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而不能倒”到底是现代企业的免死牌,还是监管念动的紧箍咒?一直以来都是一道市场难解的谜题。12月8日,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2020年新加坡金融科技节上发表演讲时明确指出,要关注新型“大而不能倒”风险。这一提法引起了市场广泛的关注与热议。 何谓新型的“大而不能倒”? “大而不能倒”是由美国国会议员斯图尔特麦金尼在1984年提出的一个概念,指当一家规模巨大的公司与整个市场关联性太高,在产业和系统中具有重要地位时,公司的倒闭将会引起社会巨大的波动,因此会捆绑整个社会和政府来对这些公司救助,避免产生巨大的损失。 传统意义上,监管对“大而不能倒”的关注聚焦于金融体系。金融在经济社会中的“血脉”地位极其风险的特殊性,使得“大而不倒”在金融领域一度引人注目。当一家金融机构的规模大到其规模及其组织的复杂性、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关联度足以对整体金融体系产生明显影响的时候,它就赢得了“大而不能倒”的“名声”。 自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金融业“大而不倒”问题开始受到普遍重视。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于2011年圈定了28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我国也于2018年发布了《关于完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并于前不久出台了《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办法》,表明监管部门对“大而不能倒”的高度关注。 而郭树清所指的新型“大而不能倒”风险,其主体是指大型科技公司。显然,这里所说的大型科技公司并非泛指,而是特指即拥有用户和技术优势、包含有金融元素的金融科技领域的头部企业,即BigTech。按照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对大型科技公司(BigTech)进行定义,所谓BigTech是指拥有数字技术优势的全球性大型技术公司,它们通常直接面向C端用户提供搜索引擎、电子商务或数据存储和处理等IT平台,并为其他公司提供基础设施服务。 所谓新型的“大而不能倒”,就是指随着“随着BigTech业务的扩大和交叉以及竞争态势的改变,一些新的问题和风险开始出现并不断积聚”,部分BigTech借助其强大的技术,形成业务壁垒并逐步强化为市场垄断,涉及广大公众利益;而其自身信息系统的可控性和稳定性存在隐患也可能诱发系统性风险。这类大型科技公司一旦出现经营可持续性风险,不管政府救助或者不救助都会造成极坏的影响。 因此,如何遏制BigTech依仗其“大而不能倒”的市场地位,滥用垄断权力破坏市场竞争公平性的行为,如何防止BigTech盲目、任性加杠杆,将高杠杆风险向市场转嫁,造成系统性风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从我国实际出发,要防范BigTech“大而不能倒”的风险,需要先回答三个问题: 其一:金融科技公司该不该纳入监管? 依照FSB(金融稳定理事会)的定义,金融科技主要是指由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前沿技术带动的金融创新,它能创造新的业务模式、应用、流程或产品,从而对金融市场、金融机构或金融服务的提供方式产生重大的影响。金融科技公司的金融属性在BigTech身上体现的更加明显。 目前,金融科技领域可谓鱼龙混杂,任何一家公司似乎都可以挂上金融科技的名号,把金融科技视为法外之地。一些科技金融巨头堂而皇之涉足金融业务,打着数字科技创新的旗帜,肆意采集客户数据,并据此进行数据打包、解构、画像,形成所谓的数字风控。其背后存在的监管套利,以及风险外溢性,已危及到整体金融体系的有序与安全性。一些公司过度营销贷款、诱导过度消费、强制性催收贷款,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尤其是一些大型科技公司,依托互联网形成功能强大的平台,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其风险既有来自金融科技业务本身内生的风险,也来自客户不审慎的风险及来自第三方平台的风险,以及政策风险与合规性风险。特别在数据安全方面,这类公司凭借对数据渠道的掌控,违规甚至非法采集信息,将对金融消费者甚至民生构成威胁。更为关键的是,这类平台公司往往走向行业垄断,不可避免会影响社会公平竞争。 随着传统金融机构与金融科技公司合作的不断深化,一些中小银行在数据方面对金融科技公司的依赖性不断增强。这意味着金融科技公司风险向金融机构传染的可能性不断增大。从数据安全的角度,这类公司将呈现“大而不能倒”的趋势。如果不及时纳入监管,金融科技特别是大型科技公司终有一天会变成危及金融领域安全的灰犀牛。因此,按照“凡是金融业务均需纳入监管”的理念与原则,将金融科技公司纳入金融监管范畴,不仅有必要,更有紧迫性。 