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我们眼前巨浪起伏。 匆匆那年 如今，谈及银行转型，必谈数字化。 仿佛银行已成为时代的恐龙。 其实在不远的十年前，中国银行业的信息化水平在世界金融界、在国内各行各业堪称翘楚。 即使今天，仍有可圈可点之处。 至今很多大行老科技人提到那段时光，眼中依然闪耀光芒。 追溯这份荣光，还需上溯十年，那是世纪之交的千禧年。 千禧年的元旦，天安门广场人潮涌动，周边交通中断。同样的沸腾也发生在深圳，一家名叫腾讯的小公司员工集体出门吃饭，结果被迎接千禧年的人潮堵在路上，动弹不得。 马化腾不在其中，那夜因“千年虫”，马作为唯一客服竟然成功安抚了OICQ所有用户。 元旦前夕，刘强东在北京九头鸟大酒店开年会，台下一桌十人，全公司两桌搞定。刘提出新年目标，明年聘个库管，搬到一个大点的写字间。1999年，他在刚开业的海龙大厦有个不到4平米的柜台，主营业务刻光盘，附赠傻瓜式多媒体系统。 同年杭州湖畔花园，马云对他的18罗汉说，我们要建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然后说“现在你们每人留一点吃饭的钱，将剩下的钱全部拿出来”。 千禧年后的第一年，2001年百度推出服务用户的独立搜索引擎，腾讯QQ突破500万用户大关，两年后2003年阿里淘宝才诞生。日后的BAT并未意识到，彼时的用户，意味着来日的流量、场景和生态。 那一年，经过98年的财政注资、99年的不良剥离，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新一轮改革悄然拉开大幕。 有些伏笔埋了许多年。 千禧年前4个月，中国工商银行于1999年9月1日正式启动数据集中工程，命名为“9991工程”，开中国大型商业银行大集中先河。 自1905年，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国家银行——户部银行（中国银行前身）成立，在近百年的时间里，银行靠一把算盘一支笔、一本账簿一双手，记载了一代代的兴与衰，计算了一家家的盈与亏，清点了一笔笔的进与出。“点钞不用手、记账不用笔、利息自动算、传票自己走”成为一代代银行人梦寐以求的理想。 1993年银行网点开始普遍使用单机记账。 1995年，部分银行开始尝试联行报单、银行汇票签发的微机处理，重要凭证也进入微机管理。随后，各家银行逐步实现会计电算化。2000年前后，随着省域数据集中、全国数据集中工程的推进，银行计算机运用由储蓄、会计等柜面业务和后台核算业务扩展到信贷统计、资金调拨、客户数据库、信贷台账，再发展到办公自动化、决策支持等经营管理的方方面面，本地存款异地取、资金瞬间到账、跨国使用银行卡、本外币在账户间自由转换等不再是天方夜谭。 至此，中国银行业彻底从算盘时代走向了键盘时代。进入键盘时代后，第一个成效是数据，第一个痛点也是数据。 如果把银行过去的信息化、进行中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喻为一盘棋，“数据”始终是这盘棋的“势”所在。数据集中，不仅是为银行提供了最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更是为银行经营管理和各项业务创新发展提供了平台，从根本上推动了银行变革发展。 善弈者谋势。 工行先行后，农行、中行、建行的数据大集中也拉开帷幕。虽然资源禀赋不同、技术路线不同、个中心酸不同，但是毫无疑问，千禧年后那场中国金融业波澜壮阔的大集中，铸就了今日各行数字化转型的底气。 如今，再踏转型路，往事尽云烟。 往事并不如烟 前传 各行数据大集中前有一“前传”，名为核心系统。 银行“核心系统”并不为普通人所熟知。核心系统是商业银行管理客户信息、处理客户账户及核心总账、提供基础存贷款、支付服务的系统，如同人的心脏。 商业银行核心系统的建设发展，是我国整体经济金融环境变化、金融业改革发展以及信息技术进步革新，三者共同驱动的结果。 1995年到2000年，是我国股份制银行和地方性银行大发展之际。这些银行建立之初，各路人才聚集，不乏有着大型国有银行科技工作经验之士，他们有了从零起步、跨越发展的舞台，直接提出了建设综合业务系统的目标。 而对于大型国有银行，服务不能降级，人员需要培训，数据需要迁移，不能不考虑历史和现实的因素，因此通过吸取了国外大型银行发展经验，更加细分了银行的应用系统，提出了核心银行系统的概念。 1986年，工行引进SAFEII系统，并以之为基础，构建了工行第一代核心银行系统，主要聚焦储蓄和对公业务。1997年，工行拉开第二代核心CB2000建设序幕，至2000年工行核心银行系统一期工程全面研发完成。 工行先行后，国内多家银行吹响了核心系统建设和大集中的号角。受限于当时计算机设备和网络传输的发展水平，大多以部分集中或省分行为主的省域集中尝试推进。1997年，中国农业银行启动第一代核心业务系统（ABIS）建设，经过两年多的鏖战，1999年3月，ABIS系统在宁夏投产成功后推广到农行全辖。2000年，中国银行实现五大区域系统集中，建设银行核心业务系统DCC上线。 纵观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千禧年后十年，如同今日的数字化，核心系统建设与升级换代，是各家银行共同的追求。