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观点 线索一：PPI价格加速上行信号开启 根据PPI 宏观四象限模型，PPI 加速上行信号已经开启，PPI 成为2021年通胀年的首条线索。以全球宽松流动性为土壤，以海内外前后开启库存周期为支撑，再以疫苗接种及财政刺激的进展为信号，宏观组合在需求侧推动大宗商品价格加速上涨的逻辑已经明确。预计5 月PPI 高点区间应在5%-6.5%左右。 1、 国内基本面：M1指引明确，生产热度延续。M1同比预示一轮工业企业库存周期的启动。同时二次疫情和就地过年虽然可能对工业生产、建筑施工形成负面影响，但预计有限，不改变中长期生产积极的态势。 2、 国内资金面：前期杠杆作用持续，当前资金边际转向。以实体经济宏观杠杆率前瞻资金驱动的投资意愿，按照1年左右领先性，2020年宏观杠杆率的快速抬升，意味着2021年初 PPI 将开启加速上行。当下央行货币政策转弯初期，资金面未必持续的剧烈收紧，但波动必然放大，然而并不影响大宗商品价格的加速上涨（类似2016 年四季度）。 3、 国际基本面：房地产如火如荼，疫苗财政双管齐下。以全球贸易增速同步观察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去年底全球贸易同比实现正增长，2021年初航运价格指数高位震荡。再者，美国房地产市场火热，房屋建设和销量再创 2007年以来的新高。最重要的是，当下美国疫苗接种速度的抬升，以及1.9万亿财政刺激落地进程的提速，完全提振了对海外经济复苏的预期。 4、 国际资金面：taper风波暂平，各国央行宽松不改。以美元指数判断全球美元流动性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大致反向领先6个月左右。前期美联储天量放水引发的美元指数下跌，意味着从2020年Q4开始可能有一轮大宗商品价格的加速上涨。历史经验亦证明，同期的强美元未必压制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大宗商品走势的核心仍在于经济基本面。再者，当下美联储再度偏鸽，英欧日央行宽松不改的表态，坚定了市场的信心，奠定了充裕的全球流动性环境。 线索二：非洲猪瘟再意外，CPI攀升斜率上修 跟随PPI，CPI将成为2021年通胀上行的第二条线索，尤其是非洲猪瘟变异毒株的出现，可能导致2021年上半年CPI攀升斜率上修，上调2021年全年CPI中枢至1.3%左右（此前为1%）。 如何理解非洲猪瘟变化可能对猪价带来的变数？非洲猪瘟变异后，传播力增强，早期临床症状减少，但毒力减弱。预计4-6月猪肉价格再次回涨（当下50-80 公斤存栏下降影响3 月底出栏，同时夏季高温多雨为南方疫病高发期），7-10月猪肉价格加速回调（生猪产能修复，疫病干扰少），11-12月价格再次上行（当下能繁母猪存栏下降影响年底生猪出栏，冬季为北方疫病高发期）。 线索三：消费渐进修复，核心CPI向上依然可期 在PPI与CPI之后，我们预计核心CPI亦将逐步从低位回升，并于下半年回归正常水平，成为2020年通胀年的第三条主线。宏观角度自上而下观察，无论是居民活期存款的增速还是居民杠杆率的同比变化，均说明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并未削弱，核心CPI同比回到1%左右难度不大。当前核心CPI的持续低迷的主要原因还是消费环境的持续缺失。 资产价格影响：利率上行，顺周期反攻 利率方面，预计由于PPI价格加速上行+工增节后修复，工业经济名义增速将进入由价格因素为主要推动的二次冲高期。10年期国债利率可能上摸3.5%的高位。权益方面，PPI-CPI剪刀差于1月再次翻正并将持续走阔，意味在工业企业盈利分配上中上游企业占优，景气度向好。而利率走高对成长风格的压制也将凸显，顺“景气度”的结构投资主线更值得关注。 风险提示：美联储表态转变，新冠疫情变化超预期，非洲猪瘟传播超预期 报告目录 报告正文 一 线索一：PPI 价格加速上行信号开启 1月PPI同比翻正至0.3%，为2019年下半年来首次。同时，根据我们的PPI四象限模型，宏观层面PPI加速上行的信号已经开启，PPI成为2021年通胀年的首条线索。以全球宽松流动性为土壤，以海内外前后开启库存周期为支撑，再以疫苗接种及财政刺激的进展为信号，宏观组合在需求侧推动大宗商品价格加速上涨的逻辑已经明确。5月PPI高点区间应在5%-6.5%左右。 （一）国内基本面：M1指引明确，生产热度延续 作为库存的领先性指标，我们一直在四象限模型中以M1同比前瞻工业企业库存周期的变化。按照9-12个月的领先度，2020年M1同比持续抬升（由4.8%至10%），意味着2020年底2021年初有望看见一轮工业企业库存周期的启动，PPI或将加速上行。 当下，尽管二次疫情和就地过年对工业生产、建筑施工形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但目前来看影响有限，更多的是短期扰动，而不改变中期生产积极的态势。譬如部分生产信号：1、挖机销量处于历史季节性的最高点，对比2020年同比增长97%，对比2019年同期增长67%；2、工业机器人产量12月同比增长32.4%；3、租赁塔吊吨米使用率接近2019年同期；4、春节内建筑不停工项目同比增长53%。 （二）国内资金面：前期杠杆作用持续，当前资金边际转向 作为资金作用的领先性指标，我们在四象限模型中以实体经济宏观杠杆率来前瞻资金驱动的投资意愿——基建（政府杠杆驱动）、制造业（企业杠杆驱动）、房地产投资（企业杠杆和居民杠杆驱动）。按照1年左右的领先度，2020年宏观杠杆率的快速抬升（23.6个百分点），同样意味着2021年初PPI将开启加速上行。 当然，当下央行货币政策的“转弯”是不可否认的，但在转弯初期对于大宗价格的负面拖累其实非常有限。转弯初期，央行货币政策更着重在精准和适度，资金面未必持续的剧烈收紧，但波动必然放大，详细的货币政策解读请参见报告《转弯进行时，怎么理解货币政策2021年的调控方向？》。这一阶段或类似2016年四季度的资金面状态，从历史经验看，并不影响大宗商品价格的加速上涨（2016年四季度正是上一轮周期中PPI翻正加速上行的时期）。 （三）国际基本面：房地产如火如荼，疫苗财政双管齐下 作为全球生产的替代指标，我们在四象限模型中以全球贸易增速同步观察企业的生产积极性。2020年四季度以来，尽管全球疫情出现反弹，但全球贸易同比已经实现了正增长。并且，1月中旬以来全球的航运价格指数高位震荡，也在高频上反映了全球贸易并未因疫情明显遇冷。 再者，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海外楼市正接近历史高点。2020年末，美国房屋建设和销量已经超过疫情前的水平，再创2007年以来的新高，目前的火热程度已经和2002年相当。从去年4月至12月，建筑许可季调折年数上行至170.9万套，较4月上涨60%，并领先带动住宅建造支出同比上升至16%的水平。结合建筑商信心扩散指数来看，后期建筑施工对上游商品的需求还将持续扩大。 最重要的是，当下美国疫苗接种速度的抬升，以及1.9万亿财政刺激落地进程的提速，完全提振了对海外经济复苏的预期，疫苗接种为“根”，财政刺激为“肥”，复苏的果实正待成熟，成为目前最大的变量。参考我们在去年底搭建的海外情景矩阵，美国“疫苗顺利+财政落地”的情境正对应真实复苏路径，全球市场演绎的是实际利率回升、通胀预期回升、大宗商品上涨，美债大跌、美股风格切换、黄金跌，美元反弹的复苏逻辑。 （四）国际资金面：taper风波暂平，各国央行宽松不改 作为全球美元流动性直接的观测指标，我们在四象限模型中以美元指数判断流动性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大致为反向领先6个月左右。一则美元指数的回落，基本意味着美元流动性宽松，有利于刺激全球生产，推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二则美元本身为全球大宗商品的计量单位。据此来看，前期美联储天量放水引发的美元指数暴跌，意味着从2020年四季度开始可能有一轮大宗商品价格的加速上涨。 强美元一定和大宗商品价格呈反向关系吗？同期而言，未必。我们在报告《美元反弹能阻挡大宗上涨吗？》曾做过详细的历史复盘和讨论。大宗商品走势的核心在于经济基本面，如果基本面带来大宗商品需求端旺盛，则大宗商品牛市不会因美元指数上行而终止。1月中旬美联储对“taper”的讨论，超出市场预期，在短期内遏制了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走势，但中期来看，全球经济复苏需求改善依然是重要的支撑。 再者，当下美联储再度偏鸽，英欧日央行宽松不改的表态，坚定了市场的信心，奠定了充裕的全球流动性环境。美联储官员重申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充分支持，并表示目前讨论缩减资产购买规模为时过早；欧央行持续表示宽松立场，英央行官员表态今年晚些时候或明年可能实施负利率。预计上半年全球央行宽松仍可延续。 （五）情景猜想：5月高点有多高？ 综上来看，以全球宽松流动性为土壤，以海内外前后开启库存周期为支撑，再以疫苗接种及财政刺激的进展为信号，宏观组合在需求侧推动大宗商品价格加速上涨的逻辑已经明确。同时，2月沙特正式执行减产与美国寒潮在供给端形成冲击，成为原油价格突破前期瓶颈的催化剂。 额外的，在统计层面，3月开始受低基数影响，PPI翘尾因素的快速上冲本身也是PPI上行的一大动力（1月翘尾-0.4%，5月翘尾2.8%）。这意味着即便从2月开始大宗商品价格零上涨，PPI 5月高点也将达到3.5%左右。 综合考虑上述因素，我们尝试推算不同情景下5月PPI高点，以供投资者参考—— 自上而下，根据宏观四象限模型，2021年的PPI高点有望接近2017年高点水平，预计5月高点在6%左右。 自下而上，根据三类大宗价格的不同情景做推算，2021年的PPI高点区间应在5%-6.5%左右。这里我们主要是参照了2016年和2017年三类大宗价格上涨对PPI环比的拉动。 二 线索二：非洲猪瘟再意外，CPI攀升斜率上修 跟随PPI，CPI将成为2021年通胀上行的第二条线索，尤其是非洲猪瘟变异毒株的出现，可能导致2021年上半年CPI攀升斜率上修，上调2021年全年CPI中枢至1.3%左右（此前为1%）。 （一）非洲猪瘟变异增加上半年猪价变数 我们在本系列开篇报告《三视角看2021年CPI趋势》中，曾经讨论2021年猪周期将正式进入下半场，但价格难以完全回到疫情前，主要是考虑到了产能、需求、成本三因素。而现实比预期更捉摸不定，2月初非洲猪瘟自然变异毒株的发现，以及近期亚急性型流行的非洲猪瘟的传播，证明生猪产能恢复周期将进一步拉长，尤其是2021年上半年猪肉价格的调整可能有限。 非洲猪瘟变异后有何不同？一方面是传播力增强，早期临床症状少，导致早期甄别和定点清除更为困难。但另一方面，变异后病毒的毒力有所减弱。 非洲猪瘟变异毒株如何冲击产能？根据涌益咨询数据，能繁母猪方面，存栏量已经连续2个月下滑，其中1月份存栏环降4.99%。商品猪方面，1月份不同体重段均有所受损，其中80-130公斤、50-80公斤、50公斤以下的生猪存栏环比分别下降9.22%、7.11%、6.61%。 如何理解非洲猪瘟变化可能对猪价带来的变数？春节前，养殖户本身就有响应需求增加供给的意愿，叠加非洲猪瘟疫情影响，提前出栏的情况较多，导致1月下旬以来价格快速下行。