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末，关于有传证监会计划向商业银行发放券商牌照的消息在金融圈内讨论得非常火热。 虽然该消息尚未得到有效证实，但从此前多种迹象推断看，这可能性并不算小。 而如果确实为真，那么这将意味着我国的金融行业将由此前的分业经营再度回归到混业经营状态。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已经获得了信托、保险、期货、基金等核心牌照，如果再获得券商牌，那无疑是补齐了金融拼图的最后一块，意义还是很重大的。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从来如此。只是这一次由分到合的背后，却是我国金融开发大趋势下的又一次大变局，重要性及影响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混业经营或是大势所趋 对比海外发达国家的金融制度，我国当前的金融监管制度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也即证券、基金、期货、银行、保险等金融子行业都分别由不同的公司经营，需要取得相应的金融许可证牌照并且受到不同监管部门监管。 但这种方式有利有弊，有利的是金融监管可以非常方便，同时对金融风险的把控能力也相对更强，可以有效避免当资本市场发生剧烈波动时其他业务板块造成冲击，弊的是随着金融的创新发展，各类业务的沟通越来越深入，分业监管已经难以界定，同时这实际来说也是对金融业整体效率的一个限制。 因此，随着金融业的发展，混业经营应该是大势所趋。 事实上，在近期，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就撰写了一篇文章《突破银行资源进入证券业的制度障碍》中就建议：可考虑先行试点以大型银行为主，通过事业型金融控股公司模式或纯粹型金融控股公司模式，投资设立或参股证券公司。 这或者早已是行业高层内的共识了。 不过目前直接给银行发券商牌照还面临着不少实操上的障碍。 首先，当前的分业经营下，证监会管证券，银保监会管银行保险，如果现在银行搞混业，那么就会打破现有的监管模式和结构，证监会、银保监会、金融委几家就得重新划分职责，这不是短期内能走得顺的。 同时，在法律上，目前的《证券法》第六条明确规定，证券业和银行业、信托业、保险业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管理，证券公司与银行、信托、保险业务机构分别设立。《商业银行法》第四十三条也规定商业银行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不过，《商业银行法》中提到的“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倒是给开了个很好的口子。这意味着如果经由国务院特批，分业经营的限制是可以突破的。 实际上，目前看来，银行获得证券、基金牌照其实也不算真正的混业经营，因为这些业务大多数还是要通过控股子公司来开展。 但作为规模庞大、天然的吸收存款优势，以及各种实（kao）力（shan）都超高的大银行来说，起码现在各条脉络打通来了，未来怎么发挥，还不算他们说了算。 为打造航母级券商对抗金融开放变局？ 众所周知，迫于内在需求和外部压力，我国的金融开放进程是在不断提速的。自2020年4月1日起，我国金融市场也正式全面开放，这意味着国外的保险、券商、期货公司都可以参与进来。 而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的金融市场无疑是一块非常诱人的大蛋糕，但对比国外顶级的投行机构，我们的券商行业无论个体体量还是整体实力都难以匹敌。 有分析认为，面对来势汹汹的国际顶尖券商，未来都将面临很大的压力和挑战。因此，尽快打造出“航母级头部券商”，才能承载中国资本市场的核心功能，从而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这观点不无道理。作为联络国家经济命脉的核心，金融这块虽然是开放了，但这个基本盘话语权绝不容外人动摇。 因为各种限制，国内的券商一直未能有可以与海外巨头相匹敌的龙头跑出来，现在就算完全松绑也没那么多时间给他们进化了，因此最快速的还是从银行这边突破。 毕竟我国的商业银行早就拥有了信托、保险、期货、基金等核心牌照，并且在操作层面已经积累相当的经验，如果银行能获得牌照那么在各个方面都具有非常大的优势，届时跟海外投行巨头比如高盛的功能模块上已经差不远。 当然，国家对于国内商业银行的期望，不仅仅是守住国内的基本盘，如果能走出国门，参与到国际竞争去，打造出高盛这样的国际顶级投行，那当然更好了。 对银行的利好有多大 首先，商业银行获得券商牌照，对其来说绝对是利好的。 不过，就目前而言，在当前的券商业务模式下，能够为商业银行带来的业务收入增长其实非常有限。 尤其是对于大银行的营收规模来说，券商那点业务收入基本算得上是个鸡肋，起码目前是这样。 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2019年度经营数据，国内133家证券公司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3604.83亿元，包括证券投资收益（含公允价值变动）1221.60亿元，2019年度实现净利润1230.95亿元。这意味着刨掉投资收益的话，这133券商的净利润基本所剩无几了。 