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今日发布公告称，为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2020年7月13日人民银行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了500亿元逆回购操作。
央行今日发布公告称，为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2020年7月14日人民银行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了300亿元逆回购操作。
图片来源：微摄 7月11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以下简称金融委）召开第三十六次会议，研究全面落实对资本市场违法犯罪行为“零容忍”工作要求。会议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金融委主任刘鹤主持，金融委成员单位及相关单位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会议认为，市场主体的诚信建设，事关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欺诈发行、财务造假等违法犯罪行为是资本市场的“毒瘤”，损害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危及市场秩序，制约资本市场功能的有效发挥，必须坚决、果断、及时地加以纠正。一段时间以来，由于制度建设存在短板，资本市场违法犯罪成本较低，发生了多起恶性财务造假案件。新修订的证券法已大幅提高资本市场违法犯罪成本，监管规章制度正在不断完善，构建了立体处罚的有力框架，证监会和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证券执法和司法工作，坚决打击、遏制资本市场违法犯罪活动，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权益，回应社会各方面期待。 会议要求，要全面落实对资本市场违法犯罪行为“零容忍”要求，多措并举加强和改进证券执法工作，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和良好生态。一是严厉查处重大违法犯罪案件，加快调查、处罚、移送工作，依法从重从快从严惩处。二是强化民事赔偿和刑事追责力度，要加快新修订的证券法实施细则落地，对典型重大、社会影响恶劣的个案，依法及时启动“集体诉讼”。三是深化退市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退市标准，简化退市程序，强化退市监管力度，严格执行退市制度，形成“有进有出、优胜劣汰”的市场化、常态化退出机制。四是配合立法机关加快刑法修改等工作进度，进一步完善惩戒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制度，提高刑罚力度。五是完善符合资本市场发展需要、有中国特色的证券执法体制机制，加强行政执法基础制度建设，统一执法标准，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法效率，强化专门的执法力量。六是由证监会会同相关部门建立“打击资本市场违法活动协调工作小组”，形成打击资本市场违法活动合力，共同维护资本市场健康稳定。七是加强舆论引导，多渠道、多平台强化对重点案件的执法宣传，向市场传递“零容忍”的鲜明信号，充分发挥典型案件查处的警示、教育功能，推动形成崇法守信的良好市场生态和文化。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图片来源@全景视觉你有多久没使用现金了？我想每一个被问到这个问题的人，都要思考几十秒。在移动支付、银行卡交易已经遍布全球的今天，现金似乎扮演着一个无感的补充角色。日常生活中现金使用程度的下降，让很多人产生习以为常的错觉，现金似乎在逐渐消失。所以，当央行发布“大额现金管理试点”的通知时，很多吃瓜网友都提出了质疑。一是“有必要吗？”，以及“自己的钱，自己的财产信息，凭什么登记？”首先来看有没有必要，答案是显然的。但是，为什么有必要？大额现金，“逆市”狂飙按照人们的日常认知，在银行卡交易、电子支付越来越便捷的时代，现金交易理应越来越少，如果考虑经济的增长和交易的增长，即便现金交易的绝对额增加，但在经济活动中的占比应该是下降的但事实并非如此，现实中纸币的流通数量非常巨大，大到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同时，现金的交易也增长极快。据2017 年央行的一份调查统计，个别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现金存取业务中单笔超过10 万元的业务占比，笔数不及1%，金额接近27%，有的客户单次取款超过亿元现金，如今多元化支付方式快速发展，这些情形不合常理。根据2017年8-9月人民银行互联网抽样调查进行保守估算，我国流通中去向不明的现金规模达万亿元以上。国外同样如此，例如澳大利亚，银行卡在2016 年就取代现金成为主要支付手段，但截至2018 年6 月其现金流通张数却增长7%。肯尼亚有较为普遍的移动支付，但近年来现金需求每年增速仍超过8%。从世界范围来看，现金流通量增长也是普遍现象。2001至2014 年，包括美国、欧元区、日本等在内的72 个国家和地区现金流通量与名义GDP 的比例从6.5% 增至8.5%。如此大的流通量和现金交易占比，显然并不正常，其中有一部分现金的流向和交易并不明朗。问题是，在所有的交易中，非正常的现金交易有多少？如果极少，当然并不需要专门的监管政策来管理。对此，不妨看一个调查。合法经济活动，需要多少现金从流通中的现金持有主体来看，主要有企业、银行、个人消费者。总体来看，企业在现金管理中非常讲究效率，因此它们持有的现金只占全部流通中现金的一小部分。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有研究显示，企业的现金在全部流通现金中的占比不超过2%，随着零售交易中的非现金交易的快速提升，企业持有的现金占比肯定是下降的。对于银行，2016年2月，美国的银行库存现金加上ATM中的现金共750亿美元，其中610亿是法定准备金，计入流通现金仅有140亿，占全部流通中现金比重约为0.9%。除此之外就是消费者持有的现金。2012年美国的“消费者支付选择调查”和“消费者支付选择日记”调查数据显示，调查对象人均现金持有量为46美元，中位数为25美元，即便包括在不动产中存放的现金在内，每位调查参与者平均所持有的现金量为250美元。而根据同年美联储和统计数据计算，全美（国内）人均持有4200美元，调查结果和统计显示的人均持有现金量相差甚远。也就是说，总体看，企业、银行、个人消费者持有现金占全部流通现金比例的数量级大约在10%以内。欧洲央行也根据其调查结果认为，2008年年底全部发行在外的7500亿欧元纸币中，个人和公司持有的现金数量总共为1000亿欧元，占比约为13%左右。其他各国同样如此。2014年澳大利亚、德国、法国等七国中央银行联合调查显示，消费者对现金的需求并不能解释现存的现金供应量（见表1）。假定德国和法国手持现金和在不动产中存放现金的比例与美国的类似，那么德国人均持有的欧元现金量约500至600美元，法国则为285至340美元。可以看到，这一数字远远不能解释人均现金持有量。因此，合法的经济活动只能解释全部现金持有量中的一小部分。大部分的现金是在合法的、税务完全合规的经济活动之外的，而且占比极大。灰色经济中的超级现金需求以上结论我们已经知道，大量的现金都在灰色或违法的经济地带中流通。这其中包含大量赤裸裸的违法活动，比如，逃税、毒品交易、敲诈勒索、贿赂、贩卖人口以及洗钱等不一而足。从各类公开可见的报道中的现金量，就可见一斑了。现金可以极度方便逃税，个人经营者通过大量使用现金进行交易，低报经营收入。还是以美国为例（美国具有更加全面的数据），IRS（美国国税局）在2006年通过调查显示，IRS发现税收缺口（自愿缴纳税款和应缴税款之间的差额）超过了4500亿美元。这一差额由原因包括低报营业收入、工资收入以及租赁收入等。其中，IRS预计可收回650亿美元，剩下3850亿美元的税收净缺口，而这些差额中超过60%是由于现金交易所导致的。而在2006年，3850亿美元占比当年联邦税收比重为14%、占当年GDP比为 2.7%。除了偷税漏说外，毒品交易中的现金需求首当其冲。2014年，墨西哥当局在绰号“矮子”的大毒枭古兹曼家中，搜出来的现金高达2亿美元。电影《绝命毒师》中甚至普及了，如何借道合法的现金密集型业务（如酒店等）洗白脏钱的方式。甚至有一种说法：全部美元纸币中大约有90%沾染了可卡因，尽管有些夸张，单页足见现金与毒品交易关系的密切性。其次则是腐败，使用现金来贿赂官员。世界银行曾调查，2001-2002年，全球用于行贿的支出大约在1万亿美元。美国国会议员就曾在2010年，被FBI在冰箱里发现的饼皮中用锡箔包裹的9万美元现金。前文提到的大毒枭“矮子”古兹曼也曾用藏匿的5000万美元打通各个关节，得以第二次越狱。其实这种现象其实在国内也时有发生，并见诸报道。