背后深层次的因素是，随着加入WTO的日益临近，中国银行业必须在短时间内缩短与国际先进银行的差距，构筑信息化为内涵的竞争力成为关键性的抉择。 核心系统与数据大集中很难说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在核心系统建设同时，很多银行有识之士发现，仅仅是软件版本统一但不集中数据，对外难以提供跨地域的服务能力，对内则难以把控银行整体经营状况。 因此，唯有数据集中与核心系统一起扇动，才能为中国银行业插上翱翔九天的翅膀。 从集中，一路走来 1999年9月1日，工行启动 “9991工程”。 公开数据显示，这项工程最终把工行40多个中心、几万个机构合并到北京和上海两大中心，建立起全行统一的电子化体系。到工程完成，两大数据中心承载了工行全国全部37家分行以及总行票据营业部和牡丹卡中心、408个地区行、27，630个营业网点核心业务的处理，存储、处理4.8亿个账户，1.2万台ATM、6万台POS，日均处理交易超过9，000万笔，年均300亿笔，高峰日交易量超过1.2亿笔，存储处理的账户网点数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工行大集中成功并非一日之功。1994年，工行开发了全国电子汇兑系统；1999年，工行正式投产运行资金清算汇划系统，实现汇划与清算实时，开创了异地结算业务全新的处理模式。 工行大集中的另一成效是，以“9991工程”打下的牢固根基为依托，工行2014年率先成功完成了“两地三中心”工程。2018年，工行全面实现新一代主机双活2.0架构下同城切换。这一看似“技术”的成效，实际是“业务”成效，业务连续性既是银行科技的生命线，更已成为数字化时代银行风控的重要范畴。 2019年，工行发布ECOS工程。E是Enterprise-level，代表“企业级”。C是Customer-centred，代表“以客户为中心”。O是Open，代表“开放融合”。S是Smart，代表“智慧智能”。 从1998年开始，中国农业银行开始启动省域数据集中工程，将全行近200个中心的核心业务数据集中到了36个省域数据中心，实现了所辖全部有效网点的集中联网，统一了全行业务应用。 2006年底，农行将全行37家分行的数据集中到北京数据运行中心。2007年初，农行将数据运行由北京切换到上海。与此同时，农业银行实施经营转型和县域蓝海战略，开创新的市场空间。在此背景下，2008年底，农行做出了建设新一代核心业务系统建设的决定。2015年10月，历时六年，农行新一代核心业务系统(Blue Ocean Engineering，BoEing)完成整个核心系统的切换和投产。 2020年，农业银行提出信息科技 “iABC”战略，代表“智慧（intelligent）的农业银行（ABC）、我（i）的农业银行（ABC）、融合（integrated）的农业银行（ABC）、科技助力（impetus）的农业银行（ABC）”。“iABC”战略将通过“七大技术、五大支柱、六大中台、两大保障”具体推进。 2011年10月中行IT蓝图完成全面推广，实现了经营模式和管理理念由“以账户为中心”向“以客户为中心”的转变，完成了境内全辖数据逻辑集中和应用版本高度统一，构建了安全可靠的“两地三中心”基础设施架构和7×24小时的运维体系。 2012至2018年，中行完成海外信息系统整合转型工程建设，在国内同业中率先构筑起7×24不间断、全球一体化运维的领先优势。 2018年，中行宣布数字化发展之路将围绕“1234”展开：以一个“数字化”为主轴，搭建企业级业务与服务两大架构，打造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三大平台，聚焦业务创新发展、业务科技融合、技术能力建设、科技体制机制转型四大领域。 2005年，历时三年的建行数据集中工程（DCC）宣告完成。建行DCC表明，建行的科技应用模式已经从过去的分散开发转变为集中管理模式。 2011年至2017年，建行举全行之力历时6年，完成了新一代项目建设。其突出价值在于，基于业务流程全行共享的理念，构建了覆盖全行，以产品、流程、数据、用户体验四大模型为核心的企业级业务架构。同时，承接企业级业务架构模型，坚持组件化、平台化、松耦合、面向服务的原则，构建应用、数据、技术、安全四大IT基础架构。 2018年，建行发布“TOP+”金融科技战略规划。T为科技驱动，以技术和数据为双要素双轮驱动。O是能力开放。P代表平台生态，+是培育鼓励创新和支持创新的文化。 备注：上述工农中建大集中成果与数据全部来自公开资料 最深的敬意 数据大集中，是整个中国银行业“十五”期间的重大事件。 至“十五”末，各银行基本都实现了“数据大集中”。集中后，工农中建四大行的客户数、账户数、日交易量位列银行业前列，当然在数据集中的同时，也集中了风险，这是后话了。 回望数据大集中，工程之外，有几个点依然值得今天的银行数字化追忆。 一是主动变革。近年来的数字化转型多多少少还有几分外部倒逼的味道。20年前的中国银行业大集中，却是一场技术、管理和经营三位一体的主动式变革。大集中的历史告诉我们，数字化转型要做到主动变革，关键是三不要：不要在墨守成规的文化理念上搞数字化；不要在固守传统的体制机制上搞数字化；不要在封闭的技术体系上搞数字化。 