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国经济50人论坛 林毅夫 为庆祝北京大学122周年校庆和纪念五四运动101周年，5月4日北京大学举办“疫情重袭后的全球治理”理论研讨会。面对疫情重袭后世界格局的变化，国内外各领域顶级专家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出发，围绕全球治理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公共卫生等热点话题展开了一场深度理论探讨。以下是林毅夫教授在该研讨会上的发言内容。 自1月初新冠疫情在中国暴发以后，中国政府与世界卫生组织及各国分享疫情信息，并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取得了显著成效，中国的疫情3月份已经到了收官阶段，并为世界各国防范新冠疫情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经验和时间窗口期。世界卫生组织在3月11日将新冠病毒正式确认为全球“大流行疾病”（pandemic），但是绝大多数国家并没有足够重视和采取得力措施，疫情在国际间迅速传播，多国进入暴发期。目前全世界已经有211个国家和地区存在确诊的病例。截止到5月4日，海外累计确诊人数达到348.4万人，为中国累计确诊人数8.4万人的41.5倍，并且海外确诊人数还在继续快速增加。新冠肺炎是百年未见的大疫情，作为经济学家我想就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和应对以及全球治理的完善来谈谈一些看法。 一、 在新冠疫情冲击下的全球经济 一种传染性高的疾病在还没有防治疫苗可用之前，当疫情在一国扩散之后，最好的应对办法是社会隔离和封城、封国措施。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包括意大利、西班牙、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如伊朗、印度、巴西、尼日利亚等发展中国际已经采取了和中国一样的封国、封城的措施。这些措施不仅影响生活，而且，也会对生产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自去年下半年开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发展机构已经多次下调今明两年世界各国的增长预期。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和石油价格的闪崩，导致美国纽约股票市场在三月份的两个星期内出现1988年设立熔断机制以来5次熔断中的4次，道琼斯股票价格指数出现断崖式下跌，在美国股市崩盘的带动下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股市也纷纷下跌。 新冠疫情带来的隔离或封城措施，对已经在下滑通道的经济而言更是雪上加霜。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利率已经是零利率或是负利率，虽然除了采用非常规的数量宽松甚至无限量数量宽松，和高达GDP10%甚至20%的财政援助计划，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出现经济衰退已经是必然。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份发布的预测，今年美国经济可能下滑5.9%，比1月份的预测下调7.9个百分点，欧元区今年经济下滑7.5%，比一月份的预测下调8.8个百分点，全球经济下滑3.0%，比1月份的预测下调6.3个百分点。 不过，目前新冠肺炎病毒尚未研发出有效的疫苗，许多没有症状的感染者具有传染性，并且，只要疫情在其他国家蔓延，会有输入性的风险，可能一波已平一波又起。如果新冠疫情得不到世界各国的合作一道齐心协力防控而至疫情蔓延至明年，甚至像1918年的全球大流感那样在许多国家出现更为严重的第二波暴发，那么，发达国家及全球经济陷入像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并非不可能。 二、 新冠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和应对 今年是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年，为了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今年的增长率至少需要达到5.6%，到2030年以前我国的年增长潜力还有8%，在正常情况下这个目标本来不难达到。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暴发，我国采取了有效的封城封村居家隔离的防控措施，2月份全国处于停工停产的状况，3月份防疫工作进入收官阶段开始复工复产，然而许多出口企业面临订单骤降或被取消的困境，并且为了防控输入性的病例和可能出现的第二波的蔓延，防疫工作常态化，生产生活仍受到一定影响。统计局4月1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1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6.8%，这是1992年有季度统计数据以来的首次负增长。 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各地蔓延，世界贸易组织预测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导致2020年全球商品贸易下滑13%到32%之间，下跌幅度可能超高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贸易下滑幅度。我国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和出口国，今年我国的增长将主要依靠国内市场和需求。考虑到为了防控输入性的病例和可能出现的第二波的蔓延，防疫工作需要常态化，二季度即使全面复工，经济增长可能只是缓慢复苏，全年增长主要依靠第三和第四季度的反弹，如果增长能达到10%，那么，全年的增长率会在3%-4%之间。从我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空间以及政府的执行能力来说，要全年达到5%或更高的增长并非不可能，但那样第三、第四季度的同比增长需要达到15%左右，考虑到全球金融经济有许多不确定性，需要为未来一两年留下一些政策空间，今年勉强去达到5.6%以实现两个翻一番的目标也许不是最好的选择。其实，在全球经济下降3.0%增长的预期下，我国若能达到3%-4%的增长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成绩，而且，明年也只要维持3%-4%，两个翻一番的目标在明年就能实现，何况明年如果全球疫情得到控制，经济复苏，我国经济恢复到正常6%左右的增长的可能性很大，在这次百年不遇的全球大疫情和经济衰退中，10年前定的目标延后一年完成是完全可以理解和接受的。 过去金融经济危机对经济的冲击主要在需求面，这次新冠疫情则同时冲击了需求和供给，农村和城市，国内和国外。受到国内需求锐减、国外订单骤减，许多企业尤其中小微企业更是困难，根据清华大学的一个调查，有85%的民营企业难于熬过3个月，企业破产倒闭会带来失业的增加。 我国政府过去应对危机冲击主要靠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支持投资，稳定经济增长，但是，这样的措施对创造就业和需求会有一个延后期。这次除了已经提出的新基建之外，需要同时支持家庭消费、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对城市的贫困户、中低收入家庭和失业人口可以发放消费券，在农村提高低保的标准和低收入家庭的救助，这样才能启动消费需求，保住中小微企业、保住就业，保证全面脱贫目标在今年实现。同时，在保企业上可以延缓企业贷款本金和理性的偿还，增加给予企业贷款，减免税收和五险一金的缴纳，减免或代缴租金等等。 相信中国有能力在国际经济一片肃杀声中维持合理的增长速度，在世界经济衰退甚至萧条时，仍可以像2008年以来一样，未来每年仍为世界的经济增长贡献30%左右。 三、 全球治理的思考 现在新冠疫情已经扩散到211个国家，波及到贫穷的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在许多城镇几乎没有任何测试设备、任何呼吸机，政府的财政也捉襟见肘，难于投入大量资金来增加必要的防护投入。英国皇家理工学院的疫情专家预测亚洲国家至少会有90万人、非洲国家至少会有30万人死于新冠肺炎。同时，经济下滑也使得许多高负债的低收入国家面临债务到期难于偿还到的危机。 面对这种人道主义的危机，我国可以和其他国家分享防疫的经验，利用强大的口罩、防护服、测试盒、呼吸机等防疫必要物资的生产和供应能力出口支援其他国家遏制新冠疫情，发挥“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人道主义精神，尽量助力其他国家减少疫情对人的健康和生命的危害。同时，作为大国倡导和支持二十国集团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多边国际机构给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的紧急援助和延缓债务偿还等，帮助发展中国家渡过难关。 新冠疫情在全球的暴发提醒人们在二十一世纪物资和生产力水平高度发达的同时，面对像新冠肺炎这样致命的传染病，人类生命和经济、社会组织的脆弱性。除了新冠肺炎之外，在将来人类社会还会面对许多其他致命的传染病以及像气候变暖这样的全球性自然灾害，当然，还有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的挑战。在这些灾害和挑战面前“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措施，既以邻为壑也难于自保，必须各国通力合作才能避免灾难的产生或是将危害降到最低的水平。希望新冠疫情的教训提供了改善全球治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减缓化解未来可能出现的全球危机的契机。 (本文作者介绍：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彭文生 零边际成本带来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网络效应。