如2015 年在某官员家中查出2.3亿元的巨额受贿现金；2018 年，泉州警方破获一起网络赌博案，涉案人员家中搜出8000 万元现金等。其他还有人口走私、恐怖主义融资、假币、偷税漏税等各种利用现金进行洗钱的非法活动。显然，非法的大额现金使用，极大的增加了社会的成本。因此需要合理、严格的监管。世界各国都是如何管理大额现金的使用的世界各国普遍建立了一系列较为系统完善的大额现金管理体系。除了反洗钱框架下的交易报告、出入境申报等较为传统常规的措施外，出于降低社会成本、增加税收、打击恐怖融资考虑，各国还采取从严、从紧管理措施，预防和遏制非法大额现金使用。中国也同样如此，央行试点“大额现金管理制度”便是其中重要的制度之一。其一，银行账户存取现金限制。如意大利自2016 年11 月起规定，每日从银行取款超过1000 欧元或每月取款超过5000 欧元的用户，将被锁定为“假设逃税人”调查对象。俄罗斯规定银行限制日取现额度。匈牙利规定增值税缴纳者必须开立银行账户，每月现金限额为150万福林。其二，设置现金交易限额。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13 个欧洲国家，现金交易限额在1000 欧元到1.5 万欧元之间。俄罗斯、印度、墨西哥、以色列、越南等国也设置现金交易限额，限额从等值4500 美元到2.5 万美元不等。欧债危机后，很多欧洲国家出于控制国内地下经济、打击逃税漏税考虑，规定现金交易限额，有的还根据居民和非居民、自然人和机构等主体设置差异化的限额。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13 个欧洲国家，现金交易限额在1000 欧元到1.5 万欧元之间。除了欧盟国家，设置现金交易限额的国家还有俄罗斯、印度、墨西哥、牙买加、乌拉圭、以色列、越南等，限额从等值4500 美元到2.5 万美元不等。其三，限制公共资金使用现金。法国规定交纳税费、罚款、医院账单超过300 欧元时，不能使用现金。韩国规定政府部门部分开支在50 万韩元以上必须通过信用卡支付。越南规定除财政部或越南国家银行特别允许的现金支付交易外，使用国家预算或资本的组织不得使用现金付款。其四，限制特定领域使用现金。意大利规定租金不得使用现金支付。韩国规定特定行业年营业额在3亿美元以上的企业，限额以上的招待费等必须通过信用卡支付。其五，大额现金存取收费。各国金融机构自行收费较为普遍，如美国、英国、日本等对个人和单位现金存取收费。美联储对存款机构每季度取款超过875 捆（每捆1000 张）的部分按照每捆5 美元收取费用。最后，部门间协同配合。美国联邦金融犯罪执法网络收集金融交易信息并分析整理，与相关部门进行传递共享。澳大利亚、英国等过都与各自的警察局、国家税务局等机构贡献报告和分析。现金有罪，取消现金可以么不仅限制大额现金，甚至取消现金，推行无现金社会，这确实是一部分人的观点。部分国家也在大力的推行无现金社会，在疫情的影响下，这一进程还被加速了。因为无现金社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减少偷税漏税、减少假币威胁、减少公共健康安全等……然而，负面影响同样巨大。例如个人隐私保护问题，应对停电等紧急情况，网络犯罪之害，低收入群体无银行账户，弱势群体如何使用等……更重要的是，货币是一种真正的全民使用的物品，其承载和表现形式也需要符合人们最基本的使用诉求。现金，每个人都可以持有，但是又如何要求每个人都要一个银行账户和用于支付的设备呢？
【本专栏系硅谷教育机构 7EDU 创始人刘君在开设的独家专栏，专注于赴美留学行业和教育方法论。】不知不觉，2020年已经要走到中段了，中国开始复工复学，美国在经历了疫情和游行双重份风波后，也正在试图回到日常的轨道上来。然而从疫情而言，还未出现有效的疫苗；从两国关系来看，今年可以说一直处于中美之间持续拉锯的紧张局势。对于留学生或准留学生而言，这样一个问题挥之不去：在2020年后，我们还能出国吗？这是一个关乎人生抉择的大问题，我虽然有一些教学和出国留学咨询方面的经验，却也不敢轻易作答。这个问题我们先可以分成两个来看：第一个是 要不要出国？ 第二个则是2020申请季要不要申请出国？针对第一个问题，我想说：留学是一个长期决定，而非短期目标。要知道，很多家庭，尤其是孩子准备来美国读大学的家庭，出国的准备历时数年，而出国后孩子的求学时间也是四年起。出国留学对于一个孩子的视野扩展等有很大帮助。经历不同的文化，和世界各地的同学交流思想。这无疑是出国留学的众多优势之一。我在之前的博客文章中也指出过，留学计划是要越早越好，这样才能有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如果有出国留学准备的家长，就可以提前多了解信息，培养孩子的独立意识，安全意识等。这些都不是能一蹴而就的。在国内阶段时，家长及学生就要在语言、独立生活能力、文化背景等多个方面做好准备，更不用提耗时耗力的学校筛选及申请了。这每一点都可以展开众多内容，比如语言，和很多人想象的不同，为出国做的语言准备并非背背单词这么简单，而是需要跟美国的教育内容做到同步，比如看看小学的必读书目、学习必选课程等等，尽量让孩子在出国前和国外的教育体系“接轨”。而申请更是，除了准备标考，孩子还要不断地拓宽自己的眼界，找到亮点与热情所在，尝试各类社会实践活动、竞赛等等，并把相关材料组织成优秀的申请资料。这每一步都意味着数十甚至数百个小时的时间与心血，如果仅仅因为局势就直接放弃，的确有些可惜。与之相对，不管是疫情，还是近期相对紧张的局势，都可以说是瞬息万变。两相对比之下，由于短期的变化而放弃长期努力和计划的留学，我其实是不太赞同的。这可能会导致很长时间的努力付诸东流。然而我也能理解，家长或孩子本身对于未来的忧虑。那可能我们就需要聊聊第二层——也许这次疫情，正是家长和孩子审视“出国留学”这件事的好机会。到底希望孩子出国，是因为什么呢？是希望孩子能够学历傍身？留在美国？还是开阔视野，获得更好的教育和更多元的看待世界的角度？在过去的数十年里，有超过500万中国学子出国留学。其中有三百多万最终都回到了中国。可以说，对于许多留学生来说，留在国外并非一个最终目标。如果十分希望最终能够留美，那客观看待现在的情势，了解可能有的风险也是必须的。不过至少从我的角度来说，我的孩子和学生出国留学这件事情，最重要的其实并非一切尘埃落定后的一纸学历，而是在这过程中获得的学习能力与成长的机缘。之前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学生，在国内是学校的第一名，刚到美国时，由于语言问题学习跟不太上，在国内的高压学习又让他放下了自己其他的爱好，没有其他的精神支撑，挫败感油然而生，疯狂沉迷游戏。最严重的时候，他父母几乎都无计可施，只把孩子托付给我，说是管不了了。我和他的寄宿家庭沟通，让他们安排孩子负责打扫卫生、收拾整理，才能继续供给他一日三餐。我们还安排他去硅谷游戏公司实习，他在实习过程中体会到了游戏的成瘾机制设计，后来反而不那么喜欢玩了，说是“不愿意踏入游戏开发者设计好的套路”。在这个过程中，他不再是过去那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生，经历过低谷后逐渐变得坚韧，在家里还会指导父母更好地安排整理家务，最后孩子上了全美前三十的学校。除最终的升学以外，变得更加坚韧、负责、有自信，是留学给他带来最珍贵的变化。第二个问题：2020年要不要继续申请出国？其实疫情只是一方面因素，很多学生和家长担心国际政治的不确定性，签证政策，以及安全等。我以美国为例，学校并不受政治因素影响。很多学校也会积极欢迎国际学生申请，近期美国出台政策，禁止只参与线上课程的国际学生进入美国，很多大学也在积极地帮助学生，哈佛、MIT等知名学府甚至支持他们把移民局告上法庭。我们需要客观地看待近期的事件对留学这件事情可能造成的影响。从正面影响来说，留学的人数相较以前有下降，其实就意味着国际生的竞争降低，孩子们可能可以冲击更好的学校。在现有状态下，如果还想继续出国，很可能过去目标是前五十的学生，现在可以目标改为前三十，原本目标前三十的学生，改为前二十，以此类推。从负面影响来谈，可能是敏感专业的申请及签证会受到影响。后续留美工作，可能也不一定非常顺利。此前澳洲的新闻一出，中国教育部同时提及澳大利亚的新冠疫情风险和“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问题。然而媒体和社交平台的反馈都显示，“澳洲种族歧视升级”并非普遍现象，而目标是求学的留学生群体也很难说会受到太大影响。其实在如今略显动荡的情况下，明辨消息源，自主判断，也是对家长和学生的考验——未来远赴异国，还有许多的判断要做，大量的消息需要厘清。另一点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像斯坦福、普林斯顿等名校在疫情冲击下都打出了“不看标考成绩”的名号，我仍然建议孩子们把标考成绩准备好——在Brown University的声明中，他们明确提到，虽然标考成绩并非必须，然而提交的成绩仍会被他们关注，而未提交成绩的学生则需要解释COVID-19对标考测试准备的冲击与影响。不难想到，同是在疫情肆虐的美国递交申请，如果能给出不错的标考成绩，并表明实际受到的压力，可能会获得招生官额外青眼。最后，虽然疫情让我们很难像过去一样有很多线下的项目、实习等等，但是这一部分的自我仍旧需要向招生官展示，寻找线上课外活动的机会。要知道，申请者的竞争力不会因为疫情而减弱。我有学生疫情期间自修了5门AP课，也有学生阅读了大量的病毒相关的文献，并把这个作为未来大学专业，还有学生发起募捐，也有学生远程帮助停学在家学生上课等等。疫情中也显示出了学生自我管理能力的差异。我创立7EDU以来，远程课程一直是重点，我们也将很多背景提升的内容加入到了线上。一些大学教授亲自带领学生进行远程线上研究，还有7EDU的很多大拿老师结合学校停课，推出很多和学校同步课程。让疫情这段时间学生学习不耽误。最后，换个角度来看，针对2020的种种因素，也可以考虑gap year，也就是间隔年。用一年时间用线上课提升语言，不能出去走走，但是可以在家多读读书， 同时也可以更充分的为出国做准备。在美国很多年轻人都会在高中或者大学选择一年gap year，让自己休整一下，或者思考一下自己的方向。所以要不要Gap Year完全取决自己的想法。我有学生选择Gap year是希望能够完成自己一直以来当背包客的梦想，也有学生希望能够通过工作一年，让自己从高中苦读中恢复过来，再继续进入大学读书。也有一些优秀学生因为自己的创业项目发展正好，所以先gap一年。所以要不要Gap，给不给自己一个喘息、停顿的机会，完全要听你内心深处的声音。人生路很长，一路奔跑固然很令人激动，有时也需要停下来思考方向，这大概就是Gap year的意义所在。总而言之，是否还要出国这件事，孩子和家长们需要结合自己的情况理性分享，不纠结，不盲从，选择属于你自己的道路才是最优结果。这选择没有好坏，无关对错，从心而已。
