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系列我要讲的内容，实际上是非常多的，但力求由浅入深，从面到点，内容是虎哥这几年对军工产业深度学习研究，无数次的不耻下问，加上我们在投资实践中整理出的内部培训教材。虎哥为什么要辛苦的做这个系列的视频？因为经常有人问，你有什么好的投资机会？我可以非常郑重的告诉大家，军工产业就是最好的投资机会之一！ 一：什么是军民融合？ 2015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和解放军代表团在一起交流，第一次明确提出要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从此，军民融合就成为一个热词，现在工信部有军民融合推进司，国防科工局有军民融合办，军委战略规划部里有军民融合局，科技委里面有军民融合与成果转化办公室。 那什么是军民融合？这并不是一个新词，中国古代历史上，那些镇守边疆兵农合一的将士，和平时期搞瓜田李下男耕女织，战争时候，提枪上马冲锋杀敌，保家卫国，这就是军民融合。说到这儿，你是否想起今天的中国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组织，就是扮演这种角色——新疆建设兵团！军民融合从字面理解，非常的简单：代表国防力量的军队体系和代表地方群众的融合，军队和地方由于各自承担不同的目标任务，不同的管理体系，尽管在某些地方也有交际，但都是浅层次的交际，由此导致的最现实也是最大的问题那就是资源的重叠和浪费！比如机场有军用和民用，军用机场民营飞机不得靠近的，民用机场也不会给军机提供起降、加油等服务。在军民未融合的背景下，这类基础设施建设就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这种重复建设就是一种非常大的资源浪费。当然我只是举一个让你好理解的例子，如果你认为这就是军民融合，那可就没有高度了！引用国防大学国防经济研究中心郭瑞鹏研究员的观点：从国家宏观层面来说，“军”指的是国防建设，而“民”指的是经济建设；从中观层面来说，“军”指的是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某些重要领域，比如说武器装备的研发，军队的人才教育，军队的后勤保障，这个“民”指的是与国防和军队建设紧密相关的那些民用领域，比如说和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密切相关的领域，就是国家的科技和工业体系的建设，和军队人才培养紧密相关的就是整个国家的教育体系；从微观的层面来说，对企业而言，“军”指的就是军品或者军用市场还有军用资源，“民”指的就是民品、民用资源还有民用市场。 二、军民融合对于未来发展的重要性 我说军民融合和你我未来的发展息息相关，你肯定不相信！不过没有关系，虎哥专治各种不服。1991年苏联解体，解体的原因有政治的也有经济的，政治的原因我不想多讲，经济上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和美国佬搞军事竞赛，被美国佬拖垮了经济。那美国为什么没垮，相反还得到快速的发展？其中之奥妙就在于美国很早就实行了军民融合，大家记得我有一期节目讲IBM，美国上世纪的经济大萧条之后，IBM从一家做磅秤的转型为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很长很长时间里，IBM一直都是美国军方和航空航天系统的非常紧密的合作伙伴，IBM就是个民营企业，怎么进入军方体系的？有没有受到甲方也就是军方的歧视呢？没有，美国设计出符合人类发展进步的制度和机制，只要你有好的技术，我就和你合作，由此让民用技术和军用技术之间实现了无缝对接，无缝的转移。先进的民用技术很容易就被军事国防市场采用，先进的军用技术也很容易转化到民用市场。咱们现在坐的飞机，主要就是法国的空客和美国的波音，波音已是世界上最大的民用飞机制造商，也是世界排名前十的军工企业。和平年代，他们的产品就以民用飞机为主，一旦发生战争，飞出来的就是一架架的战斗机，这就是军民融合。反观我们的苏联老大哥，一直走的是僵硬的军民对立的路线，在这种管理体制下，军用技术很难走向民用市场，民用市场的先进技术，也被以保密、国防安全等等看似十分合理的理由，实际上是被这些既得利益或者是思维僵化的人阻挡在军用序列之外。这样的机制和美国人搞军事竞赛，就像炒股，美国人的成本是1块，苏联人的成本是2块，随着时间推移，美国人的成本在不断的降低，而苏联人的成本还在不断提升，你说怎么竞争？其实像波音这样的企业中国也有，比如虎哥老家的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和平年代，它就是生产汽车；一旦发生战争，开出来的就是装甲车坦克。比如高德红外即可以生产普通的红外热像仪，也可以配套空军的机载、导弹还有海军的舰载侦查设备，还有湖南的三一重工，可生产工程机械，也可以研制军用装备，但中国这样的军民融合的企业还是太少了。 三、军民融合要融合什么？ 第一是融合思想。思想上的融合是最重要的，军队和地方都要有大局意识，关注国家的未来，不能因为各自利益而在融合的过程中打折扣，任何有这类想法的人都是中华民族历史的罪人！ 第二是理念上的融合。融合的过程肯定有困难，有障碍，有分歧，有风险，但必须要以民族大义国家的未来为宗旨，只有目标一致才能建立彼此的信任。在这一点，我们要学习一个国家，虽然在国土上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国，但却是全世界公认的强国，强在什么地方？就是军民融合的理念，军民之间的融合，军用市场作为技术创新的驱动，一旦技术成熟便立刻分享给民用市场，带来经济的红利，这个国家就是以色列。 第三是技术上的融合。前面说了军用尖端技术转为民用，其实民间也有很多技术可以吸纳转为军用。一方面，军队与市场接触的比较少，很多军工企业固守自封，并未主动了解和吸纳民用已经充分发展的高科技技术；另一方面，中国军队近90年的发展，在技术装备领域有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要适应现代化的战争，必须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信息化技术，这类技术在民营企业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发展，那么将这类技术吸纳转化成军用，就能有效的提升军队的防御和作战能力，从而提升国家整体的国防军事实力。 第四是市场的融合。我们的国防科研成果的转化率只有15%左右，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60%左右的水平，目前我们十二大军工集团外部的配套率只有13%。说明什么？行业封闭，竞争不充分，导致市场需求无法得到有效满足。除了国防军事技术，还有教育、社会服务尤其是军方的后勤保障、医疗卫生、住房、供暖供电等等商业服务；还有国防的动员、应急和公共安全，包括海洋的开发、海洋的空间信息，这些领域都可以建立共享和协作的市场机制。 