数字经济的边际成本足够低，甚至是零边际成本，所以能够吸引很多人使用，而吸引越多人，它创造的价值就越高。 01 数字经济的微观效应 在讲数字经济的宏观含义之前，数字经济的一些微观效应同样值得我们关注。简单来讲，数字经济实际上是数字技术和经济互动的模式。那数字技术的应用如何提高经济效率和影响经济结构（包括就业、收入等方面）？数字经济和传统经济活动有何不同？其实有很多的技术进步都会影响经济活动，为何单独强调数字经济呢？这些其实都与数字经济特殊的微观层面特征有关。 非竞争性 数字经济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非竞争性，即数字服务、数字资产或数字商品的使用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的特征。传统经济不一样，比如有一个苹果，我吃了，你就没得吃。但数字经济不同，比如ZOOM软件开发出来后，一个人的使用不影响其他人的使用，也不增加其他人使用的边际成本。有人说数字是当代的石油，是重要的生产要素。这话既有道理也没道理。数字、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投入，影响经济活动的效率和经济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讲，用数字类比石油是对的。但数字和石油还是有着根本性差异，石油开发出来了，我用了一桶，世界上就少了一桶，别人就用不了了。而数字不一样，它是可以重复地几乎零成本地使用。所以非竞争性使得数字经济实现了规模效应。 规模经济 从供给端看，数字经济能实现零边际成本。经济学教科书讲规模经济，规模越大，单位成本反而下降，效率越高。数字经济尤其特殊。当然传统经济活动也有规模经济，比如一家汽车制造厂，从年生产10万辆车到年生产100万辆车，分摊到每辆车的固定成本可能会下降。但传统经济的规模效应是有限的，一个机器的使用率也是有限的。要多生产汽车，就必须要增加更多的厂房，购买更多的机器设备。而数字经济不一样，比如微信能同时服务几亿人甚至几十亿人，它的规模效应非常大。这就体现为所谓的零边际成本。传统经济的边际成本会随着产量和规模的扩大而下降，但不太可能降到零，规模效应也就因此受限。 从需求端看，数字经济有网络效应（可以服务双边市），使用的人越多，对大家越有利，效率就越高。还是用微信举例，我们使用微信是因为身边的朋友、同事、亲人都在用，联系起来方便。如果开发一个软件很少人用，即使免费你也不会用，为什么？因为它对你没有价值。 零边际成本带来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网络效应。数字经济的边际成本足够低，甚至是零边际成本，所以能够吸引很多人使用，而吸引越多人，它创造的价值就越高。 范围经济 还是举微信的例子，微信的用途越来越多，从一种服务扩展到另外一种服务，带来了不同的业务线、产品和服务。这种相互协同可以提高效率。 机器替代人还是赋能人？ 关于数字经济还有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从微观层面来讲，数字经济是否会带来机器替代人？我们是否要担心大规模失业？技术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是否意味着劳动力需求下降、工资面临下行压力？比如美国这次总统大选，有个华裔的民主党候选人叫杨安泽，是搞IT出身的。他认为，特朗普上台的原因在于其抓住了美国贫富差距加大这一主要矛盾，但特朗普发现了症状却诊断错了病因。特朗普责怪外国人抢了美国人的工作，但杨安泽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机器替代人。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的进步，让很多人担心，现在看起来很习以为常的工作未来可能会被技术替代。这些问题对我们思考未来经济发展的路径，其实有非常重要的含义。 历史上，经济学家其实一直有这样的担心，从两百年前的李嘉图到一百年前的凯恩斯，都担心机器替代人。经济学里有个专有名词叫“技术性失业”（Technological Unemployment），即技术进步所导致的失业。所以这种担心是贯穿于历史的，很有争议。 在当下我们如何来看待这个问题呢？这次疫情中的无接触经济带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机器赋能人。机器既可以替代人，也可以赋能人。机器增加我们的能力，提高我们生产的效率。 02 无接触经济启示一： 机器替代人也可以赋能人 机器对人的赋能，体现在很多领域。比如餐饮外卖行业，如果没有数字技术、智能手机、GPS定位等技术支持，那外卖员的配送效率就会非常低；再比如这次疫情下的远程教育、远程办公、远程医疗等无接触经济，它并不是替代老师，不是替代我们这些还在办公的人，医生也没有被替代，这其实是一种赋能。数字技术使得我们在疫情冲击、社交隔离的情况下，还可以继续维持一些经济活动，所以它和人是互补的。当然机器也可以替代人，比如无人物流、无人配送、正在发展的无人驾驶等。大家可能会想，是不是短期来看机器赋能人，长远来看取代人？这种想法似乎有道理，但也没那么简单。其实无论是在近期还是在远期，机器既可以赋能人，也可以替代人。 数字经济：中美之别 来看一下中美数字经济的发展带给我们的一些启示。我去年写过一篇文章，比较中美数字经济发展的差异。我把它总结为中国是劳动友好型数字经济，美国是资本友好型数字经济，也就是说，美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更多的是机器替代人，资本深化替代就业。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更多的是机器和劳动力互补，对劳动是友好的。美国的劳动力替代型数字经济体现为，常规性、简单重复的工作比如一些制造业流水线能被机器代替，同时甚至有一些不是很简单的、重复性的工作，也能够被机器替代。中国的劳动互补型数字经济则体现在一些非常规的服务上，比如说外卖、快递、送货员、专车司机、视频主播等等。 为什么有差异？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从供给端来讲，根本原因就是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比美国低很多。即使在数字经济中，劳动力成本、重要的生产要素的价格仍然是影响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这个道理很简单，同一个机器人在全球范围内是可贸易的，在套利行为驱动下，机器人在全球的价格会趋同，但劳动力的可贸易性要低得多。因此在美国，更多地用机器替代劳动力具有合理性，而在中国，这种成本收益比反而不具有经济性。所以在中国，机器与劳动力更多是互补关系。 从需求端来讲，中美两国的一个重要差异是人口数量和密度。中国城市的人口数量多、密度高，在人口密度高的地方，一些利用数字技术做劳动力的服务很容易就达到合适的成本收益比。以外卖为例，在美国可能要开车半小时以上才能送达一单，成本收益比并不划算，但在中国，一个外卖员或者快递小哥服务一栋楼，可能就足以覆盖他的成本，甚至还能挣他的工资。所以人口密度高、大城市多，也是中国数字技术和劳动力互补的原因，机器可以跟劳动力结合起来，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 中国：数字经济偏向劳动 中国的数字经济偏向劳动。中国的人口密度高，实际上就是中国数字经济的网络效应大。同样一个劳动力，通过数字技术能够服务更多人，提高效率，这就是平台经济模式。一份关于2015年全球独角兽企业的统计数据显示，全球10亿美元市值以上的独角兽有176家，而中国占到了64家，数量排名第一。数字技术跟劳动力的结合，可以充分发挥中国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 这其中还有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那就是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的时代我们怎样才能不被社会淘汰？很多人认为要加强教育和培训技能，才能够不被淘汰。这种观点肯定有道理。但如果仔细想一想，也不完全是这样。 其实我们说机器赋能，实际上是机器降低了对人的技能的要求，不需要特别高的技能，人们就可以成为一个外卖员、快递员，或者做一个网红销售。 过去对出租车司机要求的技能其实是蛮高的，因为没有GPS定位，没有通讯效率高的智能手机，要成为一个好的出租车司机，必须熟悉城市里的街道，才能快速地把旅客送到目的地，这是不容易的。一个出租车司机可能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才能把一座城市彻底摸清楚。但现在不一样了，数字技术的赋能降低了对出租车司机技能的要求。 所以我们发现，反而是一些低技能的工作有了新的就业机会，不容易被替代。有些所谓的有一定技能的工作，却被替代了。因此这些都不是绝对的。 这其实不是新现象。工业革命之前织布纺纱、做木匠，都是需要技能的，需要跟着师傅学习好多年。后来技术进步后，反而对技能的要求降低了。所以纺纱织布在工业革命前是一个高技能的工作，工业革命后没有受过太多培训的劳工阶层，都可以在大规模生产的厂房工作。 从这个意义上讲，技术进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体现，其实是为技能较低的人群提供了就业机会。当然这不代表低技能的人有工作之后收入就高。在工业革命早期，因为一些社会保障、公共政策跟不上，贫富差距成为很大的问题。所以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专门有讲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冲突，但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西方国家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对劳动权益的保护，这样使得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效率提升，对社会公平的冲击就会小一些。同样地，数字技术的发展也带来这个问题，比如零工经济——劳动者不是和某个单位签订正规的长期合同，而是以计件等方式获得收入，这可能会为一些人提供更为灵活的就业方式，但它也带来社会保障、劳动者权益保护等问题。在现在的数字经济时代，大家也在讨论这个问题。 中美数字经济差异之宏观含义 中美之间数字经济的差异，在宏观上的一个含义是什么？