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前三季度经济同比增长0.7%，实现增速由负转正。三季度GDP增速提升到4.9%，比二季度加快1.7个百分点，恢复到中高速增长。前三季度经济增速逐季回升，经济增长动能逐渐增强。前三季度，第一、二、三产业同比增速分别为2.3%、0.9%、0.4%。疫情对第一产业的影响较小，增长相对较快；第二产业受到的冲击较大，疫后复工复产的推动下，恢复较快；第三产业受到的冲击比较大，恢复也较缓慢，增长相对偏低。 图1 GDP同比及环比增速（单位：%） 数据来源：WIND，交行金研中心 1 产出回升促进经济增长加快 工业和服务业产出回升，促进经济增长逐渐加快。二季度以来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生产持续加快。1-9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长1.2%，三季度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4月份以来工业增加值增速逐月加快，9月份同比增长6.9%，增速比8月份加快1.3个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增速也明显回升，三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增长4.3%，增速比二季度加快2.4个百分点。工业生产的恢复程度好于服务业恢复。当前工业生产已经回升到疫情之前的正常水平，而服务业生产有望持续加快，有望继续带动四季度经济增速回升。 图2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单位：%）数据来源：WIND，交行金研中心 行业复苏分化明显。工业生产方面，几乎所有行业都在疫情之后逐渐恢复，但结构性差异较大。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生产恢复相对偏慢，采矿业、水电气等能源行业增加值增速较低。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长较快，前三季度分别增长了5.9%、4.7%，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产量同比增长了18.2%、14.7%。载货汽车、挖掘铲土运输机械产量同比分别大幅增长23.4%、20.2%，预示经济增长动能增强。服务业方面，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11.4%，增速较高；交通运输、住宿餐饮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在60%以上，持续改善。 高频数据显示经济活跃度提升，整体产出水平有望继续扩大。三季度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6.7%，比上年同期上升0.3个百分点，比二季度上升2.3个百分点。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加快，8月单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9.1%，将促进企业经营改善。主要钢厂建筑钢材库存减少，表明建筑业生产加快。近两月铁路客运量、公路客运量以及旅客周转量指标有所改善，商贸物流整体保持复苏。 2 内需快速恢复，外需好于预期 累计投资增速年内首次回正，四季度有望继续加快。二季度之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逐步回升，近三个月累计同比增速提升都在1个百分点以上。1-9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0.8%，比前8个月上升1.1个百分点，年初以来首次正增长。三大需求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最强。1-9月份基建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0.2%、5.6%、-6.5%，分别比1-8月份上升0.5、1、1.6个百分点。基建投资增速已经回正，专项债在三季度发完毕，将对投资特别是基建投资起到积极作用，预计四季度基建投资会有明显提速。虽然近期房地产企业的融资政策收紧，但考虑到前期开发商获得的土地当前处于开放阶段，已经开工建设的项目充足，今年房地产投资增长预计会达到6%左右。制造业投资相对差一些，除了医药制造业以及计算机、通信及电子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21.2%、11.7%以外，其他制造业领域投资都是负增长。随着内外需改善，预计将促进制造业投资逐渐修复，但全年可能仍将负增长。 图3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单位：%）数据来源：WIND，交行金研中心 消费需求逐渐改善，但全年累计增速可能难以转正。9月份消费增长3.3%，增速比上个月上升2.8个百分点，增速逐渐加快。消费需求逐渐改善，但疫后消费恢复较缓慢，4月份到7月份消费增速跌幅都在个位数，直到8月份回正，9月份的增速也偏低。三季度消费增长0.9%，在三大需求里是最弱的一项。前三季度消费累计负增长，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为负。餐饮行业受疫情影响严重，9月份餐饮收入同比-2.9%，仍然负增长，1-9月份餐饮收入累计同比只有-23.9%。石油及制品类消费仍然负增长，9月份同比为-11.8%，是影响消费增长的重要原因。前期受疫情抑制的高档商品消费需求得以释放，化妆品类、金银珠宝类消费增长较快，增速分别为13.7%、13.1%。全国影院开放，电影与娱乐业指数显著上涨带动了消费的增长。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前期受疫情影响较大的餐饮、汽车、建筑装修材料等行业的消费正在恢复，将对四季度消费增长形成支撑，消费回升的趋势较为明确。由于消费具有不可修复性，上半年失去的消费需求不可能再生，导致今年整体消费规模必定萎缩。预计四季度单月的消费增速有望逐渐加快，但考虑到1-9月份累计消费增速仅有-7.2%，预计全年消费将呈现负增长。 图4 社会消费品零售同比增速（单位：%）数据来源：WIND，交行金研中心 外需恢复好于预期，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增强。三季度以来出口表现好于预期，9月份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同比增速为9.9%，连续4个月出口实现增长并增幅扩大，创2019年4月以来的最大单月增速。三季度中国贸易顺差达到1583.5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了34.3%，表明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明显提升。上半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为负，前三季度已经转正，实现0.1%的拉动，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4.3%。三季度全球经济已经逐渐复苏，只要海外复工复产继续加快，外需状况将逐渐修复，四季度出口有望保持增长态势。 图5 贸易差额及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资料来源：WIND，交行金研中心 3 四季度经济增长有望适度加快 疫情好转以来生产在二季度率先加快，三季度需求也在快速恢复，预计四季度经济将延续恢复趋势。从生产端来看，工业生产已经恢复到疫情之前水平，而服务业生产将在四季度进一步加快。从需求端来看，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拉动整体投资增速逐渐回升，消费增长逐渐加快，出口有望保持增长态势。四季度经济增速有望进一步加快到5%以上，全年经济增速有望维持2%以上，中国有望成为G20中唯一一个能够实现年度经济正增长的经济体。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度也可能创历史新高。预计中国疫后的经济回升至少能持续到明年上半年，即便政策不加码，明年上半年在基数效应下经济增速也会是向上的。而且从金融数据也能看得出来，社融增速大概领先GDP两个季度，今年前三季度社融增速持续加快，预示此轮经济回升势头能持续到明年上半年。 影响未来经济增长的最大不确定因素是疫情的反复，北半球气温转冷之后可能导致疫情二次爆发。不过，即便疫情有所反弹，对全球经济的冲击也将有限，中国经济企稳向好态势不会改变。在经济复苏确定性增强的背景下，宏观政策进一步放松的空间缩小。
投资要点 2020年3季度实际GDP同比为4.9%，季调环比2.7%。9月工业增加值同比6.9%，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0.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3.3%。我们对此点评如下： 9月及3季度宏观数据：经济仍在回升期。3季度实际GDP单季同比从3.2%上升至4.9%，使累计GDP同比年内转正。从支出法的角度来看，最终消费拉动年内首次转正，净出口拉动进一步上升，而资本形成拉动回落。而9月的工业、投资和社零数据也仍在改善的轨道上，工业增加值的超预期主要在制造业部门，特别是汽车、电子、机械等行业；投资中，基建的拉动下降，地产高位稳定，而其他投资进一步上升，制造业投资虽然同比回落但环比仍高于其季节性规律。社零仍然延续从必需到可选消费品的趋势，商品和餐饮同步改善。 经济的整体好转中也开始出现一些边际变化。 •季调后产销率持续回落及出口交货值转负值得关注。一、尽管9月统计局公布的工业产销率上升，但经过季调后，工业产销率的数据连续3个月回落，可能指向生产速度快于需求改善，如果这一状况持续，可能会因供需错配带来库存的上升和价格的下压压力。二、尽管生产、需求数据两旺，但是出口交货值当月同比的转负却与出口、生产等数据并不匹配，值得后续关注。 •地产新开工、施工单月增速为近5个月来首次转负。8-9月，针对地产的一些政策调整的媒体报道陆续出现，主要针对地产开发商“降负债”，以及银行可能收紧地产相关的资金等，可能会影响地产开发商的投资意愿和能力，也会打断销售到投资的传导逻辑。 往后看，政策预调微调下，4季度经济或为此轮复苏的环比高点。