春节后，预计4-6月猪肉价格再次回涨（当下50-80公斤存栏下降影响3月底出栏，同时夏季高温多雨为南方疫病高发期），7-10月猪肉价格加速回调（生猪产能修复，疫病干扰少），11-12月价格再次上行（当下能繁母猪存栏下降影响2021年底生猪出栏，冬季为北方疫病高发期）。 （二）原油价格在CPI中的连锁效应需要关注 原油价格除了主导PPI价格外，在CPI当中也影响甚广。除了交通工具用燃料、居住水电燃料直接由原油价格决定外，我们提示注意原油价格上涨对生物燃料产业链上农产品价格的影响，例如与燃料乙醇相关的玉米、白糖，与生物柴油相关的豆油、棕榈油、大豆。而玉米与豆粕又是养殖饲料的主要原材料，将进一步抬升饲养成本。 三 线索三：消费渐进修复，核心CPI向上依然可期 在PPI与CPI之后，我们预计核心CPI也将从低位回升，并于下半年回归正常水平，成为2020年通胀年的第三条主线。 宏观角度自上而下观察，无论是居民活期存款的增速还是居民杠杆率的同比变化，均说明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并未削弱，核心CPI同比回到1%左右难度不大。当前核心CPI的持续低迷的主要原因还是消费环境的持续缺失。 长期来看，类似M1之于工业企业库存和PPI，我们可用居民活期存款前瞻居民的消费积极性、零售业的库存周期和消费品价格变化。从我国的历史数据看，居民活期存款同比稳步领先于零售业库存周期1年，领先于核心CPI同比1年左右。除此之外，居民杠杆率的抬升也基本领先于核心CPI同比1年左右。居民杠杆率抬升往往意味着居民对可选消费品、耐用品的消费需求将有明显增长，典型如地产后周期（家电）、汽车、高端手机等等。2020年稳定持平的居民活期存款增速以及快速抬升的居民杠杆，均说明长期视角核心CPI完全可能回归疫情前的水平。 而短期内，1月核心CPI加速下行穿负，主要还是受到了就地过年和基期轮换的影响，预计2月虽然核心CPI同比将开始回升，但环比或仍低于季节性。疫情反复下春节调控手段加严，多数服务价格涨幅受挫。1月多项服务价格下跌（飞机票-33.2%、旅行社收费-9.9%、美发-1.3%），2月春节期间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销售额同比较2019年仅增长4.9%。 四 资产价格影响：利率上行，顺周期反攻 三大通胀线索将如何影响资产价格？我们预计10年期国债利率上半年将继续冲高，或上行至3.5%左右，权益中顺“景气度”的结构投资主线更值得重视，周期股有望再获超额收益。 利率方面，预计由于PPI价格加速上行+工增节后修复，工业经济名义增速将进入由价格因素为主要推动的二次冲高期。10年期国债利率可能上摸3.5%的高位。甚至在经济数据低基数作用、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的市场情绪推动下，不排除利率短暂突破3.5%的可能性。但考虑到本轮经济修复的基础并不扎实，补库在时间和空间上相对有限，下半年高基数下数据转向的斜率仍不明确，货币政策完全收紧乃至加息的可能性也不大。 权益方面，PPI-CPI剪刀差已经于1月再次翻正，唱响“顺周期”反攻号角。PPI-CPI剪刀差走阔意味着在工业企业盈利分配上，中上游企业利润分配占优，景气度向好。而利率走高对成长风格的压制也将凸显，顺“景气度”的结构投资主线更值得关注。 五 每周经济观察 （一）需求：春节消费偏弱，节后数据尚不明朗 春节黄金周消费数据偏弱。商务部数据，“今年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约8210亿元。比去年春节黄金周增长28.7%，比2019年春节黄金周增长4.9%。”（注：2019年商务部数据是，“全国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约10050亿元，比去年春节黄金周增长8.5%。”）。一些更详细的春节消费数据的情况，参见报告《【华创宏观】城市分化、纠偏不够、出口仍强——春节的三个核心词&每周经济观察第6期》。 汽车方面，节前一周的零售不如2019年阴历同期。2月1日-6日，日均零售为54344辆。2019年春节比今年早一周左右，2019年1月26日-1月31日，日均零售为74453辆。 地产方面，节后数据尚不明朗。目前仅公布两个工作日的三十大中城市成交数据（2月18-2月19日），平均为22.14万平米，2019年同期（阴历，正月初七-初八）是18.7万平米。 螺纹表观消费方面，也尚不明朗，由于2月12日是正月出一，当周螺纹生产、库存相关数据并未公布。2月19日的库存数据实际是两周累计的结果。据此测算，2月6日至2月19日表观消费量合计大概是157万吨。2019年阴历同期（2月2日至2月15日）是114万吨。但由于未能区分出节后一周的表观消费，螺纹节后消费否是明显强于2019年同期尚不清楚。 （二）生产：螺纹周产量仍低于节前 生产端，水泥价格微跌。2月19日，全国水泥价格指数相比节前（2月8日）下跌0.02%。 螺纹生产仍低于节前，与2019年趋势一致。2月19日当周，螺纹周产量为308万吨。低于节前2月5日当周的322万吨。2019年节后，2月8日当周，螺纹周产量为293万吨，2月15日，螺纹周产量为292万吨，均低于节前2月1日当周的297万吨。 螺纹价格方面，偏强。HRB400 20mm上海2月20日价格为4480元/吨，2月10日为4300元/吨。汽车批发数据，2月1日-2月6日，日均批发量为43967辆，低于日均零售量。 （三）通胀：蔬菜、猪肉价格双双回落 全国大部地区回暖，蔬菜价格下降。截至2月20日，菜篮子价格200指数收于142.97，较上周环比下跌3.7%。节前受消费需求和冷空气影响，蔬菜价格在上周三达到峰值6.4元/公斤，节后伴随需求边际回归平淡和天气大幅回暖，蔬菜价格较春节前（2月10日）环比下跌9.36%，报5.8元/公斤，水果价格环比上涨5%。春节过后，疫病抬头，猪肉价格继续回落。猪肉价格较春节前环比下行7.07%，平均批发价报42.18元/公斤。春节过后，需求减弱。同时供给侧猪瘟疫情抬头。预计3月底猪肉价格将再见反转。本周豆粕、玉米等饲料主要原料价格涨跌不一，较节前环比分别变动-0.5%和+1.5%。 （四）资金：资金面平稳，中短端利率下行，长端利率上行 截至2月20日，DR007收于2.0122%，DR001收于1.4384%，较节前环比分别变化-19.61bps、-38.81bps。1年期、5年期、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分别报2.6249%、3.0783%、3.2605%，较节前环比分别变化-3.1bps、-0.41bps、+1.56bps。 本周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净回笼3300亿资金，但资金面维持宽松。受春节期间商品价格大涨影响，叠加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大量回收资金和MLF等额续作，节后第一天收益率曲线大幅上行。随后央行转发金融时报的文章，再次强调市场更应关注利率而非操作数量，“当前已不应过度关注央行操作数量，否则可能对货币政策取向产生误解，重点关注的应当是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利率、MLF利率等政策利率指标，以及市场基准利率在一段时间内的运行情况。”从央行所说的价格指标来看，当前逆回购和MLF利率保持不变，DR007运行平稳，或体现出货币政策稳字当头态度。 （五）地方债：2021年新增专项债范围明确，土储专项债将恢复发行 2月初，国家财政部办公厅、国家发改委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梳理2021年新增专项债券项目资金需求的通知》，要求省级财政、发展改革部门于2月21日前完成材料报送。 从资金投向看，2021年新增专项债仍重点用于七大领域、国家重大战略项目以及保障性安居工程等领域，新增可用于租赁住房建设的土储项目，不安排一般房地产项目，不安排产业项目。土储专项债2019年发行曾占逾新增专项债3成，2020年全年禁止发行，2021年恢复发行料将使全年新增专项债投向基建占比有所下降。从发行条件看，必须是经济社会效益比较明显、有一定收益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优先安排在建项目、纳入相关规划的国家重大战略任务项目，要求按照项目建设工期和年度建设任务合理提出资金需求。此外，保持专项债券作为重大项目资本金的比例不变，以省份为单位，专项债券资金用于项目资本的规模占该省份专项债券规模的比例上限保持25%不变，政策范围仍为此前国务院确定的10个领域。 （六）贸易：春节期间港口吞吐量同比提升 本周CRB现货指数环比+2.1%，工业原料价格指数环比+1.8%，增速进一步提升；BDI指数本周环比+22.9%，增速进一步大幅提升；本周国内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环比增速有所放缓，欧洲航线、美东航线、综合指数分别环比下降1.1%、7.6%、0.6%，不过仍维持高位；上海进口干散货运价指数环比提升24.2个百分点，本周大幅提升 根据中港协数据，今年春节期间国内港口吞吐量同比有所提升：天津港春节期间完成集装箱吞吐量21.2万标准箱，同比+18.6%；青岛港完成货物吞吐量1247万吨，同比12.8%；营口港完成货物吞吐量367.8万吨，其中散杂货相比去年同期增幅17%、油品同比增幅23.8%、集装箱同比增幅37%。今年春节期间由于提倡就地过节，港口吞吐情况或不弱。 （七）汇率：美元指数震荡，人民币汇率小幅贬值 2月以来，美元指数小幅回落，在90附近震荡，主要受到疫情缓和+经济修复预期提升，带来市场风险偏好提升的影响；本周公布的美国1月零售销售数据环比+5.3%，大幅超出预期值1%，1月建筑许可折年数188.1万套，同比+10.4%，创2006年5月新高，预计后续随着美国疫情缓和，服务业加速开放、工业企业复工提速，经济加速修复，美元指数有望反弹。春节后人民币汇率小幅贬值，主要受CFETS（模拟值）小幅走低影响。 （八）国际油价冲高回落，国内成品油价持续上涨 春节前后国际油价大幅上行，布油和WTI原油均突破60美元/桶，既有需求侧的因素，也有供给侧的影响。需求侧，疫苗接种进度和美国财政刺激推动全球风险偏好提升、需求预期向好。海外疫苗接种进度超预期，美国疫苗接种速度提升至200万剂/日，Q3有望实现全民免疫；韩国、日本等也相继发布新冠疫苗接种计划；拜登1.9万亿财政刺激方案取得进展，参议院通过预算和解法案。供给侧，美国原油供给受创，OPEC+减产执行力强。美国遭遇奇寒天气，石油产能遭受重创，库存大幅减少。根据彭博本周四报道，美国最大油田二叠纪盆地产量比正常水平减少了65-80%，全美原油日产量减少了超400万桶。此外，OPEC+减产执行力强，1月减产执行率达到103%。 本周国际油价冲高后回落，2月19日，IPE布油期货结算价收于62.84美元/桶，上涨0.21%；WTI原油期货结算价收于59.24美元/桶，下跌0.31%。上周美国商业原油库存大幅减少，美国汽油表观需求同比降幅收窄。2月12日当周，美国商业原油库存减少725.7万桶，环比下降1.5%；美国汽油表观需求约893.5万桶/周，同比下降8.9%，环比上涨11%。 国内方面，本周汽油和柴油价格大幅上涨；2月上旬主要石化制品价格齐涨。国内成品油方面，汽油价格收于6863元/吨，上涨5.08%；柴油价格收于5736元/吨，上涨4.2%。其他石化制品方面，2月上旬，石油苯价格上涨11.7%，苯乙烯价格上涨7.1%，聚丙烯价格上涨0.1%，涤纶长丝上涨7.5%，聚氯乙烯价格上涨1.7%。