美国的数字经济多是替代劳动力，所以对劳动力不利、对资本有利。中国的数字经济多与劳动力互补，所以对劳动力可能反而是有利的，对资本不利。我们可以从宏观数据来验证这一判断。 我们看到，在过去20年美国的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下降，但资本回报率是上升的，当然全球金融危机这些因素导致其间有些波动（图2-3）。所以过去20年美国股市大牛市其实是有基本面因素支撑，也就是美国的资本回报率在上升。 在过去20年的前半段，中国的劳动报酬占比也是下降的，但在过去10年中国的劳动报酬占比却转而上升。有许多因素可以解释这种现象，包括社会保障体系的改善，技术进步对劳动力效率的提升以及中国劳动与技术的互补性等。与劳动报酬上升相对应的，是中国过去十几年资本的回报率下降，所以从长远的趋势来讲，过去20年尤其是2007年以来中国的股市为何没有美国股市表现的那么好，和资本回报率的趋势性下降是有关系的。 这是数字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宏观含义，它会影响到整个经济结构、收入分配和就业。总体来讲，机器替代人带来的失业问题，其实没有像有些人想象得那么严重。机器在某些方面赋能人，就算对于那些受教育水平较低、技能较低的人来说，机器也不一定都是坏事。这还要看具体的技术模式、技术形式的发展。 03 无接触经济启示二： 服务业可贸易 服务业可贸易 在经济学里我们谈到国际贸易，通常会把商品和服务分为两类，一类是可贸易品，另一类是不可贸易品。一般来说商品是可贸易的，所以制造业是可贸易的，比如中国制造的冰箱、空调、手机出口到美国，美国制造的飞机可以出口到中国。 但服务业一般被认为是不可贸易的，因为服务业的活动往往需要人和人之间的互动，而人是不能自由跨境流动的。 这次疫情带来的一个重要启示是什么？就是疫情的隔离措施限制了人员流动，即使是在一个国家内部。这种措施达到的效果类似于国家之间移民的限制，这时我们通过无接触经济、数字经济的应用，使得过去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才能完成的工作或消费，在无接触的情况下也能实现。所以数字经济克服了人员不能流动的障碍，意味着服务业可贸易，使得未来的数字经济的发展突破了我们过去的传统认知。 这几年英文的文献里有一个时髦的词，叫Telemigration，我把它翻译成“远程移民”。这个词的意思是，虽然没有移民，但达到的效果实际上类似于移民。比方说，你人在中国，线上被美国的一家公司聘用。远程移民以及所谓的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的实现，是有一定的技术基础的。我们用ZOOM共享 PPT的时候，就达到了类似现场的效果，大家在自己的手机屏幕上就能看到我共享的PPT。 现在的技术不仅可以实现共享PPT，还能够使得不同的人同时控制一个PPT。比如一个单位的同事，大家远程办公并在线上共享PPT，在大家讨论的过程中，不同的人可以同时在PPT上改动。这样就类似于在一个办公室现场工作的情景了。线上的通讯与面对面的交流差别之一是延时问题，信号延时会使得线上交流可能没有在办公室交流效率高。但随着技术的进步尤其是5G的应用，延时也会降低，线上交流越来越接近现实，这就使得我们的很多服务性工作，不需要从北京飞到上海，或者从北京飞到合肥，也能够完成。所以不可贸易性，它不仅体现于国与国之间的跨境，也体现于一个经济体内部不同地区因为空间距离所带来的障碍，而数字技术能够克服这一点。在过去，服务业在北京和上海之间是不能交易、不能互通的，但现在也可以互通了。 重新思考服务业的角色 服务业的可贸易性会让我们重新思考服务业的角色。从我们经济学的历史来看，传统经济学的思维是看不起服务业的。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里，他讽刺嘲笑乐手、牧师，认为他们不能生产粮食、面包，也不能织布、纺纱，因此是无法创造价值的。再到马克思的《资本论》，马克思说生产活动涉及到服务业、生产需要服务业，但是服务业本身不创造价值，所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仍然是认为服务业不创造价值，虽然他承认生产需要服务业，但即便到了后来，大家仍然把服务业和制造业分开。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鲍莫尔（Baumol）在1967年一篇研究经济增长的论文，讲的就是服务业的生产效率低。书中有个很著名的例子，后来被广为引用，就是虽然过去几百年技术在不断进步，但音乐会的四重奏还是要4个人，并不是2个人或3个人，由此鲍莫尔认为服务业的效率低。但服务业的生产效率低，与其非贸易品的属性有很大关系。那制造业为什么效率高？因为贸易品的生产效率提升快，效率提升快又是因为竞争充分。在中国生产的华为手机要卖到全世界，那产品的竞争对手就会增加，想要取胜就必须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才能赢得更大规模的市场。与此同时，在更大规模的市场，如果企业的生产效率高，那么它就会领先，也就能享受规模经济。 因此对于可贸易品的行业来说，贸易会带来技术外溢，带来新的思维、理念和技术，其成熟业态可能会趋于头部集中。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不可贸易品因为市场规模小、竞争有限，效率提升比较慢，也没有规模经济，技术外溢也有限。比如在北京的服务业，就只能服务北京当地，甚至只能服务北京某一个小区。所以，如果服务业从不可贸易转变为可贸易，或者说可贸易性增强，那对未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结构的影响将非常深远。 数字经济：服务业是劳动生产率的新增长点 过去我们说农业、工业发展提高了效率，服务业效率很难提高，所以服务业很难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但如果服务业可贸易性增加，将会提升整体劳动生产率。 公共政策在这其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可以通过推进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建设等系列措施提升服务业的可贸易性。这次疫情带来的重大影响之一，可能是会促使各国政府加大宽带、5G等数字基建以提升效率。同时公共政策还应促进竞争、降低垄断。这可能会极大影响一些互联网平台企业，比如 Facebook、谷歌，中国的腾讯、阿里等等。这些企业现在已经占据垄断地位，未来他们会是创新者还是成为创新的阻碍，就要看公共政策如何引导。 经济发展模式之辩 在过去，中国等东亚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是什么？制造业和国际贸易是主要载体。制造业的可贸易性带来规模经济和效率的提高，就能够吸收非技能劳动力并推进城镇化，同时通过参与全球产业链，带来新的技术、新的理念、新的思想外溢和技术转移。 在未来发展上，前面我提到数字经济能提升服务业的可贸易性，但数字经济也可能会降低制造业的可贸易性。如果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的进步，使得制造业的生产环节能够完全被机器替代的话，那么美国的制造业企业不需要搬迁到中国或者越南，在本土就可以用机器来生产，因为通过节省运输成本，制造业生产离消费者越近效率就越高。所以数字经济发展可能的一个颠覆性影响，是制造业可贸易性的下降。 关于制造业回流，特朗普想让美国的制造业回流，但短期看不会因增加关税或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就能轻易实现。然而如果我们看远一点，二三十年以后，如果整个制造业完全被机器替代的话，那就是真正的制造业回流了。所以数字经济发展的颠覆性影响，在于颠覆了我们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认知，制造业变得不可贸易或者说可贸易性下降，服务业的可贸易性上升，进而对经济发展模式带来重大挑战。 现在关于落后国家如何追赶发达国家，有两派观点，一派是比较悲观的，认为机器替代人或成为趋势，劳动力成本在制造业的差异不是问题，制造业将会回流。这也就意味着非洲、中东等落后国家或地区，想继续复制中国的发展模式，已经很难实现了。这些落后国家面临的不是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而是低收入陷阱的问题。当然也有比较乐观的一派，认为虽然制造业回流、制造业可贸易性下降，但是服务业可贸易性上升，那些落后国家的低劳动力成本仍然有优势。印度就是靠低劳动力成本提供服务出口的，未来落后国家追赶发达国家可以学习印度经验，靠服务业参与全球市场竞争。 其实不仅仅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之间也一样，如中国内部的上海和贵州，东部和西部。我们过去说随着经济的发展，东部的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我们把制造业转移到中部和西部。但如果未来机器替代人了，制造业就可以放在东部。那西部靠什么来发展呢？答案是服务业。服务业的可贸易性，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重大的宏观议题。 04 生产率与收入分配 为什么劳动生产率增速下降？ 我们继续讨论数字经济在宏观层面的含义。关于国外劳动生产率和收入分配的问题，从图6可以看到，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速在过去10年甚至20年来都在下降，这和我们直观的感觉是不一致的。现在大家都在讲数字技术的进步，智能手机通信的改进，人工智能、机器替代人，那效率肯定是提高的。为什么美国国家统计局计算的劳动生产率增速是放慢的呢？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Robert Solow在1987年讲过一句话，“You can see the computer age everywhere but in the productivitystatistics．．．”那为何微观感受和宏观数据会有偏差？一般有三种解释。 低生产率的三种解释 一种解释是GDP的统计误差，在数字经济时代，GDP作为反映我们生活水平、价值创造、速度提升的指标，它的误差越来越大。因为GDP统计的是一种市场交易行为，但数字经济时代有一些市场交易行为没有价格，或者说价格是0即零边际成本。我们用微信或ZOOM，基本都是零成本。这些活动因为没有市场交易，没有货币化，就很难被统计到GDP中。