从货币和财政来看，疫情后的各类托底政策正逐渐回归常态。我们在《又超预期的社融背后，预调微调也已出现》中提到：“企业融资的超季节性幅度已经在减小，政策逐步常态化，社融增速可能在4季度见顶”。在更早的报告《波动加大，资产布局期》中，我们也曾提到：“政策变化可能带来地产部门出现拐点，疫情后复工复产带来的经济增长的高速阶段正在逐渐过去”。因此，尽管从同比的角度来看，明年1季度才是经济的顶，但从环比的角度来看，随着政策逐渐回归常态，叠加前期赶工、填坑的最高峰过去之后，宏观经济各类数据的环比高点大概率将出现在今年4季度。 风险提示：美国大选不确定性，欧洲二次疫情风险。 3季度经济：消费、净出口拉动上升， 资本形成回落 3季度GDP：消费、净出口拉动上升，资本形成回落。3季度实际GDP同比4.9%，基本符合我们的预期（参考报告20200930《9月出口或仍偏强》），但低于市场5.2%的预期。从支出法来看，呈现消费、净出口拉动，而投资回落的格局。 •最终消费：最终消费对当季GDP的拉动年内首次转正，从2季度拖累2.35%变为拉动1.70%，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持续改善，以及3季度第三产业当季同比转正相一致。 • 资本形成总额：资本形成总额的拉动则较2季度的5.01%有所收窄，为2.60%，资本形成总额分为库存变化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与月度固定资产投资之间在统计口径上也具有差别。根据2-3季度工业库存的情况来看库存经历先上后下的走势，或是资本形成总额拉动放缓的原因之一。另外，资本形成总额为实际值，而固定资产投资为名义值，因此或还有价格因素的影响。 •货物和服务净流入：货物和服务净流入对GDP的拉动从2季度的0.53%上升至0.60%，净出口对经济拉动主要在于一方面我国在疫情后恢复较快，全球出口分额被动提升，另一方面在于跨境旅游受限而服务项逆差大幅收窄。 工业：超预期的增长背后 有一些值得关注的不确定性 受益于内外需环境的改善，制造业生产速度较快。9月工业增加值当月同比由前值5.6%升至6.9%，超过市场预期，推升累计同比至1.2%。从分行业的数据来看，受益于内外需的持续改善，制造业生产增速高于整个工业生产，其中汽车、电器机械、金属制品增速较快 ，而部分前期增速为负的行业在9月也出现了转正，比如农副食品和其他交运设备行业。 但也有一些值得关注的不确定性。一、尽管9月统计局公布的工业产销率上升，但经过季调后，工业产销率的数据连续3个月回落，可能指向生产速度快于需求改善，如果这一状况持续，可能会因供需错配带来库存的上升和价格的下压压力。二、尽管生产、需求数据两旺，但是出口交货值当月同比的转负却与出口、生产等数据并不匹配，值得后续关注。 投资：累计增速首次转正，地产支撑仍存在 投资累计增速年内首次转正，地产仍是主要支撑，基建拉动回落。9月，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由前值-0.3%转正至 0.8%，当月同比企稳于7.5%左右，而从其环比季节性规律来看，9月的环比增速仍然明显高于2015-2019年的平均水平。9月，房地产、基建（旧口径）、制造业、其他投资对单月固定资产投资的同比拉动分别为2.24、1.26、0.89、3.09个百分点。其中，房地产投资仍是对投资的最大支撑；基建投资拉动连续第四个月回落，我们此前也指出过随着经济内生动力的增强，托底政策的诉求回落；其他投资随着经济内生动力的增强，扣除卫生教育类的剩余行业增速也在回升。 •制造业投资环比超季节性规律，同比数据回落有一定基数因素。9月制造业投资同比较8月有所回落，但并不意味着制造业投资的再度走弱。8月制造业投资的大幅反弹有基数，以及7月洪涝后对投资节奏的影响。而比较今年9月和2015-2019年9月制造业投资的环比来看，9月环比仍然高于往年水平。 •房地产投资之后可能面临一些变化。9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单月同比进一步上升，达12.0%。我们此前指出从房地产开发投资结构看，今年以来对其支撑最大的是土地购置费，尽管9月地产开发投资细项还未公布，但从对土地购置有领先性的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数据看，9月这一数据应还在改善。尽管单月来看，个人按揭和定金预付款对开发投资资金的拉动有所回落，但这里面有一定的基数因素，且地产销售仍然不弱。然而，9月地产相关的数据也开始出现一些边际变化，新开工和施工的增速由正转负。同时，近期，针对地产的一些政策调整的媒体报道陆续出现，主要针对地产开发商“降负债”，以及银行可能收紧地产相关的资金等，可能会影响后期地产投资的意愿和能力。（详细请参考报告20201011《波动加大，资产布局期》） 消费：同比进一步上升，商品、餐饮同步改善 消费同比增速继续上升，商品、餐饮同步继续改善。9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继8月转正后进一步上升至3.3%，且商品、餐饮均在同步改善，其中尽管餐饮收入增速仍为负值，但在收窄。 结构上继续渐次复苏，延续从必需到可选的复苏路径，关注汽车的修复。我们在此前报告中指出，3月以来，消费恢复的过程是必需消费品向可选消费品逐步传导的路径，这与CPI数据中必需消费品分项先复苏，而可选也开始逐步复苏是一致的。9月数据延续了这一趋势，值得关注的边际变化是汽车销售上升较多但地产产业链相关回落。整体来看，消费逐步复苏反映的是国内疫情得到控制后，居民收入及消费逐步“填坑”的过程，甚至从国庆的情形来看，似乎有“报复性消费”的迹象。从当前复苏的程度来看，这一趋势仍未结束。 风险提示：美国大选不确定性，欧洲二次疫情风险。
郭德纲说如果我跟科学家争论火箭的燃料用汽油好还是煤油好科学家拿正眼瞧我一眼他就算输了。当然这也算科学家的另一种右派式傲慢，科学要为群众服务为工农商学兵服务，科学家凭什么瞧不起丝毫不懂物理知识的但是充满爱国热情的人民群众和一些自以为学者的学者？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应该有国界。于是就抢占了爱国的道德高地，好像中国的火箭可以摆脱一般的物理学热力学原理可以按照有特色的动力学理论飞上天一样，任何质疑中国火箭的言论都会冠以不爱国甚至里应外合的“第五纵队”的名号。 社会科学也是一样。但社会科学与火箭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的门槛比较低，且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拿货币经济学来说，读了几本充满臆想性质的畅销书（比如《货币战争》）就自以为掌握了世界货币体系的精髓洞若观火了货币博弈的实质，然后在自己的世界里各种臆想并创造出惊世骇俗的具有特色的货币经济学理论，然后拿着这把锤子四处“创造”钉子。更可怕可笑的是大声疾呼让国际结算占比不到3%、储备货币占比不到2%（最高到1.9%，大部分时间在1%左右）的人民币来取代相应占比超过40%、60%（最多到85%）的美元。爱国热情值得表扬，但爱国也要讲客观规律科学原理，最起码的要知己知彼吧。有些大声疾呼拿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完全替代美元的说得不客气有点当初大师兄刀枪不入的悲怆既视感。 图1 人民币结算份额与贸易份额地位严重不相称 图2 人民币全球储备货币份额占比更小 中国近当代史无数个教训表明，爱国这个事情最好的姿势是低调的实干，等基础搭牢了时机成熟了实力到位了自然水到渠成，不要还没准备好就厉害了我的国的战狼嚎叫暴露目标。真不知道这些人是爱国还是叛国。 当然，上面说的数据是静态的（截至今年上半年），还要看发展的走向和趋势：美元占比和地位相较过去的确一直在衰弱，人民币的地位的确在上升。但即使美元衰落、人民币上升的趋势持续了那么久（至少20年），两者的客观和现实差距依然巨大。认识到这一点——客观、理性的认识到现实差距——才是所谓“科学”的起点，才是所谓的真正的爱国、爱“人民币”，真正的从社会科学、金融学理性的视角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毕竟，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制造在国际贸易中的强大地位与弱小的人民币地位不成比例（2019年中国贸易份额全球占比超过10%，但用人民币结算的份额不到3%）。 作为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者，我们当然盼望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中国梦，但是正是我们真心想着中国经济好，人民币好，我们才需要正视现实，正确认识到差距，然后找到货币国际化的一般规律，一点点克服问题，一点点推进实践。而不是只会大声批评美元霸权，号召人民币应该脱钩美元独立自主，但却没有任何实质可行的方案。毕竟在国际贸易和货币市场上，硬通货才是硬道理。我们拿着人民币在国际结算市场上取代其它货币，对方就是不认我们能怎么办，难道也怨对方不讲政治不爱国？ 不可否认，当前美元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确充满问题，甚至处在危机的边缘，也的确在利用其世界货币地位全球征收铸币税。但是要知道，现代法定信用货币的发行，实质上都是在征收铸币税。中国央行发现的人民币纸币、准备金等基础货币就不是征收“铸币税”吗，就不是用没有价值的纸张换取实在的商品和服务吗？看看货币史，从足值贵金属货币到不足值货币，最后到没有内在价值的纸币，铸币税是怎么演化的。但也恰恰是生产成本为零的纸币、法定信用货币，大大的推动了现代经济的增长，使得经济摆脱了“贵金属货币供给量约束”下的通货紧缩问题，迈向了更快的经济增长和全球化阶段（布雷顿森林体系事实上扩大了美元的供给，但美元的供给是全球化发展的内生需求拉动的，所以我在上一篇文章里称“美元是全球化的结果”，这里的美元是指世界美元）。 但是，既然信用货币没有成本，央行能随便开动印钞机印吗？当然不能。货币供给是一回事，人家要不要用是另一回事，即货币需求约束。元朝，魏玛共和国，中华民国的经济、货币体系是如何崩溃的？你能随便拿着印钞机向全世界征收铸币税薅羊毛吗？当然不能。对方也可以不用美元啊，为什么还要把美元做为重要的储备货币，以应对未来不时之需？比如储备三个月的进口额度的美元，以在特殊情况下购买粮食石油等紧缺物资以及还债。这些都是现实，都是实实在在的问题，光喊着用美元外占来作为货币发行基础是帮着美元国际化，要去美元化，要让人民币结算和储备占主导有什么用？我们倒是想让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国际市场愿意吗？在贸易顺差的情况下可行吗？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货币经济学常识，那就是现代货币体系的主要供给者不是央行，而是商业银行体系。