从经济学意义上讲，ESG投资者实际上是在鼓励企业尽可能把自身商业行为对环境、社会造成的外部性“内部化”，鼓励企业主动重新划定企业与市场的边界，在新的企业边界之内追求利润最大化。 ESG（即环境、社会责任及企业治理）投资近年来呈现出指数型成长态势。笔者认为，它的兴起有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ESG投资是市场自发的、对过去半个世纪全球经济发展中日益积累的“市场失效”现象的一种纠错机制。它试图在政府干预最小化的前提下，激励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以应对日益严峻的气候变化、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挑战，降低技术快速变革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伦理冲突及社会矛盾。ESG投资力图把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过程中造成的“外部性”尽可能“内部化”为企业的成本，实质上是在重新定义企业与市场的边界。 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以英美为引领，全球兴起了新一轮的全球化、市场化与自由化的浪潮。中国也在1978年开启了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开放进程，带来经济实力迅速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改善。与此同时，以信息技术为主导，人类社会迎来了信息化、数字化、自动化/智能化的新一轮技术革命与后工业化浪潮。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过去半个世纪，人类社会创造的物质财富很可能超过了之前数千年的总和，给全世界人民带来巨大的福利改善。 然而，在这一进程中，市场失灵和监管缺失也导致各类风险，矛盾不断积累。例如，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企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无视生产与商业活动的外部性，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如过度砍伐森林、占用耕地、排放温室气体或污染物等）；企业在生产经营中不断采用自动化/智能化技术，导致大量就业岗位消失、收入/贫富差距扩大；企业激励员工过度工作、过度竞争，导致员工身心健康受到损害；为抢占市场，企业开发、营销令人上瘾的产品或服务，或通过低价营销策略诱导消费者过度消费（甚至浪费）；企业过度获取、使用甚至交易客户隐私信息，或利用大数据来影响、控制客户的信息获取、价值取向、政治判断等；一些高科技企业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开发、应用一些目前在伦理、安全等方面尚存争议的技术和产品；等等。 以上行为有的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有的尚无明确的法律法规来约束或监管，有的则因为对其所造成的伤害很难识别与鉴定，令监管者望而却步。因此，在市场化导向及利润驱动下，上述企业行为没有受到法律和监管约束。但它们产生的社会危害却不容忽视。虽然这些危害短期内看似无足轻重，但如果放任自流、日积月累，相关风险和矛盾很可能变得不可逆转或无法调和，甚至有可能酿成自然或人文灾难。另一方面，如果政府强行介入，通过行政干预来管制企业行为、防范风险积累，则有可能扭曲市场运行机制，扼杀企业创新的能力和积极性。 在这一背景下，ESG投资诞生了。一批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投资者，决定使用自己手中的资本，试图通过“用脚投票”的市场机制来引导被投资企业采取自律行为。那些对环境不友好、不关心员工福利或公司治理混乱的企业，即便其财务表现优异，ESG投资者也避而远之；而那些主动保护环境、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主动改善公司治理的企业，即便因此承担额外成本或损失，ESG投资者也积极成为它们的股东，用手中的资本来支持这些企业。 从经济学意义上讲，ESG投资者实际上是在鼓励企业尽可能把自身商业行为对环境、社会造成的外部性“内部化”，鼓励企业主动重新划定企业与市场的边界，在新的企业边界之内追求利润最大化。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仅限于要求企业对ESG相关要素做强制性的信息披露，避免了“有形之手”对市场运作的直接干预，在不影响效率的前提下，促进社会公平和可持续发展。这是为什么ESG投资越发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支持和实践。 本文原发于第一财经
伟大的国家和企业都是从大危机中分娩的。真正自信的管理者并不是满口正能量的领导，而是将危机时刻牢记并将危机管理付诸于实践的领导。 从危机的形成机理和演进过程来看，泡沫本身就是危机过程的一部分。所以，危机经济学的时间，已经拉开了序幕．．．．．． 本文逻辑： 一、正确认识经济危机与危机意识 二、危机经济学的思想脉络 三、本书的目的、价值与内容安排 一、正确认识经济危机与危机意识 一场前所未有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正在引发人类经济社会史无前例的大变局。 世界似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跌宕起伏、险象环生。去全球化、大流行病、国际冲突、社会暴乱、自然灾害、金融动荡等等，一改过去的和平安稳、岁月静好，让我们每天置身于媒体的宏大叙事和灾难信息的轮番轰炸中焦虑不安。从政府到企业，从高层到普通民众，“危机意识”、“过紧日子”、“做好长期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准备”、“世界处在危机边缘”等话语，一直萦绕在我们耳边。即使是泡沫疯狂、大部分人的资产账面价值飙升的时候，隐约的不安和焦虑仍然一直萦绕在人们的心底。毕竟谁都知道，如此高水位的泡沫不可能持续，清算的一天早晚来临…… 然而，由于本轮债务周期的主体是各国央行，一个力量无比强大的“金融利维坦”，这将导致资产大泡沫更加疯狂、持续时间更长——泡沫疯狂的时间，本质上也是危机的时间。每个企业、个人和公共管理部门，都需要提升自己的危机认知和危机管理能力，以便在危机中将风险降到最小化，并把握住危机大变局带来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或者说，在绚烂的泡沫掩盖下，总量衰退的危机短期内很难发生，但由于无节制的货币大宽松对金融资本-产业资本间、资本与劳动间、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间的分配体制的极大破坏和扭曲，贫富差距、社会撕裂、政治极化的结构性危机因素却在不断的累积…… 危机是人类文明的常客，更是现代经济的常客。在工业革命之后，人类走出马尔萨斯陷阱之后，经济危机不再以人口过剩危机的形式，而是以资本过剩、泡沫破裂的金融危机形式出现。固然1929年大萧条也让资本主义世界长达数年处于饥寒交迫、流离失所、长期失业的严重困境，但与以战争、动乱、饥荒、疾病、暴乱等人道灾难为爆发形式的马尔萨斯时代的危机相比，已经文明、舒缓了很多。加上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健全，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对人类造成的创伤已经不再那么沉重。尤其是，最近几十年随着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和国家财政政策能力的提高，处置危机和从危机中恢复的能力也越来越强。比如说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虽然其烈度可以与大萧条相比，但是由于美联储的果断救助，以及全球货币当局的紧密配合，使得原本造成巨大灾难的金融危机不到两年就恢复过来。美国股市不仅迅速恢复元气，而且开启了长达十一年的历史第一长牛。这不得不让人叹为观止。 危机对人类来说，无论是国家、企业还是个体，都是不幸的、痛苦的。但是它又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对经济学来说，不应该只停留在情绪和感性层面，而是以一种理性的、科学的，当然也是充满勇气的态度去认识危机、应对危机。同样的危机，对于一些人来说是危，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就是机。回头来看那些伟大的国家，伟大的企业和伟大的人，哪个不是从危机和困难中淬炼出来的。德鲁克说，没有人能够左右变化，惟有走在变化之前。比尔．盖茨说微软离危机永远只有18个月。任正非说华为要“向死而生”，死亡是最终的结局，华为要做的是让活着的时间更长一些，再长一些。生老病死，新陈代谢；人有悲欢，月有圆缺，此事古难全。危机更是经济社会的常态，人类的经济史就是一部危机史，人类文明的进步就是应对危机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是从危机中吸取教训并不断自我成长迭代的过程。虽然黑格尔说人类最大的教训就是没有从历史的教训里吸取教训。或许人类社会有遗忘的本能，但是终归有一些深刻的东西进入到历史记忆的深处，国家和人可能的确经常一错再错，同样的错误一犯再犯，但终归是在这波折和轮回中维持着进步。 危机代表着出清，也孕育着新生。危机意味着结束，也昭示着开始。如果从积极的角度去看危机，那么就会化危为机，相反则成为苦难陷阱，永远在轮回中走不出来。人们必须首先意识到这一点，才能更好的处理问题和应对未来，这对一个国家的领导者和企业的管理者至关重要。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而拥有危机意识的人和组织，则是“未知死，焉知生”。如同任正非说的“向死而生”，时刻为华为出现危机的那一天做准备。只有时刻充满危机意识的人和组织，才能更长久更充实的活着。应对风暴的做好做法是勇敢的面对风暴，把最坏的情形想到了，恐慌和焦虑也就会慢慢转化为行动的勇气，从容的理智。而在理性的认识和应对危机过程中，国家、企业和个人，都真正收获了经验和成长。 更为重要的是，现代经济学是经济大危机的结果。