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2020北京国际金融安全论坛 聚焦新金融和新安全 本报北京讯（记者刘慧） 以“新金融、新基建、新安全”为主题的2020北京国际金融安全论坛近日在北京金融安全产业园举办。本届论坛由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协会、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担任指导单位。 据介绍，自2015年6月18日挂牌成立以来，北京金融安全产业园致力于打造以金融安全为核心的多维立体化金融安全云生态体系，通过助力监管、产学研用、生态涵养、产业赋能的形式，形成产学研用服务监管，助力监管指导生态涵养，生态涵养集群助力产业信息化建设，产业金融收获反哺产学研用的自运营循环。未来，产业园将通过打造金融安全协会、金融安全研究院等载体，将服务监管由准入型检测认证升级为常态化监控的集成金融风险监测平台及风险大数据平台，实现园区科技企业助力监管的良性结合。 记者获悉，未来两年，北京金融安全产业园将以现有一期、二期空间载体为依托，通过与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协会、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神州信息等部门和企业合作，逐步构建金融科技、监管科技、智能风控、金融网络安全、金融安全基础设施这五大金融安全生态产业板块。
同志们、朋友们： 30年前，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经过早期的孕育、萌芽，以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设立为标志，中国资本市场应运而生。今天，我们在这里共聚一堂，就是为了一起回顾我国资本市场30年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在面向“十四五”的新起点上，总结经验、展望未来，进一步凝聚智慧和力量，携手谱写新时代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一、资本市场30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 建立和发展资本市场是党中央深化改革开放、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战略决策和实践探索。30年来，资本市场在改革中前进，在开放中成长，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和跨越式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资本市场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着力加强基础制度建设，市场体系的包容性不断增强，市场主体的竞争力稳步提升，双向开放的深度广度日益拓展，市场生态的向好趋势持续巩固。目前，我国股票、债券市场规模均居全球第二，商品期货交易额连续多年位居世界前列，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为加快建设现代金融体系、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积极力量。 一是服务实体经济取得了显著成效。30年来，我们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从服务国企改革起步，到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科创板相继推出，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规范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渐趋完备。资本市场促进资本形成、优化要素资源配置、完善现代产权制度、普及市场经济理念等重要功能日益得到各方认可，服务实体经济的覆盖面和深度持续拓展，在支持国家创新驱动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国资国企改革和脱贫攻坚等国家战略中，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30年来，资本市场累计实现股权融资超过21万亿元。特别是近年来，我们更加聚焦服务科技创新，通过改革推动要素资源加速向科技创新领域集聚，科创板开板以来，IPO融资金额已占同期A股的近一半，资本市场促进科技、资本和产业高水平循环的枢纽作用明显增强。稳步发展交易所债券市场，存续余额近16万亿元，融资工具品种不断丰富，有效拓宽了实体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融资渠道。平稳推出了90个期货期权品种，基本覆盖国民经济主要领域，价格发现、风险管理等功能有效发挥。 二是深化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资本市场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改革史。30年来，我们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着力破除制约市场功能有效发挥的体制机制性障碍，系统谋划和推动了一系列重大改革落地。开创性地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消除了两类股份、两个市场、两种价格并行的制度性缺陷，为市场长远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持续推进股票发行审核制度改革，在历经审批制、核准制等实践的基础上，为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科创板为突破口试点股票发行注册制，并稳步扩展至创业板，探索建立了“一个核心、两个环节、三项市场化安排”的注册制架构，发行定价市场化程度、审核注册效率和可预期性大幅提高。紧扣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注重整体谋划、加强统筹协调，制定实施《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总体方案》，明确了12个方面的重点改革任务，扎实推进交易、退市等关键领域的一揽子基础制度改革，制度的包容性适应性进一步增强。 三是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和竞争力日益增强。