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难了！上半年信用债违约875亿，同比大增46%！利率反弹，6月取消延后发行近700亿 记者梳理Wind数据发现，今年上半年(1月1日至6月30日)已有71只债券违约，涉及金额875.37亿元，同比去年上升45.98%，新增违约主体11家，主要涉及民营企业以及少部分地方、中央国有企业，违约的债券类别主要是超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公司债和企业债等。 梳理违约原因，可以发现主要是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部分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了冲击，当前的资金流动性紧张，信用风险仍在持续暴露。 值得注意的是，在信用债市场违约不断的同时，由于近期市场利率波动较大，发行利率大幅反弹，导致多笔信用债取消或推迟发行。据Wind数据统计，6月份共有91只信用债取消或推迟，规模为687.90亿元，而6月信用债总发行量为13476.85亿元，取消或推迟发行率为5.1%。 上半年信用债违约规模超875亿 Wind数据统计，2020年上半年各类机构发行债券再创新高，达到25.80万亿，同比增长18%。利率债发行总额达到8.79万亿元，同比增长29%，其中国债共发行2.53万亿元，同比增长40%。地方政府债发行量最大，达到3.49万亿，同比增长22%。政策性银行债发行量为2.77亿，同比增长29%。 一般而言，利率债的发行主体是国家或者有国家信用做背书的机构(比如政策性银行)，发行主体的信用非常高，信用风险较小。与之相对的信用债则风险较高，今年以来违约事件也层出不穷。 信用债具体包括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定向工具、可转债以及资产支持债券等。 上半年信用债整体发行量达到9.17万亿，增幅38%。其中金融债发行量增幅明显，发行接近1.78万亿，同比增长51%；公司债市场上，一般公司债与私募债的发行增速明显，同比增长分别达到46%与59%。 在信用债发行量持续走高的同时，违约风险也在上升。今年上半年已有71只信用债违约，涉及金额875.37亿元。对比去年可以发现，2019年上半年有93只信用债违约，除华阳经贸、中信国安以外，发行人均为民营企业，而涉及金额仅为599.62亿元。换言之，今年违约金额同比去年上升45.98%，历史违约主体为23家，新增违约主体11家。 可以看出，在1～5月份的时候，国家政策宽松取向明显，但今年上半年违约总金额仍有上升，因为政府及时采取了应对疫情的措施，上半年信用债违约主要来自历史违约主体，并没有因疫情影响出现新增违约大幅增加局面。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向记者分析，“虽然我国复工复产情况总体较好，政策扶持力度也不断加码，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偿债压力，但是经济复苏仍然需要相当时间，短期内发行人出现违约行为的可能性或将持续提高。” 上半年违约金额上升还与一家进入重整阶段的中央国有企业有关。今年上半年违约债券最多的企业为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方正集团”)，其尚未到期的23只债券合计345.4亿元均视为违约。 今年2月，北京一中院裁定受理北京银行提出的对方正集团进行重整的申请，方正集团进入重整阶段后，根据重整相关法律规定，重整期间公司不得个别清偿，因此方正集团存续期内的债券均无法兑付兑息。 这23只存续债券的违约涉及金额345.40亿元，占上半年违约债券金额的比例接近39.45%，方正集团也因此成为今年上半年以来最大的违约主体。 就债券违约原因来看，天风证券研究报告指出，新增违约主要是公司过度扩张造成负债较高且短期化程度不断加剧，财务费用吞噬利润；在融资渠道结构性缩窄的背景下再融资能力枯竭，无力应对集中兑付局面。其他原因还包括收购公司水平参差不齐，疫情使得现金流进一步承压；对外担保负担较重进一步拖累了再融资能力；公司原本经营就处于下滑阶段，受到疫情对产业链上下游的冲击等。 发行利率反弹高息债券增加 在信用债违约有所上升的情况下，刚刚过去的6月份，债券发行利率却出现了反弹，取消债券发行计划的比例也有所上升。 