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计到2020年底，营业收入比2015年增长76%、利润总额比2015年增长60%、净利润比2015年增长57%，连续13年在中央企业经营业绩考核中被评为A级……2020“极不平凡”之年，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三峡集团”）效益效率全面突破历史新高。 这份成绩的背后，是这家全球最大的水电开发企业和中国最大的清洁能源集团，主动加压、不等不靠，按下了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的“加速键”。 “三峡集团因改革而生、因创新而强，改革创新是三峡集团与生俱来的基因。”三峡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雷鸣山表示，目前三峡集团董事会制度体系基本建立、国家第二批混改试点重庆区域配售电实现整体上市、三峡新能源整体上市首发过会、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实现重要二级子企业全覆盖、“一企一策”完成二级子企业授权放权、分业务板块制定尽职合规免责清单、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等重点改革任务率先完成，清洁能源和长江生态环保“两翼齐飞”基本形成，国企发展取得阶段性成效，三峡集团抵御风险挑战的能力不断增强。 按下深化改革“加速键” 这是单座水电站年发电量新世界纪录诞生的时刻――截至2020年12月31日24时，在确保三峡工程全面发挥防洪、航运、水资源利用等综合效益的前提下，世界装机规模最大水电站――三峡电站，全年累计生产清洁电能1118亿千瓦时，打破了此前南美洲伊泰普水电站于2016年创造并保持的1030.98亿千瓦时的单座水电站年发电量世界纪录，是中国水电引领世界的重要标志。按每千瓦时电量可产生13.8元GDP推算，全年1118亿千瓦时电量，可支撑我国约1.54万亿元GDP，为我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提供了强有力的能源保障。 2020年，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三峡集团聚焦主业发展，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实现了逆势增长，发挥了中央企业“稳增长”的顶梁柱作用。 一系列数字是最好的佐证：三峡水利（600116）枢纽抵御建库以来的最大洪水；国内新能源装机突破1600万千瓦，“十三五”装机增长超过之前年份装机总和；境外可控装机规模近1000万千瓦，2020年境外发电量超过330亿千瓦时，境外业务预计贡献利润总额超过60亿元；以长江生态环保集团为核心的“五大业务平台”有序运转，长江大保护落地投资超过1300亿元，在共抓长江大保护中骨干作用充分彰显…… 这一切与改革的推进不无关系。2020年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印发后，三峡集团高度重视、迅速行动、全面部署，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集结号、冲锋号。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部署的任务与新时期党中央对三峡集团提出的新战略发展定位高度契合，展现了党中央一脉相承的战略思考，本质上都要求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雷鸣山说，“只有不断把改革创新推向深入，才能在积势蓄势谋势中抢占先机、在识变应变求变中开拓新局、在补链固链强链中迈向世界一流。” 抓落实、见真章、重实效，不搞“空头”改革、“口号式”改革。三峡集团第一时间制定了《集团公司改革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0-2022年）》和工作任务台账清单，明确了43个方面共计128条具体举措，并逐项明确了责任部门单位、成果标志、时间节点等，具有明确时间节点的改革标志性成果超过90项。 雷鸣山表示，“三峡集团将认真学习贯彻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坚持‘两个一以贯之’，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不动摇，坚决破除一切体制性障碍、机制性梗阻，努力使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更加完善、更加定型，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市场主体，不断增强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战略支撑作用。” 以“混资本”促“改机制” 2020年12月17日，作为三峡集团新能源业务的战略实施主体，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发过会。 这并不是个例。作为首批创建世界一流示范企业的10家央企之一，近年来三峡集团把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深化国企改革重要突破口，聚焦主业“多板块”上市目标，按照完善治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提高效率的要求，成熟一家、推进一家。 目前，三峡集团并表范围内混改企业占比约78%，预计2020年三峡集团营业收入的66%、利润总额的65%、净利润的65%将来自上市公司。 要“混”更要“改”。