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银行声明：徐国良及其企业严重拖欠巨额债务 自媒体散布严重失实言论 新浪财经讯 1月11日消息，昨日上海衡源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徐国良通过微信公众号上海衡源企业举报上海银行副行长黄涛勾结深圳宝能集团违法套取上海银行265亿元贷款。 今日上海银行发布声明称，徐某某及其实际控制的上海衡源企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因严重拖欠巨额债务被我行及其他债权人依法诉至多家法院，其已深陷债务危机及严重失信局面。 为掩盖真相、混淆视听，谋取不法利益，徐某某利用自媒体散布严重失实言论，恶意损害我行声誉，并严重侵害我行高管的合法权益。“我行已在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后续我行将依法配合公安机关查证事实、还原真相。” 以下为回应原文： 严正声明 1月10日傍晚，我行关注到徐某某通过自媒体以公开信的形式散布涉及我行及高管的失实言论，就此我行严正声明如下： 徐某某及其实际控制的上海衡源企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因严重拖欠巨额债务被我行及其他债权人依法诉至多家法院，其已深陷债务危机及严重失信局面。为掩盖真相、混淆视听，谋取不法利益，徐某某利用自媒体散布严重失实言论，恶意损害我行声誉，并严重侵害我行高管的合法权益。 我行已在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后续我行将依法配合公安机关查证事实、还原真相。对恶意传播上述严重失实信息的网络载体，我行保留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年一月十日
重庆首家绿色银行发行绿色债券44.6亿元 新华社重庆1月11日电 重庆市五届人大三次会议11日召开，重庆市市长唐良智做政府工作报告时说，重庆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全市首家绿色银行2019年发行绿色债券44.6亿元，助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 绿色金融是指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所提供的金融服务。2017年出台的《重庆市绿色金融发展规划（2017-2020）》明确提出，力争建成组织体系多元、产品种类丰富、基础设施完善、政策支持有力、市场运行高效的绿色金融发展体系，助推重庆成为长江经济带重要的生态屏障。 2019年6月，兴业银行重庆两江绿色支行正式揭牌成立，成为重庆市首家绿色银行。支行负责人说，绿色银行打造差异化、特色化、节约化的绿色经营网点，通过信用卡、消费贷款、理财等业务推行绿色消费理念；面向符合条件的企业提供绿色金融产品，支持企业发行绿色债券和重大绿色项目融资，引导和激励更多社会资金投资环保、节能、新能源汽车等绿色产业。 据介绍，得益于在国内较早启动了碳排放权、排污权交易，重庆环境要素市场发展已初具规模，绿色金融组织、绿色产品和服务日趋完善。目前，重庆已顺利上线测试绿色金融大数据系统，正在积极推进气候投融资试点。
举报者徐国良的正反面 一封由上海衡源企业老板徐国良发布的公开信，激起千层浪。 这封标题叫《关于敦促上海银行副行长黄某立即向上海纪监委投案自首、归还我百亿资产的公开信》，手撕上海银行副行长黄某，实则剑指宝能。 举报人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有破釜沉舟的气概。简单总结下举报信的要点： ——衡源企业与上海银行相识相交20多年，一直互相支持。 ——黄某涉嫌勾结深圳宝能集团，设局侵吞衡源企业所有的百联中环、徐汇滨江项目近200多亿优良资产。违法套取国有银行265亿元的贷款。 ——上海银行2018年向宝能违法放贷120亿，宝能提供的资产和资金用途存疑。 ——宝能涉嫌将贷款资金挪作他用，循环借贷。 ——上海银行给衡源的项目贷款107亿，利率在6.2%-6.6%之间；但给宝能的贷款265亿，利率不到5.1%，8年期贷款将损失利息20亿元。