根据Wind统计，6月份一级市场信用债(企业债、公司债、中票、短融、PPN)发行利率大幅反弹，各类债券票面利率上行20～70BP不等。 为对冲疫情对宏观经济造成的影响，一季度央行加大了货币信贷的投放力度，此前多次降准降息，银行间资金市场流动性十分充裕，隔夜利率连续多个交易日低于1%，最低时仅0.66%，信用债发行利率持续走低。 “利率上调的直接原因还是因为央行引导下的资金面收紧。”外资银行固定收益分析师李艳军告诉记者，“央行之所以引导利率上调，首先是随着5月份以来国内疫情状况的好转，经济基本面形成了支撑，继续降息的意义已经不大。另一个是打击资金空转，比如企业如果将低利率信用债存款到银行，中间可能有超过100BP的套利空间。” 3～5月低利率的信贷资金带来了套利问题，6月初以来，为打击空转套利，央行收紧了流动性投放，银行间资金流动性趋紧，利率开始大幅反弹。 最近的利率波动让市场捉摸不定。6月29日～7月2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隔夜利率分别是1.01%、1.78%、1.97%以及1.75%，可以看出利率先是大幅上升了67BP、9BP后下降了12BP。 6月28日～7月1日银行间质押式隔夜回购加权利率1.06%、1.06%、2.30%以及2.03%。可以看出中间大幅上涨了124BP后下降了27BP。 5月份以来，信用债发行环比大幅缩量。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为，这一方面源于“补年报”带来的季节性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当月资金利率中枢抬升，债券二级市场收益率大幅向上调整，各券种加权平均发行利率多数上行，取消或推迟发行的债券比例增加。 在债券市场上，7.5%以上的票面利率被认为是“高息债券”，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出债券发行的难易程度。根据Wind统计发现，6月票面利率在7.5%以上的信用债共有22只，包括4笔企业债，14笔公司债，1笔中期票据，1笔短期融资券，2笔可交换债。而4～5月，利率在7.5%以上的信用债数量分别为17只、8只。 6月出现取消发行潮，下半年或趋稳定 Wind数据显示，6月份信用债取消发行或推迟的只数达82只，规模为687.90亿，创年内新高，6月信用债总发行量为13476.85亿元，取消或推迟发行率为5.1%。 对比前5个月的数据则更为明显，1～5月份取消发行或推迟的为245只，规模为1993.55亿元。换言之，仅6月份取消或推迟发行的信用债占据了上半年涉及金额规模的25.64%。 债券发行计划为何会取消或者推迟？从相关公司的公告中，只能读到“近期市场波动较大”“市场情况变动”等字眼。比如原计划发行20亿元私募债的仁怀市水务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在6月29日提出了推迟发行，公告表示“由于近期债券市场波动较大，为合理降低发行利率，控制公司融资成本，决定延期发行本期债券。” “发不发债主要还是看企业是不是真的缺钱，现在利率波动比较大，如果不缺钱的可能会观望一下。”李艳军指出，“如果是融资规模20亿元的债券来说，融资成本如果走高50BP，三年期债券下来利息可能要多3000万元，算下来还是一笔较大的支出，因此有的发行主体推迟或取消了债券发行。” 盘和林表示，“近期信用债利率反弹幅度较大，发行人短时间内难以适应融资成本，而且在大幅波动的市场环境下，票面利率也难以合理把控，特别是对票息、对利率较为敏感的高评级主体债券，取消发行也是为了避开这段波动时期，如果资金利率维持稳定，市场发行节奏应该也会逐步恢复。” 招商证券在研报中表示，投资者不确定后市调整时长和幅度，导致无法给一级新券正确定价，只能选择观望；同时现券交易换手率下滑与收益率上行并存，说明投资者交易积极性遭到考验。一级市场的痛点毕露，若调整持续，恐怕对发行人债务结构产生冲击。 天风证券固收首席分析师孙彬彬认为，展望后市，2020年下半年整体信用债到期规模较大，债券发行人发行新债滚续需求依然较大，未来信用市场发行环境主要取决于整体资金面。预计后续资金利率将保持稳定甚至进一步下行，因此，信用债发行环境料将保持稳定，市场发行节奏也将逐步恢复。 李艳军也指出，“下半年若疫情不出现大的变化，预计基本面还会继续改善，对于企业而言，仍有流动性缓解的需求，整体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预计下半年信用债利率不会大幅上升，会逐步保持在一个较为稳定的区间。”
