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信息化当作我国抢占新一轮发展制高点、构筑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契机，对信息化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了科学回答，不仅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而且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网络强国战略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网络强国重要思想的“价值底色和根本逻辑”。“为老百姓(603883,股吧)提供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信息服务，让亿万人民在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上有更多获得感”。宽带进村，信息入户，偏远的山村，搭上电商“顺风车”，农产品(000061,股吧)飞出山沟沟；“互联网+医疗”，让群众治病天涯变咫尺；互联网公益项目，帮助山沟里的孩子迈过“数字鸿沟”；物联网助力打造智慧社区，互联网政务“让群众少跑腿”，共享模式带来便捷舒适……互联网不断释放红利，人们腾“云”驾“物”，生活更便利、工作更高效。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一边是清除网络“杂草”，在违法违规上做“减法”，让互联网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净网”“清网”行动雷霆出击、犁庭扫穴；针对移动互联网应用强制授权、过度索权、超范围收集个人信息的现象，加强立法工作，从源头堵住漏洞；近日，中央网信办召开全国网信系统规范网络传播秩序工作视频会议，研究部署规范全平台网络传播秩序工作，就是让网络空间的传播秩序更加规范。一边是画大同心圆，在正能量上做“加法”，评选“中国好网民”、“五个一百”网络正能量精品，让主旋律高昂。各地打出网络文化品牌，江苏“i江苏e同行”汇聚“红色”薪火，浙江“同做好网民 共建好家园”树起地方榜样，凝聚向上向善的网络正能量。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我们坚持网络安全教育、技术、产业融合发展，形成人才培养、技术创新、产业发展的良性生态；坚持促进发展和依法管理相统一，既大力培育人工智能、物联网、下一代通信网络等新技术新应用，又积极利用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引导新技术应用；我们把构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障体系作为重中之重，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精神研判网络安全态势，不断增强网络安全防御能力和威慑能力。我们用“安全”筑牢基底，也立起互联网发展的高楼大厦。从建设网络强国战略目标的提出，到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跃居全球第二，再到网上交易、手机支付、共享出行等新技术新应用广泛普及，充分表明网络强国战略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是科学有力的。眼下，新基建“铺路”，5G“提速”，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出新的增长点、形成新动能。2020年疫情突如其来，正是因为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我们的个人健康码、远程医疗、在线办公、企业“码上复工”等广泛应用，在科学防疫、复工复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也真正诠释了由互联网发展由“大”到“强”的内涵。踏遍青山人未老，“网景”这边独好。我们相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网络强国战略思想，我们就一定能把握时代主动权，赢得中华民族的光辉未来。（作者：李群）