但对比同期商业银行净利润19932亿元的规模，这全部券商的净利润都仅有银行的6%，业务规模对比太悬殊。 不过，有了这个券商牌照，银行的想象力就可以多不少，银行可以更好利用自己的资金优势自己做投行业务的话，参考高盛花旗这种国际投行玩法，增量的业务肯定不会少。 同时银行的高净值优质的客户资源不缺，如果能提高这些客户投资金融市场的参与度，以及发挥更多层次的金融业务，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 另外，对于先商业银行发牌照，目前按照目前的猜测，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是证监会直接向银行直接发牌照，就像银行成立理财子公司一样。但这种方式相当于从零开始，不大符合现在时间紧迫的要求。 二是以收购兼并重组的方式获取，银行直接下场收购券商来获得牌照，如中信证券跟中信银行合并，光大银行跟光大证券合并等。这种方式的好处是高效直接，同时能快速补起短板，在短时间内整合力量应对金融开放下的外资入场竞争，这也符合大家预期。 目前在证券公司中，银行系的券商不在少数，如中行、工商、交通、招商、光大等，因此感觉上银行通过重组的方式获得券商牌照会是轻车熟路。 有分析认为，运用排除法，可以大致猜想到会选出哪两家银行： 首先是平安、中信、光大、招商局这几大集团旗下分别都有相应的券商，所以再给它们发放券商牌照的可能性不大。其次中国银行旗下已有中银证券，三是农业银行、邮储银行上市不久，内部治理梳理还需要时间，试点任务落在它们身上的可能性也不大，因此排除下来最大的可能是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这三家。 但最后真是情况如何，谁也难说。 对券商影响有多大 事实上，早在2015年，市场上就已经爆出证监会研究商业银行申请券商牌照的制度和配套安排，只是因为遇到小股灾而不见下文了。 而在近期4月份市场传闻称中信证券将与中信建投合并，打造“航母级”券商的消息再起，虽然该消息被官方否认，但起码这也可以看出关于券商业的改革实际也早已暗流涌动了。 有分析认为，一旦商业银行获得券商牌照，依托资本、网点、客户资源等优势，银行系券商将有望迅速崛起成为证券行业的领头羊，改变当前的证券行业的竞争格局。相对于有背景实力的大券商来说，中小券商的日子可能就难过了。 虽说券商的投研能力是银行无法比拼的优势，但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核心优势，只要银行愿意花重金培养或招聘高水平投研人员，以及完善内部体制，培养起强势的产品团队并不是难事。只是目前银行资产管理规模过大，术业有专攻，选择借助术业有专攻的外部机构是较优选择而已。 当然，如果证监会的计划是银行通过重组的方式获得券商牌照，那么对小券商来说未必不是个好事，假若能绑上银行的大腿，那可以算得上是个改命的大利好。 结语 且不管给商业银行证券牌照的消息是不是真的，对于银行来说，起码算是个不错的利好，但对券商来说，虽然单个券商来说利好利空都可能各有不同，但整体可能短期看属于利空吧。 毕竟在目前市场环境下，不单单是外资要进来，连国内银行也要参与进来，A股韭菜田就那么大，僧多了，粥自然也少了。 不要忘了，国内放假的这两天，美股可是累积大跌了4%，并且疫情及全球经济数据继续不好看，对整个市场都是个大利空。 接下来周一A股会怎样开局，一起拭目以待了。
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这一全球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经济金融运行产生了较大冲击，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市场弥漫悲观情绪，为应对异常严峻复杂的局面，央行充分发挥了货币政策“实施快、见效快”的特点，施策精准，及时投放流动性并引导利率下行，安排股票市场如期开市，设立债券市场 “绿色通道”，整体效果来看，金融血脉畅通，市场预期稳定，可以说，为“六稳六保”创造了积极的金融环境。 4月份以来，伴随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经济数据呈现好转态势。同时，个别金融领域出现杠杆率回升和资金空转现象，金融风险苗头隐现。人民银行根据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也灵活调整了政策操作，积极防范金融风险并提前考虑政策工具适时退出，其目的是为经济金融长期持续稳定健康运行夯实基础。 平心而论，今年以来人民银行在特殊时期采取的特殊政策达到了政策预期效果，对于这一点，市场有目共睹。站在市场观察者的角度看，市场机构还是需要正确认识特殊政策的阶段性特征，秉承理性投资、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的理念，不能靠短期投机一条路走到黑。人民银行也应该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基础上，加强与市场的沟通，稳定市场预期。 第一，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货币政策出手早见效快，稳定了市场信心，降低了社会融资成本，在保主体、稳就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供应链中断、经营性现金流萎缩，各类市场主体压力巨大、恐慌情绪有所蔓延。受此影响，1-2月工业增加值累计增速-13.5%，2月PMI大幅回落至35.7%，均为有数据以来最低值。