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外贸信托因“借款人55万元未按时归还、而处置借款人110万元的房屋”的行为,被法院认定涉嫌以“套路贷”的方式诈骗,并将外贸信托涉嫌犯罪的线索和材料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记者获取的《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显示:“在执行过程中,查明2018年至今,外贸信托在该院有142件针对不同对象的民间借款合同纠纷案件,本院于2020年5月28日书面通知申请执行人外贸信托,要求其在收到通知后五日内向该院提交其公司‘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的相关金融许可手续。外贸信托向本院提交的金融许可证及原银监会批复中未显示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的金融许可。” 对此,法院认为,外贸信托以盈利为目的经常性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未举证证明其取得了相关部门的金融许可,对于未经依法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金融活动依法不予支持,并驳回外贸信托的执行请求。 一位信托业人士对记者表示,这给不合规开展业务的信托公司敲响警钟。 记者多次致电外贸信托,截至记者发稿,对方电话处于无人接听状态。 以“套路贷”方式诈骗 所谓“套路贷”,是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借借贷之名,诱使或迫使借款人签订“借贷”或变相“借贷”“抵押”“担保”等相关协议,通过虚增借贷金额、恶意制造违约、肆意认定违约、毁匿还款证据等方式形成虚假债权债务,并借助诉讼、仲裁、公证或者采用暴力、威胁以及其他手段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的相关违法犯罪活动。 裁判文书网信息显示,早在2016年11月10日,周某由于资金周转需要向外贸信托借款52万元,借款期间60个月,利息共计39万元。周某将自己位于广东省中山市的房产为该笔借款提供抵押,抵押期限为5年(2016年11月10日起至2021年11月10日止)。 签订抵押合同当日,外贸信托要求周某与其关系人罗某签订一份委托合同,该合同约定原告授权罗某可对该抵押房屋进行卖房和收款,否则不予周某借款。在此种情形下,周某签订了委托合同,并于2016年12月8日在珠海市横琴公证处对该委托合同进行了公证。但外贸信托实际发放贷款仅46万元。 后因周某延期还息,2017年4月10日,罗某在周某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抵押房产以55万元的价格出售。2017年4月21日,罗某向周某出具了卖房通知书。直到2017年12月28日,周某到中山房产局查询才知道外贸信托、罗某已将抵押房产卖掉。 周某认为,因外贸信托、罗某在借款期限未到期之前就将抵押房产变卖,违背了当事人的真实意愿,罗某变卖抵押物的行为是无效的。另外,2017年4月10日,该房产价值己经达到110万元,罗某仅以55万元就取得抵押房产,明显低于市场价值,明显不构成善意取得。且买主、外贸信托与罗某可能是一伙的,恶意串通来损害周某的合法利益。周某认为,2017年4月10日签订的广东省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 法院经审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就本案而言,被告罗某、外贸信托的行为涉嫌以“套路贷”的方式诈骗,并将涉嫌犯罪的线索和材料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风控和担保服务由第三方掌控 记者在某投诉平台上发现,外贸信托的消费者投诉达100多条,投诉理由多为“暴力催收、高息放款”等。其中,维信金科是外贸信托合作方之一。 维信金科官网显示,2007与外贸信托达成合作,首创“担保+信托”模式,开展个人消费金融服务,并在2012与外贸信托合作“汇金三号集合信托”。 一位武汉投诉者称,她通过维信金科旗下平台借款,当时并未显示外贸信托为资金提供方,直到近期才发现由外贸信托提供资金。她借款了18300元,实际到账却没有这么多,且每个月要缴纳200-300元不等的保证金。“今年2月份因为疫情出现了逾期,尽管监管规定‘武汉地区可免逾期费用延后还款,还款时间因疫情而定’,但外贸信托依然实行100元/天的罚款,并上报了征信系统,我的征信也出现了污点。