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一线从业者声音：如果利率过低，不如做理财买基金 7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和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关于为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指出，抓紧修改完善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司法解释，大幅度降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 其中，“大幅度降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字眼引发热议，受司法保护的利率降幅有多大，如何降？ 一位消费金融上市公司运营人士向记者说：“‘大幅度’究竟是多大的幅度？这是目前的关注焦点之一。在金融行业里，可能两个点的幅度就已经很大了，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同时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又属于能够承受的范围。”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此前获悉，最高人民法院今年2月就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修改在小范围内征求意见，或将参照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四倍为标准制定司法保护利率上限，而不再采取“两线三区”的做法。参照7月20日最新公布的LPR为3.85%，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或将降至15.4%左右，与现行的24%相比可谓“大幅度降低”。 现状：24%是目前行业默认的利率标准 以民间借贷活跃的温州地区为例，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利率指数(下称“温州指数”)8月5日录得15.89%，近半个月以来在15-18%区间浮动。从借贷主体角度来看，8月5日，小额贷款公司放款利率最新数据为16.74%，7月整体利率水平16.85%，7月24日的利率甚至高达20.67%。 “把资金和运营成本考虑都进去的话，20%基本上是这个行业的盈亏平衡线，而且这是运营得很好的头部消费金融公司的水平。”上述消费金融公司运营人士表示。 如果将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从当前的24%大幅降低至15.4%，那么广大小贷公司不得不面临盈利乃至生存考验。虽然还有部分声音质疑小贷公司是否属于民间借贷主体范畴，但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处理来看，小贷公司是被司法解释纳入民间借贷主体之一的，而且是重要的市场参与者。 “根据数据分析，因小贷公司产生的民间借贷纠纷最多。”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周清林副教授向记者分析称，“根据对重庆一个基层法院的调研，今年迄今新立案的4600余件民间借贷案件里，涉及小贷公司的民间借贷纠纷占据了3300余件，占比达70%多。” 还有另一种观点认为，大幅降低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或有助于消费金融等小贷行业形成马太效应，拥有优质客户群体和风控能力的头部小贷公司能够脱颖而出。但上述消费金融公司运营人士认为：“金融行业的客户天然是分层的，司法保护的利率压低，不会迫使这种情况发生，反而会导致借贷行业做减法。” 除了小额贷款法人企业，记者也从多位民间私人放贷人士了解到，24%是目前行业默认的利率标准。 在广州有从事民间借贷的个体户俞斌(化名)向记者透露，“正规的民间放贷首先考虑的还是风险，其次是挣多挣少的问题，钱借出去不复回的事情肯定不做。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24%是可以接受的，最少也要收12%，很熟的朋友除外。” 声音：高收益才能让闲置资金流入市场 民间借贷作为金融借贷的必要补充，对缓解中小微企业和居民资金周转发挥了重要作用。上述消费金融公司运营人士和民间放贷个体户俞斌均向记者透露，如果小微企业主短期急需数额较少的资金，都会选择比较方便快捷的民间借贷来解决资金周转问题，而不选择手续复杂的银行贷款，这些现实情况支撑着高利率民间借贷市场继续繁荣存在。 周清林副教授也表示，一些信用较差的个人或企业无法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对银行贷款认识存在偏差导致不敢向银行贷款，以及生活生产经营或者销售等紧急需要，都是金融借贷之外民间借贷市场依然活跃的原因。 由此来看，和风控严格的银行贷款相比，民间借贷天然承担了比正规金融机构更大的坏账风险。高风险意味着高收益，民间借贷资金方自然期望更高收益，也才有意愿让闲置资金流入市场。 