商业银行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和风控能力发放贷款，然后在负债端创造广义货币。商业银行创造的广义货币是基础货币的3—6倍，即所谓的货币乘数。只要银行放贷行为的背后有真实的实体经济活动，那么广义货币就是内生的、生产性的，非政府性质的商业银行发行的广义货币也不算是“铸币税”（除非用作财政支出）。这是早在一百多年前真实票据学说的观点。 那么通过经常顺差和资本账户进入中国的美元是美国央行美联储的基础货币，还是美国商业银行的广义货币呢？就这个问题问一下那些给别人扣第五纵队帽子的货币专家们，我保证他们一半人一头雾水，因为他们恐怕没有操作过实务，所以才充满了美国政府印钞全球征铸币税的臆想。事实上，除了美元现金，中国的离岸美元都是通过美国的商业银行创造的广义货币流入的（即人民银行外汇储备中的美元存款在美国的商业银行系统内）。离岸美元体系的“央行”并不是美联储而是美国的商业银行（想一下中银香港、工银香港等商业银行在香港离岸人民币中的“央行”角色）。当然，美国商行也需要美联储发行准备金作为基础，说是美联储印钞全球征收铸币税也不是完全没道理，但是现代货币就是信用货币，既是资产又是债务（这是其类似量子的波粒二重性的复杂性），除了美元现金外其它的并不能完全认作为铸币税，毕竟你也可以拿着换回的外汇到美国、到国际市场上买实打实的商品和服务而畅行无阻。 然而问题就出在这里。由于国际贸易的长期不平衡，中国长期保持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双顺差，导致大量美元流入。但美元并不是国内流通的法币，加上过去很长时间采用的强制结售汇制度，使得大量美元现金（银行存款）和低息证券（美国国债）堆积在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人民银行又不得不在负债端发行基础货币，为了保持基础货币的平稳又不得不行使较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很长一段时间保持在20%以上），造成了大量的货币无效率窖藏（低息美元存款和国债，同时中国的商业银行也一方面费劲拉存款，另一方面又大量缴纳法定存）。这样就造成了很奇特的世界货币景观： 中国世界工厂以牺牲资源和廉价劳动力换取的外汇，作为债权人以极低的利率（平均大约3%）借给美国政府、大型投行和跨国公司，美国投行和跨国公司又转过头来以FDI等形式享受较高的超国民待遇（地方招商引资对外资的政策优惠）重新将资本投入中国，获得较高的投资收益率（有人全口径估算年平均收益率高达18%），这显然是个“不公平”的投资和交易格局。所以中国长期保持对外净头寸为正但投资收益逆差的扭曲现象。 图3 中国长期对外净头寸为正但投资收益差额为负 这实际上是“经济大国、货币小国”形成的效率漏损。当然我们也不是没有按照国家自信的精神推进过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如同我前面一篇文章《美国能有印钞机买下中国吗》讲到的，无论是2012年以来加快推动的人民币货币互换还是2015年旨在推动汇率自由浮动的811汇改，实际上分别是想从量和价上双管齐下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但是事与愿违，当811汇改打开人民币大幅波动和贬值预期后，无论是货币互换还是香港、台湾的离岸人民币存款，都成了做空人民币的筹码（即拿到人民币头寸后立即在国际市场抛售换成美元）。最后不得不采取紧缩的政策通过海外的国有商业银行银行收回离岸人民币头寸以稳定离岸人民币汇率，导致国际市场上的人民币大量收缩，人民币国际化严重受阻。 图4 离岸人民币811汇改后大幅下降，人民币国际化受阻 可见人民币国际化、用人民币取代美元建立自己的内循环系统，并不是某些“学者”们臆想的那么简单。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国际上用人民币支付结算和作为价值贮藏货币职能的基础设施有没有？在这里，我说的基础设施并不是支付结算和记账托管的IT系统，而是一系列的与其它国家货币体系接轨的自由市场机制。因为你要做国际货币、世界货币，当然要建立与世界兼容的普遍货币规则体系。 美元的问题、美元隐含的危机（美元的新特里芬难题，即美元的主权性与国际性之间的矛盾），我一直在强调，那些批判我亲美崇美的“学者”们却视而不见。但问题是，如果美元崩溃，会换成谁来担当世界货币的重任，欧元？日元？它们好像也是危机重重。排到第六位才是人民币。但做世界货币就不需要成本吗？全球性的货币基础设施建设，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利率、汇率市场化，资本项目汇兑的自由化，可以作为基准的完整的收益率曲线，具有国际视野和准则意识的跨国金融机构和人才队伍，等等，这一切我们具备不具备？如果不具备，又如何让别人来心甘情愿用人民币？（用调研时一个海外金融机构的话来说，他们也想储备人民币债券，但是在风控系统内找不到对标的市场化的完整的收益率曲线）那些拿着纳税人钱的学者们，与其四处叫嚣寻找捉拿“第五纵队”，高喊人民币国际化但是没有具体解决方案，不如扎扎实实的研究我上面说的这些中性的技术问题。方为“爱国”。
我们提出了“房地产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的业内经典分析框架。从国际经验看，发达国家人口迁移一般经历两阶段：从城镇化到以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化城市群化，中国的都市圈城市群时代已经到来！城市群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重要标志，是推进高质量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平台。 1 2019年中国城市群发展潜力排名 1.1 城市群是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平台 2006年“城市群”第一次出现在中央文件，2013年以来中央要求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2006年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2007年十七大报告指出，以大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2012年十八大报告指出，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科学规划城市群规模和布局。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要在中西部和东北有条件的地区，依靠市场力量和国家规划引导，逐步发展形成若干城市群。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及“十三五”规划要求建设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山东半岛、海峡西岸、哈长、辽中南、中原、长江中游、成渝、关中平原、北部湾、山西中部、呼包鄂榆、黔中、滇中、兰州-西宁、宁夏沿黄、天山北坡等19个城市群。2017年十九大报告指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明确指出，以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等城市群推动国家重大区域战略融合发展，建立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新模式，推动区域板块之间融合互动发展。2015年至今，国务院已批复11个城市群规划。 19个城市群以25%土地集聚75%人口，创造88%GDP，其中城镇人口占比78%。目前大部分城市群依旧需要进一步的发展和培育。城市群更具生产效率，更节约土地、能源等，是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平台，是中国当前以及未来发展的重点。根据恒大研究院2019年4月报告《中国城市发展潜力排名：2019》，发展潜力百强城市中有96个位于19大城市群。19个城市群土地面积合计约24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1/4。1982-2018年，19个城市群常住人口从7.1亿增至10.5亿，人口占比从70.3%增至75.3%。2018年城镇化率达到61.7%，即城镇人口6.5亿，占全国城镇人口的78.3%；GDP合计79.3万亿，占全国的88.1%。长三角、京津冀、成渝、长江中游、山东半岛五个城市群人口过亿，分别为1.5亿、1.1亿、1.0亿、1.3亿、1.0亿。中原、珠三角、海峡西岸、哈长、北部湾、关中平原六个城市群人口均在4000-7000万之间，辽中南、黔中、滇中三个城市群人口在2000-4000万，而山西中部、兰州-西宁、呼包鄂榆三个城市群人口在1000-2000万，宁夏沿黄、天山北坡城市群不到700万。目前大部分城市群建设尚不成熟。一方面，多数城市群中心城市尚处于集聚阶段，对周边中小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不强；另一方面，城市群内的各城市之间由于利益因素互相博弈，协调机制不健全，城市群之间也存在同质化竞争、资源错配等问题。 1.2世界城市群的发展历程与经验 城市群发展可划分为雏形发育期、快速发育期、趋于成熟期、成熟发展期四个阶段，经历了从单级城市、都市圈到城市群的演变。1957年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根据对北美城市的深入考察发表代表论文《城市群：东北海岸的城市化》，首次明确提出城市群概念。之后国内外学者围绕城市群进行了丰富的理论探讨，将城市群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雏形发育期、快速发育期、趋于成熟期、成熟发展期。1）在雏形发育阶段，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发展带动不足，城市间的内在联系较弱，分工体系和区域基础设施仍不完善。2）在快速发育阶段，中心城市部分产业和非核心功能向周边小城市扩散，都市圈逐渐形成，城市化水平快速提升，分工体系开始形成，区域基础设施处于快速建设期。3）在趋于成熟阶段，都市圈建设逐渐成熟，分工体系较为合理，区域基础设施趋于完善。4）在成熟发展阶段，多个都市圈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合理分工协作形成城市群。