现在正被暴力催收。”她称。 维信金科2019年年报显示,去年按融资模式划分的贷款实现量明细为:信托贷款153.3亿元,占比45.4%;信用增级贷款撮合162.5亿元,占比48.2%;纯贷款撮合18.6亿元,占比5.5%。 根据维信金科官网信息,在信托贷款模式中,维信金科提供的是风控服务和担保服务,信托公司仅仅是通过信托计划进行放款。 “风控服务和担保服务由第三方掌控”加剧金融机构的风险,一向是监管整治的重点。今年4月,云南信托就因消费贷业务合作违规被当地监管部门责令整改,违规内容包括:云南信托将部分授信审查、风险控制等核心业务委托外包给第三方机构;发放过高利率的信托贷款;存在不当业务合作,为无放贷业务资质机构放贷等。 另外,银保监会发文通知,将加强对消费金融业务重点整治,例如:未落实贷款“三查”制度,信贷管理等核心职能实质性外包,风险管控流于形式;合作机构管控不力,未明确合作机构准入条件,未与合作机构就合作事项开展范围、风险责任、结算事宜、争议处理等作出明确约定;未明确披露贷款金额、贷款期限、贷款年化利率及费率、征信查询授权、贷款违约责任等涉及客户利益的重要信息,侵犯客户的知情权与选择权;违规收费,收费质价不符;不当催收;泄露消费者个人信息,未有效保护消费者信息安全等。 一位信托业人士称,信托行业正在转向,不少公司看到消费金融行业的个贷业务很赚钱,就进入消费金融领域,但如何合规的做好这项业务,还是个问题。
8券商因价格战被启动自律调查 投行价格战为何屡禁不止 新京报贝壳财经讯(记者 张思源)7月19日,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消息称,关注到8家证券公司在中核融资租赁公司债券发行中存在承销费报价偏低的情况,引发市场质疑,协会已根据相关规定启动自律调查。 据悉,8家证券公司包括国泰君安证券、海通证券、中金公司、平安证券、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公司、天风证券、中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等证券公司。中证协表示,若发现相关机构在开展业务过程中存在违反自律规则的情况,协会将依据有关规定对其采取自律措施。 21亿央企公司债券引发8券商抢夺 今年6月1日,中核融资租赁发布招标公告称,拟根据投标机构主承销商债券发行能力、服务方案、服务团队、支持程度以及费用报价等因素从参与投标企业中择优选取两家主承销商,完成21亿元额度的公司债券注册发行工作。 6月24日,中核融资租赁再次发布公告,披露了此期公司债券承销项目公布中标候选人公示结果,参与竞标的8家券商中,国泰君安和中信证券分别以第一和第二名进入了中标候选名单,承销费率分别为总费率0.015%和年化0.01%。 随后的7月9日,中核融资租赁债券公布的招标结果公告中显示,其交易所市场公司债券发行项目中标的主承销商为中信证券与国泰君安。 公开资料显示,中核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为非上市发债企业,成立于2015年12月,总部位于上海市,是一家中央国有企业,主体信用评级为AA级,2018年实现营收4.17亿元,总资产规模91.86亿元。公司自2018年开始发行各类债券126只,累计债券融资规模为10.0亿元,目前仍存续的有66只。 公司主营业务包括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兼营与主营业务相关的保理业务。 据其股权穿透图所示,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37.638%的股权,是中核融资租赁的第一大股东。 投行价格战为何屡禁不止? 2018年3月23日,证监会发布《证券公司投资银行类业务内部控制指引》(下文简称“指引”)。这份被誉为投行最严内控新规的指引主要针对券商承销与保荐、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资产证券化等其他具有投资银行特性的业务。 指引中明确规定,证券公司在开展投资银行类业务时,应当在综合评估项目执行成本基础上合理确定报价,不得存在违反公平竞争、破坏市场秩序等行为。 指引中指出,证券公司应当在综合考虑前端项目承做和后端项目管理基础上合理测算、分配投资银行类业务执行费用,保证足够的费用投入,避免因费用不足影响业务质量。 然而事实上,尽管被监管所禁止,但投行业务价格战在市场中屡见不鲜。券商也常有因价格战收下罚单的前例。 2020年5月,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发布了一则对中信证券的自律处分,指出中信证券作为债务融资工具主承销商,在部分债务融资工具选聘主承销商的投标过程中,中标承销费率远低于市场正常水平,预估承销费收入远低于其业务开展平均成本。