其二:大型金融科技公司该如何监管? 金融科技是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的产物。但金融科技不等于金融+科技,它不是金融与科技的物理融合,而是金融与科技的化学物。因此,不应简单地以传统金融的视角或科技企业的视角来观察。对金融科技的监管应该是整体性、系统性的监管,而不应机械地进行拆解,把“金融”拿来监管。不能用“锯箭法”的方式来监管。 目前,我国对金融科技的监管总体属于基于“资金方监管”理念的间接式监管,即通过对持牌金融机构开展与第三方合作业务主要是助贷业务的监管间接地实施对金融科技公司业务行为的规范。按照机构监管模式,仅仅对持牌金融机构利用金融科技的行为进行监管,而大量的非持牌金融机构与金融科技公司的合作由谁监管依然是个空白与难题。 因此,应立足于行为监管理念,把金融科技作为一个整体业态来监管。对于金融科技的监管应体现审慎与包容并重。既要鼓励创新,给金融科技创新留有充分的空间;又要审慎监管,防止金融科技风险的外溢与放大。这就需要寻找到一个可以平衡的点或空间,这个空间就是“监管沙盒”。 凡是金融科技创新,无论是技术、产品还是模式,如果用现有的金融监管规制能够进行规范,能否管得住,那么就在既定的框架内实施常规监管。如果一种创新无法从现有的监管工具箱中找到可以规范约束的“绳索”,或者很难束缚,那么就需将之纳入“监管沙盒”。将其创新的不确定性风险圈定在可控的范围,把可能造成的风险损失控制在最小的范围,让消费者在“试用”期间获得“不满意即退”的保护与承诺。通过沙盒测试,成功即可推向市场,按市场规则运作;不成功,就需退出。 其三:如何防止大型金融科技公司“大而不倒”? 赢者通吃,是具有互联网基因的科技公司的共同理想,也是其发展的路径与逻辑。从单一性看,其逻辑清晰,商业模式符合资本的口味;但是,放在全局、系统性角度,赢者通吃的模式不仅会加剧行业的垄断性,破坏竞争的公平性,更可能带来系统性灾害。赢者通吃的逻辑本势必引导大型金融科技公司走向“大而不倒”的盲目。 那么,如何遏制大型科技公司这种“大而不能倒”的风险,及时精准拆弹? 如前所述,将金融科技按照行为监管的理念,全过程纳入监管,是防范大型科技公司“大而不能倒”的前提。要通过强化监管协同,减少监管空白和多头监管,防止监管套利;通过落实《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等监管规制,防范大型科技公司过度加杠杆导致的风险外溢。在此基础上,从“大而不能倒”的后果性出发,着力加强两方面的监管: 一是从反垄断出发,防止BigTech利用数据垄断优势,妨碍市场公平竞争。要借助监管科技手段加强,协同市场监管部门,加强和改进对BigTech监管,对涉嫌垄断的BigTech实施反垄断规制。关键是要完善金融信息采集、披露等相关监管规制,制衡大型科技公司的平台权力,防止信息垄断。同时,尝试从体系上打破这种垄断。一方面,是通过完善规制,促进更充分的竞争,形成横向制衡;另一方面,就是推动大型平台适当拆分,但这一过程或许很漫长。 二是从对公众的危害性出发,加强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一方面,要加强对数据的监管,强化对用户隐私的保护。要通过制定完善个人信息保护法,加快推进数据确权与保护,尽快明确各方数据权益,依法保护各交易主体利益。同时,还应借鉴国际上的做法,探索“数据可移植性”,通过法规形式赋予用户将他们的数据从一个平台带到另一个平台的权利。另一方面,要强化金融服务提供方的消费者适当性管理,防止过度营销、误导消费、诱导式营销以及暴力催讨行为。 毫无疑问,新型的“大而不能倒”从宏观上为金融发展新格局下的监管指出了未来的方向。各方对“大而不能倒”的内涵应有理性的认识。对于BigTech而言,切莫把“大而不能倒”视为政府的“加冕”,把幻象当真实,“持宠而娇”;需知,“大而不能倒”并非是一种“特权”,而是要面临更加审慎、更加严厉的监管。作为监管者,应该更清醒地认识到“大而不能倒”的市场危害性,要将监管关口前移,加强监管协同,以更严厉有效的监管防范“大而不能倒”的风险。
近期,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举办内部研讨会“违约冲击下,信用债市场如何走向成熟”。与会专家认为,债券违约风险释放是债券市场建设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现象,此次AAA级国企债券违约给市场带来剧烈冲击,源于债务人无偿划出企业优质资产等恶意欺诈和恶意失信行为,引发市场“逃废债”猜想,冲击到市场信用体系。 信用债恶意违约破坏本地金融生态,拖累长期经济发展,也暴露出债券市场诸多问题,如投资人、承销商、评级机构等存在的诸多非理性行为,债权人保护缺位,以及地方政府、企业对债券兑付预期存在认识错位。 与会专家建议,应严厉打击发行人恶意失信行为,维护市场信用体系。“逃废债”行为冲击市场信用体系,建议按照偿债能力和偿债意愿摸清不同企业违约底数,避免政策一刀切,准确把握市场出清节奏。 除此之外,专家还建议规范和强化债券市场其他相关主体责任、重视和建设债券二级市场信息披露的价格发现功能、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和信用环境建设。 