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9日晚间，江苏银行公告称，该行拟向原A股股东配售股份，此次配股拟按每10股配售不超过3股的比例向全体A股股东配售。 江苏银行表示，此次配股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200亿元（含200亿元），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的净额将全部用于补充该行的核心一级资本，提高该行资本充足率，支持该行未来各项业务健康发展。 “一般而言，上市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主要通过定增、可转债的方式，配股方式使用较少。江苏银行抓住时机进行配股来补充资本，也与监管鼓励中小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的导向一致。”天风证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廖志明表示。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一季度末，江苏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2.65%、9.94%、8.51%。 近2年，该行积极补充资本。今年4月，江苏银行发行了200亿元规模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用于补充公司其他一级资本。2019年3月，该行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近200亿元。 配股融资具有效率高、操作简单等优点，成为不少上市公司较为青睐的改善资本结构的方式。但近几年未有银行进行配股融资。回溯来看，银行机构配股集中在2010年，招商银行、兴业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南京银行发布配股计划，当时7家银行共计募资1353.16亿元。中信银行于2011年完成配股，募资175.61亿元。招商银行又于2013年进行配股，募资275.25亿元。 廖志明认为，从目前情况看，大型银行的资本压力不大，配股融资补充资本的必要性也不高。相对而言，中小银行或对补充资本的要求更高一些。特别是抓住目前时点进行配股，或是一个较好的时间窗口，也是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较快的一种方式。配股相对市价会有较大折扣，这样才能吸引绝大部分持股者参与配股。若不参加，将面临损失，配股后股价会除权。
近期，A股市场三大指数涨势如虹，上证综指快速突破3400点，创业板指站上2600点。市场交投也十分活跃，两市成交额已连续5个交易日突破1万亿元。 7月8日，国泰君安证券董事长贺青接受专访时表示，近期A股市场的上涨行情具有基本面的支撑，有支持市场长期向好的内在逻辑。但快速上涨、各路资金涌入也容易在短期积聚风险，投资者应保持理性。 贺青认为，近期股市大涨符合投资者对A股市场未来长期向好发展的普遍预期。他从四个方面分析了本轮市场行情的催化因素。 首先，面对疫情等重大挑战，中国经济领跑全球。中国经济已经走出受疫情影响的低谷，正在平稳复苏。从最近两个月的经济数据来看，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出现边际改善，企业业绩也逐步企稳回升。 其次，全球流动性处于普遍宽松的环境，新增的资金正在大规模流向股市。在中国，随着无风险利率的下行，越来越多的增量资金流向股市，中国的权益市场正处于一个战略性重估的崭新阶段。 第三，以注册制、科创板为代表的一系列资本市场重大改革，优化了上市公司结构，强化了资本市场配置资源的深度和广度，凸显了资源配置的前瞻性和引领性。伴随着陆续推出的长期利好政策，资本市场的人气快速提升，广大投资者普遍对资本市场未来发展形成良好的预期。 最后，国内外投资者加大了配置A股的力度。一方面，中国资本市场的资产价格在全球的比较优势凸显。以北向资金为代表的海外资金，正在用真金白银表明对中国资产的信心。另一方面，国内投资者的基金认购热情持续升温，股市对居民财富配置的吸引力逐渐增大。 但俗话说“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贺青认为，任何事物均具有两面性，任何一个市场，短期价格过快上行，都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风险的堆积。 贺青提醒，大家应当理性地看到，当前全球疫情走向仍存在反复的可能，全球地缘问题也并不平静，中国在改革的进程中也会面临各种挑战。资本市场长期走强，不会是一蹴而就的。 贺青说：“希望投资者保持对中国资本市场的信心，在投资时要多一分耐心，冷静、积极、理性地做好财富配置，从而让我们的财富增值，让我们一起做时间的朋友。”
