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外汇管理局昨日公布的外汇储备规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123亿美元，较5月末上升106亿美元，升幅0.3%。继今年3月降至阶段低点之后，外储规模实现连续三个月上升，规模已超去年年末水平。 “6月，我国外汇市场供求总体保持平衡。受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流行、主要国家货币及财政刺激政策等因素影响，国际金融市场上美元指数小幅下跌，主要国家资产价格有所上涨。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外汇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表示。 据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分析，估值变动和跨境资本流动均对6月外汇储备规模的回升形成贡献。 在估值变动方面，首先从主要汇率变动上看，6月美元汇率指数贬值1%；非美元货币相对美元涨跌互现，欧元兑美元大幅上涨1.2%，英镑兑美元上涨0.5%，日元兑美元小幅下跌0.1%。同时，从资产价格上看，主要国家资产价格均有所上涨，以美元标价的已对冲全球债券指数上涨0.5%；股票价格继续回升，标普500指数上涨1.8%，欧元区斯托克50指数上涨6%，日经225指数上涨1.9%。 “综合考虑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效应，估值变动导致6月外汇储备规模增加。”温彬称。 在跨境资本流动方面，温彬表示，近期国内经济形势逐步改善向好，带动资本市场回暖，人民币资产受到更多国际投资者青睐。6月北向资金净流入规模达到526.8亿元；6月末，境外机构累计持有中国债券2.51万亿元人民币，较5月末增加814亿元人民币。因此，跨境资本流入对外汇储备规模增长形成贡献。 对于今后的外汇储备规模趋势，王春英强调，当前，境外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严峻复杂，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大。我国在统筹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方面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各类经济指标出现边际改善，经济形势正逐步向好的方向转变。往前看，我国将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经济增长保持韧性，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总体稳定。 温彬判断，下阶段，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将继续保持稳定。一方面，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未变，随着国内逆周期调控政策继续加力，经济领域将出现更多积极改善，对外汇储备规模的稳定形成支撑。另一方面，近期资本市场回暖，北向资金加快流入，7月以来，北向资金就已经累计流入超过500亿元。“上述因素改善有助于维护跨境资金平衡和汇率供求稳定，对下阶段外汇储备规模保持稳定形成支撑。”他表示。 特别是，人民币在全球外储中占比创下新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人民币外汇储备总额为0.22万亿美元，实现连续五个季度的增长。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占比也升至2.02%，创出新的历史高点，反映出国际投资者对于人民币资产兴趣渐浓。
图片来源：微摄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就2020年6月份外汇储备规模变动情况答记者问。王春英表示，截至2020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123亿美元，较5月末上升106亿美元，升幅0.3%。 6月，我国外汇市场供求总体保持平衡。受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流行、主要国家货币及财政刺激政策等因素影响，国际金融市场上美元指数小幅下跌，主要国家资产价格有所上涨。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 当前，境外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严峻复杂，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大。我国在统筹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方面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各类经济指标出现边际改善，经济形势正逐步向好的方向转变。往前看，我国将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经济增长保持韧性，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总体稳定。
