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2021年投什么？公募私募集体看好这三大主力板块） 对于2021年的结构性行情，公募私募一致看好有持续成长空间的行业，如消费、医药和制造。2020年A股即将收官，来年展望，机构投资者对2021年普遍乐观。东方马拉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认为，未来投资机会依然丰富。其董事长钟兆民表示，长期投资人100%不缺牛股，缺乏的是骑住牛股的方法，在投资这门实践的学问里，需要抓住核心要素，“像投资中心房产那样，紧握稀缺公司的股份，无问西东，无问波动”才能坦然盈利10倍甚至更多。长城基金多元资产投资部总经理马强则判断，在2021年一季度里，政策大幅收紧的概率比较小，“不需要过分担忧收缩节奏，而要观察一季度经济数据情况。”南方基金副总裁兼首席投资官(权益) 史博认为今年是A股新起点，2021或进入资产配置转换期，鉴于权益市场未来的增长空间，可以说谁先把握这样的趋势，谁就更可能先受益。对于2021年的结构性行情，公募私募一致看好有持续成长空间的行业，如消费、制造和医药。继续演绎结构性行情核心团队组建于2004年的东方马拉松目前管理30只私募产品，作为中国本土价值投资领域较早的探索者之一，钟兆民一直在践行价值投资理念，他认为投资就是要抓住核心要求，要买就买稀缺。在标的选择上，他提出了“先白马后黑马”论，因为投资要面临很多不确定，仅参与白马的投资是不够的，要一定程度参与新的东西。至于投资顺序，钟兆民认为，先投资具有唯一性、垄断性的公司，后投资竞争性、极品企业家创造的稀缺性公司。在南方基金史博看来，2021年可能还是一个继续分化的市场。今年市场上50%的股票没怎么涨，上涨的主要集中在前面的龙头公司，这种分化的本质原因是市场的前端建设比较好，随着科创板的推出、创业板注册制改革，科技类、创新类公司的引进已有很大突破，同时监管层也明显加大对上市公司的处罚力度，在现行退市机制下，这种分化情况还会持续。对于2021年的股票市场，长城基金马强有两个判断，一是整体风格会有调整，四季度到明年，经济是持续向上但货币政策是边际向下，在这种组合下，本身已经处在高估值的成长板块，边际上相比顺周期板块会出现一些势弱。二是关于2021年的整体收益，还是要适度降低一些预期。因为机构投资者的比例持续上升，所以头部公司更受关注，结构化行情依然会维持。消费、医药和制造随着中国整体经济增速的下降和社会零售总额的下降，消费行业进入“总量放缓，结构分层”将成为新常态。庞大的人口基数叠加不断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东方马拉松投资确信消费领域会出现大量机会，未来看好的方向主要有高端白酒、生猪养殖产业、化妆品行业，以及互联网细分赛道。长城基金马强在行业和个股的选择上，倾向基于行业景气度来选择子行业，根据企业竞争优势来选择个股。在消费领域里，他提到，白酒企业的十四五规划陆续出台，对未来五年的业绩展望龙头企业收入增速或达到15%-20%，因此头部白酒企业享受行业集中度提升和自身产品结构升级的双重红利，对海外投资者非常有吸引力。南方基金史博认为医药板块从长期来看，有很高的投资价值。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从需求的角度来讲，医药板块可能是最好的板块，因为其他板块的需求是内部的结构调整，但养老带来的对医药、医疗的需求不是板块之间的机会而是对整个医疗服务的需求。从这个角度来讲，医疗服务、医药长期非常乐观。对于医药行业的投资机会，东方马拉松认为要在细分领域中寻找结构性机会，看好创新药、医疗器械、医疗服务和研发服务等。选择有真正创新能力的药品和医疗器械企业，能在医保结构性调整中持续的获益。看好有核心壁垒的自费、可选医疗消费服务的企业，比如连锁眼科、口腔、体检企业等。在科技与制造方面，长城基金马强表示四季度继续看好工程机械，不仅是因为顺周期，企业本身也有技术突破，能抢占海外市场的需求。东方马拉松也认为过去三十年中国承接了全球产业转移，现阶段中国制造业有体系优势，产业转移仍在继续，未来优秀的制造业企业能全球化，行业天花板很高。
纵观各家银行年报，RPA被提及的频率和篇幅一涨再涨。不谈RPA与流程优化，就等于错失银行数字化转型的一把钥匙。究竟RPA和AI，如何优化银行内部业务流程、加速银行数智化升级？今晚8点，达观数据联合创始人纪传俊将做客《银行业AI生态云峰会》，将从技术、业务、行业趋势等角度，分享他对于「银行RPA」的洞见。值此跨年之际，雷锋网以「线上云峰会」的形式，邀请数字化风控、数字化营销、数字化客服、数据平台、数据中台、数据安全、数据库、银行云、银行RPA、银行业务系统，十大银行赛道里的科技专家，陆续分享他们对于银行科技的理解。嘉宾分享纪传俊，达观数据联合创始人复旦大学硕士和优秀毕业生，人工智能高级工程师，银行业智能机器人负责人。纪传俊对AI产品在银行及金融行业的场景化应用有丰富经验，覆盖零售、对公、风控、审计等业务条线，成功主导了招商银行、浦发银行、工商银行等多家银行的智能化场景落地。演讲主题《RPA+AI：赋能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全新引擎》演讲时间2020年12月29日，晚上8—9点演讲大纲智能RPA与银行数字化转型达观数据银行业RPA应用场景分享银行业智能RPA最佳实践智能化RPA的规划和展望如何参会？关注公众号《AI金融评论》，在公众号对话框回复关键词“参会”，即可进群观看直播。
要说谁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投资家，相信不少人都会第一时间想到巴菲特。可是在波澜壮阔的金融江湖之中叱咤风云的，绝不只有“股神”一人。比如本文的主角，比巴菲特早出生18天的乔治·索罗斯。说起索罗斯，有人将他誉为“金融奇才”，因为他创造过日赚10亿美元的惊世记录；有人骂他是“金融流氓”，只因他凭借着诡异的做空手段令不少国家的货币体系一度错乱坍塌；他是很多人心中的“投资舵手”，一个不经意的举动就会引来八方投资客的羊群般跟风；他也是很多人心中的“慈善老人”，自己赚钱的同时也在慷慨地为穷人花钱……不同于巴菲特对于价值投资的坚守，索罗斯更像是个投机者，他的风格更加“嚣张跋扈”，论投资业绩，索罗斯创下的年复合投资收益率，甚至比巴菲特还要高出不少。正因如此，索罗斯才成为了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巨鳄”——他既能在国际金融界兴风作浪，令许多国家苦不堪言，又能展现出一颗悲悯之心，改变很多穷人的命运，就像疯狂吞噬猎物却又流着眼泪的鳄鱼一般。