中小银行资本匮乏的“痛点”有解了。 近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以下简称“国常会”）。本次国常会决定“在今年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限额中安排一定额度，允许地方政府依法依规通过认购可转换债券等方式，探索合理补充中小银行资本金的新途径”。 今年以来，高层对中小银行的支持政策频频出台。5月份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推动中小银行补充资本和完善治理，更好服务中小微企业”。随后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表示将于近期出台《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和补充资本工作方案》。在面对疫情冲击、支持地方经济恢复发展上，中小银行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已成共识。 在上述一系列的实质性政策支持下，大公国际认为，中小银行正在迎来一个重要的战略发展机遇——国常会“允许地方政府使用专项债资金补充中小银行资本”，不仅有助于提升中小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还通过把补充资本与优化公司治理有机结合，则有利于中小银行的可持续发展。 资本匮乏，中小银行发展的“拦路虎” 中小银行是指以城市商业银行、农业商业银行为代表的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是我国商业银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20年5月末，我国商业银行总资产约为248.46万亿元，其中中小银行总资产约为78.94万亿元，占比超过三成。 中小银行一直以来被视为普惠金融的主力军，截至2020年3月末，我国中小银行发放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1]余额达6.39万亿元，占全部商业银行发放总量的一半以上。中小银行数量众多，分布广泛，服务对象主要是所在区域内的居民和中小微企业，在支持地方经济发展，服务“三农”、民营和小微企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中小银行更是疫情条件下做好稳企业、保就业工作的重要力量。近期，央行扩充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体系，创设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和信用贷款支持计划两个直达实体经济的政策工具，旨在提高帮扶企业的效率和效果，预计中小银行将深度参与其中。 然而，由于前期资产扩张过快、经营管理不善、资本补充渠道不畅等方面的原因，目前中小银行资本充足率虽符合监管要求，但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这一方面限制了其服务中小微企业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削弱了其抵御风险冲击的能力。 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盈利能力整体呈下降趋势，且中小银行盈利能力普遍低于大银行。因此，中小银行通过内源性资金（包括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进行资本补充的效果和效率并不理想。 此外，疫情发生以来，金融系统通过降低利率、减少收费等方式向企业让利，预计2020全年可达1.5万亿元，这将进一步缩窄银行的盈利空间。更加严峻的问题是，受经营区域限制，中小银行贷款往往与当地产业结构高度相关，贷款集中度较高，具有较高的外部脆弱性，容易导致不良贷款高企，而不良贷款核销将侵蚀资本金。 截至2020年3月末，城商行、农商行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2.45%、4.09%，远高于大型商业银行（1.39%）及股份制银行（1.64%）的水平；另一方面，城商行、农商行的拨备覆盖率分别为149.89%、121.76%，远低于大型商业银行（231.70%）及股份制银行（199.89%）的水平。预计未来一段时间，中小银行在贯彻落实逆周期调控政策的过程中仍然会面临利润下滑和不良承压的问题。 大公国际认为，在内源性资本补充效果不佳且效率较低的情况下，中小银行需要更多地通过外源性融资来补充资本，以提高抗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治标，还需要治本 近年来我国中小银行风险逐渐暴露，其根源在于公司治理问题。公司治理的失效导致了银行现有股东不愿增资、新的潜在股东不敢或者难以进入、筹集到的资本金无法得到科学合理的运用等问题，这进一步加大了中小银行资本补充的难度。 因此，本次国常会明确提出，补充中小银行资本需要与中小银行公司治理结合在一起。这对中小银行的可持续发展很重要，只有公司治理得到改善，外源性资本才有动力进入中小银行。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外源性资本补充工具主要包括发行普通股、优先股、永续债、可转债、二级资本债等五种方式。