头条系所属抖音近日宣布以反垄断为由，在知识产权法院起诉腾讯，此举被人称作“头腾”大战。 抖音方面主张，腾讯通过微信和QQ限制用户分享来自抖音的内容，构成了《反垄断法》所禁止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竞争的垄断行为”。 这次起诉的胜败，关系到平台是否可以限制竞争对手，或者潜在竞争对手，甚至无关第三方。是与否，可能会引起行业洗牌，也关系到行业巨头辛苦打造的护城河宽度。 互联网道路千万条，微信是最宽阔最平滑的高速公路，什么平台都想从这条高速公路通过，有了这条高速公路，就不用自己辛苦铺路。但是这条路让谁过，不让谁过，让谁以多快的速度通过，牵涉利益巨大。 目前看，腾讯拥有绝对话语权。这是腾讯打造的高速公路，腾讯维护这条公路畅通，这条路也给腾讯带来巨大收益，腾讯说要连接一切，主要就靠这条路。 要连接一切，按理说不能只允许腾讯的朋友连接一切，还应允许第三方应用连接。为何在头条系这里变成了断头路？听起来似乎很不公平。 但是自己修的高速公路，其他平台没有做什么贡献，为什么可以搭便车？ 多数有知名度的平台，都有限制外部链接行为，就是这次发起起诉的抖音，本身也在限制外部链接。比如2020年8月，抖音就开始断绝第三方商品外链，要打造自己的交易平台，并在今年1月上线抖音支付，最近还宣布禁止用户展示微信、QQ等信息。而反观微信平台，其实还允许有抖音号的视频和照片传播。 互联网平台限制外部链接原因众多，当然不仅仅是对第三方公司，腾讯对旗下公司也有过禁止，比如1月13日，微信公告已对QQ音乐、QQ浏览器、知乎等多个应用的违规外部链接进行限制。 禁止有多种可能，除了限制对手搭便车，还有一种可能，是为了适应法律和监管规定，避免惹上麻烦，还有一种是不让用户过分被打扰，这是微信维持秩序、保持竞争力的一部分。 微信禁止链接行为到底属于哪种情况，是技术原因，还是主观故意，其实还有不少操作空间，外界很难判断。 在互联网平台自己圈占的一亩三分地里，到底有多少权力自由支配，别人是否可以闯进去使用这些资源，哪些权力属于用户自己，哪些属于互联网平台，这在全世界都是有争议的。 不过从过往案例看，法院支持平台拥有数据资源。此前新浪微博起诉陌陌，法院认为用户信息是微博合法获取并积累的，不仅是微博作为社交媒体平台开展经营活动的基础，也是其核心竞争优势和重要的商业资源，陌陌无正当理由地截取了微博的竞争优势，一定程度上侵害了微博的商业资源。 这个判案保护了商业平台利益。商业平台保护自身利益是本能，应该允许企业保护自身商业利益的行为，问题是界限在哪里。
生态环境部发布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下称《管理办法》）自本月1日起正式施行。《管理办法》对重点排放单位纳入标准、配额总量设定与分配、交易主体，以及监管和违约惩罚等方面做出了清晰规定，代表着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市场正式开放以及碳排放权交易系统正式启动，中国谋求实现碳中和愿景也因此迎来了一支强大的中坚驱动力量。 中国是目前全球碳排放量最大的经济体，而且中国还是一个处在工业化中期的国家，随着人口的增加以及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对于化石能源的需求还将增加，因此长期来看中国经济不可能彻底摆脱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也正是如此，落实《巴黎协定》减碳控排的国际倡议，中国政府并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提出“零排放”承诺，而是确定了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与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愿景目标。 形象地说，碳中和是指生产与生活排放多少二氧化碳，就要通过相应的手段消除多少二氧化碳。照国际经验，实现碳中和的主要方法除了扩大森林植被和增加太阳能(行情000591,诊股)、风能和水能等可再生能源供给以及启用氢能等新能源产品外，更为重要且极具经济价值的工具就是碳市场，甚至可以说碳市场是碳中和的标配。所谓碳市场也可称为碳交易，就是将二氧化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在供需方之间进行转让买卖。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控碳任务格外间艰巨和减排责任非同小可的大国来说，碳市场未来所可能发挥的作用会更加显著而强烈。 首先，碳市场可显著放大碳交易的实际规模。《管理办法》落地前，中国已在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八省市开展了为期10年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最终共成交4.55亿吨，成交金额累计105.5亿元，如此之小的总交易量显然与我国动辄百亿的年度碳排放量不相匹配。有了全国性碳交易市场，中国的碳市场盘子就可以越做越大。 其次，碳市场可极大提高碳交易的运行效率。从试点地区看，不仅各地碳排放交易标准与规则千姿百态，成交价格也是天壤之别，而且碳价持续萎靡不振，缺乏盈利的条件下企业参与市场交易的积极性不高。