一季度GDP同比增速-6.8%，创改革开放以来最大跌幅，投资、消费、出口都是两位数负增长。面对这样的严峻形势，若不采取措施及时恢复金融市场运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缓和经营主体现金流压力，后果不堪设想。对此，人民银行多措并举，应对积极。其中，三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总量上向金融机构释放长期资金约1.75万亿元。引导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中期借贷便利利率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下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采取结构性措施，增加专项优惠再贷款和普惠性再贷款再贴现额度合计1.8万亿元，确保金融机构支持企业融资。针对小微企业出台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和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普惠工具。以上措施取得立竿见影的良好效果，前5个月新增贷款10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增2万多亿元。M2与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分别为11.1%与12.5%，都明显高于去年。即便如此，刺激政策仍在传统货币政策框架范围内，没有搞外国央行的大水漫灌，为未来操作预留了空间。 第二，经济数据回暖、金融风险苗头隐现，对预防刺激政策“后遗症”和防范金融风险提出新要求。随着复产复工有序进行，4月份以来各项经济数据呈现回暖迹象，工业增加值同比降幅持续收窄。5月份，各类经济指标已经出现边际改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4%，其中制造业增长5.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环比增长5.87%，统计局PMI连续3个月保持在荣枯线上方。一些消费零售指标也出现积极变化，汽车消费同比增长3.5%，较前期明显好转；房地产投资增速回升1.13个百分点至8.09%，已恢复至疫情发生前。随着形势逐步向好的方向转变，刺激政策的力度是否需要提前做好调整，避免相关后遗症影响今后经济稳定运行成为重要考虑。 观察金融领域，随着流动性保持合理宽裕，货币市场利率逐步进入历史低位，隔夜和七天回购在4月底均出现近十年最低值，而3月银行间市场杠杆水平回升至110%的近年来高位。除了金融机构通过杠杆操作盈利，也出现部分企业套利现象。今年以来结构化存款规模大幅上涨超2万亿元，M2增速与M1增速的剪刀差从2月的4%持续上升至4月的5.6%。资金空转和金融风险苗头已经出现，对人民银行及时果断采取措施提出了新的要求。 第三，“适时退出”并不意味着“急踩刹车”收紧货币，目的是为了“退空转”，更好服务实体经济。从近期的调整看，DR007回归至接近2.2%的政策利率水平，利率债中短端品种在接近年初的水平停止上行趋势，作为市场“压舱石”的长期品种在全过程未发生大波动。一级市场发行回暖，券商短融本月发行规模同比上升1.7倍，同业存单发行连续两周环比回升。银行间市场信用债收益率在经历前期波动后稳定在较年初低约20个基点的水平。伴随信用债供给回升，近一周发行成功率反弹至95%，中长端发行占比回升至四成，前期一度发行困难的永续债重新启动，占比回升6个百分点至10%。金融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局面并未发生逆转，结构上还有优化的趋势。由此可以看出，近期的金融市场调整，针对的是刺激政策实施后难以完全避免的套利甚至资金空转行为，政策目的是为了及时遏制泡沫膨胀，引导资金流向实体企业，避免刺激政策的后遗症为未来的发展留下隐患。 第四，市场各方应当做好预期管理和信息沟通，正确看待特殊时期的货币政策，专业应对市场波动。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然是在全面汇总相关信息基础上统筹考量的结果。针对突发事件推出的特殊政策有其阶段性，不可能长期持续存在，必然存在适时退出的一刻。投资者应当结合宏观经济形势进行专业判断，既要避免投机心理，又要对“退空转”政策的影响提前应对。市场利率自4月底开始回升后，前期盈利颇丰的机构纷纷获利了结，对于部分不舍得“下车”的，以及以抄底为目的“后上车”者，更应该秉持盈亏自负的良好心态。