7月7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最新外汇储备规模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123亿美元，较5月末上升106亿美元，升幅0.3%。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表示，6月，我国外汇市场供求总体保持平衡。受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流行、主要国家货币及财政刺激政策等因素影响，国际金融市场上美元指数小幅下跌，主要国家资产价格有所上涨。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 王春英强调，当前，境外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严峻复杂，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大。我国在统筹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方面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各类经济指标出现边际改善，经济形势正逐步向好的方向转变。往前看，我国将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经济增长保持韧性，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总体稳定。（常佩琦）
据中国人民银行微信公众号7月3日消息，目前，中国债券市场余额为108万亿元人民币，位居世界第二。 截至2020年6月末，共有近900家境外法人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覆盖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持有人民币债券规模约2.6万亿元，2017年以来每年以近40%的速度增长。 目前，境外机构持债规模占我国债券总量的比重为2.4%，持有国债规模占比达9%。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与有关部门一起，继续加强金融市场基础制度建设，持续提升债券市场深度广度，完善风险对冲机制和评级、税收等配套制度安排，进一步提高国际投资者入市便利度，更好满足其对人民币资产的配置需求，高质量深化市场开放发展。
“变化者，进退之象也。” 2020年，波及全球的新冠疫情成为重塑政治、经济、社会的重要历史性变量，自大萧条以来发达和新兴经济体或首次同时陷入衰退，罕见的超常规“货币+财政”双宽松浪潮已经袭来。 整体而言，全球“债务-拉弗曲线”均发生动态变化，在合意规模内适当扩张外债可作为部分经济体逆周期调节的重要抓手。结构上讲，美元流动性仍然是全球投融资核心，近年来新兴市场和非银金融崛起成为美元融资的主要边际驱动力。 从相对GDP和外汇储备的规模看，中国非金融企业外债占比分别为5.8%和26.8%，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相比，中国外债规模适度上升不会引起信用利差显著上升。但外债融资中面临的汇率、利率、再融资等风险需妥善考虑：一方面，当前中国金融体系仍以间接融资为主，本币债务违约事件的影响不容忽视；另一方面，并无海外收入的房开发商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所发行的美元债占比明显偏高。 合意的外债杠杆可作为逆周期调节重要抓手，疫情冲击下关注动态的“债务-拉弗曲线”。从历史上看，不同经济体对外主权负债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第一，平滑消费/税收政策，这与经常项目逆差的动机类似；第二，提前消费，这主要出现在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源于主观贴现率大于现实利率。从现实的负债选择看，平滑消费的动机通常带来逆周期的负债行为，但信用利差具有顺周期性。例如，不少新兴市场曾出现信用利差上升效应支配逆周期负债行为的现象，这也使得债务风险成为商业周期的一个主要驱动力。当前，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相比，中国信用利差明显较低，在此基础上适当负债不会出现由于利差显著上升而导致的消费波动高于产出波动。因此，以平滑消费/财政政策作为适度增加外债水平的主要动因，而非以过度刺激经济为目的，有望通过合意的债务杠杆助力逆周期调节。事实上，合意的外债规模本身就是动态变化的。理论上讲，合意外债规模可以描述为融资收入与债务存量之间的“债务-拉弗曲线”。当债务规模较低时，一国可以接近无风险利率发行外债，但随着债务存量的增加，违约风险上升带来信用利差增加。“债务-拉弗曲线”的峰值对应于可以获取的最大融资收入，在此之后，信用利差带来的边际融资支出将超过边际融资规模所带来的融资收入。“债务-拉弗曲线”的存在也使得给定融资收入规模，存在低负债低信用利差和高负债高信用利差两种均衡。多重均衡的出现令确定合意债务规模变得重要，因为当存在融资刚性时，债务规模存在自我实现的特征，一旦发生从低债务向高债务的均衡移动，信用利差和违约风险都会迅速上升。在当前疫情冲击下，全球宏观政策呈现出“货币+财政”的双宽松搭配，全球性的债务规模上升是大势所趋，审时度势地在动态合意债务规模之内适度增加负债利大于弊。 美元流动性是全球投融资重要系统变量，近年来新兴市场和非银金融崛起为美元融资新驱动。2020年3月，美元流动性恐慌逐步压过其他冲击，并借由非金融风险而放大并极速恶化，成为全球市场异变的核心动因。当前，尽管美国经济体量仅占全球不足四分之一，但美元仍然是全球占据统治地位的投融资货币。2019年底，美元计价的跨境银行信贷和国际债券规模达22.6万亿美元，分别占其总存量和全球GDP约50%和26%。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借贷中的美元占比更是逆转了此前的下降趋势，现已重回本世纪以来的高位，且呈现出新的特征：其一，从区域分布看，美元融资网络国际化程度较高且彼此关联性强，终端使用者和供给者也高度分散。