另一方面，试点地区地方政府存在着“囚徒博弈”，误认为推进碳市场会掣肘当地GDP的发展，因此，除广东等极少数试点省份外，其他省市的碳市场基本都是有场无市。但建成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市场后，不仅各地的碳排放权可以跨区域流动与配置，供给方与需求方的选择空间增大，标的数量增多，成交率与市场活跃度随之会大大提升，同时，因政策区域差异所导致的碳交易价格失真可得到根本扭转，企业从碳成本高地区转移到成本低地区的漏洞也会被封堵，最终倒逼其进入规范的碳市场交易轨道上来。 再次，碳市场可以加快中国经济结构的低碳转型步伐。碳交易通过“污染者付费”原理将碳排放的负外部性内部化，同时那些出售碳排放权的企业获得了外部性收益，并且这些企业还可以通过碳金融产品融资，比如将手中配额质押融资，从而获取增量资金，在此基础上增强技术研发与加快设备升级改造，迭代出更强大的清洁能源以及碳排放权生产力；不仅如此，CCER（自愿减排量）也是我国碳市场中最重要的交易产品之一，指的是企业可以用增加清洁能源投资所产生的减排量与碳配额等量互换，如企业在自己的楼顶上布局建设光伏，以此用于抵销碳排放配额的清缴，或者对外出售因此富裕的碳排放配额，这种激励机制无疑将导引更多企业加入到低碳产业的投资中来，从而提升整个社会的非化石能源使用占比，加快能源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 目前世界范围内正在运行的碳排放交易体系已多达21个，覆盖了全球碳排放总量的10%，尤其是欧盟的碳交易市场，从主体构造到产品设计以及标准创建和运行机制等许多方面，都积累了较为成熟的经验，值得中国参考借鉴。 经验之一是要引导碳价上升走高。碳价越高，意味着购买碳排放配额的成本越大，从而倒逼更多的企业自觉与自我减排，同时较高的碳价也是对领先控排减碳企业的回报与肯定，并会激励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与落地能够产生碳排放权收益的高级产业结构。 经验之二是适当进行碳金融创新。目前中国的碳市场主要是现货交易，但参照欧盟的成功做法，下一步碳期货发展将成为必然。碳期货可以长期持续地给予投资者稳定的价格预期，标准化的期货产品也可以降低法律风险，及时发送市场信号。建立碳排放权交易期货市场，一方面有利于投资者预判交易价格，从而提高交易市场活力；另一方面能够促进中国形成独立自主的碳排放权交易价格机制，争取碳排放权交易定价权，增强国际竞争力。 经验之三是丰富碳市场主体。欧盟碳市场上不仅有企业交易主体，也有自然人交易主体；不仅有机构组织参与，也有个人参与，最终动员全社会资本支持碳市场，使得碳市场产生出持续的活跃度。克服国内交易活跃度低、交易量小等问题，要在建立健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风险管控机制的同时，逐步扩大交易主体范围，尤其要提高金融机构的参与度，包括培育碳资产管理公司和专业机构投资者，同时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支持机构积极开发与碳排放权相关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如碳金融投资基金。 经验之四是增强碳市场相关能力供给。欧盟碳市场上除活跃着撮合碳交易的经理人员外，还衍生出了碳核查、碳会计、碳审计、碳资产管理等专业市场人才，而这些人才在中国目前奇缺。为此需要加强对市场参与主体的能力培训，同时基于强化市场需求与学科建设间联系的目的，建议推进与加强高等院校财经金融与环境保护学科的嫁接合作，支持与鼓励创建碳金融专业，为碳市场的扎实运行和碳中和愿景的圆满实现提供充分而强大的智力衬托。
本网评论员 何应洋近日，“因父去世请假8天未获批强行休假被辞”的话题，冲上热搜，法院裁决支持了劳动者。鲜为人知的是，劳动者成功维权的背后，有工会组织、工会法律援助力量的全程参与和助力。2月1日《工人日报》以《上海工会为“请丧假被辞退”职工“讨回说法”》为题，报道了上海青浦区总工会及工会援助律师全程提供法律援助，帮劳动者讨回公道的曲折过程。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强调，“哪里的职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哪里的工会就要站出来说话”。作为职工利益的代表者维护者，在职工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时，工会组织、工会干部要主动站出来，为他们说话，帮他们维权，替他们伸张正义，该说“不”时要说“不”，这是工会干部应该做而且必须要做好的“分内事”。实践中，大多数工会干部能不忘初心，站稳立场，依法维护好职工的合法权益。