尤其是一些无形资产创造的价值，例如知识产权、创新、品牌和新的商业模式，也很难被衡量。在传统经济中GDP比较容易统计，如厂房、机器设备、交易、制造业等显然都是以货币来衡量的。 第二种解释是通用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GPT），通用技术影响经济、渗透经济需要时间。过去人类发明电以后，电力对整个经济活动的渗透持续了几十年的时间，体现在劳动生产率方面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也就是说，现在数字经济对生产率的影响可能还没体现出来，未来才能观察到。 还有第三种解释，认为某个或某些领域的技术进步导致整个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增速放慢。这个听起来有点悖论，不同于我们的直观感受。这就是前面提到的Baumol Disease。Baumol 在196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认为，由于不是所有部门的劳动生产率都能提升，一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升，比如说汽车制造行业，机器替代人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否会出现剩余的劳动力呢？如果这个部门生产的产品需求是无限的，那这个部门的效率再提高，也没有剩余劳动力。但一般来讲，人们对某种商品或产品的需求总是有限的。需求有限就导致劳动生产率提高快的部门产生了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就会流向劳动生产率低的部门。因为劳动生产率低的部门，生产的产品供不应求。这会导致劳动生产率低的部门在整个经济里的重要性反而会上升。越来越多的人在劳动生产率低的部门工作，这样我们在计算宏观的劳动生产率时，发现它反而是降低的，这就是Baumol Disease。 Baumol Disease： 低生产率部门重要性上升 技术进步使得低生产率部门重要性上升，这看起来似乎是个悖论，但其实是有合理性的。这背后的原因就是进步部门劳动生产率提升，产量增加，但需求有限，由此就导致剩余劳动力从进步部门转移到效率低的部门。过去人们在用机器织布前雇佣了很多人，但技术进步提高了生产效率，织布就不需要那么多人了，剩余劳动力就转移到其他部门。农业生产也一样，过去中国农村需要大量劳动力在田里耕作才能解决全国温饱问题，后来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剩余劳动力就转移到了制造业。但制造业也一样，冰箱的生产效率提高了，人们对冰箱的需求又是有限的，剩余劳动力就继续转移到效率低的部门，主要是服务业。所以我们说服务业在经济中的重要性上升，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这与收入分配是有关系的。 我们前面讲对就业的担心，其实就是收入分配的问题。数字经济的发展，到底未来哪些行业、哪些人更多地受益？数字经济提升的效率，到底哪些人能够享受，哪些人不容易享受？按照我们刚才的逻辑，就可能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技术进步快的部门可以享受技术进步带来的效益。比如说，冰箱、汽车生产的效率提升很快，但不代表冰箱或者汽车制造业的工资就能上升，反而是那些效率低的部门的工资上升。因为它效率低，供不应求，我们效率提升，业务收入增加，人们就增加对所有商品的需求，那些效率低的商品价格上升会更快，进而效率低的行业工资会上升。 哪些行业/人更受益于数字经济？ 哪些行业或人群更多受益于数字经济？这并不是说技术进步行业就不会享受数字经济的福利，它享受数字经济的前提是供给有限，即垄断。比如说专利权或者关键的技术人员，人的角色不能被替代的行业，如管理者、心理咨询师、体育明星等，这类垄断要么是技术垄断，要么是自然垄断，本质上受益于效率提升。 有一些行业产品需求无限或者近似无限，譬如攀比消费、时尚品牌。作为品牌的著名设计师，每人每年能设计的时尚服装有限，效率不可能高，攀比消费使得产品价格上升，时尚品牌就此受益。 至于零和经济活动，它不创造经济价值、不增加供给，主要在于分配。比如说警察和罪犯就是零和经济，在此并不是诋毁警察工作的重要性，但从经济活动的角度来讲，警察和罪犯的行为是相互抵消的。至于网络诈骗、比特币交易，关于这方面我的观点可能存在争议，我认为比特币交易和一些衍生的金融交易，包括一些期货交易，其实都是零和经济活动。因为一个人受益了，另外一个人就受损，整体上它并不创造新的价值。还有利益集团游说，离婚律师，数字技术、大数据的应用，虽然可以帮助离婚律师打赢官司，挖掘对方隐瞒的财产，但并不创造价值，离婚的双方一方受损一方受益，还是属于零和经济活动。这些活动它不创造价值，也不创造新的供给，所以它的效率低下，但人们反而不断把资源投到这些领域。 数字经济如何影响房地产？ 数字经济时代，房地产既面临有利也面临不利的因素。 有利因素是指土地不可贸易、不可再生，生产效率很低。其他部门生产效率提升，用创造的收入去购买效率较低、供给跟不上的土地，这会对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的房价有推升作用。然而，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远程提供服务成为可能，远程教育、远程办公、远程医疗、在线销售等工作生活方式，使得人们不需要住在市中心，从这个角度看，数字经济的发展对房地产市场是不利的。 数字经济对房地产的影响，取决于有利和不利因素哪个驱动力更强。同时，它也面临着公共政策的问题，假设有利因素更强，土地供给有限、生产效率低，那么技术进步带来的收益都投入土地中，继而导致上海、北京的房价不断上升，这能否被社会接受？能否被公共政策接受？此时公共政策应该发挥什么作用？这也是数字经济面临的挑战。 值得思考的问题 总体而言，这次疫情下值得思考的问题首先是无接触经济，它昭示了数字经济发展的潜力，促使企业和居民等私人部门行为改变，也会激发私人部门增加对数字经济投资的热情。公共部门、数字基建等也会因这次疫情而增加未来的投入。当然它也会带来问题，尤其是个人隐私保护的问题。 这次为了控制疫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个人隐私实际上是严重侵犯的。现在大数据能把每个人的行踪都记录下来，为了控制疫情无可厚非，但疫情过后能否退回原点，如果不退回，会对大家的生活、工作乃至整个社会造成怎样的影响？这可能就是社会学的问题了，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其次就是贫富差距的问题，技术进步创造的收益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被进步部门从业人员所享受，它更多的是一种垄断租金收入。以明星为例，明星收入高一些是可以接受，但是网红效应带来的收入效应，真的合理吗？而谈及专利权，专利的保护应该到什么程度？我们这次研发新冠病毒疫苗的专利会收费吗？我相信不会。救援疫苗的专利不应和传统的专利一样，但如果是其他的药品或者其他的技术进步呢？假设中国或美国的公司这次研发出疫苗，为了公共利益放弃了专利的收益。那为什么其他的专利要有收益？当然专利对技术进步和创新是有利的，但任何事情都存在程度是否合理的问题。 还有刚才提及的房地产，随着技术进步如果收益都投入房地产，社会能否接受？是否会拉大贫富差距？整个经济学可能都会面临挑战。过去上百年，经济学强调新古典经济学的效率，实际上我们更应该回到古典经济学——亚当·斯密时代的政治经济学。为什么称其为政治经济学？因为经济活动涉及到政治、社会、人文，实际上需要公共政策的干预，包括技术应不应该对机器人征税、财产税是否应征收这些问题。 05 从数字经济到数字货币 无接触经济呼唤数字货币 这次疫情加速了数字货币的发展。目前国内几乎所有现金交易都被支付宝和微信支付替代了，而这次疫情就显示了其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减少因接触带来的可能感染。这次美联储推出量化宽松、财政支持，一开始也有人提议以数字货币的形式发行货币。所以数字货币也是此次疫情下无接触经济所带来的新现象。 货币金字塔架构的演变 传统的货币金字塔，最高层是央行或财政部发行的货币，安全性最高；第二层是银行信用货币，企业和居民在商业银行存取款，或者在银行账户之间用信用卡、支票和借记卡转账；第三层，即便不是银行存款，某些非银行信用在正常情况下也可以起到流动性资产的作用，相对较安全，比如以未来现金流为抵押品所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在数字经济时代，传统的货币架构会发生变化，在中间层次商业银行外出现了数字平台，比如支付宝、微信支付，Facebook酝酿推出的Libra等，这类数字货币依托社交平台或电商平台发展支付模式，在零售层面并不通过银行。 DC/EP：数字货币电子支付 现在，在商业银行、数字平台之外，央行可能也会发行数字货币。近期有媒体报道，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会推出数字人民币体系（Digital Currency Electronic Payments， DC/EP）。中国央行的数字货币主要是电子支付，类似于支付宝、微信支付，作用是替代现金M0。至于是不是匿名？可能是一定程度的匿名，但不可能完全匿名，因为央行肯定了解数字货币所支持的支付行为。 由于现金没有利息而数字货币起着替代现金的作用，所以数字货币也是零利息。未来可能我们每个人手机里都有央行数字货币钱包，和实物钱包一样，里面不可能也没必要放很多现金，因为现金和未来的央行数字货币都是零利息，是有机会成本的。 但实际上数字货币起到的替代现金作用并不会特别大，反而对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可能有挤压。因为除了偏远地区可能有些老年人还是用现金，现在国内现金基本已被替代，大部分人在正常的经济活动中已不使用现金。当然一些人在参与某些活动时，因为不愿意被他人知晓可能还是使用现金的。 央行数字货币为什么会挤压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呢？作为消费者我们可能没有察觉，但商户实际上要给支付宝或者微信以一定的比例付费。而央行数字货币并不收费，那么未来有可能商户会提出消费者用央行数字货币支付就可以打折，或者商户更愿意收取央行数字货币。 对此我认为未必是坏事，支付宝、微信支付为什么要对商户收费呢？央行数字货币的发展是不是会促使支付宝、微信支付减少甚至取消对商户的收费呢？如果能免除收费对消费者还是有利的。 