其中，普通股和（转股后的）可转债可以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优先股和永续债可以补充其他一级资本；二级资本债可以补充二级资本。综合来看，商业银行的外源资本呈现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大银行多通过普通股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近年来中小银行上市节奏加快；而对于大部分非上市中小银行来说，补充核心一级资本的渠道相对狭窄，主要通过引入新股东和原股东增资等方式实现。 第二，优先股是补充其他一级资本的传统渠道，2019年后永续债成为补充其他一级资本的新工具，但发行主体均以大银行为主。随着非上市银行发行优先股政策的落地以及永续债发行条件的放宽，预计将会有更多的中小银行通过优先股和永续债补充其他一级资本。 第三，二级资本债因发行门槛相对较低，持续得到资本补充渠道较窄的非上市中小银行的青睐。 第四，可转债因优缺点均较为突出，尚未成为商业银行补充资本的主流渠道，历史发行银行家数和融资规模均较小。 不论选择上述哪种外源性资本补充方式，都需要找到合适的投资人。地方政府专项债可能会成为中小银行重要的外源性资本补充方式。 增强中小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疫情之下，今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规模为3.75万亿元，较2019年大幅增加1.6万亿元。今年上半年，新增专项债作为项目资本金主要投向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民生服务以及生态保护领域，起到了稳经济的关键作用。 专项债除了可以撬动社会资本投资，还可撬动银行信贷资金。虽然本次国常会并未明确说明可用于补充银行资本的新增专项债额度，但稍早前有媒体报道，政府拟从今年的新增专项债额度中划出2，000亿元用于对中小银行注资。若按此额度估算，预计可以支撑2万亿元左右的信贷资产，这将提升中小银行向中小微企业投放信贷的能力，增强中小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另一方面，本次国常会特别推荐地方政府使用可转债对中小银行注资，这将使中小银行有机会在不大幅增加财务成本的基础上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对于如何组织广大非上市中小银行发行可转债以及后续转股和退出等事宜，预计近期将会有相关配套政策措施出台。 总体来看，允许地方政府使用专项债资金补充中小银行资本，可以让中小银行在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同时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将有利于中小银行的可持续发展。 [1]单户授信总额1，000万元以下（含）小微企业贷款。
证监会原主席 肖钢“党中央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视资本市场。改革力度之大，应该说是前所未有的。”7与8日晚间，证监会原主席肖钢在浦山讲坛和CF40孙冶方悦读会上如此表态，并对当前新形势下资本市场的改革问题作出了深入阐释。肖钢表示，在注册制出台的同时，应进一步加大退市制度的改革。“目前我们国家的退市率还比较低，下一步要不断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退市制度，进一步加大退市的力度，形成一个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关于IPO，肖钢表示，IPO暂停对市场的影响对预期的影响那是难估量的，包括对创新的影响。肖钢还表示，资本市场监管者一定要去掉父爱主义，不要总觉得孩子好像没长大，长不大。监管者一定要一以贯之的，依法来监管，这个对市场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至关重要。总结了肖钢此次发言的几大要点：1、我国退市率较低，要加大退市力度肖钢表示，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是一项牵牛鼻子的工程，不把注册制改革搞好，退市制度的实行就很困难。资本市场的注册制改革，各个国家的模式也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做法，但是它有一些基本的共同的特征。一是企业是不是公开发行股票、何时发行、发行的价格如何，这都是由市场决定。也就是说由发行人、承销商和投资者等市场的主体来博弈。二是股票发行注册制仍然是要审核的，但这个审核是以信息披露为中心，以投资者的需求为导向。要对市场要有一个稳定的预期。三是注册制的体制实际上是各个市场主体要归位尽责。肖钢表示，去年科创板的开设是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经过一年的时间，现在创业板也推出了注册制改革，可以期待，在注册制改革的引领和带动下，资本市场的生态会有显著的改善。