二是技术路线。无论电子化、信息化、数字化，技术路线是决定IT建设方向的大问题。技术路线选择外部受制于当时的技术发展趋势、外部技术产品服务供给，内部要符合自身实际、投入预算和队伍能力。同时，制定一个正确的技术路线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在长达数年的工程建设中一以贯之、久久为功。今天的银行数字化转型也面临过公有云、私有云的困惑，还将啃下自主可控的硬骨头，在这些抉择中，技术路线的选择更显珍贵。 三是队伍文化。科技和医学类似，本质上是实践性学科。再牛的医学院毕业，没有经历足够数量的临床，成不了名医，真正的科技人才也一定是在实践中才得以成长。大集中培养了一批银行应用、系统、数据库等专业人士，这些人有些留在大行“传帮带”，有些走向其他银行和后来的互联网公司。从更宏大的格局看，大集中培育出的人才，是银行对后来中国数字经济的一份贡献。有队伍必有文化，攻坚协同的文化，科技以人为本的文化，依托数据经营管理的文化……全面萌芽于大集中。 毫不夸张的说，这场变革是中国金融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是世界科技史上石破惊天的工程。 集中的过程中，凝聚了一代银行科技人的智慧、汗水和青春，他们攻克了诸多性能、网络、算法难关，填补了诸多计算机金融应用的空白。 他们和最初的“思想者”、“谋势者”以及决策者们，顺应了时代，也超越了时代，值得我们送上最深的敬意。 善弈者谋势 2017年前后开始，四大行纷纷将数字化定位为核心或首要战略，依旧善弈者谋势。 势之所向，其锋称王。 2020年是“十三五”收官之年，也是“十四五”（2021-2025）擘画蓝图之年。突如其来的新冠黑天鹅疫情，给银行业带来史无前例的困难和挑战。 本次疫情再次证明并凸显了金融科技的极端重要性，也对金融行业数字化转型注入了新内涵、带来了新启示。 站在这样的历史节点，回味20年前的大集中，展望“十四五”的银行数字化发展，总有鉴往知来的感慨。 在“十四五”诸多影响因素中，笔者认为对银行数字化转型最大的两个宏观影响因素是： 一是我国大概率2022年前后跨入“高收入国家”门槛，同时伴随互联网成长起来的“Z世代”全面进入社会，老龄化现象愈加严重，由此带来银行客户结构、客户需求的全新变化。 二是2025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或将达到60万亿元，作为全球最大的数字经济体之一的特征将愈加明显，由此带来的银行经营范式的全新变化。 谋篇布局之际，纵观各行战略，其实共性已显，不同的是资源摆布和轻重缓急而已。 在不确定性的时代，战略往往不是目标，而是选择。提炼各行未来数字化转型发展的最大公约数，可以概括为“三化”、“三心”、“三新”。 “三化”的战略内涵 首先，通过数字化着力实现物理银行的“数字化孪生”。随后，基于智能化开展经营管理，低成本、实时性地洞察和服务于海量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同时通过开放化主动出击，紧密耦合场景生态伙伴，嵌入到客户的各种生产生活场景中，更敏捷地捕捉需求、获取数据、鉴别风险、提供服务。 数字化、智能化、开放化实际上构成了未来银行的经营范式。数字化提供核心资产，使银行无缝感知、全面理解客户；智能化为生产动力，使银行洞悉需求、创造服务；开放化为组织形态，使银行具备无处不在的触角，随时、随地、随心而在。 “三心”的战略核心 普惠为初心。任凭时代变迁，国有银行服务实体的初心不变。长期以来，诸多因素导致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小微、低收入人群等，长期被排斥在正规融资体系之外。要将数字化作为破解普惠的关键一招，通过技术与金融服务的深度融合，充分释放大型银行的科技、信息与平台优势，助力解决普惠中的信息不对称、成本高、风险大等关键问题。 风控为核心。银行本质上“贩卖”的是风险。本次新冠疫情启示唯有借助金融科技手段，综合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多项技术，提升科技应用产品间的协同性，打造实时智能的“全面风险管理”，才能提升对“黑天鹅”、“灰犀牛”的企业级风险应对能力。 创新为恒心。在充满不确定性和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创新是基业长青的根本所在。对于商业银行，既要有用于解决特定问题的技术创新，更为重要的是，要组合运用现有技术实现商业模式创新，特别是从把握金融跨时空转移的基本功能，着力为客户解决时间、空间、物质稀缺性问题，探索未来银行的无限可能。 “三新”战略支柱 新基建。一方面是柔性的新基建，包括各行投入大量资源的企业级架构、中台架构，为去全行系统性、普遍性问题提供高度共享复用的解决方案；大力发展开放银行，借助API、SDK等手段，构建开放、合作、共赢的金融服务生态体系。另一方面是硬核的新基建，包括构建以云计算、分布式计算为基础的新一代机房基础设施，以及推进国产化的“壮怀激烈”；实现IPV6规模部署，奠定万物互联时代的网络基础；持续完善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基础新技术平台，提供企业级新技术输出服务。 