但平心而论，在一些企业特别是非公企业，工会干部的处境确实尴尬：面对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行为，不站出来说话，既愧对工会干部这一称号，也无法对职工交待；可站出来讲，不仅容易得罪企业领导，弄不好还要“挪位子”“摘帽子”，甚至会丢掉饭碗。说“不”真的好难！工会干部的这种进退两难的矛盾心情可以理解，但这并不能成为不敢说“不”的理由和借口。如果在职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还三缄其口、默不作声，岂不令职工大失所望。极少数地方工会组织、工会干部之所以得不到职工的信任和拥戴，其原因正在于此。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可能暂时会遇到一些阻力和困难。但既然从事工会工作，作为职工“娘家人”，就应义无反顾地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更何况还有法律法规撑腰、有职工群众支持、有各级党委和上级工会做坚强后盾。工会干部应珍惜职工“娘家人”这一称号，打消种种顾虑，敢于为职工代言，该说“不”时要说“不”。上海市青浦区工会对不法侵权行为及时说“不”，树立了“哪里的职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哪里的工会就要站出来说话”的鲜明导向，体现了一级工会组织的责任和担当，我们要为这样的做法点赞。维护不是护“短”，但该说“不”时还要坚决说“不”，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首先，要始终站稳立场，敢于说“不”。工会是职工群众自己的组织，依法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初心和使命。工会干部必须时刻牢记初心，对侵权行为敢于说“不”。其次，要树立法治思维，依法说“不”。法治是调控社会秩序、调节利益关系的主要手段，对侵权行为说“不”，必须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要注重运用法治思维，通过法治方式，依法说“不”。第三，要讲究方法策略，善于说“不”。敢于说“不”固然勇气可嘉，而善于说“不”更难能可贵。维权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维权的方法策略。维权是一项复杂而又具体的工作，哪些事件应该说“不”，何时说“不”、怎样说“不”，要把握好分寸和火候。如果不讲方法策略，不分场合、不分时间、不分对象乱说一气，不仅难以达到预期目的，有时可能会适得其反。当前，受新冠肺炎疫情和全球经济下行压力等多重因素影响，一些企业非法解除劳动合同、无故拖欠克扣职工工资报酬、不依法及时足额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等行为时有发生。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越要谨防各种侵犯职工合法权益行为的发生。工会组织、工会干部要聚焦主责主业，厚植职工情怀，勇于担当作为，对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行为，该说“不”时要说“不”，让广大劳动者在法治环境中，挺起腰杆、舒心工作、体面劳动，生活得更有尊严。
日前,由工信部主导开发的“婴配乳粉追溯”小程序,已接入76家国内主要婴配乳粉企业相关数据,标志着国产婴幼儿配方乳粉追溯体系基本建设完成。消费者可通过小程序,全面了解“产品信息”“消费信息”“企业信息”三大类32项内容。据了解,此小程序于2019年上线,已覆盖国内婴配乳粉年产量的88%,总追溯数据量达11.6亿条。孩子是国家的未来,保障他们的“口粮”安全,很大程度上就是保护国家的希望和未来。追溯,是为了保证乳品相关信息透明化,不让婴幼儿配方乳粉存在“隐秘的角落”。提起婴幼儿配方乳粉,2008年发生的“三鹿奶粉事件”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仍无法完全消弭。婴幼儿“口粮”安全底线的失守,使得国产奶粉信用体系一度崩溃。即使全链条安全追溯的当下,仍有以“固体饮料”充当奶粉的违法行为诉诸媒体。食品安全,尤其是婴幼儿的“口粮”,一旦出现质量问题,会对孩子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这一关口,绝不容许有任何闪失。对婴幼儿配方乳粉之殇痛定思痛之后,中央和地方、部委与企业,以更大的决心、更完善的制度、更科学的手段,筑起了防护墙。