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关于房地产，又开了一次重要的工作座谈会。 上一次的“房地产工作座谈会”，是一个月前的7月24日，坐在一侧的是韩正副总理以及央行、银保监会、住建部等，坐在另一侧的是10个城市的一把手。 会议前后，热点城市紧缩性的调控政策疾风暴雨。 这段时间，楼市开始消停一些了，看来，只要责任落实了，不缺真调控。 这一次呢？也一样。坐在一侧的是，住建部、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交易商协会等，坐在另一侧的是一大票重要的房企。 会议的主题是，“房企融资监管”。 我看了一下最近房企融资的情况，发现真收紧了。8月份，上市房企境内信用债净融资（扣除到期的），只有不到30亿。 看来，座谈会开在后面，工作已做在前面了。调控的形式变了，发文要层层传达、执行会有折扣。面对面座谈，“敲打”谁，对象明确，主体责任落实了。 “7.24”座谈会，让地方政府把主体责任担起来，不能借“疫后纾困”变相刺激楼市。会上答应了，白纸黑字，会后还敢犯上吗？ 所以，18个城市重点二手房成交量，连续3周下降，这就是效果。 管住地方政府后，下一步要管住钱。 但这个有点难？资金永不眠，钱像水，又如蜜，从央行到金融机构，再到社会毛孔，哪里有利往哪走，很难监管。过去吃了多次亏，2009年扩内需的4万亿，表面看一分钱没进楼市。 2015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开启，金融创新轰轰烈烈，资本市场、信贷市场，一片繁荣。但是，自此史无前例的金融乱象（影子银行、通道融资、P2P等）也开启了，股市和楼市无比繁荣。尽管，一批互联网独角兽脱颖而出，但代价也无比巨大，比如各线城市房价翻了一倍，再无洼地。 未来，疫情常态化，外部环境不友好，搞国内“大循环”，就要把中小微和民企，这些涉及到千千万万国民就业和消费的主体，拉入到经济和要素的“大循环”中。 因此，降成本还得继续推进，货币政策的宽松基调，很难改变。脑壳疼的是，这个时候搞货币宽松，最怕跑冒滴漏。 02 受疫情影响，加上前几年去杠杆、去产能，环保攻坚等，中小微挺受伤。 笔者身边，很多中小企业倒闭，苦苦支撑的，赚钱也特别艰难，临街商铺一片萧条。 目前，社会消费品零售还在呈现近两位数的负增长；占固定资产投资60%、就业80%（占新增就业90%）的民营企业投资，还在负增长；7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仍持平在5.7%的高位，实体零售和制造业正是艰难时？ 但同时，房地产却是一派繁荣景象。 近几个月，70城新房价格上涨数在60个左右，也就是说，大部分城市的房价在上涨。 更重要的是，上半年开发商业绩完成的不咋地，平均只有51%，但在7月份，到位资金却居然奇迹般地转为“正增长”了。而且，地王又开始热闹起来了。 笔者所在的广州，南沙新区楼市最近很热，被挤出的深圳投资客，占据了一半的市场销量。南沙楼市火热，地王也接二连三。 8月12日，南沙湾地块成交楼面价19116元/平，刷新了2018年初越秀创造的楼面价17231元/平地王。但是，这个地王的屁股还没坐热，就被赶了下来。 7天后的8月18日，深圳本土房企深业置地，拿下南沙横沥岛摇号宅地，成交总价为40.05亿元+配建2.32万方，折合楼面价19140元/平，溢价约24%，成为南沙新地王。 当下的地产，吸金能力比任何时候强。更关键的问题是，根本搞不清资金是怎么进入楼市的。 大家可能还记得，5月份传言房抵经营贷进入深圳楼市，上面来检查，只查到3笔。笔者估计，可能也查不到。 想想也是正常，金融创新到这个程度，监管还真未必跟得上，套利的驱使下，只要利润预期足够大，就会削尖脑袋钻空子。 记得2016年，某一线城市搞调控，给人行派活儿，搞清房企购地资金来源。参会人员说，负责处室编制就这么几个，开会的人、做报表的人都派不出来，房企购地资金，这么复杂的事儿，我们根本无法搞清楚。 想想也是，对房企来说，套利有巨大的动力，套利行为是激励相容的。 但是，对某地金融监管部门某个部门、某个办事人员，监管行为不是激励相容的，除非自上而下运动式检查，否则监管动力没那么大。 再说，房企违规融资链条，涉及到央行、证监、银保监和地方金融办、行业协会，涉及到银行、信托、保险、基金、资管、私募、P2P和小贷等。 而且，房企融资的路径极其复杂，底层资产一定是装扮成实体经营的，然后层层嵌套、逃避监管，一笔一笔查，很难达到效果。另外，具体哪个监管部门承担什么，有时候搞不清楚。 怎么办？学习地方主体责任落实的逻辑，面对面座谈，房企对自己负责，这是效率最高的管制。 03 只要给的利率高，就有无数个金融机构、无数个渠道，想蹭过来接济开发商，趁机分一杯羹。 比如，明文规定，购地必须拿自有资金，但很少有开发商真金白银往里砸。多数情况是，老板只拿很少的一部分自有资金（老板算的是自有资金收益率）。剩下的，全部要靠“投前融资”来解决。 信托、保险、基金、资管、私募、P2P、小贷、资金和房产中介等等等，一大票资金掮客、投资机构会蹭过来。大信托被约谈，不让违规放贷，要控制规模，小信托趁机进来，只要给的利率高，只要拿块地抵押，钱不是问题。总之，楼市的吸金能力，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近期，国家推进的老旧小区改造，可以说是一项利国利民，打通国内市场“大循环”肠梗阻的民生工程。 某地召开座谈会，邀请各大开发商参与，希望引入社会资金推进改造。但是，现场很尴尬。 开发商无一响应，齐声答曰：算不过账来。本质上，快钱赚惯了，要让开发商蹲下肥硕的身体，做久久为功的体力活，赚点小利润，怎么会愿意呢？再说，墙外还有商品房项目等着开发，干嘛费那个劲呢？ 总之，货币宽松、降成本继续推进，房地产的吸金能力就与日俱增。中小微贷款难、贷款贵的局面就无法缓解。而且，越是债务率高的房企，越愿意去加杠杆、造地王。因为，对于他们来说，继续融资、继续跑马圈地，这是活下去的唯一路径。再说了，很多房企还要冲千亿、冲5000亿和冲万亿。 现在，头部几个大房企，资源获取优势已高高在上、一骑绝尘、是不是活的很滋润？剩下的第二、第三梯队房企，也要赶快冲上去。 所以，只要资金宽裕、利率较低，加杠杆、造地王，这些套路会愈演愈烈。实体要复苏、中小微要融资，但房地产也要稳定，只好定量分配了。规矩的房企，可以融资，以2019年中期数据为基准，未来存量债务增幅不超过15%。 04 据悉，“8.20”座谈会，祭出了规范房企融资的“345”新规： 一是“3道红线”：剔除预收款的资产负债率不得大于70%；红线二：净负债率不得大于100%；红线三：现金短债比不得大于1倍； 二是根据这三大红线，给房企划分为4档：红色档，三条红线全超过；橙色档，超过了两条红线；黄色档，只超过了一条红线；绿色档，三个指标全部及格。 三是每降一档，未来有息负债可增加5%。以2019年6月债务规模为基准，三条红线全超过（红色档），不得增加有息负债，超过两条红线（橙色档），负债增速不得超5%；超过一条红线的（黄色档），负债规模年增速不得超过 10%；全部合格的，负债年增速不得超过15%。 尽管没有官方报道，但我觉得是真的。 一方面，这种做法有保有压，杜绝过去一刀切造成的“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局面。过去，每当融资窗口打开，房企就拼命加杠杆、违规加杠杆，因为知道不久之后就关上了。但是，关上以后，融资萧条，传导到楼市，又不得不放开。 开发商也在赌，未来一定会松绑。这个死循环，也是楼市大起大落的罪魁祸首。这次不同了。债务率太高的，不让你融资了。 怎么办？就转向销售回款吧，销售回款占开发商资金来源的比例超过50%，能把这部分资金盘活了，续命的形势就缓和多了。这样，融资政策不再被动松或紧了。 这其实，就是房地产企业融资管理的长效机制。 首先，首次通过量化的形式，既保证合理融资需求，又控制资金进入楼市的规模，防范楼市成为金融风险“灰犀牛”。 其次，有保有压、差异化管理。规规矩矩的企业，拿自己资金购地，真金白银投入，风险和现金流是第一考虑，绝非捂盘惜售、造地王的主儿，给予金融支持，没有多大风险。 最后，债务率高的，无法举债维持运转了，只能靠好好买房了，这样，债务率就降下来了。
2020年以来，全球经济金融形势发生剧烈变化。在疫情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全球经济金融在过去十年积累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日益显性化，各领域遭受全方位冲击，国际金融市场剧烈震荡。 在此背景下，全球财富管理论坛（GAMF）近日召开“危机下的全球经济金融形势与金融行业未来发展”专题研讨会，就当前形势下国内外金融机构与投资者普遍关注的疫情会对全球经济和社会带来哪些长期影响、逆全球化趋势如何改变世界经济格局、外资机构如何看待中国金融开放以及将如何调整中国布局等问题展开讨论。GAMF论坛理事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楼继伟出席会议并做点评发言。 以下为发言全文 01 判断当前形势有几个大的问题。 一是疫情是否能得到控制。疫情防控针对的是全球范围而不是某个单一国家，如果某些国家不能有效的控制疫情，那么全球的旅游、交通、交流等都会受到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很难恢复正常。而疫情很难判断，控制疫情的关键在于疫苗是否研制成功。目前疫苗研制在各个国家均有所突破，基本上都进入了临床三期试验，但这也并不能保证完全控制住疫情，因为病毒在变异。我认为明年才能真正的控制住疫情，所以疫情是一个很难判断的因素。 二是中美关系正处于四十多年以来全面紧张的状态。以中美两国在全球中的体量来说，这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这方面将有很多难以预测的事情发生，特别是当前政策被政治化、民粹化“绑架”，很难预测今后几个月内，特别是美国大选临近时会发生什么。 