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8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称，该行收到董事长、非执行董事李建红的辞任函。李建红因工作变动原因，申请辞去该行董事长、非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 李建红自2014年7月起担任招商银行非执行董事，2014年8月起担任该行董事长。 公告称，根据《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相关规定，为保障公司治理平稳运行和正常经营，李建红将继续履行该行董事长、非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职责，直至该行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新任非执行董事和董事会选举产生的新任董事长的任职资格获得银保监会核准之日止。
8月18日美股盘前，老虎证券（TIGR.US）将发布2020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 回顾2020年一季度表现，老虎证券一季度营收2320万美元，同比增长136.7%。其中，佣金收入为1430万美元，同比增长124.6%；利息相关收入为641万美元，同比增长约128.9%；其他收入为250万美元，同比增长291.3%。 受美股市场交易活跃影响，外加ESOP（员工期权管理计划）服务、投行和经纪业务等互相促进，老虎证券一季度实现全面盈利。 上一季中，包括投行业务和ESOP（员工期权计划）为主的其他收入贡献了10.8%的营收。而根据彭博的统计数据，截至7月底，已累计有16家中国企业赴美上市，其中9家企业选用老虎证券的ESOP服务，包括蛋壳公寓、荔枝、声网、理想汽车等，占比达56.25%。预计二季度中，该板块贡献或进一步增加。 净利润方面，老虎证券归母净利润实现303万美元，一举扭亏为盈；非通用会计准则（Non-GAAP）下净利润为424.9万美元，连续三个季度实现盈利。2020年二季度，老虎证券能否继续保持营收速度的高增长是外界广泛关注的重点之一。 用户增长方面，一季度老虎证券的开户客户为74.3万。开户客户数环比净增约9.4万，入金客户环比净增约2.1万，创下单季度新增客户数新高。客户总资产同比增长79.7%至54.93亿美元。二季度，受中概股二次上市及热门股打新潮，老虎证券能否在新用户及入金客户上续刷新高也是外界关注重点。 花旗认为，老虎证券用户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客户加速从线下转至线上，港、美股投资需求的增加将为老虎证券带来强劲的用户增长。在商业化方面，老虎推出了现金管理业务、订阅及咨询服务，并计划在2020年第三季度开展自我清算，这将使得公司的营收更多元，提升公司的获利能力。 此外，8月初，老虎证券宣布其美国全资子公司拿下由FINRA（美国金融业监管局）颁发的包括投研、证券自营交易、美国政府证券经纪商、销售公司债券的经纪商或者交易商等在内的5张美国金融牌照。 这也意味着老虎证券逐渐形成从经纪业务、投研、证券发行和承销、自营投资、财富管理到清算的业务闭环。 老虎证券创始人及CEO巫天华对此表示，“作为新兴科技券商，老虎的业务版图早已不局限于美港股零售经纪业务，机构经纪业务、投行、财富管理等其他业务的营收比重正逐步增加。” 今年以来，老虎证券股价累计上涨了97.18%。上个美股交易日收盘，老虎证券报7美元，涨7.36%，最新总市值为10.24亿美元。
首家国有大行发起设立的投资管理行正式开业。 8月18日，中银富登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银富登”）在河北雄安正式开业，注册资本10亿元。作为国内首批试点设立的投资管理型村镇银行，中银富登由中国银行出资9亿元，持股比例90%；新加坡淡马锡下属的富登金控出资1亿元，持股比例为10%。 据了解，投资管理行将在原有村镇银行业务基础上，投资设立和收购村镇银行，并向村镇银行提供代理支付清算、政策咨询、金融科技、产品研发、运营支持、培训等中后台服务。 立足县域 2018年，原银监会在《关于开展投资管理型村镇银行和“多县一行”制村镇银行试点工作的通知》中提出，具备一定条件的商业银行，可新设或选择一家已设立的村镇银行当作村镇银行的投资管理行，由其受让主发起银行原来持有的全部村镇银行股权，对所投资的村镇银行履行主发起人责任。 当时，银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投资管理行模式是对现行村镇银行投资管理模式的进一步完善。 