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美国财政部披露了最新国际资本流动报告。本文拟据此粗略分析过去四年（2017~2020年）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国国债的变动情况。 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债总额增加但占比下降 据美国财政部统计，截至2020年末，外资持有美债7.07万亿美元，较2016年末增加了1.07万亿美元，增长17.8%；美国未偿国债总额27.75万亿美元，较2016年末新增7.77万亿美元，增长38.9%。由于外资增持美债的速度跟不上美国政府赤字膨胀、美债发行扩张的步伐，到2020年末，外资持有美债占比为25.5%，较四年前下降了4.6个百分点（见图1）。 公平地讲，这不能全归咎于特朗普政府。新世纪以来，小布什的两个任期（2001~2004年和2005~2008年）和奥巴马的第一任期（2009~2012年），外资持有美债占比持续上升。但到了奥巴马的第二任期（2013~2016年），外资持有美债余额增加9984亿美元，占比却回落了3.9个百分点（见图2）。而且，2015和2016年两年外资持有美债余额持续下降（见图1）。这部分反映了“8·11”汇改之初中国遭遇资本外流、汇率贬值、储备下降的后果。不过，剔除中国因素后，外资持有美债占比在奥巴马第二任期内仍下降了1.7个百分点，贡献了同期总降幅的45.0%；在特朗普政府时期进一步下降了3.1个百分点，贡献了同期总降幅的68.5%（见图2）。 美联储接手了外国投资者退出的美债市场份额。为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美联储实施了包括量化宽松和无限量宽在内的非常规货币政策，扩大资产购买。在美债市场上，2013至2016年美联储持有占比上升了2.2个百分点，2017至2020年再提高了4.6个百分点，其中仅2020年一年就提高了6.9个百分点。到2020年末，美联储持有美债4.69万亿美元，较上年末翻了一番，净增2.36万亿美元，相当于同期美债新增额的51.9%（外国投资者仅买走了新增美债的5.1%）（见图3）。 中国持有美债占比有所回落但并非因为主动减持 作为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持有国，中国投资者持有美债的动向一直备受关注。过去四年是中美关系最为困难的时期，令市场对此关注度进一步提高。2020年12月份，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在《华尔街日报》刊文直言，将合法的中国公司从美国交易所除名会带来严重且被低估的风险。这么做选错了时机，在美国背负巨额债务急需中国购入美元之际却将中国赶走了。我们只能希望中国没有反思自己持有美国国债的决定是否明智。 据美国财政部统计，截至2020年末，中国投资者持有美债1.07万亿美元，较2016年末增加139亿美元；在外资持有美债中，中国持有占比为15.2%，较2016年末回落了2.5个百分点。过去48个月中，中国有27个月为净减持美债。尽管如此，但总体仍是净增持，美债仍是中国对外金融资产配置的重要标的（见图4）。 中国投资者持有美债占比下降，更多是因为美债发行量过大、中资持有被稀释造成的被动减持，同时也反映了“8·11”汇改以来中国央行逐渐退出外汇市场常态干预的结果。故如前所述，奥巴马第二任期，中国因素贡献了外国投资者美债持有占比下降的1/2以上，但到特朗普政府时期，中国因素的贡献率不到1/3（见图2）。 在美国财政部披露的持有美债的主要外国投资者中，过去四年有17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持有美债占比下降。类似中国情形的还有日本、瑞士、瑞典、爱尔兰、墨西哥和菲律宾等六国投资者，加上中国，合计净增持美债2391亿美元（见图5）。其中，日本持有美债余额增加1606亿美元，重新超过中国成为美债第一大外国投资者，但日本投资者持有占比较四年前回落了0.5个百分点。而且，过去48个月中，日本投资者也有25个月为净减持美债，仅较中国少2个月（见图4）。由此可见，关于中国持有美债短期波动的炒作不排除是有些人想多了。 当然，也有因为经济和/或非经济原因主动减持美债的。德国、意大利、俄罗斯、土耳其、西班牙、巴西、智利、丹麦、马来西亚和加勒比国家等10个国家和地区，过去四年合计净减持美债1888亿美元（见图5）。其中，俄罗斯投资者在2013~2016年减持美债755亿美元的基础上进一步减持800亿美元，其持有美债占比在下降1.5个百分点后进一步回落1.3个百分点，降至仅占0.1%，实现了清仓式减持。这既反映了当期俄罗斯遭遇的国际收支危机，也反映了地缘政治的影响。 将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债减少解读为去美元化恐过于武断 最大的“瓜”就是将外资持有美债占比变动与全球美元外汇储备份额直接挂钩。但其实二者并没有简单的线性关系。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最新统计数据，截至2020年9月末，全球已披露币种构成的官方外汇储备中，美元储备余额6.94万亿美元，美元储备份额为60.5%，为1999年一季度以来最低，较2016年末回落了4.9个百分点，这与同期外资持有美债占比下降正相关。但2012年初至2016年末（奥巴马第二任期）全球美元储备份额上升了3.9个百分点，却与当期外资持有美债占比下降是负相关。再往前三个四年美国总统任期中，外资持有美债占比持续上升，全球美元储备份额却连续下降，也是负相关（见图2和图6）。 实际上，美国财政部披露的持有美债的外国投资者，除了外国央行，还包括外国民间部门，二者在同一时期的操作策略可能不尽一致。如过去四年，外国官方净卖出美国中长期国债8266亿美元，而外国民间净买入美国中长期国债1783亿美元（见图7）。 再者，外国政府部门（不限于外国央行）除了买国债以外，还可以买其他美国金融资产。如特朗普政府时期，外国政府净卖出美国证券3479亿美元，其中，净卖出美国中长期国债8266亿美元，但分别净买入美国政府机构债、企业债和股票4430亿、134亿和224亿美元（见图8）。后三种金融资产如果为外国央行购买，就被计入官方外汇储备。 如果仅由外资持有美债变动就评判美元国际地位变化，就需要更加强大的内心了。如特朗普政府时期，外国净买入美国证券8943亿美元，较奥巴马第二任期增长65.0%，其中，外国民间净买入美国证券1.24万亿美元，增长39.0%，外国政府净卖出美国证券3479亿美元，减少1.0%（见图9）。而衡量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贮藏功能，不仅要看官方使用美元投融资的情况，还要看民间使用的情况，切勿以偏概全。 注：本文发表于《第一财经日报》。
红塔证券(行情601236,诊股)研究所所长、首席经济学家李奇霖 最近几年在街上，经常能看到颜色鲜艳、印着很大汉字的潮牌衣服，“日进斗金”、“长安少年”这些具有鲜明中国元素的词语，给人很强的视觉冲击。这些衣服的定价并不便宜，或者说和相同品牌的其它系列相比价格并不低，摆脱了国产大众品牌服装给人的不重视设计、追求性价比的印象。 国货崛起，在美妆和快消品领域，表现得更为明显。完美日记、元气森林、三顿半咖啡、王饱饱和钟薛高这些品牌，成立时间均不超过5年，但却都是2020年天猫“双十一”所在细分行业的销量冠军。 崛起的国货，并不只有上面这些服装和快消品牌，还有走向世界的华为、大疆、三一和美的这些制造业企业。 华为作为全球领先的信息与通信基础设施和智能终端提供商，业务遍及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服务30多亿人口。大疆成立至今只有15年，已经发展为全球最著名的无人机品牌，占据全球80%以上的市场份额。2020年三一重工(行情600031,诊股)的挖掘机销量有望超过9万台，超越卡特彼勒成为全球第一。美的集团(行情000333,诊股)产品已出口到全球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海外营收占比超过40%。 