2020年7月10日，人民银行举行2020年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新闻发布会，人民银行办公厅主任兼新闻发言人周学东、调查统计司司长兼新闻发言人阮健弘、研究局局长王信、金融市场司司长邹澜、金融稳定局局长孙天琦、货币政策司副司长郭凯出席发布会，发布解读2020年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并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以下为文字实录。 周学东：各位媒体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今天下午发布2020年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今年以来，疫情对全球经济带来严重冲击，对中国经济也带来了严重冲击。面对这种情况，金融部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果断采取逆周期调控措施，支持疫情防控，保供应、保市场主体、保就业，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千方百计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困难，保持金融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维护金融体系稳定。 当前我国疫情防控取得了显著成效。北京从6月11日开始的新发地疫情也得到了控制，已经连续四天清零。从金融运行看，前期的各项数据也显示出经济发展逐步回归正轨。有国际媒体评价中国的经济正在强劲复苏。上半年的金融运行情况怎么样？货币政策的成效如何？下一阶段政策方向是什么？这些问题大家都非常关注。 今天参加发布会的除了大家熟悉的调查统计司阮健弘司长、金融市场司邹澜司长，我们这次也请了研究局王信局长、金融稳定局孙天琦局长，货币政策司郭凯副司长参会。 首先请阮健弘司长发布上半年的金融统计数据情况。 阮健弘：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下面我通报今年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的基本情况，这些数据也在人民银行网站上同步发布。今年以来人民银行积极应对疫情变化带来的新挑战，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持续优化信贷结构，完善结构化货币政策工具体系，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加大对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资金支持力度。 总体看，当前流动性合理充裕，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速高于去年。 首先我通报社会融资规模的情况。初步统计，2020年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量累计为20.83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多6.22万亿元。6月份当月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量是3.43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多8099亿元。6月末社会融资规模的存量是271.8万亿元，同比增长12.8%，增速比上年同期高1.6个百分点。 接着是货币供应量的情况。6月末广义货币M2的余额是213.49万亿元，同比增长11.1%，增速与上月末持平，比上年同期高2.6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的余额是60.43万亿元，同比增长6.5%，增速比上月末低0.3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高2.1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M0的余额是7.95万亿元，同比增长9.5%，上半年净现金投放是2270亿元。 贷款的情况。6月末本外币贷款余额171.32万亿元，同比增长13%，人民币的贷款余额165.2万亿元，同比增长13.2%，增速与上月末持平，比上年同期高0.2个百分点。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2.09万亿元，同比多增2.42万亿元。外币贷款余额是8643亿美元，同比增长5.6%。上半年外币贷款的新增量是774亿美元，同比多增536亿美元。 存款的情况。6月末本外币存款余额212.99万亿元，同比增长10.5%。人民币的存款余额是207.48万亿元，同比增长10.6%，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高0.2和2.2个百分点。上半年人民币存款增加14.55万亿元，同比多增4.5万亿元。外币存款余额是7784亿美元，同比增长2.4%，上半年外币存款新增206亿美元，同比少增119亿美元。 银行间市场成交和利率的情况。上半年银行间人民币市场以拆借、现券和回购方式合计成交669.11万亿元，日均成交5.53万亿元，日均成交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6.7%。6月份同业拆借的加权平均利率是1.85%，分别比上月和去年同期高0.6和0.15个百分点，质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是1.89%，分别比上月和上年同期高0.6和0.15个百分点。 下面是外汇储备和汇率的情况。6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是3.11万亿元美元，6月末人民币汇率是1美元兑7.0795元人民币。 最后是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的情况，上半年以人民币进行结算的跨境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其他经常项目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分别发生2.19万亿元、0.89万亿元、0.51万亿元和1.21万亿元。 以上通报的是今年上半年金融数据的基本情况。 周学东：谢谢阮司长。大家可以看到，上半年金融数据中，有三组数据增长还是比较高的。一是社融，同比增长12.8%，比去年同期高1.6个百分点。比我们4月份发布的一季度数据也是高的。第二组是货币供应量，M2的增长11.1%，比上年同期高2.6个百分点，增长的幅度也是比较高的。第三组数据就是人民币贷款，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3.2%。有一段时间社融和M2的增速都在8%左右，所以总量的恢复的还是比较快的。 下面请大家提问。 人民日报：我们注意到今年上半年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明显高于去年，请问该如何看待这一情况？特别是这一情况是否存在着引发通胀和房价上涨的预期？另外当前社会也比较关注下半年的M2和社会融资规模的走势会如何？ 阮健弘：感谢人民日报记者的提问。