此后，越来越多的银行开始探讨投资管理行模式，引导旗下村镇银行集约化和专业化发展。去年9月，由常熟农商银行控股的全国首家投资管理型村镇银行——兴福村镇银行在海南省海口市正式开业。 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6月末，中银富登村镇银行设立法人机构125家，在乡镇设立支行网点173家，在行政村设立助农服务站278家，形成了覆盖全国22个省（市）县域、农村的金融服务网络。在地区分布上，中西部地区占比65%，列入全国“485个贫困县”统计的共计15家。 中银富登董事长王晓明对媒体表示，未来3年，中银富登规模将达到150家，约占全国村镇银行总数的10%。 对于投资管理行“投哪里、管什么”的问题，银保监会副主席祝树民曾指出，“投”，重点是中西部和老少边穷地区，以及参与问题村镇银行处置；“管”，主要是管流动性支持与风险防控，管系统支持与代理清算，管产品研发与人才培训等，目标是构建“小法人、大平台”的专业化中后台服务机制。 王晓明介绍称，中银富登始终坚守“扎根县域，支农支小”业务定位，只做存、贷、汇等基本业务，从源头上规避了偏离主业、脱实向虚等行为。目前，中银富登贷存比约为100%，反映出中银富登真正做到了立足县域，将当地资金投放当地，没有做农村地区资金的“抽水机”。 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6月末，中银富登存款客户数近270万户、贷款客户数超22万户，存款余额超480亿元，贷款余额超500亿元，户均贷款约为22.8万元。其中，涉农及小微贷款占全部贷款的90%以上，农户贷款占全部贷款的45%。自成立以来，累计发放贷款超过1500亿元，共为超40万客户提供了贷款服务。 两方面把控不良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叠加疫情影响，我国实体经济遇到较大冲击，一些潜在隐患依然较大，包括存量风险尚未得到彻底解决、不良资产上升压力加大等。 而作为普惠客群，县域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三农”客户是实现县域经济繁荣、充分就业以及脱贫攻坚的主要力量，但在此次疫情中首当其冲，受影响最大。 王晓明认为，要解决农村中小银行不良问题，需要把握两个关键。一是定位要坚持，不能跑偏；二是防范道德风险，其中既包括外部客户的欺诈风险，同时也包括内部员工在县域市场中缺乏自控力或因没有制度把控而出现的潜在风险。 从资产质量来看，中银富登资产质量保持稳定。截至2020年6月末，中银富登村镇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86%，关注类贷款占比为1.19%，拨备覆盖率221.83%。 王晓明表示，下一步，中银富登将通过自设和并购方式进一步扩大机构覆盖面，同时将现有网点向乡镇进一步延伸和辐射；同时，在当前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加快推进、县域稳步发展等大背景下，集合实际、抢抓机遇，完善、优化各项金融产品供给，提升金融服务质量；此外，将坚持科技创新，加大金融科技投入，积极探索村镇银行业务数字化升级，充分利用金融科技手段，进一步降低运营成本和客户融资费用，解决县域普惠客群融资难和融资贵等问题。
今年3月，抗击疫情的“战斗”正酣。杭州一家民营企业就从那时起在受疫情冲击的危机中走向新生。当时压在企业身上的2000多万元担保债务，如今已被成功化解。 向企业施以援手的，是浙江一家省级资产管理公司——浙商资产。诞生于化解“两链”风险的关键之年，浙商资产以“防化区域风险，服务实体经济”为己任，担负起为金融机构解困、为地方政府解围、为困境企业解难的使命。 “围着银行转、围着政府需求转、围着企业转，这‘三围’是浙商资产重要战略之一。在疫情冲击背景下，我们也对中小企业60余个项目提供接近1.3亿元的减免支持。”浙商资产常务副总经理、首席战略官李传全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 阻断风险传导的“多米诺骨牌” 疫情冲击之下，上述这家大型民营企业陷入困境，2000多万元的担保债务犹如大山压顶让公司喘不过气来。就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浙商资产临危受命，以最快速度帮助其减轻财务压力。 “其实从2013年到2016年期间，我们就接手了不少托管项目，有效化解了担保风险，阻断了多米诺骨牌效应，维护了地方社会经济稳定。”在李传全看来，这样的案例浙商资产经手过很多。 2013年，正是浙江省内加快处置“两链”风险的关键之年。