三峡集团以股权结构优化带动市场化机制的加快形成，鼓励具备条件的子企业积极探索，推动三项制度改革和完善市场化经营机制取得积极进展。“双百企业”长江电力（600900）、三峡资本充分发挥改革尖兵示范带动作用，在2020年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的“双百企业”三项制度改革评估中，均获得了“A”级的评价。 “这一系列改革举措落实，推动了市场化经营机制的加快形成，促进了三峡集团激励约束机制更加完善、市场化经营水平不断提高，显著增强了企业的活力和效率。”雷鸣山称。 优化管控激发企业活力 企业活力和效率的激发，还有赖于集团管控模式的持续优化。 针对国有企业总部“机关化”的问题，三峡集团从优化组织体系、精简审批事项、优化工作流程、改进文风会风、转变工作方式、打造高素质人才队伍等六个方面推进整改，取得了显著成效。 ――以子企业董事会建设为重点，不断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厘清党组和各治理主体的权责边界，优化决策程序，形成了运转协调、有效制衡的治理机制。 ――优化完成“战略+运行”管控模式。持续优化调整部门设置，强化核心职能、整合交叉职能、下放微观管理职能等，加快打造价值创造型总部。 同时，三峡集团积极推动集团总部切实转变工作作风，推行首问负责制、一次告知制、限时办结制、责任追究制，充分发挥总部部门专业把关、服务决策功能。 ――发布权责事项清单、授权放权清单等，深入开展子企业授权放权。目前，三峡集团已累计完成17家子企业特别授权放权，授权放权占比超过32%，并建立动态评估调整机制，确保授权放权“授得下、接得住、行得稳”。 ――积极探索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在推进重庆区域国家第二批混改试点的过程中，三峡集团充分尊重企业独立法人主体资格，建立股权权力清单，对混改企业不作简单的管理延伸和制度对接，而是通过“三会”参与公司治理，精简了管理程序，提升了决策效率。 这一系列改革举措落实，三峡集团总部“机关化”问题得到有效整改，子企业市场主体地位得到有效落实，权责清晰、精简高效、运行协调的管控模式逐步形成，国有资产监督更加科学有效，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得到有效落实。 三峡集团近年来改革发展取得重大进展和重要成绩。三峡集团党组副书记、总经理王琳强调，“要在系统总结集团近年来改革发展取得的成绩、经验和不足的基础上，抓住清洁能源大发展、长江大保护和国企改革三年行动重大机遇，进一步统一思想和行动，推动三峡集团以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的干劲和斗志重整行装再出发，积极参与市场竞争，破解发展瓶颈、厚植发展新优势。” 2021年是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的攻坚之年、关键之年，三峡集团将以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为契机，充分利用当前转型升级压力小、改革成本低的有利“窗口期”，全面激发企业活力和效率，全力以赴推动改革和发展深度融合、相互促进和高效联动，加快创建世界一流示范企业，努力实现清洁能源和长江生态环保“两翼齐飞”，力争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战略支撑作用。
12月18日，人民银行党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郭树清主持会议，党委副书记、行长易纲及党委其他成员出席会议。 会议认为，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即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之际，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会议客观总结了今年经济工作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绩，系统阐述了严峻挑战下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深刻分析了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明确提出了明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政策取向和重点任务。人民银行要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会议指出，明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做好金融工作责任重大。人民银行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认真履行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职责，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创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会议强调，明年要着重抓好以下工作任务：一是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精准、合理适度。要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的关系。