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公布了三季度的GDP数据，增速为4.9%，略低于市场的一致预期。但我认为，经济增长的数据与预期之间的差异较小，并不能说明经济强还是弱，也不构成看空的理由。事实上，中国经济在今年全球疫情中一枝独秀，已经充分反映了中国在抗疫过程中的决策正确、执行有效。但从已经公布的细化数据看，我认为结构性问题才是我国必须面对和着手缓解的问题。 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不改总体下行趋势 以下是中泰宏观团队对前三季度经济数据所作的点评： 首先，工业仍然偏强；9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9%，较上月加快1.3个百分点。其中，新经济行业继续高增长，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8%，电气机械器材同比增长15.9%，电子设备和通用设备制造同比分别增长8%和12.5%。 传统行业来看，相关政策支持下汽车制造同比增长16.4%，金属制品、非金属矿物制品和黑色金属冶压等行业同比也在高增长，主要来自地产投资高增的带动。今年一季度施工受到疫情影响较大，二、三季度工业生产均存在赶工成分，短期数据偏高。服务业生产增速回升1.4个百分点至5.4%，和往年相比仍然偏低。今年前三季度GDP同比转正至0.7%，其中三季度GDP同比增长4.9%，相比二季度回升1.7个百分点。 其次，政府债高增，但基建投资偏弱，制造业仍然受制于外需走弱。9月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转正至0.8%，折算当月同比则小幅回落至8.7%。具体来看，基建投资（不含电力）累计同比回升至0.2%，当月增速进一步回升至3.2%。 今年受到疫情影响，财政收入大幅下滑，所以尽管政府债券高增长，但主要用于弥补扩大的财政缺口，支出端的增长并不明显，是基建回升乏力的主要牵制。制造业投资累计增速回升至-6.5%，制造业投资恢复仍较慢，主要或受到外需偏弱的影响。其中医药制造和电子设备制造投资增长相对较快。 第三，地产销售、开工、竣工均回落，房地产业趋于周期下行中。9月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增速升至5.6%，折算当月同比仍在11.9%的高位。但需求端已经在回落，9月商品房销售面积当月同比回落至7%，尽管“金九”期间房地产商加速推盘，但销售数据却并不亮眼，10月以来30大中城市商品房销售同比也在回落。 此外，9月房地产新开工单月同比继续下滑并转负至-2%，待积压的投资和消费需求释放完毕后，房地产周期的下行压力也将逐步显现。9月房地产竣工面积单月同比降至-18%，施工周期被拉长的情况依然存在，反映了开发商资金压力较大，偏紧的政策环境也会对地产周期构成压力。 第四，消费继续恢复，或来自“双节”带动。9月社零总额名义、实际和限额以上同比增速分别为3.3%、2.4%和5.3%，消费继续恢复。从各类限额商品零售来看，中秋国庆带动饮料、烟酒零售大涨，粮油食品增速也有所回升。可选品消费延续分化，汽车零售增速仍维持11.2%的高位，化妆品、金银珠宝、文化办公用品等继续高增长。 而地产相关的家电、家具零售同比负增长，建筑装潢材料增速也在0.5%的低位，石油制品仍然大幅负增长。9月餐饮收入同比下降2.9%，仍然负增长。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升至2.4%。往前看，考虑到“双十一”带来的消费后移现象，11月份及以后的消费恢复速度或放缓。 总体而言，我国的单月经济数据或许已在高点区间。经济数据有好有差，哪些可以持续？整体趋势怎么走？ 我们认为，工业、地产投资偏强的背后，一部分原因是来自前期政策刺激，另一部分原因是疫情期间积压部分生产和投资需求，在二三季度集中释放，导致短期同比数据偏高。 但往前看，刺激措施有所减弱，例如信贷投放从6月份以后就已经回归正常增长，房地产调控政策也有所收紧，积压生产和投资需求也会逐步释放完毕，所以工业、地产投资数据会逐渐趋于回落。而终端消费、服务业仍然受到疫情的影响，要解决终端消费偏弱的问题，还是要等待医学上彻底战胜病毒，而这一点还需要耐心等待。 政策更偏重长远 从中央层面看，今年没有设GDP目标，这也为逆周期政策的审慎提供了依据。今年由于受疫情影响，全国的两会延后至5月下旬才召开，而全国大部分省市的两会早在疫情爆发之前就开完了，这就导致大部分省市对今年的各项经济指标设得过高，没有考虑到疫情的影响。这就导致了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拉动GDP的压力大的反差。 但是，目前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普遍较大，尤其是今年财政收入大幅下降，想拉动经济往往心有余力不足。从2017年中以来，中央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终身问责，倒查责任。地方政府隐性负债扩张明显放缓，城投公司有息负债增量连续两年下滑，基建投资增速也是从2018年以来大幅下降。往前看，尽管专项债、特别国债对基建支持力度增加，基建会继续回升，不过力度恐怕比较有限。 最重要的一点是，今年中央已经加大力度来严控各地房价，确保房住不炒的政策能够得以见效。过去十年里，我国经济增长率中，大约有三分之一是由房地产直接或者间接拉动起来的；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依然很大，房地产仍是我国经济的主导变量。但如果这一局面不改变，就会步入到地方政府、居民部门和房地产企业共同加杠杆的恶性循环中。 正因为有此担忧，所以，我们就能理解前段时间易纲行长在《中国金融》杂志上的撰文观点：尽可能长时间实施正常货币政策，促进居民储蓄和收入合理增长。这就可以解释预期中的“降准降息”并没有出现，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守护好老百姓手里的钱袋子，不让老百姓手中的票子变‘毛’了，不值钱了”，意味着央行将促进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又坚决不搞“大水漫灌”。 就财政政策而言，我认为实际上也是“积极偏稳健”，因为一直在强调政府过紧日子，大幅压减行政性开支，同时，对基建投资也非常谨慎，强调投入产品比。这就可以解释，我国前三季度基建投资增速低于预期的原因。因此，在财政收入大幅下降的情况下，我国今年预算财政赤字率才3.6%，而美国估计将达到15%。 事实上，在长期以投资拉动为主导的增长模式下，基建投资一定是超前的，房地产行业一定是在累积泡沫的，社会总杠杆率一定是大幅上升的。那么，如果着眼长远的话，继续强刺激显然不可持续，偏重政策执行质量将是理性的选择。 过去，政策的选择余地很大，因为经济潜在增长率高、一张白纸绘蓝图；如今选择余地小了，今后，慢慢从“多选题”变为“单选题”。 结构性问题将成为下一阶段的政策重心 前三季度数据看，新行业表现较好，传统行业普遍比较疲弱，这属于正常现象，疫情加速分化。此外，出口出奇的好，国内消费增速则低于预期，这属于中国在抗疫中的独特优势得以发挥。 但是，不是所有的分化都是好现象。如从细分数据看，烟酒的消费额增速显著好于其他消费品。例如，9月份居民烟酒消费增长17.6%，显著高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3%的增速。当然，这里存在过节的因素，但我想强调的是，高端烟酒的消费增速非常惊人。 尽管统计局没有公布相关数据，但从上市公司的中报看，高端白酒的营业收入普遍增长10%以上，而根据白酒行业协会的数据，1-8月份全国白酒产量同比下降了11%。这是否意味着白酒的消费结构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即高端消费高增速，中低消费负增长？当然，这一方面与消费升级相关，另一方面，则与居民的收入分布有很大相关性。 又如，9月份汽车类消费增长11%，但豪华汽车的零售额增长了33%，是平均水平的3倍。实际上，今年以来我国的奢侈品消费增长迅猛，1-9月份的增速估计在20%以上，但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下降7.2%，汽车类消费也下降6.3%。 从长期看，消费增速取决于收入增速，1-9月份，统计局公布的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3.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0.6%。其中，居民收入的中位数增长3.2%，低于平均数，说明受疫情影响，收入差距仍在扩大。收入增速下降和收入差距扩大，都不利于消费增长，而我国经济已经是消费主导了。 此外，收入差距的扩大不仅体现在消费品结构的增速差异上，而且主要体现在投资品的交易和价格上，因为高收入群体的投资意愿远大于消费意愿。今年以来，股市表现火爆，交易量显著上升，指数也出现了明显上涨。而且，目前A股市场的交易市盈率创出了2006年以来的新高，表明市场的投机性显著上升。 而房地产市场的表现也好于预期，不仅大部分城市房价依然保持上涨，销量没有明显下降，同比只下降1.8%，尤其是豪宅销售额大幅上升（我国东部地区销售额增速高于销售面积6.7个百分点）；而且，1-9月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达到5.6%，继续成为固定资产投资的主力。 投资品价格的虚高，会增强金融风险，不利于稳杠杆。因此，我认为在防疫任务取得阶段性胜利之后，我国的改革和政策重心将偏向解决或缓解结构性问题上来。即如何缩小收入差距以促进消费，如何引导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同时降低金融和房地产这两大行业的风险。 风险提示：疫情变化导致全球经济下行，国际局势突变等
2020年前三季度经济同比增长0.7%，实现增速由负转正。三季度GDP增速提升到4.9%，比二季度加快1.7个百分点，恢复到中高速增长。前三季度经济增速逐季回升，经济增长动能逐渐增强。前三季度，第一、二、三产业同比增速分别为2.3%、0.9%、0.4%。疫情对第一产业的影响较小，增长相对较快；第二产业受到的冲击较大，疫后复工复产的推动下，恢复较快；第三产业受到的冲击比较大，恢复也较缓慢，增长相对偏低。 图1 GDP同比及环比增速（单位：%） 数据来源：WIND，交行金研中心 1 产出回升促进经济增长加快 工业和服务业产出回升，促进经济增长逐渐加快。二季度以来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生产持续加快。1-9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长1.2%，三季度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4月份以来工业增加值增速逐月加快，9月份同比增长6.9%，增速比8月份加快1.3个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增速也明显回升，三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增长4.3%，增速比二季度加快2.4个百分点。工业生产的恢复程度好于服务业恢复。当前工业生产已经回升到疫情之前的正常水平，而服务业生产有望持续加快，有望继续带动四季度经济增速回升。 图2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单位：%）数据来源：WIND，交行金研中心 行业复苏分化明显。工业生产方面，几乎所有行业都在疫情之后逐渐恢复，但结构性差异较大。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生产恢复相对偏慢，采矿业、水电气等能源行业增加值增速较低。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长较快，前三季度分别增长了5.9%、4.7%，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产量同比增长了18.2%、14.7%。载货汽车、挖掘铲土运输机械产量同比分别大幅增长23.4%、20.2%，预示经济增长动能增强。服务业方面，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11.4%，增速较高；交通运输、住宿餐饮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在60%以上，持续改善。 