从刚才通报的数据来看，可以看到上半年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是比较大的，而且在持续的加大，具体的表现就看到总量指标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速都明显高于去年，全社会的流动性是合理充裕。从具体的数据来看，先看广义货币供应量，6月末M2的同比增长是11.1%，把广义货币供应量的总量分解来看，就是看构成的主体。上半年保就业的政策在加码，这个政策确保居民的收入保持平稳。所以从金融这方面来看，可以看到住户的存款同比多增了1.51万亿元。 从企业部门来看，金融体系落实稳企业的政策，加大对企业的支持，企业的存款上半年同比多增3.44万亿元。另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也在密切的配合，财政政策的支持力度也在加大，财政存款和机关团体的存款投付和支出的速度都在提升，这两者的存款上半年是同比少增9199亿元。 从狭义货币看M1，6月末M1的同比增长是6.5%，这个增速比上月末是低了0.3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高2.1个百分点。从狭义货币的量上来看，上半年单位活期存款同比多增了9660亿，也就是说单位的流动性同比多增的比较明显。整个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超储率是1.6%，这个水平比去年同期低了0.4个百分点，应该说当前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更为畅通，传导效率明显提升。货币乘数是6.92，比去年同期高了0.79，处于历史上较高水平。整体上来看上半年金融总量是充足的，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是比较高的，有效的支持了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当前我国的经济运行是处于基本平稳的状态，供需两方总体上来说比较平衡，货币政策也是保持稳健，而且更加灵活适度。应该说我们的经济不存在长期通胀或者通缩的基础。大家也关心房地产的状况，从中央银行的监测来看，房地产融资也在保持比较稳定的状况，5月末全口径的房地产融资增速10.3%，这个增速比同期的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速要低2.2个百分点。 下半年金融系统将继续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加大对稳企业、保就业的金融支持，预计M2和社会融资规模将保持平稳增长。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年上半年金融数据在结构上有什么样的特点？另外房地产和基建回暖的情况如何？对于小微和制造业的支持情况怎么样？ 阮健弘：我回答一部分，还有一部分请邹司长补充。6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增速是13.2%，这个增速比去年同期高了0.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增的人民币各项贷款是12.09万亿，同比多增2.42万亿，应该说同比多增的规模还是比较大的。从贷款的结构上来看，应该说人民币贷款绝大部分都投向了实体经济，企事业单位的贷款增长是8.77万亿，占各项贷款新增量的72.6%。这个当中从期限上来看，短期贷款同比多增1.36万亿元，为企业提供了必要的流动性支持，中长期贷款同比多增1.37万亿元，这点是非常有利于支持企业的复工和复产。 上半年企业贷款增加比较多，应该说实体企业的资金需求增加和金融支持力度加大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近期我们对全国300多个地市进行了信贷需求的调查，调查的结果显示是企业的信贷供需两旺，金融机构审批贷款的提款率上升的比较明显。调研的银行当前已经审批的企业贷款规模大体上超过了去年的前三季度。企业的资金需求也比较旺盛，提款率比去年要高5.1个百分点。从结构上来看，当前的信贷供给比较好的匹配了企业的流动性需求和全社会的抗疫资金需求。受疫情影响比较大的省份的银行基本上是应贷尽贷、应贷快贷。湖北省在工作日减少较多的情况下，审批贷款已经超过了去年的前三季度。中小企业的贷款提款率比去年上升了7.1个百分点，基础设施行业的贷款提款率比去年上升了6.5个百分点。受疫情影响比较大的行业如租赁和商业服务业、卫生和社会工作业，这些行业的贷款提款率分别比上年上升了11.1和9.5个百分点。 从行业数据来看，制造业、基础设施业、房地产业的增速也都是在预期的范围之内，这方面我想邹司长更加权威，请他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 邹澜：我做一些补充，今天是7月10日，截至6月末的数字还没有出来，所以有一些数据相对老一些。一方面，普惠小微贷款从前五个月的数据来看保持了较快的增长，截至5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是12.9万亿，同比增长了25.4%，增速高于人民币各项贷款的增速12.2个百分点。前五个月增加的普惠小微贷款是1.4万亿，同比多增长了5381亿元。另一方面，5月份新发放普惠小微贷款的平均利率是5.23%，比上年末下降了0.65个百分点。普惠小微贷款已经支持了2863万户的小微经营主体，同比增长了21%。 6月1日我们又发布了三个文件，包括两个政策工具和一个指导意见，从初步情况来看，6月份整个普惠小微的贷款增长应该是能够保持过去几个月势头的，可能还略好一点。 制造业方面。截至5月末，制造业的中长期贷款余额是4.28万亿，同比增长19.6%，这个增长速度创2011年2月以来新高。其中，高技术的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同比增速40.9%，继续延续了过去几年的高速增长态势，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速又提高了2.5个百分点。制造业的贷款快速增长，首先是得益于制造业这些年转型升级进程的加快，成效得到显现。另外，从我们跟金融机构的沟通情况来看，最近几年随着不断的优化信贷结构，商业银行自身对于制造业贷款和金融服务的重视程度应该说是有了一个非常显著的提高。除了落实央行和银保监会的政策指导之外，很多金融机构从自身发展的角度认识到长远的发展离不开对制造业的支持，实际上金融业和制造业是共生共荣的关系，所以这么多的资源向制造业倾斜，在数字上有所体现。 房地产市场方面。关于房地产市场本身，住建部门和国家统计局都有相应的数据发布。从我们和他们沟通的情况来看，在疫情最严峻的时候，房地产开工建设和销售都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现在基本上恢复到疫情前的发展态势。从金融的角度来看，这些年我们一直是着力于引导商业银行优化信贷结构，把投向房地产的金融资源控制在适度的范围之内。早些年大家都很关注商业银行对房地产行业新增贷款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例，曾经高达43%、44%，这些年在相应的政策引导下，这个比例逐年下降，今年1-5月份占比已经降到25%。 周学东：在社会融资规模构成中贷款是最主要的，人民币贷款上半年增长13.2%。在结构上，大家能看到信贷资源都投向了哪些领域。制造业是我们的支柱产业或者说是最重要的行业，中小微企业在疫情冲击背景下又是最困难的企业，特别是大量的服务业企业很多都是中小微企业。制造业前5个月增长19.6%，预计上半年比全部贷款增速高出7个百分点；中小微贷款的增长25.4%，已经高出12个百分点。刚才介绍的普惠概念，是指单户授信在1000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再加个体工商户，还有小微企业主的经营性贷款。制造业贷款增长19.6％，普惠口径增长了25.4%，反映出金融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还是比较大的。请继续提问。 彭博社：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之前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的新闻就是金融稳定再贷款的利率下调，我们之前都没有看到太多有关金融稳定再贷款的数据，比如说到目前为止发放了多少？发放给了什么机构？什么样的机构可以在什么条件下可以获得金融稳定再贷款？ 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国的经济已经逐步走回正轨，我想问一下央行的货币政策是不是也已经开始退出应对危机的模式转为更为正常化的模式？ 郭凯：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 我想说几点。第一个是我们货币政策和欧美主要央行的货币政策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区别。