从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2013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提出重点加快婴幼儿配方乳粉和原料乳粉等电子追溯系统建设,到2016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管理办法》;从2018年工信部举行部分婴幼儿配方乳粉企业工作座谈会,提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大力推动企业兼并重组,构建安全长效机制,到2019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委制定出台《国产婴幼儿配方乳粉提升行动方案》,一系列法律制度和政策措施出台,剑指乳粉质量和安全问题,引导和规范乳粉产业发展。自2016年起,国家对婴幼儿配方乳粉季度抽样检验改成进行“月月抽检、月月公开”以来,全国各省地级市都加强了对婴幼儿配方乳品的监管和抽样检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2020年第18号)通告显示,2020年上半年抽检婴幼儿配方乳粉4834批次,不合格5批次,不合格率0.10%,不合格率同比-0.09%。从数据来看,一系列“组合拳”进一步提高了婴幼儿配方乳粉的安全性,也说明以“婴配乳粉追溯体系”等措施倒逼乳企保障质量安全,是可行之举。据了解,目前“婴配乳粉追溯”小程序可查询的企业包括伊利、欧世蒙牛、雅士利、飞鹤、君乐宝、完达山、三元、澳优等国内主流品牌,也包括美赞臣等海外品牌。其实,从媒体的曝光来看,不止国产奶粉,进口奶粉的质量也参差不齐。接下来,希望有更多奶企接入工信部的消费者追溯查询平台,无论是知名品牌还是不知名品牌,境内企业或境外企业,只要其产品在国内婴幼儿配方乳粉市场流通,都应该可追溯。也要认识到,我国婴配乳粉追溯体系的建成,只是一个开始。真正确保婴幼儿配方乳粉“零风险”,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不管是继续完善相关法律,还是引导行业有序竞争,抑或是强化行业自律,企业都要守好第一道关口,监管都要时刻亮剑。如此,婴儿“口粮”才能真正让人放心。推及整个食品行业,也唯有安全,才会得到消费者信任,企业才能经营长久。如此,才是良性发展之道。作者:陆玄同
拉丁美洲分为33个国家和地区，整体并不算穷困。与亚洲和非洲相比，由于资源丰富，地理上不容易受到侵略，又能吸收到素质较高的欧洲移民等优势，拉丁美洲各国经济的“底线”普遍较高。 证据就是2019年世界银行数据中，排名末尾的30个最落后国家中，有24个非洲国家，5个亚洲国家，却只有一个海地来自拉丁美洲。 但有些尴尬的是，虽然拥有诸多优势，拉美历史上却从未有过发达国家。 就连拉美经济的优等生——智利，2019年人均GDP也不过1.5万美元，与发达国家水平相比差距较大。 历史上拉丁美洲曾经具备很高的起点。1700年拉美的人均收入与北美大致相同。但从那以后的300年中， 拉美各国步步落后于北美。而且差距越来越大，1820年拉美的人均产值是北美的2/3，到2000年拉美的人均收入大约只相当于美国的20%。 出生在智利，担任过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塞巴斯蒂安·爱德华兹教授，在他的著作《掉队的拉美》一书中深入剖析了这种现象的原因。 北美和拉美都是从殖民地开始独立的。虽然同为殖民地，但英国人的管治和西班牙人有显著不同。北美的英国移民从一开始就获得了自治权。虽然英王也向各殖民地派遣了总督，但本地精英组成的地方议会却早早将立法和财务大权把握在手中。可以说，在1775年打响独立战争号角之前，北美人民已经实质在自己管理自己。 而在西班牙控制的拉美殖民地，情况却有很大不同。首先在殖民拉美时，西班牙正在欧洲大陆四处开战，于是迫切需要拉美提供大量黄金白银作为支持。 西班牙对拉美实行残酷的压迫统治，除了开采黄金白银外，几乎不许拉美发展任何本地产业。为了给西班牙农产品(行情000061,诊股)找到出口市场，甚至连拉美的农业开发都受到很大限制。 更可怕的是，数百年殖民期间，由于西班牙一直不肯让渡任何政治权力，连殖民地的各级官职都被当货物出售，拉美本地人从未获得过从政经验。所以在拉丁美洲诸国在19世纪20年代获得独立后，本地居民对于如何管治国家完全没有头绪。 本地人民没有参政经验，没有合格的基层官员，拉美的新生政权就等于建立在沙土上的城堡，根基不稳，自然常常发生内乱和政变。所以拉美各国在独立之后，与北美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加大了。 拉美与发达国家又一次的差距拉大，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当时正是以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电脑技术、生物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开启之时，国家间的竞争日益变成国民素质的较量。 而拉美的历史欠账又一次拖了后腿。