持续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引导市场利率围绕央行政策利率中枢运行，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二是进一步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做好稳企业保就业纾困政策的适当接续，继续支持民营小微企业发展。用好再贷款再贴现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制造业等领域的信贷投放。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金融服务有效衔接。三是持续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巩固拓展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成果，健全金融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压实中小银行风险处置责任。加快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支持金融科技依法规范发展，坚决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四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好“十四五”金融业改革发展规划编制工作。支持中小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金，稳步推进农信社改革。深化债券市场改革，完善债券市场法制，夯实信用基础，严肃市场纪律，打击各种逃废债行为。持续加强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推动已宣布金融开放措施切实落地，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升开放条件下金融监管能力。 会议要求，人民银行系统要强化政治机关意识，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全面领导，始终从政治上谋划和推动履职，不断提升“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创建工作成效。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巩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持续增强专业本领，展现务实作风，保持定力，坚定信心，强化担当，确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落到实处。 会议决定，拟于近期召开人民银行年度工作会议，对全系统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做好2021年各项工作进行全面部署，提出具体要求。
2020年上半年，营业收入超3100亿元，同比逆势增长10%；资产负债率较2019年末下降0.1个百分点；流动资产周转率同比提升；经营性现金净流入同比大幅增加……在2020年金属矿产品价格大幅波动的形势下，中国五矿交出这样的成绩单实属不易。 5年前，曾有声音认为中国五矿和中冶集团业务重合度低，重组后的业务整合面临重重挑战。但也正是因为业务重合度低构成了业务互补性，中国五矿的业务偏重于资源端与流通端，中冶集团则偏重于生产建设端，二者的资产结合恰恰是产业延伸式的合并重组。这种“互补式重组”，既打通了金属矿业勘查、设计、施工、运营、贸易流通的战略通道，又逐步形成了中国金属矿业的完整产业链，为大型中央企业重组提供了整合融合的样本。 5年来，中国五矿“互补式”重组成绩有目共睹，营业收入屡次刷新历史纪录，经营质量显著优化，着力打造“千亿内部市场”，降低外部风险影响。在改革方面，中国五矿下大力气治理亏损企业，推进“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和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改革工作，完成了瘦身健体各项任务，全面提升了资产质量。 进入2021年，中国五矿要深入推动整合融合，发挥“互补式”重组改革红利，提升金属矿产领域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效能，同时还要落实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各项部署。 具体而言，首先，授权经营体制改革要持续深化，进一步提升投资公司总部效能；其次，公司治理结构要不断完善，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规范子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再次，市场化机制改革要勇于创新，让混合所有制改革为企业带来效益；最后，要服务好国家战略，聚焦金属矿产核心主业打造核心竞争力，积极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中国五矿建设世界一流的金属矿产企业集团打下坚实基础。