新体验。以客户为中心成为唯一的第一选择，纷纷致力于将传统商业银行的品牌美誉度和信用优势转化为极致客户体验。一方面围绕客户全旅程推动敏捷、快速、端到端的数字化改造。另一方面通过数字化经营，有效盘活和深耕存量客户，实现对用户有目的的组织管理和针对性营销，增加用户粘性、贡献和忠诚度，并通过系统性获取用户反馈，沉淀出一整盘真正属于银行自己的数字资产，不断改进提升。 新赛道。顺应国家战略，把握技术发展趋势，洞悉经济金融环境，在一些新赛道开启新竞争。比如，此次疫情培养了企业线上业务办理习惯，需要以对私思路开启对公数字化新蓝海，突破银行账户属性，视企业为用户，全面运用金融科技的力量，对公司金融既有的底层架构、服务流程、产品体系进行深层次重塑和优化。再比如，这轮全民抗疫也是一场高强度、沉浸式用户习惯培养活动，是对5G时代、物联网时代社会经济生活新形态的集中酝酿。经此一“疫”，全社会步入深度在线模式。此次疫情加快了零售银行通过线上化渠道满足客户多样化金融需求的进程。随着5G高速传输、万物互联时代的来临，以及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零售金融既要在全面场景化过程中迈入实时、敏捷、智能的新境界，同时也驱动零售银行在线上渠道营销运营以及线上线下协同方面迈上新台阶。比如，把握国家发行数字货币的历史契机，挖掘更多的场景蓝海...... 胜天半子 从蒸汽时代到电气时代，人类用了100年。从电气时代到信息时代，用了60年。最近，从3G到4G普及只用了4年。 佛利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中说，技术平台每隔5至7年就要发生一次颠覆性改变，但很多人却需要用10至15年才能适应。 瞬息万变的变局，飞速传递的变量，裹挟前行的我们，共同构成当下的变局。 变局之下，宏观唯有接受，微观才能有所作为。 2019年，《BANK 4.0》红遍金融圈，封皮上赫然标识“金融常在，银行不在”。 的确，金融常在。那么银行呢？ 根植于近三十年的信息化成果，得益于二十年前的大集中，中国银行业在变局中始终默默努力。 但是长路漫漫，总有艰难困苦，才能玉汝于成。 比如，面对各类互联网公司不断蚕食银行业的传统市场空间，场景生态已成为银行数字化转型的题中必有之义，但是围绕场景如何进行研发、营销、管理、服务，如何变革组织架构、运营管理、风险管控等，已成为银行业当前最大的焦虑。 各大银行往往在场景建设上投入大量资源，但依托场景获得的用户流量，能否创造可持续的收益有待观察。同时，银行传统的客户维护以产品营销为出发点，对客户全旅程体验缺乏精细化深刻研究，导致在客户场景服务上缺乏整体把握，客户场景金融服务能否持续有待观察。此外，传统的体制机制依然惯性制约着新金融发展，传统商业银行始终面临着场景金融和传统金融的取舍难题。 在可预见的将来，银行仍将是中国最重要的金融供给者。因为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运转，往往是惯性存在。美英两国的金融体系长期以资本市场为主导，中国、日本、德国则长期以银行为主导。在某个国家，不同金融市场之间固然可以协调发展，但彻底转变金融体系的主导模式和惯性存在则难上加难。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银行仍将是中国金融供给的主体。 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方向，最终取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逻辑。当前，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创新的关键在于优化体制机制，优化体制机制的关键在于变革与改革的力量。 进化论中说，存活下来的不是最强大的生物，而是适应变化的生物。 的确，当前传统商业银行一些固有的产品和服务模式，已不适应经济发展的新要求，只有那些能够主动适应创新型经济发展要求的银行，能够快速转变经营模式、优化金融服务供给的银行，能够把握时代机遇和变局机遇的银行，才有可能在新的一轮竞争中脱颖而出。
6月15日，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开盘下跌逾120点，报7.0873，与此同时，离岸人民币对美元短线区间震荡。截至9点35分，在岸、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分别报7.0896、7.0875。 同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较上一交易日调降37个基点，报7.0902。 兴业研究认为，近期美联储扩表速度边际放缓，市场的注意力将重回美国经济基本面和疫情发展态势。在当前基本面的对比下，人民币汇率升值动能加强。