高频数据显示经济活跃度提升，整体产出水平有望继续扩大。三季度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6.7%，比上年同期上升0.3个百分点，比二季度上升2.3个百分点。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加快，8月单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9.1%，将促进企业经营改善。主要钢厂建筑钢材库存减少，表明建筑业生产加快。近两月铁路客运量、公路客运量以及旅客周转量指标有所改善，商贸物流整体保持复苏。 2 内需快速恢复，外需好于预期 累计投资增速年内首次回正，四季度有望继续加快。二季度之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逐步回升，近三个月累计同比增速提升都在1个百分点以上。1-9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0.8%，比前8个月上升1.1个百分点，年初以来首次正增长。三大需求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最强。1-9月份基建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0.2%、5.6%、-6.5%，分别比1-8月份上升0.5、1、1.6个百分点。基建投资增速已经回正，专项债在三季度发完毕，将对投资特别是基建投资起到积极作用，预计四季度基建投资会有明显提速。虽然近期房地产企业的融资政策收紧，但考虑到前期开发商获得的土地当前处于开放阶段，已经开工建设的项目充足，今年房地产投资增长预计会达到6%左右。制造业投资相对差一些，除了医药制造业以及计算机、通信及电子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21.2%、11.7%以外，其他制造业领域投资都是负增长。随着内外需改善，预计将促进制造业投资逐渐修复，但全年可能仍将负增长。 图3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单位：%）数据来源：WIND，交行金研中心 消费需求逐渐改善，但全年累计增速可能难以转正。9月份消费增长3.3%，增速比上个月上升2.8个百分点，增速逐渐加快。消费需求逐渐改善，但疫后消费恢复较缓慢，4月份到7月份消费增速跌幅都在个位数，直到8月份回正，9月份的增速也偏低。三季度消费增长0.9%，在三大需求里是最弱的一项。前三季度消费累计负增长，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为负。餐饮行业受疫情影响严重，9月份餐饮收入同比-2.9%，仍然负增长，1-9月份餐饮收入累计同比只有-23.9%。石油及制品类消费仍然负增长，9月份同比为-11.8%，是影响消费增长的重要原因。前期受疫情抑制的高档商品消费需求得以释放，化妆品类、金银珠宝类消费增长较快，增速分别为13.7%、13.1%。全国影院开放，电影与娱乐业指数显著上涨带动了消费的增长。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前期受疫情影响较大的餐饮、汽车、建筑装修材料等行业的消费正在恢复，将对四季度消费增长形成支撑，消费回升的趋势较为明确。由于消费具有不可修复性，上半年失去的消费需求不可能再生，导致今年整体消费规模必定萎缩。预计四季度单月的消费增速有望逐渐加快，但考虑到1-9月份累计消费增速仅有-7.2%，预计全年消费将呈现负增长。 图4 社会消费品零售同比增速（单位：%）数据来源：WIND，交行金研中心 外需恢复好于预期，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增强。三季度以来出口表现好于预期，9月份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同比增速为9.9%，连续4个月出口实现增长并增幅扩大，创2019年4月以来的最大单月增速。三季度中国贸易顺差达到1583.5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了34.3%，表明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明显提升。上半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为负，前三季度已经转正，实现0.1%的拉动，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4.3%。三季度全球经济已经逐渐复苏，只要海外复工复产继续加快，外需状况将逐渐修复，四季度出口有望保持增长态势。 图5 贸易差额及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资料来源：WIND，交行金研中心 3 四季度经济增长有望适度加快 疫情好转以来生产在二季度率先加快，三季度需求也在快速恢复，预计四季度经济将延续恢复趋势。从生产端来看，工业生产已经恢复到疫情之前水平，而服务业生产将在四季度进一步加快。从需求端来看，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拉动整体投资增速逐渐回升，消费增长逐渐加快，出口有望保持增长态势。四季度经济增速有望进一步加快到5%以上，全年经济增速有望维持2%以上，中国有望成为G20中唯一一个能够实现年度经济正增长的经济体。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度也可能创历史新高。预计中国疫后的经济回升至少能持续到明年上半年，即便政策不加码，明年上半年在基数效应下经济增速也会是向上的。而且从金融数据也能看得出来，社融增速大概领先GDP两个季度，今年前三季度社融增速持续加快，预示此轮经济回升势头能持续到明年上半年。 影响未来经济增长的最大不确定因素是疫情的反复，北半球气温转冷之后可能导致疫情二次爆发。不过，即便疫情有所反弹，对全球经济的冲击也将有限，中国经济企稳向好态势不会改变。在经济复苏确定性增强的背景下，宏观政策进一步放松的空间缩小。
投资要点 2020年3季度实际GDP同比为4.9%，季调环比2.7%。9月工业增加值同比6.9%，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0.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3.3%。我们对此点评如下： 9月及3季度宏观数据：经济仍在回升期。3季度实际GDP单季同比从3.2%上升至4.9%，使累计GDP同比年内转正。从支出法的角度来看，最终消费拉动年内首次转正，净出口拉动进一步上升，而资本形成拉动回落。而9月的工业、投资和社零数据也仍在改善的轨道上，工业增加值的超预期主要在制造业部门，特别是汽车、电子、机械等行业；投资中，基建的拉动下降，地产高位稳定，而其他投资进一步上升，制造业投资虽然同比回落但环比仍高于其季节性规律。社零仍然延续从必需到可选消费品的趋势，商品和餐饮同步改善。 经济的整体好转中也开始出现一些边际变化。 •季调后产销率持续回落及出口交货值转负值得关注。一、尽管9月统计局公布的工业产销率上升，但经过季调后，工业产销率的数据连续3个月回落，可能指向生产速度快于需求改善，如果这一状况持续，可能会因供需错配带来库存的上升和价格的下压压力。二、尽管生产、需求数据两旺，但是出口交货值当月同比的转负却与出口、生产等数据并不匹配，值得后续关注。 •地产新开工、施工单月增速为近5个月来首次转负。8-9月，针对地产的一些政策调整的媒体报道陆续出现，主要针对地产开发商“降负债”，以及银行可能收紧地产相关的资金等，可能会影响地产开发商的投资意愿和能力，也会打断销售到投资的传导逻辑。 往后看，政策预调微调下，4季度经济或为此轮复苏的环比高点。从货币和财政来看，疫情后的各类托底政策正逐渐回归常态。我们在《又超预期的社融背后，预调微调也已出现》中提到：“企业融资的超季节性幅度已经在减小，政策逐步常态化，社融增速可能在4季度见顶”。在更早的报告《波动加大，资产布局期》中，我们也曾提到：“政策变化可能带来地产部门出现拐点，疫情后复工复产带来的经济增长的高速阶段正在逐渐过去”。因此，尽管从同比的角度来看，明年1季度才是经济的顶，但从环比的角度来看，随着政策逐渐回归常态，叠加前期赶工、填坑的最高峰过去之后，宏观经济各类数据的环比高点大概率将出现在今年4季度。 风险提示：美国大选不确定性，欧洲二次疫情风险。 3季度经济：消费、净出口拉动上升， 资本形成回落 3季度GDP：消费、净出口拉动上升，资本形成回落。3季度实际GDP同比4.9%，基本符合我们的预期（参考报告20200930《9月出口或仍偏强》），但低于市场5.2%的预期。从支出法来看，呈现消费、净出口拉动，而投资回落的格局。 •最终消费：最终消费对当季GDP的拉动年内首次转正，从2季度拖累2.35%变为拉动1.70%，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持续改善，以及3季度第三产业当季同比转正相一致。 • 资本形成总额：资本形成总额的拉动则较2季度的5.01%有所收窄，为2.60%，资本形成总额分为库存变化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与月度固定资产投资之间在统计口径上也具有差别。根据2-3季度工业库存的情况来看库存经历先上后下的走势，或是资本形成总额拉动放缓的原因之一。另外，资本形成总额为实际值，而固定资产投资为名义值，因此或还有价格因素的影响。 •货物和服务净流入：货物和服务净流入对GDP的拉动从2季度的0.53%上升至0.60%，净出口对经济拉动主要在于一方面我国在疫情后恢复较快，全球出口分额被动提升，另一方面在于跨境旅游受限而服务项逆差大幅收窄。 工业：超预期的增长背后 有一些值得关注的不确定性 受益于内外需环境的改善，制造业生产速度较快。9月工业增加值当月同比由前值5.6%升至6.9%，超过市场预期，推升累计同比至1.2%。从分行业的数据来看，受益于内外需的持续改善，制造业生产增速高于整个工业生产，其中汽车、电器机械、金属制品增速较快 ，而部分前期增速为负的行业在9月也出现了转正，比如农副食品和其他交运设备行业。 但也有一些值得关注的不确定性。一、尽管9月统计局公布的工业产销率上升，但经过季调后，工业产销率的数据连续3个月回落，可能指向生产速度快于需求改善，如果这一状况持续，可能会因供需错配带来库存的上升和价格的下压压力。二、尽管生产、需求数据两旺，但是出口交货值当月同比的转负却与出口、生产等数据并不匹配，值得后续关注。 投资：累计增速首次转正，地产支撑仍存在 投资累计增速年内首次转正，地产仍是主要支撑，基建拉动回落。9月，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由前值-0.3%转正至 0.8%，当月同比企稳于7.5%左右，而从其环比季节性规律来看，9月的环比增速仍然明显高于2015-2019年的平均水平。9月，房地产、基建（旧口径）、制造业、其他投资对单月固定资产投资的同比拉动分别为2.24、1.26、0.89、3.09个百分点。其中，房地产投资仍是对投资的最大支撑；基建投资拉动连续第四个月回落，我们此前也指出过随着经济内生动力的增强，托底政策的诉求回落；其他投资随着经济内生动力的增强，扣除卫生教育类的剩余行业增速也在回升。 •制造业投资环比超季节性规律，同比数据回落有一定基数因素。9月制造业投资同比较8月有所回落，但并不意味着制造业投资的再度走弱。8月制造业投资的大幅反弹有基数，以及7月洪涝后对投资节奏的影响。而比较今年9月和2015-2019年9月制造业投资的环比来看，9月环比仍然高于往年水平。 •房地产投资之后可能面临一些变化。9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单月同比进一步上升，达12.0%。我们此前指出从房地产开发投资结构看，今年以来对其支撑最大的是土地购置费，尽管9月地产开发投资细项还未公布，但从对土地购置有领先性的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数据看，9月这一数据应还在改善。尽管单月来看，个人按揭和定金预付款对开发投资资金的拉动有所回落，但这里面有一定的基数因素，且地产销售仍然不弱。然而，9月地产相关的数据也开始出现一些边际变化，新开工和施工的增速由正转负。同时，近期，针对地产的一些政策调整的媒体报道陆续出现，主要针对地产开发商“降负债”，以及银行可能收紧地产相关的资金等，可能会影响后期地产投资的意愿和能力。（详细请参考报告20201011《波动加大，资产布局期》） 消费：同比进一步上升，商品、餐饮同步改善 消费同比增速继续上升，商品、餐饮同步继续改善。9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继8月转正后进一步上升至3.3%，且商品、餐饮均在同步改善，其中尽管餐饮收入增速仍为负值，但在收窄。 结构上继续渐次复苏，延续从必需到可选的复苏路径，关注汽车的修复。我们在此前报告中指出，3月以来，消费恢复的过程是必需消费品向可选消费品逐步传导的路径，这与CPI数据中必需消费品分项先复苏，而可选也开始逐步复苏是一致的。9月数据延续了这一趋势，值得关注的边际变化是汽车销售上升较多但地产产业链相关回落。整体来看，消费逐步复苏反映的是国内疫情得到控制后，居民收入及消费逐步“填坑”的过程，甚至从国庆的情形来看，似乎有“报复性消费”的迹象。从当前复苏的程度来看，这一趋势仍未结束。 风险提示：美国大选不确定性，欧洲二次疫情风险。