第五是人才的融合。因为技术、市场最终都是靠人来驱动的。目前中国民营高科技企业的数量已经超过了10万家，专利技术创新占到了每年总成果的70%比例，但是获得“武器装备研发生产许可证”的企业数量，民营企业到目前为止也就是1000家左右，占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的1%。这意味着什么？市场的封闭，导致着我们99%的高新技术企业，这些民营企业并没有参与到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队伍中来，那么存在着大量的人力资源浪费的情况。 四、军民融合怎么融合？ 给大家讲一个故事，美国上一任的国防部部长叫阿什顿·卡特，2014年被奥巴马提名为国防部长，他也是一位物理学家。卡特在硅谷起家，所以他对硅谷高新技术的发展非常了解，他上任之后就到硅谷进行一个专题演讲，主题是《重新链接五角大楼》。他认为国防部对硅谷的高新技术已经不是特别了解，现在需要重新链接，如何链接五角大楼呢？他提出了两点举措：第一个举措，国防部每年派出一个团队到硅谷各个企业去任职，任职时间两年，一年时间用来充分了解硅谷的这些商业技术，一年时间把这些先进的技术拿到军队内部来搞实验。美国为了加速它的“民转军”，真是冲到了市场的最前线；第二个举措，国防部出资，给那些有创新想法的中小企业，以资金的支持。 为什么美国推行军民融合力度如此之大？一句话，能花小钱办大事！举个例子：掌握卫星研发制造技术的有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航天五院、八院和中国科学院上海小卫星工程中心。那么研发设计一颗北斗卫星，五院要花费10亿元人民币，因为国有企业嘛！中科院上海小卫星工程中心2亿元人民币就能做出来，这就是竞争！等我们详尽的咨询业内专家后，了解到美国的私营企业1到1.5亿元人民币就能做出来，而且还能有30%的净利润，这就是充分的竞争！ 我们现在提军民融合，主要的思路和理念还在很低的层次，什么“军转民”，就是把军用的技术转民用；“民参军”，就是民营企业、民营资本、民用技术进入军工行业。再看看美国，它的国防部和商务部统计的关键技术需求清单重叠率达到了85%，意味着85%的技术既可以为军所用，也可以为民所用，军民通用。美国早已认识到冷战时期那种“先军后民”、或者是“军转民”、“民参军”这样的发展战略已经完全不能适应新的形势需要了。所以怎么融合？学习借鉴美国、以色列、日本的先进制度和技术；并且同时加快立法，要从政策法规、制度机制、行业标准上来为军民融合战略作保障，明确军队、地方、企业，各方在军民融合中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同时在技术研发上，注重军民技术的通用性，避免资源浪费，国防和军队建设要逐步的对民营企业开放，军队要通过吸纳民用技术完善自身技术体系，军民相互取长补短，融合发展。另外，军民融合的理念也不仅仅是狭义的国防科技，前面已经介绍过，还包括军队的教育，人才的培养，军队的后勤保障，国防的动员，这是要建立一个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深度融合的格局。
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三季度中国经济数据，第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长4.9%，前三季度同比增长0.7%，增速正式转正。 第三季度，中国经济的最大亮点就是“转正”二字，除了消费，几乎主要的宏观指标都基本转正，向疫情前的常态回归。对于前三个季度的中国经济数据，我从八个视角进行点评： 第一，4.9%的增速应该是3季度全球最好的数据之一。 第三季度经济增速4.9%，虽然低于外界预期，但这仍然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数据。特别是在全球疫情仍然严峻的形势下，这个数据放在全球仍然是最好的数据之一。一季度-6.8%，二季度迅速反弹至3.2%，到三季度反弹至4.9%，并且实现增速转正，中国经济逐步回归常态的趋势明显。 第二、主要经济指标都基本“转正”，说明中国经济的主要指标虽然没有恢复到疫情之前，但也基本走出了疫情的影响。表现在： 1、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转正，前三季度同比增长1.2%，而上半年这个数字为下降1.3%。9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更是反弹至6.9%，连续6个月增长。9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1.5%，连续7个月位于临界点之上。 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虽然同比下降了7.2%，但降幅比上半年收窄4.2个百分点。特别是三季度增长0.9%，实现了季度增速正式转正。 3、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正式转正。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0.8%，增速年内首次由负转正，上半年为下降3.1%。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增长0.2%，增速年内首次由负转正，上半年为下降2.7%；制造业投资下降6.5%，降幅比上半年收窄5.2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5.6%，增速比上半年提高3.7个百分点。三大投资中表现最好的是房地产投资。 4、进出口也正式转正。前三季度，货物进出口总额231151亿元，同比增长0.7%，增速年内首次由负转正。其中，三季度进出口数据特别亮眼，同比增长了7.5%，而二季度为下降0.2%。特别是9月的进出口增速双双超出市场预期。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同比增加9.9%，市场预期为增长9%。进口同比更是大增13.2%。 5、居民收入实际增速由负转正。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781元，同比名义增长3.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0.6%，年内首次转正，上半年为下降1.3%。 6、挖掘机销量继续高歌猛进。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统计，9月纳入统计的25家挖掘机企业共销售挖掘机2.6万台，同比增长65%；8月同比增速为51%，9月份增速为65%，单月同比增速加快14个百分点。1-8月份同比增长为29%，1-9月份增长为32%，累计增速加快3个百分点。 