近日，摩根士丹利前首席经济学家、耶鲁大学资深研究员罗奇（Stephen Roach）在接受CNBC访问时警告，美国的去全球化及庞大的预算赤字，或引发美元的崩盘，预计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汇价可能下跌35%。他同时指出，美元崩盘几乎无可避免，美国经济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严重的宏观失衡困扰，加之极低的储蓄率和经常账户长期赤字，美元将非常急剧地下跌。近期美元走势美元波动的背后是今年以来全球经济的主要矛盾——新冠肺炎疫情。疫情自2月份开始在欧洲爆发，自3月开始在美国全面爆发，恐慌情绪下全球权益资产的抛售很快蔓延到债券市场，继而造成了全面的资产抛售，对避险资产和流动性的诉求让全球投资者疯狂追求美元（资本市场的下跌，造成许多加杠杆的交易，面临爆仓的可能性，他们就需要更多美元来补充保证金，美元是全球通用货币，国际贸易中同样需要美元）。同时，尽管美联储快速降息和量化宽松，但大量美元并未进入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美元“有效”供给不足，形成了“美元荒”，最后造成了3月份美元的大幅升值。但恐慌情绪又很快退却，投资者对流动性的需求减弱，尤其是5月下旬以来，还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回调。汇率有哪些决定因素？简单来说，一国货币升值或贬值，决定因素需要分成短期、中期和长期三个时间维度来看。不同时间跨度下，汇率波动的主要驱动因素不同。1、长期主要看本国经济基本面长期来看，汇率的变动趋势主要与该国宏观经济增长状况、货币政策松紧、国际收支平衡情况等因素有关。美元也不例外，当美国内生增长动力较强，呈现增速走高、通胀走低时，美元往往走强。美元走强意味着贸易赤字扩大，又对经济增长造成拖累，当美国内生增长动力衰弱，呈现增速走低、通胀走高时，美元往往走弱。而当外部因素与美国国内政策和经济状况共振时，美元就会走出“大周期”。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美元与黄金脱钩，世界货币体系开始向多极化发展。美元指数至今的三轮强周期（1975-1982年、1995-2002年、2011-2019年），均伴随着美国GDP占全球比重的明显提升，背后则是相对于其他经济体的强势复苏。2、中期看资本流动除了国内宏观经济，美元能够一直坚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源源不断的资本流入。因为资本流入需要不断地将外币兑换成美元，形成对美元持续不断的需求。历史上，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较为持续的移民都在加强外资的流入。另外，美国资本领域完全开放，资本账户和资本市场的资金流动几乎完全不受限制，再配合发达健全的金融市场体系，使得美国长久以来既是套息资本的源头，又是资本的避风港。因为可投资的产品很多，大量外资跑到美国资本市场进行交易。具体来看，资本流入美国的主要形式有：（1）以长期国债为代表的政府和企业债券，相当于全世界借钱给美国。美元始终是全球最重要的外汇储备币种，这些美元储备中的很大一部分转化成了美国长期国债。这也是美国能够在财政出现长期赤字的情况下，美元仍然没有出现明显贬值的原因。尤其是次贷危机后，美国长期国债净买入创新高，再次印证了美债的避险功能。（2）资本市场带来的股票投资资金，相当于全世界拿钱来投资美国。美国股票投资资金流入的主力军便是外国资本，有时候国内资金流出，外资还会逆势涌进美国股市。3、短期看事件驱动和市场情绪外汇市场交易24小时不间断，投资标的相对简单，交易资金量大，又受市场情绪影响，因此短期的外汇市场波动很大。不过，市场情绪的背后总会有导火索，这个导火索经常是货币政策主导的利率变化，或者是中美之间贸易形势出现变化。当然，导致3月份那一波美元疯狂升值的流动性危机，也是事件驱动的典型例子。不过，这种极端事件可能一百年也出现不了几次。外汇投资者也不会将这种事件驱动逻辑纳入自己的外汇投资策略中。美元短期内会崩盘吗？按照罗奇的观点，美元再贬值35%的话，美元指数甚至有可能低至63，要知道美元指数自1973年开始计算以来，还从未低至70以下，可见罗奇的预测有多悲观。不过，自2019年以来美元进入贬值周期的声音此起彼伏，而美元却并未出现明显的贬值。那么，美元会崩盘吗？汇率崩盘意味着一国货币在很短时间内急速贬值，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贸易或资本领域发生了剧烈变化，另一方面市场情绪也可能起到加剧市场波动的作用，因为在全球资本市场中，外汇市场是信息最充分、最为有效的一类资本市场。短期内，由于美国去全球化和预算赤字，美元需求收缩和供给增加同时发生的概率加大，加之美国疫情、国内矛盾激化，对美元贬值的担忧情绪便容易造成美元在短期内的向下波动压力。虽然有了美元大幅贬值的各类因素，但似乎仍然缺乏较为剧烈的情绪波动，且很多因素已经在较长的时间内得到消化，因此目前来看，美元在长期中大幅贬值的可能性较小。而且从更长期看，美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美元仍然是全球货币的锚定资产，其在长期大幅贬值的概率仍然较小。话说回来，美元适当贬值似乎对全球经济也是个利好。在经济和金融高度全球化的今天，已经持续了几年的强美元对国际贸易、国际资本流动和新兴经济体金融风险产生的负的外部效应更甚于以前。同时，美元的升值周期造成了近几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低迷，也拖累了经济增长。人民币何去何从？人民币自2019年8月“破七”以来，总体上围绕着7进行了长周期的波动。在市场上对美元越来越悲观的情况下，人民币将何去何从？1、美元周期下，新兴市场的波动在几年前，中国还完全是一个新兴市场经济体时，其经济发展与其他新兴经济体一样，容易受到美元周期的影响。从全球资本流动的角度看，每次美元贬值都伴随着资本涌入新兴市场，新兴市场进入景气周期。而每次美元升值都伴有资本从新兴市场流出，新兴市场进入衰退周期，甚至出现债务危机、金融危机。从新兴市场国家的股市表现和美元指数的明显负相关关系中，也能看出新兴市场的经济周期与美元的升贬值紧密相关（参见下图）。