30年来，资本市场有力推动了我国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司治理机制的建立健全，大大促进了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结构优化。从沪市“老八股”和深市“老五股”上市开始，建立并逐步完善信息披露制度，规范公司治理运行，坚决清理大股东占用和违规担保，持续推进市场化并购重组，今天上市公司已超过4100家，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进入世界500强，实体上市公司利润总额相当于全国规模以上企业的五成，已成为国民经济的“基本盘”、产业升级的“领跑者”，经济运行“晴雨表”的功能日益提升。 行业机构方面，1987年首家专业证券公司在深圳特区创立，行业发展迅速起步，机构数量、资产规模快速增长。但由于内外部约束机制不健全，早期探索中积累了一些问题。我们采取风险处置、日常监管和推进行业发展“三管齐下”的措施，实施证券公司综合治理，有效解决了长期制约行业健康发展的顽症痼疾，推动证券行业走上了规范发展的轨道。证券公司业务种类不断丰富，服务能力持续提升，全面合规风险管理体系基本建立，资本实力明显增强，“合规、诚信、专业、稳健”的文化理念逐步成为行业共识。期货公司的规范运作水平和专业服务能力不断增强。公募基金、社保基金、保险机构、企业年金等境内专业机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长期资金“愿意来、留得住”的市场环境正在逐步形成，市场资金结构呈现趋势性改善态势。目前，公募基金管理资产近19万亿元，权益类基金比重近两年提高了14个百分点；备案的私募基金管理人近2.5万家，管理资产约16万亿元。 四是高水平双向开放的新格局加快形成。开放是资本市场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市场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从一开始，我们就坚持开门办市场，坚持“引进来、走出去”一体推进，推动境内企业到境外上市，建立健全QFII、RQFII制度，不断深化沪深港通等互联互通机制，并抓住“一带一路”倡议重要机遇，开展与境外市场多种形式合作，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这两年，我们坚决落实国家关于金融对外开放的进度安排，加快推进市场、产品和机构全方位开放。行业机构外资股比限制全面放开，沪伦通、中日ETF互通相继落地，A股纳入国际主流指数的比重稳步提升。境外投资者持股市值不断提升，外资连续3年保持净流入。原油、铜、铁矿石等期货品种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同时，我们加快推进资本市场制度型、系统性开放，看穿式监管等特色制度得到国际同行广泛认可，跨境监管合作、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能力进一步提升。 五是市场发展的法治根基不断夯实。法治兴，则市场兴。从最初依托部门规章、行政法规，到公司法、证券法、基金法相继出台以及此后的一系列修订完善，我们逐步建立了一套既符合国际惯例又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法律规范体系，稳步将改革实践上升为制度规则，法治化运行的制度基础不断巩固。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新修订的证券法今年3月正式施行，在全面推行证券发行注册制、大幅提高证券违法违规成本、加大投资者保护力度等方面实现重大突破，刑法修正案（十一）刚刚获得审议通过，期货法立法取得重大进展。以证券法修订为契机，我们加快完善投资者保护组织体系和制度机制，有效涵盖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持股行权、先行赔付、多元纠纷化解、支持诉讼、代表人诉讼等关键领域环节，为1.7亿投资者更好分享我国经济发展红利提供有力保障。在2019年世行营商环境评估中，我国保护中小投资者指标排名大幅提升至第28位。 六是市场监管和治理效能持续提升。证券期货监管从最初的分散管理到1998年开始实行集中统一的监管体制，我们坚守监管主责主业，持续完善查审分离体制，提升稽查执法效能，逐步形成了行政监管与行业自律相互补充，会机关、派出机构、交易场所、行业协会等各司其职、紧密协作的监管执法体系。30年来，资本市场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斗争中不断成长成熟，从早期果断处置“8.10”事件、“327”国债期货事件，到有效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再到2015年应对股市异常波动，有经验、也有教训。去年以来，面对极其严峻的外部环境和疫情的严重冲击，在国务院金融委的统一指挥协调下，我们沉着应对，资本市场韧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30年来，我们坚持实事求是，顺应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监管理念、监管方式和手段与时俱进，动态完善。始终着眼于更好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大力深化简政放权，持续加强监管透明度建设，推进科技监管，市场活力和运行效率不断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稳步提高。30年来，在资本市场改革攻坚、风险防范、稽查执法等工作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先进典型，锻造了一支勇于担当、敢于斗争的高素质专业化监管干部队伍，薪火相传、接续奋斗，为资本市场长期稳定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人才保障。 30年筚路蓝缕，30年砥砺奋进，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市场开拓者和建设者大胆探索、锐意进取的结果，是市场各参与方和社会各界精心呵护、大力支持的结果，是系统广大干部职工辛勤工作和无私奉献的结果。这里，我谨代表证监会党委向各位老领导、老同志，向所有为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稳定作出贡献的同志们和朋友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感谢！ 二、资本市场30年积累了弥足珍贵的发展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无论我们走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30年风雨探索、披荆斩棘，中国资本市场走出了一条符合国情的改革发展之路，积累的宝贵经验是资本市场进一步深化改革、推动发展的精神财富，必须倍加珍惜、传承创新，为开启新征程积蓄充沛力量。 ——30年的历程启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和加强党对资本市场的全面领导。我国资本市场白手起家，但仅用30年就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发展历程。30年来，无论是在股权分置改革的紧要关头，还是在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的吃劲阶段；无论是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冲击的艰难时刻，还是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影响正常开市的重大抉择，资本市场之所以都能攻坚克难、化危为机，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归根结底在于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实践证明，只有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资本市场发展的一般规律有机结合起来，自觉把资本市场改革发展放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去谋划、去推动，才能够乘风破浪、攻坚克难、行稳致远。 ——30年的历程启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站稳资本市场监管的人民立场，这是新时代资本市场践行初心使命的核心要义。我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公众投资者群体，他们始终与资本市场共担风雨、共同成长。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稳定，直接关乎亿万家庭、数亿群众的切身利益，尊重投资者、敬畏投资者，坚决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各项合法权益，是资本市场监管人民性的具体体现。这就要求我们在改革发展、监管执法的全流程，要想投资者之所想，虑投资者之所忧，解投资者之所难，积极构建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财富管理需求，不断增强投资者获得感。 ——30年的历程启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改革方向。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资本市场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资本市场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中，改革的主线贯穿始终，改革的内容占据绝大多数。我们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实践证明，必须坚持用改革的方法破除市场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以刀刃向内的勇气不断自我革新。改革不仅拉近了市场与监管的距离，改善了市场预期，也激发了系统干部职工的斗志和士气。面向未来，我们必须进一步深化对资本市场发展规律的认识，尊重市场首创精神，坚持依法治市，学习借鉴国际最佳实践，把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向前推进。 ——30年的历程启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把防范化解风险摆在突出位置。金融本质上是经营和管理风险的行业。做好改革发展工作必须坚持稳中求进、稳字当头。当前，我国资本市场的规模体量、结构层次与发展初期不可同日而语，在周期性、体制性、行为性等因素的叠加影响下，风险的传导机制更加隐蔽，突发性和传染性特征也更为突出，稍有不慎，容易形成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特别是在当前国内外环境异常复杂的大背景下，我们必须坚持底线思维，保持战略定力，正确处理好稳与进、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努力把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攻坚战、持久战。 ——30年的历程启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发挥各方合力。实践证明，资本市场是一个兼具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特征的综合体，建设好、发展好资本市场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离不开法治供给的持续加强，离不开货币、财税、产业等领域政策的协同发力，离不开地方党委政府的群策群力，离不开新闻舆论方面的引导监督和环境创造。我们提出“四个敬畏、一个合力”的监管理念，着力推动科学监管、分类监管、专业监管、持续监管，就是为了顺应资本市场规律，进一步聚合各方力量。去年以来，我们在加强基础制度建设、推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吸引中长期资金入市、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打击证券违法违规行为等方面之所以能取得重大进展，靠的就是方方面面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我们必须继续坚持系统观念，主动加强与各方面的沟通协调，积极寻求最大公约数，加快形成各方齐心协力、齐抓共管的良好治理生态。 三、乘势而上，开启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30年春华秋实，30年风华正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描绘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也对资本市场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经过30年的积累，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条件正在不断形成和巩固，实体经济潜力巨大、宏观环境总体向好、居民财富管理需求旺盛、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不断增强，我国资本市场处于难得的战略机遇期。