郭德纲说如果我跟科学家争论火箭的燃料用汽油好还是煤油好科学家拿正眼瞧我一眼他就算输了。当然这也算科学家的另一种右派式傲慢，科学要为群众服务为工农商学兵服务，科学家凭什么瞧不起丝毫不懂物理知识的但是充满爱国热情的人民群众和一些自以为学者的学者？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应该有国界。于是就抢占了爱国的道德高地，好像中国的火箭可以摆脱一般的物理学热力学原理可以按照有特色的动力学理论飞上天一样，任何质疑中国火箭的言论都会冠以不爱国甚至里应外合的“第五纵队”的名号。 社会科学也是一样。但社会科学与火箭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的门槛比较低，且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拿货币经济学来说，读了几本充满臆想性质的畅销书（比如《货币战争》）就自以为掌握了世界货币体系的精髓洞若观火了货币博弈的实质，然后在自己的世界里各种臆想并创造出惊世骇俗的具有特色的货币经济学理论，然后拿着这把锤子四处“创造”钉子。更可怕可笑的是大声疾呼让国际结算占比不到3%、储备货币占比不到2%（最高到1.9%，大部分时间在1%左右）的人民币来取代相应占比超过40%、60%（最多到85%）的美元。爱国热情值得表扬，但爱国也要讲客观规律科学原理，最起码的要知己知彼吧。有些大声疾呼拿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完全替代美元的说得不客气有点当初大师兄刀枪不入的悲怆既视感。 图1 人民币结算份额与贸易份额地位严重不相称 图2 人民币全球储备货币份额占比更小 中国近当代史无数个教训表明，爱国这个事情最好的姿势是低调的实干，等基础搭牢了时机成熟了实力到位了自然水到渠成，不要还没准备好就厉害了我的国的战狼嚎叫暴露目标。真不知道这些人是爱国还是叛国。 当然，上面说的数据是静态的（截至今年上半年），还要看发展的走向和趋势：美元占比和地位相较过去的确一直在衰弱，人民币的地位的确在上升。但即使美元衰落、人民币上升的趋势持续了那么久（至少20年），两者的客观和现实差距依然巨大。认识到这一点——客观、理性的认识到现实差距——才是所谓“科学”的起点，才是所谓的真正的爱国、爱“人民币”，真正的从社会科学、金融学理性的视角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毕竟，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制造在国际贸易中的强大地位与弱小的人民币地位不成比例（2019年中国贸易份额全球占比超过10%，但用人民币结算的份额不到3%）。 作为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者，我们当然盼望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中国梦，但是正是我们真心想着中国经济好，人民币好，我们才需要正视现实，正确认识到差距，然后找到货币国际化的一般规律，一点点克服问题，一点点推进实践。而不是只会大声批评美元霸权，号召人民币应该脱钩美元独立自主，但却没有任何实质可行的方案。毕竟在国际贸易和货币市场上，硬通货才是硬道理。我们拿着人民币在国际结算市场上取代其它货币，对方就是不认我们能怎么办，难道也怨对方不讲政治不爱国？ 不可否认，当前美元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确充满问题，甚至处在危机的边缘，也的确在利用其世界货币地位全球征收铸币税。但是要知道，现代法定信用货币的发行，实质上都是在征收铸币税。中国央行发现的人民币纸币、准备金等基础货币就不是征收“铸币税”吗，就不是用没有价值的纸张换取实在的商品和服务吗？看看货币史，从足值贵金属货币到不足值货币，最后到没有内在价值的纸币，铸币税是怎么演化的。但也恰恰是生产成本为零的纸币、法定信用货币，大大的推动了现代经济的增长，使得经济摆脱了“贵金属货币供给量约束”下的通货紧缩问题，迈向了更快的经济增长和全球化阶段（布雷顿森林体系事实上扩大了美元的供给，但美元的供给是全球化发展的内生需求拉动的，所以我在上一篇文章里称“美元是全球化的结果”，这里的美元是指世界美元）。 但是，既然信用货币没有成本，央行能随便开动印钞机印吗？当然不能。货币供给是一回事，人家要不要用是另一回事，即货币需求约束。元朝，魏玛共和国，中华民国的经济、货币体系是如何崩溃的？你能随便拿着印钞机向全世界征收铸币税薅羊毛吗？当然不能。对方也可以不用美元啊，为什么还要把美元做为重要的储备货币，以应对未来不时之需？比如储备三个月的进口额度的美元，以在特殊情况下购买粮食石油等紧缺物资以及还债。这些都是现实，都是实实在在的问题，光喊着用美元外占来作为货币发行基础是帮着美元国际化，要去美元化，要让人民币结算和储备占主导有什么用？我们倒是想让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国际市场愿意吗？在贸易顺差的情况下可行吗？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货币经济学常识，那就是现代货币体系的主要供给者不是央行，而是商业银行体系。商业银行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和风控能力发放贷款，然后在负债端创造广义货币。商业银行创造的广义货币是基础货币的3—6倍，即所谓的货币乘数。只要银行放贷行为的背后有真实的实体经济活动，那么广义货币就是内生的、生产性的，非政府性质的商业银行发行的广义货币也不算是“铸币税”（除非用作财政支出）。这是早在一百多年前真实票据学说的观点。 那么通过经常顺差和资本账户进入中国的美元是美国央行美联储的基础货币，还是美国商业银行的广义货币呢？就这个问题问一下那些给别人扣第五纵队帽子的货币专家们，我保证他们一半人一头雾水，因为他们恐怕没有操作过实务，所以才充满了美国政府印钞全球征铸币税的臆想。事实上，除了美元现金，中国的离岸美元都是通过美国的商业银行创造的广义货币流入的（即人民银行外汇储备中的美元存款在美国的商业银行系统内）。离岸美元体系的“央行”并不是美联储而是美国的商业银行（想一下中银香港、工银香港等商业银行在香港离岸人民币中的“央行”角色）。当然，美国商行也需要美联储发行准备金作为基础，说是美联储印钞全球征收铸币税也不是完全没道理，但是现代货币就是信用货币，既是资产又是债务（这是其类似量子的波粒二重性的复杂性），除了美元现金外其它的并不能完全认作为铸币税，毕竟你也可以拿着换回的外汇到美国、到国际市场上买实打实的商品和服务而畅行无阻。 然而问题就出在这里。由于国际贸易的长期不平衡，中国长期保持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双顺差，导致大量美元流入。但美元并不是国内流通的法币，加上过去很长时间采用的强制结售汇制度，使得大量美元现金（银行存款）和低息证券（美国国债）堆积在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人民银行又不得不在负债端发行基础货币，为了保持基础货币的平稳又不得不行使较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很长一段时间保持在20%以上），造成了大量的货币无效率窖藏（低息美元存款和国债，同时中国的商业银行也一方面费劲拉存款，另一方面又大量缴纳法定存）。这样就造成了很奇特的世界货币景观： 中国世界工厂以牺牲资源和廉价劳动力换取的外汇，作为债权人以极低的利率（平均大约3%）借给美国政府、大型投行和跨国公司，美国投行和跨国公司又转过头来以FDI等形式享受较高的超国民待遇（地方招商引资对外资的政策优惠）重新将资本投入中国，获得较高的投资收益率（有人全口径估算年平均收益率高达18%），这显然是个“不公平”的投资和交易格局。所以中国长期保持对外净头寸为正但投资收益逆差的扭曲现象。 图3 中国长期对外净头寸为正但投资收益差额为负 这实际上是“经济大国、货币小国”形成的效率漏损。当然我们也不是没有按照国家自信的精神推进过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如同我前面一篇文章《美国能有印钞机买下中国吗》讲到的，无论是2012年以来加快推动的人民币货币互换还是2015年旨在推动汇率自由浮动的811汇改，实际上分别是想从量和价上双管齐下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但是事与愿违，当811汇改打开人民币大幅波动和贬值预期后，无论是货币互换还是香港、台湾的离岸人民币存款，都成了做空人民币的筹码（即拿到人民币头寸后立即在国际市场抛售换成美元）。最后不得不采取紧缩的政策通过海外的国有商业银行银行收回离岸人民币头寸以稳定离岸人民币汇率，导致国际市场上的人民币大量收缩，人民币国际化严重受阻。 图4 离岸人民币811汇改后大幅下降，人民币国际化受阻 可见人民币国际化、用人民币取代美元建立自己的内循环系统，并不是某些“学者”们臆想的那么简单。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国际上用人民币支付结算和作为价值贮藏货币职能的基础设施有没有？在这里，我说的基础设施并不是支付结算和记账托管的IT系统，而是一系列的与其它国家货币体系接轨的自由市场机制。因为你要做国际货币、世界货币，当然要建立与世界兼容的普遍货币规则体系。 美元的问题、美元隐含的危机（美元的新特里芬难题，即美元的主权性与国际性之间的矛盾），我一直在强调，那些批判我亲美崇美的“学者”们却视而不见。但问题是，如果美元崩溃，会换成谁来担当世界货币的重任，欧元？日元？它们好像也是危机重重。排到第六位才是人民币。但做世界货币就不需要成本吗？全球性的货币基础设施建设，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利率、汇率市场化，资本项目汇兑的自由化，可以作为基准的完整的收益率曲线，具有国际视野和准则意识的跨国金融机构和人才队伍，等等，这一切我们具备不具备？如果不具备，又如何让别人来心甘情愿用人民币？（用调研时一个海外金融机构的话来说，他们也想储备人民币债券，但是在风控系统内找不到对标的市场化的完整的收益率曲线）那些拿着纳税人钱的学者们，与其四处叫嚣寻找捉拿“第五纵队”，高喊人民币国际化但是没有具体解决方案，不如扎扎实实的研究我上面说的这些中性的技术问题。方为“爱国”。