1848年5月12日，一个名叫萨姆·布兰纳的人来到圣弗兰西斯科城，把手中的瓶子四处向人们展示，大喊着：“金子，金子！这是美洲河里的金子！” 不久之后，加利福尼亚发现黄金的事情，传遍美国，紧接着全世界都沸腾了。成千上万的淘金者蜂拥而至，一个个新城镇拔地而起，掀起了美国西进运动的高潮。 美国铁路系统由此迎来大跃进，贯穿东西部的大动脉很快形成。在此过程中，美国的钢铁、煤炭、机器制造与食品加工等产业发展起来，铁路建设所需的巨额资金需求还刺激了美国资本市场的形成。 很大程度上，淘金热的大赢家并非淘金者，而是铁路公司。就像前些年的互联网金融热潮，数不清的创业者们结局凄凉，成为科技巨头称霸新世界的铺路石。 铁路之于19世纪美国的意义，正如云服务之于今天的中国，它们都扮演着“新基建”的角色，也是新一轮产业互联网竞争的焦点。 而新冠疫情，在加速金融数字化进程的同时，也助推了金融云的全面爆发。 超级大单 本月早些时候，中华保险集团与阿里巴巴集团签署全面合作协议，阿里云将为中华保险集团旗下中华财险构建新一代全分布式保险核心系统，项目总金额接近7亿元，是国内金融云领域迄今为止的第一大单。 阿里云为中华财险提供的整体方案包含“飞天”云计算操作系统、分布式中间件体系SOFAStack、分布式数据库平台Oceanbase、金融数据智能平台、金融核心套件bPaaS、保险专家服务、mPaaS移动开发平台等。 此前在5月18日，腾讯云与中国银联就“银联云”建设项目正式签约。据银联早前公示的信息，“银联云”项目金额达到3.86亿。 基于腾讯云TCE，银联云将被打造成一朵具备全栈云计算能力的行业生态云，支撑银联自有业务的云化升级，并面向银联合作伙伴输出金融科技能力，包括多地多中心金融云架构、上百项从IaaS到PaaS的云产品能力等。 这两个超级大单的出现，标志着国内金融云市场迎来爆发期，也再次印证了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进入深水区。 IDC报告显示，阿里云位居中国金融云市场第一，累计服务上万家金融客户，覆盖60%保险企业，50%证券公司，以及数百家银行。 至于腾讯云，同样服务了超万家金融领域客户，包括150多家银行、数十家保险及证券公司、70%的持牌消费金融公司和80%的新筹保险公司。 疫情的发生，无疑加速了爆发期的来临。 2月1日，央行、银保监会等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要求金融机构加强全国范围特别是疫情严重地区的线上服务，引导企业和居民通过互联网、手机APP等线上方式办理金融业务。 2月15日，银保监会再次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金融服务的通知》，要求提高线上金融服务效率：各银行保险机构要积极推广线上业务，强化网络银行、手机银行、小程序等电子渠道服务管理和保障，优化丰富“非接触式服务”渠道，提供安全便捷的“在家”金融服务。 3月17日，国常会指出：要对“互联网+”、平台经济等加大支持力度，发展数字经济新业态，催生新岗位新职业。依托工业互联网促进传统产业加快上线上云。 5月2日，银保监会印发《关于推进财产保险业务线上化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到2022年，车险、农险、意外险、短期健康险、家财险等业务领域线上化率达到80%以上，并且鼓励具备条件的财险公司探索保险服务全流程线上化。 对金融机构而言，在数字化这条路上，再没有犹豫和观望的时间了。要想不被淘汰，必须加快脚步奋力求变。 上云，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不止于云 Canalys数据显示，一季度全球云计算支出增长34%，达31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实际上，今天我们所说的云，早就超越了云计算本身，演变为数字化时代的基础设施。 云计算这一概念由Google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于2006年8月正式提出。一般而言，云服务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即服务（IaaS）、平台即服务（PaaS）和软件即服务（SaaS）。 金融云，是指利用云计算的技术优势，将金融业的数据、客户、流程、服务及价值通过数据中心、客户端等技术手段分散到云，以提高效率、改善体验并降低成本。 2013年11月，阿里巴巴率先推出金融云服务，为金融机构提供IT资源及互联网运维服务，并提供支付宝的标准接口和沙箱环境。 一直到2016年，腾讯与百度先后宣布开放金融云；2017年末，京东推出金融云。至此，BATJ全部杀进了金融云服务市场。 在政策层面，2015年7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提出“探索推进互联网金融云服务平台建设”，鼓励探索利用云服务平台开展金融核心业务，促进移动金融在公共服务等领域的规模应用。 根据原银监会2016年7月发布的《中国银行业信息科技“十三五”发展规划监管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到“十三五”末期，银行业面向互联网场景的重要信息系统全部迁移至云计算架构平台，其他系统迁移比例不低于60%。 