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元融资规模在欧洲等其他发达经济体有所下降，但在新兴市场地区相对活跃，当前其占美元债务融资中的比重已从10%上升至19%。其中，中国非金融企业在离岸市场发行的美元债券余额激增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根据BIS的数据，当前中国企业的美元债务余额为5900亿，在新兴市场中占比36%。其二，从参与主体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银行为中介的美元融资减少，而非银行市场化融资占比更大。但美国境外的非银金融机构获取美元融资的渠道相对有限和不稳定，也令其在压力下容易引发恐慌式抛售从而加剧市场的波动。此外，由于离岸金融中心的存在，全球外债负债方的真实分布与基于居住地（residence-based）的统计也存在较大差异。比如，有研究指出，2017年美国持有的基于国别（nationality-based）估算的新兴市场公司债实际规模较基于处所的统计高30%，从其持有的金砖国家债务总量看，低估程度甚至高达100%（详见附图）。 外债融资需综合考虑汇率、利率、再融资风险，而币种搭配和融资结构是串联几大风险的核心。在新冠疫情等外生冲击下，债务和币值的双重约束令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宽松幅度受限，而外币融资的成本和可得性并不稳定，众多的全球金融市场投资者和借贷者甚至会因同步行为（synchronized behaviour）引起市场的大幅波动和违约潮。学理表明，外债违约的成本主要是经济下滑影响政府未来收入流的贴现值，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违约带来了双边贸易的下滑，影响了贸易导向的企业；二是违约通常与银行危机相关联，可能导致持续的衰退。后者的影响更为明显，因为本国银行出于资产流动性需要持有相当比例的主权债务，如果主权违约会削弱其偿付能力，并影响信贷、投资、经济增长。通常认为，主权债务的违约不会发生于本币债务，因为政府有能力对其进行货币化，但事实上考虑到潜在的通胀成本，货币化不一定是政府的实际选项。比如，对于100个经济体在1996-2012年期间样本的研究显示，在总共58次主权违约事件中，有31次是本币违约，比如1998年俄罗斯和1999年土耳其的案例，而其中15次是本外币同时违约。经验表明，国内企业在本地银行借款规模提升会减弱主权本币债的违约倾向，因为信贷收缩将增加违约的成本，考虑到当前中国金融体系仍然以间接融资为主，对于本币外债也不容忽视。2017-2018年，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和中国经济增速的下行形成共振，美元升值和信用利差同时上升，导致中国企业债务的违约规模和占比均急剧上升。根据BIS的统计，从2016年以来，中国非金融企业债务违约规模明显增加，其中本币债务违约超过累计违约规模的四分之三。所以，在当前加快金融市场开放的前提下需要高度关注合意的本币外债规模。 在整体外债上升周期宜把握部门负债平衡性，以避免局部结构性因素带来的关联违约风险。研究显示，依赖于私人部门外币融资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存在更高的主权违约风险。在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存在私人部门借外币外债而公共部门借本币外债的现象。比如从2003年-2013年，14个重要新兴市场经济体主权本币外债平均占比从15%上升到60%。对于存在外币外债和本币收入型资产负债表货币错配的企业部门，本币贬值会冲击公司净资产并由于融资约束带来紧缩压力，这也令公共部门产生了“浮动恐慌”，导致其在面临主权债务偿付压力时不会轻易选择贬值以货币化本币外债，而更多出现违约。定量研究显示，私人部门外币外债占GDP比重10%的提升伴随着主权本币信用利差30个基点的增加。对于中国而言，企业部门外债的期限和行业风险不容忽视。截至2019年底，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外债为8300亿美元，占整体外债比重约四成。从整体外债币种结构看，外币外债占65%，而美元债务在外币登记外债中占83%（详见附图）。从相对GDP和外汇储备的规模看，企业外债占比分别为5.8%和26.8%，整体风险可控。但BIS指出：从期限看，未来五年将有4880亿的中国企业美元债务到期，负债较高的企业将面临持续的还款/再融资压力；从行业上看，并无海外收入的中国房地产开发商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发行的美元债占总余额明显偏高（约40%），而2021年底，开发商将分别有800亿美元和1650亿人民币的债务到期。 参考文献 [1] Bertaut， Carol C．， Beau Bressler， and Stephanie Curcuru （2019）． “Globalization and the Geography of Capital Flows，” FEDS Notes． Washington：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September 6， 2019 [2] The Committee on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2020）． “US dollar funding：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BIS． 18 June 2020． [3] Jeanneret， A．， & Souissi， S． （2016）． Sovereign defaults by currency denomin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60， 197-222． [4] Du， W．， & Schreger， J． （2016）． Sovereign risk， currency risk， and corporate balance sheets．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BGIE Unit Working Paper， （17-024）．