我们提出了“房地产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的业内经典分析框架。从国际经验看，发达国家人口迁移一般经历两阶段：从城镇化到以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化城市群化，中国的都市圈城市群时代已经到来！城市群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重要标志，是推进高质量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平台。 1 2019年中国城市群发展潜力排名 1.1 城市群是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平台 2006年“城市群”第一次出现在中央文件，2013年以来中央要求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2006年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2007年十七大报告指出，以大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2012年十八大报告指出，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科学规划城市群规模和布局。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要在中西部和东北有条件的地区，依靠市场力量和国家规划引导，逐步发展形成若干城市群。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及“十三五”规划要求建设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山东半岛、海峡西岸、哈长、辽中南、中原、长江中游、成渝、关中平原、北部湾、山西中部、呼包鄂榆、黔中、滇中、兰州-西宁、宁夏沿黄、天山北坡等19个城市群。2017年十九大报告指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明确指出，以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等城市群推动国家重大区域战略融合发展，建立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新模式，推动区域板块之间融合互动发展。2015年至今，国务院已批复11个城市群规划。 19个城市群以25%土地集聚75%人口，创造88%GDP，其中城镇人口占比78%。目前大部分城市群依旧需要进一步的发展和培育。城市群更具生产效率，更节约土地、能源等，是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平台，是中国当前以及未来发展的重点。根据恒大研究院2019年4月报告《中国城市发展潜力排名：2019》，发展潜力百强城市中有96个位于19大城市群。19个城市群土地面积合计约24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1/4。1982-2018年，19个城市群常住人口从7.1亿增至10.5亿，人口占比从70.3%增至75.3%。2018年城镇化率达到61.7%，即城镇人口6.5亿，占全国城镇人口的78.3%；GDP合计79.3万亿，占全国的88.1%。长三角、京津冀、成渝、长江中游、山东半岛五个城市群人口过亿，分别为1.5亿、1.1亿、1.0亿、1.3亿、1.0亿。中原、珠三角、海峡西岸、哈长、北部湾、关中平原六个城市群人口均在4000-7000万之间，辽中南、黔中、滇中三个城市群人口在2000-4000万，而山西中部、兰州-西宁、呼包鄂榆三个城市群人口在1000-2000万，宁夏沿黄、天山北坡城市群不到700万。目前大部分城市群建设尚不成熟。一方面，多数城市群中心城市尚处于集聚阶段，对周边中小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不强；另一方面，城市群内的各城市之间由于利益因素互相博弈，协调机制不健全，城市群之间也存在同质化竞争、资源错配等问题。 1.2世界城市群的发展历程与经验 城市群发展可划分为雏形发育期、快速发育期、趋于成熟期、成熟发展期四个阶段，经历了从单级城市、都市圈到城市群的演变。1957年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根据对北美城市的深入考察发表代表论文《城市群：东北海岸的城市化》，首次明确提出城市群概念。之后国内外学者围绕城市群进行了丰富的理论探讨，将城市群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雏形发育期、快速发育期、趋于成熟期、成熟发展期。1）在雏形发育阶段，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发展带动不足，城市间的内在联系较弱，分工体系和区域基础设施仍不完善。2）在快速发育阶段，中心城市部分产业和非核心功能向周边小城市扩散，都市圈逐渐形成，城市化水平快速提升，分工体系开始形成，区域基础设施处于快速建设期。3）在趋于成熟阶段，都市圈建设逐渐成熟，分工体系较为合理，区域基础设施趋于完善。4）在成熟发展阶段，多个都市圈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合理分工协作形成城市群。整体来看，回顾近300年现代化的历史，全球经历了三次城市化浪潮：第一次是核心大城市的兴起，随着工业化的进行，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新兴城市，城市数量和规模迅速增长；第二次是都市圈的形成，一些产业因城市转型、成本等各种因素转移到大城市周边的中小城市；第三次是城市群的形成，主要特点是通过各级城市之间的交通和物流联系，形成庞大的立体城市群网络，区域总体实力、国际竞争力全面提高。 国际公认的世界级城市群有以纽约为核心的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以芝加哥为核心的五大湖城市群、以东京为核心的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以伦敦为核心的英伦城市群、以巴黎为核心的欧洲西北部城市群等。1）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以纽约、波士顿、华盛顿等城市为核心，土地面积13.8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1.5%，集中了美国总人口的20%，制造业产值占全美的70%，城市化水平达到90%以上，是美国最大的生产基地、商贸中心和世界最大的金融中心。2）五大湖城市群集中了美国30%以上的制造业，其汽车产量和销售额约占美国的80%，与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共同构成北美制造业带，钢铁产业集中在匹兹堡，汽车产业集中在底特律。土地面积24.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5000万。核心城市芝加哥是美国重要的交通枢纽，也是美国主要的金融、期货和商品交易中心之一。3）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由东京都市圈、大阪都市圈和名古屋都市圈组成，集聚日本80%以上的金融、教育、信息和研发机构。土地面积3.5万平方公里、占日本国土的6%，人口近7000万、占总人口的61%。核心城市东京是日本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4）英国伦敦城市群是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由伦敦-利物浦一线的城市构成，其中包括世界纺织工业之都-曼彻斯特、纺织机械重镇-利兹、伯明翰、谢菲尔德等大城市，土地面积约4.5万平方公里，人口3650万、占总人口的55%。核心城市伦敦贡献了全国约20%的GDP，是欧洲最大的金融中心。5）欧洲西北部城市群由大巴黎地区城市群、莱茵-鲁尔城市群、荷兰-比利时城市群构成，主要城市有巴黎、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安特卫普、布鲁塞尔、科隆等。土地面积约14.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4600万。其中，巴黎是法国的经济中心和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也是西欧重要的交通中心之一。 在过去的世界经济格局调整中，世界五大城市群均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竞争力，通过发展规划的不断完善、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产业的分工协作等逐渐崛起成为各国提升经济实力、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平台。1）发达城市群的核心城市是创新资源的集聚中心和创新活动的控制中心，是高端生产要素跨境流动的门户。东京集中了日本约30%的高校和40%的大学生，拥有全日本1/3的研究和文化机构，以及全日本PCT专利产出的50%和世界PCT专利产出的10%；纽约集聚了美国10%的博士学位获得者，10%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伦敦集聚了英国1/3的高校和科研院所，每年高校毕业生占全国的40%。2）世界级城市群非常重视城市群内部的统筹规划。1922年，纽约成立区域规划协会，分别于1929年、1948年和1966年编制了三份地区发展规划，为城市群的发展提供了保障；1937年，为了解决伦敦人口过度集聚问题，英国政府成立“巴罗委员会”，并根据该委员会提交的报告编制首轮大伦敦规划，奠定了伦敦城市群的空间格局。3）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能够加强城市群内各城市的联系，世界级城市群具备现代化的城市轨道交通、完善的城际基础设施、发达的航运功能，并逐渐向腹地延伸。东京和伦敦从交通发展方面提供了最优质的基础保障，两个城市群的轨道交通建设和运维水平处于世界前列。东京和伦敦都拥有出海港口，特别是在航空运输方面，东京拥有旅客吞吐量居日本第一二位的羽田、成田两个国际机场，年吞吐量超过1.1亿；伦敦拥有世界第三的希斯罗国际机场和英国第二大的盖特威克机场及其他3个机场，年吞吐量超过1.6亿。4）产业分工协作使各城市能够在城市群发展中找准特色定位，实现优势互补。以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为例，纽约作为金融和商贸中心，华盛顿作为政治中心，波士顿成为了与“硅谷”齐名的高科技聚集地，巴尔的摩国防工业和卫生服务业发达。 1.3中国城市群发展潜力榜单及分类 在2019年4月报告《中国城市发展潜力排名：2019》中，我们从“基本面+市场面”两个层面分27个指标研究2019年中国336个地级行政单位发展潜力（不含三沙），具体以基本面研判城市中长期发展潜力，以市场面辅助择时。城市群是高度一体化和同城化的城市集群，我们继续从“基本面+市场面”两个层面分27个指标研究2019年中国19个城市群发展潜力。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长江中游发展潜力居前，之后是海峡西岸、山东半岛、中原、辽中南、关中平原、北部湾等。 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经济规模居前、产业创新实力领先，GDP、A+H股上市公司数和发明专利授权量合计分别占全国的38.1%、64.1%、63.9%。从人口看，珠三角、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京津冀近3年人口增量领跑全国，分别年均增长142.4万、100.9万、87.3、63.8万、42.7万人，中原、海峡西岸、北部湾、关中平原、山东半岛、黔中等亦大幅增长，辽中南、哈长城市群人口减少。从经济规模看，2018年长三角城市群以17.9万亿元GDP一骑绝尘，京津冀、长江中游、珠三角、山东半岛、成渝、海峡西岸城市群紧随其后，GDP在4.2-8.4万亿元之间，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城市群GDP合计34.3万亿，占全国的38.1%。从产业创新看，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城市群依旧占据绝对优势，A+H股上市公司数和发明专利授权量合计分别占全国64.1%、63.9%。从人口看，2015-2018年珠三角城市群常住人口年均增加142.2万人，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京津冀分别年均增长100.9万、87.3万、63.8万、42.7万人；中原、海峡西岸、北部湾、关中平原、山东半岛、黔中城市群近3年人口年均增量介于18-42万人之间；兰州-西宁、山西中部、滇中、呼包鄂榆、宁夏沿黄、天山北坡城市群近3年人口年均增量介于1-9万人之间；辽中南、哈长城市群近3年人口负增长。 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进入趋于成熟期，京津冀、成渝、长江中游、海峡西岸等11个城市群处于快速发育期，黔中、呼包鄂榆、滇中等6个城市群处于雏形发育期。