在1929年大萧条以前，没有人怀疑市场自由主义，古典经济学已经通过完美的形式逻辑——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与第二定理证明了经济系统完全靠市场就可以实现最优配置。然而大萧条的发生，完全击溃了原教旨的市场自由主义，出现了“凯恩斯经济学革命”。或许可以认为，凯恩斯主义的出现标着现代经济学进入了新的阶段，以此为思想原点——或是继承，或是批判——诞生了种种延续至今的经济学学派。 二、危机经济学的思想脉络 危机经济学并不是新的提法。事实上，从马尔萨斯、马克思和凯恩斯，费雪、米塞斯和哈耶克，到熊彼特、明斯基、斯蒂格利兹和瑞．达里奥，这些经济学大师和知名投资人的工作，其实都是在研究经济危机——用经济学的思想和方法探讨危机发生的成因、机理与后果，然后从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然而这些学者，遗憾的是在西方经济学的思想谱系里，除了凯恩斯之外都无法归入主流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一直是新古典主义、市场自由主义主导的世界，他们不相信市场会发生重大危机，即使发生危机，也不需要政府的干预和救助而很快自我修复。政府的救助和干预，不仅不会消除危机，还会加重经济的扭曲和波动。所以主流经济学一直坚守来自古典经济学的两大内核：萨伊定律和自发均衡。 然而现实绝非如此。正是定期出现的经济和金融危机，开始让坚守市场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反思和醒悟，从各个角度思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存在的困境。可以说，经济学理论就是在一次次的危机中不断迭代更新的。如果说马尔萨斯的危机论发现了工业革命以前“人口增长总是超过基本生存生活资料”这一倾向造成的人口过剩危机，那么卡尔．马克思的危机论发现的则是“资本主义为逐利过度扩张与剩余价值分配体系下劳动工人购买力不足”这一倾向造成的产能过剩危机。两者不同的是，马尔萨斯的人口陷阱危机是需要通过提高生产力来实现，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过剩危机则需要通过彻底改变生产关系，即颠覆资本主义制度来改变。在这种对资本主义体制的终极批判，或革命性批判，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在整个西方经济学思想史中被视为异端。然而马克思预言的资本主义大危机，却一而再再而三的在西方世界爆发，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将走向何方？这恐怕是每一位西方经济学者都无法逃避的问题。 正是基于此，美联储前行长伯南克才说“大萧条是经济学的圣杯”。这意味着，近一百年前这场史无前例的资本主义大危机，动摇了整个西方经济学的根基——大萧条之前刚刚兴起的新古典经济学，已经为市场经济构建了完美的形而上体系，并否认市场经济的内在缺陷，而大萧条前蒸蒸日上繁华无比的柯立芝繁荣似乎也在为此提供了铁一般的事实。即使大萧条发生后，美国政府仍然坚持市场主义的无为理念，没有采取有力度的救助和复苏政策，导致经济继续恶化，直到强势政府干预的罗斯福新政启动。这一记耳光打的的确是过于响亮，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未来一百年西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主张。直到今天，美联储对次贷危机的态度，对大疫情冲击的政策反应，其实都来自大萧条形成的经典而又鲜明的历史记忆，否则在美国这种制衡体制、否决政治的国家，怎么可能如此肆无忌惮、没有底线的印钞、扩表和撒钱呢？ 所以在此时此刻，危机经济学——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危机的成因、机理、过程和后果，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有理论和现实意义。在经济周期切换、金融波动变频、政治格局调整的国内外大变局时代，放下主流经济学主张的均衡、稳态、理性、最优等形而上概念，去寻找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见解和洞见，可能比任何时候都要迫切和重要。欣慰的是，我们这些研究有足够多的学者大师给了我们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机会。所以我们对危机的经济学研究，并不局限于某个门派，而是综合各家之长，用更加靠近真实世界的通俗语言，对即将到来或已经身处其中的经济金融危机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思考。 三、本书的目的、价值与内容安排 本书起名为危机经济学，但绝非是传播末日情结的焦虑，而是告诉读者以一种经济学理性的角度，去理解作为现代经济体系的客观规律。就如同四季并不只有阳光明媚、万物复苏的春天，还有风霜坚冰、天地萧条的寒冬。当我们把陷入经济低潮的危机看做一种周期现象的时候，过度的焦虑也就被理性知识“治愈”。所以首先，本书的目的在于通过系统化的知识传播来消解人们的过度焦虑，尽可能的使人们理性而积极的应对环境的变化。如果还能再进一步，那就是提供一个具有启示意义的框架，来为危机时期的风险管理和机遇挖掘提供思路和方法。因为在这个信息爆炸的互联网自媒体社会，贩卖焦虑往往作为快餐知识产品的一种饥渴营销手段，显然这样的知识产品对正确的认知毫无作用。危机是一种客观现象，就像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道理。有智慧有勇气的组织和个体，都不会轻易浪费任何一场危机。但是不同经济体对危机的耐受力也不相同，充满韧性和弹性的经济体可以迅速在危机中修复，并能获取更强的免疫能力。个体也是一样的道理。当经济衰退、金融海啸出现，意味着经济系统的运行一定是出了大问题，危机成为问题重压下重新平衡的方式：以一种残酷的形式降低了贫富差距、消除了过剩的无效产能，是新周期来临前的“创造性破坏”。也就是以经济衰退泡沫破灭的代价，换取了一个较好的经济结构，然后换取一个新周期的起点。本书最大的价值，是带领大家以一种辩证理性的视角看待危机。这在大变局、大疫情、大动荡的今天，显得格外切题、格外具有现实意义。 虽然已经有不少学者关注并系统的研究了危机，但是依然还有很多增量工作需要做。首先，没有将前人的研究进行一个系统的归纳、比较、梳理和总结。不同学派众说纷纭，不同大师各有主张，有的从制度角度，有的从周期角度，有的从结构角度；有的认为危机不可避免，并最终走向万劫不复，要解决根本问题必须从制度层面进行革命（马克思主义）；有的则认为危机虽然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现象，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内有可以解决的技术和方法（明斯基、皮凯蒂、斯蒂格利兹）；有的却否认危机的内生性，认为市场经济已经足够完美，危机是外生冲击所引起的“天灾”，或者是政府干预不当所引起的“人祸”，与资本主义和市场自由主义制度本身没有关系（新古典与奥地利学派）．．．．．．那么这些学派对于危机的认识究竟谁是最符合真实世界的呢？本书要做出梳理，并谨慎的给出自己的观点。 其次，本书的重点并不仅仅是对危机思想史的梳理，而是以危机理论和意识为基础指导审视当下、预见未来。我们总感觉今天的世界动荡不安、危机四伏，殊不知回头看过去的时间，哪一个阶段是绝对的风平浪静岁月静好呢？只是今天的变化和动荡，超出了过去的经验和经济学既有的认知，或者是仍然是历史的重演，只不过有了新的节奏。本书的目的，是尽量站在“实用主义”的角度，为企业家、金融机构、投资者个人，提供一个理性认识经济危机的启示和知识框架，以便更好的、理性的、科学的解释现在发生的种种意想不到，以一种“创造性破坏”的理念挖掘危机中的种种机遇。当然，在危机中的大部分时候，风险管理是抓住机遇的基本前提。 本书从总体上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我们描述当下世界发生的种种“危机现象”，我们形容为全球经济政治的“断裂带”：大疫情导致的经济增长断裂带、市场大恐慌下的金融市场断裂带、去全球化下的国际贸易经济往来和产业链断裂带、大国冲突和种族文化间冲突导致的文明断裂带、金德伯尔陷阱下的全球秩序治理断裂带。全球各国在穿越断裂带的过程中肯定是充满了各种风险和意外，由此构成了危机经济学的现实基础。第二章我们聚焦于理论层面，梳理危机经济学思想史和提炼对今天可能出现的危机有启示和借鉴意义的思想和方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现代经济学就是大危机催生的结果。第三章分析第一大国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困境，尤其是次贷危机以来后危机时代的政策和政治困境。美国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体系固然理想，但仍然摆脱不了周期性危机的宿命——贫富差距和政治极化已经达到百年新高。第四章我们聚焦中国经济，分析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根本原因，所隐藏的系统性风险以及中国近半个世纪无危机增长的秘密。过去的“无危机增长”并不意味着将来一定不会发生系统性风险，但是如果我们一直怀有危机意识，提前做好准备，危机可以避免，即使不可避免，但是以一种可控的形式出清。而且可控的中小型危机并不完全是坏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新陈代谢——只有过去积累的矛盾释放了，无效和低效资产被淘汰了，新的经济业态才会出现，新旧动能转换和高质量增长才可能成为现实。第五章是对策篇，将讨论在危机发生时如何应对，这包括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的管理，过度减记资产的估值管理，不良资产和有毒资产的处置与重组等。当然，我们还要重点讨论，组织和个人在危机期间的防御性生存法则，这里面会有很多心智结构和知识更新体系的优化和布局。 本书为赵建博士专著《危机经济学通识：这次真的不一样》的前言节选部分。本书正在写作过程中，计划于今年下半年出版。