在注册制出台的同时，进一步加大退市制度的改革，条件就比较成熟了。因为上市有很宽容的条件，以信息披露为中心，有可稳定的预期，这样就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上市以后，如果不符合要求，必须要优胜劣汰，由市场来解决退出的问题。2、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一要提高分红，二要推进并购重组肖钢建议：一是要进一步提高分红。总体来讲，我们国家上市公司这几年分红的意愿、分红的比率、分红的稳定性都有长足的进步。但是现金分红的吸引力还是比较低，相当多公司股息率还低于存款利率，更低于商业银行的理财产品收益率。有的公司甚至连续多年不进行现金分红，成为名副其实的“铁公鸡”。下一步要进一步加大上市公司分红的力度，同时也要改进上市公司回报股东的方式。现在单靠分红比较单一，也还不够。上市公司回报股东的方式应该要日益多元化，比如说股份回购就是一个灵活的安排。二是并购重组，这是上市公司很重要的优化资源配置功能，也是实现上市公司价值发现的重要渠道，是提升上市公司质量的重要途径。近几年来，我们并购重组发展得比较快，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特别对那些符合国家战略和产业政策、有利于创新发展的重要的资产项目重组，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今后还要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同时也要进一步优化市场化的定价机制，提供灵活的定价空间，尽量地减少不必要的行政的干预，同时要丰富并购重组当中支付的工具和融资的方式。当然，我们国家在并购重组当中也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所谓的搞忽悠式重组，实际上使得投资者受损，这种情况应该加以避免，加以规范和纠正。3、坚定不移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肖钢说，国际化是近年来资本市场热门话题之一，开放可以引入优质资源，也可以提供良性竞争的环境，以开放倒逼市场改革，有利于我国资本市场配置全球资源和服务开放型经济的能力。国际化对监管也带来挑战，比如跨境资金大幅进出口你造成金融市场波动风险，比如核心资产定价权可能旁落的风险。怎么样引导和规范境外资金，促进国内市场的稳定？给监管能力也带来了新的挑战。资本市场开放不能单兵突进，必须放到整个经济金融开放的格局中统筹考虑。4、要积极发展数字资本市场金融机构要实现数字化转型，它的内部组织结构也必须要改变。所以对证券基金行业、期货行业来说，传统的内部组织架构、业务运行的流程和模式必须再造，必须以客户为中心，而不是像现在以产品为核心和以账户为核心。这些方面就会带来很大的变化。肖钢表示，对于数字资本市场的发展，目前很多问题还有争论，比如说垄断的问题，发展路径的问题，去中介化的问题，信息披露的问题，投资者的普惠性和适当性怎么平衡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在研究、发展数字资本市场这个问题上需要进一步明确和探讨的。未来发展数字资本市场，有几个原则需要进一步达成共识：一是发展数字资本市场必须坚持开放、包容、共享、公平的原则。按照数字化的思维建设数字资本市场，不能关起门来搞发展。二是要积极拥抱新技术，审慎地创新业务的模式，融合互联网公司和国际同行的经验，加快资本市场和科技融合。三是要促进数据互联互通，营造一个公平的市场环境。四是紧紧围绕实体经济的需求，来进行数字化创新。数字资本市场和传统的资本市场虽然在技术上、模式上、手段上有很大的创新，但是它的本质没有发生改变，就是资本市场还是要服务于企业，服务于投资者。也就是说，通过数字资本市场的发展，最终一定要给企业、给实体经济、融资者、投资者带来实惠和便利，促进经济的发展。这是发展数字资本市场根本的目的。5、监管转型实现“六个转变”，监管者要去掉“父爱主义”一是监管取向从注重融资，向注重投融资和风险管理功能均衡、更好地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转变。二是监管重心从偏重市场规模发展，向强化监管执法，规模、结构和质量并重转变。三是监管方法从过多的事前审批，向加强事中事后、实施全程监管转变。四是监管模式从碎片化、分割式监管，向共享式、功能型监管转变。五是监管手段从单一性、强制性、封闭性，向多样性、协商性、开放性转变。六是监管运行从透明度不够、稳定性不强，向公正、透明、严谨、高效转变。提及A股历史上的IPO停发，肖钢表示，资本市场30年发展有9次叫停了IPO，9次累计的时间把交易日算起来，有5年，等于30年只有25年在运行，5年是停的。这对市场的影响、对预期的影响那是难估量的，坦率说，只要市场停发IPO，它的上游PE、VC就没有办法退出，它会影响很多对创新的投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肖钢指出，股市流动性好，它的价格发现功能非常重要，五年都没有价格的信号，对全市场全社会整个经济影响是无法估量。