时年8月，浙江省发布《关于有效化解企业资金链担保链风险、加快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的意见》，浙商资产成立于这一年，诞生之初就肩负了化解省内金融风险的使命。 “我们在这3年里，托管了11家相对有一定规模的企业，负债规模达到290亿元。”李传全说，目前风险化解卓有成效，杭州周边一二线城市的托管项目，不少已经圆满退出。 近年来，浙商资产不断深化同各级地方政府的合作。“有些区域性企业如果重整重组好了，实际上和招商引资效果一样的，通过引进新的战略投资者，把原先有困难的企业转化成可持续经营、积极向好的企业，对当地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对于重整需求，浙商资产提供合理的和解方式。”李传全表示。 据统计，通过和解转让或者其他投行手段，浙商资产累计为187家大中型小企业提供帮扶，其中完成或正在纾困的上市公司有11家，解除担保圈超过300亿元，化解超过约880亿元的债务危机，保障了超过10万人的就业。 共益债方案让“乌鸡”变“凤凰” 连续两次招募重整投资人失败，某房地产项目面临资产价值大幅贬损的风险。面对复杂情况，浙商资产联合一家上市房企进行重整方案设计。今年以来，克服疫情期间工程推进困难，对房地产项目进行续建。 如今，存量房产得以盘活，工程项目顺利交付，解决了众多原购房户无法收房的难题。截至今年7月，经过近一年努力，重整程序基本执行完毕，保证了20余家金融机构债权、1000名普通债权人的切身权益，浙商资产也顺利退出。 “围着企业转”是浙商资产战略的重要一环。该公司总结形成了“三类企业的救助思路”：僵尸企业，加快清理；重病企业，重整盘活；休克企业，及时纾困。其中，对于一些处在“烂尾”困境状态的项目，浙商资产在业内较早运用共益债等方案，给予流动性支持，助力项目价值重塑。 李传全介绍，所谓共益债，即超级优先，是指在满足一定条件的前提下，为重整项目提供享有一定优先权的资金支持，如果项目完成重整，则所有债权人和股东利益均得到保障，若重整失败，共益债的偿还顺序优于一般债权。 “有些企业陷入债务危机后，没有资金继续建设，由于时间拖得越长，利息不断增长，自身化解债务的能力越弱。”李传全说，陷入困境的项目，银行往往产生很大亏损，民间债权人受到影响，同时对于花钱购买住宅的个人，也面临拿不到房子的窘境。 这就对风险化解提出需求。“如果有一笔资金把困境项目变为具有完全使用功能的房产，那么就能够‘乌鸡’变‘凤凰’，价值得到很大提升，从而变现为还款来源，解决债务危机。”李传全说，共益债就是解决“最后一口气”的资金来源，以这种方式，浙商资产扶持了不少困境项目。 李传全表示，在共益债模式下，项目完工后取得销售回款，这样一方面纾困资金能够安全退出，其他债权人和股东的利益也能够得到保障。 不良资产管理市场迎来“蓝海” 今年疫情冲击之下，资产价格的不确定性，使得社会参与的行业积极性有所回落，为避免不良资产“冰棍效应”带来的资产减值风险，加快处置效率成为业内的共同难题，而不良贷款的增量供给，也使特殊机遇市场迎来“蓝海”。 “对于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来说，一方面提升处置能力，把自身的十八般武艺练好，包括对资产线索的挖掘发现，尽职尽调方面的努力，对法律法规的熟知程度；另一方面，处置效率的提升与环境因素有关，包括司法环境和信用环境的改善。”李传全表示。 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近日表示，预计今年全年银行业将处置不良贷款3.4万亿元，比去年的2.3万亿元加大了力度，明年的处置力度会更大，因为很多贷款延期了，一些问题明年才会暴露出来。 从今年上半年情况看，李传全介绍，由于金融支持和监管容忍度提升，不良资产一级市场供应量有所缩减，整体的交易价格仍然处于较高位置。但他同时表示，长期来看，供给会有所加大，随着参与机构增加，形成竞争性压力，未来传统的交易转让收益或面临收窄。 事实上，如今的不良资产市场已经吸引超过5万亿元的资本参与，既包括五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等“持牌玩家”，也包括非持牌的民营资本、海外资本等，金融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境外机构参与的积极性也逐渐增加。 “引进外资，包括进行跨境不良债权转让，对于加快化解国内的不良资产、改善信用环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李传全表示，不少外资机构看好国内市场，目前中国不良资产处置的法律法规和信用环境，在世界范围内，尤其在亚太地区是比较优秀的。