当然，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也不应被完全取代，或者说央行的数字货币不应对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产生过大挤压。因为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的支付行为创造了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是能够创造经济价值的。微观层面而言，蚂蚁金服、腾讯的金融服务都与大数据有关。如果支付宝和微信支付都不存在了，这些数据全部汇入央行手中，央行作为公共部门、政策部门，又能利用这些数据创造什么价值呢？当然这涉及到另一问题，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创造这些数据后，该怎么来保护隐私和促进公平竞争？会不会因为这些海量数据形成自己的垄断市场？这其中涉及的问题比较复杂。 数字货币发展的大趋势，会挑战很多公共政策问题，包括隐私、垄断、公平竞争等，这些需要市场和政府部门协同，来创造数字经济时代的新模式。 (本文作者介绍：光大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所所长。原中信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文/新浪财经首席评论员 艾堂明[微博] 微信公众号：老艾股学堂(laoaigxt) 大家好！新的一周又要开始了，上周表现的不怎么样，沪深股指虽然跌得不是很多，但全周都很沉闷，而且周五高开低走，说明资金对于下周行情仍然比较谨慎。 先回顾一下周末影响下周行情的因素，从外盘来看，表现还不错，欧美股市普涨，特别是美股低开高走，三大股指收红。 而美股低开则是受到利空消息影响，美国意图对华为“卡脖子”，即正在更改一项出口规则，意图打击华为的芯片供应链。 根据美国正在更改的出口规则，即使芯片本身不是美国开发设计，但只要外国公司使用了美国芯片制造设备，就必须获得美国的许可，才能向华为或其附属公司提供芯片。华为继续获取某些芯片或使用某些美国软件或技术相关的半导体设计，也需获得美国的许可。这意味着美国试图切断华为在全球的芯片供应。 15日晚消息被披露后，中方消息人士告诉《环球时报》，如美方最终实施上述计划，中方将予以强力反击，或涉高通、思科、苹果及波音等美企。 外交部、商务部先后表态，中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捍卫本国企业的合法权利，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华为等中国公司的“不合理打压”。 万恶的美帝又在想搞事情，而中方的态度也异常鲜明强硬，尽管美股低开高走，但高通却回天无力，收盘仍大跌5.13%，美帝再一次搬起石头砸自己脚。 所以芯片国产化之路会进一步加快，周末又恰好公布了另一个重要消息，5月15日晚，内地芯片制造龙头中芯国际发布公告，国家大基金二期与上海集成电路基金二期同意分别向附属公司中芯南方注资15亿美元、7.5亿美元。按照当下汇率计算，注资分别折合人民币106亿元、53亿元。 因此从板块上说，周五成功崛起的国产芯片板块仍然看点满满，希望能乘胜追击，特别是以自强的态度向美帝宣告，多谢你的卡脖子，我们一定会更加努力崛起！ 另外中国股市的大管家易会满也在“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活动上重磅发声，表示推动放宽各类中长期资金入市的比例和范围，尽快推动实现个人养老金投资公募基金政策落地，推动提高商业银行理财产品权益投资活跃度。 所以从周末的消息面来看，喜忧掺半，危中有机，这正如同目前的股市，看着清淡疲弱，但也有可能是在蓄势待发。 而且下周将正式进入两会时间，周四就拉开了两会帷幕，这也是导致上周行情清淡的原因之一，因为不少资金在驻足观望，等待会议期间的消息面逐一落地。 从板块上讲，近期一直是消费与芯片轮番表演，但消费一直表现更强，芯片在周五才反攻成功。 芯片有周末消息面的助攻，下周仍然可以重点留意。而消费板块仍然具有防御型功能，在两国关系紧张及行情疲弱的大背景下，仍有望继续吸引资金进场。 所以从操作上而言，仍然可以采取“脚踩两只船”的策略，不管哪只船走，都有盈利机会。而消息面就是波浪，会影响船的摆动方向，大家也要多留意，特别是两国关系以及即将召开的两会。 期权期指仍是应对震荡的利器，可以涨时做多，跌时做空，双向操作，再加上T+0交易机制，盘中可以多次波段操作，及时落袋为安，避免股票T+1的尴尬。 想学习期权期指知识以及实战技巧，可以点击收看新浪理财大学的《老艾聊期权期指》视频课程，有全套方法讲解。(点击试看，99元特惠仍在进行中！)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老艾股学堂(laoaigxt)，或扫描下方二维码(微博：老艾观察) (本文作者介绍：新浪财经首席评论员、资深投资人。)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洪灝 我们的量化研究证明，在实际的操作中，波动率是一个关键变量。对于趋势投资策略来说，控制波动率，适时降低对波动率的配置，将有效增强回报。但是，对于逆向投资策略来说，适时增加对波动率的配置，将使回报显著增强。 上周五，我的一位研究助理来我的办公室，和我讨论她上周研究中发现的一些问题。我的这位助理是剑桥大学数学系的毕业生，在量化研究方面颇有自己的见解和建树。我的团队常常在一起讨论各种市场和经济的问题。我们的讨论往往海阔天空，有时候甚至漫无边际。有时，旁听的同事听了一阵子，就会一脸疑惑。每至此时，我总是要引用爱因斯坦的话来圆场：研究其实就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如果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么就不叫研究了。上周五的讨论里，她给我展示了她最近构建的一个价格动能量化回测模型。 我马上认识到，我们做的这次研究是一次得罪人的研究。 这是一个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的模型（图表一、二）。图一显示，A股市场的价格动能衰竭的非常快，基本上不会超过两周。然而，A股价格动能在长期的表现形式更是呈现出一个反转的格局。图一里颜色分布的表现，就是无论持有期有多长，只要超过了两周以上，回报率就会迅速下降，很难产生正回报。因此，图一里看，颜色总是蓝（负回报）多红（正回报）少。 图表1： 在不做波动率配置的投资组合里出现的凹形回报率的时空分布 资料来源： FactSet、交银国际 因此，市场共识往往认为，A股市场在中期和长期难以实现显著的动量效应。或者说，A股的价格动能并不能够在中长期持续。我们的量化研究显示，其实不然。由于A股市场的长期波动率有着均值回归的特征，我们可以根据波动率的变化调整股票仓位，在大部分指数成分股出现低波动性的时候增加指数仓位，反之类推。实证显示，这种指数增强策略不仅能在短期，而且在中、长期也能通过增强A股的价格动能来增加回报。简单地说，这个指数增强策略可以让我们成功地在A股市场里“追涨杀跌”。 我们的这个指数增强策略，既能在市场趋势性上行时捕捉到价格动能带来的正回报；同时，由于这个策略有效地控制了组合的波动率，因此也能避免市场剧烈反转时引发的大幅回撤。也就是说，这个指数增强策略还具有很强的市场择时效应。 与美股市场不同，A股市场的价格动能在不同的时间久期里有不同的表现。两周之内，A股市场的价格动能体现为自我强化，连续正相关，强者恒强。然而，当时间久期超过了两周以上，A股价格动能的表现形式则出现相反的特征。这时，价格动能连续负相关，强弱轮换。也就是说，不同的时间久期适用不同的交易策略。两周之内，价格动能持续策略；之外，价格动能反转策略。 我们的量化研究证明，在实际的操作中，波动率是一个关键变量。对于趋势投资策略来说，控制波动率，适时降低对波动率的配置，将有效增强回报。但是，对于逆向投资策略来说，适时增加对波动率的配置，将使回报显著增强。 在经过波动率对仓位进行重新配置之后，我们把A股市场的回报率在时空里的分布在图二里再次展示。可以看到，经过波动率调整之后的回报率在时空的分布，与调整之前的分布几乎是一个互为镜像的关系：图二里，正回报集中分布在时空中部（大面积红色区域）；而对应图一里，时空里大部分存在的是负回报（大面积蓝色区域）。 图表2： 在波动率配置的投资组合里出现的凸形回报率的时空分布 资料来源： FactSet、交银国际 直观地说，在不做波动率配置的投资组合里出现的凹形回报率的时空分布，其实就是中国A股市场里散户投机行为产生的回报率的真实写照。这个凹形分布的形状，让散户投机者无所适从，因为短期看似有效的交易策略，到了长期却不能使用；而适用于长期的投资策略则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 – 然而，中国市场却是全世界换手率最高的市场。这个凹形回报率的分布的镜像，也就是经过波动率调整的凸形回报率的分布，可以看做是与散户对立的专业投资者可以获取的回报。然而，这个A股市场的现实产生的凹形回报率的时空分布告诉我们：中国根本就没有专业投资者。或者说，A股市场里，专业投资者还不能成气候，他们对于市场定价的边际影响甚微。因此我们量化研究发现的凸形回报率的时空分布将持续有效 — 一直到市场整体都能看懂这个凸形回报率的时空分布。 (本文作者介绍：交银国际董事总经理兼首席策略师。CFA，毕业于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和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董峥 9日，银保监会的《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出台，《暂行办法》共计七章七十条。该《暂行办法》针对近些年各级商业银行通过互联网贷款业务的快速发展中，暴露出来的在风险管理中的很多问题，亟待尽快补齐制度短板，促进互联网贷款业务规范发展。 被打破的传统消费观念 中华传统消费观念一直是“量入为出”，但是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人均收入增加，国民生活水平得到迅速提高，而“超前消费”观念也逐渐在社会中普及，以信用卡为代表的透支消费已经成为很多年轻人生活中的行为，他们喜欢追求时尚、消费欲望高的特点很容易暴露出来。一些经济学家指出，适度的负债能够有效地拉动消费、刺激社会需求的功能，可以让一些年轻人提前享受生活的乐趣，提高生活质量。 然而任何事情都是限度，超过限度就会适得其反。由于受到客观环境的影响，过分追求高档奢侈的生活，从而引发的过度超前消费而形成的个人负债，不仅不能成为提高生活品质的基础，反而成了“月光族”加大了生活的负担，同时还是个人走向破产的“祸根”。 “超前消费”的观念多是建立在“未来有稳定收入，职业生涯不断上升”这样一个预期的基础之上，但是其潜在的危险是：在目前竞争极其激烈的经济社会中，工作、事业、生活的变数是相当大的，一旦发生大的变故其自身抵御这种风险的能力并不强，在经济方面就很可能带来个人的财务危机。今年年初爆发的疫情引爆了这场严重的“危机”，在信用卡、网贷业务应该已经形成大面积的逾期现象。 非理性贷款加速逾期攀升 前几年“互联网金融”概念被热炒，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企业、机构推出了各种形式的网贷、P2P（屁吐屁）都披上“互联网金融”这件华丽的外衣充斥市场，银行也在信用卡业务基础上开发了现金贷业务，这些都助长了很多缺乏消费自控力的人群深陷其中。从接触到的一些贷款逾期者的咨询情况来看，他们深陷各类贷款逾期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门。 最主要的贷款逾期还是来自于过度消费。一些借款人热衷于追求时尚过度消费，自己收入又不足以支持这种消费，且家人无法提供相应的费用花销，就通过大量办理信用卡透支消费，甚至还要到网贷平台借钱消费，因此形成了大量的债务。某地一女子月薪仅3000多元，名下却有14张信用卡合计欠款总额达到87万多元。在其烧炭自杀后，在清理其遗物时，发现她购买的20多双鞋、价值约20000元得名牌手提包，还有数不清价值千元的名贵化妆品。 有一部分人使用信用卡和贷款的资金进行各种投资，有的是投资P2P，有的是投资违法的网络外汇期货，还有的甚至用于赌博，当然最终的结果只有一个：输。还有一部分人使用信用卡和贷款资金，用于实业投资中的业务周转，最终业务失败，让自己陷入到逾期的泥沼中。 从这些贷款逾期的情况看，应该说都是由自身原因造成的，这些人在现实生活中，或者是因为控制不了自己的消费欲望，却硬要把收入数千元的日子过出月入上万元的感受，一旦收入无法满足自己的需求时，要么无节制办理信用卡，要么就用网贷借钱，以填补自己的虚荣心。 虽然有些人是为了创业，但是凭心而论，创业并不是任何人想当然就能做的，很多小企业根本没办法经受业务和资金的风浪，商场上遇到风吹草动很快就会折戟。如果通过举债、贷款进行创业，这种结果更是不堪一击。今年的疫情再次验证了这种结局的残酷性。至于使用信用卡套现、网贷用于非法投资、赌博，更是为自己的生活套上一条活生生的枷锁。前不久爆发的中行“原油宝”中的投资者中，又有多少人真的明白期货到底是什么吗？！ 网贷新规能否解决行业困境仍需观察 尽管《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出台了“征求意见稿”，其中对网贷进行了严格的规范，但是从所接触到的实际情况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确实触目惊心。虽然《新规》对网贷资金的使用，在某些领域，比如房地产、投资等行业实施了限制，但是到底能否真的落实却很值得怀疑。2019年的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达到了740多亿元，而其中第三季度曾高达919亿元，2019年的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这一数据是十年前2009年的9.6倍。尽管各类网贷的坏账总额没有汇总，但是从社会中看到的各种情况，判断应该不会低于信用卡，而这两组数字如果加在一起的话，其结果恐怕无人敢想象。 一些卡民在信用卡逾期之后，不是考虑如何筹措资金还款，却要四处咨询如何向银行申请“停息还本”，以及各种可以延迟还款的手段，甚至一些法律人士也参与代逾期人向银行以“银闹”手段要求信用卡逾期费用的减免，并向逾期人收取相应的手续费，美其名曰“维权”。其实真正摆脱逾期烦恼的，还是要筹钱还款才是上策，任何其它手段都不过是将逾期时间拉长而已。 当然，受到疫情的影响后，很多银行为信用卡业务推出了可申请延迟还款的服务。但是从获得的一些信息来看，真正因疫情影响信用卡还款而申请延期的卡民恐怕是寥寥无几，倒是很多本身已经深陷信用卡逾期泥沼中的卡民热衷于此。实际中对于疫情对信用卡逾期的影响程度的判别也是比较难的，所以发卡银行在疫情期间，对信用卡逾期都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态度。 网贷《暂行办法》的出台，从本意上要对银行开展的网贷业务进行规范，但是近几年由于信用卡业务超速发展，尤其是各类网贷业务的过度发展，让信用卡和网贷业务的逾期风险问题显得尤为突出。从银行角度来控制网贷风险，进行规范化经营固然是一个解决方案，但是信贷业务风险本身也是一种“系统性风险”，从信用卡的逾期情况来看早已经是一地鸡毛，而网贷恐怕更是一片哀鸿了。 经常接到一些人的“质疑”，质疑我所写的内容，不是帮助这些遭受逾期困扰的“债奴”。我很奇怪，难道一直倡导“合理消费，适度用卡”的理念不是在事前劝导他们不要陷入债务泥沼吗？已经成为了“债奴”，除了筹钱还款，难道还有其它形式能化解债务危机吗？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没有什么可商量的，但是债务如何归还倒是有一些方法：全额还款不行，就分期还，分期不行就最低还，实在还不行就适当还一些而不要“断供”，最起码向银行表明还款的态度，为自己留出缓冲“余地”。 要想化解信贷风险，最重要的是要对传统消费观念的恢复和弘扬，信用卡为了刺激消费提供了很多权益、优惠，如果正确使用信用卡，它可以成为生活的助手，反之，它就是生活的枷锁，一旦不懂得善用信用卡、网贷的话，它也助长了非理性、无节制的消费理念，这些都是形成逾期风险的主要原因。因此，如果不从观念上改变过度消费、盲目借贷的观念，《暂行办法》对网贷风险的防范力恐怕也是有限的。 (本文作者介绍：信用卡行业研究人士，多年从事独立的信用卡与支付产业研究)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任泽平石玲玲 方思元 曹志楠 王孟嫫 受疫情影响，一季度我国经济遭遇负增长，广东、香港一季度GDP同比分别降6.7%、8.9%。当前复工复产持续推进，而粤港澳大湾区轻资产、创新型、科技类企业诸多，企业从研发到生产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深化金融改革，加强金融对于实体经济支持力度，提高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对于恢复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健康发展意义重大。 事件 2020年5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 解读 1、主要亮点：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加大金融对外开放、新增诸多试点创新政策。 从主要内容来看，意见是对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关于金融部分的进一步细化，有三大亮点： 一是针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程中存在的金融制度差异，配套各项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措施； 二是在我国金融对外开放整体框架下，在粤港澳大湾区支持银行业、证券业及保险业的进一步开放和实质落地； 三是新增诸多试点创新政策，包括开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跨境投资试点、试点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跨境业务、研究设立广州期货交易所、支持非投资性企业开展股权投资试点、扩大跨境资产转让业务试点、探索设立理财通机制等。 《意见》推出后，有助于粤港澳大湾区在金融合作、金融开放、金融创新领域进一步提升协同性，加强金融对于大湾区建设的支持作用，进一步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引领作用。 2、背景：金融开放持续推进、共建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加强金融对于实体经济支持力度。 我国金融开放持续推进，政策陆续落地。2018年以来，我国金融开放步伐明显加快。2018年4月，习主席在博鳌论坛中宣布开放中国金融市场，央行行长易纲推出11条措施，2019年7月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明确11条新开放政策措施。随着金融开放持续有序推进，目前多项措施已经实质落地，银行、证券、保险行业开放的相关法律障碍已经陆续打通。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加快推进，金融领域合作有待加深。粤港澳大湾区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四个核心城市”背景下深化合作，涉及产业布局、土地利用、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和交通能源等。从现实看，粤港澳大湾区人流、物流便利度越来越高，资金流还不够，信息流最薄弱。粤港澳大湾区下一步合作重点之一在于推进湾区内金融体系和金融机构协同、城市金融功能错位互补，共建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从而推动实体经济稳步增长。 全面推动复工复产，加强金融对于实体经济支持力度。受疫情影响，一季度我国经济遭遇负增长，广东、香港一季度GDP同比分别降6.7%、8.9%。当前复工复产持续推进，而粤港澳大湾区轻资产、创新型、科技类企业诸多，企业从研发到生产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深化金融改革，加强金融对于实体经济支持力度，提高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对于恢复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健康发展意义重大。 3、政策解读：《意见》按照4大原则从5大方面提出26条举措，进一步推进金融开放创新，加大金融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支持力度。 （一）深化外汇管理改革：提升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 《意见》围绕粤港澳大湾区跨境贸易投融资便利化、资金跨境融通渠道多元化等多方面，推出贸易投资便利化试点、资本项目便利化改革、跨境理财通机制等12条深化外汇管理改革的措施。