交易商协会对中信证券予以警告,责令其针对本次事件中暴露出的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整改。 去年4月,广发证券也曾因低于成本价格参与公司债券项目投标被广东证监局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为何投行价格战屡禁不止?据业内人士介绍,在实际操作中,债券主体资质好的项目往往会更受券商的青睐,自动降低费率标准。而资质较好的企业也往往会倾向于选择背景雄厚的券商,“有些企业与主承券商常年合作,降低费率主要是为了冲量或维护客户关系。”该业内人士介绍。 据某券商投行业务人员介绍,一些央企、国企的项目对券商诱惑力很大,且往往被头部券商垄断,一般来说,大部分中小券商并不能抢到优质的央企股权融资的项目,即便是参与,多半也是为了战略客户储备。 另一方面,据上述业内人士介绍,券商投行拉项目主要看公司实力,平台的口碑和关系,一般来说,民企,低评级城投给的承销费率会高一些,而好的项目为了冲量或维护客户关系,费率会报得较低,有的企业则是常年与主承券商合作。 “企业在考虑平台的情况下,宁愿付出更高的费率,也要选择和大型券商合作”,但同时他表示,有些主承券商立项比较严格,一些民企债甚至很难过立项会议,甚至有的AA-级的项目也不行,“和钱无关,哪怕是企业愿意付更高的承销费率,也很难在大券商发债”。 “券商低价做优质项目的承销保荐,主要是为以后的业务引流。如果能以IPO项目为契机,与优质的项目企业建立良好的关系,后续带来的业务价值远超其承销费用。”上述固收人士指出。
7月19日,中证协在官网公告,对参与中核融资租赁公司(下称“中核租赁”)债券发行招标的8家券商启动自律调查。 中证协表示,国泰君安、海通证券、中金公司、平安证券、申万宏源承销保荐公司、天风证券、中信证券、中信建投,在中核租赁债券发行招标过程中,存在承销费报价偏低的情况,引发市场质疑。 (图片来源: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 近年来,券商之间压低费率进行“价格战”的想象屡禁不止。据搜狐财经计算,中核租赁发行21亿元公司债务,仅需向国泰君安支付31.5万元的总承销费用。 苏宁金融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何南野表示,债券承销业务收入应收费率差异比较大,但整体来说,费率都在千分之一以上,10个亿的债券承销,最起码要收100万以上,否则成本都无法覆盖。” 何南野认为,近两年低价竞争的情况越来越普遍,但在大多数项目上,覆盖基本的成本并实现适当的盈利,依旧是各大券商的价格竞争底线。 国泰君安承销总费率仅为0.015% 据天眼查显示,本次事件“主人公”中核租赁成立于2015年12月,注册资本20亿元,法定代表人杨召文,主营业务为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等。 据工商信息显示,中核租赁为央企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持股比例37.64%。 (图片来源:天眼查官网) 今年6月1日,中核租赁曾发布招标公告表示,拟从参与投标的机构中择优选取主承销商两家,分别担任发行牵头主承销商和联席主承销商,以完成公司债券不超过21亿元额度的注册发行工作。 6月24日,中核租赁公布债券承销项目公布中标候选结果,其中,国泰君安和中信证券分别以总费率0.015%和年化0.01%的承销费率,进入了中标候选名单。 搜狐财经测算,中核租赁发行21亿元公司债务需向国泰君安支付31.5万元的总承销费用,每年向中信证券支付21万元。 (图片来源:天眼查官网) 7月9日,中核融资租赁公司债券承销项目正式公布中标结果,中标的主承销商为国泰君安和中信证券。 那么两家中标的券商,债券承销业务的展业情况如何呢? 据国泰君安2019年公告表示,2019年,公司债券承销业务加大重点客户开发的力度,竞争优势进一步巩固。 年报内,国泰君安披露,证券主承销家数1379只、证券主承销额5645.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79.1%和47.4%,分别排名行业第3位和第4位。 其中,增发、优先股、公司债和金融债承销金额均排名行业第3位,可转债承销金额排名行业第2位;过会的并购重组项目数6家,排名行业第5位。 (图片来源:国泰君安2019年公告) 此外,国泰君安年报内称,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增加得益于股票承销和债券承销收入上升。 