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年3月份美国爆发新冠肺炎疫情以来，黄金暴涨，伦敦金从1500美元/盎司上涨至超过2000美元。 其主要的驱动力在于：1、美元指数走弱。美元是黄金的计价货币，美元的走弱会带来黄金价格的相对走强； 2、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世界经济和政治环境的不确定性加大，避险情绪引导下，资金涌入具有避险作用的贵金属； 3、美债实际利率下行，此为最核心的驱动因素。历史上每一轮的黄金大牛市，都对应着美债实际利率的趋势下行，两者具有极高的负相关性。 这些驱动因素在过去四五个月内已经被投资者充分预期定价，看衰黄金的空头现在基本上已经绝迹。 从长期来看，我们也看好黄金。美国去化高债务要依赖通胀和较低的实际利率，逆全球化背景下各国政治与经济层面的矛盾长期存在，美国财政赤字化与美国GDP在全球GDP中的占比趋势下滑让美元公信力减弱而趋势走熊，这三大因素决定了黄金长期依然有较高的配置价值。 但中短期而言，追涨黄金的性价比不高，即使在经过8月7日至8月11日暴跌后，如今黄金短暂的重回涨势。 1、美元反弹的可能性在加大，会拖累黄金的估值 如同看多黄金已经成为一致性预期一般，看衰美元也成为现在金融市场非常拥挤的交易，ICE美元非商业净空头持仓规模已经接近金融危机以来的极值，一旦出现对美元有利的事件或信息，则看空美元的拥挤交易很容易会踩踏止损，引发美元的剧烈反弹。 从现实来看，有两个风险值得注意： 一是美国新增肺炎疫情病例较7月份已经有了明显的下降，而欧洲部分国家比如德国、法国疫情反而恶化，这与前两个月的状况完全相反。 美国疫情得到控制后，会继续加快重启经济的步伐，原本被放缓的经济复苏将会重新开始加速，而欧洲经济复苏受疫情反弹影响会放缓。美国相对欧洲在经济层面的相对劣势将转为相对优势，成为美元指数短期的支持。 二是疫苗距离我们越来越近，疫情的逻辑需要被重新审视。在疫情出现前，欧洲积贫积弱，各种结构性的问题让欧洲经济持续在负利率和低增长的泥沼中挣扎，其潜在增速也要低于美国。 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后，美国由于疫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增长受到限制，而欧洲表现相对较好，所以在短期内形成了欧洲强于美国的现象。 一旦疫苗问世，疫情扰动消失，那么欧洲强美国弱的经济站位就可能被逆转，重回疫情前的水平，这对美元指数会构成中期支撑，对黄金构成压制。 疫苗的出现，也会让原本因为疫情产生的避险情绪消失，对黄金构成冲击。这也是为什么俄罗斯疫苗被注册的消息传出来之后，黄金大幅调整的主要原因。 2、通胀预期和美债名义利率之间出现较大的裂口，实际利率下行可能放缓 实际利率=美债名义利率-通胀预期。通常情况下，美债名义利率会随着通胀预期的变化而变化，黄金的投资机会出现往往是因为通胀预期走的更快或是名义利率下行的更快，导致美债的实际利率趋于下行。 所以，从本质上讲，黄金价格是通胀预期和美债名义利率之间的赛跑。 从2000年以来的数据来看，通胀预期和名义利率一般不会偏离太长时间，且当通胀预期回升时，美债名义利率鲜有下行。 上一次2008年金融危机后大放水，美联储推出量化宽松政策，带来的黄金大牛市，背后也能看到通胀预期和名义利率是同向变化。 但这一次，同样是大放水，同样是大放水后，大家对经济复苏和通胀回归有比较好的预期，但美债名义收益率却一直趴在底部震荡不动，通胀预期的回升并没有带动名义利率的回升，两者出现了自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大裂口。 这种裂口对黄金上涨是非常有利的，原本通胀预期和名义利率的双向赛跑变成了通胀预期的单边驱动，实际利率一马平川的下行没有任何的阻碍，所以我们能看到黄金价格在3月中旬开启上涨之路后，基本没有遇到大的回调。（除了8月）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裂口呢？和疫情以及市场对联储进一步宽松的预期有关。 2009年史无前例的大放水，美债利率和通胀预期共同上行，是因为当时没有疫情的阻隔，通胀预期回升后，市场预期美联储未来将逐渐收紧货币。 但现在，虽然通胀预期上行，但美国企业和居民部门仍然深受疫情的冲击，失业人口和经营生产受到严重影响的企业依然需要美联储政策保持宽松。所以在疫情对经济影响过去前，美联储大概率会一直保持宽松。 换言之，过去传统的“通胀预期回升—预期美联储收紧货币——名义利率上行”的路径因为疫情被暂时切断了。 同时，美联储在这一轮宽松过程中，还向市场发出了可能使用“收益率曲线控制”的信号。 按照美联储在上世纪40年代的经验，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可能是控制1Y/2Y美债到期收益率，以此将整个美债收益率曲线（包括10Y）控制在某一利率范围之内。 如果真的施行这一政策，显然美债收益率会完全被美联储控制。 大家会相信，即使通胀预期继续回升，美联储也能够利用其公信力及其他工具将美债名义收益率控制在低位。 因此，在这样的疫情环境和政策预期下，美债名义收益率和通胀预期出现了罕见的长期背离。 但这一背离是否能持续并扩大，我们认为存在不确定性。 一方面是疫苗距离我们越来越近，疫情的影响会不断缩小，从通胀预期到名义利率上行的传导链条未来可能会逐渐恢复。 另一方面是市场现在对美联储会进一步宽松推出收益率控制政策的预期太强了，如果这一靴子真的落地，那么短期来看，美债名义收益率可能也不会有更多的反应。 而如果美联储一再推迟，并超预期的改变说辞，那么原本被压制的长期利率就可能会出现快速且剧烈的上涨，届时实际利率就有可能也会出现明显的上涨，黄金会出现明显的调整。 同时，在极低的利率水平下，波动性容易放大，美债名义利率只要上行几个BP，就会出现美债大跌的情景，黄金价格容易出现剧烈的波动。 因此，我们认为中短期内继续追多黄金做交易的性价比不高，我们更建议大家等待风险释放后再入场或是逢低做配置。
5月1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要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下称“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由此可见，“双循环”已被提到了中长期战略高度，很可能会被纳入“十四五”和2035年远景规划。 “双循环”的提出，特别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历史的必然。过去我国也是双循环，不过是以外循环为主，来带动内循环；这是由于我国在2008年前，经济发展还相对落后，需要外部产品和技术来弥补国内市场的需求。2003年到2008年间，我国外贸依存度高达50%以上，2006年到2008年间外贸顺差占到GDP的6%以上。但随后由于我国工业逐步完善，我国外贸依存度下降，国内消费重要性逐步上升。到2019年，我国外贸依存度为31.9%，较2012年回落了13.5个百分点；2013年到2019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60.5%，较2008年到2012年上升了6.4个百分点。 