从大众消费品，到高端制造业，这些中国品牌崛起的背后，有哪些因素在驱动呢？ 最重要的肯定是技术积累和品牌建设，国内企业在经历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后，在产业链上逐步向高附加值的环节迁移。 哈佛大学增长实验室公布了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出口产品复杂性指数，可以用它来衡量产品的技术含量。中国的这一指数，从2000年的全球第39名，上升到了2018年的第18名。 产品技术含量的提高，和中国在研发活动上投入的增加直接相关。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国别可比数据，中国研发支出占GDP比例，从2000年的0.9%提高到2018年的2.2%，已经超过了英国的研发强度，和法国的研发强度持平。 除了直接的资金投入外，“干中学”中所形成的技术积累，也是中国品牌崛起的重要力量。从代工生产，到进口替代，再到走向世界，中国品牌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而全球市场的打开，又为企业研发创新提供了资金基础，而为保持和提高市场份额，企业也更有动力通过研发创新来提高产品竞争力。 这种成长路径，在家电行业上表现得很明显。上世纪八十年代，东亚开始了一轮产业转移浪潮，日本和韩国通过对外投资等方式，向海外转移中低端产能。而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积极通过“三来一补”模式（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吸引外资进入。加之当时珠三角的乡镇产业发达，逐步形成了所谓的“专业镇模式”，即一镇一业、一村一品，例如顺德市容桂镇，家电成为了它的主导产业。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广东省加速嵌入全球价值分工体系中。同时在政策引导下，广东省产业结构出现了明显的升级趋势。家电等传统产业，逐步从简单的贴牌生产阶段，过渡到自主品牌打造和产品设计阶段，产业附加值不断提升。同时，在销售市场方面，也从加工出口逐渐转为内销，积极开拓巨大的国内市场，美的、格力和格兰仕等逐步成为中国家电驰名商标。 2011年美的集团确立了“产品领先、效率驱动、全球经营”的三大战略主轴，发起了从“规模导向”到“追求增长质量”的改革。2014年美的集团成立中央研究院，目前已构建六大研发中心，涵盖33个研究领域。近五年研发投入400多亿元，研发人员1万余人，累计获得授权专利5.7万件。 美的集团还通过从先行研究到产品开发的四级研发体系，形成研发规模优势。颠覆性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开发周期在5年以上；共性技术和基础技术，开发周期在3-5年；个性技术研究，开发周期在2-3年；产品开发的周期为1年。正是覆盖从前沿技术到产品的全流程研发，奠定了美的成为全球家电龙头的基础。 除了供给能力提升外，强大的国内市场也是推动众多中国品牌崛起的重要力量。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人口，而且进入了消费升级阶段，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升。 在消费能力整体提升的同时，消费需求也日益多元化和个性化。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以及收入差距和财产差距，并没有随着经济发展而缩小，这是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决定了每一个消费能力的群体，都是巨大的。企业只要能够深挖，在每个细分赛道上，都能采到金子。 这也是众多国货品牌能够突围的原因。因为中国既有喜欢小米手机的小镇青年，又有很多追求高端大气上档次商品的高消费能力人群，如购买华为保时捷手机的那一批消费者。既有追求完美日记高性价比的学生和年轻白领，又有喜欢购买60元一只钟薛高的群体。 有了生产能力和消费需求，连接它们的渠道成了关键。传统电商和直播带货，能够突破供、需两端的物理距离，在产品质量得到保障的基础上，如果营销做得好，就有可能突围。 传统电商，又叫货架式电商，包括大家熟知的淘宝、天猫、京东、苏宁和拼多多等。传统电商直接连接买家和卖家，买家通过搜索可以在海量商品中，找到自己心仪的商品。 近年带货式内容电商，在国内火了起来。厂家通过购买专业带货主播，以及有流量、有话题的明星等人的坑位费，在抖音、快手、淘宝和小红书等APP上直播，吸引消费者关注。 这些APP本质上还是社交软件，以消遣为主，核心功能是观看和互动，本身并不涉及交易。但通过专业带货主播和明星，这些APP能够带来巨大的流量，而网络时代“流量为王”，这种模式无疑蕴含着巨大的商业价值。 于是不少社交类APP和传统电商合作，将流量转化为消费行为，以此创造利润。在这种合作里，社交类APP承担的主要是引流功能。 近几年崛起的快消品牌，都非常重视营销，尤其是和新媒体的结合，比如抖音、快手等带货式电商，以及微信朋友圈、B站等新媒体。完美日记就有200余人的团队来分析各类数据，精准导流，实现品牌和消费者更精准、更近距离的连接。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例持续上升。2015年2月该比例只有8.3%，而到了2020年12月，该比例就上升到了24.9%，接近四分之一。2020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达到了9.76万亿，如此庞大的市场规模，为快消品借助电商渠道实现突围提供契机。 强大的物流体系，让中国电商的快速发展成为可能。在电商渠道销售的商品，基本都是通过物流体系来运输的。物流站点的覆盖率，以及运送商品的效率，都很关键。如果一个地方物流不能到达，或者即使能够送到，但路上也需要花很长时间，那这个地方的居民网购积极性就不会很高。 近几年国内迅速成为爆款的“王饱饱”和“钟薛高”，在其它国家是很难成功复制的，因为其它国家多数没有中国这么发达的物流体系。即使它们也有很多有好创意的厂家，即使它们也有带货能力很强的主播，但由于物流所需时间长、物流覆盖率低、偏僻地区运费贵等原因，居民网购的意愿也不会很高，因此也很难在短期就出现爆款。 强大的物流体系，背后是基建狂魔打造的交通体系，以及中国电商在经历近20年的发展后，几乎下沉到各村的物流站点。2014年国家邮政局就启动了“快递下乡”工程。到2019年年末，中国快递服务网络在农村地区的覆盖率达到了96.6%，农村快递网点超过3万个，公共取送点达6.3万个。 2020年新一轮的快递“下沉”加速。当年4月国家邮政局发布《快递进村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以及5月全国两会期间公布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明确提出支持“农村电子商务、快递进农村”。此后又有云南、江西等10多个省市，公布了省级版的“快递进村”政策。 可以预计，随着打通快递“最后一公里”工作的加速，通过电商渠道销售商品的范围将更通达。 在技术积累、多样化需求、电商发展和物流下沉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高性价比国货崛起，推动所在领域加快进口替代，甚至向全球市场突围。 去年的疫情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进口替代的步伐。由于海外生产受限和运输受阻，一些原本从海外进口的订单需求，被迫转移到了国内。在价格优势、优良的售后服务（部分企业可以安排技术人员24小时驻场）之下，很多国内买家发现，中国制造还是很香的，不仅能够满足自己的需求，而且性价比还很高。所以部分厂家在海外生产恢复和运输通畅之后，还是使用国产设备，这一点在激光设备上体现得很明显，其国产化率已经从疫情前的50%提高到了70%。 但中国在进口替代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尤其是在核心零部件和关键技术领域。