客观看待债券市场违约现象 近年来,我国信用债违约事件逐年增多,近期永煤违约事件更是引发了市场恐慌,这背后暴露出我国信用债市场存在诸多问题。但首先有必要客观看待信用债市场违约现象。 从债券市场发展来看,债券违约风险的释放是市场建设中难以避免的现象,符合市场发展客观规律。 首先,2014年打破刚兑以来,中国债券市场违约事件逐年增多、违约企业范围有所扩大,其中绝大部分违约都是市场风险的正常释放。 2014-2017年期间,债券违约主体主要是小型、民营企业;2018-2019年期间,一些更大规模企业也开始出现违约现象;2020年以来,企业信用风险暴露情况更为显著。 其次,中国信用债违约率处于合理区间,信用债违约率显著低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水平。 最后,从宏观周期来看,当前经济形势具有“三低一高”特点,即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和高债务,市场本身就进入了债务风险爆发期。 而此次AAA级国企信用债违约之所以引发市场剧烈震荡,除了债券违约造成投资人财务损失、恐慌性抛售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债务人无偿划转企业优质资产等恶意欺诈和恶意失信行为,引发市场“逃废债”猜想,冲击市场信用体系,引起恐慌情绪无限放大。 恶意违约拖累长期经济发展 暴露债券市场诸多问题 一方面,信用债恶意违约破坏本地金融生态,拖累长期经济发展。 微观层面上,信用债违约对同类主体在债券市场融资形成负面影响;宏观层面上,被市场质疑为“逃废债”的违约事件发生,会减少违约企业所在地区的银行放贷意愿和非标融资规模,融资缩水导致地方经济增长放缓,进一步推高当地债务负担和杠杆率,经济发展进入恶性循环。例如,2019年某省知名企业债券违约后,该省2019年社会融资总量同比减少65%,新增贷款同比减少87%。 另一方面,恶意违约事件也深刻暴露出,债券市场信用风险防范机制存在诸多缺陷。 第一,投资人依靠“信仰”投资现象明显。首先,投资人不重视对投资标的风险定价,依靠“国企信仰”“城投信仰”进行投资决策。当投资出现问题时,甚至还存在投资人裹挟监管的情况。其次,依靠“信仰”投资导致投资行为趋同,羊群效应明显,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 而此次违约事件也表明,地方政府没有意愿和能力对国有企业债务进行无条件兜底,投资者需要对包袱重、效益差、债务比例较大的国有企业进行甄别和规避。 第二,评级机构债券评级虚高,等级区分度较差,市场公信力不足。首先,评级虚高,评级机构在激烈竞争压力下,为了便利债券发行人满足各类监管规定要求,普遍提高债券发行评级。2019年中国债券市场拥有AA+及以上评级的企业占比高达77%,远高于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其次,评级分类细化不足,难以反映风险高低。例如,同样评级的债券收益率差距可能高达100-200个BP。再次,评级缺乏跟踪的连续性和准确性。例如,在近期违约事件中,评级机构不仅没有发挥市场预警工具作用,还在企业违约后对债券评级进行断崖式下调,进一步引发市场对评级机构公信力的质疑。 第三,中介机构抱团明显,部分机构存在不当行为。首先,承销券商、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本应当相互独立、各司其职,但事实上中介机构大都联合争取项目,意见中立性难以保证。其次,部分机构存在不当行为。例如,承销机构怂恿没有资金需求的发行人在市场上以低成本融资套利;又如,承销机构对强势发行人尽职调查不充分,对弱势发行人通过包销等方式扰乱市场定价。 第四,债权人保护缺位,企业违约成本过低。《破产法》等相关法律对债权人保护程度不足,相关法律实际执行力度较弱,导致很多情况下债权人都无法对违约企业进行破产清算。企业违约成本过低,此类事件层出不穷。 第五,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存在边界模糊、债券兑付预期认识错位的问题。首先,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在融资相关的事前决策、事中管理和事后责任方面边界模糊。此次违约事件,就存在地方政府过度干预企业经济决策,在企业违约后又以市场化为理由,任由企业“逃废债”的情况。其次,未来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要改变将发债看作银行贷款的认知,应预见到延迟兑付公开发行债券将带来恶劣影响,不能按照贷款思维、幻想以展期等方式应对。 推动信用债券市场健康发展 的政策建议 首先,严厉打击发行人恶意失信行为,维护市场信用体系。 “逃废债”行为冲击市场信用体系,建议按照偿债能力和偿债意愿摸清不同企业违约底数,避免政策一刀切,准确把握市场出清节奏。 (1)对于没有偿债能力,欠缺偿债责任的企业,应坚持市场出清政策,予以淘汰; (2)对于没有偿债能力,但积极履行偿债责任的边缘企业,信托、非标等各类资金可能是支持企业继续经营和存续的关键。只要企业能够继续存活,就有机会偿还相应债务。