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清醒认识到，资本市场发展也走过弯路、经历过坎坷，发展还不充分不平衡，离市场和投资者的期盼还有差距；市场结构还不尽合理，上市公司结构、投资者结构和中介机构结构仍需优化完善；监管能力提升依然任重道远，对资本市场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还要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健康的投资文化有待培育巩固，理性投资、价值投资的理念还需进一步倡导和弘扬；良性发展的市场生态需要持续涵养，完善资本市场治理还需久久为功。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立足“两个大局”，更加自觉站位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紧紧围绕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的总目标，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聚焦“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等核心任务，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办好自己的事，为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积极贡献力量。 我们将着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科学把握各层次股票市场定位，完善各板块差异化制度安排，继续规范发展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基金，深入推进债券市场创新发展，积极稳妥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和场外市场，努力形成功能互补、有机联系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加快推进投资端改革，壮大理性成熟的中长期投资力量，不断拓展市场深度、增强发展韧性。 我们将把支持科技创新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发挥好资本市场在促进创新资本形成、激发企业家精神和人才创新活力等方面的独特优势。支持沪深交易所加快建设优质创新资本中心和世界一流交易所。支持各类市场主体建立健全长效激励约束机制，最大限度地调动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 我们将以注册制和退市制度改革为重要抓手，加强基础制度建设。坚持尊重注册制基本内涵、借鉴国际最佳实践、体现中国特色和发展阶段三原则，稳步在全市场推行注册制。进一步畅通多元化退出渠道，强化优胜劣汰。统筹推进发行承销、交易、持续监管、投资者保护等领域关键制度创新，扎实推进制度型开放。 我们将持续推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认真落实好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持续优化再融资、并购重组、股权激励等制度安排，推动上市公司改革完善公司治理，提高信息披露透明度，争取各方支持，助力上市公司加快转型升级、做优做强，更好发挥创新领跑者和产业排头兵作用。 我们将坚持底线思维，坚持以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着力健全市场风险的预防、预警、处置机制，努力维护市场平稳有序运行。全面贯彻“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的方针，稳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有序化解，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我们将加快监管职能转变，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更好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强科技监管能力建设，推进科技与监管深度融合。加快健全证券执法体制机制，提升证券执法能力和专业化水平，持续优化市场生态。 我们将全面提升证监会系统党的建设质量，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努力打造“忠专实”的监管干部队伍。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廉洁从政，加强全流程全链条的公权力监督制约，为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文章来源：证监会）
本文首发于12月18日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并发表于财新，新浪和其他区块链媒体专栏 最近比特币价格飙升到23000美元历史新高， 再次成为焦点，一时风光无限。而作为比特币价格发现的重要环节，加密数字货币交易所，却暗流涌动。尤其是中国加密数字货币行业，最近风雨飘摇，重大负面事件接二连三的发生。 很多国内的交易者发现银行卡被冻结，并收到各地经侦协助调查的电话。国内三大加密数字货币交易所（以下简称交易所）中的两家OKex和火币，相继传出创始人和高管被公安带走协助调查的消息，导致其中一家无法提币。这一连串的重大事件，搅得整个行业人心惶惶，尤其是漩涡中心的交易所，再次走到关键的十字路口。面临重大决策的不仅仅是交易所，还有监管机构。因为摆在监管机构面前的，是一个悬而未决多年，到现在不得不回答的终极难题：中国的数字货币交易所，到底该如何监管？ 由于看问题的出发点和角度不同，监管者和被监管者往往意见相左，这时候就需要参考一些中立和客观的第三方观点。笔者作为独立财经评论员和数字货币研究者，借此机会提供笔者多年对行业监管的研究和思考， 希望为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尽自己一份微薄之力。 数字货币交易所是伴随着比特币等加密货币发展起来的交易场所，早期只是为加密货币持有者提供交易撮合服务的机构，此后随着加密货币市场在全球范围内扩张，最终形成了专门的交易所，服务范围从加密货币扩展到数字资产，提供除撮合交易外的合约、期货、场外交易等各种衍生交易。 