在新冠疫情引发全球经济大衰退、金融大波动之时，亚洲的应对成为一个亮点。 7月3日晚，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研究院/一财全球、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共同举办了题为“亚洲和中国经济展望，新冠疫情下的经济复苏”研讨会。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IMF原副总裁朱民表示，亚洲大部分经济体较早较好地控制和管理了疫情，以后虽然或多或少还有一些余波，但总体规模、确诊率、死亡率都维持在低位。这一是由于政府的政策到位且迅速。再则是因为民众公众卫生意识较强，比较理解和配合。 在经济金融应对上，因为疫情控制早，所以亚洲地区整体经济受损程度较小，经济活动与金融市场反弹更迅速。所以在这次全球的重大危机中，亚洲创造了一个“亚洲的奇迹”。 展望疫后的世界，亚洲还是有其独到的优势、制度和文化。朱民认为，可以简单将亚洲，包括大洋洲部分国家分为四个板块，这四个板块各自有独特的优势和特点，优势互补与共通。 以日本、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为首的占据全球GDP比重10%的发达国家，将为亚洲提供资本、技术；中国成为最大商品消费市场；东盟是亚洲最活跃的地方，投资、贸易正在快速增长；南亚和中亚拥有18亿人口，拥有巨大且年轻的人力资源。 倘若四大板块不同资源的合作、整合，在一个多边主义和开放自由贸易全球化的文化推动下，亚洲就会有很好的未来。也因此，当反全球化噪音不断时，亚洲是唯一坚持全球化、坚持多边主义，对贸易采取开放的、合作的和多边主义的态度。 在过去15年里，亚洲也在整个技术链和产业链的重组过程中。在传统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知识业产业链和以美国为中心的美洲半个产业链之上，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垂直供应产业链正不断被塑造和重造。 在多种要素分析后，可以发现，亚洲经济的关联度其实是最强的，朱民因此认为，当此之时，亚洲可以把握时机成立一个以亚洲为中心的区域性的、更扩大、更包容的产业链。这将推动亚洲在疫后变得愈发重要，有机会慢慢成为世界经济和金融乃至世界政治的引领力量。
今年以来新三板挂牌公司成交金额超500亿元 新华社北京7月5日电(记者吉宁)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最新数据，截至3日收盘时，今年以来新三板挂牌公司累计成交金额达519.38亿元。 在交易方式方面，上周(6月29日至7月3日)新三板挂牌公司成交27.85亿元，其中以做市方式成交12.88亿元，以集合竞价方式成交14.97亿元。 在指数方面，几大指数上周呈现温和波动态势，截至3日收盘，三板成指报1003.68点，三板做市指数报1107.72点，连续3天以绿盘报收。 在公司成交金额方面，本周成交金额最高的是华韩整形，成交额1.79亿元。 截至3日，新三板挂牌公司总计8539家。
审批改备案 会计师事务所服务上市公司影响几何？ 新华社北京7月5日电 题：审批改备案 会计师事务所服务上市公司影响几何？ 新华社记者刘红霞、申铖、刘慧 截至6月末，因疫情影响而延长的年报季收官。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会计师事务所对国内上市公司2019年年报已出具超过260份非标准意见审计报告，及时发出警示提示性意见，在维护证券市场秩序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随着今年3月1日新证券法正式施行，会计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服务业务由审批改为备案管理，门槛降低意味着更多中小事务所有机会服务上市公司。这是否会影响资本市场会计信息质量？是否会影响市场各方鉴证公司财务报告？ 市场不乏担忧声音。“之前出审计报告的都是大所，专业性有一定保证。牌子大，也能顶得住上市公司的压力，出的审计意见还是值得信赖的”“要是换家小所，能不能顶得住公司的压力？”有资深股民向记者表达担忧。 也有上市公司的审计委员会成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看重会计师事务所的水平和经验，大概率还是会选择有经验的大所，“但别的公司，尤其是那些有退市等压力的公司怎么选事务所就不好说了”。 “审批改备案，不是说谁都可以去从事该项业务，否则就可能出现资本市场相关业务的混乱，甚至出现恶性竞争乃至劣币驱逐良币。”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审计与风险管理研究所所长张庆龙说。 在厦门大学会计系教授刘峰看来，促使上市公司、金融机构和国有企业的审计市场适度集中，由大型会计师事务所承担上市公司审计等高风险审计业务，有助于避免这些涉及公众利益的市场主体出于节省审计费用、购买审计意见等动机而聘请规模弱小、能力不足的事务所。 厦门国家会计学院院长黄世忠介绍，美国政府问责局的研究表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了美国98%营业收入超过10亿美元的大型上市公司。尽管审计集中度如此之高，这家机构的研究报告并不认为需要立即对审计集中度问题采取措施。相比之下，我国上市公司的审计集中度并不算高。 据悉，针对会计师事务所证券资格的调整，有关部门在研究推动开展会计师事务所的质量评估和分级分类工作，有关办法已进入对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阶段。 “这很有价值与意义，可在取消会计师事务所从事证券业务资格审批的背景下，维护上市公司审计市场的正常秩序，促进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有序竞争，确保对上市公司等大型市场主体的审计能够达到合乎要求的水平。”黄世忠说。 专家建议，会计师事务所承接业务时必须理性评价自身实力和业务风险，别“砸了自己招牌”，尤其是从事资本市场审计等高风险业务时，更需谨慎。通常而言，会计师事务所从事证券业务需要具备以下四方面的能力： ——相应的执业能力，最好具备相关从业经验，熟悉资本市场审计的业务特点、基本要求，有相关方面的经验与教训。 ——一定的规模，包括注册会计师数量规模与收入规模，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事务所的基本能力。此外，单一客户收入占事务所收入水平不能超过一定比例，否则容易影响审计质量。 ——一定的赔偿能力，可以保证一旦发生上市公司风险事件，如果会计师事务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能够给予投资者补偿。 ——完整的质量控制体系与风险控制体系，具备能力持续进行风险评估，以及规范有效的审计复核、业务标准控制等质量控制程序，能够有效发现识别风险。 在业内人士看来，有关部门推动开展质量评估和分级分类，较好兼顾了以上几个方面的要求，有助于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给市场明确的提示与引导。 此外，上市公司、金融机构和国有企业数量毕竟有限，中小微企业占我国企业总数90%以上，为它们提供审计鉴证、代理记账、纳税申报等服务，也是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公共预算研究中心主任徐曙娜认为，一些会计师事务所虽然不大，但有偏向的审计领域且在该领域内颇有建树和口碑。对于有某项或者某些审计专长的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不妨深耕所擅长的领域，追求“专精特新”，继而做强做大。 高水平的资本市场，呼唤高质量的会计师事务所、可靠的第三方审计为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提供基本保障。专家表示，会计师事务所证券资格的调整与政府的科学管理，有助于形成更加科学、更加规范的市场秩序，推动中国审计业务行稳致远。