制定政策时,要避免一刀切,造成对该类企业的误伤; (3)对于有偿债能力,恶意逃避债务的企业,应严厉打击发行人的恶意失信行为。具体可以采取四方面措施:一是健全债务人黑名单和倒追索机制,要求恶意失信企业的出资人及公司决策层承担相应责任;二是明文规定隐瞒信息、篡改信息、转出资产等属恶意失信行为;三是完善破产清偿制度,提高违约者失信成本;四是加强新闻媒体等舆情监督。 其次,规范和强化举债的其他相关主体责任。 对于主承销商,建议监管机构出台详细的规定和指引,规范主承销商包销等可能影响独立性的行为,引导主承销商实现客观中立、尽调尽责。 对于评级机构,评级行业健康发展关系债券市场发展大局,建议由卖方评级向买方评级过渡以保证独立性;建立平滑且能够有效跟踪企业信用风险的评级体系,提升信用评级行业风险预警和风险揭示能力;更加强调基于受评主体信用的评级方法,避免过度强调政府支持而忽视个体信用风险。 对于投资人,应保护与教育并重。监管机构应引导培育投资者理性预期,投资人需审视投资框架、风险定价体系,从信用基本面考虑,寻求与自身风险承担能力匹配的债券。倡导以市场化方式对风险定价。未来,在国有企业违约可能常态化背景下,投资者必须打破国企信仰。 再次,重视和建设债券二级市场信息披露的价格发现功能。 近期的债券违约事件中,债券二级市场定价快速调整,同评级国企债市场成交价大幅折价10-20元,并且保持了稳定,二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得到充分体现。未来债券市场建设中,需要重视和加强相关主体的二级市场信息披露制度建设,对信用债的定价形成市场化约束,推动一二级债券市场良性联动。 最后,推进债券市场发展,根本上是要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和信用环境建设。 债券市场遭受瞬时冲击时,相关监管部门需要快速反应、及时采取措施,维护市场信心。没有信用,风险就无法定价,没有信用,也就没有市场。 长期来看,债券市场的发展有赖于良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社会信用体系,既需要加强经济领域各方主体责任意识,在市场内部建立健全有效的互律、公律和自律机制,又需要做好信用文化的长期培育。
【编者按】他们是地产商的中坚力量,他们是城市崛起的脊梁,他们是美好生活的营造者。联动全国百城,推出《见地》人物系列之“对话经理人”,一起聆听区域总、城市总讲述建设美好生活。本期【见地】对话嘉宾是润江集团副总裁 边芳。 撰文丨黄玉卿 摄影丨牛通达 出品丨 在男性高管为主导的地产行业中,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性显得更加卓尔不群。作为润江集团副总裁的边芳凭借着比肩男性的豪气、果敢和女性特有的韧性、细腻,为石家庄房地产的发展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深秋微凉,在润江集团总部见到了这位不平凡的地产女将,一袭职业打扮,简洁利落,睿智而内敛,坐在办公桌前的她从容淡定、逻辑明晰的向我们讲述起她与润江的故事。 美好新生活,品质不断更新迭代 2012年成立的润江,从默默无闻,到本土“黑马”,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尤其是最近两年,发展势头尤为迅猛,在致力为客户提供高品质产品的同时也在积极推动城市发展,成为区域内领先的“美好生活服务商”。 众所周知,房地产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时代。当前的房地产市场,是群雄逐鹿的时代。竞争日益加剧,消费者对于产品更加挑剔,对于品质及生活方式的要求也在逐渐升级,更愿意为好产品和好服务买单。 “房企作为生产主体,对地产产品和服务品质有着重要的责任和义务。润江提倡的美好生活是一个不断更新迭代的认知,润江希望能紧跟时代步伐,打造一个友好的、能与自然贴切,与邻里交流的社区空间,引领大家对新的美好生活方式的新认知。”边芳如是说道。 做对的产品,做最适配客户的产品,是对产品品牌的赋能,有价值的产品才更具有市场竞争力。从润江云璟的火爆销售,到平稳的接盘政府遗留项目打造现象级红盘—润江云玺,润江地产总是能通过扎实的作品,不断地带给石门人民新的惊喜和对美好生活的全新诠释。 作为设计科班出身的边芳,也是一位大家公认的“偏执狂”,她身上所具备的“专注”与“独特”,在润江项目的设计中随处可见、随时可感:无论是润江府还是长安·润江壹号,无论是空中合院还是270°转角阳台,她对每一处设计,每一个细节都有着极其严苛、非同一般的要求。她相信只有这样,润江才可以一直做出好的产品,才能不断的引领行业风潮,对产品体系进行更新迭代。 “我觉得高端材料的堆砌并不代表好产品,那只是一个很野蛮的做法。”边芳笑道,“比如空中合院、270°转角阳台这些润江特质设计,在云璟、云玺上面都有复制,但我们在复制的时候又会根据每个项目的特质,进行优化调整,形成独特的亮点。因为我们相信,建筑是有生命的,也必然是独一无二的。” 诚然,比起在各个细节上的钻研和用心,简单的堆砌材料显得更为“方便快捷”。 在被问到最新斩获的位于长安区一环内【2020】084号地块时,边芳向我们介绍到,“这个地块有高端基因的存在,我们也正在做前端多方向可能性的探讨,因为这个地块比较稀缺,它的各种产品搭配以及未来的服务成本和销售价格趋向,都需要前期认真论证,我希望润江的产品亮点在新的项目上能有所更新和提炼,再多挖掘一些可能性。” 