我们国家虽然遭受疫情严重的冲击，金融市场也出现过一些波动，但是整体的经济运转和金融市场的运转是正常的，没有出现恐慌、市场失灵这种情况。所以我们是一个正常的货币政策。这个和欧美的市场特别是美国今年3月份发生的情况是非常不同的，美国3月份发生了严重的市场问题，它原先流通最好的国债市场都出现了问题，使得央行必须用非常规的手段来介入市场。我们和他们情况是不同的。 第二，今年疫情以来我国货币政策有两个主线，第一个主线就是正常的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通过总量、价格、结构工具来提供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使货币信贷能够为经济复苏提供足够的支持。第二个是针对疫情出台的一些特殊的、阶段性的货币政策工具。比如说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出台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目的就是在当时保障医疗产品的生产和重要生活物资的供应。比如说在春节后开市前两天投放了1.7万亿元的流动性，这个投放和以往相比是超常投放，当时投放的时候是为了保证春节后开市市场正常的运转。后来做了5000亿元的支持复工复产的再贷款再贴现政策，它是为了使受疫情影响比较严重的中小微企业能够得到信贷支持，支持他们复工复产。比如说6月1日出台的两个货币政策工具，普惠小微贷款的延期还本付息，还有支持信用贷款的发放，这是为了给受到疫情冲击比较严重的企业获得现金流支持和必要信贷支持提供帮助。这些措施都是针对疫情的特殊情况和不同的特点设计的，本身就是一个临时性的政策措施，它们是针对不同时点需要来设定的。当政策设定的情形不再适用的时候就自动退出了，比如说3000亿元的再贷款已经完成它的使命了，现在医疗产品的生产产能已经很大了，物资保障非常的充裕，所以3000亿元再贷款完成使命，已经退出了。比如说5000亿元的再贷款再贴现支持复工复产，复工复产的进展还是比较顺利的，基本上已经完全复工，经济基本上恢复到了正常水平，所以这5000亿元的复工复产再贷款到6月30号也完成了它的使命，也退出了，不再继续发放了。比如说春节后超额投放流动性的做法在当时是必要的，但是随着金融市场交易恢复正常的运转，价格发现没有问题，我们也不再超额投放流动性了。这些政策措施确实是根据疫情的变化，完成了使命就退出了。 关于金融稳定再贷款。金融稳定再贷款的目的一般是处置金融风险，是人民银行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能的一个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最近下调了所有的再贷款利率，也包括金融稳定再贷款利率，主要考虑是为了支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其实金融稳定再贷款使用是非常少、非常罕见的，需要经过非常审慎的评估，充分考虑了出险金融机构的情况和金融风险的紧急性和系统重要性以后，在别的工具比如说行业保障基金和金融机构自身的资金没法保障安全，同时这个机构又有系统重要性影响的时候，才会选择使用金融稳定再贷款，来履行最后贷款人的职责，最终目的是为了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我们最近一次使用金融稳定再贷款就是在包商银行的处置过程中，当时因为包商银行的体量比较大，如果不使用金融稳定再贷款可能会引发一些金融风险。随着蒙商银行的成立和包商银行的处置基本完成，有效防止了金融风险的扩散，人民银行的这部分金融稳定再贷款的作用也会逐渐被别的资金替代了，比如说存保基金，金融稳定再贷款就会退出。 周学东：补充一句，这次是各个种类的再贷款利率都下调了，金融稳定再贷款只是再贷款当中的一个品种，使用并不多，量很小，主要是支持实体经济发放得多。比如，3000亿保供的再贷款就是低成本支持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的一个货币政策工具，提供精准、直达的资金支持。因此，下调再贷款的利率主要是为了体现对实体经济进行支持，引导金融机构降低对企业的贷款利率。 请继续提问。 上海证券报：我们注意到上半年社会融资增量明显高于去年同期，我想请问一下推动这个现象的主要因素是哪些？ 阮健弘：上半年为了积极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新挑战，金融体系持续加大对疫情防控和对实体经济支持的资金力度。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量明显高于去年同期，刚才从通报的数据上可以看到。从融资的结构上也有比较突出的特点。一是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支持力度增强。上半年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新增量是12.33万亿元，这也是历史上最高的水平。这个水平比去年同期多增了2.31万亿元。 第二个方面是金融市场对实体经济提供的债券、股票等直接融资的支持幅度大幅度增长，占比是明显上升，这也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上半年企业债的净融资是3.33万亿元，已经接近去年全年的水平，去年全年是3.34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多了1.76万亿元。非金融企业的境内股票融资是2461亿元，几乎是比去年翻一番，比去年同期多增1256亿元，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增加3862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增了4250亿元，也就是比去年同期是下降的。这三方面的直接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比重就达到了19%，这个水平比去年同期高了7.7个百分点，就可以看到直接融资的占比是明显提高了。 第三个方面是金融体系积极配合财政政策发力，国债和地方政府的专项债融资力度比较大。上半年地方政府专项债的净融资是2.22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1.03万亿元。国债的净融资是9880亿元，比去年同期多5729亿元，尤其是6月份，6月份特别国债的发行，当月的国债净融资4392万亿，是去年同期的三倍多。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各项工作，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好“六保”任务。 证券时报：咱们上半年新增社融和信贷的规模很高，但是市场担心下半年持续性，想了解一下从目前情况看，下半年的实体经济融资需求预计是什么样的趋势？还有在陆家嘴的时候易行长已经提出了全年新增的累计贷款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下半年的货币政策会有什么样的保障？ 阮健弘：刚才我也向大家介绍了上半年的情况，包括我们对实体经济和金融机构做的下半年信贷需求情况的调查。从现在的发展情况和调查情况来看，正像前面向各位媒体朋友介绍的，预计下半年货币信贷以及社融会保持平稳增长的态势。 郭凯：信贷上半年同比多增2.4万亿元，全年如果按照易行长说的20万亿元左右，大概可以估计一下，下半年货币信贷基本上和去年相比是略微有所增加的水平，大概就是20万亿元左右。因此我们预测下半年的信贷需求还是比较平稳的。 货币政策的立场仍然是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我们现在更加强调适度这两个字。适度有两个含义，一个含义是总量上要适度，信贷的投放要和经济复苏的节奏相匹配。如果信贷投放节奏过快的话，快于经济复苏就会产生资金淤积，产生信贷资金没法有效使用的问题。第二个是价格上要适度。一方面要引导融资成本进一步降低，向实体经济让利。国务院也有1.5万亿元让利的要求。同时也要认识到利率适当下行并不是利率越低越好，利率过低也是不利的，利率如果严重低于和潜在经济增长率相适应的水平，就会产生套利的问题，产生资源错配的问题，产生资金可能流向不应该流向领域的问题。所以利率适当下行但也不能过低。下半年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 保持总量的适度，综合利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另外又要抓住合理让利这个关键，保市场主体，特别是更多地关注贷款利率的变化，继续深化LPR改革，推动贷款实际利率持续下行和企业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为经济发展和稳企业保就业提供有利条件。 