另外一家中标券商中信证券年报显示,2019年,公司债券(含可转债、可交换债)及资产证券化业务承销金额合计为10015.30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1.03%,承销金额占证券公司同业承销总金额的13.18%,位居同业第一。 此外,2019年,中信证券曾被上交所、深交所等评为优秀交易商、地方政府债券优秀承销商。 (图片来源:中信证券2019年年报) 近两年券商低价竞争状况频发 除昨日被提及的8家券商外,近年来,券商压低费率,进行“价格战”的事件屡禁不止。 据公开资料显示,中信证券在2个月前也曾因承销费率远低于市场正常水平被“点名”。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公告显示,中信证券在部分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项目招标过程中,中标承销费率远低于市场正常水平,预计承销费收入明显低于两家机构核算的业务开展平均成本。 (图片来源: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公告) 交易商协会表示,债券市场主承销商的职责非常关键。主承销商为争取市场份额,重视短期利益,在债务融资工具发行承揽中不当低价竞争,影响执业质量,致使本来高执业门槛、高技术含量、高标准规范的债券承销业务低端化、廉价化、形式化,最终不仅会牺牲发行人、投资者的利益,还将损害市场稳健运行的根基。 苏宁金融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何南野向搜狐财经表示,通常情况下,头部券商的投资银行业务在主营业务收入中,一般占比在10-30%之间,不同券商之间差异比较大。 何南野称,投资银行业务又分为股权融资与债权融资业务,而债权融资业务收入一般会大于股权融资业务收入,因此,债券承销业务占券商营业收入的比重一般在10%-15%左右。 “实践当中,债券承销业务收入应收费率差异比较大,但整体来说,费率都在千分之一以上,也就是说,10个亿的债券承销,最起码要收100万以上,否则成本都无法覆盖。”何南野补充表示。 针对头部券商暴露的“价格战”现象,何南野表示,如此之低的费率,并不是普遍的现象。主要出现在一些重大项目上面,一是该项目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对于各大券商来说,通过承做该项目,能获得更好的关注度,且因承销规模较大,有利于承销业务“冲排名”。 “二是客户资质很好,项目风险较低,极易销售出去,对券商而言,发行难度较低。但不得不承认,近两年低价竞争的情况越来越普遍,但在大多数项目上,覆盖基本的成本并实现适当的盈利,依旧是各大券商的价格竞争底线。”何南野称。 事实上,近年来,监管部门已加大对券商“价格战”的监管,但为何屡禁不止? 何南野称,在券商投资银行业务方面,目前已经实现充分的市场化竞争,完全是市场在发挥定价的作用。对监管而言,仅仅只能出一些窗口指导,但却很难在法律意义上禁止一些不正当竞争的行为。 何南野认为,要想对券商价格战进行一定的约束,一是需要行业自律,需要券商行业整体树立公平竞争、以质取胜而非以价取胜的理念,二是最核心的,是如何实现券商之间的差异化发展。 “因为价格战的本质,是券商之间同质性的增强,要想破解价格战,长远的方式是提升各大券商的核心竞争力,提升各大券商为客户服务的差异度。”何南野表示。
蚂蚁集团7月20日宣布启动在科创板和港交所主板寻求同步发行上市计划。 据悉,两地交易所第一时间对此表示欢迎。香港交易所集团行政总裁李小加说:“我们很高兴蚂蚁集团今天宣布了将在香港和上海进行首次公开招股的计划。蚂蚁集团选择在香港交易所申请上市,再次肯定了香港作为全球领先新股集资市场的地位。我们将继续敞开怀抱,欢迎全球创新和领先的公司来香港上市。” 上交所表示,欢迎蚂蚁集团申报科创板。这展现了科创板作为中国科创企业“首选上市地”的市场吸引力和国际竞争力。作为中国资本市场服务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和优质科创企业的主市场,科创板经过一年多的实践,支持科创企业发展壮大的集聚引领效应不断增强。目前科创板已迎来逾130家科创企业,总市值超过2.4万亿元。上交所将坚守科创板定位,继续支持更多优质企业申报科创板,做优做大科创板,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过去一年,香港联交所推行IPO新规,吸引了阿里巴巴等一众科技中概股“回归”。科创板也通过一系列改革举措,为中国互联网企业打开了A股大门。 蚂蚁集团是支付宝的母公司。阿里巴巴年报最新披露,支付宝已和本地钱包伙伴共同服务全球约13亿用户。截至2019年底,技术服务费占蚂蚁集团总收入超过50%,成为增长核心引擎。