11930年8月12日，乔治·索罗斯出生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彼时的欧洲，正处于反犹太主义不断抬头的时期，匈牙利更是被当作争夺与博弈的筹码，处在东西方对峙的前沿。当索罗斯刚刚开始上学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纳粹德国入侵布达佩斯，索罗斯全家不得已开始了逃亡生涯，直到纳粹德国投降，索罗斯才得以重返故里。据索罗斯自己回忆，幼年的背景让他从小就深深体会到了一种“不确定”的生存动荡。1944年是索罗斯生命里极不寻常的一年。目睹意大利的投降，耳闻苏联反攻胜利的喜讯，匈牙利的所有人都笃定纳粹败局已定。和大多数人一样，索罗斯也乐观地认为犹太人的命运不会太坏，然而就在这一年，丧心病狂的纳粹开始了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短短几个月时间里，有数十万犹太人丧生。万幸的是，凭借着父亲的高度警觉与大胆冒险，索罗斯一家逃过了这场浩劫，可是这段“预期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仍给索罗斯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也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索罗斯价值观和投资观——你所感到的哪怕最确定的东西，也可能和现实发展不一致，因为“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环境，要忘掉你在正常社会里的行为”；同时，这些经历也潜移默化地塑造了索罗斯一生的冒险倾向，“为了生存，冒险是值得的。”二战结束后，索罗斯离开了匈牙利，并于1949年进入英国伦敦经济学院（LSE）攻读经济学专业，那里云集了欧洲多位顶级大师。其中，大经济学家冯·哈耶克和大哲学家卡尔·波普的理论观点深深地影响了年轻的索罗斯，尤其是卡尔·波普的代表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不仅为索罗斯的求知生活奠定了基础，还影响了索罗斯的一生。在以后的岁月中，索罗斯在不同场合屡屡提到这位老师，其哲学思想也成为了索罗斯能够在华尔街获取财富的理论之源。毕业之后，索罗斯做了一段时间的推销员，不甘于现状的他于1956年来到美国华尔街，从此开启了自己的金融投资生涯。经过了十几年的历练，索罗斯决定试水基金领域，并创办了自己的首个投资基金业务——双鹰基金。也就在此时，他认识了从耶鲁大学毕业的吉姆·罗杰斯，两人一拍即合，共同管理双鹰基金，专门从事欧洲与美国证券市场间的套利交易。而后不久，索罗斯和罗杰斯又一起创立了量子基金管理公司，他们一个负责投资决策，一个负责市场分析，成为了当时华尔街著名的黄金搭档。此后，凭借着对市场的敏锐洞察以及大胆果断的投资决策，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在金融市场屡屡告捷，管理资产规模不断扩张，索罗斯自己的身价也水涨船高。此外，在量子基金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平均每年都能给投资者带来35%左右的回报率，某种意义上讲，量子基金已然成为了索罗斯在金融市场的代名词。这时的索罗斯，市场影响力还没有达到人生中的巅峰时刻，直到1992年的来临。2在国际货币体系中，英镑一直都是最主要的货币之一，主宰这一强势货币的是资本实力雄厚且管理经验丰富的英格兰银行。可就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一向财大气粗的英格兰银行却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自1989年柏林墙倒塌以来，德国经济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新机遇。与此同时，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也推进得有声有色，尤其是当欧洲12个国家签订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明确了欧洲汇率体系的新框架后，几乎所有人都预感到了一个庞大的经济联合体即将问世。按照《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规定，西欧各国的货币不再单方面地盯住黄金或美元，而是彼此之间相互盯住；每种货币都允许在一定的汇率范围内浮动，一旦超出了规定的范围，各成员国的中央银行有责任通过买卖本国货币进行市场干预，以稳定该国货币汇率。制定这一规则，本意是要维持欧洲各国货币之间的汇率相对稳定，然而各国经济发展极其不平衡，各自基于国家利益，很难做到真正一条心，导致彼此间经济基本面相去甚远，这便是该汇率机制的巨大漏洞。事实也确实如此，当时的英国经济正处于日渐衰退的阶段，财政支出困难重重，英国当局理应通过降低利率来刺激投资和消费，但为了维护英国的国际地位，又必须要继续推行高利率，致使英镑汇率价格不至于走软。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英国的处境非常尴尬。这一切，都被索罗斯看在眼里。他敏锐地预见到，由于要重建原东德，德国肯定要过一段经济拮据的日子，而无暇帮助其他国家渡过经济难关，这必将会对其他欧洲国家的经济及货币带来深远的影响。果然，英国政府对于提振国内经济渐觉力不从心，不得已向德国联邦银行提出了降低利率的要求，却收到了后者的坚决反对。面对英镑汇率的一再走弱，英格兰银行无奈之下只得购入33亿英镑来干预市场，但仍未能扭转颓势。此时的索罗斯，已瞄准了他的猎物，蓄势待发。1992年9月16日，索罗斯一口气抛售了70亿美元的英镑，并买入60亿美元的马克，同时又卖掉了巨额的德国股票，买入了大量的英国股票。紧接着，国际资本疯狂跟进，纷纷抛售英镑。尽管英格兰银行动用了高达269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进行干预，甚至以一日内两度升息的极致手段表示决心，但最终还是惨遭失败，英国政府不得不宣布退出欧洲汇率体系。这一天，被英国人称为“黑色星期三”。