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居买房苏州讯产品是企业最好的“代言人”。产品系的成熟，越来越代表房企的核心竞争力。对于高周转的房企而言，一套完备的产品系，意味着从拿地、设计、选材和建造等，甚至包括营销，都形成了标准打法，能快速实现复制。 目前,消费者对于住宅产品的需求也已经由传统的质量、区位、价格等有形产品要素向知识型和情感型要素过渡。差异化、多元化的产品系更能满足购房者体验的个性化。 为此，苏州乐居发起了“寻找苏州住宅好产品——发现2020苏州房企产品系品牌价值”行动，联合权威机构与专家学者，从产品系布局、工艺工法和品牌影响力等多维度进行研究分析，发掘苏州市场上现有产品系的含金量。 8月20日，由苏房协、苏大和苏科大教授及主流媒体代表组成的品鉴团走进路劲璞玉澜岸，感受路劲璞玥系精工品质。专题报道>>走进路劲璞玉澜岸 感受路劲璞玥系精工品质 新华网苏州房产事业中心副总经理丁震，在看过路劲璞玉澜岸之后表示，该项目完全不同于普通的乡镇盘或刚需盘，而是一个可以媲美大多数改善楼盘的项目。 他认为，从整个项目展示界面来看就与众不同。区域最高标准会所、400平健身房、1.5万方中轴景观示范区、四重归家动线等规划亮点，都可以看出路劲璞玉澜岸打造区域“最体面项目”的信心。此外，他认为项目诸多交友互动空间，以及云洗衣、平安医生等智能化设施的设计，也不是普通盘会考虑的，这些直击人居生活痛点的设计很细致。 在他看来，黄埭版块目前正处于提升阶段，既不愿意离开本区域，又对居住品质有一定要求的地缘性客户较多，本地改善需求明显。路劲璞玉澜岸打造出这样一个标杆产品，说明开发商在对周边市场以及人居需求的调研上下了功夫，定位精准。 最后，他认为，只有把产品做好、做精，购房者才更愿意为房价买单，而路劲璞玉澜岸在区域的优势就很明显。
连续一段时间的上涨让已经满仓的“先知先觉者们”高兴得不亦乐乎，但这样的幸运人士毕竟还只是少数，市场里绝大多数参与者目前正经历着长久没有面临的“追，还是不追”的痛苦选择和煎熬。对于这一问题的答案，一定程度上既取决于这一次牛市的涨幅究竟能有多大，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决定这一轮牛市的涨幅和持续的时间。 必须指出，正如历史上的经验一次又一次地表明，这一轮牛市的推手，固然又是起因于市场中的主要机构投资者，但正如之前任何一波像样的牛市，每一轮波澜壮阔的牛市，都离不开新近入场的投资者，特别是散户投资者的支持和追捧。（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6月，中国A股散户共1.67亿，持有13.07万亿元市值，占比28.64%。） 在中国A股市场目前仍然以中小投资者为主的散户市场里，散户对于这场牛市的态度，尤其有可能会直接决定这场牛市的命运。 虽然很多散户在牛市开始之初总算尝到了些赚钱的甜头，也增加了些向亲戚朋友吹嘘的资本，但行为金融学的大数据研究却表明，如果用相对于大盘表现的相对收益来衡量，散户在牛市中的表现甚至还不如他们在熊市里的表现。 笔者在《投资者的朋友》一书里开篇就提到，“散户赚钱，天理难容”，这里的“赚钱”指的并不是散户是否真的能赚钱（获得正的投资收益），而是散户是否能够跑赢大盘。 如果散户投资不能跑赢大盘的话，那么还不如买个指数型基金，轻松而且廉价地跟上大盘的表现，超越自己直接下场炒股的表现。但恰恰由于散户缺乏应有的金融素养，对自己的投资能力过度自信，才导致了散户频繁交易但业绩平平的结果。 基于全球资本市场的行为金融研究分析，全球各国的散户在投资过程中都犯有各种各样让人吃惊但又普遍存在的错误。例如过度交易，追涨杀跌，听消息炒热点，不愿止损等在全球普遍存在的散户行为偏差，严重地影响散户的投资决策和投资业绩，导致全球的散户都不赚钱，也就是都不能跑赢大盘。 有趣的是，国内外股票市场的研究表明，中小散户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在牛市中反映的尤其明显，跑输大盘的结果也越发明显。 一方面，牛市让本来就对风险意识不强的投资者格外亢奋。这种亢奋往往体现在投资者对于投资交易越来越执迷上瘾，而对于风险和波动越来越置若罔闻。 另一方面，由于牛市往往会给投资者带来短期的投资收益，这种赚钱效应会进一步强化和加大投资者对于自己投资能力的盲目自信，而未能清晰地意识到自己赚钱更多是因为大市上涨，是因为风大了猪都能飞起来，其实和自身择时和选股的能力并没有什么关系。 再者，随着牛市的发展，散户投资者会通过相互安慰、相互支持的方式，让各自相信自己做的是一个再正确不过的决定，形成在散户中越来越强烈的羊群效应。 散户的羊群效应表现在，他们往往会从周围的其他投资者身上获得信息或者获得鼓励。例如，如果投资者听到周围有其他投资者在股市中投资获利的话，那么会有更多的散户投资者投身于股票市场。而散户投资者这种自我实现的预测，又可以推动股市在一段时间内的进一步的上涨，从而吸引更多本来对市场没有兴趣或者没有把握的散户投资者加入牛市大潮。 投资者在抱团和掩护中，相互壮胆、相互支撑，一不小心把市场推上一个又一个新高。 在牛市里，这种羊群效应的影响力和杀伤力，都比熊市里要强得多。恰恰是当所有的中小散户都认为市场是一个绝佳的投资机会而涌入市场的时候，市场顶部才会最终出现，并且继而进入重大的调整和反转。 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广大散户的追涨杀跌的情绪和行为，在牛市里被极度地放大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卡尼曼在半个世纪前就发现，人类行为的一种根本性的代表性的行为偏差 （representativeness bias）。人类倾向于对近期的经历（市场表现）给予更多的关注， 对于具体的现象（例如，邻居大婶买了只股票上周涨了50%等）给予更多关注，对于鲜明的事情（股市连创新高）给予更多的关注，而往往忽视简单的、客观的和无趣的事实（例如市场平均每年的回报率和波动率）。 广大散户在投资决策过程中，其实有一个类似的趋势，就是利用近期市场走势判断今后的市场走势。无论是1999~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还是2007~2008年的全球危机，几乎在全球各国的金融市场都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大量的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散户，会在市场接近顶端的时候，义无反顾地参与到市场中去。 中国市场最经典的例子就是在2007年A股达到六千点点位的时候，和2015年的上半年，曾经一度是中国散户开户和参与A股市场投机最积极和活跃的时候。 结果呢，众所周知的就是广大的中小投资者都在市场即将出现大跌的时候，被套牢在了市场的顶部。 而且，和机构投资者相比，散户还有一个投资行为趋势，就是他们的反应和决策过程往往比机构投资者慢。 