资料来源：Wind，前海开源基金 美国极限施压和疫情对各国经济冲击，也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主要原因之一。从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开始，美国已经将中国作为战略对手，未来极限施压可能会是常态。我国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努力提高“内功”，以开放的姿态吸引外部投资者，就不怕美国的极限施压。今年疫情对各国经济的冲击，导致了国外需求的大幅下滑，也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提供了客观条件。 “双循环”是扩大内需为主要目的，手段可以通过城市化来实现。从世界银行数据来看，2019年我国农村人口为5.6亿人左右，2018年城市化率为59.15%；我国城市化率是从2000年后加速进行的。但在进行过程中是比较粗放的，各地都出现了将农村直接并为县的一个区的现象，并不是真正的城市化，需要进一步进行城市化。我国现在正兴起十九大城市群，除了长三角、珠三角（现为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长江中游和成渝外，海峡西岸、山东半岛、中原、 辽中南、关中平原、北部湾、哈长、黔中、呼包鄂榆、滇中、兰州-西宁、山西中部、宁夏沿黄及天山北坡。前五者已具相当规模，但与世界级城市群比较发展程度上还有较大的差距，其余的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发展程度上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加速这些城市群的崛起，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新方向，也是加速我国内需循环的强力催化剂。
摘要 【黄湘源：T+0应结合注册制改革顺势而为】T+0应该趁注册制改革步步推进之际顺势而为，否则难免弄巧成拙。证监会前主席肖刚关于T+0可在蓝筹股中先行一步的建言虽然不可谓不良苦，不过，实践中不仅未必具有恰当的可行性；并且，除了为机构所用之外，对习惯于跟风的一般投资者尤其是散户很容易形成不应有的误导。 T+0应该趁注册制改革步步推进之际顺势而为，否则难免弄巧成拙。证监会前主席肖刚关于T+0可在蓝筹股中先行一步的建言虽然不可谓不良苦，不过，实践中不仅未必具有恰当的可行性；并且，除了为机构所用之外，对习惯于跟风的一般投资者尤其是散户很容易形成不应有的误导。 所谓T+0不妨可以在蓝筹股先行一步的说法，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其实不过是脱离A股基本实际的空想。目前，A股的基本板块除主板、科创板、创业板、中小板外，其他所有有关板块的划分都不过是概念性的，并没有清晰的边界，也不具备固定的归属。以蓝筹股为例，一般而言市场所公认的蓝筹股板块主要分布在沪深主板，不过，这不仅并不等于创业板，中小板就没有自己的蓝筹股，即使是一向就被市场习惯上所归入沪市或深市蓝筹股板块的某些个股，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不排除会有一些个股由于业绩的变化或者并购重组的原因而存在被移除出局的可能性。如果非得要在沪市或深市的所谓蓝筹股板块试行T+0，那么，在缺少一个可资界定的蓝筹股评判标准的情况下，其可操作性难免会成为一个问题。即使在标准问题上好不容易形成了某种共识，也许还要经过某些必要而公正的资格评估。这一番工作做下来，决不会比任何性质的评先争优活动来得简单。一件本来意义上非常市场化的事情，为什么还非得如此依靠繁琐的形式程序甚至行政手段的介入去完成，并且即使勉强能够完成这样一个形式性的程序过程，其结果的公正与否，又有谁能保证得了的呢？这样的所谓T+0，难道还会有什么市场意义没有吗？ 蓝筹股的所谓优越性，无非在于一个“稳”字。不过，其所表现在市场走势上的这种稳，与其说由其业绩的稳定性所决定的，还不如说更多的取决于其持股结构的稳定性。相当一些蓝筹股的控股股东是国资机构或民企创始人，出于稳定经营和资产保值的需要，一般不会轻易退出所持股份，不管蓝筹股实不实行T+0，其也不会频繁地买进卖出。当然，也不排除一些机构投资者出于投资增值或盘活资金的目的而存在激活交易的需要。蓝筹股如果实行T+0，其在成为最积极的拥趸的同时，也有可能成为最主要的受益者。蓝筹股T+0给中小投资者也许可以带来闻风而动的机会，不过，这种机会对于他们来说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却是谁也无法说得清的。如果会有太多的人因此而聪明反被聪明误，那么，这样的市场还能稳得起来吗？市场如果只是为了迁就一部分蓝筹股法人股东和机构投资者的利益要求而实行T+0，那么，这样的T++0不要也罢！这也许也正是早几年蓝筹股T+0的政策曾经被提上议事日程而并未能真正付诸实施的道理之所在。 市场稳不稳，其实与股性的稳不稳并没有绝对的因果关系，而跟政策的取向却显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科创板、创业板在市场交易制度上既然可以新股上市的首5个交易日放开涨跌停限制，并且接来下的涨跌停限制由原来的10%放宽到20%，为什么还非得继续保留T+ 1，而不能顺势而为引进T+0呢？证监会当时的答复只是一句条件还不成熟。那么，什么叫条件成熟什么叫条件不成熟，又有谁能说得清呢？其实，T+1条件下涨跌停限制的放开本身也不是没有风险的。在T+1的市场交易机制下，随着涨跌停限制的由10%放宽到20%，最大振幅甚至可接近40%，买错一次就等于一天亏20%左右，高低落差30-40%也并非没有可能。这么大幅度的亏损能不把一部分缺乏风险承受力的资金给吓跑吗？科创板由于只有增量新股而没有存量旧股，再加上入市门槛提高到了50万元以上，涨跌幅限制放宽所可能引起的震荡风险也许还不至于很大，创业板就不同了。创业板实行注册制以后，随着上市新股进入20%涨跌幅阶段，存量股份也将适用于放宽到了20%的涨跌幅，这对于那些业绩上非但缺乏成长性的创业板旧股来说，岂不也就有可能等于是灭顶之灾？事实上，一度曾经因为实行注册制改革的要求得到满足而走势很牛的创业板，在越来越临近注册制落地的时候却越来越跌跌不休起来，究其原因，恐怕很大程度上是与老股和新股将同步实行20%涨跌停板限制放宽政策所引起的恐惧分不开的。 其实，涨跌幅限制放宽所带来的交易风险，最好的应对办法莫过于T+0.T+0虽然具有较大的投机性，但是，即使在尚未公开允许T+0交易的条件下，变相的T+0也早已就成为事实上的存在。只不过，这种变相的T+0是必须以先有一部分存量股票作为前提的。这对于资金量大小不同的投资者来说，也就意味着可变通实施T+0的自由度也将有所不同。资金量大的投资者往往可以利用这种变相的T + 0，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而资金量不足的投资者则难免捉襟见肘，不要说难以规避风险，有时往往还为人所谋，上了当还不知道怎么上的。在一视同仁的T+0条件下，当天买入的股票也可当天卖出，则不仅机构投资者可以获得更大的自由空间，本小力薄投资者也可以及时止损，不至于一经买入就不得不被捆绑住手脚被动挨打。倘若能够看得清局势，有时通过买卖策略的适当调整也可以反败为胜，或在获得一定利润的时候及时落袋为安。即使仅就这方面的公平性而言，T+0至少也比T+1条件下的T+0略胜一筹。至于只有大资金大机构纵横捭阖却不允许小散户越雷池一步的T+1，就更不用说了。 无可置疑，趁科创板、创业板在注册制改革条件下放开涨跌幅限制等一系列政策之机，顺势而为地推出T+0，方为上策。这不仅将有利于提高市场活跃度，而且也能更好地体现交易公平，较好地弥补放宽涨跌幅限制所有可能放大风险的制度性缺陷，维护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何乐而不为乎？当然，对于T + 0 有可能带来的过度投机的风险，也是需要加以警惕和防范的。在这方面，上交所曾经有过的单边T+0设想，也有一定的道理。