垄断影响公平和效率 如何理解垄断？生产要素是垄断形成的关键。狭义上讲，垄断是一种市场结构，指代一个行业中极少的公司占据了大部分市场供给份额（商品或服务），形成垄断。这种认识相对较浅，我们认为更应理解广义上的垄断，作为一种经济现象，与竞争相对，我们在《三轮大型反垄断浪潮均源自生产要素垄断》提出，一国在全球范围内或者某一产业、企业的快速发展，本质上是在生产要素端占据优势并得以发挥，生产要素是垄断形成的关键。 以美国为例，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凭借自然禀赋的要素优势促成了钢铁大王、石油大王等出现；信息革命启动后，凭借资本实力和科学技术的要素优势，美国通信、计算机等科技行业快速发展引领经济增长，并形成了IBM、微软、谷歌等巨头。进入21世纪后，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凭借着在数据方面的优势地位，一系列全球性、跨地域性、超空间性的互联网科技公司借助独占性优势累积了大量资本形成垄断，并通过资本优势、产业经验等进一步收购有威胁的竞争对手巩固垄断地位；拥有数据要素优势的美国也得以快速发展，近年来中国搭上了以5G、云计算、大数据等为基础的新一轮技术发展快车，数据要素优势对经济发展、产业升级等方面也带来积极影响。 结合外发的《三轮大型反垄断浪潮均源自生产要素垄断》一文可以看到，狭义上来看垄断影响市场结构，表现在垄断企业（产业）通过操纵市场价格、借助优势地位恶意收购、挤兑等一系列不公平竞争行为，会造成市场扭曲并带来社会、居民的福利损失。我们认为这只是表面，从广义上来讲，由生产要素占优形成的垄断实质会影响效率和公平，对应着经济学研究的两大基础命题——经济增长与财富分配。 有关垄断如何影响公平和效率，不同学者观点不一，哈佛学派认为垄断的存在会导致市场扭曲，会降低效率；芝加哥学派认为由“看不见的手”的市场力量决定的自然垄断可以有效促进资源配置效率，从而提升效率并促进“公平”（而非平均）。弗莱堡学派和新布兰代斯学派则认为垄断会破坏有效的市场秩序，影响效率和公平，应通过反垄断措施维护经济秩序，特别是维护相对的公平、正义，这种更注重公平的反垄断措施可能会带来效率的适当牺牲，这也与欧洲在近年来大企业相对较少密切相关。 我们认为，生产要素占优形成的垄断表面是不公平竞争，实质是影响了公平与效率，效率和公平问题实际是增长和分配问题。 效率层面，垄断限制整体蛋糕做大。一个主体或部门发挥优势生产要素作用带动经济增长，实现宏观经济层面的效率提升，但优势生产要素的逐步发展也会导致垄断势力的形成，垄断产生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原本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可能在横向、纵向形成了垄断势力，对同行业或者上下游企业形成压制，这种垄断特征会影响整体的经济效率。 公平层面，垄断影响蛋糕分割；借助要素优势地位，通过价格歧视、恶性竞争等方式，垄断部门可以在财富分配中拥有更重要的话语权，导致收入分配恶化，从而影响公平。 垄断为何影响效率？ 结合理论与实践来看，市场经济制度下，垄断对效率产生负向影响，反映在扭曲市场机制、影响资源配置效率、阻碍技术进步等方面，这种无效率也体现为有效投资不足、限制创新、侵犯消费者权益等等。 垄断扭曲市场机制。在“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下，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在价格形成过程中可以有效配置资源，但垄断的出现，一方面影响价格的形成，另一方面扭曲价格而影响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导致市场配置资源的无效率。这一特征在拥有要素优势可以形成自然垄断的钢铁、石油、铁路、汽车等领域较为显著。 行业垄断导致有效投资不足，并限制创新。一个行业由竞争性格局走向垄断格局会产生以下后果，其一是供给方的市场进入门槛会提升，导致市场进入者减少，部分供给厂商会由于处于竞争劣势退出，加剧行业垄断特征；其二是垄断企业可以持续获得垄断利润，进一步提升垄断优势并阻碍新进入者，进一步通过投资、创新等方式扩大业务规模的积极性降低。这两种后果将导致整体行业的有效投资不足，科技创新受到限制，从而不利于整体行业的增长和效率提升。部分依靠特许经营权实现垄断优势的企业表现较为显著，如能源、航空、烟草等领域。 侵犯消费者权益，降低整体经济效率。经济学领域，垄断扭曲资源配置导致整体社会的福利损失，带来了经济的无效率（非帕累托最优），垄断价格也导致消费者剩余的减少，侵犯消费者权益。 垄断为何影响公平？ 垄断对公平也会产生影响，主要反映在公平竞争和公平分配两个方面。一方面，竞争与垄断是对应概念，从理论和实践经验来看，企业借助垄断地位可以影响公平竞争环境，导致整体的效率损失和自身效率的提升。其次，在垄断地位之下，企业可以影响财富分配，导致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由于社会制度、政治体制、经济文化等某方面的区别，不同经济体在反垄断促进公平时，也会有相对不同的侧重点。 垄断影响竞争公平。理论上讲，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自私自利”有内生的垄断倾向，并借助垄断优势获取超额利润，不论何种形式的垄断，均会对市场的竞争性产生冲击，影响竞争公平。 实践中，伴随着发达经济体的市场经济发展，这样的案例频繁出现。我们在《三轮大型反垄断浪潮均源自生产要素垄断》提出，资源、技术、数据等要素帮助不同的美国企业在不同阶段建立了垄断优势，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电力、汽车、石油等工业快速发展形成标准石油、美国钢铁等垄断企业，通过价格操控、政商勾结获取特权、挤兑对手恶意竞争等方式进一步巩固垄断地位，影响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二战后进入信息革命时代，科技巨头通过技术垄断等方式限制其他市场参与者的公平竞争，如AT&；T公司在奠定了长话市场的垄断地位后利用技术资金上的优势，采用交叉补贴的方式，用长话市场上的收入补贴市话市场上的亏损，以极低的资费在市场上竞争，迫使其他企业逐步退出了市场。 当前我们正处于新一轮技术革命之中，数据要素垄断对竞争公平也有显著影响，如2019年两家软件开发商起诉苹果强迫必须通过APP Store进行下载，并抽成30%；亚马逊利用创业公司获得的信息作为情报、通过有选择地有限设置产品清单强迫商家使用其服务。国内也是如此，互联网平台公司严格要求二选一、平台运营者要求平台使用者只能在本平台提供内容服务等均是借助垄断地位影响竞争公平的案例。 此外，垄断影响分配公平。理论上讲，经济增长决定财富分配，财富分配是经济增长的净结果，从宏观的生产要素角度来看，科学技术、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不断提升导致了财富分配更多的流向资本、科技密集型的部门，借助资本、科技力量形成的垄断企业不在少数，在房地产、互联网、通信、石油、钢铁、烟草等领域较为突出，同时部分企业借助牌照优势或者特许经营权等方式也获得了垄断优势。上述这些垄断优势帮助企业获得超额利润，可在财富分配中获得更大比例，长期垄断带来超额利润的持续累积会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影响分配公平。 实践中，垄断影响分配公平的案例不胜枚举。譬如，垄断企业往往采用差异性的价格体系，通过“价格歧视”掠取更多的“消费者剩余”，如网约车平台对新老乘客制定差异化的价格标准以获得更多利润；部分因特许经营权的垄断企业通过制定更高的垄断价格来实现更高的收入和利润，在能源、数据、航空等领域，国内外均有诸多案例。 反垄断更多是注重公平 如前文论述，垄断会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导致效率损失并影响公平，各国政府会针对性地实施反垄断措施，我们在《三轮大型反垄断浪潮均源自生产要素垄断》提出，19世纪至今先后形成了三轮反垄断浪潮： 第一轮反垄断针对资源优势形成垄断的巨头，始于19世纪末，伴随一战开始暂告段落，本轮反垄断源于巨头肆意并购、垄断价格以及压榨劳工引发的社会矛盾，最终以多个巨头的拆分为尾声（典型案例如标准石油公司拆分）。 第二轮反垄断针对拥有技术优势的科技巨头，始于二战后，于80年代迎来高潮，伴随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到来告一段落。以信息革命下逐步产生的科技巨头为对象，分为三个子阶段。第一轮AT&；T遭遇审查，在反垄断压力下开放晶体管技术，随后遭遇拆分。第二轮是IBM受益于晶体管技术开放崛起，遭遇反垄断审查后开放PC技术标准。第三轮是微软、英特尔受益于PC技术标准开放崛起，遭遇反垄断审查后开放兼容性垄断，推动了谷歌等互联网巨头崛起。 当前我们正处于第三轮反垄断浪潮中，主要针对拥有数据要素优势的数字经济巨头。近两年，谷歌、Facebook、亚马逊等数字经济新型巨头的崛起引发的价格垄断、恶意收购以及数据隐私滥用等问题引发关注并在全球范围内先后遭遇反垄断调查，国内数据平台的反垄断问题也成为近期关注的焦点。 从三次反垄断浪潮的历史经验来看，反垄断案例更注重公平，在是否带来了效率提升方面存在争议。 美国反垄断注重公平而非效率。 一战前，美国已经形成了大量的垄断力量，石油、钢铁、电气等领域的巨头通过不正当竞争手段获得大量垄断利润，积累了巨额的社会财富，已有“富可敌国”的特征。19世纪末美国开启了首轮反垄断之路，颁布全国性的《谢尔曼反垄断法》，限制自然垄断性行业，1908年上任的老罗斯福积极推动反垄断的实践，在一系列反垄断措施的作用下，美国标准石油、美国钢铁集团、烟草公司等巨头被分拆为多个小企业，改善了行业的竞争格局，促进了市场的公平竞争，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社会财富分配的巨大不均。但在效率层面，反垄断产生的影响是差异化的，一方面市场竞争格局的改善有利于整体行业的发展，有助于提升整体行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但巨头分拆也产生了规模经济效果下降、内部成本外部化等影响，这些会带来经济效率的下降。 美国第二轮、第三轮反垄断浪潮也有相似的特征，更加注重公平。譬如，二战后，美国对AT&；T进行反垄断审查，要求强制专利开放，旨在重塑行业生态，促进半导体等通信行业的整体发展；20世纪70至80年代，受美国司法部反垄断措施的影响，IBM先后放弃软件和服务的捆绑式销售，并公开其PC的技术标准，此举促进了行业的公平竞争，带来了行业的全面发展，此后在IBM上下游的微软和英特尔迅速崛起，分别称为操作系统和芯片领域的领导者；除此之外，同样作为个人电脑厂商的戴尔、联想等厂商也开始崛起，为千禧年前美国出现的互联网景气也奠定了基础。 当前，我们所处的第三轮反垄断浪潮中，数据平台公司是反垄断的重点之一，美国近年来加强了对Facebook、亚马逊等数据经济企业进行大数据方面的监管，旨在促进公平竞争，限制Facebook以非法掠夺性手段收购竞争对手，并通过对亚马逊公司的反垄断审查建议，亚马逊按业务条线拆分成3个互相独立并且接受监管的公司，避免亚马逊的垄断和支配地位对电子商务和云计算服务的影响。 效率层面，美国这两轮反垄断产生的效果也是差异化的，第二轮反垄断带来了半导体、通信等行业的多点开花，促进了一系列互联网巨头公司的发展；但当下对于数据平台公司的反垄断审查更多是基于公平的考虑，而非效率，反垄断措施可能会影响Facebook和亚马逊在其行业的领先性地位。 相比美国，欧盟更注重反垄断层面的公平属性。欧盟的反垄断法被称为欧盟竞争法体系，其价值目标是追求经济平等和竞争自由，深受德国法和法国法影响，弗莱堡学派思想对欧盟反垄断法有重要影响，该学派强调反垄断是维护整体经济秩序的重要基石，相比效率更强调竞争的公平性，特别是体现在对中小企业权利的保护之上，这也导致欧洲成长起来的大企业相对较少，更多是使用反垄断法对美国企业开刀。 