中国作为赶超型经济体，产业体系发展的很快，现在已经成为唯一一个被联合国认证为拥有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而早在2010年，中国的工业增加值就超过了美国，位居世界第一。但大而不强的问题同样突出，国内一些核心零部件和关键技术，对海外有很高的依赖度。 比如最近汽车行业缺“芯”事件，也映射出了国内芯片自主能力不足的问题。2020年因为国内率先控制住疫情以及各地出台购车补贴政策，国内汽车消费是快速修复的。但是海外由于疫情严重，全球主要芯片供应商生产修复缓慢。供需错位使得去年年末上汽大众等厂商都出现了因为缺少汽车芯片而停产的现象。毕竟据统计，目前国内车用芯片自研率仅占10%左右，而90%左右的汽车芯片都依赖从国外进口。 另外更明显的事情就是中美贸易战。中美贸易战可以说是美国凭借着自己的科技霸权来遏制中国科技的发展。在贸易战中，国内很多高科技企业，像是华为、中芯国际(行情688981,诊股)、大疆等都被美国纳入了“实体清单”。而这些企业因为很多产品的内在技术都依赖于美国，在受到制裁后，生产经营都受到了明显的影响。 华为可以说是国内尝试自主研发芯片的一个代表，早在1991年，华为就成立了自己的ASIC设计中心（海思半导体公司的前身），之后几经挫折，在华为的支持下，海思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并研发了包括“麒麟”、“巴龙”、“鲲鹏”、“凌霄”在内的多款芯片，像“麒麟”移动处理器在全球各类处理器中都位列前茅。2020年跑分前三的手机芯片，有2款是麒麟芯片，前十的有5款是麒麟芯片。另外，华为在5G技术等方面更是遥遥领先其他国家。 但是海思在很多领域用的也是海外技术，比如海思芯片的底层框架用的就是ARM的技术授权。在美国政府下场制裁华为之后，华为的经营受到了重创。2020年美国政府要求使用美国技术的企业停止给华为供货，受此影响，高通、联发科、台积电等芯片产业链公司都中断了与华为的合作。即使是中芯国际，也因为使用了美国的技术，不能为华为代工了。在这些企业停止给华为供货后，华为的芯片供应链就断了。 所以即使华为研发了高科技的芯片，但是最后还是造不出来，现在华为几乎就是靠着自己为数不多的库存芯片在支持手机生产。而这也是为什么华为现在很多手机都处于断货状态，体现在市场份额上就是四季度华为的出货量同比下跌了34.5%。 而华为空出来的高端手机市场（Mate 40等高端手机几乎都断货了）就被苹果蚕食了，所以苹果2020年的4季度财报才会表现的如此亮眼，毕竟其在大中华地区实现的营收为213.13亿美元，同比增长了57%。 除了手机，在芯片领域，海思在受到美国制裁的冲击后，高通和联发科就联合挤占了海思的市场。为了断臂求生，在2020年华为将荣耀分拆出售，而今年荣耀新发布的手机荣耀V40，就开始使用联发科的天玑1000+芯片，而在此前荣耀一般使用的都是海思麒麟系列的芯片。 从这些事件里，我们可以看到，要想让国货真正的崛起，还是需要加快核心零部件和关键技术的进口替代，力争实现全产业链自主可控。毕竟如果只是疫情导致的“断链”那还是可控的，但是由美国实施的技术制裁导致的产业链供应链“断链”则是更为持久的。在这种受制于人的情况下，国货都不能实现自主独立，就更难做到打败进口货，实现真正的崛起了。 所以在十四五规划的建议中，我国提出了既要锻造产业链供应链长板，也要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要形成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 而针对这次“缺芯”的问题，国家和很多企业都意识到了要建设自主的芯片产业链。近期工信部就准备筹建全国集成电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而委员单位则是包括了海思半导体、中芯国际、长江存储等集成电路上下游产业链公司，以及清华、北大、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等科研院所和高校。在国家的领导下，国内集成电路产业链自主化的推进会进一步加快。 可以预计的是，此后国内制造业企业会处于新一轮转型升级期。在国内政策的支持引导下，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都会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在基础研究和产业应用上同步发力，弥补现有的技术短板，解决“卡脖子”问题，从而推动国货的进一步崛起。
又一束光照进了东北。 日前，国家卫健委官网发布消息，就全国人大代表《关于解决东北地区人口减少问题的建议》作出答复，称“建议国家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限制很有参考价值，东北地区可以立足本地实际进行探索，进而提出实施全面生育政策的试点方案。” 消息一出，市场振奋。在全国生育率连创新低的大背景下，不少人认为东北即将打响全面放开生育的第一枪，人口政策也将迎来近40年来的最大变局，就连A股中的二胎概念股都纷纷迎来大涨。可是，“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就能拯救东北了吗？ 1 东北人口形势非常严峻，首先体现在历年的出生率上。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直以来，东北三省的人口出生率都显著低于全国水平（见图1）。这种情况在早些年不见得是坏事，因为在计划生育年代，早早实现工业化且国有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东北地区充分贯彻了国家的号召，计划生育执行得更为彻底，独生子女众多，一家只有一个孩子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然而，自2015年开始，伴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淡化以及二孩政策的全面放开，东北三省的人口出生率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扭转。2019年，黑龙江、吉林、辽宁的人口出生率分别只有5.73‰、6.05‰和6.45‰，不仅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0.48‰），还在全国各省市排名中垫底，充分彰显东北居民生育意愿的低迷。 与此同时，东北地区还面临着极为严重的人口外流。 这一点，相信各位不会陌生，多年前就有媒体报道称，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共流出人口400余万，刨去流入的人口，东北地区人口净流出180万；相比之下，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时，东北地区人口还净流入36万。从正36万到负180万，反差之大，可见一斑。 再看最近几年，东北人口流失的态势非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愈演愈烈。数据表明，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的常住人口数量分别于2014年、2015年和2016年开始呈现连续的负增长之势（见图2），而2015~2019年期间，东北三省常住人口总共累计减少了182.4万之多。 值得注意的是，东北的人口外流绝不仅仅是统计数据上的人口规模减少，与之相应的还有另外两个“外流”： 一是适龄劳动力的外流，即年龄在15~64岁、具备劳动能力的人口。以黑龙江为例，来自21世纪经济报道的调查数据显示，在黑龙江流到省外的人口当中，适龄劳动力占比在80%以上，其中20~29岁的人口约占30%。 二是智力的外流，涉及到高素质及名校人才。公开信息显示，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本地留存率仅为11.89%，东北大学、吉林大学和大连理工大学的本地留存率也只有17.2%、27.02%和27.54%，而这些东北名校的毕业生大多选择北京、广东、上海、浙江等发达城市和东南沿海地区作为他们人生的下一站，有人用“孔雀东南飞”来形容这一现象。 