机构投资者可能会在第一时间对消息和行情做出判断和交易，而散户由于信息和投资目标的约束，往往会在市场消息出现，或者市场趋势改变之后的一周，一个月，甚至三五个月后，才开始对一则“旧闻”做出反应。 这一拖延的投资行为，也直接导致了散户投资者，往往会在牛市的开始战战兢兢不敢入市；在牛市的发展阶段，犹犹豫豫等待自己投资信心和决心的确定；直到牛市真正达到顶端的时候，大量的散户们才终于克服自己的恐惧，说服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市场中去，结果却是面临大跌。因此有人戏称， 股市中的羊群效应， 之所以称为羊群效应，是因为很多中小散户，没有赶上牛市，反而最后都落入了资本市场的“虎口”。 最后，由于在散户投资者中间广泛存在的“处置效应”，也就是投资者过早卖掉自己赚钱的股票，而不愿卖出自己亏钱的股票的倾向，导致投资者即使在牛市中赚钱，但投资收益也往往远远赶不上市场大盘上涨的幅度，也就是大家通常所说的“赚了点小钱，但跑输了大盘”。 由此可见，多年不遇的牛市固然来之不易，但如果散户缺乏基本的经济金融知识，和投资交易能力的话，股市赚钱，即使是在牛市，不但仍然绝非易事，而且很可能会比在熊市还更困难。
2020年8月20日，由湖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湖州市房地产业协会主办，乐居长三角、、透明售房网湖州站承办的“长三角新势力”主题活动在上海盛大开启。乐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贺寅宇 在下午举行的湖州价值闭门会议上，乐居控股有限公司CEO贺寅宇表示，相信通过今天的闭门会议，能够为沪湖政企合作，迸发出更多的发展可能。 贺寅宇表示，乐居希望能够成为全区域、全方位为购房者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的企业。 乐居成立12年以来，一直深耕房地产行业，从最初的仅仅为消费者提供楼盘信息开始，到今天已经覆盖了从新房到二手房到家居到物业相对完整的产业链，今天乐居的定位是在全网运营。尤其是从6月18号开始，乐居与苏宁易购的全面合作，也体现了乐居全网运行的基本理念。 最后，贺寅宇表示，湖州位于长三角核心区域，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希望为湖州、为长三角作出表率，为美好生活作出应有的贡献。
疫情冲击下的经济全球化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走向何方？其实此事已有一段时间了，从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政府采取的许多政策，以及一系列的社会运动，把经济全球化当做西方国家社会阶级分化、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在此背景下一系列的民粹主义政治家走红，这些民粹主义的政治家对整体发达国家，特别是以美国、欧洲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些贸易保护主义回潮，是一种逆全球化的趋势。 尽管舆论一直在讲经济全球化是一种大的历史趋势。但欧美国家中已经出现了这种逆全球化的趋势，中国对于未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就很重要了。今天，我主要讲五个问题，第一个就是逆全球化的现象怎么出现的，它主要是来自于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社会形成了巨大的冲击。第二，讲一讲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差距迅速的缩小，而在迅速缩小过程中中国大大利用了这场经济全球化。第三，疫情发生使得一些发达国家多了与中国脱钩的借口，他们确确实实在采取与中国脱钩的措施。第四，中国最近一些年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让这些发达国家妒火中烧，在国际舆论中我们听到的往往是中国给发展中国家投资带来的问题，其实恰恰是因为中国在这些国家投资发展的太好。第五，当中国来重新塑造经济全球化的时候，怎样才能让经济全球化走得更好、走得更远。 一、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社会造成的冲击 经济全球化是从发达国家开始的，美欧日大企业是始作俑者。像皮尤研究中心等美国许多民意调查研究中心就做了调查，在二战后经济复苏和后来经济高速发展的年代，所谓的中产阶级一直在西欧和美国都是居民中间的大多数。但进入本世纪以后，特别是2015年以后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之后，中产阶级的规模大幅度萎缩，皮尤调查显示规模已经不到一半，在1960和1970年代的时候，大概美国所谓的中产阶级在60%多，他们下降了百分之十几。 除此之外，还有所谓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平均收入这些年也在大幅下降，大概从2007年以来受到了房贷和房地产市场价格暴跌的影响，美国中产阶级的中位数家庭收入大概下降了28%。同时美国的贫富差距在迅速拉大，过去已经进入了中产阶级阶层的人，又回归了无收入或者底层收入的人群。中产阶级萎缩发生在其他发达国家。德国的中产阶级从1991年占居民的60%降到了2013年54%。而在日本，2011年以后社会最大的变化就是中产阶级萎缩，中产阶级从原来的中等收入的人口变成了贫困人口，年收入在五六万美元以下的中低阶层已经占到人口八成，整体来讲所有国家情况都很严重。 无论是美国、欧洲还是日本的中产阶级萎缩，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跟制造业的衰败紧密相连的。1953年时，美国制造业比重曾经高达32%，在1979年时，美国的制造业就业总量吸纳了美国26.4%的劳动力，但是到了2018年，美国制造业就业比重仅占美国劳动力就业的8%，和美国最高的制造业就业人数相比下降了大概24个百分点。1973年，日本的制造业就业比例是最高的，占到27%，之后不断下降，到1994年的时候下降到23%，现在更低。在欧盟的15个国家中，制造业比例最高的是1970年，当时制造业就业占到30%，但现在在10%左右。 与此同时，在整个GDP国内经济总值的比例上，服务业的比重越来越高，现在在这些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服务业占的就业比重和价值比重已经超过了80%。服务业和制造业相比，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服务业工资水平一直远远低于制造业，因为服务业劳动力可替代率很强，这件事情在欧洲表现的更加严重。