如今的交易所，不仅仅承担狭义交易所功能，即提供交易流通和价格发现这两大功能，还提供了类似银行，券商，清算和结算等一系列的金融服务。可以说，交易所在加密数字货币行业中的地位，就好比超级巨无霸的金融控股集团公司在传统金融体系中的地位。虽然不是“大到不能倒”，但是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对整个行业产生巨大且深远的影响。 总的来说，交易所一方面促进了整个区块链行业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却因为毫无边界的过渡野蛮生长而触犯了一些红线。而对交易所监管，并不是要赶尽杀绝，彻底根除，而是要扬长避短，规范其有序健康发展。这应该是各界的共识，也是监管的初衷和底线。 监管的焦点 要做好有效监管的第一步，就是要明确监管对象和范围，也就是弄清楚，管谁，管什么。 交易所种类多样，体系纷繁复杂，有国内的国外的，有分现货和期货交易，有法币和数字货币交易，有币币之间的交易，还有场内交易和场外交易。是胡子眉毛一把抓，还是挑重点有效监管呢？ 其实在中国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加密数字货币交易所。2017年9月4日，9部委联合发布“9.4禁令”，禁止发行数字代币，禁止代币公开交易。随后国内的各大交易所纷纷开始出海征途。有的交易所是全方位国际化，不仅把公司注册地转到海外，连技术、运营和市场全部以海外为重点。有的交易所，仅把公司注册到海外，技术还在国内，运营和市场虽然海外也有，但是以国内为主。行业戏称后者属于“精神已经出海，肉身还在国内”的交易所，这类才是监管的主要对象。 其次，场内集中交易和场外交易哪个是监管重点？这个问题涉及到监管的有效边界问题。在对虚拟数字货币监管方面，监管的有效边界应止于法币，而不宜过渡延展到数字货币。有以下4个主要原因： 第一，监管身份特殊，不应该在数字代币世界选边站。数字代币世界有几万个币种，高度流动的主流币就有十几种，比如大家熟悉的比特币，以太坊，泰达币，瑞波和还在筹备中的Libra等。监管支持哪种币，或者禁止哪种币，都是一种表态，都不符合监管者的超然中立的身份。 第二，币种对问题的实质没有任何影响。比如最近政策严打利用虚拟数字货币逃汇的违法活动。这种违法犯罪行为，不会因为它是用比特币，以太坊还是用泰达币，而产生任何不同。本质上，这些币都是同一类的工具。就跟在加密数字货币之前，逃汇用的美元还是欧元，没有本质区别。 第三，即使监管越界去打压一个币种，也不会产生任何效果。加密数字货币是建立在区块链技术基础上，具有去中心化，无国界，匿名难以追踪的特点。全世界各国政府，至今没有一个有效的打压一个币种的成功经验。比如比特币这样纯粹分布式没有任何中心的虚拟数字货币，任何针对比特币的监管举措，就像对空气挥拳头一样，毫无着力点。加密数字货币世界的美元之称的泰达币，它有发起组织实体，不像比特币那样纯粹无中心化，即便美国政府对它恨之入骨的，却也力不从心无可奈何。因为，市场上有数十种类似的流行的美元稳定币。现在创建一个币种已经简单到任何一个人10分钟都能学会，任何一个稳定币倒下，就会有众多稳定币站起来。所以监管单一币种是世界性难题，至今仍然无解。 第四，法币是监管最强大的武器。在法币领域就和加密数字货币截然相反，我们有成熟的金融体系，完善的用户识别机制（KYC）和反洗钱机制（AML）的规章制度。只要守住法币这条边界，在加密数字货币通往法币的关口严防死守，加密数字货币再怎么翻腾，也只限制在少数人群中，不会影响到广大社会大众的福祉。以法币为主要监管抓手，这是目前全球监管的通用手段。 既然监管的有效边界是法币，那关于监管重点是场内集中交易和场外交易的答案跃然纸上。只要涉及法币，都是监管重点。现阶段由于“9.4“禁令，国内的场内集中交易已经杜绝法币，只有币币交易的存在，且部分数据已经在监管控制范围内，因此场内集中交易已经不是监管重点。 而场外涉及法币的交易又分：个人零散分布式场外交易和集中有组织的场外交易。个人零散分布式场外交易是很难监管的，所谓“法不及众”，即大众人数多而且分散，因此法令很难监测和执行。比如笔者和好友吃饭谈及比特币，好友好奇想试试便跟我买了一些以前挖矿出来的比特币，只要他给我转账的钱是合法干净的，这种交易是无法监管也很难禁止的。 所以归根结底，目前监管的焦点，集中在对注册海外但业务主要在国内的交易所的场外交易服务上。 场外的交易如何管 目前出事的两大交易所，都有集中的场外交易服务，而出事的原因，据猜测都是因为场外交易服务涉嫌协助洗钱逃汇的违法行为。那针对注册海外但业务主要在国内的交易所的场外交易服务，到底如何管？ 有一种方法简单直接，即全面禁止场外交易服务。不可否认，很多违法犯罪行为都通过加密数字货币的集中场外交易进行非法转移赃款和逃汇，但是这种一刀切的办法表面上看似解决问题，其实不然。因为 第一，用户可以选择海外交易所的场外交易服务。数字货币全球化的趋势和跨越国境的特点，使得一刀切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大众购买数字货币的需求，哪怕是暂时将数字货币交易所驱逐出国内，数字货币持有者还是会通过其他渠道到海外交易所购买数字货币，这样反而造成资金外流，不利于金融稳定。而海外交易所对监管来说，已经超出管辖范围，鞭长莫及。 其次，随着区块链的发展进步，去中心化交易所 Decentralized Exchange （DEX）已经逐渐发展成熟，交易所没有中心节点，每个人都是交易所的节点。如果全面禁止集中场外交易，用户大可选择用DEX。失去集中场外交易服务，其实对监管也是一大损失，因为目前现实看，正是因为国内的交易所集中的场外交易服务，才能协助有关部门追查非法洗钱和逃汇。如果用户都用海外交易所或者去中心化交易所，那未来监管如何打击非法交易呢？有人说，加密虚拟数字货币是中性的，就像一把枪。那既然匪徒能拿枪犯罪，那执法人员也能拿枪维护社会秩序。一刀切全面禁止场外交易服务，就有点像全面禁枪，对执法人员也是一种损失。 在枪支问题上，国际通行惯例是加强枪支管制，依法持枪，让枪支成为保护民众安全而不是危害社会的武器。同样的，对待场外交易服务，最佳的监管是把场外交易纳入监管，依法规范化和牌照化，原则上宜疏不宜堵。 国外有很多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美国通过听证会，对不同加密货币进行分类管理。比特币被定性为服务类商品，可参照服务类商品的监管办法进行监管，交易比特币相对容易。而以太坊则被定义为证券类服务，因为涉及到代币发行，需要纳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监管范围。而对于交易所，各州规定交易所需要注册成为货币交换机构，需要在各州申请（Money Transimitting License MTL）， 同时要在美国联邦防止金融犯罪机构FinCen注册，符合一系列的反洗钱和反恐要求。美国类似银监会的机构，叫OCC （Office of Currency Control）， 出台专门的牌照，给包括加密数字货币交易所在内的所有金融科技公司，在全美范围类开展业务铺平了道路。