1978年以来，每一次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从下行到上行，都是由大力度的改革开放扭转而实现的。如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后期等经济增长速度的三次下行，是由80年代初联产承包等改革、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改革和2001年加入WTO倒逼改革等扭转为上行的。每一次经济增长改革推动上行后，不可能一劳永逸，改革对经济增长的赋能都是边际递减的。从改革推动经济增长周期的视角看，如果21世纪前10年后期经济增长下行时，不是以4万亿元计划经济方式刺激，而是用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来扭转，而是当时就放开计划生育， 2011到2020年间，国民经济仍然会保持以年平均9%以上的速度增长，今天我们很可能已经进入了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当然，历史没有假设。 2011到2020年，我们进入了计划与市场彼此消长和转轨胶着的阶段。在这10年中，经济增长速度先高后低。2009年进行了4万亿元的扩张政策刺激，2010和2011两年，增长速度冲高到10.6%和9.5%，但是2012年很快下降到7.9%。前2011到2015五年为7.88%，后2016到2020五年，其中2020是极为特殊的新冠疫情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为5.66%。整个10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为6.77%。 2013年到2020年，党中央仍然坚定不移地向着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推进改革，在世界经济增长步入下行通道的情况下，使中国经济获得了稳定的中高速增长。在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就改革的决心和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三个永无止境，即“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他强调，经济体制转轨，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改革的目标是，“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 在所有制改革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在《决定》中明确，要“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依法监管各种所有制经济。” 由于各部门、各地方和各行业认真执行和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精神，在国内外诸多不利客观因素的影响中，除了2020年受疫情影响，2013到2019年国民经济还是保持了一个平均6.9%中偏高的增长速度。即使在疫情肆虐的2020年，在全球主要国家经济都负增长的情况下，中国作为一个世界规模第二的经济体，实现了2%的正增长。 当然，并不是这10年中央、地方和全国人民不努力。经济建设和发展方面，我们做了大量艰苦细致有效的工作。中国2013年以来影响经济增长放缓也有其人口下行变动的客观原因。20世纪80年代起，城镇一个家庭只准生一个和农村家庭只准生一个半孩子，这种力度过大和时间36年太长的政策，使中国人口增长速度下行较快，形成低生育文化，少子化、经济主力人口收缩和老龄化问题比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还要严峻，其对经济增长速度下行也有着重要的因果影响。人口结构的老年化，青年人的收入消费率相对较高，老年人的收入消费率相对较低；人口增长忽高忽低，会使国民经济在周期中，一是造成经济的景气和萧条波动，二是由于人口生命期内各阶段的消费内容有所差别，造成国民经济产品和产业结构此起彼伏的波动；而如果人口生育率偏离2.1代际平衡水平越远，人口结构就会成为倒五星结构，或者纺锤型结构，严重老龄化和和少子化，使得国民经济长期陷入低迷增长阶段。 第二个经济增长下行的客观原因是，21世纪第2个10年后期，中国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动力已经基本结束。进入这一个阶段，国际上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兴起，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意愿和制造业回归势头较强，其他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出口市场的竞争和替代加剧，中美贸易关系恶化。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提高，土地成本上升，环保标准趋于严格，低价竞争优势减弱，致使一些外资和本土制造业向外转移。从劳动力要素看，现在农民工工资虽然要比城镇职工工资水平低一半，差距在拉大。按二元经济转型的道理，需要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巨大，向城市和制造业转移速度理应加快。但实际上农村大量的人口成为错过城市化人口，其转移速度越来越慢，从最高时2011年的5.6%下降到了2019年的0.8%。出口贸易额占GDP比例，也从2006年最高的36.2%下降到2019年的17.4%。由于疫情导致全球供应链断裂，加上美国政府对中美间经济合作实施全面脱钩战略，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需求相对收缩，还会进一步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形成下行压力。 人口继续收缩和老龄化也必定会对未来实现初步现代化发展目标产生负面影响。笔者从回归外推和索洛内生模型等不同的方法估算，由于前期生育管制政策的影响， 2021到2035年间，由于前期人口增长放缓和未来可用劳动力年均减少1%，如果没有大力度的改革对冲支撑，经济增长速度年均可能会下降到2.84%水平上。