一面是东北居民生育意愿的普遍低迷，另一面是以大量年轻劳动力与高素质人才为主体的人口外流，两方面因素叠加，影响自然是深远的。单从人口学的角度看，其结果便是年轻人都到其他地方去安家立业，而留守本地的都是中老年人，再加上新生儿供给跟不上，最终导致整个东北地区少子老龄化程度的日渐加深。 两组数据可以反映这一事实： 2019年，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65岁以上老年人占比分别为13.78%、13.29%和15.92%，而全国整体水平为12.6%； 2019年，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小学在校学生数比2013年分别减少了26.13万、17.62万和9.35万，平均每年分别减少4.4万、2.9万和1.6万。 而就在此时，国家卫健委表态支持东北探索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可谓正当其时。 2 究竟是哪些因素造成了东北人口问题的严峻呢？ 就生育意愿走弱这一层面来说，除了多年以来计划生育的持续影响之外，与其他所有人一样，东北居民也面临着不爱生娃的境遇，具体包括：生育观念发生了转变，不再追求“多子多福”；生育和养娃成本太高，高房价和高教育投入等让人们对生娃望而却步；很多现代女性独立意识觉醒，她们有自己的事业追求，而不是甘于做相夫教子的传统家庭主妇，担心生娃成为自己职业发展的阻碍，等等。 但这些并非东北人口问题的全部原因，说到底，比起单纯的不爱生娃，人口的持续外流可能更加令人担忧，尤其是大量高素质的适龄劳动力接连减少，对本就低迷的东北地区的人口出生率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而最深层次的根源，还是在于东北经济的转型乏力。 东北大地，曾经是没落的俄罗斯贵族、溃败的哥萨克骑兵、流离的犹太人心目中的“天堂”，那里幅员辽阔，矿产资源丰富，重工业基础坚实。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重振经济，国家于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明确提出，要“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化建设”，其主要建设阵地就是东北三省。于是作为“共和国长子”的东北，带着国家无与伦比的期许，率先从战后的废墟中苏醒。 在计划经济制度红利的赋能下，东北经济堪称“风口上的猪”，其快速发展引来大量人口涌入，石油加工、煤炭、钢铁、农产品、木材等资源型行业对全国经济增长起到了绝对引领作用，同时诸如鞍钢、哈电、一汽、一重、沈飞、东重等一批重工业龙头也随之崛起，“铁人精神”与“大庆精神”更是成为引领全国工业发展的精神榜样。 然而，硬币的另一面却是：计划经济思维根深蒂固，渗透到政府、企业和民众的方方面面，固化了东北的发展理念，使之成为难以扭转的体制惯性；而资源优势随着资源价格的回落、去产能的推进也变成了“资源诅咒”。各级政府的危机和忧患意识缺失，加之法制化、市场化程度始终落后于建立创新型国家和服务型政府的要求，给东北经济转型带来了多重阻碍。 值得一提的是，在长期的振兴东北计划中，国家的政策、资金和项目支持主要放在以国有企业改组改制为重点的体制机制创新上，设法通过国有企业扭亏为盈，摆脱困境。这一系列举措在无形中进一步巩固了东北地区国有企业的绝对统治地位，强化了行政色彩的同时也放缓了市场化进程。其结果便是民营经济与各种新兴产业在东北的体制环境下难以健康成长，致使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活力不佳，还落下了一个“投资不过山海关”的名声。 反观东南沿海地区，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下，整个中国经济越来越深层次地融入到全球分工体系当中，而东南沿海地区也抓住了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依托于自身的区位优势与国家政策的倾斜，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和新兴产业，其地位在全国经济版图中不断攀升。 在计划经济时代创造了诸多奇迹的东北，却在市场经济时代陷入沉郁，曾经高歌猛进、热火朝天的记忆日渐淡去。于是，很多“用脚投票”的东北年轻人都到外地求学发展，甚至还有许多父母从小就教育孩子要“好好学习，将来到南方工作生活”。 正因为上述原因，东北陷入了“经济活力不足→适龄劳动力与高素质人口外流→出生率下滑→老龄化程度加剧→经济活力不足→适龄劳动力与高素质人口进一步外流”的怪圈，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3 话说回来，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对东北而言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但仅靠放开生育限制，断然是不够的。 道理很简单，如果不同时在其他方面有所调整，那么即便是东北未来的新生人口增多了，无非也是给经济发达的省市输送劳动力而已。 换句话说，除了“产人”，东北更应该想想怎样“留人”。 毕竟，任何一个地区要发展，都离不开人，而当今人才最为重视的，是有没有才华用武之地与足够的成长空间，以及生活环境、发展前景、公共服务等诸多方面的考虑。也只有年轻人真正愿意留下来，才能为东北经济一扫颓势提供动力之源，继而进一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留下，并在东北大地上繁衍后代，生生不息。 于东北而言，当务之急是要以“全面放开生育限制”为契机，继续大力提振经济，加快推动市场化进程，引导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培育新兴产业，改善营商环境，为民营经济的壮大提供优质土壤等等，同时要下大力气留住人才，给予在住房、教育、养老方面的相应支持，真正降低生育成本。若非如此，只怕东北还将继续彷徨在怪圈之中。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月10日，国家统计局公布1月通胀数据。CPI同比由涨转降至-0.3%，主因春节错月导致去年同期对比基数较高；PPI同比则快速回升至0.3%、近一年来首次转正，主要受国内需求改善，原油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延续上涨带动。此外，基期轮换也对物价指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尽管年初国内CPI受短期因素扰动仍处低位，但在全球经济复苏、政策大幅宽松的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海外主要经济体通胀预期已经明显抬升，这也带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不断上涨，国内PPI迅速转正，进而引发市场对全球通胀卷土重来的担忧。2021年国内通胀压力如何？又存在哪些潜在的风险点？ 基于对通胀影响因素的分析，我们认为，相比美国等海外主要经济体，2021年中国的产出缺口远未回正、货币供应更为克制、工资收入回升缓慢，物价预期也未出现明显反弹。2021年国内通胀大概率将温和回升，加速上行压力小于海外，但从长期来看，需关注输入型通胀和资产价格上涨两大风险点。 一、基本面与政策差异下，国内短期通胀压力小于美国 正如我们在文章《从供需缺口看2021年美国通胀走势》中所言，“2021年美国通胀回升的趋势较为明确，后续需关注美国通胀上升过快的风险”。一方面，供需缺口或驱动美国通胀上行。拜登政府的新一轮财政救济方案以及疫苗的接种进度加快，叠加生产短期难以扩张，有望带动供需缺口快速收敛，强化通胀预期；另一方面，本轮美国广义货币大增为通胀回升创造条件。