现在IPO不停发了，即使市场再困难也没有停发，这是很不容易的。肖钢还表示，监管者一定要去掉父爱主义，不要总觉得孩子好像没长大，长不大。监管者一定要一以贯之的，依法来监管。这个对市场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曾经，即便现在也是，“兜底”是大多数助贷机构必须要做的。可是现在情况开始发生变化。 5月底、6月初，以助贷业务为主的金融科技上市公司360金融、乐信的第一季度财报透露了这一改变。360金融的一季报显示，按轻资本模式贷款的未偿余额占未偿贷款总余额的21.2％。乐信则在其一季报发布后的电话会议中透露，不保留风险储备、且不承担风险的这种特殊模式在第一季度已占贷款资金约26%，到财报发布时已占资金约30%。 “轻资本模式”的助贷，并不是现在才产生的新事物，重点在于，这一在过去并非主流的模式，今年以来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助贷机构采用，而且正在像360金融和乐信这样的金融科技上市公司的业务中成为主流。360金融向零壹财经表示，这个比例在年底将达到35%—40%左右。在一季报发布后的电话会议中，乐信则透露这一目标是到年底达到50%。 助贷机构不对资产进行兜底，金融机构拥有独立的风控能力，这是监管层从2017年的“141号文”开始就一直希望实现的。2017年12月1日发布的《关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通知》的原文表达是：“助贷”业务应当回归本源，银行业金融机构不得接受无担保资质的第三方机构提供增信服务以及兜底承诺等变相增信服务。 不过，在“141号文”发布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兜底”仍是实质上的行业主流。究其原因，2017年前后，大多数金融机构尚未建立起对零售金融业务进行低成本风控的能力，助贷机构对自家资产进行“兜底”，是与金融机构之间建立商业信任的必须，也是金融机构对资产进行风险控制的必须。 但是现在，事情开始变得不同。 “轻资本模式”加码 “轻资本模式”，也叫“分润模式”，指的是助贷机构在与金融机构合作时，承担“导流+初筛”的职责，即把来借款的客户做完第一道风控之后导流给银行，由金融机构自行决定是否向客户放贷、贷款额度多少的决策。在此过程中，助贷机构不是像从前一样赚取风险收益，而是赚取获客渠道和风控技术的服务费。 此模式的核心，就在于助贷机构不需要再对资产进行“兜底”，故而称为“轻资本模式”。在传统的助贷业务中，助贷机构需要交5%—10%的保证金给金融机构，如果出现坏账，将从保证金里面扣除。在这种模式下，助贷业务的保证金要占用一大笔资金，是“重资本”的。 一般来说，较有实力的平台才能开展这种模式的业务。比如，一家头部银行的高管告诉零壹财经，该行对“实力”的基本要求是：不良率不超过4%，存量客户不低于20万，活跃客户数不低于10万，存量余额不低于20亿元。具备这样实力的平台才可以与该银行开展兜底或者加保险模式的助贷。在此基础上，如果助贷平台有较大的流量、在合作期间表现出良好的风控成长性、催收能力较强，银行才会考虑与该平台进行“轻资本模式”的合作。 对规模较大的助贷平台来说，分润比例会有一定的下降，但是由于不用承担坏账，助贷平台最终的收入不一定会下降。 前述头部银行高管向零壹财经详细介绍了这一计算过程： 该模式的合作方式是：助贷平台负责导流加第一道风控，平台将客户推给银行之后，银行独立做是否授信、授信额度多少的决策，贷款发放之后，助贷平台帮助银行做催收。如果催回，助贷平台可以提成15%，这在最终会增加助贷平台大约1%的收入。 因此，以贷款利率为18%为例来计算，在“轻资本模式”下，助贷平台的收入为：18%（贷款利率）*35%+1%（出现坏账后帮助催回后的提成）=7.3% 而在兜底模式下，银行提供成本价，成本价以上的为助贷平台所得。银行的资金成本一般为7%—9%，在这种模式下，放款超过成本的部分为助贷平台的收入，即9%—11%，但是这个数字还要减去坏账。 所以，对较大的平台来说，“轻资本模式”与兜底模式相比，利润可能会有一定的下降，但是下降得可能并不多。而通过将规模做大，这些平台可以获得比原来更多的利润。 但是对于较小的平台来说，情况就不完全相同了。前述头部银行高管告诉零壹财经，一般来说，规模较大的助贷平台可以与金融机构分享贷款收益的最多30%—35%，规模较小的助贷平台分享比例仅约为20%。 在调研过程中，银行内部人士、第三方科技服务商、多家助贷平台都向零壹财经反馈，今年确实感觉“轻资本模式”的业务在增加。360金融也在给零壹财经的回复中表示：“目前来看，行业整体都在向轻资本模式转移，这也是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展方向。” 突破规模“天花板” 零壹财经目前追溯到的“轻资本模式”最早出现的时间是在2016年，但是根据目前获取的信息，它的蓬勃发展应该是从2018年开始的。 蚂蚁金服的案例解释了这种模式在当时快速发展的原因，那就是——为了突破资本金限制，在合规的前提下将业务规模做大。 2018年3月21日，在“2018消费金融行业新趋势”沙龙上，蚂蚁微贷业务负责人透露，蚂蚁金服已经在积极探索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合作，并严格做好风险评估。