低容错率时代,好产品才是立足根本 2020年,各大房企备受考验,遭受了一场又一场的危机洗礼。上半年与来势汹汹的新冠疫情抗战,下半年在“房住不炒”的总基调下,“三道红线”的出现,给地产行业带来了十足的挑战。 强大的产品,是拿地能力、策划能力、产品竞争力、品质实现力等综合运营能力的体现。边芳认为,目前本土房企与头部房企在利润增值点、产品规模化上还有着一定的差异,“房地产已经进入一个低容错率的时代,既要上规模,还要拿到优质地块,润江目前更需要关注的正是这些东西。” 一路走来,润江凭借自己独特的战略眼光,所到区域均在一定程度上吸引行业目光。无论是高新区板块,还是正在布局的主城区板块,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润江始终坚守自己的发展战略规划路线,自始至终把提升企业规模实力放在首位。这或许也是为什么在城市发展的浪潮中,润江总能以敏锐的眼光,迅速的决断,突出的规划设计能力,将每一次落位都推向极致的成功。 遇见新未来,自我突破不止步 在和边芳的聊天中,我们了解到,在担任润江集团副总裁前,她并不是一开始就踏入地产行业的。2010年,她毅然决然的从“稳定”的设计院离开,投身进更有挑战性的房地产行业,从此她的“地产任督二脉”也被彻底打开,开启了在石家庄地产界十余年的高光坦途。 她觉得人生就应该去做更有挑战的事情。“实际上在设计院的时候我已经做到了总工,可能是当时河北省内最年轻的审图专家。”在边芳看来,人要有一颗积极上进的心以及危机感。“我就时刻有危机感,我不想我50岁的时候也依旧是这样,我要找一些新的突破,开阔自己的眼界”。在做了几年商业地产并获得一定的成绩后,恰逢润江布局高端项目。润江带着满满的诚意,为她提供了一个自由发展的大空间,边芳也不负众望,不断学习新的技能,不断的带领润江突破,创造了润江历史上一个又一个的不可思议。 如今,她正和润江一道,在缔造美好的道路上,与石家庄一起成长,坚守本心,亦将美好带给更多人。
相关阅读: 陈雨露:“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金融改革开放 过去的已经过去,重要的是把握未来。 “畅通国内大循环”和“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是十四五期间经济发展的重要指导方略,在此背景下,金融业面临怎样的机遇和空间呢? 近日,央行陈雨露副行长撰文《“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金融改革开放》,对这个问题做了解答,特别指出: “金融体系能否完成支持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历史使命,金融变革怎样支持实体经济创新发展,是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也是我国能否从金融大国稳步迈向金融强国的关键。特别是需要加强问题导向,通过集成创新,综合支持头部创新型企业,完善科技战略博弈过程中的融资支持和综合金融服务体系。” 以此作为推理的起点,本文尝试探讨双循环背景下金融科技的潜力和前景。 金融业的核心任务 畅通国内大循环,需供给和需求两个层面共同推进: 供给侧注重科技驱动、结构升级,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通俗点说,就是持续提高“中国造”的核心竞争力,既要在制造过程中实现“卡脖子”技术的国产替代,也要在终端消费里的中高端消费品领域提升国产商品的竞争力。 需求侧注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买得起才是硬道理。这背后又是一篇大文章,涉及到收入分配结构调整、提高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和力度等,重在提升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区域层面的中西部崛起和城乡层面的乡村振兴会成为发力重点。 在这种环境要求下,如陈雨露副行长所说,“金融变革怎样支持实体经济创新发展,是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就供给侧来讲,金融业需解决两大问题。一是对新兴产业和企业创新等“高风险”对象的有效支持,相比信贷资金,股权资金风险偏好更高,必须要建立完善多层次股权投融资体系;二是继续夯实中国制造的产业链优势,重点要在供应链金融领域继续突破,实现对供应链远端小微企业的有效支持。 就需求侧来讲,金融业同样面临两大任务。一是助力居民财富增值,重点在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最理想状态是维持股市的长牛慢牛,让广大民众分享经济增长的果实。二是为消费升级提供贷款支持。现阶段控制居民杠杆率依旧是主旋律,但就特定消费场景发掘贷款需求,依旧是消费金融行业产品创新的方向所在。 就金融业而言,要实现上述任务目标,大部分依赖金融体系深化改革,如资本市场改革、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投贷联动创新、激励机制优化等等;但在风险识别、效率提升等特定领域,则离不开金融科技的助力。 