三是各国的短期政策因素。因为中长期政策存在很多问题，如中国、美国、欧洲各国的结构性问题，暂时很难判断各国在面对较差的短期环境时，是否能强有力地推出结构性改革。当然中国有这种可能性，越是受到压力的冲击，越有结构性改革的动因。对短期政策来说，各国都有不错的应对。 四是投资的国别风险。我不看好以大宗商品为主的国家。我同意刚才嘉宾所说，中国不会出现V型反弹。因为作为深度融入全球的大型经济体来说，上述的三个因素没有解决，很难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V型反弹。从7月份数据看，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服务业生产加快恢复，市场销售持续回暖，我估计中国全年可能出现正增长。 全球看，东亚地区可能是在疫情冲击之下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地区。当然其中有中国，也有东亚国家在疫情防范上的贡献，这些措施总体上是有效的，因为这些国家在意识文化上没有特别极端的表现。在东亚地区，可能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民众较为支持政府对疫情防控的管理措施。所以东亚受疫情影响较小，在全球经济占比方面，最近几年也呈现上升态势。 02 谈到中国，中国的疫情控制比较不错，就不再给大家回顾了。在经济政策上，财政政策已经极度宽松，名义赤字率是3.6%，实际是6%以上。因为1万亿特别国债对应1%的赤字率，其实际上是由中央财政付利息，地方为主使用，跟一般赤字一样，所以名义赤字率加上1%就是4.6%。而今年的地方专项债是3.75万亿，比去年多了1.5万亿左右，赤字率为1.5%，合计赤字率提高到6.1%。货币政策以宽松为总基调，但掌握适度，这一点很好。不能过分宽松，以免之后造成通货膨胀。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由于终端的需求不足，所以CPI的上涨并不多。实际上，在2.7%的CPI中，因疫情和非洲猪瘟的影响，猪肉本身就占比2.5%，其他的基本上没有涨。 现在各国的政策方向是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资金要如何流向实体经济？我观察到，财政、货币政策在这次疫情下能较好的配合，特别是在结构上。比如，央行推出一些结构性的工具，财政给予适度的补贴等等。 此外，政策上，监管方面需要防范系统性风险。不论是查出问题的金融机构，还是一些地方小型银行，此前长期不重视风险，各地区、各金融行业盲目扩展。监管架构在这方面存在问题，导致出现风险，现在正在进行治理。 我们还观察到监管机构所付出的努力。证监会正在清理场外配资（不规范的加杠杆资金进金融市场、进股市）。银保监会虽然支持发展银行理财业务，但是要求理财必须子公司化，进一步隔绝风险。因为我国长期资金来源较少，主要的资金在银行，银行母行如果过度发展理财，容易对银行自身带来大的风险隐患。我认为，今后银行理财会进一步子公司化，银行理财子公司和母行会进一步隔绝风险，股权占比降低，同时会继续清理资金池。本来提出以资金池做投资的金融机构都应该净值化，而不应该用各种各样的会计准则来操纵收益。《资管新规》给了过渡期，逐步实行净值化，现在把过渡期适当延长是必要且理智的。但是金融机构希望再延长，我认为该适可而止，还是要按市值计价，不然我们穿透不了底层资产，我们看不到风险，没有纪律，也扭曲金融机构的投资行为。 我国在金融领域的改革开放方面也做出了努力。外资金融机构持股的股权比例和可投资范围都在大幅度放开。从7月份出台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将给予合格境外投资机构、投资者以资金进出的方便。此外还提出需要防控热钱的跨境流动，这两者是有矛盾的，需要掌握好。作为机构投资人，在配置调整中，需要把握适当的时机对中国加仓、减仓，如果退出碰到很大的麻烦，就很难进入中国。所以要对这些配置型的投资给予资金进出的方便，但是要防止热钱的跨境操作，这在全球是有经验教训的。 我观察到外资金融机构对中国的市场很感兴趣，我觉得是对的。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市场的表现，在S&P500大幅度下跌的时候，中国的股市受了一点影响，但没有大跌。中国股市涨的时候，也没有像S&P500那么大的反弹，但是基本也呈上涨态势，所以两国的市场既有关联，也有区别。从经济的底层情况看，目前中国在全球来说是最好的，这个基本面有力的支撑了市场。 在此环境下，境外金融机构在中国金融开放政策下进入中国是非常对的。但需要注意，一个是境外投资人管理要本地化，中国的市场是一个不成熟的市场，主动管理很有余地。以流动性股权类的资产举例，假设它是指数增强型，我在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工作时，我们委托给境外的投资人，能够高出指数2-3个BP，就算做得很好了；而我们在境内委托给公募股票基金管理人，均选择头部的管理机构，能高出指数两三百个BP。原因就是在不成熟市场，好的基金管理人是有余地能够获得更好的收益。熟悉发达市场不等于熟悉中国特色的股票市场，它是个不成熟市场，好的主动型管理人，它将会获得好的超额收益，但也要重视风险管理。所以，我建议境外投资人管理要本地化。第二个就是加强风险管理。中国人有风险偏好倾向，很多情况下，你看到的是风险，他看到的是机会，两者之间要平衡。严格按照成熟市场的风险管理，在中国就做不成；完全按照中国投资者的风险管理理念，就会散户化，两者之间要平衡。 另外，投资人在目前情况下要重视资产类别和地区的分散。以地区分散来说，我建议关注东亚地区。东亚地区是表现较好的一个地区，经济情况较好，而且该地区无论是东盟，或者是日本、韩国和中国，都汲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所以出现大起大落波动的可能性较小。 此外，重视对另类资产的配置。无论是私募股权，还是困境债，困境机会，还是基础设施，这方面应该适度加大。就固定收益产品来说，目前收益率很低。我认为风险管控之下，应加大信用债，加大在表现较好地区的配置，比如我之前所说的东亚地区，不管是利率债，还是信用债都有较好的机会。而对出口大宗商品为主的国家来说，其收益可能不错，但资产是汇率资产，收益按资产类别获取收益，但折成美元后可能是负的，因为其货币会大幅地贬值。而在中国，我不认为汇率会大跌，日韩也不会在汇率方面出现大的问题。这是我对投资方面的一些看法。 另一方面，中美关系是可以比较好解决的，但也很难预测。其中最难预测的是目前美国政府的政策，因为它不合逻辑。特别是在目前大选和疫情的情况之下，都将其政治化。美方处于少输算赢的“负和博弈”思维中，我认为中美双方都要理性，不要引起过度的摩擦。 长期看，我认为全球化是不可避免、不可阻挡的潮流。全球化是受资本趋利的因素所推动的，其中有不合理的部分，例如收入分配的恶化，就业机会的转移等，需要各国采取政策加以校正，特别是通过结构性改革，采取根本性的措施予以校正，但是全球化不可阻挡。中美脱钩，我认为是双输，也不可能真正实现。所以我认为中美关系会最终走向正常，但短期会造成大幅度的波动，长期看，中美互相进行投资，长期还是利好的。 03 我认为，放任自由的全球化不可持续，需要在效率、公平和安全之间进行平衡。例如这次疫情显现出的，因为工厂在国外而造成的口罩短缺现象，国家很可能以补贴的形式，把涉及卫生安全的产业链往就近国家，甚至往本国拉动，这是必然的。 第一方面，完全靠利益驱动的产业链的布局也会改变。例如第一季度，湖北和武汉实行封城，造成全球汽车行业紧张。因为武汉在某些汽车零部件领域供应了全球70%以上的产品，如果武汉再封锁一个季度，全球汽车零部件的供应都会出现问题。所以今后全球化不仅仅取决于效率和利益，更要分散风险，这和过去的全球化不一样。 第二方面，逆全球化被政治化是比较可怕的，需要各方面合作。我了解到国际投资者都比较看好、并愿意投资中国。所以我想给大家指出，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越有压力，越要推行改革开放。2018年的博鳌亚洲论坛峰会上，习主席的讲话中提到，中国要实行大规模开放，特别是金融行业的开放。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最近所出台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在外部环境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因素的情况下依然坚持推行改革开放，这是中国和其他国家不一样的地方。 第三方面，我之前谈到资产类别分散、国别的分散，注重长期投资等，这时候特别要重视ESG投资。目前情况下，不要急于配置大宗商品。我的看法是，短期之内经济不会很快复苏，作为长期投资人，在适当的时候可以配置大宗商品，但是，可能要忍受更多的短期波动。 本文为作者于“全球财富管理论坛（GAMF）”的讲话整理