8月17日晚间，格力电器公告，望靖东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职务。辞职后，望靖东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有业内人士表示，望靖东的辞职或与格力电器上半年业绩表现不佳有关。此外，高瓴资本入局格力后，虽为大股东，却未能在董事会中拥有一席之地，望靖东的出局或是为高瓴腾位置。 上半年以来，格力电器营收、净利润与另一白电巨头美的集团的差距逐渐增大，总市值已相差近1700亿元。经销商减持、管理层变动，也加剧了格力电器未来走向的不确定性。 截至发稿，格力电器股价报收56.06元/股，跌幅1.30%，总市值3372亿元。 18年老臣，曾被视为董明珠“接班人” 公开资料显示，望靖东出生于1970年，目前已在格力工作近18年，是格力的元老级人物，也是现任管理层中最年轻的高管。 望靖东于2002年11月加入格力电器，历任财务部部长、采购部部长、审计部部长，于2006年4月至2009年9月任公司总裁助理。 2008年1月至今，望靖东兼任公司财务负责人；2009年7月至今兼任公司董事会秘书；2009月10月至今，望靖东任公司副总裁、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 担任董秘11年、财务负责人12年，多项职务在身的望靖东一度被外界视为董明珠的得力干将和未来的接班人。 去年1月16日，格力电器举行董事会换届选举，董明珠再度连任格力电器董事长，望靖东以非独立董事身份进入格力董事会名单。 据报道，在换届选举现场，当被问及接班人的问题时，董明珠望了一眼台下的望靖东和格力执行总裁黄辉，回答称：“我其实内心是有评估，谁对格力电器未来的发展负责。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家，你就是未来的接班人。” 随后，望靖东在现场补充道：“过去6年，董总为股东、为社会创造了巨大价值。至于说从我们内心来讲，我们自身高管，是围绕着董总每个人各司其职。” 家电行业分析师刘步尘表示，望靖东的辞职或与上半年格力电器业绩不佳有直接关系。而间接的因素可能是，格力电器核心管理层对目前董明珠主导的格力发展方向不太认同。 至于望靖东的离开会对格力带来怎样的影响，刘步尘表示，不会带来直接影响，比如格力股价大跌等；但会带来间接影响，让外界对格力未来的忧虑增加。 家电行业分析师梁振鹏则表示，望靖东在格力一直负责财务和董秘的工作，是格力的核心高管之一。高瓴入主后若派驻新的董事，对格力的财务进行一定的管理控制，可能会与望靖东的工作形成一定的冲突。 梁振鹏也认为，望靖东的离职对格力电器的影响并不大，“这些年来，董明珠在格力电器内部一直是个人独裁的管理风格，无论是格力的发展战略决策，还是高管任命等各方面，都是董明珠一人说了算”。 截至目前，望靖东直接持有格力电器股票 88.4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按照8月18日的收盘价计算，其持股市值约为4956万元。 与美的集团差距逐渐拉开 今年上半年，受疫情和家电市场下行双重影响，格力电器业绩颓势加剧。格力电器预计，2020年上半年营收695-725亿元，同比下降6.28%-29.33%；预计归母净利润63-72亿元，同比下降48%-54%。 格力电器将之归因于疫情期间，空调行业终端市场销售、安装活动受限，终端消费需求减弱的影响。 一周前，2020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发布，格力较上一年排名后退22位，在国内三大白电龙头企业中位列最后。 榜单数据显示，格力电器2019年营收和净利润均为三家中唯一下滑的企业，营收、净利润分别下滑4.0%、9.8%。 格力电器与另一白电巨头美的集团的差距也逐渐拉开。2019年，美的集团总营收超出格力电器近800亿元；2020年仅一季度，美的营收超出格力近400亿元，同期美的归母净利润为格力的三倍。 表现在资本市场上，截至发稿，格力电器股价报收56.02元/股，总市值3370亿元，基本跌去高瓴入局带来的溢价影响；美的集团股价报收71.80元/股，总市值达5042亿元。两者市值相差1672亿元。 直播带货致经销体系受冲击 对于格力上半年的表现，董明珠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并不好看”。今年4月份，董明珠开始亲自尝试直播带货。 据统计，4月24日至6月19日间，董明珠5场直播带货的累计销售额超178亿元。假设董明珠在二季度的5场直播带货销售额全部计入当季营收，178亿元直播销售额约占二季度总营收的34.17%-36.25%。 虽然格力电器二季度的营收有追平上年同期数据的趋势，但净利润却同比下滑了30%-41%。 董明珠在今年6月召开的2019年股东大会上表示，格力的销售模式已经发生了变化，线上线下完美结合，才是真正符合这个时代潮流的新零售。 