欢迎各位网友今天来到我的办公室。今天我给大家展示一个我的镇室之宝，这幅地图我每天来上班的第一眼就会看到它，这是一幅1717年的世界地图的原件，在这幅地图里面是描述的当时的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300多年前对世界的认识，在这幅世界地图里面我们会看到，阿拉斯加和北冰洋并没有被发现，南极洲也没有被发现，在太平洋一带澳大利亚、新西兰、夏威夷都没有被发现。那么1717年以后的差不多半个世纪左右，英国有一位非常著名的船长叫詹姆斯·库克，库克船长带着他的一干人等，发现了刚才我讲的全球疆域的1/4的面积，而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发现，为后期英国的“日不落帝国”的创造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所以我作为一个全球治理的研究的一名学者，每天上班来第一时间看到这幅地图的时候，我内心是非常震撼的，我也鼓励我自己，300多年前那个时候，中国还处于康熙年间，还在闭关锁国，而英国人、欧洲人已经在绘制着全球的地图，而且用现代的墨卡托画法在绘制地图。 这是我收藏的另外一幅地图，这幅地图是我在英国的一个旧书店里购到的，这是1736年英国人绘画的珠江口的地图，这是珠江进入到南海的那个喇叭口，Macao澳门，在对面就是香港岛。那么这儿就是现在的东莞，这是珠海，崆峒就是现在的广州。在这幅地图里面，非常清晰地描述了珠江口那个喇叭口里面每一个小岛以及每一个锚点和航海的路线。我曾经去过进入珠江口它必经的一个要道，就是在虎门要道，英国人在这儿写了Tiger虎门。在这个要道里面，当时清代在这儿建了虎门的防御工事。 要道宽3公里，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炮台里面的炮的射程只能打一公里，两边的炮台加起来只能打二公里，而外国的军舰只要能够在中间的一公里，并且反射回我们的炮台，那么它自然可以制服我们在这里设立的固若金汤的防御工事，也就是在鸦片战争之前的100年，英国人就已经绘制了如此清晰的地图。 再给大家展示一幅。这是1748年原件。1748年英国人绘制的广州城的地图，广州城的街道，广州城的城墙，非常清晰，所以从地图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崛起与地图的绘制密切相关。 中国学术界包括国际学术界，通常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诸多的宏观视角去思考，近代化以来中华帝国的崩溃的原因。不过却忽视了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那就是地图的绘制。所以刚才我跟大家讲述了地图的绘制过程中的一些细节。那么非常幸运的是，现代中国人已经杜绝了历史的重演。 在信息化时代，地图在中国变得更加的立体，更加的智能，潜移默化地对中国的崛起发挥了推动的作用。 中国人约有8亿人有智能手机，这就意味着只要你是成年人，几乎都是人手一部，许多小孩儿也有，每一部智能手机就是新时代绘制的地图的机器，那么通过各类APP告诉有需要的人，哪家餐厅更好吃，哪个旅游景点更有趣，哪家酒店更实惠，哪个快递服务更好，通过个人的评价、生活的方式、日常的工作，创造了社会互联互通的超级的大地图。而这个新版图正在成为信息化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的组成。 在新冠疫情期，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利用智能手机发现新增病例的方位，比如说病例在哪里发现，患者住在哪里，哪个城市，甚至哪片街道是高风险地区，这幅超级大地图指导着中国人在特殊时期的生活和工作，增强了风险的意识，降低了感染率，使中国成为控制疫情最成功的国家。 21世纪地图的绘制本身就是一种国家的能力，地图不再只强调山河湖水、交通路线，还在强化着每一个国家组成要素的互联互通的程度。这当然包括通信光缆、高速铁路、油气管道、都市群落的网络文明发展状况，更折射了高效的日常生活的全面理念。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人的绘制地图的能力背后反映的是21世纪以来，中国对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领先于世界的先进程度。 在5G时代，中国社会构成了每一个的要素，能源、交通、通信、物资、货币、技术甚至是生活方式，都逐渐地形成了万物互联的时代的图景，高效地完成了每一批生产、每一次运输、每一笔交易、每一场聚会和每一轮的创新。 而这恰恰是中国社会能够平衡稳定、发展、改革三角关系的关键的原因。社会要素之间的互联互通，技术进步推动了联通水平的改革升级，社会鸿沟随着升级弥合而呈现了一体化的发展。比如说中国低收入者通过超级大地图能够得到外卖、打车、无现金支付等社会均等化的服务。而过去这些只有那些拥有厨师、司机和会计的富人才能够享受到的生活的水准。 所以有人曾经调侃，说如果几个月前明尼苏达州如果有无现金支付很普及的话，就不会出现像乔治·弗洛依德那样使用20美元的假钞，然后被警察给跪死的那样的现象。那么如果美国的疫情地图能够像中国编制的那么完善的话，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超过20万人死亡，甚至更多人的死亡，也不会让美国这个国家变得越来越不平等，导致现在民众愤怒的上街。一直到现在，美国的城市骚乱和社会的分裂仍然在继续，而这一切又起源于美国禁用华为，落后于5G时代。 当然这是一种调侃，不过严肃地讲，根据康纳一位非常著名的青年学者，他写了一本叫《超级版图》的这本书里的说法。在21世纪世界各国国力的强弱不仅仅取决于军事力量和人口规模等国内因素，也取决于本国的互联互通的能力。 互联互通的能力决定了一个国家能够配置多大的全球资源 所以在我看来，国家互联互通的能力不只是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也更在于国家内部的方便和快捷，这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能够配置多大的全球资源。 那么从这些角度看，我觉得联想起中国在全球正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国内推行了物联网、智慧城市、云计算、大数据等网络强国的战略。我刚才讲的一系列从绘制地图到现在的手机的智能化，从每个人都融入到了地图的绘制中，这张超级的大地图，实际上向世界证明中国的崛起还只是刚刚开始。