6月30日，银保监会印发《关于规范互联网保险销售行为可回溯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自2020年10月1日起实施，给予保险机构3个月的过渡期，规范互联网保险销售相关可回溯管理措施，自通知实施后仍不能符合要求的保险机构，应当立即停止开展相关互联网保险销售业务。《通知》的发布，既是积极应对互联网保险快速发展背景下销售误导和变相搭售等突出问题、维护保险消费者权益、提升保险消费者获得感的现实举措，也是有效化解互联网保险操作风险、规范市场秩序、强化金融治理的必然要求，是互联网保险监管领域的又一创新实践，相关规定措施紧贴市场实际，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线上版“双录”新规体现保险销售行为监管一致性 2017年，原中国保监会发布的《保险销售行为可回溯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保险机构在对自然人开展线下人身险产品销售的过程中，在取得投保人同意的前提下，要对销售过程关键环节以现场同步录音录像的方式予以记录，即“双录”政策，这是开展线下保险销售行为可回溯管理的基础和保障。此次《通知》可以看作为保险销售“双录”政策的“线上版”。通过梳理《通知》全文不难看出，新规力求实现线上互联网保险销售规范与线下保险销售“双录”政策目标的一致性，同时又很好地兼顾了互联网保险业务自身的特殊性，制定了有针对性的规范措施，积极维护消费者基本权利，全面保障消费者个人权益。《通知》聚焦销售页面管理与销售过程记录回溯两大主要方面，明确互联网保险销售边界和责任主体，强化互联网保险售前规范，加强销售过程记录管理，基本实现了互联网保险销售事前规范、事中管理、事后回溯的全流程有效监管，是保险监管部门的行为监管理念在互联网保险销售领域的又一次生动实践。 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是新规的根本遵循 《通知》将维护消费者基本权利放在突出位置，重视对于消费者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的保护，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是贯穿互联网保险销售监管始终的中心主线和根本遵循。新规要求保险机构必须在销售页面设置投保人自主确认已阅读相关标识，确保投保人阅读知会相关投保须知和销售页面关键信息；要求健康告知提示与保险责任直接相关，表述通俗易懂，内容具体且问题边界清晰，确保保险交易信息对称，使得即使没有保险常识的消费者也能准确了解保险责任免除情形，有效保障消费者公平自主交易权利。与此同时，新规还严禁保险机构借保险交易收集与销售产品无关的消费者个人信息，并要求保险机构采取有效措施，保护保险交易相关人员的个人信息安全，有效保障消费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安全。另外，新规还将消费者投诉和法律诉讼等纠纷情形下的档案保存年限，由“线下版”规定中的至少保存至纠纷结束后二年增加至三年，切实保障保险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销售页面管理是规范互联网保险销售行为的核心举措 当前互联网保险投诉的很大比例，来自于互联网消费场景中的保险销售，存在消费页面默认勾选保险进行搭售而保险告知不明显等情况，甚至将保险销售与网络购物折扣刚性关联进行捆绑销售。此次新规首次明确了销售页面的定义和销售边界，同时强调销售页面只能设置在保险机构自营网络平台，且需要与非销售页面进行分隔。这一规定通过有效行为监管真正明晰了互联网保险销售的责任主体，有效改变了以往互联网保险销售主体不清、责任不明的不利局面，是有效解决互联网保险销售误导和变相强制搭售的核心举措。一方面，新规在确保保险消费者知情权的基础上，帮助消费者简单明了地获知保险条款的核心保障和告知内容，实现互联网保险公平交易；另一方面，对当前的场景化保险创新持相对宽容和支持态度，能够在兼顾用户体验和消费者权益的基础上，进一步清晰监管边界和责任主体，提高市场监管有效性，最大程度地降低“强制搭售”、“被投保”等违规保险销售行为。 销售过程可回溯为保险销售纠纷处理提供有力支撑 鉴于互联网保险销售的独特性，《通知》创新推出基于“操作留痕”的互联网保险销售页面可回溯管理机制，对销售环节、页面内容和互动方式提出明确要求，并要求保险机构记录保存销售页面、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在相关销售页面上的操作轨迹，以及投保期间保险机构通过在线服务体系向投保人解释说明保险条款的有关信息。相关要求准确具体，基本涵盖了互联网保险销售过程的所有重点要素和关键环节，通过相关记录能够较好地还原销售过程和销售行为，对违规销售行为形成有效震慑，为相关销售纠纷处理提供技术支持。同时，新规要求保险机构建立互联网销售页面版本管理机制和可回溯管理内部控制体系，积极提升互联网销售行为可回溯管理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助力互联网保险销售纠纷处理，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三大举措确保互联网保险销售实现“三真” 此次新规推出了“重点内容强制披露告知+投保线上实名制验证+销售过程留痕管理”的三大举措，确保实现互联网保险销售的“真人、真交易、真实意思表示”。投保线上实名制验证和销售过程留痕管理的有效结合，能够确保互联网保险客户与保单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有效避免违规销售乱象，为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奠定基础。与此同时，新规要求将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等待期以及续保条款等重要内容，以通俗易懂的文字在销售页面的显著位置进行披露，并设置自主确认已阅读标识进行强制告知，确保即使对于保险认知相对有限的消费者也能够准确了解保险产品的相关告知事项，真正达到“告知”保险消费者的目的，而不仅仅是“告诉”消费者，避免“告而不知”的问题，从而确保消费者的保险消费行为，是真正基于对保险产品有效认知的基础上，做出的理性选择，确保保险交易行为是消费者的真实意思表示。 《通知》的发布，标志着我国保险行业初步构建起销售行为可规范、销售过程可追溯、重要信息可查询、问题责任可确认的互联网保险销售全流程监管制度，这将为规范和指导我国新形势下互联网保险的健康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事件 7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4.8%，前值4.8%。 1-7月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累计同比-1.6%，1-6月累计同比-3.1%。 1-7月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同比3.4%，1-6月累计同比1.9%。 7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1.1%，前值-1.8%。 7月出口（以美元计）同比7.2%，前值0.5%；进口（以美元计）同比-1.4%，前值2.7%。 7月M2同比增10.7%，预期11.2%，前值11.1%；新增人民币贷款9927亿元，同比少增631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69万亿元，同比多增4068亿元。 7月CPI同比2.7%，前值2.5%；PPI同比-2.4%，前值-3%。 解读 一、中国经济恢复领先全球，“双循环”关键是发力“新基建” 2020年的四大关键词是：疫情，中美贸易摩擦，新基建，双循环。 当前经济形势，简单来讲就是：经济持续恢复但仍严峻，货币政策从总量超宽松转入结构性适度宽松，跨周期调节兼顾稳增长与防风险，特朗普选情告急导致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双循环”的关键是推动“新基建”、城市群建设和全面放开生育。 我们在2月率先倡导“新基建”，引发社会各界大讨论，最终从学术讨论走向国家战略。近年我国公共政策日趋成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双支柱调控、新基建、双循环、跨周期调节。 1、中国经济持续恢复，领先全球。国内疫情防控得力，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加快，经济自3月以来持续恢复。7月工业生产同比增长4.8%，接近去年同期水平；制造业PMI为51.1%，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高于荣枯线。 2、三驾马车中，投资和出口恢复明显，消费仍低迷。7月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当月同比分别为8.3%、11.7%和7.7%，均好于去年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1.1%，制造业投资当月同比-3.1%，均低迷。 3、出口超预期，全世界大型经济体只有中国能正常生产。7月中国出口金额（以美元计）超预期增长，同比7.2%创年内新高，较上月上升6.7个百分点。一是国内疫情防控和恢复生产有力，展现了巨大的体制优势和经济韧性；二是海外疫情依旧严峻，防疫物资和居家办公相关出口继续高增；三是欧美经济重启，外需边际改善。 4、就业形势严峻。1-7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71万人，较上年同期少增196万人，累计同比-22.6%；与此同时，2020年大学毕业生达874万，创历史新高。7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7%，较去年同期高0.4个百分点；其中，20-24岁大专及以上人员（主要为新毕业大学生）失业率较去年同期高3.3个百分点。 