2018年8月，央行发布了《云计算技术金融应用规范技术架构》、《云计算技术金融应用规范安全技术要求》、《云计算技术金融应用规范容灾》三项金融行业标准。 过去几年里，伴随着金融科技to B服务的兴起，金融云的概念和内涵不断延伸，成为金融数字化的核心环节。 5月13日，市场研究机构IDC发布《中国金融云市场（2019下半年）跟踪》报告指出，2019年全年，中国金融云市场规模达到33.4亿美元，同比增长49.6%。 其中，2019下半年，金融云基础设施市场规模达到13.7亿美元，其中，公有云基础设施部分，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华为和中国电信占据85.1%的市场份额；私有云基础设施部分，华为、浪潮、新华三、戴尔和联想占据78.2%的市场份额。 同期，金融云解决方案市场规模达到5.8亿美元，阿里巴巴、中科软、腾讯、百度、华为、京东数科、宇信科技、文思海辉、南天信息和融信云位居市场前十，共同占据59.3%的市场份额。 IDC报告指出，自2019年8月央行发布首个金融科技发展规划以来，监管规则体系不断完善，试点范围不断扩大，彻底扫除金融机构对云计算及相关技术应用的顾虑。 无论从业务体量还是战略地位的角度，金融云是所有云服务厂商必争之地。 AT大战 云之战，是继移动支付之后，阿里与腾讯的又一次史诗级的较量。 起步更早的阿里云，已经在云市场取得了领先优势。阿里财报显示，2020年一季度，阿里云业务收入17.25亿美元，同比增长58%；2020财年（2019Q2-2020Q1），阿里云业务收入56.51亿美元，同比增长62%。 根据Gartner及Canalys的数据统计，2019年阿里云在亚太市场份额为28%，接近亚马逊与微软的总和，其中以46.4%的市场份额位居中国第一。 相形之下，去年去年，腾讯云营收超170亿元，虽然与阿里云差距依然明显，但是并非遥不可及。过去三年，腾讯云市场份额排名从全球18位跃升至全球第5位。 对阿里而言，to B服务一直是强项，也是阿里数字经济体的命脉，阿里云输不起。于腾讯来说，从消费互联网转向产业互联网，云服务这一仗非赢不可。 因此，这亦是互联网下半场——产业互联网时代的关键一战。 为巩固竞争优势，4月20日，阿里云宣布，未来3年将投入2000亿元，用于云操作系统、服务器、芯片、网络等重大核心技术研发攻坚和面向未来的数据中心建设。阿里云的数据中心和服务器规模将扩大到现在的3倍，有望成为全球最大的云基础设施之一。 阿里还启动了组织架构上的调整。去年末，原蚂蚁金服的金融科技开放业务板块和原阿里云的金融云业务部，正式合并为新金融事业部。今年6月8日，蚂蚁将自研数据库产品Oceanbase独立进行公司化运作，成立由蚂蚁100%控股的数据库公司北京奥星贝斯科技，并由蚂蚁集团CEO胡晓明担任董事长。 作为后发者，腾讯同样表现出了破釜沉舟的决心。5月26日，腾讯云与智慧产业事业群总裁汤道生对外宣布，腾讯未来五年将投入5000亿，用于新基建的进一步布局。这5000亿元将会被投入到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服务器、大型数据中心等重点领域。 这场战役的结果，会像移动支付那样以两极格局结束吗？想必这是腾讯乐于见到的结果，却是阿里难以承受之重。 在太平洋对岸，美国的科技巨头也围绕云服务展开了激烈争夺。 一季度，亚马逊、微软、谷歌云业务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2.78%、27.28%和52.16%；同期，亚马逊、微软、谷歌一季度资本开支同比分别增长99.49%、46.86%和29.47%，主要投向支撑云业务发展的基础设施。
原标题：预计年内新增贷款授信30亿元 “银电携手”赋能中小微企业 国网南京供电公司14日对外发布，该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南京分行、招商银行南京分行、江苏银行南京分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利用电力数据助力中小微企业获取信贷支持。通过此次“银电携手”，预计南京本地超过3000户中小微企业将直接受益，新增贷款授信30亿元。 根据协议，银行和供电公司双方将依托自身技术和数据资源优势，在符合政策要求和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基于用电企业的电力相关信息，由供电公司向银行提供相关数据信息服务，支持金融信用评价及风险防控，帮助诚信用电企业获得便利性融资服务。依据协议，银行向优质中小微企业提供授信，并给予贷款利率优惠，即贷款利率在银行授权范围内按最优标准执行。 江苏银行南京分行行长沈晓驰介绍，通过合作，进一步运用大数据手段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简化授信流程、优化金融服务，帮助诚信用电企业获得优惠利率的便利性融资，助力“六稳”“六保”。 国网南京供电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将继续扩展合作银行范围，为更多中小微企业赋能，银电双方省级机构将在南京先行探索基础上开展全省范围合作。