尽管亚洲地区由于疫情防控较好，经济的复苏程度领跑全球。但鉴于亚洲地区高度依赖全球贸易、旅游业，金融市场波动较大，地缘政治风险仍存，因此亚洲各大经济体未来也不可掉以轻心。 7月2日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研究院/一财全球和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联合举办题为“亚洲和中国经济展望，新冠疫情下的经济复苏”研讨会。IMF亚太部主任李昌镛表示，2020年亚洲经济增长预计将萎缩1.6%，较4月下调1.6%，这是人们记忆中首次出现的情况。 亚洲2020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表现好于IMF的4月预测，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一些国家的疫情较早地稳定下来。然而，该地区多数国家的2020年增长预测已经下调，原因是全球经济形势更为疲弱，而且一些新兴经济体的防控措施将持续更长时间。 在不出现第二轮感染并且实施空前的政策刺激以支持经济复苏情况下，IMF预计亚洲经济增速在2021年将强劲反弹至6.6%。但是，李昌镛也认为，即使经济活动快速回升，疫情造成的产出损失很可能会持续下去，预计亚洲2022年经济产出将比危机前预测的水平低5%左右。如果不包括中国（其经济活动已开始回升），降幅会更大。 未来两年亚洲经济将面对诸多下行风险。一是贸易增长放缓。亚洲严重依赖全球供应链，在全球面临困难的环境下，亚洲无法继续保持增长。当前IMF预计2020年欧元区经济萎缩10.2%，美国经济将萎缩8%，因此，亚洲贸易预计将显著收缩，日本、印度和菲律宾的贸易总额2020年预计将下降20%左右。 二是封锁状态持续时间比预期更长。即使完全放松了封锁措施，经济活动也不太可能回到充分运转水平，这是由于个人行为发生了变化，并且采取了保持物理距离和减少病毒传播措施。IMF近期研究显示，封锁措施可能导致经济活动（以工业生产衡量）每月收缩约12%，防控措施完全取消仅能使经济活动增加7%左右。此外，许多亚洲经济体（特别是太平洋岛国）依赖旅游业、汇款和其他需要面对面接触的服务，其经济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复苏。 三是不平等加剧。亚洲的不平等现象已在加剧。由于亚洲非正规工人的比例很高，这些影响可能更为严重，从而导致经济复苏过程更为漫长。 四是资产负债表薄弱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在许多亚洲经济体，家庭和企业资产负债表被削弱，这可能对投资者造成不利影响，并放大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带来的不确定性上升等影响。 当前，亚洲各国货币汇率反弹，油价也有所回升，但李昌镛认为，不能因暂时的经济复苏而骄傲自满，尤其要考虑到第二波疫情的风险，以及亚洲金融市场容易出现一些突然的中断，比如大规模资本流出等。同时，新兴市场在祭出财政刺激的同时，也要考虑到汇率影响以及主权信用评级等，因此亚洲各国和地区必须明智地使用财政刺激政策，同时还应实施经济改革，其中包括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紧密协调、资源重新配置、解决不平等问题。部分国家在至少未来两年将没有很大的政策空间，因此它们只能依赖国际援助和支持来帮助它们保障民生、渡过难关，因此亚洲各国此次的一个经验教训也在于，考虑如何进一步加强社会保障体系来应对经济冲击。
长三角“发票类税务违法处罚裁量基准”来了！8月1日起实施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江苏省税务局、浙江省税务局、安徽省税务局、宁波市税务局联合制定了《长江三角洲区域申报发票类税务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以下简称《裁量基准》)。 《裁量基准》按照公平公正、合理合法的原则，注重行政效率和实际操作性，根据违法手段、危害后果等合理划分裁量阶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规定的关于申报、发票类违法行为的19项税务行政处罚事项设定了裁量标准，确保长三角区域内对申报、发票类违法行为的税务行政处罚做到“同事同罚、公平公正”。 《裁量基准》将于8月1日起施行。