日本则是直接给交易所发专门的牌照，具体规定交易所的各项运作。而新加坡则采用渐进的方式， 充分利用了“监管沙盒”的优势。韩国更多是利用行业协会协同监管。 中国交易所路在何方？ 中国交易所未来之路在哪里？在于合规化。真正实现的难处不在于方法和方式，因为方法很多种，各国的探索的经验也可以参考。真正的难处在于中国交易所身份的认定。由于加密数字货币是新生事物，我们现有的监管体系没有现成的法律法规去监管，更没有专门的部门负责。所以一出台任何跟加密数字货币有关的规定，都是各大部委联合出品，可见其身份归属的难以认定。 监管体系有一句口头禅：谁家的孩子谁认领，即按照实际业务功能区分监管职责。可是现在的交易所，就是没爹没娘无人认领。交易所现在不仅没爹娘还还没登记户口，办什么事都到处碰壁，困难重重，因此也容易触碰法律法规红线，让行业的领袖都岌岌可危。 中国的交易所多年来一直渴望获得监管的认可，求监管求转正的心情跃然纸上， 可惜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很好的解决。 其实交易所的归属问题并不复杂，其功能目前主要两大块：场外交易涉及支付业务 ，场内集中交易涉及交易所业务，按照传统金融体系职责，前者属央行管，后者属证监会管。可以把加密数字货币交易所按照金控集团管理方式管理，一个公司多个部门监管。如果这种方式不合适，那可以让交易所一分为二，每个单独公司接受直属部门管。 纳入监管的好处显而易见，除了规范市场，打击犯罪外，还能把注册在海外的财富回流在国内，增加税收，创造就业。 其实根本问题，还是回到根源上，到底中国的加密数字货币行业该如何被定位？是一无是处全盘否定，还是可圈可点尚可扬长避短多加引导？这个问题回答清楚了，就很容易解决交易所问题，那如何监管自然迎刃而解。 中国加密数字货币交易所引领全球已经超过5年，如何监管始终是决定交易所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却一直悬而未决，如今后果凸显，终究是到做出选择的时候了。
中国经济编者按：日前，人民银行会同银保监会正式发布《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作为《关于完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的实施细则之一，是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认定的依据，也是对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提出附加监管要求、恢复与处置计划要求、实施早期纠正机制的基础。 据悉，本次发布评估办法只是完善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框架的基础，附加监管规定正在内部征求意见过程中，成熟后将对外公开征求意见。将注重在日常经营过程中建立健全自救机制，提高自救能力，落实自救资源，鼓励银行降低复杂性、提高透明度，降低系统性风险。 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办法发布 银行经营将更加稳健 据21世纪经济报道，12月3日，在公开征求意见一年后，央行、银保监会正式联合发布《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办法》，自2021年1月1日施行。 《办法》显示，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指标包括规模、关联度、可替代性和复杂性4个一级指标，权重均为25%；一级指标下分金融机构间资产、金融机构间负债、托管资产等，权重为5%到25%不等，与此前征求意见稿几乎没有发生变化。 根据上述指标测算后，系统重要性得分达到100分的银行被纳入系统重要性银行初始名单，然后再结合其他定量和定性信息作出监管判断，综合评估参评银行的系统重要性。系统重要性银行最终名单经金融委确定后，由央行和银保监会联合发布。 “《办法》发布后，央行将会同银保监会制定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监管要求。拟从附加资本、杠杆率、大额风险暴露、公司治理、恢复处置计划、信息披露和数据报送等方面对系统重要性银行提出监管要求，还将建立早期纠正机制，推动系统重要性银行降低复杂性和系统性风险，建立健全资本内在约束机制，提升银行抵御风险和吸收损失的能力，提高自救能力。”央行、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 在《办法》中，央行、银保监会明确了系统重要性银行的一级评估指标，为规模、关联度、可替代性、复杂性，权重均为25%。 其中，规模下设1个二级指标，即采用调整后的表内外资产余额作为定量指标，调整后的表内外资产余额是指作为杠杆率分母调整后的表内资产余额和调整后的表外项目余额之和。 关联度下设3个二级指标，分别为金融机构间资产、金融机构间负债、发行证券和其他融资工具，权重均为8.33%。 可替代性下设4个二级指标，分别为通过支付系统或代理行结算的支付额、托管资产、代理代销业务和客户数量和境内营业机构数量，权重均为6.25%。 复杂性下设5个二级指标，分别为衍生产品、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证券、非银行附属机构资产、理财业务、境外债权债务，权重均为5%。 天风证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廖志明表示，根据上述指标测算，预计参与评估的银行包括6大行、3家开发性或政策性银行、12家股份行、城商行中包括北京上海江苏南京宁波杭州等城商行以及农商行中的重庆农商行。 对于资本充足率的附加监管要求，中信证券首席银行业分析师肖斐斐认为，民生、华夏、杭州、江苏等中小银行目前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安全垫在2%以内，若后续附加资本要求提升，或将面临一定压力。 “附加资本要求参照此前要求的连续法计算，可能加剧银行年末冲时点、调整资产负债表的行为，建议对各档银行采用固定的附加资本要求。此外，为了避免附加资本要求骤然实施可能的负面影响，建议对附加资本要求设置较长过渡期。”兴业研究分析师何帆表示。 肖斐斐表示，被认定为系统重要性银行后，由于附加资本要求，杠杆率将有所下降，对银行净资产收益率或有一定影响，但也有助于经营更加稳健。 未来将注重事前监管措施 建立健全自救机制 据上海证券报报道，今年11月，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刚刚更新了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名单，我国工农中建四大行均名列其中。此外，我国的交行、招行、兴业、浦发、中信、光大、民生、平安、广发、华夏银行以及北京银行、上海银行等12家银行也进入了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参评范围。 