经此一役，索罗斯声名鹊起，据公开信息显示，索罗斯一人动用了100亿美元，并于当天从英镑空头交易中豪取10亿美元的巨额利润。《经济学家》杂志盛赞索罗斯是“打垮了英格兰银行的人”。此后几年，索罗斯继续在国际金融市场翻云覆雨：1994年，他瞄准了墨西哥经济发展模式中的弊端和墨币比索的弱点，在期权、期货市场大规模卖空比索，致使墨西哥国家外汇储备短时间内告罄，引发了比索大幅贬值与本国股市的一泻千里；1997年，索罗斯故技重施，以泰国为切入点，对汇率存在高估的东南亚国家发动了货币攻击，引发了多个国家货币体系和股市的崩溃，并直接推动了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而索罗斯自己收获的财富，可以购买价值19万美元的劳斯莱斯轿车5790辆，或者为哈佛、普林斯顿、耶鲁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每个学生支付3年多的学费。虽然索罗斯一次又一次地声名大噪，其拥趸也越来越多，但仍有不少国家对于索罗斯的投机行为痛恨不已，诸如“金融流氓”、“金融恶棍”、“金融魔鬼”之类的谩骂声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索罗斯对此却不以为然，他在《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一书中写下了这样的话：“在金融运作方面，说不上有道德还是无道德，这只是一种操作。金融市场是不属于道德范畴的，它不是不道德的，道德根本不存在于这里，因为它有自己的游戏规则。我是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我会按照已定的规则来玩这个游戏，我不会违反这些规则，所以我不觉得内疚或要负责任。从亚洲金融风暴这个事情来讲，我是否炒作对金融事件的发生不会起任何作用，我不炒作它照样会发生……”3如果说一次成功尚属运气，那么接二连三的成功就一定是实力了。虽然索罗斯被世人公认为金融投资大师，但他本人却并不喜欢这个称谓，而是更愿意将自己定位成一个哲学家。在实践中，索罗斯将自己的投资思想概括为“金融炼金术”，这一思想源自于他的一个别样的哲学理念——认知的“可错性”。在索罗斯看来，人类对于事物的认识反映同现实世界的真实情况不可能做到完全一致，其中必然存在某种认知与现实之间的偏差，即便是在个别情况下认知与现实完全相符，充其量也是偶然的和一时的，而作为认知主体的人类本身，既不能在事先预知这种偏差，也未必能在事后完全把握，这便是“可错性”的含义，它继承了卡尔·波普“可证伪性”的思想。基于“可错性”的逻辑，金融投资者同样不可能完全具备传统经济学假定的理性，金融价格也不可能是金融资产内在价值的无偏估计，因此只要承认人类认知与行为存在犯错的可能，就必须要重视这些认知与行为偏差对金融市场价格发展的实际影响，这就是索罗斯金融投资思想的精髓所在。归纳起来，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反身性理论”。在传统经济学中，均衡的概念占有重要地位。但索罗斯却认为：“均衡是极为荒谬的概念，它使经济理论的一切结论丧失了与现实世界的联系。在金融市场上，均衡是不存在的。”这是因为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是人，而人是有思想的，人的思想在金融市场上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参与者希望了解其所参与的情况；另一方面，他的了解将作为决策的基础，并影响事件的发展。这两种角色会不可避免地相互干扰，若是仅从某一方面来探索市场，必然无法完整地把握市场规律。索罗斯称这种交互作用为“反身性”。索罗斯认为，“反身性”之所以存在，一个最为根本的原因恰恰在于认知的“可错性”，为此，索罗斯对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表达了极大的失望，因为传统经济学的另一个基本假设就是理性经济人。按照索罗斯的观点，人们对金融市场的认识永远不可能达到一个完备的程度，亦或者说，错误一定存在于人们对市场的认知当中。第二，从市场的错误中获利。由于“可错性”与“反身性”的存在，金融市场价格的演化势必要同时受到价值“基本面”和“认知偏差”的影响，而市场价格也很难精准地表达其价值，因此索罗斯坚决反对“有效市场理论”的基本观点，并坚称市场失灵是普遍存在的，市场崩溃只不过是问题长期积累而呈现出来的一种极端现象。正因为索罗斯坚信市场是错的，因此他才能从市场的错误中大获其利，比如1992年索罗斯对英镑的成功狙击，便是充分利用了当时英格兰银行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值得一提的是，索罗斯同样认为自己犯错误的可能性与别人一样大，这种敢于直面自身错误的勇气难能可贵。第三，反对投资中的一般性方法论。索罗斯认为，不可能概括出赢取超额利润的通用方法，否则人们便可以运用它通吃市场，市场将不复存在。基于这一思想，索罗斯提出了“金融炼金术”，其真谛在于：金融市场的发展是一个不断验证投资者市场猜想的历史过程，人们可以从某个合理的逻辑猜测起点出发，构造某种反身性的市场假说并将其付诸投资，然后以市场实际发展进程来检验该假说的有效性；但市场是充满不确定性的，倘若该假说为市场接受，那么投资者便可从趋势把握中获取超额利润，否则投资者就应该尽快抛离原有假说并寻找新的逻辑起点。考虑到不同的假说有着不同的逻辑起点，故而并不存在能够稳定获利的通用方法。正是由于金融市场最大的特征就是不确定性，因而索罗斯认为，任何预设假定前提并套用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来归纳金融市场的历史过程，或者试图从历史经验中总结出一般性盈利方法的努力，都违背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为此，索罗斯强烈反对在投资管理中的数学化、工程化倾向，他常常说：“我们从不使用复杂的金融衍生工具，我所知道的数学符号也不比α、β更多。”上述种种，与其说是索罗斯的投资思想，倒不如说是一套别致哲学体系。就如他自己所言：“我希望人们不要过多地试图研究我是怎样在股市上赚钱的，而是更多地注重我的哲学理念。”4索罗斯还是个大慈善家。