另一位也做民间借贷的深圳居民郑实向记者直言：“如果放贷利率过低，还不如做理财买基金，民间放贷愿意承担银行等金融机构不愿意承担的信用风险，就是期望更高的收益。”几位受访的民间借贷从业人员均表达了相同看法。 未来：降低利率也要防止地下钱庄滋生 “如果国家真的要降低民间借贷利率，就要同时大力扶持其他借贷渠道，否则地下钱庄更容易滋生。”俞斌表示。 上述消费金融公司运营人士表示：“按照以往经验，民间借贷利率上限和金融机构利率上限很难完全挂钩，就是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对金融机构可能还是存在限制的，在之前司法判决案例中，24%和36%的利率也作为重要参考。” 多位受访对象向记者表示，降低借贷利率有助于中小微企业融资，让金融真正服务实体经济，因此支持降低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但同时希望有关部门严谨考虑下调比例的幅度。 全国人大代表陈爱莲在《人民法院报》撰文建议保留两线三区的做法。她表示“建议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司法解释要在民法典实施之前完善制定出来，在保留司法保护区、自然债务区、无效区的设置基础上，可适当调低24%和36%两个民间借贷年利率。” 上述消费金融公司运营人士对记者表示，希望司法解释修改利率保护上限时可考虑针对不同用途的资金和不同期限的借贷，有不同的标准。
银保监会近日发布《关于做好2020年银行业保险业推进使用正版软件工作的通知》，规范各保险机构和监管机构的软件管理使用，将相关指标纳入相关监管评级。 通知要求，政策性银行、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外资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保险集团（控股）公司、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等机构进一步完善长效机制建设，从软件采购、资产管理、监督审计等环节加强制度建设，完善管控措施，注重工作实效；加强运用技术手段统一软件使用标准，限制随意使用行为，定期开展软件使用情况梳理，补齐短板。 金融机构在信息化预算安排、信息化项目建设和采购时，要同步规划推进使用正版软件，提升软件资产管理精细化水平，确保在用所有软件均符合授权要求，防范使用盗版软件带来的网络安全漏洞和引发的法律、声誉风险，积极探索使用自研、开源软件弥补软件授权短板，加大创新软硬件产品应用力度，逐步解决推进使用正版软件工作中的难点和痛点。 为确保金融机构加强信息管理，通知规定，2020年银保监会将在信息科技非现场监管信息系统中，统一银行业保险业软件使用情况报送内容和报送频度，相关指标将被纳入银行业信息科技监管评级和保险业偿付能力评级。各银保监局要做好本级和下级监管机构的使用正版软件工作，确保本级和下级机构的软件正版化，同时积极督导辖内银行保险机构建立健全软件正版化工作机制，加强监督检查。
1 反击战 今年一季度，巴菲特的迷之炒作，亏了不少钱，银行股和航空股是重灾区。尤其是达美航空，刚刚割肉就开始疯狂反弹，让老爷子一度割到了地板上。 一季度业绩的“滑铁卢”，操作毁誉参半，还好二季度打了一场反击战，当然主要依靠美股整体的大幅反弹。 截止二季度末，伯克希尔持有股票市值2074.54亿美元，较一季末增加了14.75%。持仓市值的增加，并不源于本金的大幅增加，而是本身持仓的大幅反弹。其实，这样的收益率并没有跑赢三大指数，更是远远低于纳指的30%。 （来源：wind） 二季度伯克希尔盈利263亿美元，同比大增86.8%，而一季度巨亏497亿美元。相当于上半年，仍然巨亏234亿美元。整体业绩表现并没有多亮眼，伯克希尔的股价也比较低迷，二季度逆势下跌1.73%，而标普500大幅反弹近20%。 再来看看重仓股。巴菲特持有苹果915亿美元，占比总仓位的44%，很是夸张。这比一季度持仓的638亿美元，提升了43%，贡献了二季度盈利的2/3。苹果二季度股价反弹43%，可见巴菲特并没有加仓苹果。 除了苹果，巴菲特还重仓持有美国银行、可口可乐、美国运通，持仓市值分别为226亿美元、179亿美元、144亿美元，但均比2019年末的持仓缩水不小。 （来源：整理） 尤其是美国银行，持有市值比2019年末缩水32.3%。而同期（上半年）美国银行股价累跌24%。可见巴菲特在钟爱的银行股上同样有减仓操作。不仅是美国银行，巴菲特大幅还减仓了高盛、摩根大通等，金融股比例已经从2019年末的40%以上减仓至当前比例的28.56%。 2 抄底银行 不过，对于金融股，巴菲特依旧是恋恋不舍。在7月20日至8月4日期间几乎每天都在增持美国银行，三周内累计买入20.7亿美元，在美银的持股比例升至近12%，第一大股东。 但二季度美国银行的业绩表现惨淡不已。上半年，美国银行营收352亿美元，同比大幅下滑20.36%，净利润为75.43美元，同比更是大幅下滑48.54%。 （来源：Wind） 美国银行利润增速波动非常大。坏的年份，比如2008年大幅下滑73%，2010年更是下滑136%，而好的年份，增速可以超过100%。 （来源：Wind） 其实上半年，美国银行业的业绩均大幅变脸，富国银行的利润更是一夜回到解放前。比如年中报大幅亏损17.26亿元，同比大幅下滑114%，而2019年同期则大幅盈利144.8亿美元。 主要原因是在经济扩张周期，银行资产质量较好，计提拨备较少，但在经济下行时期，信贷违约快速提升，银行大幅计提拨备。