身为全球最大独角兽——蚂蚁集团近年几乎每过一阵就会“被上市”一次。这次,靴子终于落地。2020年7月20日,支付宝母公司蚂蚁集团宣布,计划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和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寻求同步发行上市,“以进一步支持服务业数字化升级做大内需,加强全球合作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以及支持公司加大技术研发和创新”。从此前每次面对市场传闻时,蚂蚁对外否认的态度之坚决看,蚂蚁对上市一事并不急迫。事实也是,以蚂蚁的体量和财务状况,上市并不是一件难事。这样一家全球期待的互联网巨头,为何在此时宣布计划IPO?还选取的是A+H的方式?1不急的蚂蚁,为何选择现在?上市一直不是蚂蚁的目标。2015年蚂蚁完成A轮融资时,蚂蚁集团董事长井贤栋在多个场合表示,蚂蚁会在合适时机上市,但上市本身不是终极目标。而后,蚂蚁又不疾不徐地在2016、2018年完成了B轮和C轮融资。据阿里巴巴财报数据估算,仅2019年Q4,蚂蚁盈利就超过20亿美元。从财务数据看,蚂蚁并不缺钱,良好的营收能力也是不着急上市的底气。过去几年,蚂蚁持续在科技研发、招募人才和全球业务方面大手笔投入,布局未来。即使在全球科技股一路走牛之时,依然对上市绝口不提。而现在,蚂蚁官宣奔赴资本市场,有且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蚂蚁准备好了。1、技术集团雏形初现在蚂蚁进化的过程中,对于他是一家什么公司的争议一度非常激烈,有人说它是金融公司,也有人说它是支付公司。而现在,这些争议都停留在了过往。人们发现,在某一个点上对演进中的巨兽下定义,为时过早。随着蚂蚁在轻资产、平台化、科技研发的道路上越跑越快,眼下,一个技术型集团已经成型。蚂蚁集团CEO胡晓明日前接受外媒采访时透露,2019年底蚂蚁的技术服务费已占总收入一半以上,未来五年技术服务费占比将达到80%。他还透露,因为技术服务费比例上升速度较快,蚂蚁通过自有资金运营的持牌金融业务所获收入占总收入比例则会相应下降。收入比例背后,是这几年来蚂蚁在技术领域的频频布局:2013年,支付宝下线最后一台小型机,完成去IOE过程中重要一步;2015年10月,蚂蚁金融云上线,向金融机构开放多年积累的云计算能力和技术组件;2019年底发布蚂蚁科技品牌,蚂蚁金服的BASIC(区块链、人工智能、安全、物联网和计算)科技底盘全面对外产品化;2020年6月,蚂蚁自研,性能领先的全球数据库产品Oceanbase单独成立公司,进一步推动技术产品商业化。技术布局背后,是一系列令人艳羡的技术能力:经历过双11检验的全球领先的金融云技术;支付系统的峰值数全球第一;面向未来的区块链技术专利数全球第一;数据库性能全球第一。2、全球化方兴未艾C轮融资后,蚂蚁明显加快了全球化步伐。他也是国内互联网行业的大家伙中,少数全球化结出硕果的公司。公开信息显示,支付宝已经和全球250多家金融机构达成合作,为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的买家和卖家打通了线上支付渠道;同时,支付宝的跨境支付服务已覆盖全球56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即时退税服务覆盖全球35个国家和地区,支持27种不同货币。更加值得说道的是,蚂蚁在新兴市场的电子钱包布局。今年5月,蚂蚁宣布与缅甸最大电子钱包WaveMoney达成战略合作,成为WaveMoney的非控股股东。作为缅甸首家移动支付金融服务商,WaveMoney用户数达2100万,占缅甸人口近40%。其电子钱包WavePay可提供汇款,转账,水电费缴交和话费充值等服务。这已经是蚂蚁在全球投资的第10个本地钱包,除缅甸外,还有印度、菲律宾、巴基斯坦、孟加拉、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形成了“1+10”的全球布局。这些钱包覆盖了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这种布局也让支付宝及其合作伙伴的全球用户总数达到约13亿。3、瞄准数字化,做时代新基建马云曾经说过,阿里要做全球电子商务的水电煤。这种宏大的战略设定,在当下被他的接班人进一步阐释为数字时代的基础设施。同为阿里系的蚂蚁集团也在沿着这条路进化,最直观的就是,蚂蚁的尖刀产品支付宝这些年来跳出工具属性,逐渐成为平台,进而打造成数字基础设施。今年3月10日,支付宝宣布升级打造全球最大开放数字生活平台,帮助中国的服务业完成数字化转型。并立下目标在未来三年,携手5万服务商帮4000万服务业商家完成数字化升级。疫情之中,健康码、消费券等大受欢迎,便是支付宝这种战略升级的结果。数据显示,全国已有超100个城市通过支付宝发放消费券,平均每1元支付宝消费券可直接拉动8元消费,9成受益商家为中小企业。