金融科技,当为“开路先锋” 金融与科技的关系早已辨明,科技是工具,金融是目的。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金融业有了新任务,自然对金融科技提出新要求。 金融科技并非万能灵药,有其特定的作用边界。就过去几年来看,借助大数据风控、人工智能等技术,金融科技犹如开路先锋,不断拓宽零售端普惠金融的边界,成效凸显,未来几年,“开路先锋”的角色依旧是金融科技发光发热的重点。 既然是“开路先锋”,重在开路,发展不成熟的领域才有机会。消费贷款市场,行业层面仍有空间,但市场已经趋于成熟,金融科技的重心,应放在B端。 当前,随着个人征信趋于完善与成熟,个人信用状况趋于透明,金融科技“开路先锋”的使命已经达成,获客渠道(流量/场景)、资金方重新占据主导地位,相应地,金融科技的话语权下降。再加上金融机构和场景巨头“自营”金融科技力量的崛起,纯粹的金融科技公司日趋边缘化。 从数据上看,过去几年,在金融科技助力下,支付和消费贷款的边界不断拓宽,网络支付用户数超过8亿,央行有信贷记录自然人也已超过5.5亿,零售端普惠金融的纵深已大为改观。 相比之下,B端产业领域的数字化转型还在路上,小微企业征信仍然大片留白,正需要金融科技企业披荆斩棘,为行业趟开一条路。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但缺乏数据支持的金融科技不是生产力。金融科技要做B端小微金融的开路先锋,先要积累和掌握充足的产业数据,必须以产业链运营数字化和小微企业经营数字化为前提,孤军深入犹如空中造楼,必然以失败告终。 于是,拥抱产业互联网,便成为题中之义。 抢占先机,拥抱产业互联网 产业互联网,以5G、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的广泛渗透为前提。其中,5G网络依赖运营商层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属于新基建范畴,正在大力推动中;物联网、区块链技术则依赖核心企业的推动,核心企业多为传统企业,对第三方科技赋能存在刚性需求,为金融科技企业拥抱产业互联网提供了机会。 近年来,一些金融科技企业转型B端,先做产业科技,深度参与产业链数字化转型,后回归金融科技,谋求拓宽B端金融边界,正变得越来越普遍。 供应链金融,正成为双方的结合点和试验田。 早期的供应链金融业务,受限于供应链自身的信息化程度,金融机构无法准确、充分地获取产业链中的物流、信息流等数据,不得不占用核心企业授信额度为产业链相关方授信,只能泽被产业链近端供应商,对产业链远端的中小微企业无能为力。 近年来,一些金融机构与核心企业合作,借助物联网技术激活“物”的活力,全面增厚传统供应链的“物流、商流、信息流”等数据价值,让供应链本身可衡量、可分析、可反馈,为供应链金融创新打开空间。 比如在核心企业支持下,金融机构可运用物联网和区块链等金融科技打造“控货”核心能力,有效缓解传统动产质押业务中面临的诸如重复融资、押品无法有效监控以及单据造假等风险,从而实现基于供应链上下游真实贸易行为中产生的多种库存商品为质押,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在特定场景中,没有核心企业的介入,金融机构也可借助物联网技术拓宽企业融资边界。 总之,数据积累是科技赋能的基础,数字化是数据积累的前提。路径千千万,抓住数据积累这个源头,就抓住了核心。 循序渐进,生态逻辑 “望山跑死马”,前景目标往往看上去近,走起来远。双循环的大逻辑,是一幅徐徐展开、环环相扣的画卷,并非可以快马加鞭、一哄而上的风口,参与这个大逻辑,必须要有耐心等待生态的完善与成熟。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曾总结技术变革要经历的三个阶段:转型技术、扩展技术和专业技术。所谓转型技术,是指具有开创性影响的新技术;而扩展技术是指能扩展转型技术应用范围的技术创新;专业技术,则是指现有技术针对某一特定任务的专业化应用。 举例来说,电脑的发明属于具有开创性影响的转型技术,互联网的出现则属于扩展技术,基于互联网的各种网站、APP则可视作专业技术。电脑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建立在互联网的发展、网站的布局和APP的完善之上的,这幅画卷的展开,用了几十年。 同样,无论是双循环的构建,还是5G、物联网、区块链、数字货币,这些都是必然会改变未来世界的东西,但所需的时间很可能会超过我们的预期。相应地,传统的技术、传统的模式、传统的业务,其在未来的生命力,也会远超我们的预期。 面向未来,需要以现在为支点。对金融科技而言,先要在当前的业务中找到盈利支点,然后才能去谈论未来。