中国暂时没有城市群达到成熟发展期水平。趋于成熟期城市群2018年GDP在5万亿以上，A+H股上市公司数在190家以上，年发明专利授权量在1.6万件以上，城市群分工体系逐渐形成、基础设施处于快速建设期。快速发育期城市群2018年GDP多在1万亿以上，但多数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尚处于虹吸阶段，中心城市与几乎所有周边城市的人均GDP差距都在扩大。雏形发育期城市群2018年GDP大都在1万亿元以下，产业创新指标也在城市群排名相对靠后。根据上述标准，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进入趋于成熟期，京津冀、成渝、长江中游、海峡西岸等11个城市群处于快速发育期，黔中、呼包鄂榆、滇中等6个城市群处于雏形发育期。 2中国五大最具发展潜力城市群 2.1长三角城市群：崛起的世界第六大城市群？ 长三角GDP达17.9万亿元，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城市层级结构最合理的城市群，已有六大城市跻身GDP万亿俱乐部，未来将以核心城市为支点构建南京、杭州、合肥、苏锡常、宁波五大都市圈。长三角城市群包括：上海，江苏省的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盐城、扬州、镇江、泰州，浙江省的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金华、舟山、台州，安徽省的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滁州、池州、宣城等共计26市。长三角土地面积合计21.2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2.2%；2018年经济总量17.9万亿元，占全国的19.8%，和印度相当；常住人口1.5亿人，占全国的11%；A+H股上市公司市值14.4万亿元，占全国的18.7%。其中，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无锡和宁波等6城GDP超万亿，占全国万亿城市数量的37.5%。城市层级结构方面，长三角城市群呈现出“一超二特三大”的格局，是中国城市层级结构最为合理的城市群，体现了“龙头城市-中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中小城市”这一层次合理、结构清晰的城市体系。上海城区人口超过了2000万，是长三角唯一的超大城市（1000万以上）。南京和杭州城区人口均超过600万，处于特大城市行列（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未来将向超大城市进军。合肥、苏州和宁波的城区人口超过300万，处于I型大城市（300万以上500万以下）行列。交通方面，长三角城市群是中国获准修建城市轨道交通最多的城市群，包括上海、南京、杭州、合肥、苏州、宁波、无锡、常州、南通、绍兴、金华和芜湖12城。整体来看，长三角综合实力突出，在中国19个城市群中最有潜力成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 长三角一体化始于1982年，至今已走过近40年的历程。1982年，“以上海为中心建立长三角经济圈”的设想正式提出，最初范围包括上海、南京、宁波、苏州和杭州，之后不断扩容。2008年9月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要把长三角地区建设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门户和全球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2016年5月国务院通过的《长三角城市群发展规划》提出构建“一核五圈四带”的网络化空间格局，其中“一核”即提升上海全球城市功能，打造世界级城市群核心城市；“五圈”即促进南京、杭州、合肥、苏锡常、宁波五个都市圈同城化发展。未来长三角城市群发展在于5大都市圈的同城化，这些城市本身已积攒足够能量，开始向外输出，带动所在片区发展。2018年1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发表演讲时提到，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2019年1月，上海市市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全力实施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合力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目前中央已明确在江苏苏州吴江、浙江嘉兴嘉善和上海青浦建设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长三角城市群以电子、汽车、现代金融等产业为核心，致力于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高地和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心。上海的优势是创新能力强、服务业发展水平高、科技人才集聚；江苏制造业形成集群；浙江民营经济发达；安徽有充足的劳动力资源，新兴产业发展迅猛。具体来看，上海以汽车、电子、金融为支柱，三者占GDP的58%；A+H股上市公司数367家，占全国约1/10。未来上海仍将聚焦总部经济、金融、科创等功能，向外疏解非核心功能。杭州民营经济占GDP比重达到61%，以信息软件、电子商务、物联安防等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发展全国领先。苏州凭借紧挨上海的区位优势，深化与上海的对接，并善于引进外资，已有90家世界500强企业在苏投资。制造业基础雄厚、门类齐全、企业众多是苏州经济的优势，当下苏州的进阶之路在于借助创新进行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和推动产业价值链的上移。南京作为老牌工业基地，以电子、石化、汽车、钢铁为支柱，致力于打造“芯片之都”。家用电器和装备制造是合肥的优势产业，洗衣机和冰箱产量分别占全国2成和3成。其余城市支柱产业集中于电子信息、汽车、石油化工等。长三角城市群致力于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高地和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心，未来主导产业关键领域创新方向主要包括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钢铁制造、石油化工、汽车、纺织服装、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贸以及文化创意等10个方面。除此之外，长三角城市群基于创新链的新兴产业发展方向主要有6个方面，分别为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北斗产业以及光伏产业。 长三角石化、冶金等领域存在一定无序竞争，核心城市规划滞后明显，经济效率与世界级城市群存在差距。第一，冶金、石化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因具有投资总量大、投资回报周期长、对地方经济带动能力强等特点，受到地方政府青睐。在23个长三角沿海沿江城市中，分别有13个和12个城市在“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到要发展石化和冶金产业。这种脱离市场供需关系的盲目招商引资，一方面造成了重复建设，另一方面降低了城市群的经济效率。第二，城市规划滞后，过去实际人口的增长超过了政府的规划，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并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比如，上海都市区的轨道交通运营里长分别为782公里，路网密度为0.11公里/平方公里，远低于纽约、东京等城市。第三，长三角城市群反映效率和效益的指标，与其他世界级城市群相比存在明显差距。长三角城市群人均GDP分别为世界五大城市群的3/11、1/4、1/3、1/3、3/10，地均GDP分别为世界五大城市群的2/5、9/10、3/25、21/25、3/10。因此长三角城市群若想真正跻身世界六大城市群，其在整体规模方面已经足够，需要注重的是区域内部的深度发展和生产效率的提升。 2.2珠三角城市群：携手港澳建设粤港澳大湾区 2018年珠三角城市群人均GDP达12.9万元、居中国五大城市群首位，城镇化率85.3%、中国最高，将与港澳“拼船出海”，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包括广东省的9市：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独拥广州、深圳两座一线城市。土地面积合计5.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0.6%；2018年经济总量8.1万亿元，占全国的9.0%；常住人口约0.6亿人，占全国的4.5%，近3年人口年均增速高达2.4%；A+H股上市公司市值15.4万亿元，占全国的20.1%；人均GDP达到12.9万元，位列中国五大城市群首位。从城镇化角度来看，2018年珠三角城镇化率达到85.3%，是中国城镇化率最高的城市群。广州、深圳作为珠三角城市群的“双核”，主要受益于改革开放。广州GDP由1978年的全国第八上升到2015年的全国第三，之后被深圳超越，2015年以来人口年均增量超40万、仅次于深圳；深圳从1979年GDP仅为香港1/172的小渔村到2018年超过香港成为活力四射的一线城市，2015年以来年均人口增量超50万、居全国之首。2015年广东省政府编制《珠江三角洲全域规划（2014-2020）》，确立了珠三角城市群的定位和发展目标。2019年2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印发，真正把珠三角9市与港澳紧紧联系在一起，明确粤港澳大湾区要建成世界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国际一流湾区。 珠三角城市群制造业水平发达，未来致力于构建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和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基地。珠三角的产业发展先后经历了接受香港和国际加工制造业转移的阶段和内需导向的本地化产业成长阶段，目前正在迈进门类更加齐全、功能更加完善的自主创新阶段。在珠江东岸，以深圳、东莞、惠州为主体，形成了全国著名的电子信息产业走廊；在珠江西岸，以佛山、中山、珠海、广州为主体，形成了电器机械产业集群。广州作为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又是全国铁路和航空枢纽之一，产业以汽车、电子和化工为支柱，三者占工业总产值的56%。深圳毗邻香港，奠定了其作为珠三角金融、贸易和创新中心的定位。在全球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重大机遇中，珠三角将构建“两主一副三级”的中心体系，并通过“集群化的产业聚集区”，形成区域重点产业的合理空间布局。深圳和广州两大中心城市将从竞争走向合作，充分发挥其辐射作用，广州全面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国际化，精心打造经济中心、文化名城、山水之都；深圳大力推动技术创新、体制创新，充分发挥经济特区的带头和示范作用，重点发展科技、金融、外贸等高端产业。区域副中心珠海依托港珠澳大桥，深化和港澳的合作，重点发展商贸、旅游、生产型服务、物流等产业。佛山着重发展轻工业、以装备制造业为核心的先进制造业。肇庆积极承接广佛的产业与资本转移，做优传统优势产业，积极构建现代都市农业体系和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集聚区，利用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发挥中转港口的枢纽作用，拓展经济圈与广西、贵州的联系。