由于本轮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大幅宽松，2020年12月美国M2余额达到19.4万亿美元，同比增幅25.7%，这背后是居民和企业部门存款的增加，形成巨大的潜在名义需求。然而，相比美国，国内通胀加速抬升的压力相对较小，具体来看： 首先，产出缺口难以回正。产出缺口即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差值，理论上经济上行时期产出缺口为正，通胀压力上升。根据IMF的测算，由于新冠疫情的巨大冲击，2020年我国的产出缺口跌至深度负区间（-5.8%），实体经济面临更大的通缩压力。受此影响，全年核心CPI同比逐月走低，12月0.4%的增速更是10年来的新低。2021年，伴随全球经济共振复苏，产出缺口将有所收敛，但仍将处在负区间（-2.6%），通胀加速上行压力不大。 其次，货币供应增幅较小。以往通胀往往与货币超发相伴，例如2011年的通胀高企，便与此前货币政策宽松，M2曾高达30%密切相关。去年，尽管货币政策在应对疫情方面表现积极，但并没有出现流动性泛滥的局面。5月以来，伴随经济加快恢复，货币政策已经开始边际收紧，主要资金利率均明显攀升，体现出决策层对于货币超发的关注性超出以往。与此同时，M2同比上升幅度十分有限，11.1%的高点仅比19年底高出2.4个百分点，三季度以来便逐步回落。基于政策面正加大稳杠杆、防风险考量，未来M2同比中枢大概率继续下降，对通胀的影响更趋于弱化。 再次，工资收入上行缓慢。工资收入通过生产成本以及居民消费，对通胀走势有着较为明显的影响。数据显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与CPI同比相关性极高。然而，由于新冠疫情对经济和就业环境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如劳动力市场压力抬升、中小企业经营困难、中低收入群体遭受冲击等），居民收入恢复速度缓慢。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上升幅度逐季放缓（0.8%、4.5%、7.0%、7.1%），且居民消费倾向较疫情前尚存差距，这都会制约工资收入对于通胀的推动作用。 二、关注未来推升通胀的两大风险点 第一，外部输入性通胀风险。去年四季度以来，在全球需求共振复苏而生产供应依然受限的情况下，通胀预期持续改善，以工业品为主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由于供需缺口在一段时间内仍难修复，预计大宗商品价格上行态势将会延续。其中，上涨空间较大的原油是主要风险。一方面，疫情之后全球原油市场的博弈愈发复杂，供给端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另一方面，疫苗加快落地带来交通运输等服务业重启或进一步提振原油需求。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行可能会通过进口传导至中国，即引发输入型通胀。尽管当前工业品向消费品的传导并不明显、国内通胀预期偏低，但未来输入型通胀风险依然需要重点关注。 第二，关注资产价格上升风险。面对疫情冲击，各国纷纷出台大规模刺激计划，多国股票、债券、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大涨，推动广义通胀回升，但并未在现有通胀指标体系中得到体现。以中国为例，去年7月以来上证综指月均同比从未低于10%，近期部分城市房价同比也在不断攀升，而CPI同比却不断回落甚至跌至负值。因此，前期资产价格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再度成为市场热议的话题，周小川、楼继伟等经济学家也都曾发表观点，建议拓展通货膨胀的概念与度量。我们认为，在当今时代，传统的通胀指标的确不能全面反映真实通胀形势，应当通过合适的方法将资产价格纳入通胀指标体系，否则将不利于经济分析和政策判断。 综上所述，货币供应、产出缺口、工资收入等一系列指标预示，2021年国内通胀或将温和回升，加速上行压力小于海外。预计全年CPI同比增速可能在1.5%左右（2020年为2.5%），低于政策预期目标（大概率为3%），通胀或不是今年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的主要考量。尽管如此，依然需要关注输入型通胀和资产价格上行两大风险点。 作者 沈建光：京东科技集团首席经济学家 姜传钺：京东科技集团研究院研究员
新冠疫情以后，欧美日都进入了无上限宽松，事实上践行了MMT（现代货币理论），全球市场的金融环境进一步质变，中国成为全球资产高地。投资者也看到了这个趋势，竞相追逐中国资产。 1 这是一个与印钞机赛跑的时代 当资产价格上涨时，每个人都会有焦虑感，这是人性。 我闻到了熟悉的味道。 跟朋友吃饭、交流就两种情况，一是他说买的几支股票都涨停了，觉得自己是股神；另一种是让你推荐股票。 推荐股票是一件特别得罪人的事：你推荐给他，他挣钱了让你继续推荐，总有一支股票亏钱，你总会得罪这个人；第二种方式，你不推荐股票，立马就得罪了他。 资产价格上涨，特别是代表性资产（股票、房地产、比特币等）价格上涨确实给社会带来一种焦灼感。人性使然，导致大家只看到那些错过的机会或者不幸踩到的坑。 今天让我们暂时抛开作为投资者、个体的感受，靠近本质，去发现这轮资产价格波动的真相。 1． 冰山一角 首先描述一下现象。其实这些资产价格的波动只是冰山一角。 比如股市，我们看到一些头部股票大涨，茅台又创新高，另一方面大量的股票跌得很惨。2021年元旦以来，4000家上市公司，真正上涨的股票是1500家，涨幅超过20%的不过几百家；超过2500家股票是下跌的，有些股票甚至跌掉了50%-60%，这是股市上分化的表现。 房地产市场上，我们看到深圳涨价、上海涨价、北京的学区房涨价，另一方面也看到很多二三线区域的分化非常严重，像燕郊区域的房子卖不出去。 再说比特币，从8000美元涨到1万美元，然后跌到3000多美元，一路到去年年底又涨到4万美元，大部分人其实都错过了。现在让你买，可能你也下不了那个决心，搞不清楚这里面到底是泡沫还是信仰。 有个段子说，这几年如果你没踩到坑，基本上不算高净值人群。 总体上人们都有一种财富焦虑感，从普通的打工人到中产阶层，企业家群体面临的投资机会多、诱惑多，身边的朋友又有成功案例，他也会觉得焦灼，搞一家上市公司还不如人家多买几套房、炒比特币。 什么是幸福？《自私的基因》书里说，幸福就是你对比邻居家之后的状态。 2． 流动性拐点 推而广之，是什么造成这个局面？原因或者动力在哪儿？发现事物的本质，其实也没那么复杂。 第一层面，疫情冲击造就了“半江瑟瑟半江红”。2020年中国经济实现了2.3%的正增长，宏观数据非常靓丽，而且可以预见，2021年持续复苏是没问题的，今年的数字可能会在8%以上。 同时我们也看到，疫情对交通、贸易、交流的影响仍在延续。以我自己的理解，今年是真正考验每一个企业、个体的关键时刻。 去年年底，很多产业都很火红，你看到身边一些朋友收入上了新台阶。但是常识告诉我们，疫情的冲击不可能没有影响，特别是大量的中小企业已经退出市场。统计数据很好，非常真实，但是关门不做生意的小商小贩不在（规模以上企业）这个统计里。 这就出现了“幸存者偏差”。 无论做投资、做企业，这个问题要认识清楚。我们要全面地、完整地、辩证地认识中国经济增长的状态。 第二层面，疫情以后，全球都重新进入量化宽松。我们今天面临的金融环境和2008年不一样。实际上欧美日实行了无上限宽松，我称之为无底线宽松，只要机构出问题和经济需要，中央银行可以无所顾忌地继续往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 好多人讲这种情况有问题，的确有问题，但是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哪个更重要？凯恩斯说，从长期来看我们都会死。当命都保不住时，你得先保命，现在放水，后遗症再慢慢解决。 但是欧美日这种无上限宽松，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国内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他们这么放水我们的资产在稀释，不放水太吃亏；另一种观点认为，我们不能学他们，后遗症太大。