5、全球疫情仍严重，世界经济深度衰退。美国疫情二次爆发，每日新增确诊超5万例；日本、澳大利亚和西班牙疫情出现反弹；印度、拉美、非洲等地新增确诊快速上升。当前美国和欧元区等经济体正处于早期的经济恢复阶段，谈论复苏还为时尚早。6月IMF预测2020年全球GDP将下降4.9%，其中发达经济体下降8.0%（美国-8.0%，欧元区-10.2%，日本-5.8%），新兴市场经济体下降3.0%（中国1.0%，印度-4.5%，东盟五国-2.0%，俄罗斯-6.6%，巴西-9.1%）。 6、特朗普选情告急，中美贸易摩擦再度升级。在美国疫情失控和大选在即的背景下，特朗普有强烈的对华强硬诉求。近期美国频繁挑起事端，白宫宣布“净网计划”，意图在运营商、应用商店、应用程序、云服务和海底电缆切断和中国的联系；特朗普签署两项行政命令，将禁止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任何人或企业与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进行任何交易，同时禁止与微信母公司腾讯进行任何有关微信的交易。 7、货币宽松仍未结束，但从总量超宽松转入结构性适度宽松，跨周期调节兼顾稳增长与防风险。7月M2增速从上月的11.1%回落至10.7%，社融数据环比也出现放缓，引发市场关于货币政策宽松是否结束的担忧。我们认为，随着国内疫情有效控制，经济逐步恢复，实施兼顾稳增长和防风险的跨周期调节，货币政策正从上半年的总量超宽松转向下半年的结构性适度宽松，提高对实体经济的精准直达。结构性货币政策精准投放，加强MPA对制造业中长期融资、民企和小微企业信贷的考核，“三档两优”定向降准，再贷款，再贴现，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切实保障对涉农、小微、民企和受疫情影响严重行业的资金支持力度。 由于海外疫情形势仍严峻，全球经济深度衰退，特朗普选情告急，中美贸易摩擦升级，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短期内都不具备退出条件。 8、应对疫情和经济下行最简单有效的办法是“新基建”，“双循环”的关键是“新基建”。“新基建”短期有助于扩大有效需求、稳增长、稳就业，长期有助于增加有效供给，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培育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推动改革创新，改善民生福利。“新基建”从学术讨论走向国家战略，写入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各地正加大力度投资5G、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9、如何理解“双循环” 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我们的理解和建议是： 一是扩大内需。1）扩大最终消费，优化收入分配制度，加大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民生保障投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与获得感，促进消费增长和消费升级。2）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大5G、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领域的投资；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推动城市群、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以人地挂钩和金融稳定为核心健全房地产长效机制，充分发挥房地产的实体经济功能，回归居住属性和制造业属性；创新投融资模式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降低投融资成本，大幅减税降费尤其是社保费率和企业所得税，优化营商环境增强企业信心。 二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加有效供给。1）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鼓励自主创新，攻关“卡脖子”领域，充分补短板；2）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加快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化改革，提升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提振微观主体信心；3）提高供给质量，产业转型升级，商品和服务提质优化，满足不断扩大和升级的内需。 三是“内循环”与“外循环”协同发展。1）以“二次入世”的勇气更大力度推进改革开放，与欧盟、日韩、东盟以及广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深化合作，对其继续发展进出口贸易和跨国投资，与国内供需体系有机联动。2）对内继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实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国企民企外企公平竞争；落实产权保护与法制建设，与国际规则进一步接轨，吸引国际资本、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主动流入国内，为国内供给侧注入新鲜血液，为国内大循环赋能。 二、工业生产基本恢复至正常水平 7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4.8%，与上月持平，连续四个月正增长。41个大类行业中，25个行业增加值同比正增长；612种产品中，369种产品同比正增长。 1）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继续高增。7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为9.8%和13.0%，较上月上升0.1和3.0个百分点，快于规模以上工业5.0和8.2个百分点。其中，汽车制造业同比21.6%，较上月上升8.2个百分点；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同比分别为11.8%和15.6%；专用设备和通用设备制造业同比分别为10.2%和9.6%。汽车、工业机器人、智能手机和微型计算机设备产量分别增长26.8%、19.4%、19.2%和17.8%。 2）原材料行业生产较旺，部分行业受洪涝灾害短暂冲击。7月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7.9%，较上月上升1.6个百分点；钢材产量同比9.9%，较上月上升2.4个百分点。有色金属冶炼和延压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同比分别为2.6%和3.1%，较上月回落0.2和1.7个百分点；水泥产量同比3.6%，较上月回落4.8个百分点。 三、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强劲恢复 7月固定资产投资当月同比8.3%，较上月上升2.7个百分点，连续四个月正增长；1-7月累计同比-1.6%。分投资主体看，1-7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5.7%，降幅较1-6月收窄1.6个百分点；国有控股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3.8%，较1-6月上升1.7个百分点。 1-7月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同比8.0%，较1-6月上升1.7个百分点；社会领域投资累计同比8.7%，较1-6月上升3.4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投资中，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7.4%和9.1%。高技术制造业中，医药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14.7%、7.3%；高技术服务业中，电子商务服务业、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26.4%、24.4%；社会领域中，卫生、教育投资分别增长18.2%、13.5%。 四、房地产销售和投资继续回暖 各地以房价平稳为目标因城施策，房地产销售持续回暖。房价上涨压力较大的热点城市，例如杭州、宁波、深圳、南京、东莞等，通过扩大限购范围、堵漏“假离婚”购房、提高首付比例等方式收紧房地产调控政策；去化压力较大、房价回调的城市则通过优化人才落户、人才购房、减免契税等方式放松调控，例如长春三环区域内二手住房交易不受购买时间限制。7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金额当月同比分别为9.5%和16.6%，较上月上升7.4和7.6个百分点。 7月房地产投资当月同比11.7%，较上月上升3.2个百分点；1-7月累计同比3.4%。 