由于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公，拉美诸国在识字率、预期寿命、医疗条件和教育覆盖率方面提高缓慢，在发达国家不断改革前进的时候，拉美国家却由于不断加重的社会矛盾步履缓慢。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开始腾飞的时候，拉美各国也启动了一系列市场化改革。但30年后结果却很尴尬——中国开始崛起，拉美国家却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拉美人做错了什么？一种观点认为，拉美人是被美国操纵下的错误计划——“华盛顿共识”误导了。 但《掉队的拉美》的作者反对这种观点：“华盛顿共识”并非由任何官方发起的经济计划。改革方案主要源自拉美国内，是由一群经过国外训练、被贴上“技术官僚” 标签的经济学家制定的。 拉美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政策，甚至违背了华盛顿共识中的几个要点。爱德华兹教授在书中指出了拉美国家与“华盛顿共识”相违背的三大错误。 第一大错误：错误的汇率政策。按照人为设定的高汇率钉住美元。这一方面降低了国内的出口行业竞争力，另一方面又助长了金融投机，大量国际短期资本造成了泡沫。 第二大错误：仓促的私有化政策。在缺乏管制和竞争的状况下，将能源、供水、交通等行业私有化了。这样的结果就是从国有垄断变成了糟糕的寡头垄断。 第三，拉美国家在保护法治、知识产权司法体系等方面建设缓慢。 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里，拉美各国选择的道路开始分化。有些国家滑入了新民粹主义的轨道，如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尼加拉瓜。这些国家的经济政策，日益显现出反对全球化和强调政府控制的特点。 另外一些国家，则走向以创新和生产率提高为基础的繁荣之路。按照爱德华兹教授的看法，秘鲁、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等国，与拉美地区其他国家的差异将会越来越明显，其收入和生活水平会不断接近其他地区的发达国家。 这二者以外的其他国家，则在摇摆不定，比如阿根廷、巴西等国。 到底哪个拉美国家能冲破“中等收入陷阱”，成为新的发达国家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在中国，长期货币过度充裕的状态让市场对高通胀一直抱有高度敏感的警惕心态，2020年一季度时的高CPI运行态势，使得市场一度担心猪肉价格上涨会引发消费价格的全面上涨。2020年11月物价公布后，市场又担心通缩再来。笔者认为，即使从CPI角度观察，短期的“通缩”也没有改变中国物价将进入长期低增平稳运行期的趋势；这段长期的物价平稳，将与过去40年期间的物价高波动和高增幅状态，形成鲜明对比。 从CPI定基指数上看（1978年=100），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物价高涨幅，主要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10年期间物价水准翻番，由1990年的216.4上升到了1999年的432.2，之前和之后的物价上涨则相对平稳。显然，正是市场经济导入和间接型税收体制这两大改革因素，导致了那段时期中国物价的持续快速上涨。 过去中国物价上涨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领先的首要原因，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本身带来市场化和商品化发展。改革开放之初，中国3/4的人生活在半自然经济状态，这种状态决定了中国的很多消费品，尤其是农产品(行情000061,诊股)的价格是显著偏低的——很多生产要素并没有在售价上得到体现，农民将剩余农产品出售时，他只要求获得边际成本，通常是他额外的几近于零的劳动力价格，农产品中的土地要素、资本投入等，都没有在售价中得到体现。随着中国商品化进程的发展，市场经济推进扩展了对要素回报的要求，原先商品成本的货币计算中没有被考虑进去的生产要素，越来越多地得到体现，随着生产要素对商品售价渗透率的提高，农产品等商品越来越完整地包含了价格形成的要素；只要商品经济对自然经济的吸收过程在继续，一般物价水平的上涨就不会停止。 1993年之前中国的增值税体系还没有全面铺开，1994年后中国在经营中间环节征税的增值税、营业税体系全面建立。施加在生产、流通环节的各类直接和间接税收，增加了经营成本，经营者必定要求在售价中得到弥补，于是一般物价水平上涨和货币贬值。生产和技术的进步，投入中工业品比重不断增多，比如农业投入中的化肥、农机具等相对于劳动和土地的大幅提高，投入要素的工业制成比重增加，意味着其中的税收比重也上升，这就进一步带来了成本的上涨。尽管由于国家经济生产力进步带来了单位产品税率的下降，但工业投入比重的上升，还是导致了税收比重的增加。