属利益输送。 ——上海银行将项目公司公章、印鉴、证照指使宝能拿走。将共管的数十亿资金划走。 ——商业银行发放给单一客户的贷款不能超过银行资本净额的10%，但黄涛向宝能发放265亿贷款，远超国家规定的额度。 从以上信息看，事情其实因百联中环、徐汇滨江两个项目而起。贷款也好、纠纷也好，最终关键在于这几个项目的所有权和利益分配。 一 首先看百联中环项目，其实是2个地块“兴力达地块”与”建配龙地块”，这块地位于真北路立交桥西南侧。2001年，四川商人张钧的四川兴力达集团原本打算将其开发成一个商业广场，但没多久就烂尾。经过多轮转手，上海百联集团成为了接盘侠。 百联也很精明，将这块地分成两期开发，第一期在兴力达公司地块上，作为商场的百联中环购物广场顺利在2006年建成开业，此后年年营收超过5亿，成为百联的现金牛之一。但是建配龙公司地块上以写字楼与公寓为主的二期就没了下文。 而徐汇滨江项目，原名“濠泉地块”，由百联集团在2012年底拿下，土地用途为商住办。属徐汇滨江、与前滩隔江相望的黄金地段。 2014年，百联集团号称本着“有所不为而后有所为”的思路，为做强主业，将三个项目（建配龙项目、兴力达项目、濠泉项目）打包转让。 资产包在上海产权交易所挂牌的时间是2014年5月，最后成交的时间是2016年4月，历时达2年之久。这足以说明上述资产的尴尬。 在转让前，百联集团将业绩良好的百联中环购物中心从兴力达公司中剥离，因此，徐国良在公开信中提到的百联中环项目，是指兴力达项目（剥离掉购物中心后剩下的酒店式公寓和写字楼），与建配龙项目（烂尾楼）之和。 建配龙旗下曾经的中环烂尾楼 而徐汇滨江的优质地块濠泉项目，实际是为促成百联中环资产包成交而打包在一起的彩头。当时百联有个隐性要求：濠泉地块不单独卖，要买这个项目必须同时买百联中环资产包。三块资产2014年初的挂牌总价是72.6亿元。 问题是，某香港顶级富豪在真如附近屯了大量地块，多年不开发，导致真如地块周边的写字楼、公寓规划数量多、烂尾楼也多，区域性市场过剩，2014年前后，真如区域的写字楼公寓价格只有每平米1万出头，百联中环的资产包出手的难点正在于此。经过2年的调整，到2016年，三块资产包的挂牌总价降了10%左右，变为65.2亿元。 2016年初，牛市之后资金过剩、杠杆资金流入房市，新的接盘侠——衡源集团出现了。它拿下三块资产包的总价，为89.1亿元，其中包括百联20多亿的债权。 二 衡源集团核心公司，叫上海衡源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实际控制人徐国良，股东是徐国良、徐国胜、徐国平三人。有知情人士透露，徐氏祖籍江西，出生、成长于上海。衡源集团是地道的上海本地企业。 衡源企业以做贸易起家，目前控股十多家企业，涉及房地产金属矿产、足球俱乐部、众创空间、贸易等领域。2001年左右，衡源企业在上海五角场-黄兴公园附近开发建成的“汇元坊”小区，是这家公司早期为数不多的楼盘之一，总建筑面积才21000平米。2003年，衡源入主了上海的乙级足球俱乐部上海申鑫。 在接盘百联三块资产包的2016年，衡源企业是否实力足以称为大型房地产企业，先机君是存有疑问的。但毫无疑问的是，在上海银行的协助下，衡源企业使用了巨大的杠杆。 三个资产包的项目公司股权变更过程如下： 上海建配龙：百联集团——衡源企业（2016-04-20）——上海乾苑合伙（2016-06-20）——深圳方瑞投资（2018-10-18） 上海兴力达：百联商业——衡源企业（2016-04-20）——上海乾苑合伙（2016-06-20）——深圳方瑞投资（2018-10-18） 上海 濠泉：百联集团——衡源企业（2016-04-18）——衡源企业（1%）、乾苑合伙（99%，2016-06-24）——深圳朗运投资（2018-10-19） 三个项目公司的股权变更中，衡源企业仅是在2016年4月到6月间短暂过了个桥。而2016年到2018年长达2年时间里，上海乾苑合伙才是三个项目公司的主要股东。 再看上海乾苑合伙： 成立于2016年2月，最开始注册资本88.01亿元，其中上银瑞金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出亿资72亿元，衡源企业出资16亿元。 2016年4月13日股权变更，注册资本增加到98.702亿元，其中上银瑞金出资额由72亿元增加到88亿元，而衡源企业的出资额由16亿元减少到10.692亿元，缩水5个多亿。 