例如，1982年拉美债务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元第一轮升值引起的，美元第二轮升值则引发了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美元升值后的新兴经济体危机的重要原因是新兴市场中外资的进出，传导路径是“美元升值—资本流出—经济增长承压、本币贬值—资本外逃加剧—股市危机”（金融危机）或“美元升值—外债偿还压力增大—国内货币超发、恶性通胀—本币贬值—资本外逃—经济萧条”（债务危机）。另外，以拉美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严重依赖于自然资源，美元升值造成了以美元计价的资源品价格下跌，导致这些国家的出口缩水，进而影响其经济增长。2、人民币背后的支撑力量几年前，中国作为典型的新兴经济体，也曾受到美元周期的影响，但最近几年随着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经济总量和结构逐渐增强，国内需求渐渐成为主导经济周期的因素，因而美元周期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在趋弱。而从2010年美元和人民币变化趋势来看，两者在大部分时间走势趋同，人民币自身的影响力在增加，同时也在逐渐摆脱美元的影响。长期看，人民币能够保持在合理区间平稳波动，得益于中国经济基本面。尽管笔者并不赞同决策层频繁对人民币走势表态，但“人无贬基（人民币在长期没有贬值基础）”确有一定道理。中期看，在全球经济都比较差的“比差逻辑”下，中国对外资的长期吸引力在中国持续对外开放的基础上得到了强化。不过，别看近两年中国在各个领域加大对外开放，资本账户却仍然一直没有完全放开，这阻碍了人民币影响力的继续扩大。尤其是在2013年外汇储备从4万亿美元左右下滑至现在的3万亿美元的过程中，由于担心资本外流加剧，资本账户管制被加强了。这也是近几年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讨论变少的原因。2015年，人民币曾经成为全球第四大国际支付货币，但到了2018年，人民币作为国际支付货币的地位，已经下降到了第7位。长久来看，大国的货币如果能够自由兑换，它就可以被其他国家的居民和企业所持有，进而成为国际贸易的计价单位。同时，中国经济体量巨大、占国际贸易的份额大，人民币完全有潜力像美元那样成为全球的储备货币，这样就能做到“藏汇于民”，中国的居民也能持有人民币直接购买国际商品和服务，甚至投资外国资产了。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经济和老百姓而言是一个巨大的红利。然而，资本账户管制拖累了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的速度，也导致了中国投资海外资产受到了限制，因为他国是不会允许中国的官方储备直接投资本国的企业，最后把这些企业变成中国的国有资产的。3、人民币的短期走势如前所述，美国经济在今年的衰退压力、接近零利率的货币政策以及贸易逆差、资本流入减少等因素产生了美元在中期和短期的贬值压力，美元回调的概率也在增加。相对应地，人民币可能会在短期内有所升值。对此，决策者和投资者需要更加关注人民币的升值幅度，若升值过快，可能会对贸易造成一定的压力。当然，人民币的汇率还取决于疫情之下全球和中国经济形势的对比、中美贸易形势、中国对外开放步伐等很多复杂因素，后续的走势仍然具有不确定性，未来如何变化，还需要持续关注。
近日，美联储通过沃尔克法则（Volcker Rule）的修改，并将于2020年10月1日生效，修改包括将允许银行增加对创业投资基金等的投资。 同时，美国监管部门还取消了银行在与旗下机构交易衍生品时必须缴纳初始保证金的要求，预计这将释放近440亿美元资金。 消息一出，美国银行股集体走高，摩根大通、花旗集团、摩根士丹利等收盘涨幅均超3%，更有观点认为，华尔街迎来了金融危机后的全面去监管，并称“美联储亲手为下一次危机播下种子”。但事实上，这类观点夸大了此次去监管的力度和实质，包括对银行做市商业务的限制、美联储年度压力测试（CCAR）的严格要求等“紧箍咒”仍未松绑。 被夸大的“去监管” 此次沃尔克法则的修改仅是近年来去监管进程的一小部分，“整体来看，去监管的力度不算太大，华尔街期待进一步的去监管，尤其是对做市业务。如果特朗普能够连任，去监管可能会持续推进，但如果拜登当选，华尔街可能迎来的是强监管，而非去监管。”纽约某投行资深主管冯磊（Mitch）对记者表示。 “允许银行增加对创业投资基金等的投资，但这些投资需要非常高的资本金，对银行不太具有吸引力，尤其是银行可能不会作为主要投资人去投资一项基金，否则可能承担过多风险。”他称。 另一项涉及衍生品免缴初始保证金的事项，可以让美国大行在国际市场上与其他主要银行公平竞争，但影响力并不大。 在2008年危机后，美国对于掉期交易等衍生品交易出台了一系列监管措施。某欧资银行债券资本市场负责人对记者表示，监管措施主要分三步：首先，交易前要进行中央申报（trade repository）;第二，掉期交易要经过中央清算；第三，如果选择不做中央清算而留在场外，则要增加资本占用率，相当于增加银行的成本。被称为危机祸端的CDS（信用违约掉期）就是被监管的品种之一。 掉期市场规模达上万亿美元，但该市场缺乏透明度，危机时银行等机构出现巨大亏损。危机发生后的几年里，监管要求在电子交易所进行标准化的掉期交易，并通过中央对手方的设施进行清算，以提高透明度并降低风险。