据业内人士透露，董明珠转而重视直播带货引起线下经销商的反不满，传统销售体系正遭线上渠道蚕食。 家电行业分析师梁振鹏称，格力过去依赖大区域经销商的批发代理模式，如今已毫无存在的价值，对格力的销售渠道变革是一种阻碍和负面作用。 6月19日，格力电器公告称，持股8.91%的股东京海担保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或两种方式相结合，减持所持公司股份不超过4288.18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1%。 京海担保是由格力电器省级经销商合资成立的公司，此次减持系京海担保近5年来首次启动减持计划，目前已于7月9日实施完毕。按照公告披露的减持均价计算，减持4288.18万股相当于套现25.00亿元。
就在当地时间8月17日晚，美国“实体清单”又扩容了。 这次还是老生常谈的“国家安全”问题，点名的是华为的38家关联公司。 此次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的“实体清单”增加了38家华为关联公司，自2019年5月华为首次被列入实体清单至今，被列入美国“实体名单”的华为子公司总数已达152家。 看这节奏，美国是决心要把华为逼进墙角了？ 下面是美国商务部公开的“禁令”的部分译文（完整译文请前往文末）： BIS今天进一步升级了对华为及其在“实体清单”上的非美国分支机构使用美国技术和软件在国内外生产的产品的限制。 此外，BIS在“实体清单”中又增加了38家华为子公司，对所有受《出口管理条例（EAR）》约束的项目都规定了许可证要求，并修改了现有的4个华为“实体清单”条目。 BIS还对涉及实体清单上的一方涉及商务出口管制管辖范围内的项目的任何交易施加许可证要求（例如当华为或其他实体清单上的实体作为买方、中间用户或最终用户）。这些措施立即生效，阻止华为试图绕过美国出口管制以获取使用美国技术开发或生产的电子元件。 2020年5月，BIS修改了长期存在的外国生产的直接产品（FDP）规则，以华为采购半导体（某些美国软件和技术的直接产品）为目标。 今天的修正案通过应用控制交易来进一步完善FDP规则： 1）以美国软件或技术为基础的外国生产商品，将被并入或将用于实体清单上任何华为实体生产、购买或订购的任何“部件”“组件”或“设备”的“生产”或“开发”中； 或2）如果实体清单中的任何华为实体是该交易的一方，如“买方”“中间收货人”“最终收货人”或“最终用户”。 如果说从2019年5月至今，美国只是一只手掐在了华为的脖子上，那么2020年8月17日，美国是双手都掐着华为。 由此，美国让华为窒息变得很更简单了。 1 美国各界看法不一 对于加码对华为的制裁，美国各界看法不一。 部分美国政府官员表示欢迎，认为清单有利于落实针对华为的“制裁”。 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对此表示： 华为及其外国分支机构已经加大了努力，以获取美国软件和技术开发、生产的先进半导体。由于我们限制了其获取美国技术，华为及其分公司通过与第三方合作的方式来利用美国技术。 这一多管齐下的行动表明，我们将继续致力于阻止华为的这些行动。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则在美国国务院官网炫耀道： “国务院强烈支持商务部今天扩大其外国直接产品规则，这将阻止华为通过‘替代芯片生产’与‘提供用从美国获得的工具生产的现成芯片’来规避美国法律。” 蓬佩奥指的可能是华为与高通、台积电等跨国企业合作，利用“一般品”渠道将芯片销售给华为的可能性。 对于“一般品”的含义，人们众说纷纭，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种： 1. 非订制标准的产品。如果是这个定义的话，将是对华为最有利的，因为意味着华为能够继续获得台积电的代工； 2. 低端产品，比如说7nm工艺制程的芯片等，而并非是最新的5nm制程工艺。这样一来，华为在旗舰手机芯片还是会遭到一定的限制，但是中低端的芯片可能就有了保障； 3. 非华为海思设计的芯片，也就是说华为可以获得由联发科、高通等芯片厂商设计，台积电生产的芯片。这样一来，虽然能够继续给华为使用芯片，但是也能够更好的控制华为在芯片上的自主研发。 美国半导体工业协会（SIA）则“对美国政府突然转变态度感到惊讶和关切”。 “我们仍在评估该规则，但是对商用芯片销售加以广泛限制将给美国半导体行业带来严重破坏。” SIA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约翰·诺弗尔表示，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对美国政府突然从先前支持采取更有限的限制方式的转变感到惊讶和担忧，此前的方法旨在实现所谓的美国国家安全目标的同时减少对美国公司的伤害。 