上海银行控股上银基金，上银基金控股上银瑞金资本，上银瑞金资本等于是上海银行的资管孙公司。实际这场天价收购中，衡源企业出资额仅有10.692亿，而上海乾苑合伙剩余的88亿，大概率是上海银行的理财资金以上银瑞金为通道做的非标。 徐老板在公开信中说：“上海银行给予我方在百联中环、徐汇滨江项目的贷款合计仅有107亿元，利率在6.2-6.6%之间”，以此愤愤不平宝能能拿到利率5.1%、265亿。 5.1%，对于动辄10%以上的房地产融资成本来说，确实低到有些离谱。但是宝能好歹有上市公司、有各种明面的资产、评级做增信；从没进过房企百强的衡源，在金融机构的房地产项目融资成本能低到6.2-6.6%，其实更离谱。 三 宝能系接盘前的局面，其实很简单。 为了这几块地，衡源徐老板可能押上了自己主要的10多亿身家与资源，甚至从万科挖来高管当操盘手，以图一把将衡源转型成为一家规模上百亿级的房企。 上海银行冒着风险提供了107亿的巨大杠杆，给了徐老板差不多两年时间，其实已经很够意思了。但刨去支付给百联的89亿，只剩下10多亿。按最低年化6.2%计算，2年要付的利息就超过12亿，2年过去，楼盘迟迟不上市，徐老板的后续融资能力与开发进度都跟不上。来自理财资金的本息怎么兑付？从上海银行到上银瑞金都担不起这个风险，所以找了宝能当接盘侠。 上海银行给宝能的120亿首期款，差不多刚好能置换掉前一波107亿的本金和利息。实际上，上海银行是拿宝能的实力和增信来救命，否则上市商业银行开出百亿级的天窗，那后果，不敢想象。 但是宝能给衡源徐老板的对价条件，可能对徐老板来说比较苛刻。但流动性告急，徐老板也没办法。 “在你威逼（停贷、抽贷、辱骂、威胁立即宣布贷款提前到期并起诉等）、利诱（承诺给衡源企业提供不少于三年的充足流动性支持）并强力主导之下，我们忍辱与宝能集团签订了极不公平的并购协议。” 先机君估计，徐老板一开始在银行资金到位前的2个月过渡期，用了大笔过桥资金；而在上海乾苑合伙中，衡源将最开始的16亿抽走5个多亿，已经显示出力有不足。剩下的10个亿，可能仍然还有其它杠杆。所以上海银行一换马，将10.692亿冻结，徐老板顿时资金链断裂，四面楚歌。其它业务也全面告急： 2019年，衡源旗下的申鑫足球俱乐部卖掉原来的大量主力阵容套现，从其它球队租借年轻球员维持运转，但仍难掩盖欠薪丑闻，上海足协40万救助款、足协杯黑马奖和联赛接待费共110万都打入了申鑫的账户。2019年中，有消息称衡源方面准备全面退出申鑫俱乐部。 2019年1月，上海衡源贵金属有限公司、西藏阿里朋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云南斗月矿业有限公司、上海上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徐国良银行存款共计人民币529，686，616.66元被上海银行虹口支行保全。 另外，徐国良、徐国平、徐国胜在衡源企业的全部股权、以及在上海乾苑合伙持有的10.692亿元权益目前均被冻结。 四 昨天是雄心勃勃的房地产大佬，今天就成了无处伸冤的苦主。 话说回来，别看现在徐国良这么窘，当初情况窘迫、由徐国良来救急的其实是百联和上海银行。 在衡源接盘三个资产包之前，百联集团对其中之一的建配龙公司，存在着28亿元的烂账，其中9亿多，是百联通过上海银行虹口支行发放的委托贷款。如今查封徐国良存款账户的，刚好又是上海银行虹口支行。 昨天求人救急，今天就勒紧救急者的脖子，生死关头很残酷，金融机构只认有钱的主。 反过来同样是事件的两面性，立场不同，举报信里很多信息，其实都是要认真读的。 比如：老徐先前自己拿到107亿，现在就说对手的265亿不合规。虽然祭出商业银行发放给单一客户的贷款不能超过银行资本净额的10%的规定，但是你走资管子公司、他走单一信托，都绕开了贷款的流程。 还有给你的利息6.2%，给他的利息5.1%，谁能笑话谁。 到最后，这就是个豁出去、同归于尽的节奏。