1）土地市场有所降温，但低基数效应下土地成交价款增速保持高位。自6月中央多次提及“房住不炒”以来，多城市调整供地节奏，南京、宁波等热点城市先后收紧调控表态控地价，多个二线城市降低市中心等优质土地供应占比、提高郊区等非热点板块土地供应。由于去年同期基数较低，7月土地购置面积和成交价款同比分别为12.1%和4.2%，环比分别为-47.6%和-16.2%。 2）建设规模扩大，施工进度加快。7月新开工面积当月同比11.3%，较上月上升2.4个百分点；施工面积当月同比16.6%，较上月上升5.2个百分点。预计后续推进新型城镇化、老旧小区改造等将继续托底房地产投资。 五、基建投资提速，财政加码，“两新一重”加快 7月基建投资当月同比7.7%，连续四个月正增长，受洪涝灾害影响较上月回落0.6个百分点；1-7月累计同比1.2%，由负转正。政策持续发力，后续基建投资有望提速。 1）财政政策持续加码。截至7月底，实行直达管理的1.7万亿元资金中，省级财政部门已细化下达1.5万亿元，市县财政部门已细化落实到项目1.29万亿元；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全部发行完毕；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22661亿元，完成全年计划的60.4%，剩余额度力争在10月底前发行完毕。 2）铁路建设加速。结合2019年12月全国交通运输工作会议、2020年5月《政府工作报告》和国铁集团的铁路建设计划，上半年完成铁路建设进度约为全年计划的三分之一，下半年仍有较大投资体量待完成。铁路建设持续加速，1-7月铁路投资累计同比5.7%，较1-6月上升3.1个百分点。 3）各地加速开展“两新一重”建设。7月中旬多部门计划三年内重点推进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以及加快专项债发行和使用来支持“两新一重”和公共卫生设施建设。7月27日财政部发布《关于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有关工作的通知》，强调积极支持“两新一重”项目，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发改委7月下旬披露，目前在交通方面，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城市群的城际铁路规划建设加快推进；水利方面，172项重大水利工程已累计开工146项，在建投资规模超过1万亿元。 六、制造业投资仍低迷 7月制造业投资当月同比-3.1%，降幅较上月收窄0.4个百分点；1-7月累计同比-10.2%。制造业投资与企业盈利和出口密切相关，1-6月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13.2%，企业投资意愿不强；但出口改善提振部分行业投资力度。 防疫物资和居家办公相关行业因出口维持高位投资较好，消费品行业投资降幅有所缩窄。1-7月医疗制造业和计算机等电子设备制造业投资累计同比分别为14.7%和10.7%，好于制造业投资整体，较1-6月上升1.1和1.3个百分点。1-7月农副食品加工（-13.7%）、纺织（-17.4%）、金属制品（-15.5%）、通用设备制造（-16.9%）、汽车制造（-19.9%）和运输设备制造（-14.2%）等行业投资增速均低于制造业投资整体，但较1-6月降幅均缩窄1个百分点以上。 七、消费仍低迷，就业形势严峻 7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1.1%，降幅较上月收窄0.7个百分点，恢复较为缓慢。7月汽车和珠宝消费同比分别为12.3%和7.5%，较上月大幅回升20.5和14.3个百分点，主因去年同期基数较低。基本生活消费增速回落，7月粮油食品、饮料和日用品消费同比分别为6.9%、10.7%和6.9%，较上月回落3.6、8.5和10.0个百分点；地产相关消费增速回落，家用电器音像、家具、建筑装潢类消费同比分别为-2.2%、-3.9%和-2.5%，较上月回落12.0、4.7和2.5个百分点；餐饮消费同比-11.0%。 消费反弹受就业形势和居民收入制约，恢复动力不足。1-7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71万人，较上年同期少增196万人，累计同比-22.6%；与此同时，2020年大学毕业生达874万，创历史新高。7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7%，高于去年同期0.4个百分点；其中，20-24岁大专及以上人员（主要为新毕业大学生）失业率较去年同期高3.3个百分点。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666元，名义和实际同比分别为2.4%和-1.3%，较2019年下降6.5和7.1个百分点。低收入人群所受冲击更大，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是平均数的85.2%，去年同期则为86.8%。 八、出口同比创年内新高，世界大型经济体只有中国能正常生产 7月中国出口金额（以美元计）同比7.2%，较上月上升6.7个百分点，创年内新高。主因：1）国内疫情防控和恢复生产有力，弥补海外供需缺口；2）海外疫情依旧严峻，防疫物资和居家办公相关出口继续高增；3）欧美经济重启，外需边际改善。7月美国和欧元区制造业PMI分别为54.2%和51.8%，重回扩张区间。分产品看，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塑料制品以及医疗仪器及器械出口同比分别为48.4%、90.6%和78.0%；手机和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主要是便携式电脑）出口同比分别为43.0%和19.7%，较上月上升13.2和16.2个百分点；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分别为10.2%和15.6%，较上月上升8.6和10.7个百分点。分国别看，对美国和东盟出口大增，7月同比分别为12.5%和14.0%，较上月上升11.1和12.4个百分点，均创年内新高；对欧盟和日本出口降幅收窄，7月同比分别为-3.4%和-2.0%，较上月回升1.6和8.5个百分点。 7月中国进口金额（以美元计）同比-1.4%，较上月下降4.1个百分点，主因大宗商品价格低迷和海外生产仍未完全恢复拖累进口。分产品看，原油、铁矿砂、钢材、铜材等大宗商品进口数量同比分别为25.0%、23.8%、210.2%和81.5%，但受价格拖累，进口金额同比分别为-26.8%、10.6%、58.8%和72.0%；农产品、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进口金额同比分别为14.9%、2.2%和1.9%，较上月下降21.2、5.4和8.6个百分点。分国别看，自主要进口国进口均有所下滑。7月中国自东盟、欧盟、韩国、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巴西进口金额同比分别为1.1%、-9.5%、4.8%、5.1%、3.6%、-7.2%和8.2%，较上月下滑15.6、2.3、4.2、3.9、7.7、4.1和49.4个百分点。 九、金融数据回落，货币政策从总量超宽松转向结构性适度宽松 7月社融同比多增4068亿元，较上半年的月均1万亿元大幅回落；存量社融同比12.9%，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涨幅放缓。从社融结构看，人民币贷款、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为社融主要支撑，股市回暖，企业债、政府债拖累社融。7月新增人民币贷款1.02万亿元，同比多增2135亿元；表外融资减少2649亿元，同比大幅少减3576亿元，其中，未贴现承兑汇票少减3432亿元；新增股票融资1215亿元，为2017年11月以来首次突破千亿元；新增企业债券融资2383亿元，同比少增561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融资5459亿元，后续政府债券仍将是社融最主要的支撑项。从信贷结构看，企业中长期贷款仍是主要支撑，结构延续改善。7月新增企业贷款2645亿元，同比少增329亿元。其中，短期贷款、中长期贷款、票据融资分别少增226亿元、多增2290亿元、少增2305亿元。7月新增居民贷款7578亿元，同比多增2466亿元。 7月M2同比10.7%，较上月回落0.4个百分点。宽信用力度边际收敛叠加缴税大月财政存款增加构成拖累，股市火爆引发存款搬家。从结构来看，企业存款减少1.55万亿元，同比多减1600亿元；居民存款减少7195亿元，同比多减6163亿元；财政存款增加4872亿元，同比少增3219亿元；非银金融机构存款增加1.8万亿元，环比大幅多增2.4万亿元。M1同比6.9%，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居民购房需求持续回暖、基建发力，交易性需求持续恢复，实体经济活跃度进一步上升。 十、CPI同比略升，PPI同比降幅收窄 7月CPI同比2.7%，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环比0.6%，较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食品中，餐饮服务等逐步恢复，猪肉消费需求持续增加，而多地洪涝灾害影响生猪调运，供给仍然偏紧，猪肉价格环比上涨10.3%，较上月加快6.7个百分点；受不利天气影响，鲜菜价格环比上涨6.3%，加快3.5个百分点；蛋鸡存栏减少，夏季产蛋率有所下降，鸡蛋价格在连续9个月下降后转涨，环比上涨4.0%；鲜果大量上市，价格环比继续下降4.4%，降幅较上月收窄3.2个百分点。