中山、江门将着力强化综合服务功能，继续加强与澳门合作，发展国际性娱乐、现代商贸服务、观光旅游产业。 除深圳外，珠三角城市主要以中低端制造业为主，自主创新能力有待提高，优质公共资源短缺。第一，珠三角城市大都以中低端制造业为主。珠三角城市群产业发展得益于20世纪80年代初和90年代初国际上的两次产业大转移，均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产业结构趋同。除深圳外，其余城市的当前支柱产业仍集中于机械制造、金属冶炼、纺织、食品、化工等中低端制造业，金融、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缓慢。以金融业为例，2018年广州、深圳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值分别为12.7%、9.1%，而北京、上海达16.8%、17.7%；从增速看，北京金融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为7.2%，上海为5.7%，广州、深圳分别仅为4.3%、3.7%。第二，珠三角城市群与长三角、京津冀城市群相比，核心城市的自主创新能力仍待提高。2018年广州、深圳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值分别为2.8%、4.0%，而北京、上海已经分别达到5.7%、4.1%。2018年广州、深圳发明专利授权量为1.1万件、2.1万件，低于北京、上海的4.8万件、2.13万件。第三，优质公共服务资源短缺已成为制约珠三角城市群发展的瓶颈。教育方面，珠三角城市群仅有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4所985和211高校，而京津冀、长三角城市群均超过20所；医疗方面，广州、深圳各级各类医院数量分别为243家、134家，远低于北京、上海的713、349家。 2.3京津冀城市群：打造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 京津冀城市群整体创新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A+H股上市公司市值31.4万亿元，占全国的41.1%。近年顶层设计不断强化，将打造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包括：北京，天津，河北省石家庄、唐山、保定、廊坊、秦皇岛、张家口、承德、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共计13市。土地面积合计21.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2.2%；2018年经济总量8.4万亿元，占全国的9.3%；常住人口约1.1亿人，占全国的8.1%；A+H股上市公司市值31.4万亿元，占全国的41.1%。京津冀城市群的整体创新能力在国内有着明显的优势，从R&D经费占GDP比重来看，2018年京津冀为3.1%，明显高于长三角的2.8%和珠三角的2.6%，其中，北京市高达5.7%，远高于上海、广州、深圳的4.0%、2.8%、4.1%，也超过了OECD国家2016年2.4%的平均水平。 从2001年《京津冀城乡规划》出台开始，京津冀一体化顶层设计不断加强。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展座谈会上首次将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此后，《京津冀协同规划纲要》、《“十三五”时期京津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京津冀产业转移指南》等陆续出台。北京被中央定位为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要求建成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在北京功能定位发生深刻变化的同时，通州副中心加快建设、雄安新区设立并规划建设，以东城、西城为主的首都特区或呼之欲出。未来首都或与北京分开，首都是首都，北京是北京。区域整体定位体现了“一盘棋”的思想，突出了功能互补、错位发展：北京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天津是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河北省是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规划重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疏解非首都功能；二是全方位对接支持河北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建立便捷高效的交通联系；三是高水平规划建设城市副中心，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发挥北京的辐射带动作用，打造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 京津冀城市群呈现“重工业+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布局，高耗能行业占比近几年明显下降，未来将向“高端制造+科技创新”方向着重发力。从产业结构看，2018年京津冀城市群三种产业比例为4：36：60。第二产业以传统制造和重化工为主，其中纺织、石油化工、钢铁、金属制品、汽车、电气机械、电子占比均超过5%，共计占GDP约35%。第三产业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其中批发零售、交通仓储、信息技术服务、金融、房地产、科技服务占比均超过5%，共计占GDP约42%。自去产能和加大环保力度以来，河北省高耗能产业占工业比重从2012年的44%降至2017年的38%。分区域看，北京生产性服务业占比约53%，已基本实现向知识和创新驱动的创新型城市转型；天津装备制造和石油化工业占比均达约34%，当前仍处于主要依赖投资和重工业发展的制造城市阶段，但现代化程度已经较高；河北省产业以装备制造、石油化工、钢铁为支柱，资源城市仍然占大多数。其中，石家庄、保定以装备制造、纺织业为主导，唐山、秦皇岛、邯郸、邢台、沧州等城市以钢铁、煤炭、石油化工业为主导，张家口、承德以旅游、农业为主导。《京津冀产业转移指南》中指出，北京将承担区域产业研发、设计、服务等功能，打造科技创新中心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策源地；津廊将承担京津冀地区科技成果产业化功能；津唐沧秦重点发展滨海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保石邢邯重点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衡水主导承担农副产品和轻工业用品供给功能；张承重点发展绿色生态、农副产品加工和生物医药。 京津冀城市群城镇规模等级不合理，发展不平衡明显。第一，以城区常住人口计算，2017年京津冀城市群共有10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1个（北京）、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特大城市1个（天津）、3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I型大城市2个（石家庄、唐山）、100万以上300万以下的II型大城市4个（保定、张家口、秦皇岛、邯郸）、50万以上100万以下的中等城市5个（廊坊、承德、沧州、邢台、衡水），城镇规模等级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特征。第二，北京、天津实力明显高于其他城市，表现出更强的集聚能力，成为人才和创新高地，河北发展滞后，辐射带动能力弱。从GDP看，北京2018年GDP超3万亿，天津超1.8万亿，而其余城市均低于8千亿；从上市公司看，2017年北京有459个A+H股上市公司，天津有62个，其余城市合计仅71个；从公共资源看，北京每千人执业（助理医师）4.4人，天津市和河北省均低于3人，北京985+211合计35所，天津3所，河北仅1所；从高铁日均班次看，2018年北京高铁日均班次为735趟，天津为744趟，其余城市皆低于500趟。 2.4成渝城市群：培育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 成渝城市群2018年城镇化率达53.8%、西南最高，处于全国“两横三纵”城市化战略格局沿长江通道横轴和包昆通道纵轴的交汇地带，战略地位突出，极具发展潜力。成渝城市群主要包括：重庆27个区（县）和2个区县的部分地区，四川省的成都、自贡、泸州、德阳、绵阳、遂宁、内江、乐山、南充、眉山、宜宾、广安、达州、雅安、资阳等共计16市。土地面积合计18.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1.9%；2018年经济总量5.8万亿元，占全国的6.4%，从经济总量上看，成渝城市群与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的差距还非常遥远；常住人口约1.0亿人，占全国的7.2%；A+H股上市公司市值1.7万亿元，占全国的2.2%；城镇化率从2010年的46.3%增长到2018年的53.8%，为西南地区最高，但比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城市群分别低了31.5%、14.8%、11.6%、7.1%，比全国平均水平还要低5.8%。生活方面，西南宜人的气候和慢悠悠的节奏非常适合生活，居民消费休闲观念强，消费理念前卫，成都和重庆素有吃喝玩乐的天堂之称；成都电影票房连续几年稳居第五，仅次于四个一线城市。区位方面，重庆和成都是中国西部国家级特大中心城市，区位优势突出，战略地位重要，是西部大开发大开放的战略支点，处于全国“两横三纵”城市化战略格局沿长江通道横轴和包昆通道纵轴的交汇地带。 推进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是经济新常态下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是城乡协调发展的重大突破口。2011年5月份国务院正式批复《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2016年3月份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成为继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城市群后，获中央批复的第四个城市群。2018年6月份《重庆市人民政府、四川省人民政府深化川渝合作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动计划（2018—2022年）》签署，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步伐不断加快。2019年4月发改委印发的《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中提出，有序实施城市群发展规划；加快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扎实开展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实施情况跟踪评估，研究提出支持成渝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举措，培育形成新的重要增长极。 成渝城市群目前产业协同程度较低，未来将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打造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建设长江上游地区金融中心和全国重要的商贸物流中心。