上海银行回应：徐某某利用自媒体散布严重失实言论，已报案 1月11日上午，上海银行在其官方微信公号发布声明称，1月10日傍晚，我行关注到徐某某通过自媒体以公开信的形式散布涉及我行及高管的失实言论。 就此，上海银行声明表示：徐某某及其实际控制的上海衡源企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因严重拖欠巨额债务被我行及其他债权人依法诉至多家法院，其已深陷债务危机及严重失信局面。为掩盖真相、混淆视听，谋取不法利益，徐某某利用自媒体散布严重失实言论，恶意损害我行声誉，并严重侵害我行高管的合法权益。 我行已在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后续我行将依法配合公安机关查证事实、还原真相。对恶意传播上述严重失实信息的网络载体，我行保留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年一月十日
公募基金嬗变：打破“基金赚钱、投资者亏钱”怪圈 2019年，把握住市场结构性行情的公募基金赚得“盆满钵满”，主动股票型基金、偏股混合型基金年度平均收益率均超过40%。不过，处于大资管时代，只让基金赚钱恐怕还不够。这一年，监管风向标有了些许变化，新的行业共识是：公募基金急需摆脱“基金赚钱、投资者亏钱”的怪圈，提高“基民”的获得感。 围绕改善基民投资体验相关的革新已经展开。2019年年末，基金投顾业务正式起航，浮动费率基金获批……但从“基金赚钱”到让“更多基民赚钱”，或许还需假以时日。 基民收益与基金收益不对等 近年来，基金的“赚钱”能力一次次得到验证，但基民的投资体验却普遍不佳。究其原因，基金业绩的稳定性、基民频繁申赎、“追涨杀跌”的投资习惯，以及代销渠道的销售策略，或许都是“基金赚钱我亏钱”背后的“元凶”。 Wind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全年收益率超过50%的主动权益类基金共有720只，占比接近四分之一；其中，收益率翻倍的基金共有5只。同时，主动股票型基金平均收益率高达47.94%，大幅跑赢沪深300（36.07%）。 不过，行业内流传的另一组数据是：某只公募基金，2019年赚取了超过60%的收益率，但该基金近万名投资人中，斩获30%以上收益率的投资者人数甚至不到两位数。 《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到，截至2019年11月底，某只2019年收益排名靠前的指数基金，年内收益率超过70%，但年内清仓的客户平均收益率仅11%；2019年清仓的客户中，亏损客户比例竟高达27%。 上述情况并非偶然事件。虽然过往实践已经证明基金产品收益高于基础市场收益，但基民收益与基金收益不对等也是公募基金行业长期存在的现象。即使是业绩优秀的基金，投资者也不一定能从中盈利；而当一只基金长期盈利时，投资者也更倾向于让阶段性收益“落袋为安”。 广发基金营销总监曹磊在十年前提出过“基金投资的不等式”，即基金产品收益>基础市场收益；而投资者账户收益
3年前一张征信牌照价值5000万元 多家征信企业退出备案 1月3日，成立仅半年的天津奇信征信有限公司申请简易注销。据悉，注销原因在于天津奇信征信目前没有实际业务，央行建议无实际业务的征信公司尽量注销。而就在不久前的2019年12月31日，央行上海总部发布关于注销4家公司企业征信业务经营备案的公告。根据《征信业管理条例》和《企业征信机构备案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因上海汇众企业信用征信有限公司、亿微征信服务有限公司、万达征信服务有限公司、外滩海纳互联网金融服务（上海）有限公司业务调整，主动申请退出企业征信业务备案。 对这一系列动作背后反映了企业征信行业怎样的现状？对此，《中国经营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企业征信行业目前正处于监管趋严、产品同质化严重，独特且稳定的数据源难觅等多重困境的漩涡中；另一方面，不少机构为了投机而获取企业征信牌照，多重困难下便退出了备案。 投机者现形？ 自2014年《征信业管理条例》和《征信机构管理办法》先后颁布并实施，央行各分支机构开展企业征信机构备案工作，累计完成备案的企业征信机构共有138家。为了在备案管理上严控企业准入，央行在2016年10月下发了《企业征信机构备案管理办法》，将过去没有明确规定的“注销”事项进行了规定。其中第二十二条规定，企业征信机构备案后连续六个月未实质开展相关业务，可以注销其备案资格。 记者根据公开数据统计，自2016年至今，共有29家企业征信公司注销备案资格。仅2018年，就有14家企业征信公司注销备案资格。2019年，又陆续有8家企业征信公司注销备案。