第三、以上指标证明，我们在今年一季度之后提出的，下半年中国经济正式转“正”的预测得到了印证。但是，3季度经济增速为4.9%，是低于我的预期的。 我之前的预期是，在政策加码的情况下，3季度经济增速至少应该在6%以上。4.9%的增速，相对于我们的政策投入，产出还是不尽如人意，说明什么，说明形势依然严峻，说明中国经济总体仍然比较“虚弱”。在全球疫情依然蔓延的情况下，外部环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依然存在切不可掉以轻心，确实还不到弹冠相庆的时候。 第四、最关键的是，我们绝不能把关注中国经济的主要焦点放在数据上。数据当然很重要，但正如我们一再所强调的，对中国而言，最大的挑战是疫情后。 疫情之后，全球政治经济势必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场疫情对世界的改变也刚刚开始。实事求是而言，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的改变大多是挑战。中国的产业链的安全问题，欧美等国不断发布仇视中国的言论，在疫情的影响下，全球化的逆转势必影响中国发展的大势，这些挑战，比数字本身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大太多。应对疫情后中国面临的各方面挑战，现在必须提上日程。 第五、现在不是改变政策的时候。 3季度经济增速和主要指标虽然都全部转正，但是，一定要坚持4月份以来的应对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力度仍然要跟上。主要指标的转正，不代表中国经济已经走出了危险区域。特别是，在财政政策上，今年的减税政策还应该加码，一些地方对减税政策的落实仍然不到位，对低收入人群和生活困难群体的补贴在很多地方都没有明确的举措。 第六，数据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要看中小企业的生存状况究竟如何。从疫情爆发到现在为止，影响最大的仍然是中国的中小企业。 我没有看到3个季度后，目前中国的中小企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存状况。究竟倒闭了多少，还需要采取什么救助措施。我到一些地方调研，大家仍然反应非常困难。就中小企业的命运和就业而言，中国经济还真没有到最困难的时候。 第七，这次疫情对于中国而言，无疑是挑战，但也无疑带来了巨大的机遇。 疫情期间，美国对中国经济的打压，在科技领域主导的“硬脱钩”，让很多人放弃了幻想。高层在今年提出的“双循环”战略的重点之一，就是在创新领域，我们要下决心突破，疫情其实给了中国经济最好的一次自我救赎的机会。用10到15年的时间，我相信我们在一些关键领域会有重大突破。 第八，做好中国经济外部环境巨变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 这是4月8日高层发出的警示。但是，这三个季度，我的观察是，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目前的困难和挑战完全是疫情带来的。疫情结束，一切都将回归常态。这种观点特别危险。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今年在《冠状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的文章中的观点值得关注。在文章中，基辛格指出：在这场冠状病毒危机之后，世界将永久性改变。 “虽然对人类健康的攻击是暂时的（希望如此），但它引发的政治和经济动荡可能会持续几代人的时间。” 中国的企业家要放弃幻想，做好巨变的心理准备，中国经济回不去了，下一个周期，我们面对的就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无人区”。
“晴鹤排云上，秋日胜春朝。”10月19日，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速为4.9%，带动前三季度总体增速由负转正。这表明，在海外疫情持续涨潮的大背景之下，中国经济的修复仍在稳步推进，内生韧性进一步凸显。展望四季度，三大趋势有望主导后续的修复进程。一是得益于就业的改善和消费场景的重启，消费反弹力度料将边际增强。二是随着金融支持由短期向中长期延展，实体经济企业的活跃度预计将进一步提升。三是政策力度料将保持总体平稳，政策的边际转向预计在明年上半年才会到来。基于此，年内中国经济循环有望从“修复”走向“康复”，在四季度末基本回归疫情前的运转常态，人民币资产在全球视野下的相对优势料将随之进一步巩固。 三季度中国经济修复稳步推进。在总量层面，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三季度中国经济的实际同比增速为4.9%，较二季度抬升1.7个百分点，带动前三季度经济增速由负转正，升至0.7%。这与IMF的10月最新预测相互验证，表明中国将大概率成为2020年全球唯一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在经济增速转正的背后，是投资、消费引擎的“双转正”。在投资端，前三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的同比增长0.8%，累计增速年内首次由负转正。在消费端，三季度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同比增长0.9%，季度增速年内首次转正。由此，三季度投资、消费两大内需引擎保持向好趋势，并且此前一度滞后的消费修复正在追赶进度。 在结构层面，基于二季度的强劲反弹，第二产业在三季度进一步回归常态，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在三季度同比增长5.8%。有别于二季度的温和回暖，由于三季度防疫限制加速解封，第三产业的反弹显著增强，三季度增加值同比增速升至4.3%。得益于第二、第三产业的同步复苏，居民生活就业压力亦得到进一步纾解。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增速为0.6%，年内首次转正，9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下行趋势。 总体而言，上述数据表明，虽然海外疫情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正向长期化、结构化发展，但是中国经济的修复进程不仅在总量上稳中有进，在结构上亦逐步改善。展望四季度，随着海外秋冬季新一轮疫情席卷而至，中国经济的韧性优势有望进一步凸显，料将继续向疫情时代的全球“供给-需求”双中心演进。 四季度中国经济有望基本“康复”。在三季度稳步复苏的基础上，四季度中国经济有望从三个层面获得边际新动能，进而基本回归疫情前的运转常态，并在增速上略高于长期中枢水平。