在2007-2011年次贷危机期间，美国四大行贷款质量恶化，贷款净核销率和不良贷款率大幅提升，美国四大行相应的大幅增加了拨备计提。 看看今年二季度凶险的贷款损失准备金。其中，摩根大通拨备已经超过2008年次贷危机的时候了，可见对于未来美国经济表现持有较为悲观的预期。 （美国四大行单季计提贷款损失准备金，来源：国信） 纵观我国银行业，行业拨备覆盖率明显高于美国银行业，安全垫较高。并且，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超预期修复，明显好于欧美经济体。可见中国银行业审慎的经营思路，反观美国银行业要激进的多。 直到今年发生疫情，才开始加大拨备。而国内经营良好的招商银行持续多年增加坏账拨备，拨备率已经提升至451%，远远高于美国银行的水平。 （中国银行业拨备覆盖优于美国，来源：国信） 在不少专业人士看来，巴菲特此时大举抄底银行股的心态过于乐观了，他们认为巴菲特可能需要等上数年时间才能看到实质性回报。我也是持这个看法。 二季度美股持续暴力反弹，纳指更是频创新高，标普500离新高仅一步之遥。然而从11大行业来看，仅有半数行业涨幅为正。与此同时，能源、金融二季度却纷纷迎来最差财报季，股价表现也是最为惨淡的。 （来源：整理） 即便是经营最好的美国银行，现股价仍较去年末下跌25%以上，远远没有收复失地。可见主流市场资金对于银行业持有一种审慎的态度。进一步而言，银行业是万业之母，其实是对于美国经济快速复苏持有怀疑和不信任态度。 现在抄底银行股，其实性价比并不高。并且随着美国疫情的疯狂肆虐，加之再创历史最高债务问题，美国是有概率发生经济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如果不幸言中，银行为首的金融股又将成为暴跌的重灾区。 3 巨量现金 伯克希尔最新财报中，有一组数据特别引人关注：截止二季度末，账上现金已经高达1466亿美元（折合10213亿元人民币），比去年末又增加了196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水平。 1466亿美元，这是什么水平？ 按照入场持有2074.54亿美元市值来计算，相当于巴菲特41%的仓位是现金，场内仓位仅占59%。 巴菲特手持巨量现金的背后，意味着什么？ 当前，纳指整体PE倍数已经高达60.55倍，标普500达到33倍，道指达到27倍，均创下美股最高估值水平。 （纳指动态PE走势图，来源：整理） 美股估值新高背后，不是宏观基本面有多好，而是美联储无底线持续放水所导致的泡沫而已。短短几个月时间，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扩大了3万亿美元，放水力度前所未有。 （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急速扩张，来源：经济网） 并且，7月30日的议息会议上，鲍威尔还定调：美联储会继续大放水，力度还不减。当然，美国货币政策接下来不会有更为激进的扩张，最多是维持现状。看看自由落体般的美元指数，就知道了。 （美元指数表现，来源：Wind） 另一方面，美国经济基本面处于深度衰退之后，超预期大幅V型反转不太可能，更应该担心的是疫情失控之下，经济复苏力度远不及预期的问题。 所以，美股继续飙涨的基础不在。并且，最近几个月持续大暴涨，导致基本面与股价表现出现非常大的背离，其实是比较危险的。接下来，3月份的暴跌会不会重演，说不准什么时候。其实美国疫情现在还在肆虐，对于经济的伤害并没有很大程度上的减弱。 （美国疫情单日新增走势图，来源：Wind） 这或许也是巴老爷子大幅持有现金的重要因素吧！ 4 尾声 美股的疯狂，不仅仅是体现在屡创新高的科技股身上。还有一些疯狂行为：昔日的胶卷大王柯达一周暴涨20倍，7月30日一天暴涨了5倍，盘中竟然15次涨停触发熔断机制。这些现象可见美国散户们的极度投机，也给未来的美股留下了一些隐患。对待当下的美股，要更为谨慎一些。 尤其是巴菲特握有如此巨量的现金，更表达出一种小心驶得万年船的态度。对于我等散户而言，也不妨好好审视一下自己仓位，不宜太过激进。在美国大选之前，围绕中美之间的黑天鹅可能不会少。
在韩国科技媒体 Venture Square 日前发布的《2019年韩国创业投资报告》中文版中，笔者汇集了2019年韩国创业投资领域的数据、趋势以及相关事件，旨在为读者呈现出2019年韩国创业投资领域的全景。 投融资 报告显示，2019年韩国共发生615次投资事件，投资总额约为32.28亿美元（3.97兆韩元）。投资事件数量相比2018年增长高达47%，投资金额的增长在去掉特殊事件后也高达57.8%。 2019年可谓是韩国创投圈大丰收的一年。在众多融资成功的案例中，有七家公司融资超过1亿美元，也诞生了五家新晋独角兽。 同时，这其中海外资本的关注也不可小视。不同的市场逻辑下高价值用户为韩国创业公司增添了不同的魅力。2019 年，海外投资公司在韩国共有129次投资，其中过半来自美国投资公司（71次），日本（22次）和中国（16次）紧随其后。 来自美国的 Altos Ventures 一直深耕韩国市场，布局不同阶段的投资，频频出手。在韩国设立了分公司的软银以及 SBI 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来自中国的红杉中国以及高瓴资本等机构则凭借独特的眼光收获颇丰。 独角兽 2019年韩国新增的5家独角兽分别是：Yanolja（旅行/住宿）、薇美铺（电商）、GP Club（化妆品/流通），Musinsa（时尚电商）以及 Aprogen（生物制药）。 