2 制裁范围，要多大就可以有多大 美国对华为实施“封锁”的第一枪，打响在2019年5月16日——美国商务部将华为及68家附属关联公司列入了“实体清单”。 所谓“实体清单”可以理解为美国出口贸易对象的“灰名单”。 一家公司如果向“实体清单”上的公司出口一些特定商品（受《出口管理条例（EAR）》约束的项目），都需要得到美国商务部的许可。 芯片就是特定商品的其中一种。芯片要出口给“实体清单”上的企业，就必须保证其来自美国的技术占比不超过25%。 这一限制比例在2020年1月收紧到了10%。但是华为仍旧可以使用美国相关软件和技术设计半导体产品。 到了2020年5月，美国声称要进一步限制其产品设计和生产使用美国技术。8月17日晚，美国商务部在发布“实体清单”的新消息时，宣布出售给华为的“以美国软件或技术为基础的外国生产商品”也将被列入控制的名单。 虽明说是限制“以美国软件或技术为基础的外国生产商品”，但其中可以进行操作的灰色地带非常大。 美国商务部没有在消息中给出很严的针对“美国技术和软件”的定义。 那么是不是在大到在美国工厂生产，小到使用在美国生产的工具、美国公司资金参股或者是美方人员参与生产的产品都可能被贴上这一标签？ 符合这些标签的产品，几乎充斥着整个半导体行业。 如今稍微高端一些的芯片设计，基本都会使用到美国的EDA软件。 EDA是电子设计自动化的缩写，即利用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来完成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的功能设计、综合、验证、物理设计（包括布局、布线、版图、设计规则检查等）等流程的设计方式。 目前EDA软件市场的格局中，Synopsys和Cadence都是美国厂商，市场份额超过50%；虽然Mentor Graphic被德国西门子收了，但该部门总部仍在美国，原则上也极有可能受到“实体清单”的管束。 且在这些高端芯片的生产过程中，都无可避免地有美国设备的参与。 假定美国商务部可以并愿意无限扩大受EAR受约束项目的范围，那么不仅是芯片半导体，而是任何商品都可能被列入控制的范围。 3华为手里的“反攻牌” 受尽“制裁”折磨的华为，并没有急着跟美国跨国公司决裂，因为现在的华为，还没有脱离美国科技、实现完全自主化产销的能力。 但后发制人的准备，华为一直在做。 7月30日，华为和高通达成和解，华为向高通一次性支付18亿美元的“和解费”，并获准使用高通技术。随后的8月初，高通就被曝去白宫积极游说，试图得到向华为出口产品的许可。 高通表示：特朗普政府针对华为的“制裁”不仅很难达到限制的效果，还可能将数十亿美元的市场拱手让给高通的海外竞争对手。 其实早在高通之前，就有其他美国芯片公司部分产品业务获得了商务部许可，包括英特尔、美光科技、赛灵思等。 在全球产业链上游“合纵连横”的同时，华为也没有忘记要“自食其力”，主动布局整个半导体产业链。 在2020年8月，华为的“南泥湾”项目被曝光在公众的视线之内。 该项目将纳入笔记本电脑、智慧屏等产品，这些门类的产品能够规避对美国技术的应用，通过“去美国化”避免美国禁令的影响。 截止目前，华为已经在智慧屏上实现了完全的“去美国化”，而且其中关键的芯片采用华为自研的鸿鹄芯片。 紧随其后的难点，在于笔记本电脑和其他智慧终端的硬件和操作系统。不过华为都进行了布局。 8月17日有网络消息显示，华为自主研发的鸿蒙操作系统2.0即将到来，年内上线新华为手表、PC，甚至平板等产品，但由于华为方面对智能手机的生态环境要求较高，华为手机今年大概率不会搭载鸿蒙2.0系统。 但有观点表示，鸿蒙2.0的发布有点为时过早。 对于为什么鸿蒙2.0千呼万唤始出来，网络消息对此做出的解释是：“生态系统的可支持APP比较少，可能导致用户的接受程度不高，不过随着HMS的快速发展，这个问题已经有了很大的解决。” 目前在华为HMS上，不但已注册的开发人员已达到160万，而且还集成了8万多个应用程序，月活用户已经达到7亿。 但是，与谷歌和苹果这两个行业巨头相比，华为的HMS仍然非常薄弱。特别是对于海外市场来说，依然很难让海外用户放弃GMS去选择使用华为的HMS。 另有消息显示华为正在着手研发自己的光刻机，力求突破技术封锁。社交媒体上关于华为光刻机专利的消息，包括一项“通过光的移动，而不是机械移动来实现光刻精度”的专利，是一大技术创新。 虽是利好，但完成任务还是需要大量人才储备和更多技术专利的积累。于是华为在网上公开发布了光刻工艺工程师的职位，并在全国范围内频繁“挖人”。 “天才少年”计划同时让外界看到了华为招揽天下人才的决心。 这些努力的成果，都需要时间去孕育。只是现在美国不肯给华为时间了。 对于美国来说，华为近期的一系列行动都意味着“制裁”没有发挥“应有”的效果。 