他常常说，自己的兴趣就是为别人花钱，要“趁我还活着的时候赶紧把钱花出去，慈善给了我工作的理由，赋予我生命更高的意义”，而他在慈善事业上撒钱的慷慨程度更是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公开资料显示，索罗斯曾经为一项对身患绝症者提供“临终关怀”的计划捐出1500万美元，曾为一个对合法移民提供帮助的基金捐献了5000万美元。有人做过估计，如果根据索罗斯的家产和他慈善捐款的比例来衡量，他可能是世界上最慷慨的慈善家之一。有意思的是，虽然索罗斯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宛如巨鳄一般，对待猎物是残忍无情地吞噬，但他同样热衷于为国际人道主义事务提供资金援助。他曾捐献了5000万美元用以在受战争破坏的萨拉热窝建造紧急供水系统，也曾为了防止俄罗斯科学家在苏联解体之后为中东的独裁者服务，而承担了他们中将近1/3人的年薪。在东欧、亚洲的一些国家，索罗斯成立了大量的慈善基金，他的理想是建立一个能保护公民权利、支持民主政府和市场经济的“开放社会”。索罗斯还创建了中部欧洲大学、国际科学基金会和公共媒体研究所，每年的花费超过3亿美元。为此，牛津大学、布达佩斯经济大学和耶鲁大学特别授予索罗斯名誉博士学位，意大利波伦亚大学也将最高荣誉——Laurea Honoris Causa加在了索罗斯的身上。在爱他的人心中，他是个天使；在恨他的人眼里，他与魔鬼无异。投资家、慈善家也好，流氓、投机分子也罢，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多面性的存在，才塑造了如此魅力无限的乔治·索罗斯。2011年，索罗斯正式宣布退休，结束自己40多年对冲基金经理的职业生涯，一代宗师归隐田园，令人感慨万千，唏嘘不已。虽然已身不在江湖，但 “金融巨鳄”的传说，从未远离。参考文献：1、张锐：《乔治·索罗斯：多面的金融投资家》，2011年；2、罗伯特·斯莱特：《索罗斯传》，2009年；3、乔治·索罗斯：《金融炼金术》，1999年。
12月25日，银保监会发布《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理财产品销售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受到理财产品销售机构和投资者的广泛关注。 “虽然在资管业务规则体系中，《办法》的‘辈分’不高，但它肩负着深入落实资管新规、理财新规和《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等制度规则的重任，是非常重要的。”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理财产品的销售，一端连着理财子公司和代理销售机构，一端连着广大投资者，各方的关系和责任在《办法》中予以了厘清。 合规销售机构只有两类 近期，互联网存款产品集体下架，与此同时，《金融时报》记者注意到，互联网平台对理财子公司的理财产品展示也做了相应调整，目前大多数互联网平台已看不到相关产品在售。 那么，哪些机构才是销售银行理财产品的合规主体？上述《办法》将理财产品销售机构分为两类：一类是销售本公司发行理财产品的银行理财子公司；另一类是接受银行理财子公司委托销售其发行理财产品的代理销售机构。 “这一点备受市场关注。”董希淼表示，此前发布的《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提出，理财子公司可以通过吸收公众存款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或监管部门认可的其他机构代理销售理财产品。不少互联网平台及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寄希望于成为具备代销资质的“其他机构”。然而，此番征求意见稿并没有进一步扩大代销机构范围。银保监会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办法》保持了现有理财产品销售制度的连续性和平稳性。 “在理财子公司刚刚起步、市场辨识度不高以及投资者教育还需加强等情况下，《办法》对理财产品代理销售相对谨慎，维持理财产品销售制度的连续性和平稳性，是必要和恰当的，这有助于投资者更好地辨别，也是对投资者的一种保护。”董希淼对此分析认为，这将使得理财子公司理财产品在销售机构范围方面，与公募基金等存在一定差距。对一些年轻的投资者而言，如果不能从互联网渠道方便地购买理财子公司产品，可能会影响他们购买理财子公司产品的意愿。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办法》预留了制度空间。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将根据银行理财产品的转型发展情况，适时将理财产品销售机构范围扩展至其他金融机构和专业机构。 “共同担责”推动打破刚兑 “《办法》坚持‘卖者尽责’与‘买者自负’的有机统一，推进有序打破刚性兑付，强化信息全面登记。”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 董希淼表示，《办法》厘清了理财子公司和代销机构的销售责任：银行理财子公司是理财产品的设计发行方，主要责任是明确“是什么产品”“由谁来卖”“如何管理卖方”；代销机构面向投资者实施销售行为，主要责任在于“卖什么产品”“卖给谁”以及“该怎么卖”，两者应共同承担理财产品的合规销售和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义务。同时，《办法》还分别提出对机构和产品的尽职调查要求。 专家普遍认为，“共同担责”将有助于推动打破刚性兑付。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6月底，净值型理财产品存续规模约为13.2万亿元，占全部理财产品存续余额的53%。其中，理财子公司发行的产品均为净值型产品，存续余额约达两万亿元。 禁止18项行为 保护投资者权益 “此前发布的理财新规和子公司管理办法，对理财子公司理财产品的风险评估、销售管理、代理销售提出部分要求。但上述规章制度，对理财产品销售管理的规定较为笼统且分散，全面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都存在不足。”