满足。但我们对于精神生活的追求、对体验的追求、对交互的需求都在不断的在提升，科技会让人们理想中的诉求和现实之间的差距不断减小。 从技术的视角来看，5G是一种网络，如同信息中的信息高速公路，它服务的场景如家庭、办公场所等。在很多的场景，我们的WIFI网络的适用范围会逐渐的缩小，可能逐渐会汇聚到以家庭或者说是中小的办公场所中，但是5G网络可以在大范围之内，取代WIFI提供帮助。 毫无疑问，5G时代会引领全球产业发展。 此次大赛，购物中心先站出来，呼唤5G网络建设，呼唤科技行业应用发展，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它从根本上驱动了科技创新与地产行业的不断前进发展。华为非常有幸能参加这个活动，在随后的活动进程中，华为会提供技术支撑，为各种应用的开发提供5G+云技术的沃土，助力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通过网络化的改造，助力实现企业智能化运营。 >>>点击报名
增量资金入场 券商激辩A股后市 7月13日，上证指数重返3400点，深证成指、创业板指续创本轮反弹新高。在市场上涨的背后，上周融资客单周加仓1346.17亿元，创历史单周净买入新高。北向资金7月13日净流入68.50亿元，重回净流入状态。 外资扫货中国资产 人民币升值动能足 上周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涨超600个基点，重回3月中旬水平。与此同时，外资继续扫货A股和人民币债券。专家认为，中国在疫情防控、经济恢复等方面表现“一枝独秀”，促使汇率走强、人民币资产受青睐。未来一段时间，人民币还会处于升值通道，海外资金流入中国资本市场的趋势将延续。 券商运营管理信息报告机制获业内肯定 7月13日，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证券业务示范实践第1号――证券公司运营管理信息报告机制》，为券商建立运营管理信息报告机制提供参考。在多家参与前期试点工作的券商看来，建立运营管理信息报告机制的实践顺应了券业数字化运营的发展趋势，同时也是解决如何建立常态化的运营效率与质量管控机制的有益尝试。 发行“超级周”开启 新基金追求“大而优” 7月13日，15只新发基金开始发行。其中，国泰基金、华安基金的新基金产品仅发售一天，南方基金的新基金则限额50亿元。周二到周五，还将有超过10只权益类基金开始发行。记者了解到，国泰基金、华安基金新基金经过一天的发行，战果不错。而南方基金的新基金则一日售罄，将触发比例配售。 上海证券报 不止新基金有爆款 绩优老基金也在二次爆发 近期，基金发行颇为火热，不少投资者选择借基入市，多只基金一日售罄，更有千亿资金追逐一只基金。然而爆款新发基金，并非近期基金销售圈的全貌。绩优老基金“二次首发”亦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业内人士分析，在目前的市场情绪支撑下，短期内基金销售有望为A股市场继续提供子弹。 总投资1.29万亿元！这场吹风会透露重要信息：将安排150项重大水利工程 近期南方多省河流水位暴涨，昨天的全国水情信息显示，长江干流的10个水文站水位超警，鄱阳湖、洞庭湖水位超警，太湖水位连续第15天超过警戒水位，水利部将水旱灾害防御Ⅲ级应急响应提升至Ⅱ级，国家防总也将防汛Ⅲ级应急响应提升至Ⅱ级。今天上午，水利部、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召开防汛抗旱和重大水利工程发布会吹风会，透露了一些重要信息，其中包括将安排150项重大水利工程，匡算总投资约1.29万亿元。 【深度】谁会是下一个格力地产？ 大蓝筹，不敢追；底部票，怕不涨。盼了许久的上涨，就是让人冲动又纠结。最好是能买到一个格力地产（600185）那样的，低位买入很踏实，涨的时候很粗暴，卖出数钱很满足。那么，什么样的公司股票有希望成为下一个格力地产呢？小编试着从复盘格力地产来找找。 暴雨成灾 这些上市公司开足马力抗洪救灾…… 最近一个多月，南方接连遭遇暴雨。7月12日零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湖水突破了有水文纪录以来的历史极值。当日，国家防总将防汛Ⅲ级应急响应提升至Ⅱ级，水利部也将水旱灾害防御Ⅲ级应急响应提升至Ⅱ级。 在此背景之下，从事相关防汛救灾业务的上市公司备受市场。 