未来到2035年实现GDP翻两番的经济增长速度，在汇率不发生大的波动情况下，年均至少需要4.73%。如果按年2.84%速度增长，测算得到的中国人均GDP曲线与高收入国家门槛线之间呈现出平行特征。若不进行大力度的改革、或者改革没有落实，凭由国民经济自然增长，据20年前人口增长影响20年后经济增长的关系看，我国很可能进入不了高收入国家行列，也实现不了初步现代化的发展目标。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今天尤其特别关键的是开启和深化土地要素资产化和市场化改革，才能获得经济增长再一次上行的动力。从劳动力、资本和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先后来看，前两个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已经深入推进，基本完成。习近平总书记在《决定》中描述了土地体制改革的框架性方案：“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扩大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范围，减少非公益性用地划拨。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合理提高个人收益。完善土地租赁、转让、抵押二级市场。” 但是，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由于有的学者吓唬，有关部门梗阻和一些地方的拖延，至今还没有破题。从一个学者的角度看，资本要素和劳动力要素的市场化改革，虽不尽人意，但也已经基本完成，土地要素市场化成为最后的攻坚改革。但是由于有关部门权力利益和一些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利益，对党中央十八大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执行打了折扣，并没有按照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具体予以落实，甚至有关部门和个别地方逆势而上，以各种方式强化了土地要素的计划配置。 有关部门2013以来至今对土地的资源的分配，实行的仍然是计划配置体制。首先，从中国土地管理部门的观念和意识中，存在一股根深蒂固的计划配置思想。部门有关人士先后认为和主张：土地不是商品，只有商品的外壳；土地资源不能市场配置，只能计划配置。在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表态，不能过于强调土地的私权利和过分夸大市场力量，土地产权和用途管制须要平衡，市场在土地利用中不能起决定性作用，还须超越所有权实行全面的土地用途管制。一些学者也对此推波助澜。直到2019年新《土地管理法》中，仍然坚持以规划确定每块土地用途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不改，不敢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新《土地管理法》中还要把成片开发征收列入征地范围，用来建设开发区和新区新城。这样的规定，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就很难予以推动。 其次，从体制上看，国务院对计划年度内新增建设用地量、土地整治补充耕地量和耕地保有量具体安排，并制定相应的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指标。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每年编制全国土地利用年度计划下达各省市自治区执行。省级以下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则会将上级下达的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指标予以分解后一次性下达给所属市县。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实行指令性管理，不得突破。特别是2019年通过的《土地管理法》，全文有100处提到“规划”，17处提到“行政”，31处提到“管理”，17处提到“计划”， 唯独没有1处提到“市场”，更谈不上“市场配置资源”和“市场决定资源配置”。 在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相继基本完成市场化改革后，由于土地管理部门的阻挠，使土地要素市场化这一释放经济增长活力的改革，未能得到理想地推进，甚至发生了逆转。除了人口增长放缓、少子化、经济主力人口收缩和老龄化外，土地改革不能接替前二者要素改革给经济增长以新的活力，这不能不是2014年以来国民经济增长找不到新动能，造成其持续下行的主要原因。 目前来看，农村剩余劳动力得不到土地要素用以创业就业，农民基本没有财产性收入和以地为本创业收入而收入低下，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农村和城市居民收入和消费被土地财政和高房价所转移和挤出，国内消费严重不足，房地产挤压制造业，城镇和乡镇住宅超高层化和人居景观生态严重恶化，城乡土地既短缺又闲置和低利用，债务和货币稳定没有可交易和可抵押土地房屋资产保证等等，诸多国民经济问题的总根源，指向就是目前土地的计划配置和管理体制。土地改革已经晚了十年，今天已经到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参考文献： 习近平：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网，2013年11月16日。 