董希淼认为，此番发布的《办法》充分借鉴国内外资管产品销售已有的成熟监管标准和实践经验，针对银行理财子公司特点，对理财产品销售机构、销售渠道、宣传销售文本、销售人员管理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规定，明确责任，加强规范，补足了理财子公司理财产品销售管理的制度空白，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具体而言，《办法》明确了相关禁止行为，多达18条。包括误导销售、虚假宣传、与存款或其他产品进行混同、强制捆绑和搭售其他服务或产品、诱导投资者短期频繁操作、违规代客操作、强化产品刚兑、私售“飞单”产品等方面。 “《办法》分线下和线上两种情形对理财产品的销售渠道作出规范。评级为四级以上理财产品销售，除非与投资者当面书面约定，应当在营业网点进行销售。”董希淼表示。 《办法》提出，对于通过营业网点向非机构投资者销售理财产品的，要求实施理财产品销售专区管理，设置明显标识，并对每只理财产品销售过程进行录音录像；对于通过电子渠道向非机构投资者销售理财产品的，要求销售机构完整客观记录营销推介、产品风险和关键信息提示、投资者确认和反馈等重点销售环节，确保能够满足回溯检查和核查取证的需要。
中国证监会12月28日在北京举办中国资本市场建立30周年座谈会。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在座谈会上发表了题为《继往开来 砥砺前行 奋力谱写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的讲话。易会满在讲话中梳理了我国资本市场30年的发展成就，总结30年改革发展取得的经验，提出下一阶段资本市场的任务部署。 易会满表示，将紧紧围绕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的总目标，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聚焦“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等核心任务，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办好自己的事。 回顾30年 资本市场发展成就举世瞩目 回顾我国资本市场30年的发展，易会满指出，30年来，资本市场在改革中前进，在开放中成长，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和跨越式发展。目前，我国股票、债券市场规模均居全球第二，商品期货交易额连续多年位居世界前列，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为加快建设现代金融体系、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积极力量。 一是服务实体经济取得了显著成效。30年来，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从服务国企改革起步，到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科创板相继推出，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规范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渐趋完备。30年来，资本市场累计实现股权融资超过21万亿元。特别是近年来，更加聚焦服务科技创新，通过改革推动要素资源加速向科技创新领域集聚，科创板开板以来，IPO融资金额已占同期A股的近一半。稳步发展交易所债券市场，存续余额近16万亿元，融资工具品种不断丰富，有效拓宽了实体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融资渠道。平稳推出了90个期货期权品种，基本覆盖国民经济主要领域，价格发现、风险管理等功能有效发挥。 二是深化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30年来，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着力破除制约市场功能有效发挥的体制机制性障碍，系统谋划和推动了一系列重大改革落地。开创性地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消除了两类股份、两个市场、两种价格并行的制度性缺陷，为市场长远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持续推进股票发行审核制度改革，在历经审批制、核准制等实践的基础上，为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科创板为突破口试点股票发行注册制，并稳步扩展至创业板，探索建立了“一个核心、两个环节、三项市场化安排”的注册制架构，发行定价市场化程度、审核注册效率和可预期性大幅提高。制定实施《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总体方案》，明确了12个方面的重点改革任务，扎实推进交易、退市等关键领域的一揽子基础制度改革，制度的包容性适应性进一步增强。 三是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和竞争力日益增强。30年来，资本市场有力推动了我国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司治理机制的建立健全，大大促进了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结构优化。今天上市公司已超过4100家，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进入世界500强，实体上市公司利润总额相当于全国规模以上企业的五成，已成为国民经济的“基本盘”、产业升级的“领跑者”，经济运行“晴雨表”的功能日益提升。行业机构方面，证券公司业务种类不断丰富，服务能力持续提升，全面合规风险管理体系基本建立，资本实力明显增强，“合规、诚信、专业、稳健”的文化理念逐步成为行业共识。期货公司的规范运作水平和专业服务能力不断增强。公募基金、社保基金、保险机构、企业年金等境内专业机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长期资金“愿意来、留得住”的市场环境正在逐步形成，市场资金结构呈现趋势性改善态势。 