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 开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跨境投资试点。从政策变化来看，《意见》提出，允许港澳机构投资者通过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参与投资粤港澳大湾区内地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企业（基金）。同时，有序推进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QDLP）和合格境内投资企业（QDIE）试点，支持内地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境外投资。从影响来看，将进一步提升大湾区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水平，提升三地企业及金融机构投融资便利度。从推进程度来看，以深圳为例，此项措施已在全市落地，未来将进一步从宏观审慎角度完善监管。2013年、2014年，深圳市分别启动外商投资股权投资（QFLP）、境内投资者境外股权投资（QDIE）试点，截至2020年4月末，QFLP基金已设立54亿美元，QDIE基金已备案额度15.5亿美元。 探索建立跨境理财通机制。从政策变化来看，《意见》提出，支持大湾区内地居民通过港澳银行购买港澳银行销售的理财产品，以及港澳居民通过大湾区内地银行购买内地银行销售的理财产品。从影响来看，跨境理财通机制是有序开放个人资本项下跨境交易的有益尝试，可满足粤港澳三地居民对跨境理财的需求，进一步提升三地金融融合水平，促进人民币跨境流动。从推进程度来看，以深圳为例，目前尚未开展相关业务，随着《意见》落地，跨境理财通将加快推进个人资本项目的开放。 （二）加大金融合作与服务：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深化内地与港澳的金融合作 《意见》提出扩大金融业对港澳地区开放和合作，围绕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对外开放推出3条措施。 有序推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扩大开放。从政策变化来看，扩大银行业开放，亮点包括研究探索在广东自贸试验区内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商业银行等。扩大证券业开放，亮点包括支持港澳私募基金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型企业融资，鼓励符合条件的创新型企业赴港澳融资、上市等。扩大保险业开放，包括支持在大湾区内地设立外资控股的人身险公司、外资保险集团、再保险机构、保险代理和保险公估公司等。从影响来看，继2018年“博鳌论坛11条”、2019年“金融委金融开放11条”后，本次《意见》出台推动证券、保险、银行开放进一步落地，金融开放沿着服务开放先行、投资开放稳步推进、金融制度审慎开放的路径有序推进。从推进程度来看，以深圳为例，部分措施如“三地合作开展跨境人民币再保险业务”已经落地，部分措施如“试点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跨境业务”尚待未来推进。 （三）促进金融市场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粤港澳资金融通渠道多元化 《意见》提出设立粤港澳大湾区相关基金、支持非投资性企业开展股权投资试点、发展绿色金融设立广州期货交易所等6条促进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措施。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绿色金融合作，研究设立广州期货交易所。从政策变化来看，《意见》提出，依托广州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立完善大湾区绿色金融合作工作机制。开展碳排放交易外汇试点，研究设立广州期货交易所，构建统一的绿色金融相关标准。鼓励更多大湾区企业利用港澳平台为绿色项目融资及认证，支持广东金融机构在港澳发行绿色金融债券等。从影响来看，广州期货交易所的设立将有助于研究发展碳排放权期货等商品期货新品种，探索利用市场化机制助力大气污染治理、实现低成本减排。从推进程度来看，以深圳为例，开展碳排放交易外汇试点相关措施已落地，2014年9月深圳排放权交易所在全国率先引入境外投资者，截至2020年4月末，深圳有境外投资者参与的碳交易额累计2.5亿元人民币；建立完善粤港澳大湾区绿色金融合作工作机制、探索统一标准等举措在持续推进中，2020年1月，深圳联合香港、澳门、广州设立“粤港澳大湾区绿色金融联盟”，2020年4月，深圳启动全国首个地方绿色金融发展条例立法程序，未来仍将进一步探索。 有序推进粤港澳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从政策变化来看，除支持规范设立粤港澳大湾区相关基金、支持非投资性企业开展股权投资试点外，《意见》还提出，要优化完善“沪港通”、“深港通”和“债券通”等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安排（包括适时研究扩展至“南向通”），逐步开放港澳人民币清算行参与内地银行间拆借市场，支持符合条件的港澳企业在内地发行金融债券、公司债券和债务融资工具，支持三地征信机构开展跨境合作，探索推进征信产品互认。从影响来看，有助于构建大湾区一体化的国际金融基础设施体系，发挥“以点带面、以小促大”的政策效应，便利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从推进程度来看，以深圳为例，粤港澳三地征信机构跨境合作等措施尚未开展，有待未来落地。 （四）加强科技创新金融服务：进一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金融服务创新水平 《意见》指出要进一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金融服务创新水平，研究推进金融对接科技产业的服务模式创新、建设区块链贸易融资信息服务平台等2项主要措施。 加强科技创新金融服务，大力发展金融科技，建设区块链贸易融资信息服务平台。从政策变化来看，《意见》提出，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银行加强与外部创投机构合作，支持创投基金的跨境资本流动，建设区块链贸易融资信息服务平台，推动移动支付工具在粤港澳大湾区互通使用。从影响来看，有助于实现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协调发展，增强金融服务科技创新的能力，实现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资源要素资源的高效流动和有效配置。从推进程度来看，以深圳为例，多项举措已经落地，如2013年已成为全国首批支付机构跨境电子商务外汇支付业务试点城市，2018年9月区块链贸易融资信息服务平台已上线运行，2018年10月香港WeChat Pay电子钱包在粤港澳大湾区先行先试，2020年3月，《深圳市金融科技应用试点实施方案》部署11个项目。 （五）加强金融风险防范：构建金融风险合作监管机制，切实防范跨境金融风险 《意见》围绕加强粤港澳金融监管合作、建立和完善金融风险预警、防范和化解体系、加强粤港澳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推出3条措施。 加强粤港澳金融监管合作，建立并完善金融风险预警、防范和化解体系。从政策变化来看，《意见》提出，建立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监管协调沟通机制，加强金融风险研判和重点领域风险防控，加强粤港澳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等。从影响来看，有利于加强跨境金融监管创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推动粤港澳三地金融监管部门和有关纠纷调解组织深化协作。从推进程度来看，以深圳为例，10条细则举措中，目前已有6条在持续推进中，包括“深港澳金融科技师专才计划”、推动金融业综合统计工作、组建智慧反洗钱实验室、完善投诉管理与金融纠纷解决机制等，还有4条尚待进一步研究落地。 4、影响与展望：支持创新型企业发展，金融开放迈出关键步伐，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国际一流湾区。 一是服务实体经济，短期缓解疫情对经济冲击，长期支持创新型企业发展。短期来看，在疫情后复工复产的关键时期，《意见》出台了跨境贸易、支付、结算、投资、融资等一揽子便利化措施，提高资金融通效率，降低结算成本，帮助企业充分利用我国在抗击疫情中的先发优势开拓海外市场，尽快走出疫情对经济的冲击。长期来看，《意见》支持境外私募基金参与创新型企业融资，鼓励创新型企业赴港澳上市，有助于借鉴海外PE/VC经验优势和资金优势，扶植创新型企业做大做强。 二是整合粤港澳三地金融资源，提升大湾区竞争力，实现国际一流湾区发展目标。恒大研究院《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一文提出，粤港澳大湾区与国际一流湾区相比，在人均水平、研发投入、产业结构、科技创新等层面仍存在不小差距，需要大力发展现代金融、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意见》整合粤港澳三地的金融资源优势，明确支持巩固和发展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支持澳门打造中国-葡语国家金融服务平台，广州发展绿色金融，深圳发展以深圳证券交易所为核心的资本市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有利于建立金融一体化市场，提高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实力，维护港澳稳定和健康发展。 三是丰富跨境资产配置渠道，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境外金融产品设计、服务体系更成熟，能与内地形成互补，更好满足个人和机构差异化资产配置需求。