至此，韩国一共出现了11家独角兽。截至 2019 年年底，根据 CB Insight 的收录，韩国独角兽的数量除了中美以外，仅次于英国（22家），印度（19 家），德国（12 家），位于全球第六的位置。 2019 年以前，韩国仅有 6 家独角兽，而 2019 年让这个数字几乎翻倍的原因除了有更多投资公司开始关注韩国市场以外，也是过去数年间早期投资布局的结果。 韩国政府也越来越重视创业生态，除原有的各种支持以外，针对独角兽的孵化也颁布了更多的政策。2019 年，韩国政府甄选了 27 家创业公司作为“预备独角兽”，不仅提供相关的扶持政策，甚至还为部分敏感行业提供“政策沙盒”制度以期促进创新革新。 M&A 2019 年韩国最受关注的 M&A 事件是运营“外卖的民族”的 Woowa Brothers 被国际外卖巨头 Delivery Hero 收购的并购案。 Woowa Brothers 以 4.75 兆韩元的估值获得认可，成为国际外卖巨头 Delivery Hero 的一部分，这是目前韩国国内互联网企业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并购。作为韩国国内第一代独角兽的掌门人，金逢进代表与 Delivery Hero 将携手进军亚洲外卖市场。 除此以外，雅诗兰黛对 Dr.Jart+ 的收购，Cognex 对 Sualab 的收购以及 Yanolja 对同行业的多次纵向收购也赚足了眼球成为不同领域的新案例。 越来越活跃的 M&A 市场也增加了很多成长期创业公司的身影，Toss、Kakaopay、Zipbang、Socar 等创业公司也在不停的壮大自身。 火热的 M&A 市场不仅为创业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也为投资机构提供了更多退出渠道。 关键词 虽然韩国创投圈没有“风口”说，但也存在被集中关注的关键词。比如2019年备受关注的 Prop-tech、Insur-tech、Fin-tech，Food-tech 等。 由不动产（Property）和技术（Technology）组合而成的 Prop-Tech 是 2019最热的关键词。虽然 WeWork 的遭遇让很多投资人对相关项目顾虑重重。但在韩国，同类的 Fastfive，Sparkplus 等共享办公室依然在 2019 年获得了投资。但这些 WeWork 的韩国同行们并没有以同样的方式发展，比如 Fastfive 就宣布将成为不动产服务公司，为用户提供结合 Lifestyle 的不动产服务。Sparkplus 也宣布将转型成为不动产运营公司。 Prop-tech 领域内也出现了新兴赛道。共享厨房在 2019 年展露头角，住宅共享以及合租平台也开始走进投资人的关注圈。 2020 中文版成稿较晚，曾在报告中预测的2020年趋势也有了与上半年实际走向对比的机会。 2019年，韩国投资人们在国际创业趋势下对未来投资趋势保持了保守的态度，业内存在很多对2020年投资萎缩的忧虑。 但是根据 Venture Square 收集的数据来看，虽然有新冠疫情影响，但是2020年上半年截至 6 月 30 日的融资数据已经相比去年同期有了更大的提升。 2020年上半年 Venture Square 共收录了288次投资事件，相比去年同期的216次增长了33.3%。不过由于有更多的企业选择了不公开融资金额（2019年上半年95次融资未公开，2020年上半年144次融资未公开），所以无法确认投资金额的变化。但是 Market Kurly、Bespin Global、Bunjang 等知名创业公司的大规模顺利融资也为韩国创业人以及投资人提供了更多的信心。 寻求报道、与作者交流、商务合作、投稿转载，请扫码联系36氪出海运营。
独家｜保险“老将”李存强回归华泰保险 受中外方股东看重 李致鸿 8月7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独家获悉，安达人寿首席运营官李存强将回归华泰保险，将出任华泰保险集团常务副总经理兼首席战略官。 李存强拥有近30年的保险从业经验。公开资料显示，李存强自2002年起加入美国万通互惠金融集团，历任集团财务顾问、会计师，万通互惠国际副总裁兼财务总监、全球战略规划及业务拓展资深副总裁兼首席财务官、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同时兼任日本万通寿险有限公司董事、香港万通亚洲寿险有限公司董事、英大泰和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董事等职务。2012年加入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历任公司总经理、董事长，并担任华泰保险集团常务副总经理。 安达保险集团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埃文·格林伯格在公告中表示，“李存强具有担任新领导职务的经验和能力。他是一位优秀的领导者，了解中国市场，以及华泰保险的业务和安达保险的文化。他还具有深厚的技术和财务管理经验。” 曾受王梓木和埃文·格林伯格感召 2017年，李存强被股东安达保险委任为安达人寿首席运营官。业内人士认为，李存强的回归将有利于华泰保险集团中外方股东的沟通和协调。 