整体来看，回顾近300年现代化的历史，全球经历了三次城市化浪潮：第一次是核心大城市的兴起，随着工业化的进行，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新兴城市，城市数量和规模迅速增长；第二次是都市圈的形成，一些产业因城市转型、成本等各种因素转移到大城市周边的中小城市；第三次是城市群的形成，主要特点是通过各级城市之间的交通和物流联系，形成庞大的立体城市群网络，区域总体实力、国际竞争力全面提高。 国际公认的世界级城市群有以纽约为核心的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以芝加哥为核心的五大湖城市群、以东京为核心的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以伦敦为核心的英伦城市群、以巴黎为核心的欧洲西北部城市群等。1）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以纽约、波士顿、华盛顿等城市为核心，土地面积13.8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1.5%，集中了美国总人口的20%，制造业产值占全美的70%，城市化水平达到90%以上，是美国最大的生产基地、商贸中心和世界最大的金融中心。2）五大湖城市群集中了美国30%以上的制造业，其汽车产量和销售额约占美国的80%，与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共同构成北美制造业带，钢铁产业集中在匹兹堡，汽车产业集中在底特律。土地面积24.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5000万。核心城市芝加哥是美国重要的交通枢纽，也是美国主要的金融、期货和商品交易中心之一。3）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由东京都市圈、大阪都市圈和名古屋都市圈组成，集聚日本80%以上的金融、教育、信息和研发机构。土地面积3.5万平方公里、占日本国土的6%，人口近7000万、占总人口的61%。核心城市东京是日本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4）英国伦敦城市群是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由伦敦-利物浦一线的城市构成，其中包括世界纺织工业之都-曼彻斯特、纺织机械重镇-利兹、伯明翰、谢菲尔德等大城市，土地面积约4.5万平方公里，人口3650万、占总人口的55%。核心城市伦敦贡献了全国约20%的GDP，是欧洲最大的金融中心。5）欧洲西北部城市群由大巴黎地区城市群、莱茵-鲁尔城市群、荷兰-比利时城市群构成，主要城市有巴黎、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安特卫普、布鲁塞尔、科隆等。土地面积约14.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4600万。其中，巴黎是法国的经济中心和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也是西欧重要的交通中心之一。 在过去的世界经济格局调整中，世界五大城市群均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竞争力，通过发展规划的不断完善、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产业的分工协作等逐渐崛起成为各国提升经济实力、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平台。1）发达城市群的核心城市是创新资源的集聚中心和创新活动的控制中心，是高端生产要素跨境流动的门户。东京集中了日本约30%的高校和40%的大学生，拥有全日本1/3的研究和文化机构，以及全日本PCT专利产出的50%和世界PCT专利产出的10%；纽约集聚了美国10%的博士学位获得者，10%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伦敦集聚了英国1/3的高校和科研院所，每年高校毕业生占全国的40%。2）世界级城市群非常重视城市群内部的统筹规划。1922年，纽约成立区域规划协会，分别于1929年、1948年和1966年编制了三份地区发展规划，为城市群的发展提供了保障；1937年，为了解决伦敦人口过度集聚问题，英国政府成立“巴罗委员会”，并根据该委员会提交的报告编制首轮大伦敦规划，奠定了伦敦城市群的空间格局。3）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能够加强城市群内各城市的联系，世界级城市群具备现代化的城市轨道交通、完善的城际基础设施、发达的航运功能，并逐渐向腹地延伸。东京和伦敦从交通发展方面提供了最优质的基础保障，两个城市群的轨道交通建设和运维水平处于世界前列。东京和伦敦都拥有出海港口，特别是在航空运输方面，东京拥有旅客吞吐量居日本第一二位的羽田、成田两个国际机场，年吞吐量超过1.1亿；伦敦拥有世界第三的希斯罗国际机场和英国第二大的盖特威克机场及其他3个机场，年吞吐量超过1.6亿。4）产业分工协作使各城市能够在城市群发展中找准特色定位，实现优势互补。以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为例，纽约作为金融和商贸中心，华盛顿作为政治中心，波士顿成为了与“硅谷”齐名的高科技聚集地，巴尔的摩国防工业和卫生服务业发达。 1.3中国城市群发展潜力榜单及分类 在2019年4月报告《中国城市发展潜力排名：2019》中，我们从“基本面+市场面”两个层面分27个指标研究2019年中国336个地级行政单位发展潜力（不含三沙），具体以基本面研判城市中长期发展潜力，以市场面辅助择时。城市群是高度一体化和同城化的城市集群，我们继续从“基本面+市场面”两个层面分27个指标研究2019年中国19个城市群发展潜力。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长江中游发展潜力居前，之后是海峡西岸、山东半岛、中原、辽中南、关中平原、北部湾等。 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经济规模居前、产业创新实力领先，GDP、A+H股上市公司数和发明专利授权量合计分别占全国的38.1%、64.1%、63.9%。从人口看，珠三角、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京津冀近3年人口增量领跑全国，分别年均增长142.4万、100.9万、87.3、63.8万、42.7万人，中原、海峡西岸、北部湾、关中平原、山东半岛、黔中等亦大幅增长，辽中南、哈长城市群人口减少。从经济规模看，2018年长三角城市群以17.9万亿元GDP一骑绝尘，京津冀、长江中游、珠三角、山东半岛、成渝、海峡西岸城市群紧随其后，GDP在4.2-8.4万亿元之间，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城市群GDP合计34.3万亿，占全国的38.1%。从产业创新看，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城市群依旧占据绝对优势，A+H股上市公司数和发明专利授权量合计分别占全国64.1%、63.9%。从人口看，2015-2018年珠三角城市群常住人口年均增加142.2万人，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京津冀分别年均增长100.9万、87.3万、63.8万、42.7万人；中原、海峡西岸、北部湾、关中平原、山东半岛、黔中城市群近3年人口年均增量介于18-42万人之间；兰州-西宁、山西中部、滇中、呼包鄂榆、宁夏沿黄、天山北坡城市群近3年人口年均增量介于1-9万人之间；辽中南、哈长城市群近3年人口负增长。 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进入趋于成熟期，京津冀、成渝、长江中游、海峡西岸等11个城市群处于快速发育期，黔中、呼包鄂榆、滇中等6个城市群处于雏形发育期。中国暂时没有城市群达到成熟发展期水平。趋于成熟期城市群2018年GDP在5万亿以上，A+H股上市公司数在190家以上，年发明专利授权量在1.6万件以上，城市群分工体系逐渐形成、基础设施处于快速建设期。快速发育期城市群2018年GDP多在1万亿以上，但多数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尚处于虹吸阶段，中心城市与几乎所有周边城市的人均GDP差距都在扩大。雏形发育期城市群2018年GDP大都在1万亿元以下，产业创新指标也在城市群排名相对靠后。根据上述标准，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进入趋于成熟期，京津冀、成渝、长江中游、海峡西岸等11个城市群处于快速发育期，黔中、呼包鄂榆、滇中等6个城市群处于雏形发育期。 2中国五大最具发展潜力城市群 2.1长三角城市群：崛起的世界第六大城市群？ 长三角GDP达17.9万亿元，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城市层级结构最合理的城市群，已有六大城市跻身GDP万亿俱乐部，未来将以核心城市为支点构建南京、杭州、合肥、苏锡常、宁波五大都市圈。长三角城市群包括：上海，江苏省的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盐城、扬州、镇江、泰州，浙江省的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金华、舟山、台州，安徽省的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滁州、池州、宣城等共计26市。长三角土地面积合计21.2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2.2%；2018年经济总量17.9万亿元，占全国的19.8%，和印度相当；常住人口1.5亿人，占全国的11%；A+H股上市公司市值14.4万亿元，占全国的18.7%。其中，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无锡和宁波等6城GDP超万亿，占全国万亿城市数量的37.5%。城市层级结构方面，长三角城市群呈现出“一超二特三大”的格局，是中国城市层级结构最为合理的城市群，体现了“龙头城市-中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中小城市”这一层次合理、结构清晰的城市体系。