经济的“内循环”应对西方的反全球化 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席卷全球，个人、社会、企业和国家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领导层审时度势地提出了中国经济 “内循环” 的新理念。 “内循环”源于汽车内部空气循环的方式： 就是让车内的空气在封闭的时候，循环流动，而外循环是把车外的空气流动到车内。 而现在，在中国引起热议的经济“内循环”本质上就是把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结构，在这场摧枯拉朽，改变一切的新冠病毒疫情的冲击下，顺应外部世界的变化，调整为以内部消费为主的新结构，通过引导发展内需来拉动中国的经济，是应对西方逆全球化的弹性战略调整。 中国市场之大之广是举世闻名的。因此，深挖消费市场的有效性和潜能，不失为在当前全球的政治不确定性与日俱增，国家之间的不信任，相互猜忌导致的摩擦争端比比皆是的政治经济新环境下的最佳方案。 “内循环”会产生不可避免的倒逼作用，对于产品的质量、安全、环境保护、服务、客户管理等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中国现有的粗放不重视环境污染和安全的企业思维模式都是一种“质”的改变和提升，对于中国愈演愈烈的表面“流量”文化经济思维是一种必要的纠正，让国人重新认识到经济发展的根本所在。 互联网在信息时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无限地夸大其词，就会让整个国民经济的导向发生偏差。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还是在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所依赖的，就像华为发展其领先世界的5G技术所揭示的一样，必须是基础科学真刀真枪的研究和投入，不断地创造新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绚丽词汇是于事无补的。 所谓的企业管理的KPI文化来管理科学创新无疑是天方夜谭，这个问题的实质就在于，科学创新是充满了随机性和不确定性的探索过程，是无法用管理确定性较高的KPI体系来管理的。确定性无法驾驭不确定性，这样做也是违背科学规律的。 “内循环”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就是中国居高不下的房价，如果大众对于房子价值的认识不改变，经济结构调整就只能停留在纸面上，而不能真正地落实执行。 在经济和金融世界中，客观和主观不像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那样非常容易判定，泾渭分明。市场上的“客观”价格就是千千万万投资者的“主观想象”所决定和创造的，就像鲁迅先生的那段著名的话：“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态度变得非常重要，态度会主导人的经济和政治行为。 经济“内循环”推动企业风险管理的改革 现代企业是社会经济组织的“细胞”，众多健康生机勃勃的细胞才能让整个经济机体完善有效地运转。如何在“内循环”的宏观经济形势下，充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发挥其创造性优势和潜能，为社会和消费者提供更好更健康的产品，更优质放心的服务就成为当前摆在国家、地方政府和企业家面前的一个最重要的课题。 1792年5月17日，24个股票经纪人在美国纽约华尔街68号前的一颗梧桐树下庄严宣誓，并签署了奠定现代资本市场交易机制和建立投资者信任的《梧桐树协议》， 那颗见证了人类金融历史丰碑的梧桐树不幸于1865年6月21日在闪电和雷鸣中被狂风夹着暴雨所击倒，然而以华尔街为先锋和代表的现代金融市场中心的大树却已经根深叶茂，不断发展和壮大，结出了累累硕果。 现代资本市场建立的基石就是信用和信任，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在非黑天鹅风险的正常市场环境下就是要赢得投资者、消费者、监管者、银行、同业和上下游产业链的信任。如果企业得不到投资者的信任，企业的融资成本就会变得非常昂贵；如果得不到消费者的信任，生产的产品就会滞销，卖不出去导致，资金流转困难，财务流动性危机直至业务危机；如果不能获得监管者的信任，企业的发展就会受到法律法规的制约或者满足监管要求的成本就会大幅增加，严重影响正常业务的开展，造成对于股东回报收益的侵蚀和损害。 企业为了获得这些“珍贵无比”的信任，要通过实现良好的经营业绩，向监管方和外界披露充分的公司信息，建立清晰完善，相互制衡监督的管理制度和操作流程，建立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体系以及自上而下的风险偏好风险限额架构和公司的内部的治理架构。所有这一切，都向外部传递着重要的信息，让相关利益方相信公司在按照既定的业务目标，为实现公司和股东的价值和利益而不断努力。 现代企业的经营方式决定了企业必须“察言观色”，及时准确地应对所处商业场景的变化，包括外界的经营环境和监管要求，国际和国内政治经济的最新走势等。 在大数据主导的新时代下，企业经营管理的风险随着科技的快速迭代和不断提高的监管要求而迅速增加。黑天鹅风险频出，让过去一心只想高歌猛进地发展业务的企业不断地倒在曾经看似一马平川的阳关大道上，壮志未酬。过去几年，高速的业务发展让众多企业自我陶醉，挥斥方遒，而忽视了慢慢积累起来的企业风险正在悄悄地一步步逼近。 黑天鹅疫情下的资本市场也同样不平静，在经历了过山车般的市场震荡，余波未尽之时，美国的股票市场上又爆发了瑞幸咖啡的业绩造假事件，震惊了整个金融市场，对于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再次消弱了建立起来的投资者的信心和信任。 瑞幸咖啡是顶着耀眼无比的巨大光环来美国上市的，声称代表了传统实体产业和信息大数据分析的最佳结合，众多的金融机构和投资专家众口一词地看好它的前瞻业务模式。强大的信任感化作资本的力量从四面八方涌向瑞幸咖啡，众星捧月，一（股）票难求。当造假事件爆发后，那些震耳欲聋的赞美声顷刻间烟消云散。 信任是个无限的过程，只能被证伪（按照现代哲学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Karl Pooper的理论），而不能被证实。但是，在今天的市场上，无论是金融分析师还是所谓的“大咖”们，总是要“倒行逆施”地证明一些东西是对的，这个想法本身就是错的。 所谓的“对”或“正确”是一个动态的证伪过程，不是一个人们普遍理解的静态和绝对的状态。在这个不断地被唯一的真正大咖，时间，来检验证伪否定伤害的过程中，顽强地存活下来，就是证明“正确”唯一法则，别无他选。 信任和免疫力一样，需要一点点不断地日积月累，但是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损失殆尽。