我国反垄断法也更为关注公平，平台经济指南也有体现。2007年8月30日我国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并于2008年8月1日起施行。《反垄断法》在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集中、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等方面予以明确的认定和判断，主要目的在于保护公平竞争，形成和谐有序的竞争环境，从而达到鼓励创新发展、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2021年2月7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网站发布《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针对平台经济这一市场焦点领域予以要求，《指南》在《反垄断法》的框架下对平台经济可能出现的垄断特质进行了一定的界定，从《指南》的具体条文来看，更加注重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一方面是对于已经出现垄断特征的领域，采取必要措施加以限制，另一方面是通过对垄断特征的界定，约束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垄断化行为。 反垄断有助于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相互帮助最终达到丰衣足食的生活水平，也就是消除两极分化和实现贫穷基础上的普遍富裕。改革开放后，我国在追求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并不是搞平均主义，不是同时、同步、同等富裕，而是考虑我国经济底子薄弱的特点，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逐步带动其他群体富起来。这其中，借助改革开放带来的机遇，一部分群体在市场机制下，通过占据较多的生产资料、发挥生产要素优势创造了较大的经济效应，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并实现了富裕。同时，我国实施了一系列弥合发展不充分不均衡的国家战略，让先发优势部门带动薄弱部门协同发展，让先富区域带动薄弱区域，配合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区域政策等发挥作用，从而带动我国全面发展，促进共同富裕。 反垄断有助于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我国重要战略，十九届五中全会在2035年远期目标中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我们认为，经济增长决定财富分配，先富起来的经济部门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在创造巨大经济利益的背后，垄断特征也在产生，有特许经营权带来的垄断，有借助先发优势占据大部分市场份额的垄断部门，也有占据资源形成自然垄断部门，这些垄断部门对共同富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从当下时点来看，我们认为反垄断对促进共同富裕有重要意义，促进更公平有效的市场竞争机制，改善行业竞争格局，有助于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再投资，释放经济活力，也有助于建立良好的激励机制，引导企业良性发展，形成不同经济部门的良性循环，改善我国发展不充分和不平衡的问题，从而推动共同富裕。 国有企业可反垄断豁免，但也要有监督和价格调整机制 国有企业的特殊地位赋予国有企业被豁免的权利。在反垄断法和各国反垄断实践中，私有企业的豁免往往受到严格的限制，相较而言，反垄断法对待国有企业的立场却更为宽松，这是由于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不同立场所决定的，国有企业要承担诸多具有公共属性的职能，因此为保证国有企业所具有的必要特殊任务的实现，如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在符合特定条件的情况下，反垄断法则可以针对个别国有企业或国有企业的特定行为给予豁免。 我国《反垄断法》中的两个条款给国有企业反垄断留有一定的豁免空间。一是《反垄断法》第十二条第一款关于“经营者”的界定隐含了对某些国有企业的豁免，该条法律规定经营者为“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或者提供服务的自然人、法人和组织”，我国某些特殊的国有企业或因未参加市场经济活动而不属于经营者，因此就被排除在反垄断法的适用范围外；二是第七条规定“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国家对其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活动予以保护”，也明确地表达了对特定行业国有企业某些垄断行为的豁免。 国有企业可反垄断豁免，但也要有监督和价格调整机制。在实际反垄断实践中，国内外均有对国有企业实行反垄断豁免的案例。以美国为例，2004年当美国邮政局（USPS）决定终止与邮袋供应商弗拉明戈工业公司的合同时，弗拉明戈在美国地方法院提起诉讼，声称美国邮政局通过其行为试图压制竞争，并在邮袋生产中形成垄断，这违反了联邦反垄断法。但最高法院裁定USPS不承担反垄断责任，法院认为，无论在形式上还是职能上，美国邮政局都不是独立于美国的反垄断机构，而是政府的一部分，因此不受反垄断法的控制。 以我国为例，我国对国有企业的某些垄断行为确实实施了豁免，但为防止再次发生，也在价格机制和监督行为方面提出了要求，如在2011-2014年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行情600050,诊股)一案中，两家国有企业因为存在不公平交易与价格歧视被实名举报涉及反垄断，发改委随即介入调查。发改委公布调查消息后，两家公司提出了中止调查申请，并分别于2012年和2013年提交了整改报告，因整改情况较好，价格歧视行为得以纠正，反垄断的执法机构接受了中止调查申请，对两家公司实施了豁免。 风险提示 各国反垄断力度不及预期导致产业结构固化
深圳主板和中小板合并是大势所趋，早在20年10月28日，我就写过一篇短文《深圳主板中小板合并推进注册制改革吸引大盘科技股IPO》，证监会在2月5日举行的发布会上宣布，批准深交所主板和中小板合并。证监会市场部副主任皮六一介绍，合并后将按照“两个统一、四个不变”进行安排，即统一业务规则、统一运行监管模式，保持发行上市条件不变、投资者门槛不变、交易机制不变、证券代码及简称不变。 中小板和主板合并对投资者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从估值看，中小板整体估值略高于主板，主要是上市公司行业特性决定，从交易规则和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看，更不会有任何的影响，深交所最新数据显示，深交所主板和中小板合计上市公司1468家，占A股上市公司总数的35%，总市值23.39万亿元，占全市场的29%。深圳主板市场以传统的地产家用电器为主，中小板则是以电子、生物制药、电子计算机和通信设备等新技术为主，但是缺少芯片半导体的最新的科技企业。 缘何需要合并中小板和深圳主板，在于中小板主要承接中盘股为主，新股主要集中于中盘股发行，缺少大盘股发行，而深圳主板市场在2000年初就暂停了新股发行，失去了融资功能，作为深圳主板市场竟然没有新股发行长达20余年，这是不正常，户枢不蠹是永恒不变的真理，资本市场也是如此，深圳主板失去新股补充，也就失去了新科技新技术上市公司，跟不上时代步伐，股市也就缺少了活力。中小板和主板合并以后，就可以恢复新股上市，本身中小板定位于中盘股上市，合并以后，就可以打破新股总股本方面的一些制约，新的主板市场既可以承接中小盘科技股上市，也可以承接大型科技股上市，同时也可以接纳大盘传统行业公司上市，增加了市场的包容性，这有利于快速壮大深交所主板市场，与上交所更好的并驾齐驱，位于同一个赛道均衡发展。 虽然中小板和主板合并并不意味着全市场注册制马上实施，但是全市场注册改革是不可阻挡的趋势，一旦实施注册制，合并以后就可以减少一个板一个板的推进，一次性就可以完成全市场注册制改革，加快注册制推进 脚步。暂时无法确定中小板主板合并以后的定位，但是很有可能与创业板错开发展，创业板着重吸纳创新型上市公司并引领科技创新领域的发展，主板市场则增加市场的包容性，推动传统产业科技升级和传统大盘股上市，增加深圳资本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前一阵子金龙鱼(行情300999,诊股)在创业板上市，就有声音对创业板定位出现质疑，合并中小板主板以后，类似于金龙鱼这样的公司在深圳主板上市，也就顺理成章。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深圳主板和中小板合并会不会带来扩容的增加，目前IPO 维持极高的节奏和较大的融资规模，投资者也颇有质疑的声音，市场尽管指数较为强势，可这是机构抱团疯狂炒作权重抱团股所致，沪深两市有大量个股不断创新低，很多投资者已经损失惨重，牛头熊成为新名词， 有关方面指出：“合并后主板仍然实行核准制，没有降低上市门槛，也没有新增上市通道，不会直接导致市场短期内加速扩容。证监会将会同沪深交易所釆取多项措施，维护市场稳定运行。”，但是主板中小板合并以后，新股节奏降低是不太可能的，对于市场的影响既没有正面因素，也没有太多的负面因素，属于中性因素。 中小板合并主板，是为注册制改革铺垫，也是为了深交所增加IPO 包容性，方便统一监管，没有必要过度的解读，以平常心看待为好。