证券时报 创业板上市委“第一审”揭晓：4家全过 7月13日，创业板上市委迎来“第一审”，结果显示4单项目全部过会，包括3单IPO项目，分别是锋尚文化、康泰医学、龙利得，1单再融资项目――天能重工（300569）发行可转债申请，这也是注册制下A股市场首单通过的再融资申请。 新基金发行迎来超级周 昨日两只销量双双达300亿 受到上周两只爆款基金刺激，市场对新基金发行规模期待值明显提高。本周一，7只投入发行的主动权益基金不负众望，点燃“超级爆款周”，其中南方、华安两只新基金认购量双双达到了300亿量级，实现一日售罄。 洪灾经济损失已超800亿 上市公司防汛备战升级 入汛以来，我国南方地区汛情严重，特别是6月以来，从西南地区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遭受严重洪涝灾害。我国已经进入防汛关键时期。灾情不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损失，也对经济运行产生直接影响。短期来看，因洪灾导致的物价上涨已经有所表现。中国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局长杨振海日前表示，6月以来，中国生猪价格连续6周上涨。除了季节性上涨因素外，南方洪涝灾害也推高了部分地区的猪肉价格。 水利基建需常抓不懈久久为功 自6月持续至今的强降雨，给长江流域防汛造成极大压力。目前，长江干流监利以下河段及洞庭湖、鄱阳湖和太湖仍处于超警戒水位状态，鄱阳湖至少有四个水文站出现超1998年历史洪水水位。中央气象台13日预报，浙、苏、皖、赣、川、渝等地仍有中到大雨。防洪基建是整个水利基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经验和今年来的损失情况看，防洪堤坝的增高、加固，仍是防洪基建重点部分，关键是建设标准要提高，要留足余地，还要形成持续的维护、保障制度。与此同时，在村镇规划、选址、建设等方面，也要充分考量防洪要求，预做安排，甚至对农民建房也需提供防洪方面的建设指导，最好形成一定的制度流程。 证券日报 金融委会议要求启动“集体诉讼” 专家预计年内首例案件将落地 7月11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以下简称金融委)召开第三十六次会议。会议提出，强化民事赔偿和刑事追责力度，要加快新修订的证券法实施细则落地，对典型重大、社会影响恶劣的个案，依法及时启动集体诉讼。金融委会议提及启动“集体诉讼”，具有重大意义。 海南离岛免税新政实施首周销售4.5亿元 化妆品最受欢迎 苹果产品卖断货 海关总署日前发布数据，7月1日至7日，海南离岛旅客免税购物新政实施首周，离岛旅客累计购物6.5万人次，购物总额4.5亿元，免税6571万元，日均免税939万元，比上半年日均增长58.2%。新政实施首周，化妆品购买量、值均居首位 银行理财子公司抢滩养老金融 收益率高于普通理财 养老理财市场向来被看作“一片蓝海”，其发展空间也备受关注。如今随着银行理财子公司陆续获批开业，养老金融成为不少理财子公司布局的重心之一。《证券日报》记者根据中国理财网数据梳理发现，今年以来截至7月13日，银行理财子公司登记的养老理财产品共计39款，其中国有大行发行数量最多，达37款。 创业板发行规范委对发行承销发出倡议 优化创业板定价机制 减少利益输送可能 为实现创业板注册制下IPO发行承销业务规范透明、平稳有序，7月10日，深交所理事会创业板股票发行规范委员会(以下简称“发行规范委”)召开2020年第二次工作会议，发出进一步保障创业板规范发行的倡议。倡议从审慎开展战略配售、优化报价形成机制、便利简化业务操作等方面提出针对性措施，旨在切实发挥战略投资者协同作用，引入中长期增量资金，促进新股发行合理定价。 人民日报 中方宣布对在涉疆问题上表现恶劣的美方机构和人员实施制裁 本报北京7月13日电(记者谢亚宏)针对美方宣布就涉疆问题对中方政府机构和官员实施制裁一事，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3日表示，中方决定自即日起对美方一家机构和4名个人实施相应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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