2017年以后，好不容易把金融风险整顿过来了，局面来之不易，我们应该珍惜货币政策正常化、常态化的空间。这是国内主流的意见，我个人也更支持这种观点。 所以你看，2020年疫情冲击这么严重，我们的宽松程度其实不高，2020年四季度末以后，货币政策在边际上已经收紧，银行业的市场利率在抬升。这也是很多人在探讨流动性拐点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不希望看到所谓的资产泡沫引发金融风险。 中国的货币当局其实看得很清楚。 但是所谓的不放水是不跟着欧美日无上限宽松，当你经济差了，现在能动用的手段也不过是相对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这种宽松在疫情冲击的过程中，一部分用于中小企业的恢复生产，一部分用于民生，另一部分的流动性必然会跑到资产市场上。这也是2020年股票市场表现如此之好的原因。 股市好的时候，一般房市都会好。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海淀区那片互联网公司聚集地，公司一上市或者股票一上升房价就跟着涨，因为大家手里有股票可以套现去买房，这是一种联动关系。 去年中国股市真正好的时候是2020年3月份到2020年三季度末，基本上估值抬升水涨船高，你不需要考虑什么，（买入后）股价就上涨。但是三季度末以后出现了严重的分化，从估值抬升转换为盈利拉动，通俗地说，这时候你得找盈利稳定、确定性强的股票。 去年三季度末以后，中国股市对普通投资者而言已经不好赚钱，甚至把2020年赚到的钱全部亏回去了，有的还出现了巨额亏损。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 货币环境层面，全球还在宽松，中国也在宽松，但是中国和欧美日处于两个“平行世界”。 从投资者角度讲，你看清这个问题就不用焦虑了，你也不要奢望跑过印钞机，没有人能跑过印钞机。能被印钞机甩下得稍微慢一点，就烧高香了。 2 羊群多的地方，别去！ 常识告诉我们：羊群多的地方，你是不能去的。 我不是鼓动大家逆潮流而为，我们确实需要看清大势，了解市场、资产的逻辑，不要意气用事，要勇于认错，经常自省。 我认识一个经济学家朋友，从2015年开始一直说中国股市有“泡沫”，简直不可理喻，当股市从3000点涨到4000点，说怎么可能出现这么大的“泡沫”，你们都不要命了吗？涨到5000点时，他终于忍不住冲了进去，结果5100点股市到顶，然后发生了股灾，他深深地损失了一大笔钱。 专业人士也有他的盲点，经济学家也不是什么都懂，很多人问房产投资、资产配置、股票市场，找经济学家其实弄错了，经济学家不是干这事的，真正干这事的是所谓的投行经济学家，但即使是这帮人也不是每个人都成功，只是相比于其他群体，他掌握的信息可能更充分一些。 以前我在今日头条上会发些段子，调侃一下，实际上也是那么回事。所有国家的韭菜都应该向中国的韭菜学习，只有我们经历了一轮又一轮收割而痴心不改，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没有一个国家的韭菜像我们这样百折不挠，前赴后继。 很多人希望自己一夜暴富或者抓住关键机会，这种机会是有，但是运气和概率太小了。 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在股市上，一定要摆正自己的位置，从一棵韭菜的视角去看待经济运行和市场变化，不要把自己混同于机构。韭菜的自我修养的提高，很重要。 股票这个事就不说了。从专业机构出来，我们非常清楚监管的基本要求。你看过去这些年，很多所谓专家带着很多人在燕郊买房子，多少人套在这个市场上？多少人想到今天会如此惨烈？ 财富增值的决策，只能由你去做。通过学习、交流不断提升自己。你得了解市场机构、中国股市的基本情况，买标的公司时你得了解这个行业的情况、企业的财务状况等。 1． 意识 要用买大白菜的心态去买股票。 在菜市场买菜时，所有人都会斤斤计较，为什么你买股票时不斤斤计较呢？ 对普通人来说，主要还是通过专业的学习，不断提升思维方式，以此超越群体的思维惯性。 举个例子，我们从小听父母的话，要勤俭节约、量入为出。不否认这是一个美德，但在投资上，可能不是一个好的投资策略。 量入为出，意味着你永远不可能放大杠杆，除非你第一桶金攒得足够大。问题是你都量入为出了，怎么可能把第一桶金攒得足够大？ 2． 本钱 第一桶金特别重要。为什么很多企业家投资很成功？因为他撬动杠杆的第一桶金特别大。 我原来劝一些年轻同事，我可以教给你很多投资方法，但是有一个问题我替代不了你，你必须有第一笔撬动杠杆的资金。 以前有个朋友问我，手里有一万块怎么投资，我说不用投资了，或者你去澳门赌场掷骰子赌一把，亏了也就亏了。 打个比方，你学会了剑谱，但是手里拿着木棍和拿着干将莫邪这样的宝剑，完全是两回事。 剑术很重要，剑也很重要。 作为打工人、普通中产阶层，赚取第一桶金有两种方式：一是你的赛道成长空间特别大，今年年薪30万，明年可能40万，后年到50万。 二是你有足够的条件换到一个成长更快的赛道。拿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从央企到券商其实是换到了一个新赛道，可以通过个人能力迅速积累第一桶金，很多年轻能干的同事，三年之内年薪百万是没问题的。当然每个人的能力有差异，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到这个状态。 为什么很多人听了投资课之后，仍然挣不到钱？不是你的方法不对，是你的本金太小。对于一个打工人或中产阶层，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随时可动用资产至少要有100万，不然没法玩。 3． 赛道 为什么这两年，大家都在谈价值投资？ 一是中国的金融监管更加严格，市场会越来越规范。 二是大家逐渐形成共识。投机时绝大部分人都是要亏钱的，最后发现还是买质地比较好的资产最好。 价值投资从理念上讲是不错的，但是实践证明，绝大部分人做不到。正因为绝大部分人做不到，所以绝大部分人赚不到钱。 从经济研究的角度来说，我们要判断未来大概率经济处在什么阶段，什么行业更有优势和增量。 第一，以技术驱动为代表的科技行业、生物医药行业是确定的。无论国产替代还是中国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需求，在这个确定的赛道上会衍生出很多细分行业和龙头。 第二，伴随国内国际双循环、特别是国内大循环的构建，内需的启动是大概率事件。无论科技如何进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百姓总要吃喝玩乐，要喝酒，要吃饭，要用酱油，在食品、饮料、教育等领域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确定的。 第三，“碳中和”带来的机会。我们已经做出承诺2060年实现碳中和，围绕着减排、节能、植树造林、降耗，围绕着产业结构的改造，光伏、新能源电池以及整个产业链条对传统化工行业的改造是确定的。 我们还可以列举更多，比如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一定还会跑出更多的公司。尤其互联网行业的迭代速度非常快，今天市值几千亿、上万亿的公司，可能两三年之内就会被其他行业取代。 3 如何把握关键机会？ 说实话，这些年踩了很多坑，经验谈不上，有很多教训，我自己总结了几点。 第一，对于大趋势要有相对通透的把握，至少把握以后你可以不用焦虑。这个大趋势就是中美关系问题，对我们和世界都是巨大的挑战，涉及你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经济、政策、资产等很多问题。前两年我有段时间很焦虑，后来我觉得想清楚了。 第二，选择确实比努力更重要。同样的人在不同的赛道上差距很大。同样是学霸，你进入一个传统行业和进入上升行业，结果完全不一样。 第三，要下决心突破自己，尽管这可能面临很大的风险。无论是投资还是职业和生活方式的转换，你得寻找到能遵循你内心真实想法的状态。这一定是因人而异，有的人有选择的资本，有的人没有选择。 在面临不确定时，你要敢于尝试，也许会踩到一些坑，但这就是所谓的无怨无悔。 最后，关键时刻还是要抓住关键机会。也许你抓住的机会，周期比较长，10年或者20年，也许是3到5年。看准了就相对聚焦一点，而不是撒胡椒面，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耗散得特别严重。 除此之外，在你选择的过程中，运气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帮过你的贵人。 很多东西基于我们的选择，很多东西又是我们决定不了的。 既然这些东西我们左右不了，那么就在自己能决定的因素上做功。 本文原发于正和岛