关于未来与机构的合作方式，该负责人特意强调，将严格按照新规要求，由金融机构自主风控，蚂蚁金服也会做风险评估，但审批额度以机构终审结果为准，蚂蚁金服不会兜底。 这种模式的出现，是在监管压力下产生的。当时蚂蚁金服面临的困境是，如果不采用此模式，就无法合规地将业务规模做大。 上述沙龙举办的9天前，也就是2018年3月12日，据外电报道，蚂蚁金服的消费贷款发放总量已达到人民币6000亿元（约合950亿美元），这个体量是当时建设银行消费金融贷款规模的3.7倍。 以往，蚂蚁金服解决资金来源主要依靠旗下两家小贷公司的资产证券化融资。当时根据零壹智库数据统计，2017年蚂蚁金服共发行了2430亿元的资产证券化产品。 但是，2017年12月1日，“141号文”规定：以信贷资产转让、资产证券化等名义融入的资金应与表内融资合并计算，融资总额与资本净额的比例按规定执行。 尽管当时蚂蚁金服已经将旗下两家小贷公司的注册资本从38亿元大幅提升至120亿元，可是重庆银监局规定小贷公司杠杆率最高仅为2.3倍，有限的注册资本难以承载千亿级别的业务体量。 实际上，2018年1月初，路透社报道，央行多位官员已与蚂蚁金服会面，讨论蚂蚁金服消费金融业务高杠杆问题；在蚂蚁金服降低杠杆水平之前，央行可能会阻止蚂蚁金服发行新的消费贷款证券。 当时蚂蚁金服采取的应对措施是，一方面积极寻求拿更多的金融牌照，另一方面寻求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合作。 在蚂蚁金服积极推进该业务的同时，当时的京东金融也快速反应。一位曾经参与京东金融“轻资本模式”合作的银行内部人士告诉零壹财经，2018年年中京东金融已经与10多家银行都开展了这一模式的合作。随后，京东金融的一个举动是众所周知的，那就是在2018年9月17日，正式对外更名为“京东数科”。 更多超级平台涌现 在2018年，有更换“轻资本模式”需求的平台并不多，大多数平台都还没有遇到资本金约束。前述银行内部人士告诉零壹财经，当时只有蚂蚁、腾讯、京东旗下的助贷业务规模较大，其他平台规模都还很小。例如，就连百度旗下的“度小满金融”也是在2018年4月刚刚实现独立运营，业务规模也还不大。 在ATJ三家超级平台之外，其余的助贷机构不少都有“轻资本模式”的业务，但是规模都做不大。 一位上市公司前资金负责人向零壹财经详细解释了这种情形： 例如他所在的平台，客户体量不像ATJ三家都是“亿级”的，连“千万级”都够不上，客户质量又不及ATJ三家优质，如果不对资产进行兜底，金融机构无法信任其资产质量。之所以该平台和有的金融机构有“轻资本模式”的合作，是因为有的金融机构虽看不上其资产质量，但是认为该平台毕竟有一定的客户数，可以将这些客户当中较为优质的挖掘一下。 双方的合作方式是，该机构将客户做完初筛（也就是第一道风控）之后导流给金融机构，金融机构独立做风控，“过件率非常低”，他透露，“举例来说，100个客户里面，能拿到贷款的只有几个，有时这个比例甚至低至1%。”要加大这种模式的规模，要么需要不断增加客户规模，要么需要增加分润比例，两种途径都非常难。因此，这种“轻资本模式”的业务体量非常小，无法成为该机构助贷的主流模式，主流模式还是需要“兜底”的助贷。 前两年，金融机构在零售金融资产上进行低成本独立风控的能力不足，也限制了这种业务模式的大幅增长。零壹财经获知，在前两年，也有机构在积极推广轻资本模式的业务，但是由于当时大多数金融机构都没有独立风控能力，这一模式很难起量，所以没做起来。 但是今年，情况发生了变化，更多的平台开始加大“轻资本模式”的助贷业务量。 据零壹财经综合多位业内人士提供的信息（但未能取得这些平台的一一确认），目前做助贷“轻资本模式”较多的公司有：蚂蚁集团、微众银行、京东数科、度小满金融、美团金服、小米金融、携程金融、翼支付、360金融、乐信、趣店等。 综合零壹财经目前获取的信息，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更多互联网贷款超级平台在涌现。过去只有ATJ三家称得上是互联网贷款的超级平台，但是现在更多的公司在加入这一行列，他们同样遇到了业务规模的“天花板”，必须面对当年蚂蚁金服曾经遇到的问题。 比如，360金融就在给零壹财经的回复中表示：“兜底模式的情况下，虽然机构拿到的钱更多，但是承担的风险更大，损失就可能是更大。轻资本模式分到的钱可能是变少了，但是不用承担损失，不会倒亏钱。公司现阶段并不将利润作为唯一目标。我到底服务了多少人，用户是否有足够高的留存，跟我们走的很远，这决定了公司的价值。轻资本模式将有助于更好的服务更多的用户。” 乐信也在给零壹财经的回复中写道：“分润模式下，平台不受需要资本金约束，不需要兜底，业务规模不受杠杆限制，可以大展拳脚拓展业务量，对于乐信来说，虽牺牲了利润份额，但业务稳定性更强，而且可以通过业务规模化经营，弥补收益方面的损失。” 与此同时，客观环境也在促使这种模式发展壮大： 第一，今年5月发布的《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被认为监管的一只靴子已经落地。该办法已经明确了监管层的核心意见，那就是希望商业银行在发展此类业务的时候，核心风控一定掌握在银行自己手里。 第二，消费金融的发展阶段已经发生改变。行列秩是一家专注于消费金融资产定价的科技公司，与不少资金方和资产方都有合作。