上海城区人口超过了2000万，是长三角唯一的超大城市（1000万以上）。南京和杭州城区人口均超过600万，处于特大城市行列（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未来将向超大城市进军。合肥、苏州和宁波的城区人口超过300万，处于I型大城市（300万以上500万以下）行列。交通方面，长三角城市群是中国获准修建城市轨道交通最多的城市群，包括上海、南京、杭州、合肥、苏州、宁波、无锡、常州、南通、绍兴、金华和芜湖12城。整体来看，长三角综合实力突出，在中国19个城市群中最有潜力成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 长三角一体化始于1982年，至今已走过近40年的历程。1982年，“以上海为中心建立长三角经济圈”的设想正式提出，最初范围包括上海、南京、宁波、苏州和杭州，之后不断扩容。2008年9月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要把长三角地区建设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门户和全球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2016年5月国务院通过的《长三角城市群发展规划》提出构建“一核五圈四带”的网络化空间格局，其中“一核”即提升上海全球城市功能，打造世界级城市群核心城市；“五圈”即促进南京、杭州、合肥、苏锡常、宁波五个都市圈同城化发展。未来长三角城市群发展在于5大都市圈的同城化，这些城市本身已积攒足够能量，开始向外输出，带动所在片区发展。2018年1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发表演讲时提到，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2019年1月，上海市市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全力实施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合力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目前中央已明确在江苏苏州吴江、浙江嘉兴嘉善和上海青浦建设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长三角城市群以电子、汽车、现代金融等产业为核心，致力于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高地和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心。上海的优势是创新能力强、服务业发展水平高、科技人才集聚；江苏制造业形成集群；浙江民营经济发达；安徽有充足的劳动力资源，新兴产业发展迅猛。具体来看，上海以汽车、电子、金融为支柱，三者占GDP的58%；A+H股上市公司数367家，占全国约1/10。未来上海仍将聚焦总部经济、金融、科创等功能，向外疏解非核心功能。杭州民营经济占GDP比重达到61%，以信息软件、电子商务、物联安防等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发展全国领先。苏州凭借紧挨上海的区位优势，深化与上海的对接，并善于引进外资，已有90家世界500强企业在苏投资。制造业基础雄厚、门类齐全、企业众多是苏州经济的优势，当下苏州的进阶之路在于借助创新进行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和推动产业价值链的上移。南京作为老牌工业基地，以电子、石化、汽车、钢铁为支柱，致力于打造“芯片之都”。家用电器和装备制造是合肥的优势产业，洗衣机和冰箱产量分别占全国2成和3成。其余城市支柱产业集中于电子信息、汽车、石油化工等。长三角城市群致力于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高地和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心，未来主导产业关键领域创新方向主要包括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钢铁制造、石油化工、汽车、纺织服装、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贸以及文化创意等10个方面。除此之外，长三角城市群基于创新链的新兴产业发展方向主要有6个方面，分别为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北斗产业以及光伏产业。 长三角石化、冶金等领域存在一定无序竞争，核心城市规划滞后明显，经济效率与世界级城市群存在差距。第一，冶金、石化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因具有投资总量大、投资回报周期长、对地方经济带动能力强等特点，受到地方政府青睐。在23个长三角沿海沿江城市中，分别有13个和12个城市在“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到要发展石化和冶金产业。这种脱离市场供需关系的盲目招商引资，一方面造成了重复建设，另一方面降低了城市群的经济效率。第二，城市规划滞后，过去实际人口的增长超过了政府的规划，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并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比如，上海都市区的轨道交通运营里长分别为782公里，路网密度为0.11公里/平方公里，远低于纽约、东京等城市。第三，长三角城市群反映效率和效益的指标，与其他世界级城市群相比存在明显差距。长三角城市群人均GDP分别为世界五大城市群的3/11、1/4、1/3、1/3、3/10，地均GDP分别为世界五大城市群的2/5、9/10、3/25、21/25、3/10。因此长三角城市群若想真正跻身世界六大城市群，其在整体规模方面已经足够，需要注重的是区域内部的深度发展和生产效率的提升。 2.2珠三角城市群：携手港澳建设粤港澳大湾区 2018年珠三角城市群人均GDP达12.9万元、居中国五大城市群首位，城镇化率85.3%、中国最高，将与港澳“拼船出海”，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包括广东省的9市：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独拥广州、深圳两座一线城市。土地面积合计5.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0.6%；2018年经济总量8.1万亿元，占全国的9.0%；常住人口约0.6亿人，占全国的4.5%，近3年人口年均增速高达2.4%；A+H股上市公司市值15.4万亿元，占全国的20.1%；人均GDP达到12.9万元，位列中国五大城市群首位。从城镇化角度来看，2018年珠三角城镇化率达到85.3%，是中国城镇化率最高的城市群。广州、深圳作为珠三角城市群的“双核”，主要受益于改革开放。广州GDP由1978年的全国第八上升到2015年的全国第三，之后被深圳超越，2015年以来人口年均增量超40万、仅次于深圳；深圳从1979年GDP仅为香港1/172的小渔村到2018年超过香港成为活力四射的一线城市，2015年以来年均人口增量超50万、居全国之首。2015年广东省政府编制《珠江三角洲全域规划（2014-2020）》，确立了珠三角城市群的定位和发展目标。2019年2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印发，真正把珠三角9市与港澳紧紧联系在一起，明确粤港澳大湾区要建成世界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国际一流湾区。 珠三角城市群制造业水平发达，未来致力于构建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和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基地。珠三角的产业发展先后经历了接受香港和国际加工制造业转移的阶段和内需导向的本地化产业成长阶段，目前正在迈进门类更加齐全、功能更加完善的自主创新阶段。在珠江东岸，以深圳、东莞、惠州为主体，形成了全国著名的电子信息产业走廊；在珠江西岸，以佛山、中山、珠海、广州为主体，形成了电器机械产业集群。广州作为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又是全国铁路和航空枢纽之一，产业以汽车、电子和化工为支柱，三者占工业总产值的56%。深圳毗邻香港，奠定了其作为珠三角金融、贸易和创新中心的定位。在全球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重大机遇中，珠三角将构建“两主一副三级”的中心体系，并通过“集群化的产业聚集区”，形成区域重点产业的合理空间布局。深圳和广州两大中心城市将从竞争走向合作，充分发挥其辐射作用，广州全面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国际化，精心打造经济中心、文化名城、山水之都；深圳大力推动技术创新、体制创新，充分发挥经济特区的带头和示范作用，重点发展科技、金融、外贸等高端产业。区域副中心珠海依托港珠澳大桥，深化和港澳的合作，重点发展商贸、旅游、生产型服务、物流等产业。佛山着重发展轻工业、以装备制造业为核心的先进制造业。肇庆积极承接广佛的产业与资本转移，做优传统优势产业，积极构建现代都市农业体系和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集聚区，利用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发挥中转港口的枢纽作用，拓展经济圈与广西、贵州的联系。中山、江门将着力强化综合服务功能，继续加强与澳门合作，发展国际性娱乐、现代商贸服务、观光旅游产业。 除深圳外，珠三角城市主要以中低端制造业为主，自主创新能力有待提高，优质公共资源短缺。第一，珠三角城市大都以中低端制造业为主。珠三角城市群产业发展得益于20世纪80年代初和90年代初国际上的两次产业大转移，均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产业结构趋同。除深圳外，其余城市的当前支柱产业仍集中于机械制造、金属冶炼、纺织、食品、化工等中低端制造业，金融、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缓慢。