牛年春节，我和家人到上海附近的湖州长兴县水口乡顾渚村过年。此地东临太湖，三面环山，凭借美丽的山水和热情的服务，每年吸引400多万的游客，尤以上海人为最，故又名“上海村”。 我们住的民宿叫“远方的家”，紧邻霸王潭景区，相传楚霸王项羽曾在此饮水沐浴。周围山峦连绵，绿竹茂密，溪水叮咚，幽静之至，是个漫步静思的好去处。 风雨交加的2020年已然过去，中国依靠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社会遵从性以及个体自控力，交出了一份不错的答卷。这背后有制度原因，更有文化原因。 在“远方的家”，情不自禁想到了和家有关的文化问题。 在全世界，家都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中国人对家更为重视，对家的意识也更为自觉。甚至可以说，中国文化是一种家文化。 中国有四大传统节日，都和家有关。清明节扫墓礼敬祖先，端午节最初是南方吴越先民拜祭龙祖、祈福辟邪的节日。中秋节以月圆映照家圆，每逢佳节倍思亲。春节于一岁之首祭天地、拜祖先，除夕夜吃团圆饭，初一给长辈拜年，充溢着浓郁的家的味道。 中国的伦理道德、文化价值、社会秩序，也都由家而来。中国从周朝开始就有“亲亲尊尊”的礼制，将“亲之统”和“尊之统”融为一体，从此走上一条非宗教化的人文道路。“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从亲亲到孝悌，到仁爱，再泛及天下，这是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秩序。 西方的节日更多围绕着基督的降生、复活等，如圣诞节和复活节，这是一种此岸和彼岸的二元模式。西方的德性是“智慧、正义、勇敢与节制”，是“信、望、爱”，是建立人和上帝的关系。 而中国文化中，生活的意义不在彼岸在此岸，所谓“道不远人”“砍柴担水，无非妙道”“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中国的德性是“仁义礼智”，用孟子的话，仁的实质是侍奉父亲（事亲），义的实质是顺从兄长（从兄），智的实质是明白这两方面的道理而不背离，礼的实质是在这两方面不失礼节。可见中国的德性源于家庭伦理，孝是“德之始”，孝悌是“仁之本”。 中国几千年的社会控制与社会运行，靠的就是家国同构的系统。 家和国的伦理要求是一致的，“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基础是家，扩展为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齐家和治国相通，移家为国，移孝为忠，“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 史学家钱穆曾说，中国人的人道观念便是中国人的家族观念。“家族是中国文化一个最主要的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一切。” 中国为何有如此浓厚的家文化？和古代农耕文明的特征是分不开的。农耕时代安土重迁，一个家族就是一个劳作单位，一个小型社会，个人只有依附于家族才能获得认同。家族中又涉及夫妻、父子、兄弟等各种关系，必须靠一套规则才能确保家族的完整与正常的运转，这就是孝悌之道，即要求亲人之间忠恕相待，爱敬相与。 近代以来，家国同构、家国同一的中国价值体系，受到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爱有等差”“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传统礼教原则，在新文化运动中轰然倒塌。陈独秀等人指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把全国每一个人都变成没有独立人格、没有自主思想、没有个人权利的奴隶，必须彻底推倒，“儒教不革命，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 陈独秀一代启蒙者，用民主和科学的尺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提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洁、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他们不是从“家”与“国”的关系出发，而是从个人的权利出发，来启发国民的伦理觉悟。“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之人格亦高；个人之权巩固，斯国家之权亦巩固”，把人的解放与国家的振兴联系起来。 新文化运动后，作为一种习俗，家文化在中国依然不断延续，但作为一种文化价值，家的优先性受到了巨大挑战，个体平等、个体解放、个人权利、个人本位等等价值，则得到了扩张和弘扬。 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至今，一个百年已经过去。 今天我们如何来理解家的文化价值？ 2020年的新冠疫情冲击，可能是重估世界各国文化价值的一个里程碑。 为什么中国在率先遭受冲击时，能迅速表现出社会凝聚和社会遵从？而个人的自由权利至上的美国却始终无法形成共识，并展开一致行动？ 中国公益领域著名专家庄爱玲博士2020年在哈佛大学进修，见证了新冠疫情下美国社会的响应过程。 她的看法是，美国立国之初建立的权力制衡系统，在200多年后已经无法有效回应很多紧急事件。美国除了军事、外交等，在国内事务上主要是地方政府做决定，联邦政府不能随便向地方下达行政令。美国宪法第十修正案将“治安权”（police power）分解给了各州政府，在公共卫生危机下对民众行为进行管理。联邦政府可以发布全国性“居家隔离”和保持社交距离的建议，但只有各州才能真正发布强制性行政命令。如果联邦政府要插手处理危机，要先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而这要事态严重到一定程度方可，之后联邦政府可以动用国民卫队，将联邦资金分发给地方政府，等等。 美国的权利制衡结构是有原因的。美国立国的大背景，是从欧洲来的新移民无论如何不想再受一次在旧大陆受过的压迫，同时他们也反抗英国对新大陆的自治要求进行压制，所以新移民把“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要想尽各种办法把可能对他们施加影响的政府权力进行横的、纵的分割，加以制衡，以维护个体的“天赋人权”。 分割与制衡的好处不言而喻，但世事无绝对，分割与制衡也有局限和弊端。美国的拥枪问题，以及在疫情下无法迅速形成统一行动，都是其表征。 庄博士说，在波士顿的华人社区，感染新冠疫情的很少，因为他们都戴着口罩，尽量不外出不集会。这说明华人的文化不是个人本位，而是把对自己、对家庭的责任看得更重要，这是一种责任本位。 新文化运动百年之后，我们再回家，再省思家的文化，当会有更多平和与自信，也可以更客观全面地看待东西方文化价值的差异。 总体看，现代社会和现代化进程是以个体的独立、平等、自由为本位的，但个人本位发展到不加限制，以我为大，唯我独尊，便会走向异化。 此时来看，中国的家文化并未过时，而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家既是生活的港湾，也可以重构为现代价值观的关键要素和意义来源。 在中国的家文化中，个体不是单独的人，而是一群生命中的一个，和其他生命相关联。生命与生命之间是相互扶持、相互尽责的关系。责任和义务是第一位的。