银行证券混业经营三大猜想 中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回复监管问询之后，沸沸扬扬的两大券商合并传闻就此暂告一段落。但另一个传闻仍然无解，就是国有大行会不会得到监管允许，由此而获得券商牌照？ 记者注意到，由于证券板块上周大涨，混业传闻已成业内热门话题，相关猜想也已衍生出多种模式。 中信建投证券非银首席研究员赵然认为，混业可选模式有三：一是全能型银行模式，即商业银行直接开展券商业务，类似于德意志银行的架构；二是银行控股券商模式，即要么打造全新券商，要么参股或控股券商，实现业务协同；三是金融控股公司模式，该模式下控股的集团主体并非银行，而是涵盖银行、券商、保险、直投等多牌照的综合金融服务平台。 三大模式引发热议 记者了解到，这三种发展模式，基本涵盖了目前券商研报和受访券商人士的建议。 首先，所谓的全能型银行模式，也即券商成为银行的一个部门或事业部。赵然认为，要在这个层面实现混业，目前依然存在法律障碍。而从风险管控的角度来看，全能型银行模式易造成风险在集团内不同属性部门之间传染。这个方案还涉及政策监管框架、公司组织架构、公司风险控制体系等多方面的调整，实践难度大，可能性相对较低。 一位银行业内人士对记者称，从商业银行法的角度来看，这个模式面临的挑战在于商业银行法第三条。“这一条规定了商业银行的经营范围，而证券业务不在其中。当然这一条的第十四款也规定，银行可以经营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但证券业务涉及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大格局，相信并不那么容易可以获得批准。” 其次，银行控股券商模式，也就是说商业银行作为母公司，旗下参股或者控股证券公司。这个思路实际上涵盖新设和通过资本运作参、控两个路径。部分券商人士认为，这条路径可稳步推进混业经营，是现阶段最实际、操作性最强的混业发展模式。 新时代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向记者表示，商业银行新设券商模式短期来看难以对现有券商构成实质性冲击；长期来看，随着商业银行逐步健全混业经营的商业模式，会对中小券商产生实质性冲击，但是这种模式打造航母级券商可能需要较长时间；并购重组模式较为容易，对于被并购券商是利好。但无论采取何种方式，都不会对现有行业格局形成大的冲击。 这种模式面临的挑战也很现实。因为根据商业银行法第四十三条，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尽管明确禁止，但商业银行对获取券商牌照的渴望并未消弭。某国有大行投行部负责人曾对记者表示，该行曾多次向监管部门游说申请获得券商牌照，但不同的监管部门对此事态度并不一致。 业界和学界的探讨更是司空见惯。去年5月，工商银行投资银行部总经理李峰在《中国金融》发表题为《应鼓励商业银行开展股权投资》的署名文章。 明确提出，应该对部分大型重点商业银行适当给予混业牌照支持。李峰建议，监管部门可考虑在适当时机，以适当的方式给予部分大型商业银行开展混业经营所需的证券公司、信托公司、基金公司等方面的牌照准入支持。 第三种模式就是金融控股平台模式。记者注意到，我国已经存在以光大集团、招商局集团和平安集团为代表的金融控股平台，这些平台拥有银行、证券、保险和信托等牌照，遵循央行金融控股公司监管规定，子公司层面严格执行分业经营。近日大涨的光大证券、招商证券即为此类券商。有业内人士认为，金控平台模式虽非新的发展模式，但是银行获得券商牌照或能进一步增强内部协同。 不过也有券商人士表示，这些都是基于简单逻辑的猜想，实际推进中则复杂得多，比如券商的净资产收益率明显低于银行，从市场化的角度，银行花大价钱买一个不如自身的资产，能否实现业务协同的价值以及双方净资产收益率的提升，都有待进一步评估。 市场化体制、薪酬问题待解 接受采访的业内人士也表示，即便扫除了制度层面的障碍，一些体制机制方面的障碍未来也需要注意。实现混业经营后的具体管理中，还有更多细节需要打磨。 有熟悉银行业监管模式的券商人士向记者表示，“证券行业是一个市场化程度很高的行业，要处理好内部协同和市场化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要靠内部协同，即共享银行的客户资源、业务资源等；另一方面要在管理架构和薪酬方面与市场对标。” 其中，前一个问题可以通过行政性指令或者考核手段来绑定，但激励机制则是一个难点。“薪酬太低，券商留不住人；薪酬高了，母行的人也在盯着。”上述券商人士表示。此外，还涉及资源分配问题。“比如债券和中票短融等业务，银行有开展，如果成立了新券商，这些业务可以划拨到券商吗？” “总体来看，这涉及处理好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关系，以及集团内部协同和外部市场化的问题，如果可以处理好，就能相得益彰。”上述券商人士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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