因为随着欧盟的东扩，越来越多东欧国家的劳动力迁徙到了西欧，形成了工资成本上的一种竞争，使得在服务业里面的就业成本不断的下降，而这些服务业就业人群领到的工资也不断的下降。 正是因为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的变化形成了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这一切又都源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一种所谓“新自由主义”思潮，新自由主义思潮就是排斥政府干预。从二战结束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左右，基本上西方国家流行的都是凯恩斯主义，而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核心就是政府干预，国家干预主义。国家干预主义确实在二战结束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促进了当时的经济复苏、经济回升和经济增长，但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从二次石油危机之后，在西方这些发达国家都形成了一种经济滞胀。这种滞胀现象是凯恩斯主义当年解释不通的，因为根据凯恩斯主义的解释，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之间有一种替代关系。如果想维持比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可能就得在通货膨胀上稍微放松一点，有一点通货膨胀。因为当时的很多经济学理论认为通货膨胀是刺激人们消费和投资的一种机制。所以大家都认为那个时候既然经济和收入增长都很快，有一点通货膨胀可能没什么问题。 但是在七十年代之后，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就出现了经济滞胀。在这种背景下，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就有一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登台，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上台和美国总统里根的上台代表了一种所谓新自由主义的回归和革命，打破了在欧美国家战后时髦了三十年的凯恩斯主义传统。所以八十年代之后的经济政策就成为了抛弃国家干预主义，恢复市场至上，让企业主宰市场的做法。 正是这样激进的非黑即白逻辑，害了西方国家的经济。这种背景下，他们要撇开市场闹革命，让市场决定一切的做法大大提高了企业的效率，因为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让企业去主宰市场的话，效率确实大大提高，但也促成了企业在市场上的扩张，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价格垄断。而且随着全球市场的开放，企业在市场上迁徙能力增加，企业可以随时以搬迁来威胁员工发更低的工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企业的工资成本在不断的下降，利润和资本回报率在上升，企业高管收入不断增长，社会分配开始失衡，社会分配逐渐向一小部分人倾斜。原来西方社会里这种社会稳定的基石，也就是庞大的中产阶级开始萎缩，社会的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 在这种背景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占领华尔街”等社会抗议行动，一些民粹主义政治家似乎看到了机会，他们利用民众对全球发展的不满趋势，煽动民众起来反对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把这些现象都称为是全球化的罪恶和全球化造成的后果。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丁一凡 二、在这种过程中，其实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这种差距在迅速的缩小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几乎同步，一改革开放就吸收了很多外来的资本和订货。当时八十年代中国的生产能力还比较低下，我们当时参与了经济全球化的时候，承担的是整个全球供应链里面最低端的生产。与中国改革开放同时发生的是乡镇企业崛起，乡镇企业有很多都是搞这一类加工的，给国际市场提供了大量的廉价的产品。在这个过程中，全球化大大加快了中国工业化的步伐，当时中国的工业产出在1980年的时候，只有1800多亿人民币，到1997年的时候就增长到了2.6万亿，到2018年时就增长到了10万亿，到2017年时就增长到了24万亿。 最开始中国的出口是低端工业产品，外汇是有限的。但是后来随着工业化和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升级，不一样的出口价值使得我们的出口额大幅增长了。1980年时我们的商品出口大概是181亿美元，到1997年增长了将近10倍，到了2008年商品出口超过了1.4万亿美元，2015年增长到了2.2万亿美元。正是世界经济的全面开放和全球化的发展，大大促进了中国工业化的发展，外部需求的持续增长支持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也支持了中国的工业化。不仅我们的对外出口总额在大幅上涨，经济增长这么多年来，出口还一直在增长，这恰恰说明了我们的工业制造在不断的升级换代，我们在不断的往高端制造业攀登，出口附加值和总额不断的增长。中国才能在这个基础上使得商品贸易出口这些年来一直在增长。 2008年发生了国际金融危机，中国趁着刺激经济计划大大加强了基础设施的投资，经济发展之快远超国人的想象。2008年时，中国GDP是30万亿人民币，十年后到201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90万亿人民币。世界上其他的发达经济体都停滞不前没有变化，甚至有些国家在退步。欧盟从当时19万亿美元下降到了18万亿美元。日本的GDP在2008年的时候，是5.04万亿美元，到2018年倒退到了4.98万亿美元。只有美国还稍微增长了一点，美国的GDP从2008年15万亿美元增长到了2018年20万亿美元，但制造业价值没有明显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在服务业和金融业里面的一些变化。