这也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众多的不对称性之一。 信任是维系和联系商业、企业和资本市场中的一切关系的纽带。为了加强对于上市公司资产负债表信息真实性的管理和维护投资者的权益，杜绝公司的营私舞弊，在1985年，由AICPA等多家会计师协会联合发起成立了“美国全国舞弊性财务报告委员会”，即Treadway委员会。两年后，根据该委员会的建议，又成立了专门研究企业内部控制的组织机构，就是现在大名鼎鼎的COSO委员会。1992年，COSO委员会提出了作为全球企业内部控制标准的 “内部控制的架构立方体” ,2004年，在企业内部控制的基础上，发展出更加完善的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框架ERM。 在中国，随者资本市场的蓬勃发展，企业和投资者之间也面临着同样的信任和信心问题。2008年，世界金融风暴的巅峰时刻，为了加强中国企业的内部控制和管理，中国五部委联合发布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文件，作为指导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建立健全公司内部控制机制的范本和蓝图。 人类的一切经济金融行为都是由复杂多变的人性所主导，贪婪、恐惧、过分自信等不一而足。人的自私逐利的本性就决定了个人的追求和公司的发展，股东利益关系是大相径庭的。每个人，真实客观地讲，都是兼具善恶的“海德医生”，古典教育中所宣扬的“圣人”就和当代飞檐走壁的武侠小说或者情深意浓的琼瑶小说在本质上都是一样，就是一种精神的吗啡，让人们生活在虚幻的场景中，不能面对真实残酷的现实世界。 完美是不完美的，因为那是不真实的；不完美是完美的，因为它是真实的。 从统计数字上来讲，能够对自我有严格的自律，毅力、意志的人就像在股票交易市场中能够完成止损的交易员一样，凤毛麟角。所以，那些四处泛滥的鸡汤除了为某些人获利所用之外，对于一般大众来说，没有任何可以证实的真正功效。既然，人从自我的角度，无法控制自己的“邪恶”一面，那么，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就当仁不让地被推上前线来冲锋陷阵，抑恶扬善，限制人性中不良的部分，发扬光大人性中闪亮的部分。 经过华尔街近20年的交易经历，我越发深刻地体会到，无论是金融交易还是企业管理或者是风险管理都是对于人的管理，更确切地说，对于让人捉摸不定的人性的管理，因为人是一切经济活动背后的主使者和驱动者。经济和金融的发展也完完全全地体现了这一点，从古典经济，古典金融到现代经济、现代金融再到计量经济学、数学金融最新的发展趋势是行为经济学、行为金融学。 风险永远不会消亡，这场看不到硝烟的战争会永无休止地继续下去。美国2008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风暴不仅使全球金融机构遭受了极大的损失，而且严重影响了实体经济的发展。2008年伴随许多基础资产价格在短短几个月内向单一方向的急剧变化，我国一批企业因使用金融衍生品管理不善而产生了巨额亏损，如中国国航(行情601111,诊股)、东方航空(行情600115,诊股)、香港碧桂园集团、中国远洋所属干散货船公司和中信泰富有限公司。这些公司接二连三地爆出天文数字般的损失不断充斥着人们的眼球。所有这些风险事件的背后都是企业对于人性管理的失败，让贪婪的人性主导公司的业务发展，也反映出企业风险管理从风险意识到风险偏好、风险控制等方面的失败。就像世界著名的价值投资大师巴菲特所讲的：“风险就是你在做你自己并不了解的事情”，言简意赅，一针见血。 企业全面风险管理为全公司的风险控制活动定下基本基调和整体架构，从多个不同的重要维度：内部环境、目标设定、事件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应对、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控来规范监督公司业务的操作流程和管理。从企业的业务流程入手，根据企业自身的现状和特点，建立的一整套纲举目张的控制系统。 企业的经营管理和风险管理内控是为了实现同一个企业愿景和目标的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它们之间不是水火不容的对立关系，任何分割经营管理和风险管理的行动做法都是错误的，一味地追求利润收益就不可避免地招致巨大的风险，而且还浑然不知；相反因为担心业务的开展出现风险，就裹足不前，限制阻碍业务的正常发展就会导致企业在市场激烈的竞争中错失良机而落败，一蹶不振。因此，这不是一个非此即彼二选一的过程，是鱼和熊掌既要也要的过程。风险管理一半是是科学一半是艺术，需要企业管理者根据自己对于企业和员工的了解，拿捏分寸，调试出最合适的业务管理和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双规并行的机制。 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核心是为企业的业务持续稳健发展提供保障，降低运营过程中的损失和不确定性。内部控制活动的对象就是在企业的业务开展过程中的可能发生的种种风险，因此对于企业所面临的重要风险的梳理就成为内部控制按图索骥的关键。 企业全面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之所以被称为“内循环”，恰恰是因为它们服务的目标对象和服务的方式都在企业自身的内部。企业全面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是一个动态连续的过程，从风险的识别，到对于风险的控制和管理，再到以风险报告、数据图表等方式输出给管理层，企业管理层以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的结果表现作为是新的输入来对企业的风险管理体系的有效性进行评估。整个风险管理内部控制体系，作为监控企业的正常业务操作流程的控制流程，也同样的要被检查和监督，它们环环相扣，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内循环” 的重要意义在于，整个ERM的输入、输出、控制目标都是着眼于企业自身的发展，最终输出的结果会被企业用作下一步规划过程的输入，循环往复，不断迭代。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讲，这就是企业风险和企业风险管理系统的反身性作用。 在信息化大数据的时代，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以企业商务数据为中心的商业智能Business Intelligence在人工智能AI的赋能下，获得新的突破，各个企业在公司内部建立具有智能化的大数据（商务数据，外部数据、微数据）分析系统，利用企业的多维度的数据对于企业的商业活动和运营过程进行快速有效地分析。智能化风险管理系统的重要性更加突出。 