但为了满足买卖双方特殊需要而量身定做的掉期交易则仍在场外（OTC）进行，对于这些场外掉期交易，监管机构要求有固定数额的抵押品，即保证金，作为一方可能违约时的缓冲。这包括在交易开始时留出的初始保证金和所谓的变动保证金，如果一方的风险敞口在合约期间的某个时候增加，就必须使用该保证金。 根据国际互换和衍生品协会（ISDA）最近的一项调查，这一规定迫使互换市场的20个最大参与者在2019年之前拨出440亿美元的资金。ISDA的成员包括高盛、摩根大通、花旗集团等华尔街利益集团。 “沃尔克紧箍咒”短期难去 2014年正式生效的“沃尔克规则”对华尔街大行是难以忘却的痛，该规则剑指银行盈利能力最强的交易业务，即禁止银行进行自营交易、投资对冲基金或者私募基金等，只允许银行为做市、风险对冲从事自营交易，然而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往往十分模糊。即使是在此次去监管下，这种模糊的界限也并未得到解决。 瑞银投行部原总裁奥塞尔此前对记者表示，后危机时代的监管细则限制了银行的做市商功能，“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要区别银行的中介功能（做市商）和自营交易的不同角色。同样，监管方也应该对这两种不同性质的业务进行区分，并分类监管。” “需要保留沃尔克规则，”冯磊称，“应该明令禁止银行从事自营交易，但可以消除任何限制银行发挥做市功能的法规。” 沃尔克规则的核心是禁止银行或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从事自营业务，而在做市交易方面，规则旨在制止银行以“作价买卖交易”的幌子来掩饰其以盈利为目的的投注，但实施如此强硬的限制性措施必然带来一定的社会成本。例如不少研究发现，该规则降低了市场流动性，由于限制银行进行自营交易，而以客户名义进行的做市、对冲、背书等交易在外部特征上与自营交易非常相似。 此外，美联储的年度压力测试（CCAR）也被认为需要改革。某欧洲投行高管此前对记者称：“没有一家银行是不反对美联储的年度压力测试的，且各大监管机构的目标有时甚至可能出现冲突。”尽管银行家承认压力测试确保了体系的安全，有不少具有价值的部分值得保留，但应将满足测试要求的银行资产规模标准提升为总资产不低于1000亿美元的大型银行。 不过，在特朗普上任后的几年，他始终在缓步推进此前承诺的“去监管”，只是阻力不小。 去年10月，美联储通过了一系列银行监管规则，包括根据银行的不同风险级别来设定不同的合规要求，且特别放松了针对小型社区银行的管制。风险级别最低的银行合规要求将会下降，主要因为他们的风险取向小。而随着承担风险的增多，银行会进入新的风险级别，合规要求也会相应增加。美联储预计最终的法规会将整体资本金要求小幅下降0.6%，约合115亿美元。所需流动性，即银行可以方便买卖的工具总数，会下降2%（针对超1000亿美元资产的美国和海外银行）。然而，对风险级别最高的银行，法规并未减少资本金或流动性要求，这些银行包括美国的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市场认为，这是美联储迈向减少危机后“过度监管”副作用的重要一步。 此外，当时的监管变化还将在美设立分支的银行所需更新“生前遗嘱”（Living will）的频率，从过去的1年延长至4年。这也是被华尔街诟病的导致合规成本攀升的原因之一。 《多德-弗兰克法案》中第165条规定了金融机构“生前遗嘱”制度，作为预备破产的方案，即“大而不能倒”的银行即使受到重创被迫歇业倒闭也不能破坏金融系统。为此，这些银行要拟定计划，说明万一在最严重的危机时刻无力偿债时，将怎样处理，是分拆、清算还是出售业务。 此前，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的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在接受独家专访时称：“我认为不应该对大银行彻底去监管，也不支持政府最终不计成本纾困大机构，让纳税人买单，但繁琐的金融监管细节的确可以简化，尤其是可以考虑取消‘沃尔克规则’，包括其中对限制银行自营交易的细则。”他称，“当年监管繁复可能并不是出于谨慎，而是因为危机后，参与制定监管细则的相关利益方太多，各方无法达成一致，导致谈判的结果就是越来越繁复。”
6月28日，ST步森（SZ.002569）公告免去封雪公司总经理职务。 6月28日，ST步森（SZ.002569）公告免去封雪公司总经理职务。 据公告，近期“爱投资”平台及相关责任人已被公安机关正式立案，封雪曾担任爱投资运营主体安投融（北京）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金融部业务总监。ST步森认为，其个人履职经历可能会对公司声誉和公司持续运作产生不良影响。 此外，ST步森指出封雪担任公司服装业务负责人一职，应对公司业绩负有管理责任。ST步森2019年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较弱，被深交所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据报告，2019年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净利润为-2522.15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185.34万元。 ST步森表示，根据公司未来战略发展需要，为改善主营业务经营成果，公司董事会决定免去封雪总经理职务，具体工作另作安排。 