而2008年到2018年，十年期间美国国债增长了10万多亿美元，它的GDP增长了5万多亿美元，但是它的国债增长了10万多亿美元。全世界的发展趋势在2008年危机之后都是停滞的，只有中国十年涨了三倍。 中国的经济发展更体现在质量上。基础设施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很重要的东西，以基础设施为例，2008年举办奥运会的时候我们只有一条高铁，就是北京到天津的高铁，只有100多公里半小时行程。十年后的2018年，我们已经建成了3万多公里的高铁线路“八纵八横”，是全球其他国家高铁之和两倍还多。同时我们还建成了大量的高速公路和机场，使得中国的交通基础设施一跃成为世界最发达的系统，现在我们的交通系统无论是高铁、飞机、高速公路都好于发达国家。 中国的通信基础设施在这十年中也发展起来了。到今天中国98%的领土都被4G通信网络覆盖了，因此我们才能够发展电子支付体系，二维码认证体系。出现疫情的时候我们开发出了各种各样的健康码服务于掌控疫情的扩散，这些技术的基础就是通信设备的基础设施。其实看到了在那些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和欧洲，现在日本也是每天以一两千人的速度在迅速的传染，而他们的控制能力要大大低于中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通信基础设施不如中国发达，他们的控制手段当然就不如中国好。 总体来讲，中国成绩斐然的科技现代化让这些国家更为担忧，5G通信会使“中国制造”再上一个台阶。5G通信和4G通信相比，对工业来说5G通信大大改善了工业化的水平。现在码头上用的这些自动化的设备完全是用5G来完成的，整个港口的运输和搬运全部是无人和自动化的。现在正在做的就是矿山，现在通过5G设备可以让整个矿井全部用机械化来运作，而机械化的指挥是通过5G来完成的，从安全性、可靠性等各方面都是特别大的进步。下一步5G还会应用到智慧城市、无人驾驶，城市机器人送货和物联网等领域，所以，等到这些应用场景都发展起来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便利程度都会更加提高一层。这些事情决定了中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差距在缩小，而他们在技术和财力方面也都落后于中国。 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和西方国家的贸易摩擦肯定会不断增加，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我们还是享受发展中国家待遇。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和这些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是在所难免的。这是第二个部分，这里有一个图表，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挖掘了全球制造业的比例，说明了中国正在回归历史舞台的中央，1750-1800年的30%多，之后就是鸦片战争，中国的制造业不断下跌，工业落后和战争赔款使得我们失去了工业化的机会，中国的比例不断下降。1860年之后降到20%，1900年降到了5%左右，1938年到1950年我国制造业在全球市场上占的比例只有2%左右，但之后中国的制造业比例不断上涨，2018年后中国制造业在世界上的占比已接近30%，很快中国制造业在世界上所占的比例就要恢复到历史上的荣光，恢复到市场上最辉煌的时期。 全球制造业比例（来源OECD） 三、疫情使得欧美国家多了一些与中国脱钩的借口 疫情凸显了美欧等国对中国的依赖。在对付疫情中间，美国的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产生了很多的摩擦，有一次纽约州的州长科莫无意中说出了，美国本身能力不足，什么事情都依靠别人，特别是中国，从疫情初期的口罩，到给医护人员的防护用品，到给感染者维持生命的呼吸机，甚至核酸检测的原料都要从中国进口。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的议员们说这件事情变成了国家安全的事情了，特别是他们发现在他们的医药原料中，85%以上从中国进口，对中国的依赖严重。所以他们开始要酝酿、要立法来保证国家安全，强迫他们的企业回归。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是他们发现在2008年那次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一下子加大了对美欧市场的投资，兼并了很多需要境外投资者摆脱困境的好企业。 这次他们发现疫情会造成相似甚至比上次更严重的后果，所以他们开始立法排斥中国投资，严禁境外资本趁疫情去兼并他们的企业。促进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现在似乎在美欧的西方世界不太流行了，新的凯恩斯主义正在回归。他们认识到这个问题很严重，一方面他们要利用国家干预主义的工具防止中国收购兼并他们的关键企业。另一方面如果经济危机严重，当这些关键企业陷入财政困境的时候，他们要使用国有化的方法收归国有。这种方法都是当年凯恩斯主义盛行的时候曾经采用过的方法。 在中美贸易战升级的同时，美国人越来越多的使用司法和金融管辖手段强迫中国和美国全面技术脱钩。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技术、产业链是相通的，现在他们很担心这些事情对中国实力增长的帮助，所以它要跟中国全面脱钩。最新的一个消息，Tiktok被特朗普瞄中了，也是使用行政手段来禁止中国公司在美国的运行。如果按照过去市场主导全球化的力量，让市场决定的话，实际上Tiktok在美国的发展非常好，现在它的使用人数和发展趋势都是要大大超过了过去耳熟能详的美国的互联网企业，这就说明它现在很担心中国在这些互联网技术上，要超越美国，对美国市场要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在这个背景下，美欧这些国家都想要打破原来的全球化格局，重新塑造产业链，但这可能使得整个过去已经构建起来的全球产业链的效率降低，而发行的货币就可能对这个市场产生巨大的通货膨胀。过去从2008年那次危机以来美国欧洲就已经滥发了很多货币，但之所以没有引起马上的通货膨胀，是因为当时的贸易比较自由，大大促进了中国这些国家给他们提供的廉价产品，但是如果现在有更多的贸易战，同时他们有行政规定和法律规定来强行的切割这个产业链，比如要形成全球的三个产业链，东亚一个产业链，欧洲一个产业链，北美一个产业链。整个的工业制造的效率会大幅下降，成本会上涨，再加上宽松的货币政策，未来的通货膨胀是可以预期的，所以是非常危险的。 