2017年美国COSO委员会推出了最新的企业全面风险管理、内部控制ERM-COSO体系，特别对于企业的愿景、使命、价值观、社会责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企业全面风险管理中更加突出对于人性的管理；没有正确的风险意识和风险态度，其他的制度模型都形同虚设。 另一个风险管理的核心问题就是企业的治理架构和内部控制。企业治理架构是为了解决企业管理中最突出的信息不对称性问题：Agency Problem，既企业的所有者和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之间利益最大化目标的差异而产生的研究企业权利安排的一门科学，更详细地讲就是企业所有者授权给职业经理人，并对于职业经理人履行职责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的过程。 在企业内部建立完善的治理架构、管理制度和操作流程、明确管理人的责任，进行绩效监督考核都是现代企业管理的本质和核心，也是企业面对外部政治经济金融等经营环境的剧烈动荡变化，能够控制风险活下来的软实力。 特别是在2020年，世界经济遭遇百年不遇的病毒疫情的残酷打击，在地缘政治愈加动荡不安，金融市场跌宕起伏的大环境下，每一家企业需要根据自身生存环境的变化重新审视企业的治理架构和内部风险控制的机制，因势利导，调整应对措施，加强自身风险管理和治理架构的“内循环”，以增强抵御外界风险和冲击的能力。 疫情前的疫苗造假事件和瑞幸咖啡财务造假事件再次为世人敲响了警钟，借鉴最新的COSO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的精神和思想来健全完善企业治理架构和内部控制体系，创造实现股东、企业的价值，完成企业的社会使命是每一位当代企业家都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做一家企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梦想还是金钱和荣华富贵。你的选择就决定了你是谁！ 2020年的新冠病毒疫情让众多的中小型企业以自己的脆弱性为代价为世人奉献了一场刻骨铭心的风险管理教育，按照《黑天鹅》和《反脆弱性》的作者Nassim Nicholas Taleb的说法，增强了整体的 “反脆弱性” 和生存能力，企业的快速发展和生存之间的辩证关系是什么？ 经历这场前所未有的黑天鹅疫情，企业的风险管理、内部治理和内部控制一跃成为企业至关重要的 “生命力” 和 “免疫力” ，但是，要获得这种 “免疫力” ，对于企业管理者来说，没有任何神奇的“疫苗”可以一蹴而就，只有在风险发生之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慢慢积累，让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成为企业的一种 “生活方式”和“生活的信念” ，从观念意识上主动接受，在实际操作中，能够积极遵守和执行。 风险管理的两个重要目标，第一个就是要“活着”；第二个，在“活着”的前提下，企业要知道相对于自身开展的业务，承担的最大损失和风险是多少？并相应地调整公司资本和流动性的结构，建立风险偏好机制和风险限额系统，以现代金融工具来控制对冲企业面临的市场风险。 企业全面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是现代企业面对日益激烈的外部竞争压力和变化无常的国际及国内的经济形势和政策而在内部建立的一整套管理制度和防范应对机制，亦是企业发展“内循环”的一个重要方面。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发展演变历史，证明了人只有从失败和痛苦挫折中才能真正地认识自己及提升改善自己（注意在“活着”的条件下）。风险管理的任务就是帮助企业以最小的代价和试错成本来完成这一无法避免的自我迭代和自我救赎。
摘要 个人以为，科创板率先T+0试点最为合适，而并非是蓝筹股。科创板试点T+0有几个方面的优势：一是科创板本身实行是差异化交易制度，与目前的其他板块不同。而且，科创板挂牌公司数量不多，所产生的影响是有限的。二是科创板由于有50万元的门槛，能够参与的投资者不多，涉及面较小，影响面也较小，一旦科创板试点T+0失败，重回T+1交易也不会产生多大的负面效应。 日前，原证监会主席肖钢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资本市场改革要努力实现七大转变，同时，蓝筹股盘子大，估值稳定，波动较小，抗操纵性强，率先试点“T+0”交易风险可控。由于曾经担任过证监会主席，肖钢的蓝筹率先试点T+0的观点也受到市场高度关注。 对于A股市场而言，T+0回转交易并非什么新生事物。在资本市场诞生的最初几年，A股曾经实行过T+0交易制度。但是，由于在该交易制度下，市场投机行为猖獗，股价波动较大，也放大了整个市场的投资风险。因此，出于防范市场风险的需要，自1995年1月1日开始，T+0被取消，T+1则沿用至今。 对于重启T+0交易，近年来并不乏呼吁的声音出现。上至专家学者，下至股民基民，均通过不同方式要求重启T + 0交易制度。事实上，市场呼吁重启T+0交易制度也并非没有理由。一方面，多年来A股市场一直在大力推进国际化进程，与成熟市场接轨则成了主要目标。在境外有42个资本市场都实行T+0回转交易，像我国香港、美国等股市即是如此。与成熟市场接轨，T+0是一道必须迈过的坎。另一方面，在股指期货推出之后，由于股指期货实行T+0，而A股实行T+1交易制度，客观上，对于A股投资者不公平；而且，由于股指期货有50万元的资金门槛，导致能够参与股指期货对冲风险的只有少数投资者。如此情形下，A股实行T+1交易制度，更引起投资者的质疑与诟病。此外，T+1交易模式下，无法发挥T + 0交易制度下的及时纠错功能。A股市场是以中小散户为主的市场，散户投资者由于受分析能力、投资决策能力、判断能力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日常投资活动中，常常会出现投资错误的现象。但T+1交易模式下，即使交易当天发现投资出错，也无法及时弥补，只能眼睁睁看着股价下跌，损失放大。 到底是实行T+0还是T+1，监管部门的态度决定一切。其实，针对市场的呼声，证监会曾多次回应称将研究T+0交易制度，但一直没有具体的结果。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上交所在回应2020年代表委员关于资本市场的建议时，曾表示将“研究引入单次T+0交易，保证市场的流动性，从而保证价格发现功能的正常实现”，也引发市场热议。结果如何，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其实，A股市场最有可能实行T+0交易的非科创板莫属。科创板作为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试验田”，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举措，包括试点注册制、更加包容的上市制度以及差异化的交易制度等。其中，科创板差异化的交易制度，同样受到市场的高度关注。科创板开市前，也曾出现过在科创板实行T+ 0的建议，但终未成行。此次市场上再次传出T+0的声音，其实并不奇怪。不过，如果只是蓝筹股率先试点，个人以为值得商榷。