四是高水平双向开放的新格局加快形成。从一开始，就坚持开门办市场，坚持“引进来、走出去”一体推进，推动境内企业到境外上市，建立健全QFII、RQFII制度，不断深化沪深港通等互联互通机制，并抓住“一带一路”倡议重要机遇，开展与境外市场多种形式合作，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这两年，坚决落实国家关于金融对外开放的进度安排，加快推进市场、产品和机构全方位开放。行业机构外资股比限制全面放开，沪伦通、中日ETF互通相继落地，A股纳入国际主流指数的比重稳步提升。境外投资者持股市值不断提升，外资连续3年保持净流入。原油、铜、铁矿石等期货品种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同时，加快推进资本市场制度型、系统性开放，看穿式监管等特色制度得到国际同行广泛认可，跨境监管合作、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能力进一步提升。 五是市场发展的法治根基不断夯实。从最初依托部门规章、行政法规，到公司法、证券法、基金法相继出台以及此后的一系列修订完善，我们逐步建立了一套既符合国际惯例又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法律规范体系，稳步将改革实践上升为制度规则，法治化运行的制度基础不断巩固。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新修订的证券法今年3月正式施行，在全面推行证券发行注册制、大幅提高证券违法违规成本、加大投资者保护力度等方面实现重大突破，刑法修正案（十一）刚刚获得审议通过，期货法立法取得重大进展。以证券法修订为契机，加快完善投资者保护组织体系和制度机制，为1.7亿投资者更好分享我国经济发展红利提供有力保障。在2019年世行营商环境评估中，我国保护中小投资者指标排名大幅提升至第28位。 六是市场监管和治理效能持续提升。证券期货监管从最初的分散管理到1998年开始实行集中统一的监管体制，坚守监管主责主业，持续完善查审分离体制，提升稽查执法效能，逐步形成了行政监管与行业自律相互补充，会机关、派出机构、交易场所、行业协会等各司其职、紧密协作的监管执法体系。30年来，资本市场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斗争中不断成长成熟，从早期果断处置“8.10”事件、“327”国债期货事件，到有效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再到2015年应对股市异常波动，有经验、也有教训。去年以来，面对极其严峻的外部环境和疫情的严重冲击，在国务院金融委的统一指挥协调下，我们沉着应对，资本市场韧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总结实践经验 提出五个“必须始终坚持” “资本市场30年积累了弥足珍贵的发展经验。”易会满表示，30年风雨探索、披荆斩棘，中国资本市场走出了一条符合国情的改革发展之路，积累的宝贵经验是资本市场进一步深化改革、推动发展的精神财富，必须倍加珍惜、传承创新，为开启新征程积蓄充沛力量。 他全面总结了我国资本市场30年改革发展取得的经验，并将其带来的启示概括为五个“必须始终坚持”：必须始终坚持和加强党对资本市场的全面领导；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必须始终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改革方向；必须始终坚持把防范化解风险摆在突出位置；必须始终坚持发挥各方合力。 易会满表示，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稳定，直接关乎亿万家庭、数亿群众的切身利益，尊重投资者、敬畏投资者，坚决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各项合法权益，是资本市场监管人民性的具体体现。这就要求我们在改革发展、监管执法的全流程，要想投资者之所想，虑投资者之所忧，解投资者之所难，积极构建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财富管理需求，不断增强投资者获得感。 易会满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资本市场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实践证明，必须坚持用改革的方法破除市场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以刀刃向内的勇气不断自我革新。改革不仅拉近了市场与监管的距离，改善了市场预期，也激发了系统干部职工的斗志和士气。易会满表示，实践证明，资本市场是一个兼具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特征的综合体，建设好、发展好资本市场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离不开法治供给的持续加强，离不开货币、财税、产业等领域政策的协同发力，离不开地方党委政府的群策群力，离不开新闻舆论方面的引导监督和环境创造。 聚焦核心任务 开启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描绘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也对发展资本市场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资本市场正处于难得的战略机遇期。但与此同时也清醒认识到，资本市场发展也走过弯路、经历过坎坷，发展还不充分不平衡，离市场和投资者的期盼还有差距。 