路透社：我想问一下临时性的政策工具逐渐退出，下半年我们是不是有可能更多地依赖传统的降息、降准的政策工具来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3月底的时候国务院1万亿元的再贷款再贴现的额度，这个进展怎么样？ 郭凯：我首先要澄清一下，上半年的货币政策主要还是依靠传统货币政策。一方面我们是保持总量的适度，通过三次降准，再贷款再贴现，中期借贷便利操作，以及安排一些政策性银行信贷支持，推动公司信用类债券的融资增长等等，上半年推出的正在实施中和将要实施的货币政策支持措施大概是9万亿元左右，总量上是足够的。这些政策都是比较长期的政策。 第二是推动利率的下降。2月份调整过一次再贷款利率，调降了25个基点，后来引导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中标利率、中期借贷便利操作中标利率，1年期的LPR利率都下降了30个基点， 7月1日又把再贷款再贴现利率调低了25个基点。通过这些政策引导利率下行来进行逆周期调节，同时向实体企业让利。 第三是用了一些结构性的政策工具，我刚才说了3000亿元再贷款、5000亿元再贷款、1万亿元普惠性的再贷款，安排政策性银行和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发放普惠贷款，最近还创立两个新的工具，都是结构性政策引导信贷向一些特定的主体投放。 目前3000亿元和5000亿元再贷款已经执行完毕了，中小企业信用贷款的支持计划以及贷款的延期还本付息政策还刚刚推开，还在逐步发力中。下半年经济恢复正常，传统货币政策的作用可能会更加明显，我们进入了一个更加常态的状态。 刚才还问到了1万亿元再贷款的情况，目前落实情况还是比较平稳的，到7月7日，地方法人银行累计发放优惠利率贷款包括贴现总共是3747亿元，支持企业和农户是66万户，户均贷款57万元，说明贷款确实是在支持中小微企业，普惠性也是比较强的。3747亿元里涉农贷款是477亿元，扶贫贷款是235亿元，普惠小微贷款是1927亿元，贴现是1107亿元。 邹澜：实际上5000亿元也好，1万亿元也好，都是聚焦于普惠小微的贷款，尤其是对于地方法人银行的。刚才我介绍了普惠小微贷款的整体情况，我想之所以能够达到现在的态势和水平，跟这些政策支持是密不可分的。因为一方面，是给地方的法人银行有一个较好的激励，使得他们更有积极性拓展这方面的业务，另一方面，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补偿，因为与地方法人银行正常在市场上获得的资金成本相比，再贷款的利率是比较低的，这使得他们可以更多的降低小微企业的利率，拓宽支持的覆盖面。 刚才也介绍了户数的数据，现在已经支持了2800多万户。跟市场监管总局的所有小微市场主体户数数据相比，实际上信贷支持覆盖面已经超过了四分之一。这几年普惠小微一直在保持快速的增长，再要往上提升覆盖面的比例，跟以前相比在边际上是要更困难一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在特殊的疫情背景下，5000亿元、1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政策，对在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服务能力，使更多的小微企业能够获得贷款，应该说是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金融时报：我们知道社会上一直非常关注小微企业的融资，上半年央行出台了很多针对性措施支持小微企业的融资、贷款，我想问一下今年上半年疫情发生以来，小微领域的总体贷款增长情况怎么样？另外“三农”领域的贷款增长情况怎么样？ 阮健弘：我先介绍一下“三农”贷款的情况。因为我们现在跟媒体朋友的见面会是比较早的，10号就跟大家见面了，所以很多结构性的数据还没有出来。现在给大家看到的结构性数据，“三农”的是到5月末的数据。到5月末农业贷款余额是4.23万亿元，同比增长5.6%，增速比上年末高4.9个百分点。前5个月农业贷款新增量是2878亿元，占各项贷款新增量的比重是3%，这个占比也比上年末高2.5个百分点。实际从经济增长来看，大家也看到了第一产业也增长的不错，应该说这里也有金融支持第一产业增长发力。 从农村来看，农村贷款的余额是30.81万亿元，同比增长11%，增速比上年末高2.7个百分点，前五个月新增的农村贷款是2.09万亿元，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是21.7%，这个占比比上年末高6个百分点。从农户来看，农户贷款余额是10.96万亿，同比增长12.6%，增速比上年末高0.5个百分点，前五个月新增的农户贷款是6583亿元，增量占住户部门贷款增量的比重是25.6%，这个占比比上年末高9.6个百分点。小微贷款的情况刚才邹司长已经向大家介绍过了，补充一点，就是5月末的时候普惠小微企业贷款中的信用贷款比重占16.3%，信用贷款的占比比上年末高2.8个百分点。 周学东：结构性的数据还没有出来，过几天会在网站上发布。刚才的结构性数据是5月末的数据，我相信6月末的数据会比这个数据高一些。媒体朋友可能要问，制造业、小微普惠、“三农”都增长的很高，什么领域降了呢？实际上，这两年贷款里降的比较多的是融资平台的贷款。过去地方融资平台数量不多，但贷款量很大。这样大家就理解了制造业、中小微企业、“三农”都增加的比较多的同时，有些领域实际上是明显压降的，比如房地产就是降的，不管是开发贷还是按揭贷，这两年降得都比较明显。 请继续提问。 经济观察报：我想问一下前几天有一个课题建议资管新规延期两年，到2022年底，我想问一下央行怎么看一下这个课题的建议？第二是想问一下目前影子银行的规模有多大？ 孙天琦：2018年4月资管新规出台以来，资管产品实现了平稳有序转型，总规模稳中有降，整体风险持续收敛，实体经济融资没有受到存量业务整改的影响。从两个方面看，一方面是资金脱实向虚、自我循环的现象得到遏制，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持续压缩。另一方面是净值性产品占比稳步上升，资管资金通过增加金融债、企业债投资的方式，加大了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这些情况已反映在阮司长刚才回答的社会融资规模等结构数据中。 目前，全球经济受到疫情的影响暂时出现了萎缩，我国经济也存在一定的下行压力，确实也增加了资管业务规范整改的难度，市场非常关注资管新规过渡期相关政策。有些人建议严肃市场纪律，严格执行资管新规，有些人建议延长过渡期一年，刚才记者朋友所提到的研究报告建议延长两年，都有各自不同的逻辑和道理。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会同有关部门在坚持资管新规基本要求的基础上，密切跟踪监测资管业务规范整改的情况，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做好相关工作，稳妥有序推进资管行业的整改与转型。 周学东：各界对资管新规延长的建议比较多，但是无论是延1年、2年还是3年，对金融机构来说，关键是必须要转型的，再回到过去大搞表外业务、以钱炒钱、制造金融乱象是不可能。我们看到，过去两年对影子银行的治理力度还是相当大的。比如说委托贷款今年上半年减少了2300亿，而去年和前年减得更多，去年上半年接近5000亿。不规范的影子银行的规模明显在压缩，从信托贷款和委托贷款也能看得出来。具体的数据可以请阮司长详细介绍。 阮健弘：经济观察报的朋友问了一个影子银行的概念，大家通常的理解影子银行就是银行体系以外的信用中介，这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我们主要是关注资管产品，刚才周学东主任介绍的委托、信托都是底层资产，资管产品的口径是从机构的资产方面来对它进行统计。现在是“一行两会一局”共同建立的资管产品的统计制度，统计范围还是比较全面的，包括八大类，这里面有银行的非保本理财、信托公司的资管产品、证券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资管产品、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的专户、期货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资管产品、保险的资管产品、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的资管产品和公募基金，到今年5月末这些资管产品直接汇总的资产总量是90.1万亿元，比年初增加了4万亿，同比增长3.5%。 说起资管产品大家肯定非常关注风险，风险是大家关注的重点之一。我给大家通报一下基本情况，总体来看资管产品的风险是进一步的收敛。一是同业交叉持有的占比持续下降。5月末资管产品的同业资金来源占其全部资金来源的比重49.8%，比年初下降了1.2个百分点。第二个是杠杆率回落，杠杆率的概念比较多，这里说的杠杆率是总资产跟募集资金的比例。资管产品的负债杠杆率平均为107.7%，这比年初回落了0.9个百分点。第三是净值型产品占比持续上升，5月末净值型产品募集资金占全部资管产品募集资金的余额是60.3%，大家可以看到这类产品大幅上升，比年初高了4.9个百分点。第四是非标准化的债权规模在持续减少。