由此至四季度末，国民经济循环料将完成从“修复”到“康复”的阶段转变。 其一，消费反弹边际加强。与我们7月报告的预测相一致，社会消费零售总额的月度同比增速已在三季度转正。展望四季度，一方面，在经历“十一黄金周”的防疫大考之后，未来更多的消费场景以及线下服务消费需求有望被加速激活，并迎来对此前防疫限制时期的消费补偿。另一方面，得益于城镇新增就业月度增量以及央行调查居民当期收入指数的持续回升，居民消费能力有望稳步修复。两者交叠之下，四季度消费动能有望进一步提振。 其二，企业经营进一步活跃。从金融数据来看，9月新增人民币贷款在总量超预期的同时，流向企业的短期新增贷款走弱而长期新增贷款走强，预示实体经济企业的经营、投资等活动有望进一步回暖。从物价数据来看，虽然9月CPI同比增速重回“1时代”，但是核心CPI的环比增幅延续抬升趋势，这表明在剔除猪价、油价回落的影响后，当前中国经济的终端需求继续边际走强，预计将进一步拉动企业经营的活跃度。 其三，政策力度保持平稳。在经济基本面向好的趋势下，或将出现的政策调整已成为当前市场的主要忧虑之一。我们认为，虽然四季度经济政策力度预计不必加码，但是也料难见急遽收缩。无论是基于全年近20万亿的预期信贷投放规模，还是基于剩余的政府债融资额度，四季度的财政货币政策料将保有相对充裕的空间，总体上仍将对经济复苏发挥支持性作用，不会成为拖累项。 人民币资产料将巩固相对优势。在2020年全球经济陷入深度衰退的环境下，四季度中国经济基本面的增速优势料将进一步凸显，并从多个角度支撑人民币资产在全球视野下的相对表现。从汇率层面看，在美联储调整货币政策框架后，美国料将长期保持低利率状态，而基于向好的经济基本面，中国货币政策有望在明年一季度恢复常态，中美利差料将维持高位。另一方面，根据IMF预测，明年欧洲经济的修复速度料将“逆袭”美国，进而影响欧元、美元的相对强弱。上述因素预计将在今年四季度逐步被市场定价，由此四季度美元指数易降难升，人民币汇率有望保持长期稳健。从资金层面看，在全球疫情时代，中国经济料将长期保有成长性优势和确定性优势，叠加金融开放的改革红利，国际资本料将延续长期流入趋势，并带来相对充沛的增量资金。从资产层面看，随着四季度中国经济的基本“康复”，企业经营状况有望进一步好转；“十四五”规划的推出料将改善市场信心。企业盈利和投资者情绪有望合力夯实人民币资产的价值基础。当然，着眼于日趋复杂的全球大环境，美国大选等不确定性事件引发的全球流动性扰动，以及部分短线资金的获利了结，或将造成人民币资产的短期波动。但是，在中长期向好趋势的驱动下，“退一步进两步”的波动也将创造有利的布局窗口。
近日，多起城商行、农商行遭遇巨额骗贷的案件冲上热搜，一时间，地方的城商行、农商行，像是成了骗贷的“聚集地”，这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犯罪集团通过不同手法，给相关金融机构带来巨大损失。 实际上，银行被骗贷自古就有，但在当下这个法治社会，银行遭受涉案金额如此巨大的诈骗行为，依旧让人感到触目惊心。 本文选取最近报道的三起手法各不相同的骗贷案例进行分析，并提出飒姐团队观点：受害地方银行们与其被动防御不如主动出击。 热点分析 案例分析 1 冒用他人身份、伪造客户资料 骗贷或者占用客户贷款 贷款中介这一职业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但一个犯罪团伙利用山区农民甚至残疾者对申请贷款流程、手续不了解，通过为他们垫缴公积金——伪造征信记录——贷款，构建了一个骗贷利益链条，事后，经层层剥削的贷款人往往只能从贷款中拿到数百元或数万元。 四川警方发布了一条警讯，在9月份左右，一个成员有上百人、骗贷金额高达10亿元的骗贷团伙被查处。这一团伙作案的骗贷就是利用上述手法：其为6000多名“白户”缴纳公积金，然后用手机在线上向全国多家银行申请贷款，平均单人贷款额度达20-30万元，最终给这些银行带来10亿多的坏账。 对于“公积金贷”，很多银行、消费者金融公司都认为其风险很小。这就给了犯罪集团钻空子的余地，利用金融机构的轻视心理与宽松申请环境，狠狠地给金融机构“上了一课”。 如何破局？ 没有贷过款，没有办过信用卡，征信白纸一样的用户是网上申请贷款的首选目标。然而这样的群体已经被犯罪者注意到，金融机构的风控系统对这些无数据者的管理漏洞必须堵上；相关部门与银行在提供便民的金融服务同时，也要加强对这一方面的监管。 大数据时代下，对于账户中的可疑操作进行监控、预警是可行的，上述案例称得上全国首例，各银行应当以此为戒，加紧提高对该类行为的风控。另一方面，被害的地方银行应积极的协同警方惩处犯罪者，提供材料、计算出涉案金额，以此对蠢蠢欲动的其他犯罪者进行震慑。 2 以买空壳公司、虚构材料等方式 安徽省怀远县某粮油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伙同他人，通过编造虚假的财务报告以及与其他公司之间虚假的购销合同，由安徽某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从当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某支行骗取贷款1080万元，给银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740余万元。 如何破局？ 虚构材料骗贷可以说是最为“经典”的骗贷方式了，银行在确定对公司的授信额度时，要依仗公司提供各种材料。其数据来源包括公司提供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纳税情况表等财务报表中，如果这些报表数据有虚高，就会造成银行错误授信，授信额度会与公司实际能取得的额度有差距，最后就会致使银行无法回收贷款，造成重大损失。数字化时代，银行同样可以寻求网络帮助，更新其自身的风险管理方式，通过互联网进行真实性回溯。 同时，手法“经典”，也代表着要想攻克困难重重。特别是这一行业中已经养成了一批业务熟练、专门提供虚假贷款材料包装的贷款中介，其造假手法从最基础的包括假印章、ps相关证件，到“高级”一点的，买通政府工作人员，篡改后台数据等等。对于中介这种帮助客户进行虚假信息骗取贷款的行为，应构成骗贷罪的帮助犯，予以刑法处罚。 3 骗子与银行内部员勾结，团队作案 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今年9月公布了一则骗取贷款的刑事判决书，涉案的公司为了套取“五户联保”，（银行为解决小微企业“贷款难”推出的服务），以其原有公司做担保，为亲友、员工和经营户伪造的商户进行贷款，共计骗贷1.09亿元。 其中，本案被告安排下属落实贷款事宜，虚构房产、汽车资产、银行流水等申报资料；银行的信贷部客户经理明知贷款资料造假，部分人员不符合放贷条件，仍将虚假贷款资料上报审批；最后被告亲友、员工等人假冒商户，在商场门面处配合华融湘江某分行工作人员，调查核实身份资料。环环相扣中，内鬼配合起到了重要作用。 如何破局？ 本案中地方分行被攻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银行内部的一个关键负责人与犯罪人勾结。这也反映了中小银行由于层级少、组织机构扁平、相关负责人的权利大，导致内外勾结的可能性、危害性都大大提高。 