我们近期发布报告《建议先放开三胎：中国人口报告2020》，全网5.7亿阅读。2020年10月的2万人生育调查结果显示，60%的人支持放开三孩，24%反对，16%中立。一些网友反对放开的理由在于养不起，但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 “十四五”规划《建议》中，“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的提法淡出，“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是最新提法。未来我国生育政策面临重大变化。 “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高人口素质。” 2021年1月20日全国人大要求各地清理各地不合时宜计生法规，停止执行过严处罚处分。这可理解为对放开生育的默许，从默许到明示，未来或已不远。 2月18日，国家卫健委《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9839号建议的答复》称，代表在建议中提出“建议国家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限制”对我委工作很有参考价值。 “您在建议中提出‘建议国家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限制’对我委工作很有参考价值。我委认为，东北地区可以立足本地实际进行探索，组织专家进行研究，深入研判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对当地经济增长、社会和谐稳定、资源环境战略、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影响；做好政策调整后人口变动测算；研究实施全面放开生育政策需要配套出台的文件；评估政策变动的社会风险等等。在此基础上，提出东北地区实施全面生育政策的试点方案。” 当前中国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出生人口趋势性下滑，老龄化加速到来，人口峰值临近，人口危机渐行渐近。我们先后发布《渐行渐近的人口危机——中国生育报告》《老龄化少子化加快——中国人口报告》等，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2018年3月、2019年1月、2019年12月、2020年10月我们四次在微信公众号、今日头条、微博发起调查，共20.5万人参与生育意愿投票。但调查结果不容乐观，在假设未来全面放开生育背景下，意愿总和生育率在1.30-1.75之间，大致相当于1.0-1.4的实际生育水平。 70后因为错过最佳生育年龄想生不能生，80后90后作为生育主力，面临着赡养4位老人的压力，在生育问题上因经济成本（教育、医疗等）、时间精力成本等想生不敢生。 近年要不要全面放开生育引发人口大讨论，“十四五”时期生育政策调整事关重大，也关系每个家庭。由于中国人口三大流传甚广的错误认识，生育政策已被人为延误太久，不可继续拖延，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我们建议，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尽快让生育权回归家庭，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实现生得起、养得起。 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 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并对隔代照料实行经济鼓励。 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 四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 五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降低抚养直接成本。 考虑到短期内社会各界对人口问题的认识仍存较大争议，建议在“十四五”时期从尽快放开三孩开始逐步推进并观察效果，这也符合中国渐进式改革、增量式改革的传统智慧。但必须强调的是，如果能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就应果断执行、不再拖延。 1、出生人口大幅下滑，人口危机渐行渐近 2020年出生人口或大幅下滑超200万，持续创1949年以来新低。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实行后，当年出生人口攀升至1786万，2017、2018年分别降至1723万、1523万，2019年再下降58万至1465万，全面二孩政策效应持续消退。除1960-1961年受自然灾害影响导致出生人口分别为1381万、1187万外，2018、2019年出生人口持续创1949年以来新低。2020年出生人口数据数据待2021年4月第七次人口普查公报公布，但公安部数据显示2020年新生儿登记数仅1003.5万，较2019年大幅下降约15%。2019年公安部新生儿登记数为当年统计局出生人口的80.5%，按此比例反推2020年出生人口或较2019年下降超200万。 随着主力育龄妇女规模持续下滑、生育堆积效应彻底消退以及城市化推进、受教育程度提高等，预计2028年出生人口将进一步降至不到1100万。1987-1992年出生人口从峰值2529万大幅降至1875万，导致20-35岁主力育龄妇女2013年达到高点1.73亿后迅速下降。主力育龄妇女规模持续缩减是出生人口持续下滑的重要原因，出生人口1992年后下降趋缓，带动主力育龄妇女和出生人口也将在2028年前后下降趋缓。未来十年左右主力育龄妇女规模将减少约30%、25-30岁最佳生育年龄妇女将减少超过40%，加上晚婚晚育、不孕不育、单身丁克等情况，预计到2028年出生人口或降至不到1100万，2029-2036年有所企稳，2037年后再持续下滑至2050年的约800多万。 从全球看，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速度前所未有，2019年仅为1.5左右，全面二孩效应彻底消失后还将进一步下滑。总和生育率指每个妇女一生平均生育子女数，但官方数据一度存在对低龄人口的漏登导致低估总和生育率，我们基于教育部门的小学生入学数据和漏报率修正了近年总和生育率。中国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2019年的1.5左右。当前二孩出生占比仍高于一孩，这意味着随着全面二孩政策效应彻底消退，总和生育率还将进一步下降。而根据联合国估计，当前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6，不仅远低于2.5的全球平均水平，还接近1.7的发达国家水平；1950-2015年美国总和生育率从3.3降至1.9，日本从3.0降至1.4，印度从5.9降至2.4，均远小于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6到1.6的降幅。 人口负增长临近，远期中国人口总量将急剧萎缩，2015-2100年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将从19%降至7%。联合国对中国人口规模有9个预测方案，其中无变动方案和固定生育率方案对未来总和生育率假设均为1.60，分别将于2023、2026年达到14.2亿、14.3亿人的峰值。根据我们预测，按照总和生育率1.4左右的发展趋势，中国人口将在2022年前后见顶，见顶之后前25-30年内人口萎缩速度较慢，但随着高生育率时期的出生人口进入生命终点后，萎缩速度将明显变快。2050年中国人口将较2024年减少仅9%，2075年中国人口将较2050年减少22%，2100年中国人口将较2075年减少25%，即降至约7.5亿。1950年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为22%，2015年小幅降至约19%，2100年将大幅降至约7%。随着人口总量萎缩，中国的大市场优势将逐渐丧失，综合国力也将受到影响。 人口老龄化加快，养老负担日益加重，2019-2050年中国老人比重将从12%快速升至近30%。老龄化是全球普遍现象，但中国由于计划生育老龄化速度前所未有。1970-2015年中国人口年龄中位数从19.3岁快速升至37.0岁，预计2050年将达50岁。从国际看，2015年美国、欧洲、日本、印度人口年龄中位数分别为37.6、41.6、46.3、26.7岁，到2050年将分别为42.0、46.6、53.2、37.5岁。从65岁老年人口占总人口超过7%的老龄化过渡到超14%的深度老龄化，法国用了126年、英国46年、德国40年、日本24年（1970-1994年）；从深度老龄化到老年人口占比超过20%的超级老龄化，德国用了36年（1972-2008年），日本用了11年（1995-2006年）。中国2001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进入老龄化社会，2019年占比达12.6%，预计中国将用约21年、即于2022年前后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再11年后即2033年前后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2050年达29.5%、2060年达35.2%，老龄化速度前所未有。而且，由于人口基数大，老年人口规模也是前所未有。2018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已达近1.7亿，预计2050将近3.8亿，届时每3.4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65岁以上的老人。2019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首次将应对老龄化提升为中长期国家战略。 2、调查结果：鼓励二孩和全面放开下生育意愿仍不乐观，不生孩子比例超预期 从调查结果看，即使鼓励二孩乃至全面放开生育，生育意愿也不容乐观。2018年3月、2019年1月、2019年12月、2020年10月我们曾先后发起四次生育意愿调查，样本总计达20.5万，但分别只有33.9%、37.1%、30.5%、33.5%的人愿意生育二孩，只有23.0%、22.6%、11.3%、14.5%的人愿意生育3个及以上孩子。更需注意的是，四次调查中有约15%-30%的人选择一个不生，其中包括部分人的真实选择，但应该也反映了不少年轻人对生育压力和生育成本的恐惧。总的来说，即使在完全放开生育下，简单基于四次调查计算的意愿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73、1.75、1.30、1.44，生育意愿非常不容乐观。根据2020年10月调查，有60%的人支持放开三孩，16%的人中立，24%的人反对。 从现实看，不生孩子的情况主要包括单身主义、不孕不育、同性恋、丁克家庭等。在婚姻方面，2013-2019年中国结婚对数从1346.9万对持续降至927.3万对、降幅31.2%，离婚对数从350.0万对升至470.1万对、增幅34.3%，离结比（离婚对数/结婚对数）从26.0%升至50.7%。“婚都不结了，怎么生孩子”。在生育障碍方面，当前中国已婚夫妇不孕不育发生率高达12.5%-15%，规模约4000万-5000万，大部分在于后天原因，比如环境污染、过度熬夜、工作压力、不良习惯等；虽然不孕不育可通过药物治疗、试管婴儿、人工授精等得到部分解决，但随着晚婚形成的高龄不孕不育仍难以治疗。选择丁克的家庭占比也较大，上海市妇联200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丁克家庭已经占到上海家庭总数的12.4%；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性别文化研究中心2003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丁克家庭在深圳市户籍家庭中占比约为10%左右，且呈趋势上升。 