海南日报记者6月14日从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获悉，该行近日落地全省首个跨国集团公司FT（自由贸易账户）全功能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为长丰能源集团打通境内外子公司资金运用壁垒，实现跨境资金的集中运营管理。 据悉，长丰能源集团是一家能源项目投资开发和运营企业，境外母公司主要从事天然气行业的投资和收购业务。随着跨境贸易业务量增多，作为跨国企业，集团内部境内外关联企业之间的资金流转存在诸多不便，急需对跨境资金进行集中运营。 “资金池业务，高度契合该集团加强境内外成员企业跨境人民币资金集中管理的需求。”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有关负责人介绍，全功能跨境双向资金池是基于自由贸易账户的金融创新，具有本外币合一、跨境资金收付便利、账户内资金可兑换的优势，为海南自贸港内跨国公司实现全球人民币集中运营、企业跨境资金高效便捷流动提供了有益的探索，未来的功能还将不断丰富。 作为海南省内首个FT全功能型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中行海南省分行在方案设计、制度流程、法律审核等方面都进行了新的探索。跨国企业集团通过搭建资金池，满足集团本外币资金统一调度的跨境调拨需求，并可灵活选择币种，大幅提高资金使用自由度，让企业贸易投资更加便利。
越来越多的小型地方商业银行加入了信用卡发卡大军。近几年银行业高举零售金融转型大旗，使得越来越多的银行经营者意识到，信用卡业务在带来丰厚的中间业务收入同时，也是银行增强与零售客户关系黏性的利器。 在发卡环节，与大型零售、娱乐行业的互联网平台合作，是区域性银行快速突破用户数量的捷径，另一方面，疫情期间带来的风险波动，也让过去几年信用卡资产规模快速扩张的银行感受到了压力。 区域银行线上加速突破 根据多家银行年报披露，截至2019年末，工行、建行、中行、农行、交行分别信用卡累计发卡量均在一亿张以上。第二梯队的是中信、招行、广发、民生等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发卡量在数千万量级不等。上海银行、中原银行等体量较大的城商行，发卡量在几十万到数百万张之间不等，到2019年末，已有8家地方商业银行达发卡突破百万。 业内普遍认为，百万发卡量是小型地方商业银行的信用卡业务重要指标之一。尽管多数小型银行尚难达到，但并未减少它们的零售金融线上化、数据化转型热情。 例如乌鲁木齐银行，2019年上半年与京东数科合作，发行了京东金融分期卡，持卡人累计消费大于等于600元的交易，将在账单日自动汇总转成12期分期交易。 借助互联网平台的技术优势，多家区域性银行还发行了跨平台权益结合的信用卡，长沙银行、云南农信、江西银行、民泰银行、乌鲁木齐银行、长安银行、东莞农商行等银行发布京东金融爱奇艺联名卡，权益包括持卡人在爱奇艺看剧可获赠京豆（京豆为与京东商城相关的权益）、开卡有机会获赠爱奇艺VIP黄金会员季卡、每周消费3笔直充7天爱奇艺VIP会员、消费达标免费领取相关会员或电影立减券、京东支付笔笔立减等。 此外，今年上半年厦门银行也发行了美团联名信用卡，在福建、重庆地区有厦门银行网点的城市公开发行。此前，青岛银行、上海银行也已发行美团联名信用卡。 2019年，哈尔滨银行成为首家发行腾讯微加联名卡的城商行；线上影音类平台的用户数量多，用户群体年轻，也受到银行信用卡机构的青睐。去年，北京银行发行了芒果tv联名信用卡，西安银行、锦州银行分别发行了爱奇艺联名信用卡。在电商、网约车领域，晋商银行推出了苏宁易购联名卡，北京农商发行凤凰首约联名信用卡，青岛农商发行了米图出行联名信用卡。 信用卡科技赋能 “从获客驱动向交易驱动转变，重点推进客户的有效积累与经营，强化风险管理，优化业务结构，”上海银行在其2019年年报中称，该行正在稳步向“成为首家迈入千万级发卡行的城商行”的战略目标迈进。 截至2019年末，上海银行信用卡累计发卡897.55万张，较上年末增长23.92%，信用卡贷款余额335.22亿元，较上年末增长8.30%。报告期间，上海银行信用卡交易额1275.38亿元，同比增长17.31%。2019年末，上海银行信用卡不良率为1.63%，同比下降0.03个百分点。 据央行数据，截至2019年末，全国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在用发卡数量共计7.46亿张，同比增长8.78%。人均持有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0.53张，同比增长8.36%。其中，四季度，银行卡新发卡量增速放缓，全国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新发卡0.45亿张，环比下降15.95%。 在2019年信用卡新增发卡量整体放缓的背景下，上海银行信用卡的增速表现十分抢眼，但从增长速度方面来比较，跑得最快的地方商业银行是中原银行。 