周天勇：《中国：增长放缓之谜》，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和格致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 周天勇：《中国：理想经济增长》，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和格致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 郑振源：“切实落实《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加快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建议”PPT，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新时期中国土地制度改革论坛发言，2020年12月12月。 蔡继明：“新时期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两大目标 ——城乡土地同权化和资源配置市场化”PPT，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新时期中国土地制度改革论坛发言，2020年12月12月。
当前我国南北差距明显拉大。2012-2019年北方经济占全国比重从42.9%快速下降至35.4%，南北经济总量差距从14个百分点迅速扩大至29个百分点，人均GDP差距从0.97迅速增至1.30。 南北差距原因：从自然地理差异到市场发育差异。从五千年历史看，由于北方因农耕、游牧两大文明长期冲突融合导致战乱频发及南北气候差异等，中国人口和经济重心逐渐从黄河中下游向长江中下游转移。计划经济时期，北方因资源富集等形成重化工业优势而领先南方。改革开放后，北方依靠要素和投资驱动继续阶段领先，但也导致市场化改革内生动力不足；而南方依托便利的海运和长江内河航运优势，通过市场化改革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而逐渐崛起。2012年后，中国经济转向依靠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南北市场发育差异问题凸显，南方较快转型升级，而北方逐渐乏力。 南北差距拉大，根本上是市场化程度的差距，这是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的胜利，证明北方加大市场化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解决南北差距既要针对北方短板加快市场化改革，还要从全国层面基于市场规律统筹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一方面，北方要大力向南方学习，加快深化产权、要素等市场化改革，加快打造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以优化营商环境。另一方面，要充分尊重人口和产业向优势区域集聚的客观规律，立足各地区比较优势顺势而为，加快都市圈城市群建设，在集聚中促进平衡。 “双循环”的核心是对内扩大内需、对外提升产业链安全，关键是三大抓手：“新基建”、城市群和放开生育。这是这些年我们在公共政策领域的三大建言和呼吁，其中新基建已经从学术讨论走向国家战略，都市圈城市群逐渐走向社会共识但尚未完全落实，而全面放开生育则面临巨大的学术分歧和社会争议。
CF40研究部潘潘 7个月升值近10%，开年首个工作日升破6.5，两日一度上涨超千点。 人民币站上两年半新高之际，我们关注高汇率对经济究竟会产生何种影响？人民币升值配合美元弱周期，汇率改革是否迎来了适宜的时间窗口？ 在专家看来，评估汇率对经济的影响，不能仅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而要看人民币对各种货币的加权平均汇率。按此计算，人民币其实升值的并不多。人民币升值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么大。预计2021年下半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压力将有所减弱或出现一定震荡，同时，人民币汇率改革将进入相对适宜的时期，人民币进一步扩大波动限制区间的条件或将更加成熟。 人民币升值对实体经济影响小于“想象” CF40青年论坛会员、中银证券(行情601696,诊股)总裁助理兼首席经济学家徐高认为，目前来看，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包括出口的影响都是比较小的。一方面是因为人民币升值仍然较为“温和”；另一方面，近期人民币对美元升值部分也是因为出口表现强劲，出口结汇较多，这是正常的市场反应，并不会对出口形成明显打压。 徐高指出，评估汇率对经济的影响，不能仅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而要看人民币对各种货币的加权平均汇率。按照这个汇率来算，人民币其实升值的并不多。 “现在大家可能关注比较多的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近期升值比较多，这背后更多是因为美元贬值幅度较大。但是如果看人民币对一篮子里面的其他货币，比如说人民币对欧元，就看不到太强的升值走势。”他说。 CF40研究部主任、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研究员徐奇渊也认为，从篮子汇率的角度来看，人民币升值对于实体经济的影响，可能小于双边汇率升值幅度带来的影响。 Wind数据显示，截至1月6日16:30官方收盘时间，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报6.4615，较上日上涨25个基点，续创2018年6月中旬以来新高。