首先，市场上所有的股票中，哪些属于蓝筹股，哪些不属于蓝筹股，目前并没有具体的衡量标准。一只股票目前属于蓝筹股，一段时间或几年后不再属于蓝筹股，或者目前并非蓝筹股的上市公司，若干年后晋身为蓝筹股，其交易模式是否应发生改变？而且，不同板块的股票，有的实行T+0交易，有的实行T+1交易，不仅不利于监管，也容易在市场上产生混乱。同一板块的股票，却实行不同的交易制度，也会产生不公平现象。 个人以为，科创板率先T+0试点最为合适，而并非是蓝筹股。科创板试点T+0有几个方面的优势：一是科创板本身实行是差异化交易制度，与目前的其他板块不同。而且，科创板挂牌公司数量不多，所产生的影响是有限的。二是科创板由于有50万元的门槛，能够参与的投资者不多，涉及面较小，影响面也较小，一旦科创板试点T+0失败，重回T+1交易也不会产生多大的负面效应。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宏观调控将围绕扩大内需和推动创新这两点进行跨周期设计和调节，这意味着防风险、推动科技创新等长期目标的权重可能会变得更高。 2008年金融危机后，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最近几年更是愈演愈烈。中国外部环境的巨变，是提出“双循环”这一发展新格局的大背景，也让“双循环”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国内制定宏观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双循环”下宏观调控需要考虑的因素 要预判“双循环”新格局下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需要考虑以下因素。 第一，需要了解以往时期，外循环对中国经济的积极作用。它至少包括以下两点：一是打开全球市场，中国经济加速崛起。以和出口直接相关的工业为例，2000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全球占比只有5.9%，远低于美国的24.7%和日本的17.2%。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只用了9年时间，即在2010年，中国工业增加值规模就超过了美国，位居世界第一。2018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全球占比接近四分之一，遥遥领先其它国家。二是融入世界市场，也为中国企业创新提供了资金和动力。众所周知，创新活动高风险、高回报，市场规模越大，企业更容易积累创新所需的资金，也更有动力去创新以提高市场份额。全球市场打开，以及进口产品和技术、代工等因素，加快了中国创新步伐。哈佛大学增长实验室的数据显示，中国出口产品的复杂性指数（可作为衡量产品技术含量的指标），从2000年的全球第39名，提高到2018年的第18名。 第二，需要了解建立“双循环”格局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波动及应对思路。对比外循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笔者认为推动内循环，至少包括扩大内需和推动创新两方面的内容。但增长模式转变并非一日之功，国内大循环体系的建立需要时间。与此同时，由于逆全球化短期难以扭转，外循环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大概率会趋势性回落。内外两股力量综合的结果，可能是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滑。客观看待这一事实，对决策层制定宏观政策和市场把握政策趋势都很关键。如果违背潜在增长率下滑的事实，去搞大规模刺激来托底经济，结果会得不偿失。 第三，需要考虑宏观调控如何跨周期设计和调节。今年7月30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了“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这是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做出的权威和科学的定调。这次会议也明确指出“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既然很多问题是长期的，以长期风险的积聚，靠“走老路”来实现经济增长，并非理性选择。那么，宏观调控跨周期，就意味着各类政策目标中，比如防风险、推动科技创新等长期目标的权重可能会变得更高。但是像地产调控全局性放开、地方债务监管等短视的、“走老路”的政策，不宜抱有期待。 笔者认为，在考虑上述因素之后，“双循环”新格局下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自然浮出水面，具体包括货币和信贷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 货币和信贷政策：围绕扩大内需和推动创新这两点，提供适宜的货币和信用环境 严格落实“房住不炒”政策 高房价对内需，尤其是对居民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中最具生产性的部分——制造业投资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此外，长期高房价还会扩大金融行业的风险敞口。因此，在构建国内大循环过程中，房地产调控出现全局性放松的概率较低，“房住不炒”将是未来一个时期房地产调控的主基调。 金融条件是影响国内房地产市场的重要因素。信用宽松、房贷利率下行时，房地产销售一般都不错。例如，居民中长期贷款同比增量、房贷利率这两个指标，和30大中城市的商品房销售都有着非常强的相关性。因此，需要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有效配合调控房地产市场。一是实行差异化的房贷利率，在满足刚需和改善性需求的同时，遏制投资和投机性的购房需求。二是在首付环节，严格限制消费贷等短期贷款资金违规用作首付。三是严格规范开发商的融资，尤其是在拿地环节，股权、开发贷、非标、ABS、海外发债等融资方式也都需合法合规。 提高金融支持创新的能力 国内大循环需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在基础研究和产业应用上都是如此。创新活动存在比较大的不确定性，这使得它所需的金融支持，和传统的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不相匹配。未来要提高创新活力，需要打造更有利于科技创新的金融生态。 一方面，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可以为创新活动提供资金，也能够为科技企业提供最直接的激励。近年来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多突破，比如科创板设置了更具包容性的上市条件、创业板试点注册制，都让更多高科技企业可以登陆资本市场。