其中，大部分企业由于业务调整主动退出，或者连续六个月未开展相关业务等原因被注销。 有业内人士表示，自2015年我国出现了个人征信牌照起，业内视个人征信为新的蓝海，一拥而上。但当时央行给与的指导意见是，暂时不再申请个人征信牌照，建议先申请企业征信牌照，由此，不少企业征信主体涌现。据其回忆，3年前一张企业征信牌照的价值大约有5000万元。 为何多家企业不约而同退出征信业务，或者拿到牌照后而不开展业务？ “央行对牌照管理要求每个月上报报表，包括企业的营收规模、业务开展、拥有的数据等都需要上报。于是为了拿牌照而备案的‘投机者’就现形了，并且投机者也不愿意雇佣员工来支撑这些报表。综合这些因素，有不少机构逐渐又退出了企业征信的备案。”该业内人士表示。 独特数据源难觅 尽管如此，随着央行重启企业征信备案后，还是有不少主体申请了备案。2019年4月17日，央行宣布完成对中电联（北京）征信、爱信诺征信以及归属于天眼查的北京金堤征信 3 家机构的企业征信业务经营备案，这是央行企业征信备案通道关闭三年后首次重启。同年12月，杭州征信有限公司、焦作市智慧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先后获企业征信机构备案。 资深征信业人士孟凡富告诉记者，很多企业深知数据买卖的监管模糊性，需要一张牌照来做“护身符”。一旦有了牌照，证明了主体为持牌经营机构，更利于公司数据业务的开展。 孟凡富还表示，目前央行对备案资质的要求也与几年前完全不同，要求大大提高。除了原来的要求外，还要求机构具备稳定的数据来源、可持续或独特的盈利模式，或者能够采集一定规模数据，这样的机构备案成功率更高。 记者还注意到，近期对于个人征信企业非法运用爬虫技术获取信息的监管也在进一步加强。那么，企业征信机构的数据来源又是怎样的？ 对此，杭州微风企科技商务总监洪浩告诉记者，目前主要有3种方式获取信息：第一种是通过爬虫技术，在相关企业和部门的授权下对信息进行爬取；第二种就是在市面上采购爬虫数据；第三种是直接与相关部门对接，比如想获取税务数据就与国税局对接获取数据，但这类方式一般只有大型银行才能进行，一些普通的农商行可能也难以对接。 此外，洪浩还告诉记者，随着对个人企业征信的监管加强，业内预计企业征信的许多业务也会参照个人征信的条例来进行管理。鉴于监管的条例尚未明确，许多业务的合规性存在不确定，故很多公司和业务都处于停滞状态。这也直接导致了公司的盈利下滑。 其补充道，此外还有目标客群的减少，也导致了盈利的下滑。比如原先希望为互联网金融公司服务的主体，随着互金行业的风险不断暴露，如今只为数据公司、商业银行或者供应链金融主题服务，业务规模下降。 关于企业征信难以盈利的原因，孟凡富向记者表示，产品模式单一也是因素之一。如今企业的产品基本是整理加工获得的数据，形成一份报告或者评级对外提供。这类产品只有数据规模大、且有独特性（比如海关数据、税务数据等）时才有价值，才能有深度。否则，只是通过公开数据做出的产品很难拥有竞争力，盈利自然也为之所困。此外，在产品的创新上，目前关于大数据分析和征信产品开放的人才短缺也是使得产品同质，缺乏竞争力的原因之一。 关于产品质量的问题，洪浩也直言，目前很多征信报告其实非常基础，外行人看或许觉得复杂，但内行人，也是真正需要这类产品的人，又会觉得过于简单。 那么，独特且稳定的数据源该人如何获得？上述业内人士表示，获得这样的数据，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资金去推进。另外，一些征信机构的股东或者关联方有自身沉淀的数据，也可以形成优势。 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看出，对于初创公司来说，生存环境非常严峻。 对此，洪浩表示，目前我国在推进的税务数据数字化工作，也会慢慢剥夺企业征信机构的竞争力。所以现在行业里的初创公司难以通过时间来慢慢优化数据模型，更多地希望能够通过收购、并购等方式获得资金及其他方面的帮助。同时，也希望国家出台相关政策和法规让企业服务可以合法合规的开放更多数据，尽早完成数据数字化这个阶段。