在加入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之时，李存强便收到华泰保险集团董事长王梓木和安达保险集团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埃文·格林伯格的多次电话邀请，“深受感动”。 李存强还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每两周都要和董事长和赵明浩总经理汇报工作，每周都要和安达人寿总裁进行电话沟通，得到了他们的理解和支持。” 6月22日，君正集团发布公告称，公司收到华泰保险集团通知，银保监会已同意其将所持华泰保险集团约15.31%股份转让给安达天平再保险。转让完成后，君正系公司持有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比例由22.36%降至7.05%。随着此次交易的获批，安达系公司合计持有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比例达到46.2%，距离绝对控股仅一步之遥。 另据公开信息，君正系将继续将剩余所持股份全部转让给安达天平。若剩余股权交易顺利进行，则意味着，安达系公司持有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比例达到53%，实现绝对控股。 2019年，华泰保险集团实现营业收入157.25亿元，其中保险业务收入142.98亿元，投资收益21.50亿元；全年实现净利润14.04亿元，同比增长168%；集团年末合并总资产523.47亿元，净资产154.23亿元，净资产收益率9.18%。 成熟保险市场理念熏陶的职业经理人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名经过成熟保险市场理念熏陶的职业经理人，李存强的理念是“寿险最核心能力就是人生保障和财富管理与传承”，所以他到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后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例如，当短期高现价趸交业务成为寿险公司冲刺保费目标的标配时，华泰人寿毅然停掉了这类业务，实属不易。当然，这种舍弃自然会影响到保费增长的速度，在当时的寿险市场竞争环境下，李存强感到了莫大的压力，但他还是顶住了压力。 曾与李存强共事过的同事评价李存强称，“非常务实”。为了解决公司的流程冗长问题，在李存强主导下，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开始简化业务审批流程，加强前线的自主权。 李存强也“很有魄力”。在李存强主持下，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层进行了大轮岗，比如“做精算的去做投资，办公室的去做市场”，让干部得到了全方位的培养。 不仅如此，李存强“平易近人”，经常亲自辅导各个部门的负责人，而且“完全没有架子”，“就事论事”，“很受员工尊重”。
对于许多旁观者而言，数字普惠金融现在已是一片“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繁荣景象。实体经济的需求、国家政策的扶持、科技应用的进步、商业模式的成熟，无一不在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真可谓天时地利人和“三花聚顶”。就连这百年罕见的新冠疫情，也为其充当了义务“导流员”，中老年客户纷至沓来，线上化程度再上新高。 然而在不少内部人看来，数字普惠金融远还没有到达花团锦簇的程度，酸甜苦辣咸的个中滋味，也许只有“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能道得一二。需求不能真正转化为业务、扶持距离落地多少还有差距、科技没有经历完整金融周期的检验，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也在探索。然而更关键的是与线上风险相匹配的信任机制的匮乏，破题数字普惠金融亟待重建线上信任机制。 主体方面的信任问题 从历史来看，人类社会每一次组织方式的变革都伴随着信任问题的出现及解决。比如，在由贵族封建制转化为中央集权制后，地方领袖也由百姓身边的公侯变为了中央派来的官员，因此证明后者权威性与代表性的“官印”就成为其施政的起点。 在《西游记》那个“江流儿杀贼救母”的著名故事中，水贼陈洪就是靠谋夺了状元陈萼（唐僧生父）的官印，在江州居然太太平平的做了十几年地方官，直到成年后的江流儿（唐僧）进京搬来丞相外公的十万官兵方才伏法。这也从另一个侧目证明了信任的重要与无奈。 过去，中央与地方远隔千山万水；现在，网络用户间相隔又何止万水千山。站在数字普惠金融业务的起点，金融机构不仅要判断网络那头的客户是否本人（而不是没有交易权益的第三人甚至犯罪分子、机器人等），还要判断本人是否具有交易意愿（意思表示是否真实有效）。其中有三层问题值得讨论： 首先是与客户体验的衔接问题。数字普惠金融是在数字化、互联网时代的金融作业模式，而所谓数字化、互联网所指称的并不仅限于技术，而更有其背后深刻的运营逻辑和方法体系。反映到与客户交互层面，就是以“快”（反应快）和“少”（操作少）为代表的所谓极致体验。这是验证客户是否本人及是否具有签约意愿的客观环境。 一般来说，包括签约验证在内的风险防控需要和客户体验一致，这也是为什么金融机构安全工具越来越“轻”（从U盾、K宝等到手机验证码、刷脸）、越来越“软”（从更注重硬件防护到更强调软件防护）的逻辑所在。