目前成渝城市群正在形成以成都为核心的医药、化工、能源以及服务业的集聚地和以重庆为核心的制造业、物流运输基地，但区域内其他城市产业协同尚未实现，大都以机械、冶金、电子等产业为支柱各自为战。成都以电子信息和汽车制造业为支柱，二者占工业增加值的50%。与成都类似，汽车和电子制造业也是重庆工业经济的支柱产业。2017年重庆汽车制造业与电子制造业分别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的22%、20%。根据《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未来成渝城市群将继续以长江上游航运中心和重庆成都两大核心，建设以高铁、城际和高速公路为骨干的交通路网结构，促进城市群一体化的发展，内部产业结构将逐渐从竞争走向互补。重庆将发挥汽车整车和零部件配套产业体系全的优势，积极成为川渝两地汽车整车制造企业的零部件供应商；成都则利用科技创新资源优势，提升汽车研发创新能力，在汽车产业发动机、变速箱等关键零部件领域取得突破；其余城市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和产业配套。 成渝城市群内部缺少重要节点城市，成渝两地产业分工协作不够充分、竞争大于合作，创新能力不足。第一，2018年除成都、重庆（主城区）外，仅有绵阳的GDP突破2300亿元，众多城市GDP规模在1000亿-2000亿元之间，城市群经济发展呈现哑铃式结构，即两头过大，而“中部塌陷”。中等规模城市的缺乏，不仅弱化了成都、重庆两座超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其经济“虹吸”效应也使得城市群中的其他城市发展动力不足。第二，从产业来看，重庆和成都均将汽车制造和电子信息产业作为支柱产业大力发展，力求打造成为跨国公司集聚地，两地承接国外、沿海产业转移的决心和力度都非常大。在汽车产业方面，重庆作为全国六大汽车基地之一，目前在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和智能汽车。而成都作为后起之秀，目前已累计引进一汽大众、吉利、沃尔沃等11家整车企业。根据《成都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成都新能源汽车2020年产值预计达到500亿元，而《重庆新能源汽车发展规划》中，该目标为300亿元，在汽车工业发展上两城呈现较为激烈的竞争。此外，新材料、IT产业、“互联网+”等产业也均是两城都在积极发展的产业，天府新区、两江新区都将打造新型园区和新兴产业基地，发展高端智能科技。第三，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方面，2018年成渝城市群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占GDP的1.8%，远低于长三角城市群的2.8%、珠三角城市群的2.6%、京津冀城市群的3.3%；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方面，成渝城市群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为5.3件，分别比长三角城市群低12.3件、比珠三角城市群低13.7件、比京津冀城市群低12.4件。 2.5长江中游城市群：构建中部崛起的战略支撑带 长江中游城市群土地面积合计32.6万平方公里，是中国面积最大的城市群，常住人口总量达1.3亿人、仅低于长三角，承东启西、连接南北，是中部崛起的战略支撑带。长江中游城市群包括：湖北省的武汉、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潜江、天门、襄阳、宜昌、荆州、荆门，湖南省的长沙、株洲、湘潭、岳阳、益阳、常德、衡阳、娄底，江西省的南昌、九江、景德镇、鹰潭、新余、宜春、萍乡、上饶及抚州、吉安的部分县（区）。土地面积合计32.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3.4%，是中国面积最大的城市群，是长三角的1.5倍，珠三角的6倍；2018年经济总量8.3万亿元，占全国的9.2%；常住人口约1.3亿人，占全国的9.1%，仅低于长三角；A+H股上市公司市值2.2万亿元，占全国的2.8%。长江中游城市群承东启西、连接南北，是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全方位深化改革开放和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点区域。2006年4月，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为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提出与发展提供了政策基础。2015年4月，国家发改委印发《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定位为中国经济新增长极、中西部新型城镇化先行区、内陆开放合作示范区、“两型”社会建设引领区。2018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要求以武汉为中心引领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 长江中游城市群以钢铁、汽车等传统工业为基础，以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新能源等高科技产业为支撑，未来重点推进金融、旅游、文化创意的深度合作，打造世界级规模的先进制造业带。长江中游城市群是中国发展较早、基础较强的老牌工业重地之一，但早期湘、鄂、赣三省产业重合度较高，三省均形成了以钢铁、建材、汽车等为主的产业结构，导致了城市群内部经济效率较低。目前，武汉、大冶、萍乡为主的金属冶炼区域已成为中部地区重要的有色金属产地，同时大型钢铁骨干企业作为龙头，兼并重组一批中小钢铁企业，组建若干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集团，打造中部钢铁产业集群。武汉、孝感、襄樊、十堰等地的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已具备了一定的规模与技术优势，未来逐步引导武汉、长沙等地开展汽车产业合作与企业重组，打造全国重要的汽车产业基地。武汉、长沙、南昌、株洲、襄阳、景德镇等为作为装备制造业主要发展地区，围绕技术自主化、制造柔性化、设备成套化、服务网络化开展合作，着力提高装备设计、制造和集成能力，共同打造具有世界影响的装备制造产业基地。武汉、长沙、南昌、株洲组成的高新技术产业联盟已成为全国电子信息、生物制药、新能源和新材料等产业的重要产地之一。未来，长江中游城市群逐步聚合区域优势产业，提升区域核心竞争力，融入全球分工，建设世界级规模的先进制造业带。 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心城市辐射能力较弱，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比重低。第一，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中心城市武汉在该区域的辐射能力弱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4大城市群的中心城市。除武汉外，长沙、南昌作为区域中心城市，与武汉构成了三大城镇组团，但长沙、南昌经济实力较弱，且与武汉分别距离300km、260km，中间山地阻隔，沟通不畅。第二，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比重过低，会导致城市聚集效应难以发挥，吸纳的就业人口少。长江中游城市群2018年第三产业占比仅为43.2%，低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的51.5%、50.0%、48.5%、43.5%。其中武汉第三产业占比仅54.6%，远低于北京、上海、广州的81.0%、69.9%、71.8%。
6月份以来，人民币大幅升值，当前已经达到了去年贸易关系复杂之前的水平。人民币升值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会一直维持强势吗？我们认为国内外疫情的错位是核心因素，例如我国出口的“供给”优势或在30%以上，经济也好于其他国家。但如果未来海内外疫情控制状况逐渐收敛，这种短期的优势或许逐渐减弱，汇率也难以维持强势，会趋于贬值。此外，尽管经济偏强、汇率升值，我国国际收支状况的改善幅度并不大，这一点值得关注。 摘要 1、人民币大幅走强。如果从年初开始算的话，人民币对美元已经升值了4%，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已经提高了3.1%。从币种来看，人民币对其它新兴货币升值幅度更大，对发达货币升值幅度要相对小一些，但是对美元、加元、英镑的升值幅度都在4%以上。 2、主因在于疫情错位。在疫情得到较好控制的情况下，我国在全球率先开启了经济上的复产复工，而海外疫情迟迟未能得到有效防控。所以二三季度，我国都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增速领先的。汇率本来衡量的就是经济之间的相对表现，因为疫情错位，我国经济、贸易的表现都好于其它经济体，为今年以来的人民币汇率升值提供了重要的基本面支撑。 3、海外疫情是反转的关键。往前看，影响汇率走势的主要因素仍然是疫情。我们认为，如果疫苗、药物逐步投入使用，海内外之间的疫情控制差距逐渐缩小，人民币汇率也会逐渐转向贬值趋势。例如根据我们的测算，由于疫情错位、海外供应链未恢复，使得我国出口的“供给”优势或在30%以上。而后续即使海外疫情控制住、需求逐渐恢复，但我国出口增速反而会逐渐趋于下降。如果国内外经济状况差距逐渐缩小，人民币汇率也会逐渐趋于贬值。 4、资本仍在流出值得关注。尽管今年汇率有明显升值，但外汇储备的增加并不明显。根据我们的测算，今年我国仍然处于资本净流出的状态。这个趋势其实从2014年就已经开始，2017年以后随着我国经济恢复有所改善，但当前仍是延续之前的流出趋势。经济的向好、汇率的升值，并没有带来资本的大量净流入，这背后或许有长期的考虑，也决定了人民币汇率或许难以一直维持当前的强势状态。 1 人民币大幅走强 从6月份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大幅升值，当前已经升值到了6.7以内，达到了去年3月份的水平。如果从年初开始算的话，人民币已经升值了4%。而且不仅仅是对美元，人民币对一揽子货币也是升值的，年初以来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已经提高了3.1%。 从币种来看，人民币对其它新兴货币升值幅度更大，例如对俄罗斯卢布升值31%，对墨西哥比索升值16%，对泰铢升值8%，对印度卢比升值7%；对发达货币升值幅度要相对小一些，例如对欧元相对贬值了0.8%，对日元升值0.3%，但是对美元、加元、英镑的升值幅度都在4%以上。 2 主因在于疫情错位 我国疫情防控相对较好，是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大幅走强的重要因素。我国新冠疫情爆发于1月份，但在2月中旬以后每日新增确诊人数就开始大幅下降。在疫情得到较好控制的情况下，我国在全球率先开启了经济上的复产复工。 而海外疫情虽然爆发的晚，大规模爆发开始于3月份，但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遏制，每日新增确诊人数不断攀升，当前已经达到了每天40万以上。疫情迟迟没有防控住，也影响海外经济上的复产复工。 尤其是最近几个月，海外主要经济体均出现了疫情的二次爆发。例如，美国是主要经济体中最早二次爆发的，从6月中旬开始，每天新增新冠病例数就开始由降转升。而且二次爆发比一次爆发更凶猛，最高时每天新增病例将近8万，是一次爆发时高点的两倍还多。虽然美国疫情在8月份有所改善，但9月以来再度抬升。 7月下旬以来，欧洲主要经济体的疫情也开始二次爆发。比如最严重的是法国和西班牙，每日新增确诊人数也远远高于一次爆发时的水平。9月以来，英国每日确诊也直线飙升，当前维持在15000以上。 所以从今年以来经济上的表现来看，我国受疫情冲击最大的时候是一季度，当时GDP增速在主要经济体中最低。而开启复产复工后，我国经济恢复非常快，成为了二季度唯一一个GDP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从三季度以来疫情防控情况和经济高频指标来看，我国三季度GDP同比增速或许仍是主要经济体中领先的。 