3、70后想生不能生，80后90后想生不敢生 女性的生育期一般在15-49岁，最佳生育年龄一般在23-30岁，最好不超过35岁。70后已具备一定物质基础，生育二孩意愿强烈，但女性、男性均已错过最佳生育年龄，成功妊娠并生育的可能性较小。80后90后作为当生育主力，面临赡养4个老人的压力，在生育问题上因经济成本（教育、房价、医疗等）、时间精力成本等想生不敢生。 从现实看，教育、时间精力、住房是限制生育的三大因素。根据我们在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平台的3.3万人调查，教育是影响生育行为的第一大因素，有71.6%的人选择。教育的问题一方面是费用高，比如公立幼儿园供给严重不足，家庭被迫选择费用较高的私立幼儿园。根据教育部数据，由于公立幼儿园数量大幅缩减，1997-2018年中国公立幼儿园在读人数比例从95%降至43%。另一方面是费心，比如孩子上学放学时间造成的接送问题、辅导功课问题，部分学校把“家庭作业变成家长作业”等。 第二大因素是时间精力问题，有66.7%的人选择，包括没人带孩子、担心影响工作等。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1990-2018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15岁及以上）从73.2%降至61.3%，下降11.9个百分点，虽在全球仍然处于较高水平，但与男性女劳动参与率的差距从11.6个百分点扩大到14.6个百分点，一定程度上表明职场性别歧视加大，使得女性越来越不愿生育。 第三大因素是住房，有66.4%的人选择。随着居民债务压力快速上升，2004-2019年居民债务收入比（居民债务余额/可支配收入）从约30%增至102.4%。此外，还有53.1%的人选择医疗费用高，37.6%有选择养老负担重。 综合权衡下，生二孩让不少80后90后家庭望而却步。从政府的角度，进一步提升相关民生开支比重可以降低家庭生育成本。不可否认，近十年来中国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支出比重明显上升，合计占比从2007年的29.2%增至2019年的33.9%，其中2019年教育、医疗、社保支出占全国公共财政支出比重分别为14.6%、7.0%、12.3%。但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尽管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存在差异，相关民生支出比重提升空间依然较大。以美国为例，2018年美国政府在教育、医疗和收入保障方面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14.6%、23.8%、22.8%，合计61.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政府也需要从增长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更加注重民生。 3、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建议先放开三孩 近年关于要不要全面放开生育的中国第三轮人口大论战十分激烈，有的建议谨慎调整生育政策，有的建议尽快全面放开甚至鼓励生育，生育政策调整事关国运。2019年11月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优化生育政策，提高人口质量”，较之前的“完善生育政策”有所改进，但仍限于“全面二孩”政策框架。我们建议，让生育权回归家庭，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考虑到当前各界对是否全面放开生育并鼓励生育争议较大，建议在“十四五”时期可从尽快放开三孩开始逐步推进并观察效果。之前实行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生育效果均不及预期，并大幅低于反对放开生育派的预测数据。因此，可以确定无疑的是，放开三孩必然效果甚微。但这样建议的考虑有两个：一是进一步解除保守派对人口暴增的担心，让全面放开生育尽快落地，从而让生育权尽快彻底回归家庭；二是让保守派更清楚认识到当前严峻人口形势，从而为鼓励生育、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做下铺垫。这也符合中国渐进式改革、增量式改革的传统智慧。一些人担心农村地区出生人口会大幅反弹，但根据全国1‰人口变动抽样调查，2018年全国城市、镇、乡村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31、1.54、1.69，这意味着对农村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 1）摒弃人口是负担观念，更加以人为本，加快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人口是一个国家国力的重要支撑和标志。人是发展的基本要素和动力，一切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是为了人。 2）立即全面放开生育，让生育权重新回到家庭。“立即”是因为人口形势紧迫，当前正处于第三波婴儿潮中后期出生人口的生育窗口期。全面放开，原本不想生的人还是不会生，但一些想生三孩的人能生，不用担心部分人群、部分地区会大幅多生导致出生人口激增。 3）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并对隔代照料实行经济鼓励。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四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五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保持房价长期稳定，降低抚养直接成本。
最近，深圳住建局连发3条公告，宣布建立二手住房成交参考价格发布机制，并首次发布深圳3595个住宅小区的二手住房成交参考价格。目的就是引导银行，以后全都根据指导价进行贷款。也就是说，不管你成交价怎么样，贷款是固定的。 那么这个指导价跟成交价什么关系呢？很显然指导价要低的多，甚至只有一半到三分之二，比如有的网红盘，二手房的价格已经到了18万一平米，但是给出的指导价只有13万，这样的现象比比皆是，几乎指导价都要少很大一块。那么这个指导价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根据楼盘当年的销售备案价，然后每年给一个5%的涨幅推算，好比一个楼盘是2015年，当年卖的5万一平米，现在5年了，每年涨5%，现在人家就默认为6万4，不管你真实价格到底多少。也就是说，这次就相当于一次大规模的二手房限价，之前新房限价让他跟二手房形成了明显的价差，于是很多人疯狂在里面套利，现在深圳的做法是，我连二手房也限制，从而消除这个价差。打击这种套利投资。 深圳住建局还约谈了各大中介，让他们不得发布高于成交价的楼盘报价，现在深圳二手房市场可谓是一片混乱，很多房源失去了价格。估计正在调整，中介也正在与业主协商。 有人问这种行政管控有效吗？还有人调侃说，深圳的指导价卖二手房，这就跟1499的指导价卖茅台一个样。最后也肯定是没卵用的。其实这还真不一样，茅台是不涉及贷款的，所以你很难限制住，但是二手房是涉及贷款的。所以这就有了抓手，下一步各家银行肯定会跟进政策的要求，按照指导价发放贷款。那么这样就相当于一次金融政策上的急刹车，将大幅度的降杠杆。 规避指导价的方式，只能是阴阳合同，正式提交一份，私底下再签一份，补差价。比如1000万的房子，首付原来300-400万，贷款六七百万，但现在指导价才只能给到700万，房东还得按照1000万来卖，你贷款顶多批到四五百万，那么对于购房人来说，相当于首付要提高到500-600万，很多人可能一下就力不从心了。而深圳现在投资炒房的氛围很浓，老齐认识很多人，身上都有一个月大几万甚至是十几万的房贷，还有的培训机构，教大家如何炒房，让大家尽可能的多贷款，用贷款还贷款，比如明明贷款500万就够用了，但故意做高合同，贷款700万出来，把那多出的200万放在手上，用于每年还贷款，只要够还4-5年的就行了，之后把房子一卖就发大财了，他们还给这个方法起了个名字，叫做以贷养贷，在老齐看来这就叫不作不死。一旦4-5年后房价不涨，或者涨幅没超过房贷利息，那么你就死定了。现如今，深圳住建局的做法，就是要干这个事，主动扎破这些以贷养贷的投资人的财务泡沫，让你的二手房涨不起来，很多人估计就只能去跳楼了。 现在，还有人在心存侥幸，说银行不一定按照深圳住建局的指导价执行，这个就有点想多了，人家使出了吃奶的劲，公布了3595个小区的指导价，目的就是赚稿费吗？他肯定是早就跟银行打好招呼了，以后贷款就按照我说的价格来。而且这个指导价，也是未来收房产税的依据。所以你想想吧，按照这个指导价，要是每年交0.5-1%，你是否承受的起。 有人批评深圳的做法，不顾市场化脸面，是市场经济的倒车，老齐并不这么认为，现在炒房的现象早已经超出了市场化的范畴，那么就必须给予整治，否则伤害的永远是刚需，甚至是整个金融系统安全，市场化有时候也有失灵的时候，比如刚解放之后的上海，投机商人囤积居奇，造成物价飞涨，当时也必须用雷霆手段，全国调运物资打击投机，否则市场将一片混乱，所以必要的指导是非常有必要的。当房子已经不再是一种消费品，而变成投资品的时候，那么盖多少，其实都是不够用的。这时候金融上必须要给个态度，那就是降杠杆，甚至直接撤凳子。 那么这次深圳的调整，会有什么影响呢？ 首先，银行肯定会跟进降杠杆，炒房的会遭遇重大打击，有些炒房客的资金链可能会断流，法拍房数量将大幅上升。 其次，一开始房东会死扛，但半年以后，很多就会明显松动。甚至被迫降价。但成交量会大幅降低，有不少人因为贷款减少，而失去了购房能力。 第三，主要影响的是中低端的房子，会误伤初次改善需求，换房链条被中断，你卖了500万的房子，换不了800万的，那你自然也就不卖了。所以整个换房循环就不转了。 第四，对于高端豪宅楼盘，影响不大。有钱人买房全款居多，不涉及银行贷款的话，指导价完全可以通过阴阳合同绕开。所以未来楼市可能会有分化。豪宅这块政策应该也懒得管。但是刚需，改善价格会被死死的按住。 第五，看看疗效，如果疗效好，北上广甚至全国很可能推广。这次房住不炒绝不只是摆摆样子，我们已经看到了政策在不断加码，甚至后面肯定还有后手。所以还要在房子上进行投资的朋友，早点觉悟。未来即使前20的城市房价还能上涨，每年顶多涨5%，超过这个数字，就会遭遇一顿胖揍。早晚会因为用力过猛，而把它锤下来。 第六，指导价都出来了，房产税也就真心不远了。以后这个指导价肯定就是征税的依据。现在你拼尽老命抢回来的房子，未来都是一张一张的缴税单。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