银行防止被骗贷也要抓紧对自身人员的管控，一旦出现绝不姑息，内部更要加强对相关事宜的宣传警示，最终提高自身安全性。 拓展延伸 《刑法》第一百九十三条规定了贷款诈骗罪，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了合同诈骗罪，两罪名都以列举的方式对进行此类诈骗的客观表现。 前者包括使用编造虚假项目、合同、证明文件、产权担保和抵押物等方式骗取贷款；后者包括虚构单位、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使用虚假票据和产权证明做担保的、没有履行能力“以小骗大”的等等。 结合以上案例，犯罪者的行为都可以被评价到这两类犯罪中。而此两类犯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判断往往可以从其采用了诈骗手法、实际偿还能力不足中推断出来。 此外，在上述案例中，涉案犯罪集团中的各成员、金融机构中的“内鬼”都将被认定为犯罪者，遭受刑法打击。
《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曾断言，没有哪个社会能够制订一部永远适用的宪法，甚至1条永远适用的法律。作为我国金融领域的大法之一，《商业银行法》自1995年面世至今，已走过了25个年头。随着金融格局的变化、金融活动边界的拓展、金融业务复杂性的增强，《商业银行法》现有的诸多条款与现实的不适应、不匹配问题日渐凸显，有些甚至已成为金融创新发展的桎梏。期间虽经历两次微调，但诸多条款的合理性、有效性和适宜性仍频受实践的敲打，改革的呼声日高。 10月16日，央行发布了《商业银行法（修改建议稿）》（以下简称修改建议稿），面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虽略感意外，但尽在情理之中。《修改建议稿》围绕完善商业银行类别、建立分类准入和差异化监管机制、健全风险处置与市场退出机制等八个方面进行修改，内容涉及：完善商业银行类别，扩大立法调整范围；建立分类准入和差异化监管机制；完善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强化资本与风险管理；完善业务经营规则，突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规范客户权益保护；健全风险处置与市场退出机制；加大违法处罚力度等。 总体上，《修改建议稿》突出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导向，更加注重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特别是股东行为的治理，更加强调资本监管和功能监管，更加重视对客户权益的保护。尽管市场寄予厚望的分业与混业经营问题尚未得到突破，但《修改建议稿》总体上充分回应了金融实践中的呼声，补齐了系列监管短板，将给我国商业银行乃至整体金融运行带来系列深刻变化。 其一：将推动整体金融生态的净化。 一方面，《修改建议稿》强化了功能监管的要求，将进一步避免监管真空，减少监管套利。《修改意见稿》明确了村镇银行的市场定位，将其纳入银行正规军序列；同时，针对近年来很多机构没有“商业银行”名称但依然开展存贷款业务的现状，明确提出，开发性金融机构、政策性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企业集团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办理本法规定的商业银行业务的，适用本法有关规定。这充分体现功能监管原则，将有助于避免监管套利。 另一方面，《修改建议稿》针对长期以来困扰监管的区域性商业银行跨域经营问题，明确提出了本地化经营的规范性要求，这将有利于规范市场竞争行为，抑制盲目跨区域经营，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修改建议稿》明确提出：商业银行应当根据本银行类型、规模和业务实际，制定特色化、专业化的发展战略。城市商业银 行、农村商业银行、村镇银行等区域性商业银行应当在住所地范围内依法开展经营活动，未经批准，不得跨区域展业。这将推动区域性商业银行立足当地、回归本源，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其二：将引领民间资本回归本源。 近年来，在实体经济下行、资本收益率下降情况下，部分企业纷纷布局金融行业，试图通过投资入股赚快钱，甚至把银行变成“提款机”。少部分企业向金融业盲目扩张，组织架构复杂、隐匿股权架构，交叉持股、循环注资、虚假注资，导致资本乱象环生。更有少数股东干预金融机构的经营，利用关联交易隐蔽输送利益、套取金融机构资金，破坏金融生态。 究其根源，在于部分银行主要是中小银行股权结构不合理、股权关系不清、股东行为失范围。因此，强化银行股权公司治理，通过提高股东违法违规成本、端正股东入股动机，加强银行股权管理，加大股东股权乱象整治力度，成为亟需弥补的监管短板。在前期先后出台的《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等办法基础上，这次《修改建议稿》进一步强化了对银行股权治理及股东管理。 一是划定持股银行的监管红线。明确持有商业银行5%以上股份需事先报备获批。《修改意见稿》新增了一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通过证券交易场所，单独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持有商业银行已发行的有表决权股份达到百分之五的，应当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三日内，报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规定进行信息披露。获得批准前，投资人不得继续增持该商业银行股份。 二是设定银行股东资质禁入。《修改建议稿》新增了对股东资质和禁入情形的规定。在设立商业银行的条件中，明确了股东禁入情形，包括负有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的、因提供虚假材料、不实陈述或者其他欺诈行为，被有关部门依法追究责任不满五年的等；增设了股东义务与股东禁止行为，如商业银行的主要股东、控股股东不得有以下行为：以委托资金、负债资金等非自有资金或者资产管理产品、投资基金等金融产品所募集的资金出资；虚假出资、循环出资、抽逃出资等。 可以预期，新修订后《商业银行法》的实施，将从根本上改变资本取向，净化资本入股银行的动机，推动回归本源，降低资本脱实向虚风险。 其三：将促进银行经营行为的理性与规范。 《修改建议稿》从商业银行业务经营的规则、客户权益保护等方面对银行信贷行为提出了一系列规范性要求。这些要求的实施，将有助于推动银行信贷行为的规范与理性，有助于提高金融服务质效。 