非食品中，受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汽油和柴油价格环比分别上涨2.5%和2.7%；暑期出游增多，飞机票和宾馆住宿价格环比分别上涨2.9%和1.7%。 7月PPI同比-2.4%，降幅较上月收窄0.6个百分点；环比0.4%，与上月持平。工业生产持续回升，市场需求逐步回暖，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继续上行。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反弹影响，石油相关行业价格继续上涨，其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价格环比上涨12.0%，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价格环比上涨3.4%。其他主要行业中，价格涨幅扩大的有：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环比上涨3.1%，扩大1.2个百分点；农副食品加工业，环比上涨1.0%，扩大0.6个百分点。价格涨幅回落的有：黑色金属矿采选业，环比上涨2.7%，回落0.2个百分点；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环比上涨1.1%，回落0.8个百分点。此外，煤炭开采和洗选业、汽车制造业价格均由降转涨，环比分别上涨0.6%和0.1%。 十一、PMI生产好于需求，内需好于外需，中小企业经营困难 7月制造业PMI为51.1%，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高于荣枯线。分项来看：1）生产好于需求，内需好于外需。生产指数为54.0%，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1.7%，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48.4%，较上月上升5.8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处于收缩区间。2）原材料价格指数升至年内新高。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分别为58.1%和52.2%，较上月变化1.3和-0.2个百分点。3）大中型企业持续景气，小型企业经营困难。大中小型企业PMI分别为52.0%、51.2%和48.6%，较上月变化-0.1、1.0和-0.3个百分点。小型企业PMI连续两个月低于荣枯线，其中7月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49.8%和46.8%，供需两端承压。 7月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4.2%，较上月小幅回落0.2个百分点，继续保持在荣枯线以上。1）建筑业景气度高。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60.5%，较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连续四个月高于59%。房地产和基建投资较强，建筑业工程量保持较快增长。2）服务业稳步恢复。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3.1%，较上月下滑0.3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高于荣枯线。分行业看，铁路运输、航空运输、邮政快递、住宿、电信广播电视卫星传输服务、资本市场服务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均位于60%以上；居民服务业和文化体育娱乐业商务活动指数结束连续5个月的收缩走势，分别升至51.1%和51.9%。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的聚集性、接触性服务行业加快恢复。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在这个关键时期，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使得经济发展产生了不确定性。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六稳”的基础上提出“六保”，旨在对冲疫情带来的新的不确定性。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特别强调稳就业、保民生，随着政府工作报告的发布，一系列金融支撑政策随之而来。 当前，中小企业发展面临困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对稳就业、保民生具有重要意义。保险业作为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支持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中国金融家》记者特邀中国金融科技50人青年成员、中国人保(行情601319,诊股)财险高级主管周运涛就保险业支持“稳企业、保就业”一题进行了采访。 为企业提供有效保障 疫情发生以来，大量中小企业面临经营困难。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对实现“六稳六保”的目标具有重要作用。为中小企业纾困解难，对保障产业链安全、增强经济长期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中小企业面临着怎样的困难，受到了哪些冲击和影响？保险业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方面能发挥哪些作用？当前国家对保险业支持稳企业、保就业做出了哪些部署？ 针对上述问题，周运涛表示，中小企业占据我国企业数量的90%，提供了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贡献了60%以上的GDP，对于我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同时也成为此次疫情中受影响最严重的群体。受疫情影响，供应链问题、订单量下降、现金流紧张成为中小企业生存危机的三大挑战，个别企业订单数量甚至减少70%以上，受现金流约束，大量中小企业面临破产。 他表示，作为市场化的风险管理制度安排，保险在为企业财产提供有效保障的同时，还能够为因疫情导致的企业经营中断、合同履约失败、融资困难等经营风险进行有效保障，为企业持续经营保驾护航。国家高度重视保险行业在“六稳”、“六保”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今年以来，国务院在多次会议中强调，要充分发挥保险的风险保障作用，并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5次提到保险，要充分发挥保险在保障社会民生、降低企业负担、稳定市场主体、稳定外贸形势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保险行业积极贯彻国家有关政策要求，从企业经营的风险实际出发，积极创新产品与经营模式，为解决企业经营痛点提供有力保障。例如，为全面支持小微企业复工复产，中国人保财险创新推出“小微企业卫士”组合保险产品，针对小微企业规模小、雇员少、资金安排紧张、抗风险能力弱、受疫情冲击较大等突出特点，精准聚焦小微企业在疫情期间面临的经营困境，全面覆盖企业在疫情期间的财产损失、营业中断损失、员工健康安全等多种风险，为小微企业战胜疫情、持续经营提供全面保障。 四个方面发力 全面助力社会就业稳定 在我国针对中小企业发展出台了一系列帮扶政策之后，保险业积极落实中央部署、支持稳企业、保就业，为中小企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周运涛告诉记者，按照“六稳”、“六保”的相关要求，保险行业着重在“增量、降价、提质、扩面”四个方面发力，降费扩责，加大优质产品供应，创新服务手段，多措并举，保障企业持续运营，助力社会就业。例如，在疫情期间，保险行业及时创新推出“复工保”综合服务方案，为企业营业中断、雇主责任等提供有效保障，创新风险管理与服务模式，积极助力企业复工达产；积极开发推广工程停工损失保险、工程履约保证保险、农民工工资支付履约保证保险等工程类保险，全力保障建筑工程如期开复工和工人复岗；积极推广贸易信用险、关税保证险等产品，有效化解疫情导致的订单取消、供应链中断、账款违约等市场风险，降低企业资金压力，有效稳定国内外贸易形势；创新推出针对新就业形态的相关保险保障，稳定就业基础，全面助力社会就业稳定等等。 同时，为有效应对疫情、支持企业复工复产，政府将保险深度融入社会治理体系，积极开展政保合作，帮助企业渡过疫情难关，走出经营困境，成为创新社会治理模式的新趋势。例如，在疫情期间，海南银保监局组织辖内保险业首创推出海南省复工复产企业疫情防控综合保险，为海南省重点企业复工复产提供风险保障，每家企业保障额度200万元，保费由海南省财政厅补贴70%，企业自担30%，成为海南省“政保合作”的创新典范，有效解决企业复工的后顾之忧，减轻企业经营负担。 