5月末资管产品投资的非标准化的债权类资产规模同比下降7.6%，比年初多下降1.2个百分点。大家可以看到资管产品的风险整体上在进一步收敛。 因为资管产品风险得到了更好的控制，所以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也发挥了更有效的作用，应该说我们的资管新规在现实当中效果还是比较好的。5月末资管产品的底层资产配置到实体经济的余额是39.3万亿元，比年初增加了2.2万亿元，占全部资产的43.6%，比年初提高了0.6个百分点。从结构上来看，新增的投向实体经济的底层资产主要是企业债券和股票这些标准化的资产。另外我们也关注到个别理财产品出现了浮亏的现象，道理上说市场变化必然会导致净值产品的波动，这点是合理的，大家可以看到净值产品的占比已经占60%了，这么大的规模，阶段性的浮亏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从我们掌握的数据整体上来看，5月末全部资管产品的资本公积和未分配利润比年初增加了五千亿，大家可以判断资管产品总体上收益是正的。 周学东：老的资管产品的压降也是不容易的。大家知道过去很多金融机构愿意做资管，是因为可以规避很多的监管，不用缴存款准备金，也不需要提取坏账拨备，成本很低，账目上收益率显得很高。刚才阮司长介绍现在总规模是90万亿，增长3.5%，规模总体上是稳定的。资管新规不是说要把资管产品压没了，主要是压非标，非标穿透了就是信贷资产，也就是除了银行之外的几乎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在做信贷业务。银行做的理财产品，投资出去，不放在表内，实际上是贷款，绕监管、绕规模，不按照表内资产控制和管理风险，这是一个巨大的系统性风险。去年以来我们看到贷款增长很快，但非标压了不少。有些从表外回到表内，占用的也是贷款资源，体现了贷款增长，是一个替代。现在的影子银行，内部结构在调整，风险大大降低。刚才阮司长讲到净值型产品占比在提高，来自同业的负债占比在下降，这是一个好的迹象，系统性风险明显得到治理。关于资管新规延期，因为今年疫情冲击，应该延期。但也有机构、学者建议不能延太长，可能延一年是比较合适的。 财新：6月初出台的两个新工具请介绍一下使用情况怎么样？还有最近两次调整再贷款利率，最近十年来第一次调整再贴现利率，我看再贷款、再贴现工具用的比较多，我想问一下这两个的关系对于市场调节的作用是什么？它跟传统工具之间的配合是怎么样的？还有最近看到安信信托、川信曝露了很多风险，在处置过程中有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兑付机构和个人投资者。一方面投资者想全部兑付，但是另一方面资管新规打破了刚兑，所以从监管当局的层面咱们怎么去平衡投资者对利益的保护以及打破刚兑还有道德风险？怎么去区分投资者应该承担的风险以及信托公司自己因为不是很合规的操作造成的风险？ 郭凯：其实这是挺重要的创新，一个就是小微企业的延期还本付息应延尽延。一个就是激励加大对小微企业的信用贷款投放。这个政策是6月1日出台的。现在刚刚铺开，各个地方分支机构还在熟悉摸索怎么样把这个政策真正落到实处，现在还是一个比较初期的状态。延期还本付息起步是顺利的，具体的进展数据还没有摸上来。对于信用贷款我们已经进行了第一次操作，银行放完信用贷款之后到我们这儿来申请再贷款。信用贷款截止到7月3日，约一个月期间我们支持了1598家地方法人银行，一共给109万户企业发放了普惠小微信用贷款160万笔，总共是1326亿元，所以撬动作用还是很明显的，才出台约一个月的时间已经有了1326亿元的信用贷款发放，这里很大的一块是互联网银行以及传统商业银行利用互联网技术、大数据发放的信用贷款，单笔的贷款很小，就是两、三万元，但是给尾部的客户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支持。 再贷款、再贴现工具大部分应用的对象是地方法人银行，也就是比较小的银行，再贷款给他们提供了比较稳定的、低成本的、期限也比较长的资金来源，通常再贷款期限是一年。而这些地方法人银行规模比较小，通常的资金利率比较高，又是服务县域经济、小微企业、农户的重要力量，所以我们通过这种定向的政策，对这些银行提供支持，最终通过他们来服务我们认为比较重要的服务对象也就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农户，实现货币政策更加有效传导。再贴现其实是支持票据的贴现，票据是经济运行中很重要的一种支付和融资方式，很多企业把票据贴现作为融资手段，而且是一种相对比较便宜的融资手段。再贴现等于是给融资手段提供了一定的资金支持，所以对产业链、对商务活动的正常运行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邹澜：郭司长已经说得很全了，我补充几点。正如刚才郭司长提到的6月1日发布的这两项政策工具，到今天7月10日，大概40天的样子，因为政策下去有一个传导的过程，各方对政策的消化和磨合从过去的经验来看需要一段时间。从我们现在对这一个多月掌握的情况来看，一个是政策大家反响比较热烈，基于现在稳企业保就业的突出形势，各方面的工作很积极。我们也通过召开视频会议方式想办法加快传导过程。数据还在统计过程中，但已经有一些点上的信息包括数据，最近人民银行会通过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对外发布。另一方面，是让更多的企业掌握好、用好这个政策，使金融机构之间有一个更好的交流，建议大家密切关注，帮我们继续做好宣传。 刚才郭司长说的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计划，第一期资产绝大多数是6月1日之前发放的，那时候中小银行还不知道会有这么一个额外的激励。刚才阮司长也提到了，这些年信用贷款的比重总体上是往上的，另外有一些资产，因为手续的原因，实际上是延放的，按照政策接下来还可以继续报帐，估计往后会比这个数字更好。比如说，有地方法人银行反映，他们对信用贷款支持计划政策反响很积极，在内部也有一些政策的安排，在紧锣密鼓的落实。总的感觉是，过去地方法人银行在信用贷款方面放不过大行，而在政策的支持下，他们觉得信用贷款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幅度。 另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关注到一个情况，这两项工具对小微企业、对稳企业保就业起到的作用，不仅仅是工具本身的支持数字，它等于是给了小微企业更多的选择空间，跟其他的政策工具之间产生了很显著的协同效应。比如说，延期还本付息的政策工具不仅仅激励了银行更高效的办理贷款延期，而且使小微企业在应对疫情的时候有更多的选择和方法来进行负债管理，可能一些企业在比较之后，觉得去申请新贷款比延期原有的贷款更好，他们也就会选择新申请贷款等其他方式来缓解流动性压力，所以这项政策的效果实际上可能比我们预期的还要更综合性一些，毕竟，这两项政策最终的目标还是要促进更好的稳企业、保就业。 孙天琦：刚才关于几个信托公司风险处置过程中有关投资者、消费者的问题，这几个风险处置案例相关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正在研究方案，人民银行也在紧密配合。第一，坚持市场化、法治化的原则，压实相关金融机构和相关股东的主体责任。第二，依法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保护这些投资者的知情权、公平选择权、财产安全权、求得赔偿权等合法权益。第三，加强投资者教育，帮助投资者树立“收益自享、风险自担”的风险责任意识，准确评估自己的风险承担能力。产品处理上，要严肃市场纪律，防止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第四，对监管部门而言要举一反三，加强金融业行为监管体系的构建，规范类似产品的销售行为，杜绝欺诈误导投资者，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中国国际电视台：请问央行对下半年经济走势的看法？关于北上资金的问题，现在经济形势好转，市场逐渐高涨，接下来央行对于热钱的流入会有怎么样控制的政策的考量？ 王信：我从研究的角度谈一下看法。当前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在很多方面发生了变化，而且随着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扩大，我国跨境资本的流动规模也越来越大，这属于正常现象。央行相关部门，以及国家外汇管理局都高度重视热钱流动现象。学术界对于什么是热钱有不同的认识，争论很大。但共识是，对于短期内大规模的跨境资本流动需要保持高度警惕，也要对跨境资本流动进行宏观审慎管理，当然也包括一些微观的监管来进行风险的防范。这是因为，短期内跨境资本的大进大出，可能会冲击、影响国内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健。目前，世界各经济体都采取了很多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尤其是欧美主要央行采取的货币政策的力度非常大，有可能造成短期资本在全球的大规模流动。