尽管他们用行政手段做了这些事情，中国的市场吸引力仍然很大，所以今年以来尽管逆全球化的趋势很猛，但是跨国公司仍然是对中国市场恋恋不舍。实际上从四月份以来来中国直接投资的外来资本还是在上升的，甚至超过了去年的水平。这在全球跨境投资在大幅萎缩的情况下，是非常反常的现象。这充分说明了跨国公司还是很看重这个市场，尽管他们的政府采取各种各样的行政措施和法律手段，但并没有马上阻止这些企业继续到中国市场来寻求利润。 四、中国投资在发展中国家的成功让发达国家很忌妒 上次危机以来中国最成功的不仅仅是国内经济上了一个台阶，同时依靠着“一带一路”的投资，使得我们不再单一的依赖贸易出口和欧美市场。从上次经济危机后，我们可看出欧美市场的需求不可能继续无限增长。“一带一路”的倡议，在某种程度上使我们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往来部分的弥补了对美、对欧出口的那些空缺，我们不仅做了“一带一路”，帮助这些国家有了基础设施的发展，然后在基础设施发展的同时也向这些国家出口了很多机械，让这些国家能够完成投资项目的基础建设，对我们的出口方向多样化都非常有帮助。 中国在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沿线国家都建了很多的中国产业园，某种程度上是中国过去办经济特区的方法来做这些事，使得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迅速发展，很快形成了集约化的力量。有些国家比如埃塞俄比亚曾经是非洲最不发达的国家，中国帮助它建立的东方工业园，使得埃塞俄比亚十年到十五年间迅速的发展起来了，变成了一个非洲中等收入国家典范。美国这些西方国家是不愿意看到中国的投资能够成功的帮助这个一个国家，所以开始有一些破坏活动，比如美国人成立的海外埃塞俄比亚联盟。现在西方在发展中国家拥有比中国大的话语权，在不断的抹黑中国方案，比如说中国的援助和投资都是债务陷阱。这些发展中国家当年都是殖民地国家，他们用的语言还是英语、法语等前宗主国的语言，它们的媒体和舆论到现在为止还是受着欧洲国家的影响。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话语权仍然对这些事情起到很大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未来中国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扩展话语权，能够让我们帮助这些发展中国家的项目不是受到指责，而是证明它的生命力和对当地的帮助。 五、如何才能让中国版的全球化走得更好一点 一是要防止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错误，上一轮经济全球化造成了对发达国家一个很大的问题，让企业自身独占市场的结果就是让贫富分化越来越大，它会让整个利润分配上一家独大。我们要防止犯同样的错误，在“一带一路”的过程中，要让市场和政府都深度参与所有项目，政府可以协调，使得这些“一带一路”产生出来的效益在社会和政府之间会有一定平衡，不让其只对某一方面有利。 二是我们要在美欧西方国家想去搞成地区产业链的过程中，健全中国自己的产业链，要防止出现孤军深入的错误。有可能有些企业像华为，它的技术发展特别精尖，但同时它严重的依赖于全球产业链，它没有把国内自己的生态比如半导体产业链培养起来，这种情况下它就出现了孤军深入的情况。当别人把你供货网络割断时，就有可能中了别人的埋伏。所以未来我们在发展产业上面要考虑到整个生态。 现在我们强调内外循环，其实内循环很大程度上就是要考虑到内部的产业链要怎样能够比较完善，不被外部冲击而影响到整体企业。内部循环在保持我们的社会凝聚力上也有很重要的意义，就像前一阵子总理讲到，我们仍然还有6亿人口的月平均收入在1000人民币左右，需要形成内循环，拉动这些人就业，甚至提高他们技能和增加他们收入。外循环更不用说了，中国仍然是全球第一大的商品贸易大国，外部市场对中国的发展和工业化升级都很有意义。 在保证外循环的同时，我们还要有控制部分转移生产，我们要让工业化产生的利润能够受益于部分的工业转移的进程，以此来建设我们的“朋友圈”，别人跟我们一起受益，而中国现在是有这个能力的，所以我们现在转移生产，我们去搞产业园帮助他们工业化，某种程度上都是让他们分享工业化的利润。 最后一点，中国的内部要追求质量和效益，但是过去在对外投资的时候，有时候几家中国企业在那里拼命竞价，一旦中标后又因价格太低而只能粗制滥造完工。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有时候也会遭到一定的质量诟病，过几年可能就出问题了。所以我们要维持在外部的形象，否则的话就会变成自己国内已经发展的很好了，但是在海外的形象仍然还是一种廉价产品的代表。改变这种象征，不光是我们自己发展的好，还要改善在对外投资过程中的质量，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这些问题，在结束之前，再回答一下大家的几个问题。 问答 问：政府的经济干预越来越多，是不是已经不存在实际意义上的自由市场经济了？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之间正相关吗？ 丁一凡：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之间历史上曾经被认为有一定正相关的，但滞胀否定了这种说法，未来出现同样问题时候要看我们中国政府处理这个问题是不是比其他的欧美国家、日本等国要好一点。从政治上讲，其实这些欧美国家都有利益来搞一点通货膨胀，因为如果完全没有通货膨胀，他们这么重的债务是减不下来的。当债务太重的时候，他们总是要人为的搞一些通货膨胀，使得实际债务比重不断的下降。通货膨胀可以帮助把GDP的分母做大，债务的分子就显得小了。到一定的时候，就可以解决债务不再上涨的问题了。所以未来要担心通货膨胀出现在发达国家反过来对我们的影响。因为从现在他们对我们的防范，他们对全球化的管制，他们对我们贸易的管制都证明实际上他们已经放弃了这种自由市场的经济，因为他们觉得自由市场经济对中国有利而非他们，从这个角度上讲，他们变得越来越政治化。 问：现在我们学习西方国家的股份制改革是不是需要调整了？中国如何在中美脱钩和新冷战中胜出？ 丁一凡：股份制改革这件事本来就有不同理解，我们没必要拘泥于美国模式。以华为来说，它就不是一家美国股份制公司的构架，但是它仍然是全球最成功的技术企业。我们不必在这些经济发展方面受困于某一种企业的形式，有时是一种对西方盲目崇拜的结果。 关于中美冷战和脱钩问题，只要我们政府更加重视基础研究，企业更重视技术的研发，中美脱钩也不会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美国现在的想法其实已经是一种自杀式的想法，宁可自己有巨大的损害，也不让你正常的发展，说明它已经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其实中国正面临着一个最好的去吸引外来人才开发的时代，欧美经济都在长期衰退，在这种背景下，那些研发人员想做的事情就是把他们的成品，能够迅速的搬到市场上去它普及和赚钱。