以金融业为例，2018年广州、深圳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值分别为12.7%、9.1%，而北京、上海达16.8%、17.7%；从增速看，北京金融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为7.2%，上海为5.7%，广州、深圳分别仅为4.3%、3.7%。第二，珠三角城市群与长三角、京津冀城市群相比，核心城市的自主创新能力仍待提高。2018年广州、深圳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值分别为2.8%、4.0%，而北京、上海已经分别达到5.7%、4.1%。2018年广州、深圳发明专利授权量为1.1万件、2.1万件，低于北京、上海的4.8万件、2.13万件。第三，优质公共服务资源短缺已成为制约珠三角城市群发展的瓶颈。教育方面，珠三角城市群仅有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4所985和211高校，而京津冀、长三角城市群均超过20所；医疗方面，广州、深圳各级各类医院数量分别为243家、134家，远低于北京、上海的713、349家。 2.3京津冀城市群：打造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 京津冀城市群整体创新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A+H股上市公司市值31.4万亿元，占全国的41.1%。近年顶层设计不断强化，将打造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包括：北京，天津，河北省石家庄、唐山、保定、廊坊、秦皇岛、张家口、承德、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共计13市。土地面积合计21.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2.2%；2018年经济总量8.4万亿元，占全国的9.3%；常住人口约1.1亿人，占全国的8.1%；A+H股上市公司市值31.4万亿元，占全国的41.1%。京津冀城市群的整体创新能力在国内有着明显的优势，从R&D经费占GDP比重来看，2018年京津冀为3.1%，明显高于长三角的2.8%和珠三角的2.6%，其中，北京市高达5.7%，远高于上海、广州、深圳的4.0%、2.8%、4.1%，也超过了OECD国家2016年2.4%的平均水平。 从2001年《京津冀城乡规划》出台开始，京津冀一体化顶层设计不断加强。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展座谈会上首次将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此后，《京津冀协同规划纲要》、《“十三五”时期京津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京津冀产业转移指南》等陆续出台。北京被中央定位为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要求建成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在北京功能定位发生深刻变化的同时，通州副中心加快建设、雄安新区设立并规划建设，以东城、西城为主的首都特区或呼之欲出。未来首都或与北京分开，首都是首都，北京是北京。区域整体定位体现了“一盘棋”的思想，突出了功能互补、错位发展：北京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天津是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河北省是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规划重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疏解非首都功能；二是全方位对接支持河北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建立便捷高效的交通联系；三是高水平规划建设城市副中心，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发挥北京的辐射带动作用，打造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 京津冀城市群呈现“重工业+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布局，高耗能行业占比近几年明显下降，未来将向“高端制造+科技创新”方向着重发力。从产业结构看，2018年京津冀城市群三种产业比例为4：36：60。第二产业以传统制造和重化工为主，其中纺织、石油化工、钢铁、金属制品、汽车、电气机械、电子占比均超过5%，共计占GDP约35%。第三产业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其中批发零售、交通仓储、信息技术服务、金融、房地产、科技服务占比均超过5%，共计占GDP约42%。自去产能和加大环保力度以来，河北省高耗能产业占工业比重从2012年的44%降至2017年的38%。分区域看，北京生产性服务业占比约53%，已基本实现向知识和创新驱动的创新型城市转型；天津装备制造和石油化工业占比均达约34%，当前仍处于主要依赖投资和重工业发展的制造城市阶段，但现代化程度已经较高；河北省产业以装备制造、石油化工、钢铁为支柱，资源城市仍然占大多数。其中，石家庄、保定以装备制造、纺织业为主导，唐山、秦皇岛、邯郸、邢台、沧州等城市以钢铁、煤炭、石油化工业为主导，张家口、承德以旅游、农业为主导。《京津冀产业转移指南》中指出，北京将承担区域产业研发、设计、服务等功能，打造科技创新中心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策源地；津廊将承担京津冀地区科技成果产业化功能；津唐沧秦重点发展滨海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保石邢邯重点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衡水主导承担农副产品和轻工业用品供给功能；张承重点发展绿色生态、农副产品加工和生物医药。 京津冀城市群城镇规模等级不合理，发展不平衡明显。第一，以城区常住人口计算，2017年京津冀城市群共有10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1个（北京）、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特大城市1个（天津）、3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I型大城市2个（石家庄、唐山）、100万以上300万以下的II型大城市4个（保定、张家口、秦皇岛、邯郸）、50万以上100万以下的中等城市5个（廊坊、承德、沧州、邢台、衡水），城镇规模等级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特征。第二，北京、天津实力明显高于其他城市，表现出更强的集聚能力，成为人才和创新高地，河北发展滞后，辐射带动能力弱。从GDP看，北京2018年GDP超3万亿，天津超1.8万亿，而其余城市均低于8千亿；从上市公司看，2017年北京有459个A+H股上市公司，天津有62个，其余城市合计仅71个；从公共资源看，北京每千人执业（助理医师）4.4人，天津市和河北省均低于3人，北京985+211合计35所，天津3所，河北仅1所；从高铁日均班次看，2018年北京高铁日均班次为735趟，天津为744趟，其余城市皆低于500趟。 2.4成渝城市群：培育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 成渝城市群2018年城镇化率达53.8%、西南最高，处于全国“两横三纵”城市化战略格局沿长江通道横轴和包昆通道纵轴的交汇地带，战略地位突出，极具发展潜力。成渝城市群主要包括：重庆27个区（县）和2个区县的部分地区，四川省的成都、自贡、泸州、德阳、绵阳、遂宁、内江、乐山、南充、眉山、宜宾、广安、达州、雅安、资阳等共计16市。土地面积合计18.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1.9%；2018年经济总量5.8万亿元，占全国的6.4%，从经济总量上看，成渝城市群与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的差距还非常遥远；常住人口约1.0亿人，占全国的7.2%；A+H股上市公司市值1.7万亿元，占全国的2.2%；城镇化率从2010年的46.3%增长到2018年的53.8%，为西南地区最高，但比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城市群分别低了31.5%、14.8%、11.6%、7.1%，比全国平均水平还要低5.8%。生活方面，西南宜人的气候和慢悠悠的节奏非常适合生活，居民消费休闲观念强，消费理念前卫，成都和重庆素有吃喝玩乐的天堂之称；成都电影票房连续几年稳居第五，仅次于四个一线城市。区位方面，重庆和成都是中国西部国家级特大中心城市，区位优势突出，战略地位重要，是西部大开发大开放的战略支点，处于全国“两横三纵”城市化战略格局沿长江通道横轴和包昆通道纵轴的交汇地带。 推进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是经济新常态下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是城乡协调发展的重大突破口。2011年5月份国务院正式批复《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2016年3月份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成为继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城市群后，获中央批复的第四个城市群。2018年6月份《重庆市人民政府、四川省人民政府深化川渝合作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动计划（2018—2022年）》签署，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步伐不断加快。