这种担责、尽责的意识，促进了家庭的和谐，也锻造了重视子女教育、礼乐诗书传家的文化，这都会成为促进发展的社会资本。 在中国的家文化中，“仁爱为本”可以推及到更广范畴，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为公”。梁漱溟说“中国人是富于世界观念的”，《六韬》中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义之所在，天下赴之”“道之所在，天下归之”。也就是说，家的观念并不狭隘。要成就真正的“文明型国家”，必须坚持“四海一家”的大同胸襟，而非狭隘的民族主义。 在中国的家文化中，家不单单是小家，是家乡，还是大家，是国家。 牛年伊始，碧桂园推出了三支人物影片，分别对应小家、大家和国家，传递家的温暖与责任。 “小家篇”中的爸爸是一个普通上班族，他有两只手表，一块工作手表，一块亲情手表，女儿画在他手腕上，提醒他早点回家。春节时刻，忙碌了一年的他，终于在除夕夜排除万难，准时回到家中和妻子女儿相伴。他拖着疲惫的身体，在门口站立良久，只为调整好状态，进门时露出笑脸。 这是每一个为了家而拼搏的普通人带给我们的温暖瞬间。 “大家篇”中的老李是一位物业管家，他业务娴熟，平时一丝不苟，在心里默默记下每家每户的需求。当他发现小朋友的护士妈妈因为加班还没有回家，就暖心地为小朋友送上了一个小雪人，让等待的心在冬夜变得充实。老李守护的是每一个业主的家，是大家。医生护士，快递小哥，出租车司机，电力抢修工人，无数像老李这样为大家服务的人，都是家的战士。 “国家篇”中的郎平，61岁的年龄，该退休了，却因为东京奥运会延迟，决定不退，即使带着一身伤病，也要在训练场上坚守岗位，为国家而战，打好最后一战。 从大名鼎鼎的郎平到物业管家老李和上班族爸爸，每个人都像战士一样在战斗，守护最珍视的家园——小家，大家，国家。 从“给你一个五星级的家”，到向每一个美好家园的建设者、守护者致敬，碧桂园的文化价值也在升华。 中国有接近4.5亿户家庭，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家庭户平均有5.3人，1990年缩减到4.0人，2010年缩减到3.1人，2012年缩小为3.02人。 家庭规模的缩小，使得中国家庭成员的关系没有以前那么复杂了，但追求家庭幸福和每个家庭成员的自我实现，构建民主平等和谐的新型家庭关系，把个体自主和家庭责任相结合，这一基本趋势不会改变。 从亲人之爱到社会之责、天下之任，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要义也不会改变。 家是中国生命意义的起点，也是慎终如始的奋斗与相伴过程。 家给了你力量，你也给了家力量。 你一往无前，因为家在身后！
2021年对于美国抗疫与经济复苏来说是个重要转折年。一方面，拜登顺利就任美国总统，民主党成功实现对国会两院的控制，同时主张积极财政的前美联储主席耶伦被确认为新一任财长，财政刺激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拜登已提出规模为1.9万亿美元的额外财政刺激计划。另一方面，1月中旬以来美国疫苗接种速度也已明显加快，拜登抗疫更加积极。预期在财政刺激和疫苗铺开的背景下，2021年美国经济将大概率实现复苏，近期IMF已将21年美国经济增速预测由3.1%大幅上调至5.1%。 经济复苏趋势日渐明朗背景下，美国的通胀风险也值得关注。首先，此次美国应对疫情冲击的刺激措施已经使得其广义货币大幅增长，通胀的货币条件已经存在。其次，正如前央行行长周小川在《拓展通货膨胀的概念与度量》一文中阐述，如果采取更广义的通胀度量方式，当前美国股价、房价等资产价格已经出现一定程度上涨，2020年标普500指数上涨16%，11月美国20大中城市房价指数同比增长9%。 再次，金融市场的通胀预期亦明显抬升，反映债券市场通胀预期的TIPS通胀补偿指标升至2%左右，而铜、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也出现大幅上涨。 当前美国实体经济通胀水平回升有限，12月CPI同比1.6%，核心CPI同比1.4%，均低于疫情前水平和美联储通胀目标。展望未来，随着疫苗的铺开和经济的复苏，后期美国实体经济通胀将会快速回升吗？本文从供需缺口的角度，对后续美国通胀走势进行探讨。 ？需求端：疫情拐点与刺激政策有望带动需求加速回暖 “民主党横扫”背景下，美国财政刺激有望进一步加码，提振总需求。1月6日，民主党拿下佐治亚州2个参议员席位，由此最终实现在本轮总统和两院选举中的“民主党横扫”，后期美国经济政策决策过程将更加顺畅，美国继续加码财政刺激的可能性大增。在之前两轮大规模财政救济方案之外，此次拜登又提出1.9万亿美元的救济法案，并且市场和媒体普遍预期新一任美国政府还将实施额外的基建投资和新能源开支计划。 与此同时，新一届美国政府任命主张积极财政的耶伦作为美国财长，鉴于耶伦此前担任美联储主席及在货币政策制定方面的经验，美国的财政货币政策有望进一步协调。由于财政支出直接作用于需求端，当前市场普遍预期财政刺激进一步加码将对美国总需求形成有力提振。 本轮美国广义货币大增形成巨大的潜在需求，也将随着疫苗的铺开而得到释放。本次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导致美国M2大幅上升，2020年12月美国M2余额同比增加4万亿美元至19.4万亿美元，同比增幅25.7%，增速为19世纪中叶以来最高水平。广义货币大增背后是居民和企业部门存款的增加，形成巨大的潜在名义需求。根据美国金融账户统计，2020年前三季美国居民和非营利组织的现金+存款类资产增加约2.25万亿美元，占同期美国M2增量的70.6%；非金融企业现金+存款类资产增加约9000亿美元，占同期美国M2增量的28.6%。 进一步，1月中旬以来，美国疫苗的接种进度开始加快，有望逐步带动前期积累的名义需求。据美国疾控中心数据，截至1月26日，联邦政府接种一剂疫苗的人数占总人口比例约6%。当前美国疫苗订购总量已达6亿剂，预计于今年夏季使疫苗基本覆盖全部人口。前期受疫情冲击，美国服务消费严重低于中长期趋势值，在居民收入和资产负债表健全的情况下，后期疫情逐步控制后服务消费有望实现补偿式增长；非耐用品商品消费有望延续恢复；耐用品消费因前期的需求释放和后续利率的反弹，可能出现小幅回落。与此同时，当前美国制造业、批发业、零售业库存水平均处于历史低位，后期补库需求也有利于美国总需求的回升。 ？供给端：美国生产有所好转，但短期内难以大幅扩张 当前美国工业生产和产能利用率正逐步回升，12月美国工业生产指数同比恢复至-3.6%，工业产能利用率恢复至74.5%，但工业生产增速和产能利用率仍低于疫情前。随着疫苗的铺开，以及生产活动对疫情的适应性增强，美国生产端将朝疫情前的水平恢复。但整体来看，产能短期难言大幅扩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在劳动供给端，当前美国失业率虽然较疫情最严重阶段快速下行，但永久性失业却在不断上升，制约生产恢复。另一方面，在资本供给端，大幅扩张现有产能的唯一方式是增加投资，但相比于投资对需求的即期一次性拉动，其对产能扩张的贡献往往是跨期分阶段的，短期内难以弥补供需缺口。 ？供需缺口、通胀预期、货币宽松多重因素下，关注美国通胀上行风险 2021年美国经济复苏仍将呈现“需求强、供给弱”的情况，需求端主要受前期积累的居民和企业存款、进一步的财政刺激带动，疫苗的铺开将为需求的释放提供条件，而生产端仍是朝疫情前的水平恢复，短期内难以大幅扩张。 而在持续的货币宽松下，美国的通胀预期已经出现抬升，体现在TIPS通胀补偿和大宗商品价格均有明显的上涨，供需缺口存在的背景下，通胀预期很容易自我实现。事实上，疫情后美国耐用品消费的强劲已经带动耐用品价格走强，美国进口的增加也带动进口价格指数上行。 此外，当前美国货币当局实施2%的平均通胀目标制，即在通胀阶段性超过2%的情况下，不立即收紧货币政策。在供需缺口、通胀预期、货币宽松等多重因素下，我们认为，美国通胀回升的趋势较为明确，后续仍需关注美国通胀上升过快的风险。 作者 沈建光：京东科技集团首席经济学家 汪导国：京东科技集团研究院宏观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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