市场研究机构Canalys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Q2华为手机销量达5580万部，超过三星的5370万部，成为全球最大的手机销售商。 于是美国迫不及待地扼住华为上游供应链，让华为更加呼吸不过来，以此缩短华为可以应对的时间。 如今美国商务部的禁令几乎能涵盖华为的制造业和云服务。而且当华为不“乖”的时候，他们有能力和意愿将新的规定付诸实施。 高通、英特尔、赛灵思、联发科与华为之间的合作，随时都会受到美国的“制裁”，华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都会掉下来…… 4 被“制裁”的概念，10只个股涨停？ 对于这把利剑能够造成多大的伤害，波及范围有多广，人们看法有一些分歧。 由于各产品线应该无法找到完全的非美替代零器件，只剩下数个月的库存可用，对华为来说，也许在短时间内，上游供应链承压将导致部分产品难以供应。 事实上就在上周，华为常务董事、华为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刚刚表示，华为的麒麟系列高端芯片由于美国的“制裁”即将停产，大呼“困难”。 除了智能终端产销，华为云服务和技术服务也很可能会是这家中国移动通信技术公司下一个“受害”的部门。 本次“实体清单”上被点名新增的38家公司，主要是落脚全球各地的华为云、OpenLab、华为技术公司，从名称上看主要是华为的子公司。 底层技术是华为商业版图的重中之重，是培养“科技黑土地”的“肥料”。 华为云是华为公司倾力打造的云战略品牌，致力于为全球客户提供领先的公有云服务，包含弹性云服务器、云数据库、云安全等云计算服务，软件开发服务，面向企业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服务。 从2018年至今，华为云的市场份额排名已从行业“吊车尾”跃升至第二名，市占率达到14.1%，仅次于阿里巴巴旗下的阿里云。 蓬佩奥曾表示，中国企业的云服务将侵犯“美国最敏感的个人信息和商业知识产权”，并威胁要限制阿里巴巴、百度、中国移动、中国电信等中国公司运营的云端系统。 从投资角度而言，华为的合作伙伴以及华为概念股尽管风险相对可控，但股价走势却表现不一。 在8月初召开的中芯国际2020Q2业绩说明会上，CEO梁孟松表示： “中芯国际绝对遵守国际规章，如果9月14日之后不能继续支持华为，届时还将会有其他的客户进入到中芯国际的产能中，影响是可控的。” 从8月18日A股收盘之后的股市行情看，华为概念股整体上涨了0.37%，跑赢了深证成指和创业板，与上证指数涨幅相当； 当天华为概念股上涨的个股数量与下跌的数量基本持平，共有10只华为概念股涨停。 然而联发科的股价却在今天开盘应声暴跌9.93%。 此前联发科曾被报道收获华为1.2亿颗芯片的巨额订单，同时也是华为今年发布的高端手机Mate 40的芯片“备胎”，因此被怀疑是高通口中的“竞争对手”之一。 该股在中国台湾地区上市，2020年内已上涨54%，此前评级被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下调至“中性”。 积极游说白宫试图获得出口许可的高通，也在当地时间17日收盘时下跌1.37%至112.180美元。 而对于华为的竞争对手来说，这次的“制裁”加码将带来发展的机遇。 5 美国商务部“禁令”（编译） 标题：《商务部进一步限制华为获取美国科技，并将38家（华为）关联企业加入“实体清单”》 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IS）今天进一步升级了对华为及其在“实体清单”上的非美国分支机构使用美国技术和软件在国内外生产的产品的限制。 此外，BIS在“实体清单”中又增加了38家华为子公司，对所有受《出口管理条例（EAR）》约束的项目都规定了许可证要求，并修改了现有的4个华为“实体清单”条目。 BIS还对涉及实体清单上的一方涉及商务出口管制管辖范围内的项目的任何交易施加许可证要求（例如当华为或其他实体清单上的实体作为买方、中间用户或最终用户）。这些措施立即生效，阻止华为试图绕过美国出口管制以获取使用美国技术开发或生产的电子元件。 2020年5月，BIS修改了长期存在的外国生产的直接产品（FDP）规则，以华为采购半导体（某些美国软件和技术的直接产品）为目标。 今天的修正案通过应用控制交易来进一步完善FDP规则： 1）以美国软件或技术为基础的外国生产商品，将被并入或将用于实体清单上任何华为实体生产、购买或订购的任何“部件”“组件”或“设备”的“生产”或“开发”中； 或2）如果实体清单中的任何华为实体是该交易的一方，如“买方”“中间收货人”“最终收货人”或“最终用户”。 这项修正案进一步限制了华为获得与美国类似芯片相同程度的，但由美国软件或技术开发或生产的外国芯片。 “为了实现中方的政策目标，华为及其外国分支机构殚精竭虑，以获得由美国软件和技术开发或生产的先进半导体。”