从国际做法来看，欧美国家在深刻反思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后，纷纷在监管改革中强化了央行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和大型银行的监管。比如，美国针对资产规模1000亿美元以上的银行控股公司实施更高的审慎监管标准，同时在美联储内部设立大型机构监管协调委员会（LISCC），对11家系统重要性银行实施监管。 此次发布的《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办法》，是对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D-SIBs）的认定规则，从规模、关联度、可替代性、复杂性4个维度进行综合评估，与国际惯例保持一致，比单纯采用规模评价银行的系统重要性更为全面。另外，评估办法聚焦于银行本身的重要性，衡量的是机构一旦出现风险可能对金融体系产生的影响，与风险高低的评价是不同的维度。 央行在办法公开征求意见的反馈中指出，我国金融体系以间接融资为主，国内银行规模体量大、跨区域、跨行业的情况比较多，因此将系统重要性银行的阈值从300分下调到100分，入选的系统重要性银行数量将扩大。 根据评估办法，纳入参评范围的银行有30家。2019年末，30家银行资产规模合计超过200万亿元，占银行业总资产的比例超过70%。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稳定直接关系到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和服务实体经济的成效。因此，做好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评估与监管工作尤为重要。 本次发布评估办法只是完善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框架的基础。附加监管规定正在内部征求意见过程中，成熟后将对外公开征求意见，后续央行、银保监会还将发布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 业内专家向记者表示，系统重要性银行应当严格评估识别，数量既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太多了容易导致对系统重要性银行概念的误读，太少了达不到相应的政策效果。强化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一个重点是避免产生道德风险，不能形成进入“保险箱”和“荣誉榜”的错觉。 在后续附加监管中，将更加注重采取事前的监管措施，要求系统重要性银行制定恢复与处置计划，在日常经营过程中建立健全自救机制，提高自救能力，落实自救资源，而不是等到发生重大风险后倒逼公共资源进行救助。鼓励银行降低复杂性、提高透明度，降低系统性风险。
图片来源：微摄 2020年12月22日，中国证监会与新加坡金管局以视频方式举行了第五届中新证券期货监管圆桌会。 会议由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和新加坡金管局副行长王宗智共同主持。双方就新冠疫情影响及监管应对、深化中新证券和期货市场务实合作、资本市场支持绿色可持续发展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达成了重要共识。新加坡金管局助理行长李文业、梁新松、柯丽明，中国证监会、新加坡金管局相关部门负责人，双方证券交易所和行业协会代表共50人参加了本次圆桌会议。 中新证券期货监管圆桌会是贯彻落实2015年11月习近平主席访新成果，推进两国监管机构与行业代表对话，深化中新资本市场务实合作的一个重要平台。
新华社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等金融管理部门联合约谈了蚂蚁集团。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代表四部门就约谈情况回答了记者的提问。问：此次约谈的背景是什么？答：党中央高度重视金融科技和平台企业的规范健康发展。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等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对做好相关金融管理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金融管理部门将以此为根本遵循，依法依规监管金融市场主体，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强化约束资本无序扩张，维护公平竞争和金融市场秩序。蚂蚁集团成立以来，在发展金融科技、提高金融服务效率和普惠性方面发挥了创新作用。作为金融科技和平台经济领域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企业，蚂蚁集团必须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必须将企业发展融入到国家发展大局中，必须切实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此次金融管理部门约谈蚂蚁集团，主要目的是督促指导蚂蚁集团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有关精神，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落实金融监管、公平竞争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等要求，进一步规范金融业务经营与发展。问：约谈的主要内容是什么？答：金融管理部门根据金融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指出了蚂蚁集团目前经营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公司治理机制不健全；法律意识淡漠，藐视监管合规要求，存在违规监管套利行为；利用市场优势地位排斥同业经营者；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引发消费者投诉等。金融管理部门对蚂蚁集团提出了重点业务领域的整改要求：一是回归支付本源，提升交易透明度，严禁不正当竞争。二是依法持牌、合法合规经营个人征信业务，保护个人数据隐私。三是依法设立金融控股公司，严格落实监管要求，确保资本充足、关联交易合规。四是完善公司治理，按审慎监管要求严格整改违规信贷、保险、理财等金融活动。五是依法合规开展证券基金业务，强化证券类机构治理，合规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蚂蚁集团要充分认识到整改的严肃性和必要性，对标监管要求，尽快制定整改方案和实施时间表。