保险业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支持稳企业、保就业中具有一定优势，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与不足。对此，周运涛表示，鉴于独特的市场化机制，保险在为企业提供风险转移的同时，能够利用杠杆定价工具有效激活市场资源配置，通过科技化、专业化手段，帮助企业做好事前风险管控与事中干预，实现风险减量管理，最大程度降低社会整体风险暴露。 与此同时，此次疫情也暴露出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对于风险的认知程度还有待加强，保险覆盖率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对抗重大风险冲击的能力较为有限。提高企业的风险认知水平、强化对于保险的深入了解，是一项势在必行的工作，只有企业真正将保险机制融入到公司的运营管理框架中，与保险机构一道，不断提升风险管理能力，强化风险预防，才能做到防微杜渐，降低企业风险暴露，减少风险损失，确保企业实现持续健康经营，进而稳定就业，实现社会稳定发展。 金融科技助力“稳企业 保就业” 近年来，金融科技在我国蓬勃发展，疫情期间也不乏科技的身影，为企业经营带来了诸多便利。金融科技在为“稳企业”特别是服务中小微企业带来了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对“保就业”产生了积极作用。 周运涛表示，近年来，保险行业深入推进数字化转型，此次疫情是对转型成果的一次检验，从实际效果看，保险行业的数字化转型经受住了疫情考验。疫情发生后，依托创新技术的有效支持，保险行业快速行动，推出线上投保、在线“双录”、远程审核、在线理赔、远程问诊服务、线上导医等一系列“无接触式”保险服务举措。例如，互联网保险公司众安保险，通过自行开发智能客服底层算法，打造“众安精灵”智能客服平台，迅速精准进行客户答疑，在线客服会话占比高达85%，在疫情最紧张的2月，“众安精灵”累计处理用户咨询超过150万件，在线会话超过250万次，有效满足了疫情期间客服爆发式增长需求，为有效并及时地满足企业风险保障需求提供了有力技术支撑。与此同时，利用金融科技手段，保险机构在不断优化提升传统保险服务效率与体验的基础上，还积极搭建风险管理培训与增值服务平台，为增强企业员工风险管理意识、提升企业风险管理水平提供有效支持，为企业复工、工人复岗解决后顾之忧，在保障企业正常运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次疫情，不仅是对社会和公众风险和保险意识的一次良好教育，同时，也极大提升了整个社会的线上化率。面向未来，保险的渗透率以及线上化率将进一步提升，这将进一步坚定保险行业推动数字化转型的决心，保险运营和服务的进一步线上化，将在推动社会风险减量管理、降低社会风险敞口、减少社会风险损失、助力社会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4G技术孕育了举世瞩目的互联网经济，电商、社交、文娱为代表的消费互联网迅速崛起。而具有高速率、广连接、高可靠、低延时特点的5G的全面运用，推动面向大众的消费互联网时代转向万物互联的产业互联网时代。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赋能之下，金融科技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未来，符合科学、契合规律的金融科技应当具备哪些特征，应当走什么样的发展路径，值得探讨。下面谈谈我的看法。 一、金融科技具有颠覆传统的五全基因。金融科技的大格局、大空间在于以网络数字平台（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数据存储能力、计算能力、通讯能力为基础），与产业链金融相结合，形成基于数据平台的产业链金融，形成数据平台、金融企业、产业链上下游各方资源优化配置，运行成本下降、运行效率提升的良好格局。实现这个目标，首先要深刻的了解网络数据本质的五全特征——颠覆传统的基因所在。 颠覆已经成为互联网见怪不怪的经济现象，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以及包括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移动通讯在内的网络平台——五大现代信息科技构成的“大智移云”基础平台。这中间，互联网、物联网以及移动互联网像人类的神经系统联系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云计算相当于人体的脊梁，大数据是人体内的五脏六腑、皮肤以及器官，没有云计算就等于人体没有脊柱，五脏六腑无法挂架，大数据就是孤魂野鬼，无地藏身，而没有大数据，云计算就是行尸走肉、空心骷髅。有了脊梁以及五脏六腑、皮肤和器官之后，加上相当于灵魂的人工智能——人的大脑和神经末梢系统，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这三个技术就可以形成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现代信息体系——“大智移云”基础平台。 为什么“大智移云”基础平台会有如此强大的颠覆性？研究表明，“大智移云”基础平台实际存在“五全特征”：全空域、全流程、全场景、全解析和全价值。所谓“全空域”是指：打破区域和空间障碍，从天到地，从地上到水下、从国内到国际可以泛在的连成一体；所谓“全流程”是指：关系到人类所有生产、生活流程中每一个点，每天24小时不停地信息积累；所谓“全场景”是指：跨越行业界别，把人类所有生活、工作中的行为场景全部打通；所谓“全解析”是指：通过人工智能（AI）的收集、分析和判断，预测人类所有行为信息，产生异于传统的全新认知、全新行为和全新价值；所谓“全价值”是指：打破单个价值体系的封闭性，穿透所有价值体系，并整合与创建出前所未有的、巨大的价值链。现代信息化的产业链是通过数据存储、数据计算、数据通信跟全世界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正是这种“五全”特征的基因，当它们跟产业链结合时形成的了产业链的信息、全流程的信息、全价值链的信息、全场景的信息，成为十分具有价值的数据资源。可以说，任何一个传统产业链与这五大信息科技结合，就会立即形成新的经济组织方式，从而对传统产业构成颠覆性的冲击。 总之，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下的现代互联网体系，具有颠覆性作用。现在的互联网数字平台，下一步在5G时代还会进一步形成万物万联体系，其终端连接数比现在人类的手机、平板、笔记本电脑的连接数将超过上百倍、上千倍。人类的互联网产业也因此将从to C型的消费类互联网发展为to B型的产业类互联网。而在产业互联网时代，这种颠覆性功能将更为突出。我们常常说的颠覆性产业，主要就是指具有以上五全信息的网络数据平台产业，这五全的信息在与工业制造相结合时，就形成工业制造4.0；与物流行业相结合，就形成智能物流体系；与城市管理相结合，就形成智慧城市；与金融结合，就形成金融科技或科技金融。在与金融相结合的时候，无论是金融业务展开的价值链也好、产业链也好，把这五全信息掌握在手里再开展金融的服务，这样的金融安全度将比没有五全信息的人工配置的金融服务系统安全信息要高，坏帐率要低，各方面的系统性风险的平衡要更好，这是一个基本原理，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非常睿智地、前瞻性地看到科技金融、数据金融平台具有的重大的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前景。 二、科技金融、金融科技并没有改变任何金融传统的宗旨以及安全原则，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科技+金融，还是金融+科技，都不但要把网络数字平台的好处高效的用足用好用够，还要坚守现代金融形成的宗旨、原则和理念。当下的科技金融有两个基因，一是互联网的信息基因，数字平台的基因——“五全信息”，二是金融基因，在一切金融业务中把控好信息、杠杆、风险的基因。互联网运行有巨大的辐射性和无限的穿透性，一旦与金融结合，既有可能提升传统金融体系的效率、效益和降低风险的一面，也有可能带来系统性颠覆性的危机的一面。这些年，P2P的问题就在于打着互联网金融的旗帜，搞着传统社会的老鼠会、民间乱集资乱放高利贷的业务，P2P公司向网民高息揽储、向网民无场景的放高利贷，通过资金池借新债还旧债，形成互联网体系下的庞氏骗局。为此，互联网金融系统务必吸取这几年P2P发展深重教训，绝不能违背金融的基本特征，必须持牌经营，必须有监管单位的日常监管，必须有运营模式要求和风险处置方式，不能“无照驾驶”，不能利率高达百分之三十、五十的高息揽储、乱集资，不能无约束、无场景的放款融资、不能对借款人和单位钱用到哪里都不清楚，不能搞暴力催收，等等。总之，一定不要违背这些金融常识，违背金融常识的人都认为自己很聪明，能够守住某个空间，最后误了卿卿性命的就是自作聪明。 三、科技金融的发展可以是互联网+金融，有条件的网络数据平台公司，独立发展金融业务，也可以是金融企业+互联网，围绕产业链、供应链发展自身需要的互联网数字平台，但是科技金融最合理、有效的发展路径应该是网络数据平台跟各种产业链金融相结合。否定和整顿P2P，并不等于拒绝网络贷款。