公开资料显示，封雪于1982年11月出生，2005年3月至2008年3月任职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外事管理处，2008年12月至2015年7月任中企信用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担保业务部副总经理，2015年9月至2018年2月任安投融（北京）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金融部业务总监,2018年2月至今任北京星河金服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2018年3月随着赵春霞进入ST步森，先后担任公司董事、财务总监、总经理。 去年9月，ST步森在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审议通过了王春江、杜欣等人提名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该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使公司控股股东、实控人变更为王春江，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北京东方恒正科贸有限公司（下称“东方恒正”）全面掌握上市公司董事会。 随着ST步森控制权的变更，赵春霞也申请辞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职务，同时一并辞去其担任的公司董事长、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审计委员会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封雪、苏红、柏亮、李鑫、孟繁琪、潘祎、韩佳均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ST步森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职务或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职务。辞去董监事会职务后，除封雪继续担任ST步森总经理职务以外，其他人均不再担任任何职务。 因此，本次封雪被免职意味着原本赵春霞控制下的ST步森董事会成员已全部离职。 今年6月，北京海淀公安分局官方微博发布的《关于“爱投资”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的通报》显示，海淀警方依法对爱投资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开展查处，对公司首席执行官王某等12名犯罪嫌疑人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对实际控制人赵春霞上网追逃。警方已对涉案资产开展查封冻结，并全力追赃挽损。 爱投资官网显示，截至2019年12月1日，平台借贷余额为128.13亿元，利息余额为10.58亿元，涉及出借人9.5万人，逾期金额为123.63亿元，其中104.5亿元逾期90天以上。
证监会计划向商业银行发放券商牌照？证监会官网昨日发布信息，以“证监会新闻发言人答记者问”的形式回应称，已关注到相关媒体报道，但目前没有更多的信息需要向市场通报。 近日有媒体报道，证监会正计划向商业银行发放券商牌照，或将从几大商业银行中选取至少两家试点设立券商。这则报道释放出的关于“混业经营”的遐想引发了行业内人士和市场的高度关注。 就此，证监会昨日回应称，目前没有更多的信息需要向市场通报。证监会表示，发展高质量投资银行是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资本市场发展决策部署的需要，也是推进和扩大直接融资的重要手段。关于如何推进，有多种路径选择，现尚在讨论中。不管通过何种方式，都不会对现有行业格局形成大的冲击。
很多人困惑，社会越来越进步，为何年轻人的压力越来越大？其实，同“教育越进步，对学生要求越高”一样，社会在进步，对年轻人提出了更高要求，这就是压力的来源。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体会，小学的数学题越来越难，初中生的英文水平越来越高，高考的整体难度越来越大。教育在进步，学生水平在提高，为确保区分度，考试难度只能越来越大。考试难度增大，反过来又加剧课业竞争，学生压力越来越大。进步的“悖论”这两年，很多人讨论内卷问题，即年轻人学历越来越高，工作越来越努力，但从结果上看，付出更多，幸福感和成就感并没有增加，甚至不增反降。努力与进步，反倒带来更大的压力，这就是进步的“悖论”。这些年，大学应届毕业生应该都有体会，工作一年比一年难找。三十年前，大专毕业就是人才；二十年前，大学毕业才算人才；十年前，211成为隐形门槛；这两年，985毕业也未必找到好工作。高等教育入学率越来越高，这是教育的进步，但毕业生增多导致僧多粥少，好工作却越来越难找。同样，在一家企业中，随着员工平均工作效率的提升，员工的竞争压力也在加大。平均60分时，70分的员工日子滋润，还能升职加薪；当平均水平提升到90分，80分的员工反倒成了吊车尾，有末位淘汰的风险。从结果上看，越优秀的公司就得越努力，也越辛苦。