《意见》首次提出“理财通”，有望推动大湾区内银行理财、基金、保险等金融产品互联互通，迎合居民与日俱增的资产配置和财富管理需求。考虑监管规则差异，未来还需要在市场准入、信息披露、投资者保护等层面做好跨境监管协调安排。 四是加快金融开放创新步伐，挑战与机遇同在。《意见》在粤港澳大湾区范围内试点金融业务开放，对金融机构而言，不可避免将加剧竞争，但引入先进的业务及管理经验将提升整体竞争力；对金融市场而言，有助于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引入长期增量资金，同时随着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将催生利率、汇率衍生品工具、场外市场大发展；对金融监管而言，全球金融混业化浪潮将挑战我国分业经营和监管体制，需要完善审慎监管框架，与国际金融监管接轨。 五是提高人民币国际化水平，金融体系升级。一方面，美联储为应对疫情和经济衰退实行量化宽松，货币超发，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缺陷越来越凸显，另一方面，长期以来，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与第二大经济体并不相称，推行人民币国际化是大国崛起的必由之路。粤港澳大湾区先行先试，做大做强离岸人民币市场、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等关键制度将破冰，为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积累宝贵经验。 (本文作者介绍：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曾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室副主任、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董事总经理、首席宏观分析师。)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肖飒 后疫情时代，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几乎各行各业都开展了线上服务和零售，为了吸引更多客户，发展其“会员制”给予会员激励，让会员带动更多人参与销售，直播带货中甚至也出现了卖会员资格的情形。 由于我国对于销售方式并非完全放任自流，对于金字塔式的传销活动应取缔，但是对于传销活动中，诈骗型传销的组织者、领导者将面临五年刑期，而对于什么是“诈骗型传销”实际上司法和学界争议巨大，因此，在会员激励方面必须提前做刑事合规安排，否则将面临身陷囹圄的尴尬境地。 文章脉络： 1． 会员激励，刑事合规要点 2． “骗取财物”的不同理解； 3． 立法空白的深刻寓意。 会员激励，刑事合规要点 1 把销售、推广的商品和服务，做实。 商品和服务首先要合法，区块链项目方发币（ICO）在我国属于非法公开融资行为，再怎么说自己的后续应用如何有前景，没有合法性就“归零”。请法务老友首先确认自己公司所销售和推广的产品或服务，自身在我国内地是合法的。 第二步就是要确认物有所值，即商品或服务到底是否值钱，值多少钱。实践中，售卖玉镯等玉制品往往以次充好，或B货顶替A货，这就容易被公安机关认定为涉嫌犯罪，因此，无论是销售也好，推广也罢，务必本着诚信原则，东西要合法且有相应价值。 2 评估商业逻辑的合规性。 咱们首先确保了商品或服务的合法性和真实性，然后对于商业逻辑要有基本合规判断。会员介绍后续会员加盟，到底是为了购买服务和商品本身，还是为了赚“拉人头”的提成或项目方许诺的利润，还是有区别的。 以蚁力神为例，蚂蚁也是真的，喂养行为也存在，但无论买家还是卖家心知肚明，蚂蚁只是幌子，承诺的固定收益才是人们趋之若鹜的核心动力。微商会员同理，成为会员到底是为了自己买东西更优惠，还是为了博取一个拉人头的资格，这里的深意是不同的。 法务朋友，请一定注意，不要屈服于老板的淫威，在刑法红线上寸步不让，不可抱有侥幸心理，尽职尽责将法律风险提出来，并留下证据，防止事后当成共同正犯一并处理。 3 “30+3”模式，风险巨大。 根据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司法解释，参与人员30人以上，层级3级以上（含本数）则会导致整个商业模式涉嫌犯罪。实践中，参与人员几乎不可能控制在30人之内，但层级问题可以做合规处理，即2级。若会员1+其介绍的会员2，会员1对会员2的会员资格或消费有提成，是合规的。 也就是说，“30+3”模式中，只要不符合其中一个要件即无罪，要么不足30人；要么不足3层级。 4 单纯的团队计酬传销，只是违法并不犯罪。 以销售商品为目的、以销售业绩作为计酬依据的，单纯的团队计酬式传销活动，不作犯罪处理。但是，以团队计酬为幌子，实质上属于“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的传销活动，刑法出手。 也就是说，不能以发展下线的人数为计酬和返利依据（不以拉人头为计酬依据），除此之外，保险行业常见的“大团队销售”模式，并不是刑法打击对象。 5 保障会员知情权。 在网站和线下宣传时，必须给全体参与者将产品和商用模式讲清楚，设置醒目的标识提示拟加盟会员项目的真实情况、商业模式的运作方式。最好是弹窗出一个选择项，停顿20秒左右，让拟加盟会员能够充分了解，并认可。 虽然刑法第224条之一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提到“参与传销活动人员是否认为被骗，不影响骗取财物的认定”，但是，我们一定要谨防另一个重罪“集资诈骗罪”，倘若会员众口铄金认为自己被骗，那么，公司行为性质就不是简单的扰乱市场秩序了，就复合了侵害老百姓钱袋子的罪行。因此，保障会员等参与者的“知情权”很重要。 6 其他合规措施。 飒姐团队的律师一直耳提面命，埋怨飒姐总是将我们的法律成果和商业秘密贡献给法律同行，因而少了业务。哈哈，世界上那么大，要是躲进螃蟹壳里就没有意思了。其他合规措施主要是再根据监管部门也就是“省工商局公平交易局”的相关监管意见进行规制了，毕竟取缔和罚款也让人挠头。 立法空白，放人一马 遥想当年刚考上法学院，曾暗暗发誓要抓紧世间一切坏人，让世道清明，人心安稳。直到读了些书，有了些阅历，才知道自己的幼稚和局限。水至清则无鱼，社会也不可能少了那些龌龊和蝇营狗苟。 几十年来，我国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对于创新商业模式的宽容也是有目共睹的。因而，对于轻微的“失范行为”（涂尔干社会失范理论），我国法律是容忍的。这表现在立法方面，正如本文关注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我们翻开刑法典第224条之一。 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请注意，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有一个关键的限定条件“骗取财物”，也就是一种“立法空白”，立法者给市场行为留有空间（周光权教授观点）。传销活动分为两类：可谓原始型传销，其传销是商品，以销售商品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另一类可谓诈骗型传销，并不是真正传销商品，只是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本罪的传销活动，是指后一种传销活动。原始商品传销，不构成本罪（张明楷教授观点）。 骗取财物，不同理解 诚然，一线办案侦查员也许不同意飒姐认可的观点，即仅诈骗型传销才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确实，司法实践中，有人认为“骗取财物”并不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要素，有的人认为骗取财物不是传销的唯一目的，不能将本罪的目的仅限于诈骗财物，这些观点无视立法者的意图，肆意扩大打击圈，不利于罪刑法定原则的维护。 2013年11月《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简称意见），“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采取编造、歪曲国家政策，虚构、夸大经营、投资、服务项目及盈利前景，掩饰计酬、返利真实来源或者其他欺诈手段，事实刑法第224条之一规定的行为，从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的费用中非法获利的，应当认定为骗取财物。参与传销活动人员是否认为被骗，不影响骗取财物的认定”。 司法解释确实给了学理解释当头一棒，飒姐总结张明楷老师的反击观点： 1．意见只说明了应当认定诈骗财物的部分情形，没有界定“骗取财物”的性质与外延。也就是说，意见中并未给“骗取财物”下一个周延的概念，只是列举了其中常见的情形； 2． 从立法解释讲，《关于<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的说明>》指出：“当前以拉人头、收取入门费等方式组织传销的违法犯罪活动，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其宗旨是处罚“传销组织承诺或支付给参加者的回报，来自后续参加者的入门费，由于参加者不可能无限量增加，因此，资金链必然断裂，最底层的参加者，必然受害”，这就具有骗取财物的性质了。 写在最后 司法解释中对于“骗取财物”的认定，确实容易被理解为只要是使用欺诈手段+从参与者缴纳费用中非法获利=骗取财物。实践中，也确实出现了一批被误判的案件。 笔者坚定地支持张明楷老师的观点，必须坚持罪行法定原则，既然立法者都想放一部分销售者、经营者一马，何必要秉承“抓紧世间坏人”的所谓“公心”来制造“水至清则无鱼”的尴尬局面呢。 经济犯罪本身就是社会发展的代价，此一时彼一时，放过一些有低度或中度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对于整个社会发展和运行不一定是坏事，也许是催生创新和新商业模式的一种尝试。试错的成本不宜过高，否则社会经济发展将掣肘。 (本文作者介绍：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兼任北京市网贷协会法律顾问，主要从事互联网金融法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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