实践表明，网络贷款只要不向网民高息揽储，资本金是自有的，贷款资金是在银行、ABS、ABN市场中规范筹集的，总杠杆率控制在1：10左右，贷款对象是产业链上有场景的客户，还是可以有效发挥普惠金融功能的。全国目前有几十家这类规范运作的公司，8000多亿贷款，不良率在3%以内，比信用卡不良率还低。当然，科技金融不仅仅是科技公司自身打造的金融融通公司，其最合理、最有前途的模式是互联网或物联网形成的数字平台（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与各类金融机构的有机结合，各尽所能、各展所长，形成数字金融平台并与各类实体经济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相结合形成基于互联网或物联网平台的产业链金融。在消费互联网（to C）时代，基于人类消费的同一性、同构性，几乎可以一刀切的模式对全社会的电子商务开展活动，在产业互联网（to B）的时代，基于产业的复杂性、异构性，一个工业产业链与物流供应链的“大智移云”平台是完全不同构的；而一个医疗药品供应链与消费品供应链的“大智移云”平台结构也完全不相同。基于此，在产业互联网时代，一个有作为的网络数据公司，分心去搞金融业，一要有金融企业所必需的充足资本金，二要有规范的放贷资金的市场来源，三要有专业的金融理财人士，还要受到国家监管部门的严格监管，无异于弃长做短、自讨苦吃。所以，一个有作为的数据网络平台公司，应当发挥自己的长处，深耕各类产业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形成各行业的“五全信息”，提供给相应的金融战略伙伴，使产业链金融平台服务效率得到最大化的提升，资源优化配置，运行风险下降，坏账率下降。从国际经验看，一般性互联网平台公司绝不敢随意染指金融业务，美国的Facebook、亚马逊、雅虎等平台公司都很大，股价市值同样可以达到数千亿、上万亿美元，但它们再大都不敢轻易染指金融业务。至少四个因素：其一，成熟的商人懂得术业专攻，懂得长期坚守自己，不断创新自己才能使自己炉火纯青，获得足够的行业地位和进入门槛，才有可能获得超额利润；其二，一般性的互联网商品销售平台，其底层技术的安全等级无法满足金融要求，要满足金融业务要求，必须投入巨额成本，这往往得不偿失；其三，美国对金融公司有非常严格的监管要求，一般性互联网公司从事金融业务，一旦发生风险，公司根本承担不起动辄数十亿美元的巨额罚款；其四，鉴于所有业务点的风险都可能迅速转化为金融风险，而金融风险反过来又会拖垮所有非金融业务，所以成熟商人绝不愿去冒这么大的风险。 四、互联网金融在发展过程中，要有明确的各方多赢的效益原则。在消费互联网时代，基于人类生活方式的同构性，一些网络平台公司的盈利模式往往一靠烧钱取得规模优势，二靠广告收费取得一定垄断效益。在产业互联网时代，各行各业结构不同、模式不同，任何网络数字平台的发展，不能靠简单的烧钱来扩大市场占有率，也不能让客户中看不中用、有成本无效果、长期赔钱，这是不可持续的自杀行为。合理的网络数字平台，应通过五种渠道取得效益、红利：一是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应用，提高了金融业务的工作效率；二是实现了数字网络平台公司和金融业务的资源优化配置，产生了优化红利；三是通过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运筹、统计、调度，降低了产业链、供应链的物流成本；四是由于全产业链、全流程、全场景的信息传递功能，降低了金融运行成本和风险；五是将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红利，合理的返还于产业链、供应链的上游、下游、金融方和数据平台经营方，从而产生万宗归流的洼地效益和商家趋利集聚效益。 五、网上安全认证技术，比如生物、二维码、虹膜、指纹、刷脸、声音等辨别认证技术必须“特许经营”，凡此类技术公司设立必须“先证后照”，必须有较高的进入门槛。认证识别系统属于重大国家安全范畴，但在未经长时间的安全检验的情况下就在互联网金融业务上大量运用，这明显违背了金融行业安全必须无限趋近于100%的要求。所以，目前互联网金融公司的支付、资金划转必须坚持小额原则，同时各类互联网认证识别技术，只能允许线下使用，而经过长时间的技术积累和试错之后，才能在国家技术管理部门授权之下，上线试点，逐步成熟，逐步推开。 现在，互联网金融业务经常受到黑客攻击，这些攻击实际都是突破了网络认证系统。所以，如果网上传递识别信息，而没有较高的技术门槛做保障，任由谁都可以开发，而且以廉价和便捷为出发点而忽视安全水准，那伪造就不可避免，网络黑客也将大行其道。所以，所有互联网识别技术必须接受公安部门的技术监控。 原文发表于《产业转型研究》专刊 2020 年第 7 期。
导言 似乎人们普遍认为，金钱和幸福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即金钱可以购买幸福，越有钱的人就越快乐，但是事实是否如此呢？近年来，围绕着金钱如何影响幸福感展开了越来越多的谈论，Lucia Machia，Anke Plagnol和Nattavudh Powdthavee这三位学者，通过合作研究探讨了收入排名、收入不平等与主观幸福感评价之间的关系，发现实际上赚的钱越多并不会越幸福，而是个人在社会中的收入等级排名才会影响日常情感体验，并且在贫富差距越大的国家，高收入人群的“幸福购买力”就越大。 原文：Buying haPPiness in an unequal world: Rank of income more strongly predicts well-being in more unequal countries 原文作者：Lucia Machia，Anke Plagnol &； Nattavudh Powdthavee 收录期刊：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本文作者：蒙格斯智库 李梦婷 数据简介 本文采用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在2009年至2015年之间从24个国家/地区收集的调查数据。其中包括： 1）收入排名：人均收入低于被调查者的人数（i-1）与个人参考组中的总人数（n-1）之间的比率。值越高表示收入等级越高。 2）生活评估：采用Cantril Ladder方法，被调查者以0到10的等级来评价他们今天的生活，最糟糕的为0，最好的为10。 3）以及个人幸福感和情感幸福感程度调查数据。 收入不平等数据则是是由世界不平等数据库（www.wid.world）提供，选取国家/地区年度收入最高的1%的人群所拥有的应税收入（不包括资本收益）的占比。 最终将WID的收入不平等指标与GWP中的相应国家和年份进行匹配，产生了161,839名受访者的样本。 受访者的调查数据除了上述变量之外还包括：年龄，性别，家庭人均收入，相对收入（国家/地区年人均家庭平均收入），教育水平，婚姻状况，家庭中15岁以下儿童的数量，个人健康指数，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和人均GDP对数。 研究方法 通图简单的分析，研究者发现生活评估差距与top1%收入占比之间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表示在收入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里，生活评估在收入排名不同的受访者之间的差异更为显著。 下表展示的是进一步相关分析的结果，在加入相关的协变量（家庭人均收入、相对收入）之后，通过模型1可以看到生活评估与收入等级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并且在统计学意义上显著，而新加入的协变量则没有显著相关性。模型2则是在回归中又添加了国家这一哑变量，同样也证实了生活评估与收入等级的显著相关性。而用最高收入的五分之一虚拟变量代替连续的最高收入度量后（即模型3），收入排名对最高收入五分位数生活评估的边际效应估计几乎是单调增加的。 另外，本研究还探讨了收入排名和收入不平等程度是否也与情感幸福感的调查结果相关，以及不同大陆之间收入不平等的调节作用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主要结论 通过上述研究，可以看出收入排名才能够强烈预测生活评估和积极的日常情感体验，同一个社会里，收入排名越高的的受访者总体上更能感受到快乐和幸福，而家庭人均收入排名和国家年均收入对感知幸福的影响则很小，这与人们的普遍认知有所偏差。 并且，在贫富差距越大的国家中，收入等级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更大。在不平等的社会中收入等级位居上层的人们为了维持目前的幸福生活，或许会倾向于保持现有的差距，即先富不愿意带动后富，这可能将导致在那些可以通过收入阶级上升获得更大幸福感的地方，收入不平等现象无法得到好转。 而在不同大陆中，亚洲的收入等级对生活评估的边际效应最大，其中也包括中国；在亚洲、欧洲和北美的国家中，收入不平等对幸福感和收入等级之间的关联具有统计上显著的调节作用，但对样本中的其余国家则没有。 社会的平均收入提高并不会增强个体的幸福感，唯有个人在当前社会中收入排名上升才能获得更大的幸福感。因此，我们普通人想要过上更幸福生活，或许不能太寄希望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来拉高收入，而是要依靠自己的真本事，使收入等级得到切实的跃升，才能更大概率地在日常情感体验中感知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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