12月9日央行公布了11月社融及信贷数据。其中,贷款和社融当月分别新增1.43和2.13万亿,同10月相比有明显回升、总体符合市场预期。以社融和M2增速衡量,四季度为保障经济持续复苏,货币政策没有转向、在总量上依然保持着宽松态势,结构上强调精准滴灌、全力输血实体经济。但明年来看,正如我们在文章《本轮宽松货币政策应如何退出?》中所说,央行在特殊时期采取的特殊应对之法将会逐步退出;近期多位监管高层密集发声稳杠杆、防风险,提示疫情过后的货币政策将显著加大防风险考量。 信贷回升反映真实融资需求,中长期贷款持续占据主要地位。11月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环比多增7402亿元,季节性因素之外、总体反映了经济复苏之下的真实融资需求。企业端来看,中长期贷款投放持续占据主要地位,前11个月约为短贷的3.41倍;居民端短贷和中长贷均有回升,与近期消费加速回暖、地产成交增速高位企稳(尤其是一线城市)的基本面相符。截至目前,年内20万亿的贷款投放目标完成度已达92%,考虑到季末通常为信贷放量时点,预计下个月仍将保持可观的信贷投放规模、20万亿目标大概率能够完成。 社融增速见顶回落,但宽信用仍将贯穿四季度。11月社融的主要支撑是人民币贷款和政府债券,当月分别新增1.53和0.4万亿;企业债券新增则大幅缩水,主要原因为永煤违约引爆信用债危机后大量债券取消发行,据统计仅11月第二周取消发行的债券就达到26只、累计规模达198.1亿元;非标依旧保持收缩态势。当前社融已超额完成全年任务(33.16万亿),11月存量增速见顶回落(13.6%),符合我们此前预期;但为支撑经济复苏,宽信用仍将贯穿四季度,预计全年社融增量将超过35万亿。 M2增速小幅上升,流动性投放持续趋谨慎。11月末央行超预期增量投放2000亿MLF、并伴随密集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主要为平抑信用债暴雷之下的短期资金面波动;加之社融增量规模较高,当月M1、M2增速均略有上升。但当前央行短期流动性调控并无一定的松紧取向,主要视市场需求谨慎决策;6月之后货币投放高点就已经过去,银行间资金面持续处于紧平衡状态、主要资金利率均明显攀升。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则明确提出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把好货币供应总闸门”、“社融和M2增速与反映潜在产出的名义GDP增速相匹配”,未来M2增速中枢大概率下降。 特殊政策已接近退出之时。基本面来看,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经济距疫前正常水平仍有距离,消费、投资等方面不确定性仍存,因而货币政策在总量上依然保持着宽松态势、宽信用仍在延续;在前期楼继伟等高层喊话“特殊政策退出”之后,我们已指出从实体经济角度出发、当前货币政策不宜立即转向。但随着中国经济复苏态势持续向好,特殊时期的特殊应对之法确已到退出之时,应妥善做好相应的政策过渡安排。 近期高层密集发声“防风险”。郭树清在《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中指出了现阶段的一系列风险隐患,如房地产“灰犀牛”、高风险影子银行死灰复燃、银行业不良资产反弹、一些中小金融机构资本缺口加速暴露等。易纲在《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中则提到当前“金融监管和风险处置中的道德风险问题依然突出,市场纪律、破产威慑和惩戒机制尚未真正建立,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以社会稳定为由倒逼中央政府、中央银行承担高昂救助成本的问题仍未根本扭转”。此外,永煤事件后,监管层立即表示将对债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明确提及“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完善债券违约风险防范和处置机制”。 在我们看来,疫情期间实体部门杠杆率大幅抬升、近期金融市场波澜不断,政策面正加大防风险考量。以此为背景,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重提“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明年来看,房地产、政府隐性债务、中小银行风险均是防范重点,尤其要关注明年二季度“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到期后可能出现不良贷款反弹风险。
上周美元再贬值超乎预料,其贬值道理与原由发挥助力是重点观察。全周美元贬值1.06%,美元指数突破91点和站住90.8034点收盘令人惊叹,即便美元贬值预期强烈,但比较之间的优势依然清晰,这种策略与技术老道的发挥值得观察与思量。 首先刺激方案的悬而未决。美国大选之前,国会关于在刺激经济方案就一直争论,最终因大选而被搁置。上周美国国会开启关于这一方案的商谈,周四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参议院领袖麦康奈尔开启首次对话,他们讨论了尽快完成综合支出和抗疫救济措施等共同承诺事项,最终双方希望在政府资金耗尽的最后期限12月11日之前解决这两个棘手的问题,但尚无结果,谈判依然继续,具有争执的9080亿和5000亿之间难以达成的担忧是美元贬值的重要借口与发挥潜力。