只有中国现在有这种条件满足他们。最有名的就是前一阵子到中国来，加入小米的Daniel Povey，他是在人工智能、语音识别方面的全球大拿，基础的这些软件都是他编写的，他到中国来加入小米实际上说明了世界顶尖科学家对欧美的不满，所以越来越多的人会跑到中国来寻找发展机会，这应该是中国的一个历史机遇。所以我们不应该太担心，和美国脱钩了以后没有新的技术来源了，那是以前的事情，不会在未来继续发生了。 问：人口红利消失，产业链升级，如何超越中等收入陷阱？ 丁一凡：我来回答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中等收入陷阱是有点耸人听闻的说法，其实世界历史证明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所讲的中等收入陷阱的例子只存在于两个地方，一个是拉丁美洲，一个是有些当年的东南亚的国家。他们没有技术，靠某一些资源，在某一种特定的情况下突然的爆发起来了，后来他们永远走不出来了。这个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或者说经济学发展理论上没有任何意义。拉美国家突然一下子变成中等收入国家是七十年代石油危机时借了很多廉价的美元搞石油资源开发，当年巴西、墨西哥这些国家皆是如此。但是在八十年代之后，美元突然升值，同时石油价格暴跌，它们就陷入了债务危机。债务危机之后美国利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他们搞债务重组，强迫他们变卖国家资产，使得这些拉美的发展中国家就陷入了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这些都是孤立的例子，说明不了经济发展的规律。中国发展的路子完全不是这样的，中国是靠着工业发展起来的。 问：现在我们的房债透支、国外出口受阻、地方债风险影响投资，如果三驾马车失灵，中国的经济如何破局的问题？ 丁一凡：其实从债务的情况来讲，是别人在故意的放大中国的债务水平，中国的债务水平是可以控制的。比较一下现在和九十年代的债务重组时的情况，那个时候的债务情况其实比现在更让人担心。我们在债务重组的过程中收回的资本，好资本的比例远远超过美国的那些债务重组过程中的比例。美国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时候，也曾经出现过几次债务重组，他们的债务重组之后的好资产的比例比我们要低得多，如果现在需要债务重组的话，其实还是能够使得许多东西能够起死回生的。而政府的财政能力还是有手段来给这些银行重新注资，现在国有大银行还不需要政府重新注资恢复到可信的资产负债的情况。舆论有时候对我们的经济困难夸张得太多了，相比全球，我们现在无论从投资，无论从债务还是发展方向上，我们的余地都比他们大得多。所以，未来十年，大家可以重新看一下，未来十年大概率是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未来十年大概率是中国的技术会领先全球。
2020年8月20日，由湖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湖州市房地产业协会主办，乐居长三角、、透明售房网湖州站承办的“长三角新势力”主题活动在上海盛大开启。湖州市房地产业协会秘书长、透明售房网湖州站副总经理陆昕 在下午举行的湖州价值闭门会议上，湖州市房地产业协会秘书长、透明售房网湖州站副总经理陆昕对湖州人居住市场做出解读。 她表示，随着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展，三省一市各扬所长，湖州将迎来城市发展机遇。 在区位上湖州位于三省交汇之地，是长三角的几何中心及重要交通枢纽。随着交通条件的完善，湖州将是长三角城市群中一个与五大城市形成1小时交通圈的城市。 因此近些年来，湖州在经济和人才方面的表现都非常出色。湖州虽然经济总量小，但增长速度位居全省第二，并且吴兴区成为湖州经济发展的主战场，表现突出，呈稳步上涨趋势；湖州的常驻人口增量全省排名第五，人口吸附能力较强。 从湖州的规划分析，湖州位于长三角中心区域，苏浙皖交汇之地，实施承沪融杭、接苏启皖、环湖协同的区域协同策略，正加快融入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协同发展格局；致力打造现代生态型湖滨大城市。 现在湖州境内的南太湖新区将被建设为“浙江省大湾区五大新区之一”，定位长三角区域发展重要增长极、浙北高端产业聚集群、南太湖地区美丽宜居新城区，并且坐拥国家级湖州经济开发区、国家级湖州太湖旅游度假区，将引领未来湖州发展。 现在湖州的房价远低于周边长三角城市。 自2017年来，湖州政府也不断推出人才购（租）房补贴、湖州“人才新政4.0”、湖州住房公积金调整等政策，市场政策整体宽松，不限购、不限售，人才引进政策力度大，促进了本地的良性发展。 湖州的商品房市场和住宅市场自2016年开始量价齐升，发展态势向好。其中，住宅市场供求关系近2年趋于均衡。 目前，湖州住宅存量处在18个月左右，整体可控。住宅成交呈现以下特点：100-140方为绝对成交主力，200万以下为主力成交总价，改善市场较为广阔，且不断有上海、杭州、苏州等长三角投资客入场。 吴兴区成为湖州商品房市场和住宅市场中表现较为亮点的区域之一，市场容量和成交量可观；南太湖新区成交总价处于领先，均价最高；南浔价格相对低位，投资潜力巨大。 最后，陆昕用三句话表达了自己对湖州的展望：湖州将借助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机遇，依托价格洼地优势，激发市场潜力；湖州市场逐渐回归理性，量升价稳，向好发展；湖州将依托优质环境资源，打造品质人居环境。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发布新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提出以一年期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20日发布）的4倍为标准，确定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 靴子落地，市场非但没有松一口气，反而陷入更大的不确定性之中。下调民间借贷利率上限，会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具体影响几何，却只能等现实来揭晓。相比后续影响的复杂性，本文只能就一些相对明显的问题尝试做一点解读。 持牌机构不能独善其身 最高法限定民间借贷利率，持牌金融机构不可能独善其身。 