一是弱化了信贷对担保的硬性要求，有助于纠偏商业银行“唯担保”的信贷文化，推动信贷回归本源。在贷款条件方面，《修改建议稿》删除了原第三十六条借款人原则上需提供担保的规定，不再硬性要求借款人应提供担保。这将有助于引导商业银行更新信贷理念，逐渐走出唯担保的藩篱，摆脱对抵押担保的依赖性，引导信贷回归本源。 二是规范商业银行的风险问责，为纠偏商业银行客户经理因风险问责而“惧贷”“惜贷”的行为提供制度保障。《修改建议稿》首次以法的形式要求商业银行确立授信审查尽职免责制度，这将推动从制度层面促进商业银行信贷行为的审慎与理性，避免盲目的抽贷、压贷行为，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三是从保护客户权益角度，强化了对商业银行的营销行为的规范。《修改建议稿》从营销、信息披露、客户适当性管理、个人信息与数据保护等方面，对商业银行提出了明确的规范性要求。如明确银行向客户提供与其风险承受能力不相匹配的产品和服务，造成客户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不得过度放贷和掠夺性放贷，应合理确定授信额度和利率，不得提供明显超出客户还款能力的授信；不得捆绑销售，不得篡改、倒卖、违法使用个人信息；等等。按照《修改建议稿》关于功能监管的要求，这些要求同样适用于消费金融等其他类型金融机构。 其四：将引领商业银行考核激励的理性回归。纵观各类金融风险事件，不合理的考核激励机制往往成为潜在的触发因素。而金融高风险的滞后性与高管高薪酬的当期性、风险处置与风险问责的不匹配性是商业银行考核激励机制的症结所在。因此，《修改建议稿》在新增加的公司治理部分特别强调了优化激励约束的要求，首次引入了薪酬追索扣回机制。 要求商业银行应当建立科学合理的薪酬、绩效考核等激励约束机制，确保薪酬水平和结构与本银行长期经营业绩相匹配，并建立与本银行风险水平相适应的薪酬延期支付和追索扣回机制。同时，强化了风险责任追究机制。《修改建议稿》增设了对商业银行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风险事件直接责任人员的罚则。薪酬追索扣回机制和风险责任问责机制无疑将推动上述薪酬收入与责任风险不匹配状况的改善，当然也会降低银行“金饭碗”的含金量，一定程度上改变社会择业偏好。 其五：将加快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尽管逻辑上，2015年10月央行宣布对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不再设置利率浮动限制就标志着我国存贷款的利率市场化已基本实现；尽管今年8月30日已完成存量贷款利率定价基准向LPR的转换，标志着利率“并轨”的基本完成；但是从利率市场化的基本内核即“自主协商定价”看，利率市场化尚在路上。《修改建议稿》首次从法的层面为利率市场化提供了保障，明确“商业银行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可以与客户自主协商确定存贷款利率。”新《商业银行法》的实施将进一步加快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促进商业银行定价的科学合理性，体现互惠性原则。 “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我们无法也不必追求任何一部法律的尽善尽美，但我们可以期待变法带来的变革与变化。有理由相信，此番《商业银行法》的进一步修改完善，将会给我国银行业乃至金融业带来新格局、新秩序、新生态。
10月16日，央行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修改建议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是《商业银行法》自1995年施行以来的第三次大改。 从本次修改来看，重点加强了公司治理、资本与风险管理、客户权益保护、风险处置与市场退出等领域，针对近年来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暴露出来的一些短板及时打上了“补丁”，体现了健全金融法治顶层设计、引导商业银行稳健高质量发展的监管思路。但个别领域稍显滞后，建议从对标国际先进经验、优化我国金融体系结构等角度作更切合实际、更前瞻思考的修改。 加强投资者教育刻不容缓 《修改建议稿》新设了第六章“客户权益保护”，对商业银行营销、信息披露、风险分级与适当性管理、个人信息保护、收费管理等客户保护规范作出具体规定。此举对于推动商业银行在“银行4.0”时代进一步重视并真正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具有积极意义。客观地看，与其他金融机构相比，商业银行最大的优势不在于网点数量，也不在于较好地掌握了先进金融科技，主要就在于长期以来积累了一大批优质客户，这是商业银行最宝贵的资产。因此，《修改建议稿》加强对客户权益保护的内容，不但有利于客户，从长远来看也有利于商业银行自身发展，是不断增强商业银行市场竞争力的重要举措。 需要指出的是，《修改建议稿》缺少了对投资者教育的内容。2018年以来，随着“资管新规”加速落地，与券商资管、信托、基金、第三方理财等其他资管行业一样，银行理财业务在打破刚兑的总体要求下，加快向净值化转型。但由于相关教育未跟上，部分投资者对于理财产品的认知仍停留在刚兑时代，无法接受本金亏损甚至是市场波动引起的净值浮亏等后果，从而容易与资管机构产生纠纷；对于商业银行代销其他金融机构的产品，一旦发生兑付问题，投资者也首先是找银行索赔。今年以来，围绕银行理财产品净值浮亏、代销产生的纠纷已多次发生。 对此，商业银行无疑要进一步做好内部风控管理，落实尽职调查，向投资者充分披露信息，加强投资者权益保护，加强对 “飞单”等内部违规行为的整治，确保相关业务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开展。 但另一方面，在充分落实“卖者尽责”的同时，也要提升资管产品投资者“买者自负”的意识。包括政府、监管、行业协会、银行机构、司法等多方力量应当发挥“几家抬”的作用，面向投资者加强对“资管新规”等政策的教育和宣导。在A股市场发展的初期，类似“客户炒股亏损，要求投资公司赔偿”的金融纠纷事件同样屡见不鲜，但经过20年的发展，这一情况已经有了很大改观。尤其是2005年修订的《证券法》对投资者保护有了原则性的规定；2010年以来出台的一系列法律法规，不断规范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体制。总的来看，现在已经很少看到因市场正常波动带来的股票亏损引发的经济纠纷。“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以及“股市自负盈亏”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成为股市渐趋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修改后的《商业银行法》应该具有加强投资者教育的内容，推动银行业体系更加成熟，走向高质量发展。 