易会满表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立足“两个大局”，更加自觉站位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紧紧围绕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的总目标，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聚焦“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等核心任务，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办好自己的事，为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积极贡献力量。 易会满着重提到了以下7个方面的改革发展重点工作： 将着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科学把握各层次股票市场定位，完善各板块差异化制度安排，继续规范发展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基金，深入推进债券市场创新发展，积极稳妥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和场外市场，努力形成功能互补、有机联系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加快推进投资端改革，壮大理性成熟的中长期投资力量，不断拓展市场深度、增强发展韧性。 将把支持科技创新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发挥好资本市场在促进创新资本形成、激发企业家精神和人才创新活力等方面的独特优势。支持沪深交易所加快建设优质创新资本中心和世界一流交易所。支持各类市场主体建立健全长效激励约束机制，最大限度地调动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 将以注册制和退市制度改革为重要抓手，加强基础制度建设。坚持尊重注册制基本内涵、借鉴国际最佳实践、体现中国特色和发展阶段三原则，稳步在全市场推行注册制。进一步畅通多元化退出渠道，强化优胜劣汰。统筹推进发行承销、交易、持续监管、投资者保护等领域关键制度创新，扎实推进制度型开放。 将持续推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认真落实好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持续优化再融资、并购重组、股权激励等制度安排，推动上市公司改革完善公司治理，提高信息披露透明度，争取各方支持，助力上市公司加快转型升级、做优做强，更好发挥创新领跑者和产业排头兵作用。 将坚持底线思维，坚持以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着力健全市场风险的预防、预警、处置机制，努力维护市场平稳有序运行。全面贯彻“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的方针，稳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有序化解，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将加快监管职能转变，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更好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强科技监管能力建设，推进科技与监管深度融合。加快健全证券执法体制机制，提升证券执法能力和专业化水平，持续优化市场生态。 将全面提升证监会系统党的建设质量，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努力打造“忠专实”的监管干部队伍。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廉洁从政，加强全流程全链条的公权力监督制约，为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原标题：您想知道的数据资产、数字账户与要素市场如何发展，全在这里了…… 12月25日，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互联网银行专业委员会在北京召开 数据资产、账户与要素交易流转机制研讨会，并发布《数据资产、账户与要素交易流转机制研究——基于银行保险机构的实践》报告。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副秘书长杨农，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互联网银行专委会主任委员、百信银行行长李如东出席会议并致辞。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等金融主管部门和网络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有关领导应邀出席会议并指导点评，与来自北京市海淀区、平安银行、浦发银行、百信银行，京东数科、微众银行、《银行家》杂志、律师事务所、咨询公司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围绕数据资产、数字账户与数据要素交易流转展开深入讨论。 1 数据是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和关键生产要素 数据资源广泛存在于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引擎。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副秘书长杨农在致辞中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数字化浪潮蓬勃兴起，数据作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和关键生产要素的地位日益凸显。金融业作为数据密集型和科技驱动型行业， 如何高效配置数据要素，充分发挥金融业数据要素的经济与社会价值，已经成为金融管理部门、行业协会、从业机构和广大金融消费者面临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课题。