然而问题在于金融机构在其间又不能放松风控要求（监管也不允许），安全验证就在风控与体验的博弈之间悄然完成了客户“内在化”的转移，生物特征被用作验证工具，各类信息被用来风险评价，客户体验、安全验证和权利保护越来越构成“不可能三角”。 其次是与场景风险的衔接问题。数字普惠金融的重点在于线上信贷，特别是面向长尾客群、中小微企业的无抵押线上信贷。不同于移动支付，线上信贷是用银行的钱（更准确的说，负债）而非客户的钱，发生风险损失要实打实由银行承担，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安全验证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有道是“有病乱投医”，在现行法律法规、监管规定没有对线上信贷客户身份识别、意愿验证具体方式作出规定的情况下，各金融机构，甚至同一金融机构不同产品条线就对签约、用款、征信查询等匹配了不同的安全策略。这些策略逻辑有的甚至在自己场景尚不能自圆其说，如果交叉比对更使客户疑惑：同类业务在A行的征信查询安全验证甚至还高于B行的用款环节安全验证，所谓的安全验证到底有多少严肃性可言？ 最后是与银行信管的衔接问题。数字普惠金融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接着说”的叙事，其发展依赖于前期互联网金融企业对市场的开拓和对客户的培育，其沉淀的方法论反过来也会影响甚至塑造银行等金融机构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运营模式。最直观的，就是更强调客户服务维度的“产品”概念而非自身管理维度的“业务”概念。 这就涉及谁“优先”的问题，具体到安全验证工具方面，过去出于银行自身信息管理和系统安全考量，银行大多自建安全体系，验证工具包括其中验证客户身份与意愿的“数字证书”也由银行自己签发。形象地说，在数字普惠金融线上信贷中，一些银行又做选手又做裁判，虽然有一些行业甚至国家认证说明其可靠性，但实践中也往往处于“自证清白”的尴尬境地。 文本方面的信任问题 在一些“老银行”看来，数字普惠金融的合同签约没有什么难的，无非是把制式合同文本从线下搬到线上，在渠道端（手机银行等）模拟一下签约流程即可。可惜的是，不要说全套模拟，就是在客户签名、机构盖章这个环节做好的银行恐怕也是寥寥无几。 在一些自媒体看来，这又是证明了银行能力的“不堪”和机制的“落后”，试看那些互联网公司，人家早就扬弃了这种“落后”的签约方式，只是你银行仍在“传统思维”打转。可是，互联网公司签约方面的轻便，固然源自技术能力的强悍，但更有其法律能力、公关能力的加持。毕竟，“南山必胜客”、“龙岗无敌手”可不是随便哪个机构都能当的。 于是我们还要脚踏实地地讨论合同文本的信任问题。作为交易协作的起点和定分止争的凭据，合同从来都受到相关各方的高度重视。在我国，有史可稽的最早合同甚至可以追溯到文字出现的时期（公元前十世纪），需要双方盟誓并铭刻在青铜器上，接受历史和鬼神的见证。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行为模式的改变，今天的我们当然不会再为线上签约而如此大费周章，但数字普惠金融线上合同仍有不少问题待解。 1. 合同要素的问题 一方面，受制于技术要素，线上签约还不能真实、全息、便捷地模拟出线下签约环境，这样，在线下非常具有仪式感的签字盖章环节就被大大削弱，有的机构甚至在此处还付之阙如。当然，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即使没有签字盖章，如果其他证据支持，合同的有效性依然可以得到司法的确认和支持。然而，现实中法院专业水平参差不齐，因为缺少签字盖章而直接导致败诉的案件也屡见不鲜。 另一方面，线上签约也有相对于线下的比较优势，可以更加多维地收集、储存、调取相关信息，这需要金融机构跳出传统纸质合同的视野，站在事实合同的角度构建证明合同成立并被执行的证据链，根据证据链的需求来确定合同要素。 实践中，金融机构业务系统或者是没有收集相关信息、或者是有收集而无记录、再或者是有记录而无法调取，甚至是想调取而信息已过期（而被清理）等等，这些都需要逐一加以解决。 2. 不被篡改的问题 由于线上合同文本的提供、签约、留存都在金融机构一侧完成，容易理解客户为何对文本是否篡改存在疑虑，这同时也是相关诉讼的焦点所在。然而与问题的严肃性相比，行业对此的处理却略显“大条”，部分机构部分产品的已签约合同文本甚至以非只读的word、wps格式存储，在发生争议时再在后台根据签约信息合成合同。如此操作就连基本的签约时间都不合要求，遭受质疑也自是情理之中。 更何况，不被篡改既要金融机构事实上不去篡改，又要让客户、法庭相信其不能篡改（或即使篡改也容易发现）。除了使合同文本以PDF等更可靠的方式留存，在签约时引入第三方更可信的数字签名等技术手段外，还需要在宣传上加大力度，需要将散落在各部门间的、以技术话术表达的安全证据组织起来，通过直白易懂的语言向外传递。 3. 有效代表的问题 在金融机构一侧，出于内部管理需要，业务用章被集中上收，体现在线上合同上，往往是归属不同分支机构的不同业务都被统一加盖了线上业务专用章。 然而现实是，一方面客户业务由经营一线负责拓展维护，另一方面系统也往往将相关机构名称自动合成到合同上面，这样就造成文本前后矛盾，轻则导致机构总部集中被诉，重则可能因为签约主体与诉讼主体不一致而导致败诉。 在客户尤其是对公客户一侧，如何在签约中解决其代表性问题也颇具困难。 