2019年4月发改委印发的《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中提出，有序实施城市群发展规划；加快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扎实开展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实施情况跟踪评估，研究提出支持成渝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举措，培育形成新的重要增长极。 成渝城市群目前产业协同程度较低，未来将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打造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建设长江上游地区金融中心和全国重要的商贸物流中心。目前成渝城市群正在形成以成都为核心的医药、化工、能源以及服务业的集聚地和以重庆为核心的制造业、物流运输基地，但区域内其他城市产业协同尚未实现，大都以机械、冶金、电子等产业为支柱各自为战。成都以电子信息和汽车制造业为支柱，二者占工业增加值的50%。与成都类似，汽车和电子制造业也是重庆工业经济的支柱产业。2017年重庆汽车制造业与电子制造业分别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的22%、20%。根据《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未来成渝城市群将继续以长江上游航运中心和重庆成都两大核心，建设以高铁、城际和高速公路为骨干的交通路网结构，促进城市群一体化的发展，内部产业结构将逐渐从竞争走向互补。重庆将发挥汽车整车和零部件配套产业体系全的优势，积极成为川渝两地汽车整车制造企业的零部件供应商；成都则利用科技创新资源优势，提升汽车研发创新能力，在汽车产业发动机、变速箱等关键零部件领域取得突破；其余城市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和产业配套。 成渝城市群内部缺少重要节点城市，成渝两地产业分工协作不够充分、竞争大于合作，创新能力不足。第一，2018年除成都、重庆（主城区）外，仅有绵阳的GDP突破2300亿元，众多城市GDP规模在1000亿-2000亿元之间，城市群经济发展呈现哑铃式结构，即两头过大，而“中部塌陷”。中等规模城市的缺乏，不仅弱化了成都、重庆两座超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其经济“虹吸”效应也使得城市群中的其他城市发展动力不足。第二，从产业来看，重庆和成都均将汽车制造和电子信息产业作为支柱产业大力发展，力求打造成为跨国公司集聚地，两地承接国外、沿海产业转移的决心和力度都非常大。在汽车产业方面，重庆作为全国六大汽车基地之一，目前在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和智能汽车。而成都作为后起之秀，目前已累计引进一汽大众、吉利、沃尔沃等11家整车企业。根据《成都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成都新能源汽车2020年产值预计达到500亿元，而《重庆新能源汽车发展规划》中，该目标为300亿元，在汽车工业发展上两城呈现较为激烈的竞争。此外，新材料、IT产业、“互联网+”等产业也均是两城都在积极发展的产业，天府新区、两江新区都将打造新型园区和新兴产业基地，发展高端智能科技。第三，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方面，2018年成渝城市群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占GDP的1.8%，远低于长三角城市群的2.8%、珠三角城市群的2.6%、京津冀城市群的3.3%；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方面，成渝城市群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为5.3件，分别比长三角城市群低12.3件、比珠三角城市群低13.7件、比京津冀城市群低12.4件。 2.5长江中游城市群：构建中部崛起的战略支撑带 长江中游城市群土地面积合计32.6万平方公里，是中国面积最大的城市群，常住人口总量达1.3亿人、仅低于长三角，承东启西、连接南北，是中部崛起的战略支撑带。长江中游城市群包括：湖北省的武汉、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潜江、天门、襄阳、宜昌、荆州、荆门，湖南省的长沙、株洲、湘潭、岳阳、益阳、常德、衡阳、娄底，江西省的南昌、九江、景德镇、鹰潭、新余、宜春、萍乡、上饶及抚州、吉安的部分县（区）。土地面积合计32.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3.4%，是中国面积最大的城市群，是长三角的1.5倍，珠三角的6倍；2018年经济总量8.3万亿元，占全国的9.2%；常住人口约1.3亿人，占全国的9.1%，仅低于长三角；A+H股上市公司市值2.2万亿元，占全国的2.8%。长江中游城市群承东启西、连接南北，是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全方位深化改革开放和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点区域。2006年4月，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为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提出与发展提供了政策基础。2015年4月，国家发改委印发《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定位为中国经济新增长极、中西部新型城镇化先行区、内陆开放合作示范区、“两型”社会建设引领区。2018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要求以武汉为中心引领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 长江中游城市群以钢铁、汽车等传统工业为基础，以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新能源等高科技产业为支撑，未来重点推进金融、旅游、文化创意的深度合作，打造世界级规模的先进制造业带。长江中游城市群是中国发展较早、基础较强的老牌工业重地之一，但早期湘、鄂、赣三省产业重合度较高，三省均形成了以钢铁、建材、汽车等为主的产业结构，导致了城市群内部经济效率较低。目前，武汉、大冶、萍乡为主的金属冶炼区域已成为中部地区重要的有色金属产地，同时大型钢铁骨干企业作为龙头，兼并重组一批中小钢铁企业，组建若干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集团，打造中部钢铁产业集群。武汉、孝感、襄樊、十堰等地的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已具备了一定的规模与技术优势，未来逐步引导武汉、长沙等地开展汽车产业合作与企业重组，打造全国重要的汽车产业基地。武汉、长沙、南昌、株洲、襄阳、景德镇等为作为装备制造业主要发展地区，围绕技术自主化、制造柔性化、设备成套化、服务网络化开展合作，着力提高装备设计、制造和集成能力，共同打造具有世界影响的装备制造产业基地。武汉、长沙、南昌、株洲组成的高新技术产业联盟已成为全国电子信息、生物制药、新能源和新材料等产业的重要产地之一。未来，长江中游城市群逐步聚合区域优势产业，提升区域核心竞争力，融入全球分工，建设世界级规模的先进制造业带。 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心城市辐射能力较弱，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比重低。第一，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中心城市武汉在该区域的辐射能力弱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4大城市群的中心城市。除武汉外，长沙、南昌作为区域中心城市，与武汉构成了三大城镇组团，但长沙、南昌经济实力较弱，且与武汉分别距离300km、260km，中间山地阻隔，沟通不畅。第二，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比重过低，会导致城市聚集效应难以发挥，吸纳的就业人口少。长江中游城市群2018年第三产业占比仅为43.2%，低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的51.5%、50.0%、48.5%、43.5%。其中武汉第三产业占比仅54.6%，远低于北京、上海、广州的81.0%、69.9%、71.8%。
摘要 【水皮：世界上没有救世主 要创造解套幸福只有靠股民自己】我们以前股评里面再三提醒大家，成交量骗不了人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国庆长假临近，市场早早的就进入了休假模式，实际上是大家无心恋战。对于持仓的投资者来讲，当然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国庆以后，万一开门红，现在被套牢的折磨也就不值一提了。 世界上本来就没有救世主，要创造解套的幸福只有靠股民自己。 周二沪深股市受到外围市场大涨的影响，基本上都是高开。高开之后虽然有所回落，但是并没有完全填补缺口。再之后基本上是高位震荡，但也是上攻乏力。原因很简单，周二的成交量并没有有效放出。 上证不但没有放出，而且成交量反而比昨天还少了20亿，应该是创了这一波行情的地量。2073亿的成交量是根本不可能冲多高的。深成指的表现要强一点，上涨幅度也要强一点，并且有成交量的支持。周二深成指的成交量是3377亿，比昨天多了70亿左右。所以在深成指的主力资金是流入的，大概全天有22亿左右的流入。上证指数主力资金是流出的，这一点跟北向资金的走向也非常一致。 周二北向资金在沪股通的流出有28亿左右，在深股通却是流入的，大概也是28亿左右。里外里加起来，北向资金周二在整个账面上实际上是对冲掉的。结构性的异常就告诉我们，周二盘面能够走成这样，已然属于不容易的。 因为大多数股票周二是上涨的，上涨的股票跟下跌的股票数量比是2:1。当然了，上涨的幅度有限。绝大多数股票的涨幅没有超过2%。难怪有投资者说周二指数红彤彤，但是我的个股却没怎么涨。这样的感受实际上和大盘是一样的。 周二主力资金流入方向，或者说比较关照的主要就是前期的那些超跌的题材股。不管是医药、电子设备、电子通讯、元器件，还是航天航空基本上都是前期调整比较充分的板块。科创50指数周二的涨幅是比较特别，比较凶，有3.81%的涨幅。基本上是一个反弹的格局。 相比之下，前期相对保持强势的大金融、酿酒板块、地产板块，包括煤炭电力却出现在了跌幅榜的前面。主力资金流出最多的是银行，其次是券商，第三是保险。水皮觉得这跟北向资金短线的进出有很大的关系。 在最后集合竞价的时候，北向资金仅仅3分钟不到的时间在沪股通上流出5亿左右，深股通也流出了2亿左右。所以周二很多权重股在最后集合竞价的时候，股价都出现了不小的，明显的跌幅。基本上可以判定北向资金还在减仓。 水皮觉得北向资金的行为未必就是看淡整个市场，这些短期资金有一个假期避险的需求。我们知道国庆长假将近十天的时间放的实在太长，资金都是有成本的，需要一定的风险回避。所以周二最后一刻依然是在减仓。希望这种情况在明天会有所改变，因为如果大资金到明天再去减仓的话，是没有空间，也没有时间减的。这也是节前，市场低迷的很重要的原因。 我们以前股评里面再三提醒大家，成交量骗不了人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国庆长假临近，市场早早的就进入了休假模式，实际上是大家无心恋战。对于持仓的投资者来讲，当然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国庆以后，万一开门红，现在被套牢的折磨也就不值一提了。 有风险才有收益。当然指望有收益，也得承担一定的风险。 一句话点评：买套。