披露单个公司债券交易规模、修改沃尔克规则、资产负债表规模“缩水”……近期，美联储频繁“吸睛”。业内分析称，美联储这些动作已经被计入市场预期，未来美联储仍将维持宽松立场，其资产负债规模也大概率进一步增加。 当地时间28日，美联储披露了其首次购买公司债券的公司名单和交易情况。截至6月19日，美联储单个公司债券和公司债ETF的购买规模近72亿美元，约占美联储7.08万亿美元总资产的千分之一。 市场普遍认为，美联储此举是为市场注入流动性，既能帮助企业渡过疫情难关，也有利于提振市场信心，恢复信贷市场的流动性。 财信研究院副院长伍超明告诉记者，美联储直接购买公司债券可以直接有效地为公司提供流动性支持，缓解其资金链断裂风险。但如果经济恢复持续慢于预期，新增加的债务也就是新增加的风险，届时市场将面临更大的债务违约压力。 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不断下滑也引发市场关注。截至当地时间6月23日，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从一周前的7.09万亿美元降至了7.08万亿美元。在此前一周，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由7.2万亿美元降至7.09万亿美元。 “缩表”是否意味着美联储关上了“水龙头”？并不是。市场人士称，这主要是由于短期限的补充美元流动性工具到期，而导致的“被动缩表”。 渣打银行中国财富管理部首席投资策略师王昕杰表示，在市场流动性趋于稳定之后，美联储和海外央行美元互换规模下降，加上美联储对受疫情影响的企业贷款计划没有完全释放，导致美联储资产负债规模缩小。 兴业研究外汇商品分析师张峻滔分析称，4月以来，全球高频经济数据改善，金融市场趋于稳定，美联储想保留一定政策空间，未来一旦经济基本面有恶化征兆，美联储还会继续扩表。 美联储仍在为市场释放流动性。上周，美联储投票通过修改沃尔克规则，将允许银行增加对风险投资基金的投资；另外，货币监理署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还取消了银行在与其关联机构交易衍生品时必须持有保证金的要求。修改后的规则将于10月1日生效。 “适当放松沃尔克规则，短期有利于增加市场流动性，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进而推动经济的复苏步伐。”伍超明解读称。但从长期来看，放松沃尔克规则不利于实体经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削弱经济长期增长动能，增加系统性金融风险。
发行利率的持续走低和资金面的波动是导致信用债取消发行走高的主因，而不同的阶段主导因素有所不同。3-4月信用债取消发行增多主要是受发行利率持续走低的影响。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我国采取了宽松的货币和信贷政策以支持企业融资，3月和4月信用债发行规模相继刷新历史最高纪录。而随着信用债发行规模的走高，今年3月以来，我国信用债市场取消和推迟发行的信用债规模明显上升。2020年3-6月（截至6月21日）共有260只债券合计金额1978.60亿元取消发行，取消发行债券只数占发行成功债券只数的比重为5.48%，而去年全年这一比重为4.80%。 取消发行的债券集中在中高评级主体。2020年3-6月取消发行的260只信用债中，主体评级为AAA和AA+的合计有190只，占比达到了73%。城投债在取消发行的债券中占比较高。2020年3-6月，取消发行的信用债中城投债有105只，产业债155只，城投债占比在40%，取消发行规模较高。 发行利率的持续走低和资金面的波动是导致信用债取消发行走高的主因，而不同的阶段主导因素有所不同。3-4月信用债取消发行增多主要是受发行利率持续走低的影响。2020年3-4月受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和全球疫情爆发下投资者对后市预期向好、配置需求增强的影响，债市利率快速走低。在此阶段，发行人想利用低利率时间窗口进一步降低发行利率，导致利率一但超过预期就取消发行，而低收益率下投资者配置性价比不足导致观望情绪浓厚，共同推高了信用债取消发行的规模。5月以来信用债取消发行增多主要是受资金面波动加大，资金利率中枢上移。债市震荡加剧的影响。进入5月以来货币政策由大额流动性投放转向直接作用于信用扩张、抑制资金空转。 一是通过创设普惠金融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和信用贷款支持计划等两项货币政策工具直接作用于信用扩张，以扶持中小微企业；二是MLF缩量续作、利率不变。6月15日，央行开展为期1年的2000亿元MLF操作，中标利率为 2.95%，与上次持平，6月LPR降息也随之落空；三是北京市银保监局及其余多地均要求压降结构性存款规模，切实杜绝“假结构”和企业利用低成本资金空转套利的问题。受资金利率中枢上移和经济企稳预期增强的影响，债市利率快速上移且震荡加剧，发行利率的大幅波动和配置观望情绪浓厚导致信用债取消发行增多。 江苏省的城投债取消发行的规模较大。江苏省取消发行城投债规模较大一方面与其是我国城投债发行大省，整体发债规模较高有关。另一方面，江苏省内多地政府发文，要求平台公司降低融资成本，并为新增债务设置利率红线，同时要求有序清退高成本债务，造成城投公司对发行利率敏感度上升，在询价利率不佳时，可能选择取消或延期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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