随着支付宝上的数字生活服务种类越来越多,对新用户获取和用户粘性的正向作用也将愈发明显。支付宝国内用户数已经从2016年的4.5亿,跃升至2019年的超9亿。支付宝在用免费或者低收费的第三方服务吸引更多C端的同时,也有利于聚集B端用户,通过为其提供包括支付在内的数字化工具等技术服务,促成更多交易而获取技术服务收入。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达35.8万亿元,占GDP近四成。2为什么是A+H?自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后,包括马云在内的管理层就多次对外表示,希望蚂蚁金服未来在国内上市,让更多的国内老百姓能通过资本市场分享发展的成果。但IPO不是指腹为婚。光有意愿还不够,蚂蚁最终能走向A+H,让蚂蚁夙愿得偿,是国内资本市场一系列改革和制度建设的结果。马云说,蚂蚁金服未来要上市的地方,必须对未来世界的发展、经济的发展、金融的发展、创新的发展是支持的。从现实情形来看,A股准备好了,港股也准备好了迎接新经济巨头的到来。1、中国版“纳斯达克”准备好了蚂蚁宣布计划在科创板IPO计划时,恰逢科创板创立一周年,这是给科创板最好的生日礼物。2019年开板以来,科创板为了与国际资本市场竞争,吸引优质科技企业入驻,在注册制基础上,推进了一系列的改革。允许未盈利企业、同股不同权、红筹企业上市、创新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成果:截至7月16日,共有124家企业登陆科创板。根据安永统计,科创板IPO公司数量在A股各板中位列第一,且市盈率在A股各板中也位列第一。这意味着,投资者对科创板企业未来业绩很有信心。2、意图摆脱对地产金融的依赖,港交所也在改变港股长期被人批评过度依赖金融地产,几乎没有新经济公司,主要是因为不允许同股不同权的企业上市,这让港股与互联网科技繁荣的十年失之交臂。2014年,港交所为此错失阿里巴巴的IPO。阿里的流失,让港交所深受震动,随后开启了一系列改革。2018年,港交所宣布允许同股不同权和尚未盈利的公司上市。改变的效果立竿见影,很快港交所就吸引了包括阿里巴巴、京东、网易等科技中概股“回归”,也吸引了大量生物医药公司的登陆。2019年港交所IPO募资金额全球第一,成为众多优质公司上市的首选地。今时今日,港交所的区位优势,资本优势,依然是中国的公司走向全球化的重要跳板。对于科创板和港交所来说,蚂蚁金服是一个已经盈利、未来发展潜力巨大的新经济科技龙头企业,是难得的优质标的。对于蚂蚁金服来说,A+H两地上市的方案无疑可以为其提供灵活的融资选择,国内外资本都能获得;而国内外的投资人都通过蚂蚁的IPO,分享科技独角兽的成长红利。同时,两地上市也将增强蚂蚁对于资本市场波动的抗风险能力,南边不亮北边亮。3谁是最大受益者?作为最大独角兽,蚂蚁是近些年来全球资本市场上少见的好标的。蚂蚁在A+H上市后,将是一个“三赢”的结果。阿里小赢。蚂蚁在科创板和港股上市,持有蚂蚁33%股份的阿里,将直接因此受益。蚂蚁则能够利用募集来的资金,继续在科技和全球化上加大布局。老百姓中赢。除了可以通过投资优质公司分享发展红利外,资料显示,全国社保基金曾以78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投资蚂蚁金服5%的股份。据社保基金原副理事长王忠民介绍,这笔投资的收益已经超过5倍,是社保这些年来最成功的一笔对外投资。这也意味着,每个老百姓的社保账户上的养老钱将因此增加。最大的赢家则是中国经济。蚂蚁这样量价的科技企业在A+H上市,将具有极大的示范效应。它不仅标志着国内资本市场上的发展日益成熟,可以为培育新经济提供良好的资本土壤,并将进一步吸引资金流向更具创新活力的新经济领域,为未来发展提供新动力。
7月20日,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公布2020年信用评级机构评价结果。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分别位列综合素质得分排名前三;最终得分上,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夺得头筹,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和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分列第二、第三。 该协会介绍,为更好地服务于保险行业,促进信用评级机构评级质量持续提升,充分发挥外部信用评级在维护保险资金安全方面的作用,协会根据监管规定及相关自律规则,组织行业力量,从保险机构投资者角度,对10家为保险资金投资提供信用评级等专业服务的信用评级机构开展自律评价。 