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对此表示，“由于我们限制了华为获取美国技术的可能，华为及其附属公司选择通过借由第三方来利用美国技术，以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这种多管齐下的行动表明了我们将继续致力于阻止华为这样做。” 下列遍及21个国家/地区的38个华为子公司被添加到“实体清单”中，因为它们代表华为行事可能会有违美国的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我们有合理的理由相信，如果不这样做，华为将寻求利用它们来规避实体名单施加的限制。 1. 华为云计算技术2. 华为云北京3. 华为云大连4. 华为云广州5. 华为云贵阳6. 华为云香港7. 华为云上海8. 华为云深圳9. 华为OpenLab苏州10. 乌兰察布华为云计算技术11. 华为云阿根廷12. 华为云巴西13. 华为云智利14. 华为OpenLab开罗15. 华为云法国16. 华为OpenLab巴黎17. 华为云柏林18. 华为OpenLab慕尼黑19. 华为技术杜塞尔多夫有限公司20. 华为OpenLab德里21. Toga Networks22. 华为云墨西哥23. 华为OpenLab墨西哥城24. 华为技术摩洛哥25. 华为云荷兰26. 华为云秘鲁27. 华为云俄罗斯28. 华为OpenLab莫斯科29. 华为云新加坡30. 华为OpenLab新加坡31. 华为云南非32. 华为OpenLab约翰内斯堡33. 华为云瑞士34. 华为云泰国35. 华为OpenLab曼谷36. 华为OpenLab伊斯坦布尔37. 华为OpenLab迪拜38. 华为技术研发英国公司 临时通用许可证(TGL)已经过期。该规则通过对“实体清单”上的华为实体进行有限的永久授权，进一步保护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这种有限授权仅是为了提供持续的安全性研究，对于维持现有和当前“完全可运行的网络”以及设备的完整性和可靠性至关重要。 在并行规则中，BIS修订了“实体清单”，当“实体清单”中的一方作为EAR交易的买方、中间收货人、最终收货人或最终用户时，要求获得许可。当实体清单上的任何华为实体是交易的一方(例如通过作为买方、中间收货人、最终收货人或最终用户)时，这与FDP修订版中施加的其他限制相一致。
8月18日，南京银行、江苏银行分别发布公告，旗下理财子公司南银理财、苏银理财获批开业，注册资本均为20亿元人民币，经营范围涵盖发行公募理财产品、发行私募理财产品、理财顾问和咨询等相关业务。 至此，获批开业的银行系理财子公司已经扩容至16家，其中14家已开业运营。 江苏银行披露称，截至2020年8月15日，该行管理理财产品余额3827亿元，其中非保本理财管理规模3520亿元。南京银行年报显示，截至2019年末，该行理财产品总规模逾2800亿元，其中净值型理财产品余额1412.4亿元，净值型理财保有量新增620.34亿元。 2018年12月，银保监会发布实施了《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启动了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的子公司制改革，并按照“成熟一家、批准一家”原则，有序批设银行理财公司。 自去年首家银行理财子公司获准开业至今已一年有余，银行理财子公司的队伍正不断增大。自2019年6月起，已经有14家银行系理财子公司相继正式开业，其中包括国有大行的理财子公司：建信理财、工银理财、交银理财；股份行的理财子公司：光大理财、招银理财、兴银理财、信银理财；以及宁银理财、杭银理财、徽银理财、渝农商理财等地方银行系理财子公司。 由于2018年实施的资管新规重塑了资管业的生态，银行理财子公司的转型发展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江苏银行在公告中表示，成立苏银理财是江苏银行落实银行理财转型要求，顺应理财业务规范化、市场化、专业化发展趋势，提升理财综合服务能力的重要举措。 由于投研能力等历史原因，目前银行系理财子公司发行的权益类理财产品数量少、规模小，而银行系理财资金加大配置权益投资的趋势，一直受到市场关注。在一系列配套政策支持下，银行理财资金进入权益投资的路径已得到明确。监管部门也在鼓励银行理财公司培育专业投研能力，加大权益类理财产品发行力度，为资本市场引入更多长期合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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