此外还需要维持一定的估值，很多高科技企业推行了员工持股，一旦上市将为员工带来丰厚的资本回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能把员工创新的积极性激发出来。但对造假、骗补、圈钱等行为，一定得零容忍。 另一方面，探索新型银行经营模式，提高间接融资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比如可以出台政策鼓励科技信贷机构与风投机构间形成投贷联动模式，共同对科技型创业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并且强化两者的合作互助关系。风投机构可以弥补银行在投资价值评估、风险筛查方面的能力不足，信贷机构则可以为创业企业提供更持续稳定的资金支持。 财政政策：需要适应增长模式变化带来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结构变动，从而更好扩大内需和推动创新 降低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财政尤其是地方财政，对房地产有很高依赖。2019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7.3万亿，占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政府性基金收入之和的26.4%。除了直接的卖地收入外，更重要的是把土地作为抵押品，借道城投去融资。而土地这一抵押品职能得以发挥的前提，是地价上涨，至少是能够保持平稳的预期。 前面分析过，双循环新格局下“房住不炒”将是未来一个时期房地产调控的主基调，这会改善家庭部门对房价的预期，恐慌性购房需求、投资和投机性购房需求都会减少。土地财政比重降低，各级政府需要尽快适应这种变化，包括培育新税源、改善消费基础设施以提高消费税比重、压减各级政府部门经常性支出等。 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支持 一条完整的创新链条，基础研究是前端，产业应用开发是后端，不能将基础研究与产业创新割裂开。基础研究尽管成效慢，但只有基础研究做好了，才能拥有更强的原始创新能力，实现产业技术的重大突破。否则很容易受制于人，因此走自主创新之路，必须要具备极强的原始创新能力，这就要求在基础研究这一科技创新本源工作上发力。 但基础研究相比于应用研究，距离商业化更远，研究成果的公共品属性也更强。这些特点决定了，需要发挥政府在基础研究中的带头作用，加大财政资金的投入力度。 产业政策：提高产学研合作高度、通过内迁的方式加快产业升级 提高产学研合作高度 从发达国家经验看，产学研合作被证明是一种高效的创新模式。但在国内，通常是高校先形成研发成果，然后再和企业需求对接，进而实现商业化开发和成果转化，但是有大量科研成果并不能为企业所用，导致产学研效率偏低。对比发达国家，中国的产学研合作未来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事实上，在产学研合作中，政府可发挥重要作用，即通过改良制度环境、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升企业、高校参与产学研合作的意愿，为产学研提供更便利、更有保障的合作条件。首先，政府可以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并提供相关基础设施，同时培育更多的产学研一体化中介服务机构。其次，政府可以对产学研取得重大成果的机构和个人予以奖励，通过财政激励机制，增强各方参与产学研合作的积极性。再次，政府可以基于区域重点发展的科技产业，设立相关的规划和项目，加强产学研合作引导和资金投入。最后，政府应当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为产学研合作成果的归属权、使用权划分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 推动产业内迁 产业迁移也是推动产业升级的重要举措。对于产业迁出地而言，释放出了生产要素，可以用于附加值更高产业的生产经营。对于产业迁入地而言，能够推动经济发展、带动就业。 随着东部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的快速上升，劳动密集型产业正从东部向中西部地区和海外迁移。相比于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迁，引导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不仅有利于带动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还能将产业链留在中国，完善国内工业体系，加快内循环的建立。 第一，中西部承接地应建立承接产业转移的平台和产业园区。在产业转移过程中，中西部地区可以通过招商平台，有针对性地引进东部地区的转出产业。除了引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还应该加大对先进制造业、资金密集型制造业的招商引资。对东部地区而言，产业转移时不光会考虑要素成本，还会考虑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因此，中西部地区在主动招商引资的同时，还应该着手提高产业链的协同性，比如建立产业园区来为承接产业做好准备。 第二，承接地政府应该提高当地的“硬实力”与“软实力”，吸引企业自主转移。一方面，通过铁路、高速公路、航空等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快发展现代物流，降低企业的物流成本。与此同时，加快相关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当地的硬实力。另一方面，政府应当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提高当地“软实力”。相比于东部地区，中西部省市的营商环境还有一定提高空间。当地政府应该加快简政放权，减少企业办理相关业务的难度和时间。同时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通过减税降费、给予政策优惠等方式，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第三，中西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时，要对自身状况有客观认识。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现有产业发展情况、自身竞争优势等，有针对性地选择、引进适合当地发展的产业。不能为了引进而引进，如果不考虑实际情况而大规模引进，未来可能造成产业园区大面积陷入荒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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