比如，在合同中应该加盖客户公章，但这需要客户事先向金融机构提供印模和授权，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客户自然不免疑虑。 又比如，法人客户需指定专人代表企业进行操作，但一方面，对于一些具体财务问题法人代表没必要也没时间逐一过问，另一方面，委托他人又会存在“表见代理”（如财务负责人离职后仍以原身份进行活动）的风险。这些问题都不是仅凭金融机构通过制度创新、产品设计能够解决的。 存证方面的信任问题 从很大意义上说，数字普惠金融业务是金融机构的一次自我革命，是现在如火如荼进行的金融科技、数字化转型大潮的一部分。线上签约看似简单，背后却是金融机构全部经营能力的体现，那些转型意愿更强烈、工作机制更灵活的机构更容易做到电子存证依法合规，更容易以此为抓手推动管理机制的进化。 即使是在线签约电子存证这样一个具体而微的应用，出于不同视角也会出现不同的诉求。出于业务发展考虑，需要尽量降低客户进入门槛；出于客户体验考虑，需要操作快捷甚至无感；出于依法合规考虑，需要信息存储的最小必要；出于风险防控考虑，需要尽量留存证据以应对可能发生的诉讼事件。不同的诉求与不同的主体相互缠绕，更加剧了存证信任问题的复杂性。 其一，外部法治环境不健全 现行法律法规、监管制度随对电子存证有所涉及，但大多失之于抽象原则。与传统证据相比，电子存证在业务逻辑、法律逻辑之外，又增加了技术逻辑，像存证的范围、路径、颗粒度等都需要明确且可实现的规定。另外，由于立法规定的不具体，落实在司法实践中，不同地方不同法院乃至同一法院不同人员都对存证要求有不同理解。 这一方面不利于行业形成稳定预期，推动机构逆向选择，“眉毛胡子一把抓”地最大化收集客户信息，另一方面也会造成“司法套利”，部分机构选择所谓“友好”的司法辖区建立数据中心等以争取更有利于自身的判决结果，这样也会影响司法的严肃性与公平性。 其二，内部存证规则有缺失 存证表面看是法律问题，其解决却需要业务部门、渠道部门、技术部门的共同努力。目前金融机构的存证工作大多都是“一事一议”的会商方式，业务部门或渠道部门发起，技术部门参与，法律部门提供意见。这样看上去相关部门都有参与，但事实上又都可以不承担责任，不利于工作的有效开展。相比于审查，法律部门更应集合机构内外力量集中拟定一套存证规则，推动相关部门据此实施并开展后评价。 机构内部缺少明确统一的存证规则，不仅会削弱工作的权威性进而影响开展的质量，还会留下死角。 比如如果相关部门思虑不周，某项证据信息虽然存储但未明确获得客户授权，或虽获得授权但存证路径不当导致无法使用，都会决定具体诉讼的成败。 另外，缺少存证规则也会使司法机关质疑机构存证工作的水平，进而加重机构举证责任的负担。 其三，客户权利保护需加强 客户服务而非业务数据才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初心和归宿，即使存证预防的是客户争议，但金融机构也要将客户当做“人”而非“物”来对待。在证据留存环节，金融机构需要明确指出收集客户哪些信息并获得同意，需要向第三方机构调取的要核实其是否获得客户充分授权。另外，当客户不予授权时也需要给出替代性解决方案而非一拒了之，这才是尊重客户选择权的真正体现。 在证据存储环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62条等）和《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第25条等）相关规定，金融机构也要提供技术和渠道支持客户实现对包括合同在内属于自己拥有处分权利范围内相关信息的调取。 然而实践往往与此相悖，不要说“相关”信息，就连合同文本有的机构都不能提供展示和下载渠道。这样又怎么能够使客户建立对金融机构的信心与信任呢？ 打造面向未来的信任机制 一段时间以来，随着疫情对于经济发展的冲击和企业自身管理问题的暴露，“公章领域”新闻不断，从科技企业到金融机构，从“假章”到“抢章”，围观群众被纷至沓来的“大瓜”搞得目不暇接。这些八卦发生的背后，除了当事人治理思维陈旧和法制意识淡薄外，更暴露当下信任机制缺失的无奈。 正所谓“祸兮福之所倚”，问题的出现是“危”更是“机”。回顾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史，正是支付宝这类担保交易中介的出现最终促成了电子商务市场的大发展，如今数字普惠金融也需要自己的信任“神器”。不过，电子商务发展的成功不可完全复刻，毕竟数字普惠金融业务涉及主体种类更多元、需求层次更复杂，这一领域的信任机制不可能由单一机构独自完成，而有赖于相关各方的携手共进。 对于公共部门来说，关键是塑造友好的法治环境。 首先是打造层次清晰、覆盖完整、彼此支撑、专业科学的法律制度体系。除《民法典》等实体法外，要抓紧完善民事诉讼立法，确定电子存证的法律效力、存证范围、获取路径，解决因线上作业模式带来的虚假代理、表见代理等。在此基础上，对于存证领域较为细节、涉及技术的部分，应由行业主管部门尽快指导行业协会等专业组织出台自律规范、行标团标等，使工作开展有章可循。 再者，法院体系也应提供明确统一、符合时代的司法服务。可以考虑综合运用司法解释、答复纪要等多种形式加强对线上经济金融活动具体场景法律诉讼中举证问题的指导，逐渐沉淀经验，统一认识。另外法院也应加强与相关行政单位、金融机构、科技企业的联动，互相交流经验，完善知识结构，共同探索完善数字普惠金融电子证据机制。 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关键是形成有效的工作机制。 