对银行涉足证券业应持更积极态度 2015年《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从我国近年来的金融实践看，银行集团旗下可以拥有保险、信托、租赁、基金、理财、投资等子公司，只有证券行业还被禁入。 本次《修改建议稿》发布前，市场各方对于商业银行获得证券牌照抱有很大期望。如“两会”期间多位委员提出应适度放宽对商业银行跨业经营的限制，对相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以符合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实际情况；今年6月，更是传出有关方面计划向商业银行发放券商牌照，或将从几大商业银行中选取至少两家试点设立券商的消息。遗憾的是，《修改建议稿》未能迈出这关键一步。主要的担忧可能来自三方面：一是怕出风险，二是怕助长银行“脱实向虚”，三是怕银行垄断证券行业。但只要认真加以分析，就会发现这三方面的担忧其实都是没有必要的。 首先，金融风险隔离手段已较为充分。因为银行巨大的资金来源和负债是存款，而证券业是高风险行业。把存款放于证券，将来造成损失可能会损害存款人的利益。但时至今日，监管环境、市场环境、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能力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银行投资这些子公司之后，彼此间的风险“防火墙”“隔离栏”是非常有效的，尤其是随着新兴金融科技手段的充分运用，相关风险完全是可控的。此外，银行用其极为有限的一部分资本对证券业进行投资，即使出现风险也不会直接影响到存款人的利益。从银行在境外的投资银行和投资公司运行情况看，只要遵守依法合规的前提，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其次，银行涉足直接融资业务恰恰有助于支持实体经济。近年来，脱虚向实、回归本源、服务实体经济已成为银行业发展普遍共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和监管都在大力推动商业银行加大支持民企、小微和地方重大重点建设项目。在今年疫情期间，为切实降低企业负担，银行业还克服种种困难，努力向实体让利1.5万亿元。但需要指出的是，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有着极为复杂的原因，也不是银行一家所能解决的。长期以来，我国金融体系存在直接融资占比过低、间接融资占比过高的结构性问题。许多研究都指出，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是降低我国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重要途径。因此，只要监管到位，银行涉足证券业务非但不会导致“脱实向虚”“资金空转”等乱象发生，反而可以助力我国加快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壮大直接融资力量。通过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才能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最后，我国银行从未垄断任何一个金融行业。从多年的实践来看，银行已涉足了许多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领域，到今天为止也未出现垄断的情况。此外，也不是所有银行都适合参与证券业务，相信监管也会出台相关政策来限制可能出现的垄断问题。 从资本市场长远发展的角度看，资本市场的发展不尽如人意。目前，整个金融体系发展不平衡，在“一参一控”政策框架下，无论是信托、保险还是证券，从规模和实力看，与银行相比都存在很大差距。尤其是证券业，由于券商规模较小，所有的券商资产加在一起可能也就是一个中等银行的规模。反过来看，银行规模庞大、资本充足。在英国《银行家》杂志去年公布的全球银行1000强榜单中，按一级资本排名，中资银行包揽了前四名，前100强中近五分之一都是中资银行。同时，银行拥有丰富的资源，包括金融资源、资本资源、客户资源、网络资源等。如允许银行业投资证券业，不但有助于推动银行大量优质客户加快上市，同时银行遍布城乡的网络和营销资源也能助力证券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当然，最为重要的还是资本，如果银行业5%的资本投入证券行业、投入直接融资领域，证券公司的净资产将至少增加50%。这样就会使得证券公司变成一个强大的金融机构，而不是目前相对偏弱的状况，从而有助于增强其金融供给能力。
讨论汇率周期的基础是统一基本概念 今年6月初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止跌回升，到10月16日，中间价累计升值了约6%。而早在9月初，人民币才升值4%左右时，就有人抛出了人民币进入汇率（升值）新周期之说。这在市场引起一片哗然。然而，现在大家更多争论的是人民币会升值还是会贬值，而忽视了一个更加基础性的问题，即什么才叫“汇率周期”？而这才是讨论问题的起点。 不是每一波升贬值都能够被称之为“汇率周期”，相信大家对此不会有大的分歧，只是对于“汇率周期”的概念可能会见仁见智。经济连续两个季度负增长为经济衰退，股市涨跌20%以上是技术性牛市或熊市，汇率贬值超过20%就是货币危机。这些概念大家都很接受和认可，也是讨论相关问题的基础。但遗憾的是，理论界似乎对于“汇率周期”却没有过统一的、严谨的定义。 经济周期或商业周期，一般是指经济活动沿着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所经历的经济活动扩张与紧缩的交替或周期性波动变化。显然，汇率升贬值的交替出现也就是汇率周期。但正如按四阶段论划分，复苏与繁荣属于经济扩张（上行）阶段（或周期），衰退与萧条属于收缩（下行）阶段（或周期）一样，汇率升值阶段也被称为升值周期，贬值阶段是为贬值周期。 与实体经济存在价格粘性不同，作为资产价格，汇率超调是其重要金融特征，升贬值的交替变换频繁。如果每一次变换都当作一个周期进行研究，理论价值并不大，故汇率周期宜取持续一段时间、累积一定幅度的汇率升贬值作为研究对象。但这方面没有统一的标准，而只有经验值。下面以美元和日元汇率周期为例，探讨相关经验。 美元正在经历七十年代以来第三轮升值周期 1970年代初期，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汇率自由浮动以后，美元指数经历了三次大的升贬值周期，分别是：1971年1月至1980年6月，持续114个月左右，美元指数下跌29%；1980 年7 月至1985 年2 月，持续56个月左右，美元指数上涨87%；1986年3月至1995年3月，持续109个月左右，贬值49%；1995 年4月至2002 年1月，持续70个月左右，升值46%；2002年2月至2011年3月，持续110个月左右，贬值39%；2011年4 月至2016 年12月，持续69个月左右，升值42%（见图1）。 