年报显示，截至2019年末，中原银行信用卡累计发卡199.77万张，较上年末新增96.89万张，共激活152.88万张。信用卡客户达到177.63万户，较年初新增82.00万户，提升85.7%。信用卡月活跃客户达到111.49万户，较年初新增51.55万户，提升86.0%。截至2019年末，中原银行信用卡贷款余额91.98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10.6%。全年累计交易额580.4亿元，增幅253.51%。信用卡业务收入总计4.01亿元，同比增长301%。 “通过创新产品、场景获客，不断深入客户经营。借助大数据赋能从产品偏好、潜在价值等角度对客户进行全面精准画像，强化客户洞察力度，实现对客户的精准、主动营销与差异化经营，不断提高生息资产规模，优化资产组合配置，提升信用卡业务综合效益。”中原银行在年报中称。 关注信用卡资产质量 多数银行并未在一季报中披露信用卡业务详细的资产质量数据，但央行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一季度我末，银行卡授信总额为17.57万亿元，环比增长1.17%；银行卡应偿信贷余额为7.26万亿元，环比下降4.30%。银行卡卡均授信额度2.35万元，授信使用率为41.34%。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918.75亿元，占信用卡应偿信贷余额的1.27%，较上一季度环比上升了0.29个百分点。 实际上，自2019年一季度开始，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呈逐季攀升的趋势，一季度797.43亿元，二季度838.84亿元，三季度919.16亿元，占信用卡应偿信贷余额的占比同样如此，从1.15%上升到1.17%，第三季度达到年内高点1.24%。据多家媒体报道，三季度末监管部门对多家银行发出窗口指导，要求控制信用卡增速，包括新发卡和资产规模。到2019年四季度末，上述两个指标已分别回落至742.66亿元，0.98%。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据记者了解，多家城商行、农商行并未收到监管部门的控制信用卡增速的调控政策。一位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大中型银行在信用卡市场中比重大，区域性银行处于尾部，对行业整体统计指标的影响有限。 但这并非意味着区域性银行的信用卡业务风险可以被忽略。一季报显示，上海银行2020年一季度信用卡不良率1.74%，较上年末上升0.11个百分点。同时，该行还主动降低了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资产规模，一季度末，其消费贷款余额1,620.26亿元，占个人贷款和垫款比例为51.87%， 较上年末下降2.58个百分点；信用卡贷款余额305.95亿元，较上年末下降8.73%。 截至目前，中原银行则尚未发布2020年一季度业绩报告。 上述业内人士表示，小型区域性银行风控能力、人员业务流程规范化管理等方面，与大型银行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面对疫情影响带来的不确定因素，更需做好扎实的风控。 天风证券在近日一份报告中指出，一季度信用卡业务受到冲击较大，且由于前期入催且未能回收的信用卡逾期贷款在二季度逐步进入不良，预计二季度信用卡贷款不良生成压力加大。4月末信用卡分期ABS的逾期率开始下降，由于逾期率的前瞻性，虽然不良率依然升高，但信用卡资产质量有好转趋势，随着消费复苏、经济抬升，预计三、四季度信用卡资产质量将会改善。
6月15日，支付宝宣布，从7月1日起连续17天发放全国通用的消费券，发券补贴总规模高达100亿。据悉，这是首次可在全国通用的消费券。 商家报名也于即日开启。全国商家只要在支付宝搜索“消费券报名”，完成报名后即可在7月支持消费券核销。 “再小的店都能报名，步骤也极其简单，只需要填写店名、行业和营业地址即可。”支付宝消费券产品经理陈冠华介绍说，哪怕只有一张收钱码的路边小店，都可以享受到消费券带来的数字化红利。 一位刚完成报名的武汉美容美甲店90后店主说，“对我们来说，这相当于不花钱就能打折促销，所以大家都踊跃报名，有的店还打算在支付宝基础上加码发券。” 消费券是疫情之下，各地为提振消费而使用的数字化发券手段。此前有研究数据显示，每发放1元支付宝消费券，可拉动8元消费。 疫情以来，全国多地政府和商家通过互联网平台发放消费券，支付宝是积极参与者。在今年5月，蚂蚁集团CEO胡晓明表示，会全面开放消费券技术，第一步就是先安排小店上。 此次，支付宝一方面将支持满减的门槛降到最低，满10元就能减2元，让小店也能用得上；另一方面还开通了小店自己加码发消费券的工具，全面助力小店数字化和销量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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