在新闻发布会中，最高法已经明确下调民间借贷利率是基于“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激活市场主体活力”的大局和逻辑，这个大局和逻辑同样适用于持牌金融机构，甚至可以说持牌金融机构更应该去主动服务这个大局。 以2020年7月一年期LPR的4倍15.4%为限，调整后的民间借贷利率已经明显低于不少持牌金融机构的利率定价水平，不难预计，民间借贷利率下调之后，持牌金融机构利率也会面临很大的下调压力。 比如信用卡的分期利率，现行日息万分之五（年化18%）的定价上限肯定要下调。不说别的，仅就3亿持卡人投诉银行高利贷的担忧，就足以让银行主动下调利率，规避潜在风险。 信用卡分期利率是很多消费金融公司、小贷公司以及互联网贷款产品的定价基准，信用卡分期利率下调，也会带动整个持牌放贷机构体系的定价下行。 一旦利率定价大幅下调，会对“高进高出”的商业模式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那些不能迅速压降综合成本的贷款机构会被快速淘汰出局。在实践中，降成本非常困难，短期内只能通过挤压利润的方式来确保定价合规。所以，未来一到两年内，持牌放贷机构的盈利水平会出现趋势性的显著下降。 放贷机构盈利水平下行，又会通过产业链挤压上游供应商利润，倒逼贷款导流平台、金融科技服务商下调收费标准，继而引发导流平台、金融科技服务商的优胜劣汰。 一只蝴蝶扇一扇翅膀，就能在大西洋引发台风。未来一两年内，我们有望看到下调民间借贷利率上限产生的蝴蝶效应。 普惠金融的倒退？ 从业者喜欢用“高风险高定价”为高利率辩护，要普及高风险借款人，就必须允许高定价，否则商业模式不可持续。限制高定价，必然会限制贷款的普及范围。 实践中，根本不存在又普又惠的金融模式。放松利率管制，是牺牲“惠”实现“普”；下调定价上限，则是牺牲“普”寻求“惠”。从这个意义上，下调贷款利率上限，并非普惠金融的倒退，只不过是“普”与“惠”的天平发生偏移，从一端移动到另一端。 天平的偏移，必然会对金融体系产生冲击和洗牌效应，但决定天平转移的驱动力量从来都是实体经济。当限制利率定价利好实体经济时，就会限制利率定价，至于金融机构的利益受损，只要不引发系统性风险，也只会被视作变革的必要成本。 毕竟，金融从属于实体经济，金融体系让利实体经济，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下调民间借贷利率，一定能换取实体经济更大的利益吗？这个账没人算得清，只能说，相比前几年，下调利率更能利好实体经济的概率在变大。 先说小微企业融资。随着普惠型小微贷款成为银行业的硬指标，大量低息资金涌入小微贷款市场，也激活了非银放贷机构发力小微金融的积极性。可以说，小微金融市场的资金供应是相对充足的，融资难的问题已明显缓解。 此外，考虑到目前的经济形势，小微企业经营困难，盈利能力持续下行，定价利率高于16%的贷款，对小微企业而言算不上支持，更像是饮鸩止渴，与扶持小微企业健康发展的本意背道而驰，不要也罢。 从数据中看，2020年1季度，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在营收中占比仅为10%左右，根本无力负担16%以上的贷款。 再说个人贷款。下调利率上限，肯定会把一大批借款人踢出借贷市场。但只要你把限制理解为一种保护，也就说得通了。 消费固然重要，高息贷款驱动的消费并不值得提倡。尤其随着居民杠杆率的提高，限制中低收入群体的负债行为，已经被视作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确保金融体系健康发展的一部分。 谁是受益者？ 任何一项政策，都有相对受益的一方。 就这项政策而言，中低风险借款人群体是最大的受益者，借款成本显著下降，借款体验也会有显著提升。就金融机构而言，以15.4%为基准，包括银行在内的所有放贷机构都会受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同，也会产生相对受益方。 如果把这项政策对放贷机构的影响比作小行星撞地球，所有能活下来的物种都可视作受益者。 银行仍是毫无疑问的受益者，用“人择原理”的理念说，如果这项政策影响到银行的生存，这项政策就不可能出台。虽然银行也有高息贷款业务（信用卡分期、助贷与联合贷款），但低息贷款仍是主流。限制高息贷款后，银行业的营收、业务规模会受一定影响，但不会伤及根基。 消费金融机构，也算受益者，毕竟有消费金融牌照加持，最坏的结果就是控制权转让，不存在倒闭退出的问题。不过，银行系消费金融公司可能会受到明显影响。 多数消费金融公司的大股东是银行，而银行之所以成立消费金融公司，一个目的是跨区域经营，另一个则是差异化经营，覆盖中高风险的借款人。如果定价限定在15.4%以内，银行会倾向于自己搞定借款人，给旗下消费金融公司导流的必要性就不存在了。 小贷公司会迎来大洗牌。小贷公司的牌照含金量不高，遇到冲击缺乏牌照加持，全靠自身抵抗力，必然有大量小贷公司要退出市场。 此外，从产业链分工的视角看，资金主要集中在银行，流量主要集中在互联网平台，理论上讲，除非背靠流量平台，大量的小贷公司在产业链中并没有差异化优势，退出市场也是迟早的事。 以4倍为上限合理吗？ 就这项政策而言，有很多人质疑“以4倍为上限”的合理性。为何是一年期LPR的4倍呢，5倍不行吗？ 此次以4倍为上限，是援引1991 年最高法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中的相关要求，而1991年提出的“4倍利率上限”，基本是个拍脑袋的决策。 那为何还要援引一个拍脑袋的惯例呢？因为利率上限界定了高利贷的边界，而对高利贷的限制更多的是个社会伦理问题。社会伦理，基于一种约定俗成的惯例，初始设定不重要，遵循初始设定才重要。 从历史上看，人们会出于不同的理由来限制高利贷，有的基于宗教教义，有的基于哲学理念，有的则基于社会分配的主流思想。一如凯恩斯所说： “利息率不会自我调整到最好的水平来符合社会的好处或优势，而是会经常上升到较高的位置，所以明智的政府都会通过法令、习惯甚至道德的制裁来对此进行约束控制。反对高利贷的规定是我们所知道的有记载的最古老的经济实践。” 亚里士多德也曾明确提出“最可憎恨的一种，而且是最有理由被憎恨的，就是高利贷”的理念。某种意义上，对高利贷的限制，是社会大众追求公平与平等的一种具象化表现。 这几年，高利贷、暴力催收之所以引发社会舆论广泛关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些事件引发了人们内心深处的伦理正义，即高利贷是不正当的。 经济是社会的子集，经济世界中的自由竞争观念是不能对抗社会层面对公平与平等的要求的。所以，不论从业者怎么从经济效率、普惠金融的角度辩解，都于事无补。 最现实的做法，就是接受现实！