从美元升贬值的周期看，一个是持续的时间足够长（升值周期平均为五年多时间，贬值周期平均为九年多时间），另一个是调整的幅度足够大（累计升值幅度平均约为60%，贬值幅度平均约为40%）。在每个大周期中，不排斥美元指数出现回落或反弹的反向调整，但一般持续的时间较短，并且每次调整都不会有超过本轮升贬值阶段的低点或高点，不改变汇率升贬值的总体运行趋势。 图1：美元指数（1973年3月=100） 资料来源：WIND；中银证券注：美元汇率指数是间接标价法，数值上升代表升值，下降代表贬值。 需要指出的是，美元指数在2016年底2017年初突破100，创下本轮升值周期的高点后，尽管2017年全年跌了将近10%，但今年3月底4月初受新冠疫情冲击又再次突破100。因此，现在最多只能说美元处于本轮升值周期的尾声，至于是否已进入新的贬值周期，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如果未来美元指数升破2016年底高点的话，则始于2011年初的本轮升值周期还可能会延续。 日元汇率周期也呈现类似特征。1975年以来，日元兑美元汇率经历了几个明显的周期，分别是：1975年10月至1978年10月，持续37个月左右，升值72%；1978年11月至1982年10月，持续48个月左右，贬值37%；1982年11月至1995年5月，持续151个月左右，升值233%；1995年6月至1998年7月，持续38个月左右，贬值42%；1998年8月至2012年9月，持续170个月左右，升值85%；2012年10月至2015年7月，持续34个月左右，贬值38%。此后，日元汇率2015年8月至2020年7月最多升值了19%，但由于升幅较小，并非典型的升值周期（见图2）。 图2：日元兑美元汇率走势（单位：日元/美元） 资料来源：日本央行；WIND；中银证券 注：日元汇率为直接标价法，数值变小代表升值，变大代表贬值。 相比较而言，日元升值周期的持续时间（平均为6年多时间）和升值幅度（平均为130%）均长于或高于美元周期，日元贬值周期的持续时间（3年多时间）和贬值幅度（平均为39%）则均略短于或低于美元周期。 当前人民币汇率仍在本轮下跌周期中面临方向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币汇率经历先跌后涨再跌三个大的升贬值周期，分别是：1981年1月至1993年12月（汇率并轨前夕），是贬值大周期，持续156个月，累计下跌了82%；1994年1月（汇率并轨）至2014年1月，转入升值大周期，持续145个月左右，升值44%；自2014年2月至2020年5月则是本轮贬值周期，持续了64个月左右，贬值16%（见图3）。 图3：改革开放以来即期人民币汇率走势（单位：元人民币/美元） 资料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外汇交易中心；WIND；中银证券注：（1）汇率并轨前，即期汇率为官方汇率；（2）汇率并轨后，即期汇率为境内银行间外汇市场收盘价；（3）人民币汇率为直接标价法，数值变小代表升值，变大代表贬值。 其实，2017年初至2018年3月底，人民币汇率也有过一波持续15个月、累计10%的升值。但没人将其称为人民币升值周期，一个原因是这波累积升幅较小；另一个原因是后期汇率继续走弱，继去年8月初破7之后，到今年5月底更是跌至7.20附近，创下了2008年3月以来的新低（见图4）；再一个原因是，这波升值与市场外汇供求无关，而主要反映了中间价报价机制中美元指数走弱和逆周期因子调节的作用。 显然，今年6月初至今为时4个多月、累计上涨6%的这波升值，就更谈不上升值周期了（见图4）。一方面，境内人民币汇率年内的高点比2018年3月底的高点还低了6%以上；另一方面，鉴于内外部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较多，不排除后期人民币汇率仍有可能跌破7，甚至可能会有年内的新低。如果出现后一种情况，则本轮人民币贬值周期还可能进一步延长。 图4：2014年底境内即期人民币汇率走势（单位：元人民币/美元） 资料来源：中国外汇交易中心；WIND；中银证券 这并非是中国的特例。如前所述，由于外汇市场经常处于多重均衡状态，目前的美元走弱和日元走强，究竟是老周期下的波段调整，还是新周期的缓慢启动，事前只能是猜测。而任何猜测，都只是可能性而非必然性。 2014年之前的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大周期，持续时间动辄就是十数年，主要是因为当时人民币汇率缺乏弹性，人为拉长了每个周期。如1994年初汇率并轨以来，1998至2000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和2008年底2009年初全球金融海啸初期，人民币汇率均遭遇贬值压力，但当时中国政府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或主动收窄人民币汇率波幅，故市场汇率并未显性反映贬值的压力。 然而，2015年“8·11”汇改，尤其是去年破7之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程度提高、灵活性增加，在均衡合理水平上呈现人民币汇率升贬值交替出现、有涨有跌的双向波动。在此背景下，要判断汇率周期的话，应该是升贬值持续的时间较长且累积的幅度较大。 借鉴前述美元和日元汇率周期的经验，并参考货币危机的定义，这波人民币汇率从前期低点反弹20%以上（即升破5.8或至少应该升破汇率并轨以来的高点6.0），似乎才能够被称之为升值新周期。否则，就只是在多空交织因素作用下，人民币汇率涨多了会跌、跌多了会涨的宽幅震荡行情罢了。而从境内外机构的预测看，迄今为止，罕有关于人民币近期会升破6.0的激进预测（表1）。到今年底，大部分预测值落在6.6到6.7，明年底为6.5到6.6，较今年5月底的低点将反弹7%~10%。 表1：部分境内外机构对人民币汇率的预测（单位：元人民币/美元） 资料来源：笔者自行整理；中银证券 如果未来一两年人民币汇率累计涨幅不到10%，就实在不值当市场兴师动众。这与其说是升值新周期，还不如当作波动新常态。当然，即便有人愿意将这种小幅的持续升值当作新周期，这种升值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有限，也不值当大惊小怪。 我们要尽力避免的是，一致性预期下可预见的渐进式升值，以及短期内汇率较大幅度的快速升值。前者会刺激无风险套利资本流入，积累货币错配，埋下资本流向逆转隐患；后者容易形成汇率超调，刺激产业空心化、资产泡沫化，加剧经济金融体系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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