银行2020年将继续多渠道融资 Wind数据显示，上市银行2019年全年融资规模超过9000亿元，创近年来的新高，融资工具也更加丰富。银行业人士表示，2019年是上市银行融资大年，预计2020年银行业仍将面临较大的资本补充压力，银行融资仍处在进行时。 两大原因推动 分析人士指出，新会计准则下对不良贷款认定更加严格和银行补充资本金需求不断增长，是2019年上市银行融资规模大幅攀升的重要原因。 邮储银行战略发展部副研究员娄飞鹏博士认为，新的会计准则下，银行资产计提减值范围将被扩大，信用风险损失的确认时点也有可能提前，不良资产认定标准更加严格，以前隐藏的不良逐步暴露，并进一步通过拨备和当期损益拉低资本充足率，需要银行补充资本金。另一方面，银行贷款增加、表内非标补提风险权重、表外非标回表内这些都增加了银行的风险资产，占用更多的资本金，需要银行补充资本金应对。 展望2020年，市场人士指出，在面临经济增速下行压力的背景下，银行仅通过利润补充资本的空间缩小，而非标回表仍在持续推进，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仍面临较大的资本补充压力，预计2020年全年融资规模仍将处于高位。 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预计2020年银行补充资本将呈常态需要。一方面，银行要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投放贷款对资本将产生消耗，银行较大规模的拨备和核销也将不同程度地消耗资本，因此多种资本补充工具，尤其是创新性资本补充工具将对银行“补血”起到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系统性重要银行的相关文件正在征求意见中，预计将会有约30家银行作为系统重要性银行，这将对入围银行提出额外的资本充足率要求，这一批银行仍需补充资本。 温彬指出，目前也有一些减缓对银行资本冲击的规定提出，比如以往500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贷款，风险权重为75%，目前小微企业贷款享受风险资本优惠权重的单户贷款额度上限由500万元提至1000万元。 目前，银行自身要进行战略转型，应重视发展轻资产业务，降低资本消耗，实现内生式增长。温彬认为，银行可以考虑发展零售、投行、财富管理等业务，积极转型，以减少对资本的消耗，实现轻资本、轻资产、高效率的发展模式。 多项指标创新高 2019年有8家银行实现A股IPO，与2016年并列成为银行IPO数量最高的年份。此外，2019年永续债开闸和优先股发行规模大增，成为2019年银行融资规模增长的两大推手。 从具体融资方式来看，2019年上市银行多个渠道融资规模均创历史新高。 IPO方面，2019年，共有紫金银行、青农商行等8家银行实现IPO，共计募集资金达653.83亿元。IPO银行数量与2016年相当，但融资规模高居历史之最。其中浙商银行和邮储银行的募资规模均超过了100亿元，邮储银行更是以超过327亿元的募资额成为2019年度最大的A股IPO案例。 2019年开闸的永续债是2019年上市银行融资的最大增量。2019年1月，中国银行发行了我国商业银行首单永续债，发行总额达400亿元。Wind数据显示，2019年共有10家上市银行合计发行了4900亿元永续债。其中农业银行合计发行金额达1200亿元，规模最大。 2019年优先股发行规模同比增幅明显，Wind数据显示，2019年全年上市银行合计发行优先股募集资金超过2500亿元，同比增幅接近翻倍。其中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发行规模居前，分别为1000亿元和700亿元。前述两项工具融资规模大幅增长的背后是银行尤其是系统性重要银行补充其他一级资本的迫切需求。 2019年有4家上市银行合计发行了1360亿元可转债，也较2018年同比大幅增长。 与前述四项融资工具规模大增相对比的是，2019年上市银行定向增发降温明显，2019年仅华夏银行在年初实现292.36亿元定增股份的上市。预案方面，2019年有郑州银行、杭州银行和南京银行发布定增预案，共计计划募资近250亿元，均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上述三家的方案已获银监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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