尤其是面对美国巨额财政赤字压力,美国政府与非执政党之间必然会有不同的建议,麦康奈尔代替了努钦,但未来财长耶伦将会削减财赤的期待更令当前期待扑朔迷离。目前现任总统特朗普与未来总统拜登交接之间,手里有权的风格极端性和未来待政做派的平和性必然存在差异与交织,美国政策风格或将决定美国刺激空间有限,政策摆布重要意义值得关注。这种舆论关注不确定必然是美元贬值抓住的机会,贬值发挥有通道和情绪配合。 其次巧妙配合的股市高低。上周周一周二两天美股乃全球股指同步且反比明显。周一为暴跌、周二为上涨,这中间显示出时间与时机需求是重点。周一恰逢11月底,美股下跌并未改变美股涨势,但对全月涨势收敛具有好处,娴熟技术把握值得关注。最终美股暴跌依然达到全月上涨11.8%的业绩,并为1987年以来同期最佳表现;11月纳指上涨11.8%,标普500指数上涨10.8%。尤其周期性板块领涨凸显,如能源板块11月大涨33.8%,金融、工业与原材料板块涨幅均为13%左右。这些恰好成为美元敢于贬值的底气,经济和企业基础稳健是保驾护航美元贬值的参数与价值支撑。 正是美元贬值的极端化,全球主要货币均不同程度升值扶持与陪衬特色突出,如主要篮子货币升值相继达到2018年新高,欧元为1.21美元、澳元0.74美元、纽元0.70美元、加元1.28加元,而瑞郎0.89瑞郎表现则是2015年新高;唯有日元保持104日元独特。同时新兴市场主要货币升值也非同寻常,我国人民币被动随从和精准打压关联更加极端,逼近6.50元关口态势显赫。 接近年关,外汇市场表现的全年权衡以及来年把握并举态势耐人寻味,美元贬值防范意识凸显,手法操作未来意图明显,抓住时机发挥老道。预计下周美元贬值这种行情存在两种可能,一方面是美元急功近利继续推进贬值90点的突破,以完成美元贬值通道的试探与指引技术准备;另一方面是美元贬值或有收敛,修复反弹或难以避免。无论啥结果可以预见的是年前美元升值不可避免,并且或有加速可能,但美元贬值极致已经约束反弹幅度,全年贬值收官的美元板上钉钉。其它货币随从调整,风险预警和分化不一特色将显现。
折腾一天,终于勉强收个红盘,结束了三连阴。 早盘还一度又砸盘呢,因为昨晚美股和早上亚太股市跌了呀!跟跌不跟涨的货,可不是得跟一下嘛! 可你不要忘了人家美股刚刚创完新高,而你昨天已经提前下跌了,还有啥可跟的?再跟的后果只不过是又给别人特别是洋大人输送廉价筹码…… 所以抄底大军在早上进场了,面对再一次到来的黄金坑,机会难得呀!你在坑底割肉,别人跳进坑里刨金……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最近几个月的走势,哪一次下跌不是黄金坑?小跌是小坑,大跌是大坑,每一次勇敢跳进坑里的,基本上都能刨到金。 明天又是周五了,本周四天只顾着跌了,截止今天,沪指大跌2.07%,创下11周以来最大单周跌幅,这简直是太丢人了…… 内资疯狂砸盘,而外资则疯狂扫货,今天又扫了36亿,本周扫货金额已高达200亿元,内资成为不折不扣的运输大队长,和蒋介石有得一拼。 今天看到路透的一个调查:投资者对人民币的看涨押注创2014年1月以来最高水平。 看涨人民币就是看涨人民币资产,正是由于外资大力配置人民币资产,才对人民币的需求大增,导致人民币汇率不断创新高,短短半年时间升值幅度高达10%。 而股票是外资最方便配置的资产,为何外资不停地通过沪深股通渠道进场扫货?路透的调查给出了最好的答案。 人家生怕抢不到,不管你涨也好跌也罢,一路买买买,而内资呢,一路卖卖卖,甚至砸盘给人家输送筹码,真是日防夜防,家贼难防…… 说说板块,虽然下午有所回落,但上午涨的最好的仍是白酒股,最近的行情可以说是醉生梦死,大盘跌了2%,但白酒板块四连阳屡创新高。 这也怪不得人家,是大盘不争气,是别的板块不争气,硬把资金逼过去的,谁让人家是防御板块呢?又有业绩预期做保障。 不过下午的回落让钢铁板块成为涨幅第一的板块,和昨天煤炭板块领涨的原因一样,又是商品期货立功了。 今天铁矿石期货大涨近7%,逼近前期新高,螺纹钢也涨超2%再创新高,成为钢铁板块上涨的最大推手,特别是那些家里有矿的公司。 从有色到煤炭再到钢铁,商品期货屡次成为推动行情的发动机,所以炒股不仅要盯着股市本身,相关的其他市场同样重要。 其他板块也有表现好的,比如芯片板块,有数股涨停,电力板块也有异动,不过都没形成规模效应,对人气的带动还需努力。 这两天砸盘的金融尾盘有所异动,特别是券商,华鑫股份一度涨停,中信建投一度放量快速拉升。 昨天有个消息,高盛准备把高盛高华证券的股权比例扩大到100%,而华鑫则与摩根士丹利有合资券商。 至于中信建投,它最大的概念就是和中信证券的合并呀!外资大行都杀进家门了,国内券商通过合并来迎战,也未尝不是一个好的选项。 这和外资扫货而内资砸盘是一个道理,自己不思进取,就得把狼放进来,逼你好好努力! 所以内资如果真的能逼上梁山,想知耻而后勇,请明天先收一个红周五再说! 震荡行情怎么办?期权期指是应对利器!可以涨时做多,跌时做空,双向操作,再加上T+0交易机制,盘中可以多次波段操作,及时落袋为安,避免股票T+1的尴尬。 想学习期权期指知识以及实战技巧,可以点击收看新浪理财大学的《老艾聊期权期指》视频课程,有全套方法讲解。(点击试看,99元特惠仍在进行中!)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老艾股学堂(laoaigxt),或扫描下方二维码(微博:老艾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