外贸上的表现也是类似的。疫情不仅仅影响需求，其实对供给端影响也很大，所以在海外疫情迟迟未能防控住、全球贸易总量大幅萎缩的情况下，我国出口还能保持较高的增长。这主要得益于海外供应链受到疫情影响，短期内难以恢复，所以我们在之前专题中就发现，中国在美国、欧洲等进口中的占比大幅上升。另外我们统计了73个经济体的出口情况，发现我国在其中的出口份额从二季度就开始大幅上升，最高达到18%以上的历史最高点。 汇率本来衡量的就是经济之间的相对表现，因为疫情错位，我国经济、贸易的表现都好于其它经济体，为今年以来的人民币汇率升值提供了重要的基本面支撑。 3 海外疫情是反转的关键 往前看，影响汇率走势的主要因素仍然是疫情。我们认为，如果疫苗、药物逐步投入使用，海内外之间的疫情控制差距逐渐缩小，人民币汇率也会逐渐转向贬值趋势。 例如根据我们的测算，由于疫情错位、海外供应链未恢复，使得我国出口的“供给”优势或在30%以上。因为贸易格局是根据长期比较优势、进行全球产业分工的结果，短期内很难发生突变，所以各国贸易占比一般是比较稳定的。这也是为什么主要经济体出口增速的走势高度相关，我们用历史数据拿美国、日本、韩国的出口增速模拟中国的出口增速，解释力在80%以上。 我们可以假设一种情形，如果我们的疫情防控情况和海外一样，没有供应端的优势，那我们的出口应该也像其它主要经济体一样，跌幅在20%以上。而现实来看，我们的出口还能有接近10%的正增长，这30%的优势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供应链比其它经济体恢复得快带来的。 而如果未来海外疫情控制住，由供应端带来的短期出口优势会逐渐减小，尽管海外需求会逐渐恢复，但我国出口增速反而会逐渐趋于下降。根据WTO的最新预计，今年全球货物贸易总量将萎缩9.2%，我们不妨相对乐观的去假设：如果海外疫情控制住以后，明年全球贸易需求先恢复到疫情前的正常水平，我国的贸易份额也回到相对正常的水平。 即使按照这种乐观估计的话，我国明年出口增速再提升的空间也相对有限。预计明年2月份由于低基数冲顶后，会出现明显的回落，明年下半年我国出口增速不排除出现明显负增长的可能。所以明年的出口改善可能更多是结构性的，今年相对高增的领域明年可能会走弱，今年相对较弱的领域明年可能会有改善，但总量上的改善幅度不会很大。 当然这一切假设的前提是海外疫情逐渐得到控制，如果依然是当前这种情况延续的话，我国的出口仍然会有明显的增长。 对应到经济其它领域也有些类似，我国经济率先复产复工，远远好于其它经济体。但后续经济恢复的速度也逐渐放缓，再加上政策上有所收紧，我国经济可能会出现先上后下的局面。而如果海外疫情控住后，经济会逐渐恢复，海内外经济状况的差距会趋于收敛。相对基本面的变化是影响汇率走势的关键，人民币汇率也会逐渐趋于贬值。 4 资本仍在流出值得关注 尽管今年汇率有明显升值，但我国国际收支的改善并不是很明显，仍然处于净流出的状态。 从国际收支的主要项目来看，今年受益于出口高增长，我国货物贸易带来资金净流入量达到1844亿美元，比去年同期还有增加，尤其是二季度达到了历史最高值。服务贸易虽然一直处于逆差状态，但今年由于疫情影响，运输、旅游相关的逆差明显收窄，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贸易逆差比去年同期减少了527亿。所以无论是货物贸易顺差的扩大，还是服务逆差的收窄，都是有利于国际资金净流入我国的。 但是我们发现，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储备虽然有所增加，但和经常账户的顺差体量相比，并不是特别明显。如果我们用储备资产净变化减去经常账户净流入，来测算资本净流入我国的情况的话，我们发现，今年仍然处于净流出的状态。这个趋势其实从2014年就已经开始，2017年以后随着我国经济恢复有所改善，但当前仍是延续之前的流出趋势。 经济的向好、汇率的升值，并没有带来资本的大量净流入，这背后或许更多是有长期的考虑，也决定了人民币汇率或许难以一直维持当前的强势状态。 风险提示：新冠疫情，经济下行，政策变动。
“十四五”期间，我国可能出现资本和金融账户项目顺差弥补经常账户逆差的局面，这其中，国际证券投资持续净流入将扮演重要角色。 疫情以来，中国经济运行的许多特征发生了变化，比如，外需强劲恢复、消费增长乏力等。国际收支领域的变化尤为明显，这些变化的方向总体是良性的，包括经常项目顺差大幅改善，资本和金融项目出现新的变化等。现在很难说这些变化是长期趋势还是短期冲击。总的看，“十四五”期间的国际收支，重新回到此前格局的可能性更大。 一、“十三五”前四年我国的国际收支格局 “十三五”前四年，我国国际收支呈现出经常项目顺差收窄，资本和金融账户由逆差转为顺差，误差遗漏项高居不下的特征。稳定外汇储备规模重新成为政策目标后，2017年起，非储备金融资产也实现了顺差。 （一）经常账户顺差收窄 在货物贸易顺差收窄及服务贸易逆差扩大双重压力下，近年来，我国经常账户顺差回落，中美贸易摩擦以来尤其明显，2018年经常账户顺差曾骤降至255亿美元。 ——货物贸易：货物贸易顺差自2015年高点的5762亿美元已逐步回落至近两年的4000亿美元上下，入世后顺差的扩张趋势不复存在。 ——服务贸易：服务贸易逆差扩大趋势不改，自2015年的2183亿美元逐步上升至近三年的2500亿~3000亿美元。分项看，服务贸易逆差主要来源于旅行支出，例如2019年服务贸易逆差2611亿美元，当年旅行支出高达2546亿美元。 ——初次收入及二次收入：“十三五”前四年，初次收入年均逆差约400亿美元，二次收入年均逆差约35亿美元，收支差额不大。 （二）资本和金融账户由逆差转为顺差 “十三五”前四年，我国资本和金融账户收支的突出特征是FDI（外国直接投资）增长放缓，证券投资转为顺差。自2017年起，非储备金融资产由逆差转为顺差。 ——FDI增长显著放缓：2010~2013年间，我国直接投资每年净引入资金约2000亿美元，目前已逐步下滑至“十三五”前四年期间年均340亿美元的规模，显著放缓。 ——证券投资转顺差：2015~2016年证券投资每年净流出资金约600亿美元，而近三年均录得顺差，2018年资金净流入甚至达到1069亿美元，成为重要的顺差来源。 ——金融衍生工具：金融衍生工具国际收支金额仍不大，“十三五”期间年均逆差约34亿美元。 ——其他投资逆差收窄：2014~2016年间，其他投资逆差约年均3500亿美元，而2017~2019年年均逆差约150亿美元，资金外流得到遏制。从结构上看，逆差收窄主要由于贷款及贸易信贷的净资金流出收窄并转为净资金流入，未来继续改善余地不大。 ——储备资产流失结束：2015年及2016年储备资产分别流失3429亿美元及4437亿美元。自2017年起，储备资产结束迅速流失趋势，但增长乏力。2017年及2018年储备资产分别增加915亿美元和189亿美元，而2019年流失193亿美元。 （三）净误差与遗漏居高不下 2015年“8·11”汇改后，净误差与遗漏项的不明资金流出由此前的约600亿美元快速上升至每年2000亿美元左右。2017~2019年间，我国国际收支中经常账户与非储备金融资产账户每年都实现了顺差，然而净误差与遗漏项居高不下，蚕食了大部分资金流入。该项具体构成，一直没有权威解释。 二、疫情以来国际收支变化 今年一季度，我国处于疫情暴发期，经常项目逆差337亿美元，非储备金融资产逆差139美元，储备资产减少251亿美元，净误差与遗漏项不明资金流入226亿美元。进入二季度，由于抗疫物资出口、中外疫情复工复产时间差等因素，我国经常账户顺差扩大至1102亿美元，非储备金融资产逆差153亿美元，储备资产增加191亿美元，但净误差与遗漏项进一步扩大至757亿美元。 （一）经常账户顺差强劲反弹 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顺差断崖式下降，服务贸易逆差由于境外旅游减少而出现收窄，仍难以对冲货物贸易顺差降幅，整体经常项目出现逆差337亿美元。二季度由于复产较早我国货物贸易顺差扩大，服务贸易逆差继续收窄，经常账户顺差急速扩大至1102亿美元，出现了“十三五”期间季度最大规模顺差。 ——货物贸易：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顺差断崖式下跌至231亿美元。二季度由于国内外复苏节奏差异，货物贸易顺差扩大至“十三五”期间季度最高的1613亿美元。 ——服务贸易：由于国外疫情原因出国旅行支出压缩，一季度服务贸易逆差收窄至470亿美元，二季度进一步收窄至295亿美元，也是“十三五”期间季度最好水平。 ——初次收入及二次收入：疫情期间波动变化不大。 （二）资本和金融账户出现新的变化 一季度我国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111亿美元，其中FDI小幅流入163亿美元，证券投资资金流出532亿美元，金融衍生工具资金流出46亿美元，其他投资资金流入277亿美元，以上非储备金融资产总体小幅逆差139亿美元，储备资产消耗251亿美元。 二季度我国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345亿美元，其中FDI仅小幅流入47亿美元，金融衍生工具资金流出45亿美元，其他投资项又出现大幅资金净流出580亿美元，在证券投资资金大幅流入424亿美元予以补充的情况下，非储备金融资产仍小幅逆差153亿美元，储备资产仅小幅增加191亿美元。 ——直接投资：一季度我国FDI小幅流入163亿美元，二季度小幅流入47亿美元，增长乏力。 ——证券投资：一季度我国证券投资逆差532亿美元，其中，疫中全球资产价格暴跌情况下，资产方向向外净投资515亿美元；二季度证券投资顺差424亿美元，其中负债方向净引入外资660亿美元，为“十三五”期间季度最高水平，有力缩窄了二季度非储备金融资产总体逆差规模。 ——金融衍生工具：金融衍生工具差额变化不大，一季度和二季度分别小幅逆差46亿美元和45亿美元。 ——其他投资：一季度其他投资顺差277亿美元。二季度转为大幅流出资金580亿美元，其中，贫穷国家及疫情影响严重国家偿贷能力下降影响下，二季度资产方向向外投资净流出619亿美元；避险情绪冲击下，负债方向引入资金仅39亿美元。 ——储备资产：货物贸易顺差断崖式下跌情况下，为平衡国际收支储备资产消耗251亿美元，二季度储备资产反弹，小幅增加191亿美元。 （三）净误差与遗漏居高不下 3月末汇率突破7.1，美元荒环境中人民币短暂低估，一季度净误差与遗漏不明资金流入226亿美元。二季度汇率升破6.8，多空预期变化，净误差与遗漏不明流出反弹至757亿美元。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及证券投资资金流入向好的情况下，蚕食大部分顺差，使得二季度储备资产实际增长仅191亿美元。 三、“十四五”国际收支回到此前格局可能性较大 一是经常账户顺差扩张难以持续。不管是明年底还是后年，全球疫情得到彻底控制之后，我国出国旅行会出现报复性反弹，服务贸易逆差可能重新大规模出现。方向上看，从单一国家获得大量货物贸易顺差也不具有持续性。这意味着“十四五”期间的经常项目收支格局，很可能与“十三五”前四年类似。 二是净误差与遗漏难以迅速缩减。巨大的误差遗漏项至今没有得到合理解释。人民币汇率出现长期升值预期，进而减少资本统计口径外流的说法也没有说服力。这意味着“十四五”期间的净误差与遗漏不会有效缩减。 三是FDI净流入格局不会有大的变化。目前无法预计疫后发达经济体FDI流出出现显著增长，也难以推论中国在其中的份额有新的提升。当然，就中国的FDI流出而言，未来较大可能出现某种程度的收缩。净流入的格局依然将延续。 四是证券投资有望大幅增长。着眼于经济基本面、人民币汇率、中外利差、国内金融对外开放四大因素，国际证券投资有望持续大规模流入。这是国际收支大项中最为关注的净流入方面。 综合以上方面，“十四五”期间，我国可能出现资本和金融账户项目顺差弥补经常账户逆差的局面，这其中，国际证券投资持续净流入将扮演重要角色。 “欲戴王冠、必承其重”。FDI长期持续大规模流入，其负面影响主要在实体经济领域，包括依存度上升，自主发展能力提升缓慢，资源环境领域成本高昂等。国际证券投资大量涌入的负面影响则主要在虚拟经济方面，成为国际证券投资流入大国之路不会一帆风顺。未来在跨境资本流动、人民币汇率稳定、市场监管、金融创新兼容等方面，会不断遇到新的矛盾和挑战。将更多外资流入引导进入债权，尤其是信用债领域，是更为稳妥的选择。 贸易、产业实体经济领域，一段时期内、某种程度上，中美向脱钩方向发展在所难免。而虚拟经济领域某种程度的挂钩，具有对冲、延缓实体经济脱钩趋势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承担一定风险，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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