据了解,本年度评价结果分为综合素质得分和最终得分两部分。综合素质得分由基本素质、评级质量、监管评价得分加权汇总形成,反映了评价期内信用评级机构的整体评级能力。最终得分在综合素质得分基础上,由评审专家根据评价对象在评价期内是否发生重大信用评级事故、是否存在人员或机构违规等方面的问题,按照问题的性质、发生频率以及后果,对相应信用评级机构进行减分,反映了评价期内信用评级机构的整体评级表现。 在市场竞争加剧、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的情况下,综合保险行业问卷调查和评审专家意见,保险资管协会提出如下建议:一是加强对评级机构的监管,规范市场秩序,对信用评级的重大失真行为从严从重处罚;二是加强对评级结果的监控,定期公布各评级机构的评级质量检验结果;三是加强评级机构自律管理,进一步明确评级机构信息披露义务及责任,保障评级程序执行的合规性;四是明确私募债和非标产品等评级报告、跟踪评级报告的披露要求;五是加强与投资人交流,进一步探索为投资人提供差异化服务的机制与措施;六是评级机构需在人才培养、信息化系统建设、内控管理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扎实地提升基础素质。(常佩琦)
【经济观察】车险再迎改革,消费者权益成为“牛鼻子” 近日,涉及千家万户出行安全的车险迎来新一轮改革。银保监会发布《关于实施车险综合改革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以“保护消费者权益”作为改革主要目标,对保险公司列出“降价、增保、提质”等阶段性任务清单,并提出一揽子具体改革措施。 此次改革定位为综合性改革,涉及交强险改革,也涉及商车险改革;既涉及条款改革,也涉及费率改革;既涉及产品改革,也涉及服务改革。根据指导意见,改革后的预定附加费用率将从35%下降至25%,同时预定赔付率将大幅上升。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这是力度最大的一次车险改革。 据了解,从2015年启动商用车费改试点以来,我国已开展了多轮车险改革。从前期的实践来看,车险险种日渐丰富、费率厘定日趋多样化,保障服务有所创新。但消费者日益增长的车险保障需要与车险供给之间的矛盾依然突出,消费者对车险服务仍有诟病。 “目前都是一些小改革,真正触及根本利益的改革、触及利益藩篱的改革、深水区的改革还没有开始。”此前,银保监会副主席黄洪表示,近年来,银保监会在车险市场加大监管力度,取得了积极成效,但车险市场长期矛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从市场表现来看,随着竞争的激烈,一些保险公司大打“价格战”,拼手续费,正常的市场秩序受到干扰,车险费率出现波动甚至反弹。 近年来,随着汽车保有量增速放缓,车险保费的增速也进一步下滑。2019年车险保费收入同比增速仅为4.5%,行业乱象有抬头趋势,车险综合成本率仍一路看涨。而同时,行业整体赔付率却难以有效提升,车险经营效率和服务能力受到质疑。 有专家将车险市场的上述窘境描述为“哈定悲剧”—— 在多个利益主体的博弈中,每个博弈方都以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为目的,最终损害了大家的公有利益,也损害了自己的利益。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表示,因为所有公司都想做大规模,但是在客户有限的情况下只能通过不断推高成本来获客,这样不仅消费者得不到满意的服务,保险公司的利润也得不到保证。 “从国内外情况来看,追求多重目标以及目标之间相互冲突往往是车险改革面临的难题和反复的原因。基于我国车险的市场体系、竞争格局、价格弹性等特点,要实现各参与方在改革中都获益,难度不小。”中国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基于此,此次车险综合改革按照先后主次和轻重缓急的原则,将“保护消费者权益”作为主要目标。 根据政策设计,保障责任优化、产品服务丰富、附加费用合理、市场体系健全、市场竞争有序、经营效益提升等具体目标,都应当服从、服务于“保护消费者权益”这一总体目标。 上述负责人坦承,改革中可能出现保费规模下降、一定时期内可能出现行业性承保亏损、中小财险公司可能面临经营困难等情况。但阵痛在所难免,市场机制下总得面对优胜劣汰。作为改革主体,保险公司只有抓住“保护消费者权益”这个“牛鼻子”,把发力点由保费规模、产品销售转移到车主身上,车险行业才能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 记者 北梦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