摘要 【曹中铭：打造一个法治化的资本市场】随着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程度的深化，以及科创板、创业板先后启动注册制改革，我国资本市场正发生深刻的变化。资本市场的发展，无疑需要制度建设保驾护航，其中，资本市场法治化建设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方面。打造一个法治化的资本市场，既需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也需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如此，中国资本市场才会迎来全新的格局。(金融投资报) 日前证监会通报称，獐子岛因涉嫌构成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根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国务院令第310号)，证监会决定将獐子岛及相关人员涉嫌证券犯罪案件依法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这或许意味着，獐子岛案将迎来大结局。 自2014年突发公告称扇贝“跑路”后，獐子岛上演了一系列闹剧。“扇贝饿死”、“扇贝回来了”等噱头常常成为市场调侃的话题。事实上，由于养殖行业的独特性，獐子岛海底库存及采捕情况存在难发现、难调查、难核实等方面的难点，客观上也为獐子岛实行财务造假创造了条件。此后，证监会采取多种手段进行调查，并借助卫星定位数据，才让獐子岛的财务造假真相曝光。证监会根据调查认定，獐子岛2016年虚增利润1.3亿元，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的158%；2017年虚减利润2.8亿元，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的39%。 獐子岛财务造假案不仅金额较大，而且有顶风作案的嫌疑。因此，其财务造假的性质是非常恶劣的，在资本市场也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在今年6月15日对獐子岛及责任人员作出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决定后，此次证监会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完全是上市公司及责任人员咎由自取的结果。 财务造假是资本市场一颗“毒瘤”，近年来证监会也加强了与司法机关的合作。近日，证监会就依法将10起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等涉嫌证券犯罪案件移送公安机关。而2019年以来，证监会共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犯罪等案件24起，包括康美药业财务造假、天翔环境实际控制人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等典型案件。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对于维护市场秩序，打击违法违规行为，保护投资者利益等都是大有裨益的。 但是，目前资本市场在法治化等方面，却还存在诸多方面的短板。一方面，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的现象较为普遍。在证券法修订以前，资本市场违规成本低曾广受质疑。像信披违规的顶格处罚只有60万元，再加上监管部门往往对违规违法行为一“罚”了之，导致资本市场违规违法行为异常猖獗。而且，违规成本低，无异于是对窃取市场利益者的一种纵容。另一方面，刑法的相关条款成为摆设。通过多次对刑法进行修正，涉及资本市场的相关法律条款已逐步完善。据粗略统计，现行刑法中，涉及资本市场的罪名有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罪；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期货合约罪；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以及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等。事实上，市场上触犯某些条款的违法行为并不少见，但真正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却不多见。 此外，刑事责任的缓刑适用性问题。虽然市场上的某些违法行为最终被追究刑事责任，但被处以缓刑的却较为常见。处以缓刑不仅达不到严惩违法者的目的，没有让违法者付出应有的代价，而且也无法在市场上产生威慑与警示效果，负面效应不容忽视。基于此，最高法表示，对于证券金融犯罪分子，提出要严格控制缓刑适用，依法加大罚金刑等经济制裁力度，这无疑是抓住了问题的根本。 随着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程度的深化，以及科创板、创业板先后启动注册制改革，我国资本市场正发生深刻的变化。资本市场的发展，无疑需要制度建设保驾护航，其中，资本市场法治化建设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方面。打造一个法治化的资本市场，既需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也需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如此，中国资本市场才会迎来全新的格局。
摘要 【水皮：＂国六条＂堪比＂国九条＂ 大牛市可遇不可求】至于能不能突破现在行情，能不能出现的类似当年两个“国九条”的行情，还需要我们耐心的等待。 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的基石，也是一个根本保障。 中国A股在2007年10月份创出了6124点的高点，当时美国道琼斯指数在14198点。如今十多年过去了，A股现在还在3200点左右徘徊，但是道琼斯指数已经走到了29000多点的高位。 中美股市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是最近美国股市之所以走势强硬，成为别人家的股市，原因就在于美国股市培育了一批像FAANG这样的高科技的公司。FANNG即是facebook，苹果，亚马逊，微软，奈飞和谷歌的简称。这些优秀的上市公司具有较高成长性，高质量的发展贡献美国股市市值增加的47%。 所以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的基石，这一点毋庸置疑。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对于国务院最近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给予了巨大的期望。《意见》提出6个方面17项重点举措不仅非常详细，更关键的是每个职能的执行部门也一并注明的清清楚楚，便于我们监督，更便于方方面面的具体执行。 于是就有投资者把新“国六条”比做当年的两个“国九条”，对于A股将来会不会有超级大牛市充满了期待。 我们知道历史上国务院发过两个“国九条”。第一次是2004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了九个方面的纲领性意见，简称“国九条”。这个意见的发布直接引发了股权分置改革波澜壮阔的行情。从2005年开始，到2007年10月16日，上证指数从998点走到了6124点。 第二次是2014年5月9日，国务院再一次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新国九条”。这个意见发布之后，中国A股又迎来一波大牛市，2015年6月12日上证指数冲到了高点5178点。 所以现在投资者把新的“国六条”跟历史上的两个“国九条”做了对比，对市场产生巨大行情的期望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水皮看来，中国资本市场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发展，尤其是在2020年迎来了一个重大的转折。年中的时候水皮也讲过，今年最大的发现就是市场的韧性得到了加强。最关键的是，在制度建设方面，A股已经开始和国际接轨。注册制的实施，包括了一些交易制度的改革，都会为市场的注入新的活力。我们相信随着资本上进一步的对外开放，随着国务院最新的意见发布，抓住上市公司质量的“牛鼻子”，新一轮的资本市场的发展完全是可以值得期待的。 至于能不能突破现在行情，能不能出现的类似当年两个“国九条”的行情，还需要我们耐心的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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