而且我们看到，某些新型经济体已经受到了短期资本流动的冲击，甚至可能出现金融风险。特别是那些在疫情之前，经济和金融都已经十分脆弱的经济体，加之这些经济体防疫体系、卫生健康体系比较弱，他们受疫情冲击的影响会更大。在这种情况下，部分新兴经济体受到热钱的冲击也就更大，我们需要高度关注。总体上，我国应对疫情的能力、应对跨境资本流动的能力都很强，包括我国经济在全球率先复苏，金融体系稳健性，拥有充足的外汇储备等。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谈一下对下半年及下一阶段经济形势的看法。总体上，我国经济运行目前持续好转，从各项经济指标看，这个态势比较明显。最近几个月，随着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取得重大的阶段性成果，以及各项金融货币政策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消费、投资等都在边际改善。下半年及未来一段时期，这种好转的态势仍将持续。从投资来看，我国以5G网络、工业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基建项目以及其他投资项目的落地，有望使得投资成为促进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的推动力。消费也明显呈现边际改善的情况，出口增长虽然可能下滑，但和主要经济体相比，我国出口状况相对较好。预计未来物价总体上是稳定的，CPI涨幅或有所回落，PPI同比跌幅收窄。6月份PPI环比变成正的，这是一个很好的迹象，表明生产投资、制造业的形势在进一步好转。总之，下半年以及下一阶段我国经济运行会继续维持向好的态势。 周学东：统计局刚刚公布的宏观经济指标里，有一个数据我们感到比较欣慰，就是CPI同比上涨2.5%，比预期要低。因为一季度生产端受疫情冲击很大，影响的是供给。如果说在消费保持一定规模的情况下，供给端出现供应短缺的话，必然会导致消费品价格上涨。但是6月份CPI同比上涨2.5，比我们预想的要好很多。刚才说PPI环比上升为正，说明工业品出厂价格有所回升，这也是一个好的迹象。 经济参考报：大家比较关心上半年末我们整个宏观杠杆率的情况怎么样？因为可能大家比较担心上升比较快，所以风险怎么看待？ 阮健弘：4月份我们通报一季度数据的时候就讨论过宏观杠杆率的问题。一季度受疫情影响，我们测算我国宏观杠杆率是提升了14.5个百分点。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可能二季度宏观杠杆率还会上升。 但是我们要看到背后的机理。当前宏观杠杆率上升是逆周期政策调节，支持实体经济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在这个过程中应当允许宏观杠杆率有阶段性上升，上次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跟大家交流了这个看法。这种阶段性上升是金融扩大对实体经济的信用支持。这实际上是为了未来更好的保持合理的宏观杠杆率水平，今天我们这么做是为未来合理宏观杠杆率的水平创造条件。从现在来看，虽然二季度宏观杠杆率还会上升，但更要看到逆周期政策支持实体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前面几位司局长都提到了，经济和生产秩序都在加快恢复。刚才王信局长提到的消费边际改善，新基建、投资的重要拉动，出口好转等， PPI环比为正，应该说金融逆周期调节向实体经济传导的效果都在体现。我们对全国1万家实体企业调查显示，截至6月15号，工业企业设备利用率已经达到或者是超过去年二季度的平均水平。服务业的开工率已经回升到了90.7%。所以，逆周期政策提供信用支持已经在实体经济方面取得效果，我想当前宏观杠杆率阶段性上升是允许的。 周学东：最近媒体比较关心银行对企业让利1.5万亿元的情况。请郭司长再解读一下。 郭凯：这1.5万亿元分三块，一块是利率的下行实现金融市场或者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让利，这块大概是9300亿元，包括贷款利率下行，包括债券利率的下行，包括通过再贷款、再贴现政策支持的这些优惠利率贷款的发放，所有这些东西加在一起通过引导利率下行，最终会实现大概约9300亿元的让利。 第二块就是我们测算如果直达政策工具能达到一定规模，包括前期还本付息政策，就是疫情爆发之后当时是把贷款延期到6月30日，后来我们又出台了两个新工具，把普惠小微贷款延到明年，最晚是3月份。这块包括减少企业的罚息和高息过桥贷款要付的额外成本，可能会增加的一些不良贷款，企业减少的担保费用等。所有这些东西测算在一起，这两项货币政策工具加上前期的延期还款付息政策工具大约让利2300亿的规模。 第三块是通过银行减少收费3200亿元，包括前期已经减少的收费，后面全年还要继续减免的收费，特别是落实6月1号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信贷融资收费、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的通知》。 所以利息方面是9300亿元，直达工具和延期还本付息是2300亿元，减少收费是3200亿元，这三大块加在一起大数是1.5万亿元。 周学东：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图片来源：微摄 央行今日发布2020年6月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统计数据报告。初步统计，6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271.8万亿元，同比增长12.8%。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为163.9万亿元，同比增长13.3%；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余额为2.49万亿元，同比增长12.6%；委托贷款余额为11.22万亿元，同比下降5.6%；信托贷款余额为7.32万亿元，同比下降7.2%；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余额为3.72万亿元，同比下降1.3%；企业债券余额为26.8万亿元，同比增长21.5%；政府债券余额为41.52万亿元，同比增长17.1%；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余额为7.6万亿元，同比增长6.6%。 从结构看，6月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60.3%，同比高0.3个百分点；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余额占比0.9%，与上年同期持平；委托贷款余额占比4.1%，同比低0.8个百分点；信托贷款余额占比2.7%，同比低0.6个百分点；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余额占比1.4%，同比低0.2个百分点；企业债券余额占比9.9%，同比高0.8个百分点；政府债券余额占比15.3%，同比高0.6个百分点；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余额占比2.8%，同比低0.2个百分点。 注1：社会融资规模存量是指一定时期末（月末、季末或年末）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余额。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等部门。 注2：2019年12月起，人民银行进一步完善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将“国债”和“地方政府一般债券”纳入社会融资规模统计，与原有“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合并为“政府债券”指标，指标数值为托管机构的托管面值；2019年9月起，人民银行完善“社会融资规模”中的“企业债券”统计，将“交易所企业资产支持证券”纳入“企业债券”指标；2018年9月起，人民银行将“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纳入社会融资规模统计；2018年7月起，人民银行完善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方法，将“存款类金融机构资产支持证券”和“贷款核销”纳入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在“其他融资”项下单独列示。 注3：文内同比数据为可比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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