自5月底以来，在岸人民币对美元累计涨近10%，同期人民币对欧元则呈现小幅下跌。 如果看CFETS一篮子人民币汇率指数，1月5日为95左右，与2020年3月下旬、2020年4月下旬的水平相当或稍弱，并且低于2018年6月中旬的水平。 徐奇渊预计，2021年人民币汇率可能在前半段升值预期较强，后半段升值压力减退或者出现一定的震荡。这主要是因为欧美经济前半段将受到冬季疫情的严重冲击，甚至部分国家可能面临双底衰退（例如英国、德国），后半段则可能得益于疫苗普及带来的提振，全年经济可能呈现前低后高的走势。中国经济则可能呈现为前高后低，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趋势形成反差。 出口方面也是如此，预计中国出口在2021年前半段将较为乐观。随着疫苗得到一定普及，欧美发达经济体的生产能力、经济活动将在下半年有显著的恢复，供需缺口将得到有效补偿。中国在全球的出口份额将逐渐回落到疫情之前正常的历史水平附近。但是全球贸易的总体体量，可能将难以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再加上2020年后期较高的基数效应，这意味着中国出口增速在2021年后期将面临一定压力。人民币汇率作为价格效应，只要波动幅度不是巨大的，那么其所发挥的作用就相对有限。 企业减小汇兑损失不能依赖汇率政策 从现有数据来看，尽管人民币升值并未对出口竞争力造成明显负面影响。但部分外贸出口型企业在人民币升值期间还是出现了一定的汇兑损失。这一现象引发舆论广泛关注。有企业呼吁，央行应该进行汇率干预。 对此，徐奇渊指出，目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波动仍然处于比较正常的区间。央行的汇率政策着眼于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等目标，而不是部分企业的财务损益。 他认为，对于企业而言，汇率和商品价格一样，都是随行就市发生变化的，企业应当自有一套管理办法来应对价格波动的风险。从长远来看，可以增加人民币跨境使用、人民币国际化来避免汇率风险，但这最终依然要靠微观企业大幅提升国际竞争力。 “对于原材料、产成品的价格波动，企业肯定会有一套管理办法来应对价格波动的风险。汇率风险实际上也是一样，企业可以通过外汇衍生品的操作来实现套期保值。”他说，“企业需要对套期保值的操作树立正确的观念，不能把套期保值作为投资工具，要明确套期保值锁定风险的功能定位。” 徐奇渊表示，政策层需要做的是进一步推动外汇市场的发展和成熟，在健全监管体系的条件下，更多放开外汇市场准入，增加外汇市场、尤其是衍生品交易的流动性，为企业提供成本更低的套期保值手段。这也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汇率制度改革，为实现人民币汇率的充分弹性创造条件。 徐高表示，未来汇率波动将成为常态，企业要主动适应，更多运用金融工具有效对冲汇率风险。对监管层来讲，汇率弹性增强是汇改的成果之一，得之不易，走回头路是不恰当的。应该继续坚持汇率市场化改革方向，但是也不宜让汇率过度波动，在汇率波动明显开始冲击国内经济和金融市场时，应采取临时性措施予以平抑，比如调节逆周期因子。 徐高解释称，评价汇率是否波动过度的标准不是具体的汇率升贬幅度，而是汇率波动对国内经济和金融市场会否带来较大冲击。比如在人民币升值时期，可能要看其会否对出口带来比较明显的负面影响；人民币贬值时期，可能就要看我国外汇储备有没有因此而大量流失。 下半年汇改条件或更加成熟 一般认为，在人民币升值时期推进汇率改革可能是相对较好的选择。从国际经验来看，美元走弱周期是汇率改革成功的重要外部条件。近9个月来，美元指数从103高位一路跌破90，市场普遍认为美元已经进入弱周期。有观点认为，本轮美元弱周期或将持续近9年。2020年，人民币双向浮动弹性明显增强。今年会是推动人民币汇率改革，实现人民币汇率清洁浮动的好时机吗？ 徐高强调，汇率改革需要与金融市场改革和实体经济改革相匹配，切忌单兵突进。相比于贬值，政策应对人民币升值压力的空间更大，能力更强，但不意味着可以完全放任，现在让汇率实现清洁浮动的时机还不成熟。 徐奇渊表示，目前美联储仍处于宽松阶段，美元指数也处于弱周期之中。暂时看来，人民币对美元有较强升值压力，下半年随着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有所减退，人民币进一步扩大波动限制区间的条件或将更加成熟。 对此，他解释称，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时机，最好是选择既没有明显升值预期、也没有明显贬值预期的双向波动时机，这时候人民币汇率基本处于均衡水平附近。当然，这样的时机比较难找到。那么退而求其次，选择略有一些升值预期的时期，好于升值压力较大或者有贬值压力的时期。 不过，他也提到，如果单独看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本身，可能是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但是如果从全局来看，人民币汇率改革更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除了退出逆周期调节因子、发展成熟的外汇衍生品市场等措施之外，利率市场化、资本账户开放也都需要与汇改相匹配。其中，利率与汇率的波动息息相关，而我国利率市场化也尚在推进过程当中。另外，资本账户不完全自由可兑换，也使得人民币汇率是在有限的参与者、有限的交易量之下形成的。从这些角度来看，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可能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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