行列秩联合创始人常智超观察到：从2015年到2018年，消费金融经历了飞速的增长，当时在市场规模急剧扩张的情况下，互联网贷款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资金不足，也就是“资金荒”。那时，互联网贷款平台有求于金融机构，金融机构掌握话语权。 但是2018年到2019年间，消费金融增速放缓，市场情况发生了“反转”，“资金荒”变成了“资产荒”，手握优质资产的平台拿回了话语权。这些平台为了解决业务规模限制的问题，无法继续提供兜底模式的助贷，资金方为了获取优质资产，只能让步。 第三，经历了前两年的助贷，金融机构的风控能力大幅提升，现在不少金融机构拥有了独立风控能力，能够做这样的业务。经过前两年兜底模式下的合作，部分金融科技公司脱颖而出，其资产质量受到金融机构认可，有了能够开展“轻资本模式”业务的基础。 第四，经历这两年助贷的发展和行业内不断的讨论，不少金融机构认识到了助贷业务的弊端。一位城商行网络金融部负责人向零壹财经指出，对银行来说，助贷业务虽然在初期上量快，赚钱爽，但是从银行的长远发展来看并不健康。 他进一步解释，这是因为银行的资金也有“天花板”，因为银行经营有存贷比的约束。贷款规模达到一定比例之后，不能继续上升。要进一步提高贷款规模，银行必须增加存款规模。在银行的常规业务中，由于银行与客户直接接触，对客户贷款业务的经营能够增强客户和银行之间的粘性，反过来也会增加存款业务量，这样可以促使银行业务形成良性循环。 但是，助贷业务相当于银行“卖钱”，贷款放出去了，但是拿到贷款的客户只知道助贷平台，不知道背后的银行，这在未来并不能增加银行的存款量。因此，银行的这块业务不能长期良性增长。设想一种极端的情况，如果有一天有助贷平台停止了与银行合作，巨量的业务立即停止，非常危险。此外，即使是在“兜底”模式下，助贷机构实际上也并不一定真能兜底。助贷机构实际上扎扎实实能兜的只有5%—10%的保证金，一旦坏账超出保证金，助贷机构可能跑路。 第五，轻资本模式下，虽然利润率有可能降低，但是金融科技公司做这种业务，在资本市场上的估值却更高。在资本市场上，科技公司是几十倍的PE，金融公司只有十几倍的PE，差距非常大。 进退的权衡 那么问题来了，“轻资本模式”是否会在今年快速发展，完全替代“兜底”模式？ 可以肯定的是，由于头部助贷平台都在开展这一模式的业务，加上监管压力日益加大，更多的平台都在密切关注这一模式的发展，并开始考虑在未来切换这一模式的可能性。因为如果有些规模较小的平台认为此模式与自己无关，如果未来主要平台都完成切换，“兜底”模式被监管完全禁止并设置过渡期，这些平台将会措手不及。 但是，这一模式的发展速度现在还不会那么快，它与“兜底”模式并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 这对资产方（助贷平台）和资金方（金融机构）都意味着新的考验。 资产方需要考虑是否有能力开展这一业务，因为这种模式下资产方在每笔业务中分得的收益可能会下降，如果规模上不去，对资产方来说就意味着业务的萎缩。 零壹财经与一位头部助贷平台内部人士沟通了解到，如果开展“轻资本模式”的业务，助贷平台必须考虑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自己有多大的客户基础，除了自有客户之外，能否将产品输出到别的场景，引入外部客户——如果不能引入外部客户，这一模式的规模非常有限，可能支撑不了持续增长；第二，目前的客户已经用了多少，还有多少可供挖掘——因为这意味着切换“轻资本模式”之后的业务增长空间；第三，自身的筛选能力、催收能力如何——如果这些能力不足，会大大影响切换“轻资本模式”之后的收入水平。 已经开展这一模式的助贷平台，也并非是将所有业务都切换成了“轻资本模式”，未来也可能不会是全部都切换。乐信向零壹财经表示：“这一比例未来也会有所增加，但是并非完全替代。”据零壹财经了解，目前头部的助贷平台都拿到了金融牌照。一般来说，这些平台的资产有几个去向：与该平台相关的持牌机构、与金融机构合作的联合贷款、兜底模式的助贷（包括加融担或保险的模式）、轻资本模式的助贷——也就是说，这些平台并非将所有的客户都导流给了金融机构。 从实际落地来看，并非所有的助贷平台都可以与金融机构合作这一模式，一般来说需要在前期与金融机构的合作中有比较良好的数据表现、与金融机构建立了信任的平台才有机会开展这一业务。一位股份制银行内部人士告诉零壹财经，一般有实力的平台才可以与金融机构合作开展“轻资本模式”的助贷。“实力”表现在，平台流量较大、在与金融机构之前的合作中风险表现良好并且表现出良好的成长性、有较强的催收能力。 资金方则需要考虑自身独立风控能力的强弱。据零壹财经了解，目前参与这一模式较多的金融机构是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以及少数头部的有独立风控能力的城商行，比如南京银行，还有少数几家消费金融公司，比如马上消费金融和中原消费金融。一般来说，风控能力较弱的银行并不敢切换“轻资本模式”。 但是，也有较为头部的银行对此持保守态度。一家与互联网平台较早开展合作的银行内部人士向零壹财经表示，他所在的分行目前所有的助贷资产都需要兜底。今年，消费金融市场已经不在快速扩张的周期，再加上疫情的影响，行里对风险把握非常谨慎。一般来说，银行如果出现坏账，都会将责任追究到人，所以对风险比较保守。 该人士认同“轻资本模式”确实是个趋势，他表示：“银行现在都在加强风控能力的建设，就是为了将来能够自主把握风控，尽可能减少对助贷机构的依赖。