2020年8月20日，由湖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湖州市房地产业协会主办，乐居长三角、、透明售房网湖州站承办的“长三角新势力”主题活动在上海盛大开启。 在下午举行的湖州价值闭门会议上，湖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陈明法发表讲话。湖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陈明法 他表示，湖州市位于浙江北部、太湖南岸，是环太湖地区唯一因湖得名的城市，山水清丽，生态和谐，谓之“五山一水四分田”。全市拥有太湖旅游度假区、安吉灵峰旅游度假区两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安吉龙王山、长兴扬子鳄2个国家或省级自然保护区，湖州梁希、安吉灵峰2个国家级森林公园，德清下渚湖、长兴仙山湖、吴兴西山漾3个国家级（城市）湿地公园，全市森林覆盖率48.4%；并拥有竹乡安吉100万亩大竹海、亚洲第一的天荒坪抽水蓄能电站、国家5A级景区南浔古镇、避暑胜地莫干山，以及长兴十里银杏长廊、金钉子等生态景观。近年来，湖州倾力推进南太湖一体化开发建设，建成了月亮酒店、滨湖大道、渔人码头、图影湿地、湖州影视城等一批优质项目，总投资251亿元的太湖龙之梦旅游综合体也即将全面开园。 15年前，习总书记在湖州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两山”理念就此诞生。多年来，湖州积极贯彻落实，发挥生态文明的先天优势，先后被列为国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全国文明城市、全国首个地市级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国家生态市、国家森林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全国城市综合实力百强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5年后，湖州喊出“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的口号，将“两山”理念再度转化，让绿水青山发挥更大的价值。 多年潜心营建，湖州逐渐夯实了发展基础。去年，湖州全市GDP同比增长7.9%、列全省第4位；财政总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同比增长10.2%和10.1%、均列全省第1位；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0.7%、10.4%和12.6%，列全省第3位、第1位、第2位。今年，新冠疫情的防疫“战争”中，湖州全城百姓众志成城，全力以赴守住了浙江“北大门”，是全省病例最少的城市。且在第一季度经济环境因疫情影响，整体受困的形势下，湖州敢于人先，率先通过宏观调控手段刺激经济、复工复产、帮扶企业，实现了2020年上半年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总收入、地方财政收入同比持续增长的良好局面。 就在这样优质的生态环境和与时俱进的城市管理下，湖州的优势逐渐在长三角一体化浪潮中凸显出来。 第一，是湖州在长三角的空间区位优势。从先天的地理环境上看，湖州地处长三角地理中心，距离杭州75公里、上海130公里、南京220公里，是连接长三角城市群南北两翼、贯通长三角与中西部地区的重要节点城市。经过多年沉淀，湖州铁公水综合交通已然发达，已有杭宁高铁和杭宁、杭长、练杭、申苏浙皖、申嘉湖“三纵两横”高速网，商合（湖）杭高铁正式通车，湖州至杭州西高铁也加快建设。今年，沪苏湖高铁也正式开工建设。未来湖州每个区县都将通高铁、都有两条以上高速公路，到上海只要30分钟、到杭州只要20分钟、到南京只要40分钟、到合肥只要1个多小时，大大缩小了与多个重要城市间的空间距离，同时享有几个同城化都市圈的红利。借此，湖州即将成为长三角少数处于十字高铁枢纽位置的城市之一。 第二，是湖州在城市规划管理上的优势。目前，湖州政府正在系统谋划全市生产力新的布局，提出了“一湾极化、两廊牵引、多区联动、全域美丽”的建设方向。所谓“一湾极化”就是依托拥有65公里太湖黄金岸线的湾区，打造长三角区域发展重要的增长极、浙北高端产业的集聚地，建设长东片区现代化CBD、太湖龙之梦超级文旅中心。“两廊牵引”就是借助沪苏湖高铁、商合杭高铁、宁杭高铁来打造沪苏湖绿色智造创新廊道、宁湖杭生态科技创新廊道。“多区联动”就是要盘活各区各行业优势产业，发展新能源汽车及关键零部件、数字经济、高端装备、生命健康等产业。最终，在全市域打造美丽繁华新江南，建设长三角中心花园，实现“全域美丽”。 第三，是湖州在人才引进战略上的优势。古人说“行遍江南清丽地，人生只合住湖州”，自古湖州就是文人才俊流连之地。而今年开始，除了继续发挥自身极具魅力的生态优势，继续施行人才购房优惠等人才引进政策，湖州还开始规划营造5座“创谷”，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其中，弁山“云起谷”位于湖州中心城区，计划承接高端科技、高端商务的植入。西塞“科学谷”规划布局一个“亚洲最美大学”，聚集高新科学人才。阳山“时尚谷”将在未来云集各地时尚美妆企业。顾渚“画溪谷”将以文化创意为定位，招揽青年英才，发展创意产业。莫干“论剑谷”欲吸引优秀的中青年经济学家，打造思想与智慧的高原高峰。 第四，是湖州在现代化产业赋能上的优势。近年来，湖州紧紧抓住长三角一体化的历史机遇，跻身上海“1+10”同城化都市圈、“1+8”大都市圈、G60科创走廊共建城市。这片土地诞生了浙江五大新区之一的南太湖新区，孕育出“中国童装之都”织里镇、南浔区“中国木地板之都”、德清县地理信息产业园省级高技术产业基地、长兴县“中国绿色动力能源中心”、“中国竹乡”安吉县。在大力推进现代化新兴城市建设的今天，湖州的新能源产业、绿色产业、休闲旅游业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得益于城市的日益繁荣，湖州的城市区位日趋成熟，加之人才引进、招商引资等长效机制的运作，近年来除了吸引诸如融创、恒大、大家、保利、碧桂园等品牌房企纷纷拿地入驻，还有外部地区的众多购房者、投资客也怀揣对绿水青山的向往，进驻湖州。本地房地产市场稳步成长，量价齐升。今年，即便经历疫情考验，部分区域上半年成交总量仍旧超过去年同期，顺利度过疫后恢复期。目前中心城市新建商品房均价约1万3千元/㎡，且无限购政策，市场环境宽松，在周边杭州、上海、苏州、嘉兴等长三角城市中极具宜居优势和升值潜力。 今天，我谨作为参会代表在这里介绍湖州这座城市，湖州的城市价值在于她的美丽、努力、生命力，但又远不仅于此。今年，习总书记时隔15年再次亲临湖州考察，对湖州提出了“顺势而为，乘胜前进”的明确要求。湖州也希望可以通过与多城市、多企业的联动，更好地投身于长三角一体化的进程中，实现共赢发展。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