同时，要加强风险管控，保持业务连续性和企业正常经营，确保对公众的金融服务质量。金融管理部门将与蚂蚁集团保持密切沟通，充分听取其意见建议。问：金融管理部门对金融科技监管的政策取向是什么？答：金融管理部门将一如既往鼓励、支持金融科技企业在服务实体经济和遵从审慎监管的前提下守正创新，推动金融科技成为助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力量。金融科技企业要坚守服务实体经济和人民群众的本源，树立严格遵守金融监管要求的合规意识、坚决维护公平竞争环境的市场意识、以消费者权益保护为核心的服务意识。未来监管的政策取向将遵循以下原则：一是坚决打破垄断，纠正、查处不正当竞争行为，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二是坚持所有金融活动必须依法依规纳入监管，坚持金融业务必须持牌经营，坚持对各类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三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依法保护产权，弘扬企业家精神，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增强我国金融科技企业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金融科技及互联网平台公司是新事物，且快速创新演进，出现很多新特点。金融管理部门将继续加强国际监管交流与合作，共同推进金融科技创新和金融体系健康发展。来源：新华社
图片来源：微摄 2020年12月26日，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等金融管理部门联合约谈了蚂蚁集团。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代表四部门就约谈情况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问：此次约谈的背景是什么？ 答：党中央高度重视金融科技和平台企业的规范健康发展。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等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对做好相关金融管理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金融管理部门将以此为根本遵循，依法依规监管金融市场主体，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强化约束资本无序扩张，维护公平竞争和金融市场秩序。 蚂蚁集团成立以来，在发展金融科技、提高金融服务效率和普惠性方面发挥了创新作用。作为金融科技和平台经济领域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企业，蚂蚁集团必须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必须将企业发展融入到国家发展大局中，必须切实承担企业社会责任。 此次金融管理部门约谈蚂蚁集团，主要目的是督促指导蚂蚁集团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有关精神，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落实金融监管、公平竞争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等要求，进一步规范金融业务经营与发展。 问：约谈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答：金融管理部门根据金融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指出了蚂蚁集团目前经营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公司治理机制不健全；法律意识淡漠，藐视监管合规要求，存在违规监管套利行为；利用市场优势地位排斥同业经营者；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引发消费者投诉等。 金融管理部门对蚂蚁集团提出了重点业务领域的整改要求：一是回归支付本源，提升交易透明度，严禁不正当竞争。二是依法持牌、合法合规经营个人征信业务，保护个人数据隐私。三是依法设立金融控股公司，严格落实监管要求，确保资本充足、关联交易合规。四是完善公司治理，按审慎监管要求严格整改违规信贷、保险、理财等金融活动。五是依法合规开展证券基金业务，强化证券类机构治理，合规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 蚂蚁集团要充分认识到整改的严肃性和必要性，对标监管要求，尽快制定整改方案和实施时间表。同时，要加强风险管控，保持业务连续性和企业正常经营，确保对公众的金融服务质量。 金融管理部门将与蚂蚁集团保持密切沟通，充分听取其意见建议。 问：金融管理部门对金融科技监管的政策取向是什么？ 答：金融管理部门将一如既往鼓励、支持金融科技企业在服务实体经济和遵从审慎监管的前提下守正创新，推动金融科技成为助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力量。金融科技企业要坚守服务实体经济和人民群众的本源，树立严格遵守金融监管要求的合规意识、坚决维护公平竞争环境的市场意识、以消费者权益保护为核心的服务意识。 未来监管的政策取向将遵循以下原则：一是坚决打破垄断，纠正、查处不正当竞争行为，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二是坚持所有金融活动必须依法依规纳入监管，坚持金融业务必须持牌经营，坚持对各类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三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依法保护产权，弘扬企业家精神，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增强我国金融科技企业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 金融科技及互联网平台公司是新事物，且快速创新演进，出现很多新特点。金融管理部门将继续加强国际监管交流与合作，共同推进金融科技创新和金融体系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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