这种“进步悖论”现象，还能推广至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比如，《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就认为，历史上人类农业革命的真正本质，是让更多的人以更糟的状况活下去：依托农业革命，土地养活了更多的人口，人类族群得以扩大；但相比采集时代，个体牺牲了饮食多样性和更灵活的作息，生存质量反而下降了。存量财富凸显年轻人的压力，还与横向比较相关，尤其是不同的人，背后有不同的家庭。比如，同样两个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收入相当，但一个家里全款出资买房，一个自己付房租，还要攒首付。不考虑其他支出，两个人仅仅在房租、房贷支出上的差异，就能很快在财富积累上拉开差距。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种不平等，但如托马斯·皮凯蒂所说，“不平等本身未必是坏事，关键问题是判断它是否为正当的，是否有存在的理由。”年轻人之间这种因家庭背景产生的差距，有什么合理的理由呢？理由就是经济的发展。相比一穷二白时，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积累的存量财富越多。存量财富可以代际传递，使得家庭背景在年轻人竞争中的作用快速扩大。90后常常羡慕70后，因为70后有着相似的家庭，且成长于经济拓荒期，机会多多，人生际遇全靠自己奋斗。在社交平台上，很多00后自称焦虑一族，因为彼此间差距拉得很大：有些00后，在一线城市有几套房，有些人，则几乎不可能在一线城市买房。经过二十年不间断的升值，房子，已经变成横在年轻人之间的一堵墙。此外，经济增速放缓时，增量财富的创造速度下降，还会进一步凸显存量财富的重要性。比如，经济下行期，很多人工资收入下降，但房东的租金收入可能不降反增。另外，财富是可以流动的，国内增速放缓、机遇减少时，还可以跨国转移，在全球范围内追逐高收益。好在，社会自有其调节机制。当存量财富占比越来越高时，会对社会公平性产生影响，从而引发对存量财富调节的需求，如当前房产税的呼声正变得越来越高，而遗产税也会提上日程。等“考上大学”再说相比中国的年轻人，很多发达国家的年轻人显得没有那么大压力。学学他们怎么做的，对我们是一剂良药吗？恐怕学不来。发达国家年轻人没有压力的表象背后，是福利社会+不平等加剧的双重作用。一方面，发达国家积累了足够多的存量财富，有能力建立更完善的社保体系，不努力也饿不着。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经济低速增长，增量财富有限，存量财富的代际传承影响更大，不平等加剧，很多年轻人的上升通道被锁死，努力也未必能改变什么。不平等加剧，不但不能学，还要引以为戒，要借助政府调控之手在公平和效率的动态平衡中寻找最优解。而福利社会，背后是发达国家长达百年的财富积累，不是想学就能学的，需要足够的本钱。据《21世纪资本论》数据，1900-1980年，全球70%-80%的商品与服务的产出都集中在欧美，即便到了2010年，占比也高达50%。2019年，中国人均GDP已超过1万美元，但从财富积累、国家竞争力角度看，我们还在路上。尤其是这两年中美的大国博弈，竞争加剧，还不是放松的时候。某种意义上，这和孩子的教育是一样的，小学很苦，中学也苦，为何家长不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呢？因为有升学竞争，不刻苦学习考不上985。什么时候能放松一下呢？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告别了低层次低平台竞争。在当前的国际竞争中，我们可能正处于高三，大国博弈的关键时期。此刻松口气，就一夜回到解放前，因为若不能参与高等教育，高中毕业和初中毕业，没有本质区别。可能没道理，却是真实世界的游戏规则。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让人们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我们想要的，不是一时的幸福。是可持续的幸福。要学会延迟满足，等考上大学再说。生命以负熵为食物理学中有个“熵增定律”，认为孤立系统总是趋于熵增，即除非有外力做功，系统总是从有序走向无序。比如，一个房间缺乏清理，就会布满灰尘；一个组织缺乏管理，必然混乱倒闭；甚至宇宙作为封闭系统，缺乏外部能量输入，也必然走向死寂。同样，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也需要个体奉献出时间和精力，以此对抗无序。于个体而言，就会表现为一种压力。所以，某种程度上，正是年轻人的压力，推动了社会持续进步。当前，年轻人的压力，大都可归结为经济压力：不能在心仪城市买房的漂泊感，工作乏味不敢辞职的无力感，管不住手又无力偿还账单的自责感，甚至自由的灵魂被现实束缚的愤怒感……这类问题，本质上就是经济不自由，不能潇洒地说走就走、过随心所欲的生活。问题是，哪有真正的随心所欲、无压力的生活呢？对于熵增定律，物理学家薛定谔曾引申道，生命以负熵为食。食物是一种负熵，生命体靠食物对抗死亡；学习是一种负熵，生命体靠学习对抗无知。或许，压力也是一种负熵。正是经济不自由产生的压力，才是我们努力走向经济自由、追求自我实现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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