但是，现在切换‘轻资本模式’，还不是时候。” 新博弈开局 随着“轻资本模式”的逐步切换，金融机构正在与具有科技属性的助贷平台展开一段新的关系。 有业内人士观察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从2019年下半年开始，助贷机构不怎么去拜访资金方了，而在2019年上半年，拜访资金方还是不少助贷平台的头号任务。 取而代之的是，有头部助贷平台内部人士告诉零壹财经，现在“轻资本模式”的需求大于供给——不少资金方希望接入这样的资产，但是助贷平台的资产却不够用。 新的关系还在摸索的进程中。 在“轻资本模式”的业务中，助贷平台如何将客户导流给金融机构？这是个关键问题。 根据零壹财经目前获得的信息，在这个问题上，助贷机构面临两难选择：如果把优质的客户全部导流给金融机构，助贷机构自己也面临如何赚钱的问题；如果不把优质客户导流给金融机构，又不利于与金融机构建立长期的信任关系。 消息人士向零壹财经透露，360金融的“轻资本模式”的业务，是将贷款利率在24%以内、动资率低于50%（指的是在平台给予客户的贷款额度中，最终贷出的实际金额低于总额度50%）的客户导流给银行。但是，360金融向零壹财经否认了这一点。 有城商行人士则向零壹财经透露，目前“轻资本模式”的业务存在漏洞。该人士讲述了曾经测试这一模式时发现的问题： 他曾经让一位优质客户到测试平台上申请贷款，结果该平台反馈给银行的结果是“No”，即不建议向该客户发放贷款。过了一段时间，该客户收到了不少其他贷款平台的推销电话，而且销售员们对这位客户的信息了如指掌。 “这反映了，他们明知这是优质客户，但是却没有如实向银行反映这位客户的信用情况。这就是这种模式的漏洞——助贷机构未必会把最优质的客户导流给银行。”该人士指出，“这是我们专门测了才发现这个问题，很多金融机构可能根本不知道还存在这样的问题。” 优质客户，看上去正成为新竞争的焦点。
记者近期从业内获悉，今年以来，有近七成保险公司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还有多家险企最新风险综合评级不达标。为了尽快从疫情的冲击中缓过劲来，给下半年展业补足“燃料”，保险公司正在探索多种资本补充途径，一方面积极协调股东推进增资计划，一方面发行资本补充债券“补血”。 业内人士分析称，根据监管要求，当险企的风险综合评级不达标时，监管部门往往会对险企采取一定的监管举措，甚至会影响其开展新业务。因此，一旦风险综合评级不达标，就意味着险企要加速资本补充进程，并通过控制业务规模、改善产品结构、优化资产配置等举措来改善风险水平。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近期披露的《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主体与相关债项2020年度跟踪评级报告》显示，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长安保险资本实力大幅增强，偿付能力充足水平显著提升，流动性水平明显改善，监管措施已被解除，保险业务拓展压力得到缓解。 无独有偶，记者统计发现，今年以来，共有14家保险公司通过增加注册资本缓解偿付能力压力。其中，7家保险公司合计逾52亿元的增资计划已获得监管批准，另外7家保险公司也披露了合计27.94亿元的增资计划，有待监管部门批准后生效。 除了向股东求助外，还有些保险公司选择了自行发债解决问题。由于灵活性高、期限长，清偿顺序列于保单责任和其他普通负债之后的资本补充债券，近期渐渐成为保险公司青睐的“补血”渠道。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披露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共有11家保险公司发行资本补充债券。上市发债主体包括平安人寿、新华保险和人保财险，发债额度分别达200亿元、200亿元和80亿元，发债利率在3.3%至3.59%之间。 业内人士分析，对于上市险企而言，通过发债补充资本金，不仅可以补充公司偿付能力，防范阶段性资本不足，提高抗风险能力，还可以改善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提升公司的市场影响力。 同样利用资本补充债券“补血”的还有光大永明人寿、中华人寿、中邮人寿、民生人寿、珠江人寿、农银人寿和长城人寿等非上市险企。相较之下，非上市险企的发债规模小得多，中邮人寿最高为60亿元，珠江人寿最低为3.5亿元。 业内人士表示，发债规模一般跟保险公司的业务规模及未来一段时间的业务发展规划挂钩，这些保险公司业务规模亦小得多，未来几亿元至几十亿元的资本补充债券，足以支撑公司接下来一段时间的业务发展。 记者统计发现，相较于上市险企，这些非上市险企的发债成本相对要高一些。即便是最低的农银人寿，发债利率也要达到3.6%，超过上市发债主体3.59%的最高值；发债成本最高的珠江人寿，发债利率则高达6.25%。 业内人士表示，相较之下，非上市险企的业务规模、主体信用评级等都要低一些，因此，发债利率会相对高一些。不过。当前流动性充裕，市场利率整体下行，资本补充债的发行利率呈走低态势，正是险企发债“补血”的好时机。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