工业化带来了生产力进步和经济繁荣，但在间接型税收体系下，也带来一般价格水平的上涨。 按照“十四五”规划纲要的建议，中国建立直接型税收体系的未来税改方向不变。随着直接税体系的建立，间接税比重下降，税收对物价的影响将由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助涨转为助跌。 中国物价 长期平稳趋势形成 当前中国物价走势的分化态势，表面上看很复杂：货币宽松环境下CPI高波动中相对高位，核心CPI持续低位运行，PPI持续收缩。但按照笔者观察通胀的三阶段划分，未来物价的长期趋势取决于经济体系中成本要素的变化，长期视角中货币因素已退居次位，中国未来30、40年的物价运行，将显著比过去改革后40年的物价低一个台阶。 未来中国经济结构变动方向是服务化和信息化，工业化阶段已基本结束，信息化提高了各行各业的生产效率，使得单位产品生产成本下降；相对于工业化进展带来的税收纳入增加，相对于工业化，服务化的税收纳入增加效应并不明显，因此即使没有税收体制改革，中国的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也不会再现上世纪90年代产品成本中要素成本和税收成本扩展的现象。未来的物价增长，将更多地取决于经济体系本身的技术进步，仅仅因工农生产力进步“剪刀差”而来的农产品价格上涨，是很缓慢的，未来的农产品涨价态势将长期放缓。 未来货币环境或面临两个不同发展前景：数字货币对信用货币的替代，货币政策目标转向金融平稳。在人类货币发展史上，信用货币对金属货币的替代，打破了物价长期稳定的历史；未来如发生数字货币对信用货币的替代，那么物价的稳定将重又提高，届时物价的变化可能又需经历差不多一个世纪才能看出来，一代人的时间里几乎感觉不到变动，物价变动最重要意义成了经济历史研究者的统计数字。即使货币替代没有发生，货币政策重心也将由截至当前为止的经济和物价，转向金融平稳，这意味着新世纪以来货币过分宽松状态的终结趋势。 中国物价 运行波动性显著加大 经常引发市场对中国高通胀预期的重要基础，是农产品价格高涨推高CPI。伴随着越来越多小品种农产品期货上市，农产品期货交易规模扩大，农产品价格日益脱离真实商品供求关系的影响，中国农产品价格波动显著加大。 在农产品资本化的早期阶段，挂钩农产品的金融商品品种和交易量均比较小，农产品期货等少数几种金融工具，主要发挥了平稳市场的作用。在农产品期货市场中金融类交易占比成为主流之前，农产品自身供求关系和季节性供求规律仍对价格发挥着主导作用。农产品资本化对市场的稳定影响，其实是一把“双刃剑”。金融市场与商品市场不同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具有显著的“结清”特征，即金融商品价格会迅速对各种信息做出反应，这种信息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虚假的“噪声”。 在西方，由于生产经营模式主要为大农场、大资本模式，供给端的生产、经营者不仅抗波动能力较强，且对现货市场有着基本的定价权，因而农产品资本化对价格波动影响的“负作用”，能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实践中农产品资本化的价格稳定作用，要表现更明显一点。与海外世界不同，中国农产品生产仍然以小规模经营为主，农户模式仍然是主要经营模式，即使农户联营的合作社等合作组织，也大多是松散型的，以信息共享、风险分担为主要目的合作组织。随着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中间商对市场的价格控制力不断上升，生产环节的农户日益成为农产品市场上价格的被动接受者。在农产品资本化条件下，中国农产品经营的农户既对农产品金融产品价格没有影响力，对农产品现货市场也没有定价权。因此，随着近几年农产品资本化的发展，中国农产品价格波动性有着上升趋势。 属于大宗品的农产品期货还有着国际市场产品“锚”，因此国内农产品市场资本化后波动程度要受到国际市场限制。但是对于属地化、区域性的农产品，资本化后的波动性上升就极易呈现。2013年9月，中国鸡蛋期货上市；2017年12月，中国苹果期货上市；2019年4月、8月，红枣期货和粳米期货上市。2019年3月后，中国CPI突然跃升并在高位运行，食用品价格也打破季节性波动规律，原因就在于鲜果农产品期货炒作带高了现货市场价格。 大概是国人的好打麻将习性，各类农产品期货推出后市场交易也一直较为活跃。中国农产品经营的结构——生产端分散、中间端集中、消费端分散，决定了中间商对现货市场价格有着重要影响力。这种结构决定了农产品资本化对价格波动，有着明显的助推作用，使得未来中国通胀走势的复杂性上升，客观上也增加了物价部门对通胀管理的难度，使得货币政策对通胀的影响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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