表现在制度层面，是按照相关民事、网络安全、互联网贷款等法律法规、监管制度要求完成“规定动作”，将相关制度内化施行。在此基础上，还应站在数字化转型战略高度理顺业务流程，固化存证机制，出台统一规则，除了合同形式、存储范围等“大”问题外，还要覆盖到颗粒度、有效期等“小”毛病。 表现在技术层面，一则是理顺前中后台不同业务、管理系统间的交互关系，保障数据获取、存储、对外提供等行为以依法合规的技术路径实现；二则是完善自身安全产品体系，优化客户证书安全工具电文签名加密功能，同时积极参与相关检测验证，形成坚实的对外诠释证明体系；三则是引入权威第三方安全产品，在与自身信息安全不冲突的前提下提升外部安全产品的覆盖度，缓释客户及外界的怀疑情绪。 对于科技企业来说，关键是输出可信的安全服务。 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信任的缺乏，数字普惠金融有望成为科技企业监管科技-合规科技产品输出的重点方向。一方面是多方携手提供可信作业环境，比如，由硬件设备厂商提供安全设备，科研机构提供基础技术，科技企业携手金融机构打磨具体场景的应用模型，使信任机制凝聚多方力量，接受多方监督。 另一方面是提供体验友好、智能专业的专项安全产品。首先，企业资质和产品安全性应取得有关国家机关、行业组织的认证，在此基础上，基于大数据、区块链等前沿科技，围绕合同鉴签、数据安全、证据核验等金融机构无法“自证清白”的痛点堵点提供解决方案。由于信任问题的特殊性，这种方案不仅应该能够真实解决问题，而且应该能够令人信服认可。
8月7日，嘉化能源发布公告称，因公司实控人、董事长管建忠涉嫌操纵证券市场，于8月6日收到证监会对其立案调查的调查通知书。 （图片来源：嘉化能源公告） 嘉化能源表示，本次立案调查事项系针对管建忠个人的调查，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不受影响。 公司将根据调查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截至今日收盘，嘉化能源股价一字跌停。在管建忠被立案公告发布前，嘉化能源股价已经连续两日跌停。 京师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王营对搜狐财经表示，嘉化能源在实控人被立案后的48小时内发布了临时公告，因此嘉化能源在信披方面并无违规行为。 王营称，嘉化能源实控人遭立案调查，同时公司股价近期快速波动，不排除是受公司实控人被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影响。 “通常来讲，一般公司实控人被立案调查将会导致对公司股权治理不稳定；若该实控人操纵证券市场罪名成立，大概率将面临刑事责任，公司也有可能面临更大的风险。”王营表示。 7月31日，证监会曾发布一则与管建忠有关的处罚决定。 据证监会调查，美福石化监事殷张伟与管建忠为多年好友，曾在与管建忠多次通话以后，买入嘉化能源股票，合计金额达420万元。 证监会表示，殷张伟时任美福石化监事，其与管某忠为多年老友，关系密切，二人常通过见面聚会、电话及微信语音等方式联络、接触，本案内幕信息公开前二人多次联系。 此外，2017年9月20日，殷张伟通过起本人证券账户“殷张伟”操作买入嘉化能源股票4.41万股，成交金额39.25万元；2017年10月20日，买入41.00万股，成交金额381.09万元。截至调查日，实际卖出200股，成交金额1638元，其余股票未卖出。 目前，证监会已对殷张伟内幕交易嘉化能源股票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并决定责令殷张伟依法处理非法持有的证券，如有违法所得予以没收，对殷张伟处以30万元的罚款。 半个月的时间内，管建忠因涉嫌操纵证券市场，同样遭到证监会立案调查。 据嘉化能源半年报显示，管建忠为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截至今年6月30日，管建忠期末持股数量为2015.91万元，为嘉化能源第四大股东。 （图为嘉化能源实控人管建忠） 据工商信息显示，浙江美福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3年3月20日，注册资本7755万美元，沈秋云为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第一大股东、实控人为诚信资本控股有限公司，持股比例33.00%。 昨日晚间，嘉化能源发布了今年半年报，据半年报显示，嘉化能源业绩不佳，营收净利双降。 据半年报显示，嘉化能源今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5.12亿元，同比下降8.40%；同期内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55亿元，同比下降14.80%。 嘉化能源表示，2020年上半年，公司积极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冲击，降低物流受阻带来的影响，做好复产工作，保持生产负荷稳定；部分产品的下游行业因出口业务受阻导致价格下滑，影响了营业收入和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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