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互联网银行专委会主任委员、百信银行行长李如东表示，当前数据已作为新型生产要素被纳入国家战略，未来将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传统要素一起融入到经济价值创造之中，成为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今天发布的报告在互联网银行专委会的组织指导下， 聚焦数据资产界定、数字账户实现和数据要素估值流转三个关键环节，充分体现了参与单位的集体智慧，相信对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金融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中国生产力学会副秘书长、《银行家》杂志主编、特华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执行站长王力表示，数字资产是指经济主体在参与社会生产活动中所创造、获得、积累、交易的具有明确产权权属关系且能为拥有者带来预期经济利益，并以数字形态存在的经济资源。数字资产具备三大基本要素，一是产生于生产经营活动中，二是有明确的权属关系，三是以数字化的形态存在。 平安银行平台金融中心负责人陈松勇介绍，平安银行构建数字银行、生态银行和平台银行三张“名片”，通过打造天地一体化的星云物联网计划，帮助企业与其资产连接，为企业提供有效和可视化的资产监控与控制服务，同时通过构建统一的数字账户等举措，归集和管理相关数据，实现数据流转并产生价值，最终承载万亿级供应链及数字金融资产。平安银行致力于通过供应链金融服务创新，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微众银行金融科技资深研究员徐磊认为，数据作为生产要素，要发挥生产力需满足四个条件，一是产权清晰，二是价值稳定且能存储，三是价值可评估，四是价值可流通。 2 数据资产仍处发展初期尚待大量破题 目前， 广大机构尤其金融机构在推动数字化转型、挖掘数据价值方面走在了前列，但仍存在诸多障碍。 李如东表示，当前实体企业、金融机构等都在加紧开展数字化转型，但如何高效配置数据要素、将数据资源转化为有价值的数据资产， 还存在着战略路径不清晰、基础设施不完善、资源供给不足等现实问题。 北京市海淀区政府特聘专家靳晖指出，数据交易目前仍未根本性破题，难点在于数据本身具备可无限复制的特性。同时，在以欧洲个人信息保护标准GDPR为代表的各国监管之下，数据的跨境流动也仍面临成本、渠道等方面的诸多限制。目前，经国务院批准，北京市正在建设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验区和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两区），通过“数字贸易港”探索数字领域开拓创新。其中，探索制定数据跨境流动规则是一个重点任务。 浦发银行创新实验室负责人万化认为，目前金融业的基础设施、应用系统架构等仍处于信息化向数字化演进的阶段，银行的数据分析也大多处于对现有信息系统进行标准化、规范化的数据服务“产品加工”阶段，从“数据产品”化，到“数据资产”化，进而实现有序的“数据资产”市场，需要用系统工程方法思维，注重顶层设计的体系规划，从成熟领域着手实现路径，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徐磊表示， 当前数据使用面临三大问题：一是产权难界定；二是数据割裂在不同的人和机构手中，形成数据孤岛；三是数据易泄露、难追踪。 会上专家还以保险行业为例介绍称，保险销售线上化的趋势带来一系列需要多重核验的问题——首先是服务对象的真实性，其次是信息是否充分、准确、完整，再者是传输渠道是否安全、交互信息是否准确、所缴纳费用及退保资金是否安全、个人信息传递是否安全，等等。 专家表示，目前我国数据资产仍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金融机构普遍感到方向明确、使命艰巨、资金充足，但抓手不够。专家提出，受成本、能力等限制，部分中小银行的基础数字化能力仍相对落后，需要低成本、高效的第三方平台来推动整个产业的数字化改造，真正提升产业的数字化水平。 与会专家表示，由于发展创新迅猛、法律法规要求相对宽泛、部分从业机构法律意识不足，目前互联网大数据行业边界不清且存在诸多灰色地带。从业者应对相关法律及合规要求高度重视， 不仅是“不违法”，更是“别犯罪”。 3 多措并举平衡数据安全与创新发展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是连接金融业及其他产业的核心纽带之一， 只有把数据安全、风险防范、价值挖掘做好做实，才能促进金融业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万化建议，从数据秩序的建立和供给侧角度来看，应进行整体设计并形成完备的基础设施，对数据采集的安全性、参与者合规性进行有效度量，才有可能构建数字资产的健康生态。 针对如何提升数据资产的价值，王力建议，一是完善要素市场的维度，二是加大数字货币试点的维度，三是强化数字治理的维度，四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维度。 数据安全方面，专家建议，一方面金融机构要格外注意数据采集的安全合规性，另一方面监管应协同各方在联邦学习、多方安全计算等领域进行创新和探索，形成相对全面、安全的解决方案，还应协同推进形成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行业及国家标准。 徐磊建议，要打造新型的数据基础设施，通过“数据新基建”实现数据的安全存储、可信传输和协同生产。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王艺表示，应在理论及立法方面重视对数据资产的界定，及其在账户中的流转问题、权属问题。 会上专家们表示，随着新技术应用及模式的推陈出新， 监管需同步统筹风险评估、评判、分析等安全措施，做到安全与发展并行。应鼓励容错试错，通过迭代创新来把握规律，鼓励行业通过团体标准先行先试，可考虑通过监管沙箱引领创新规范发展，把握好发展与安全的平衡。 （结束）
原标题：互联网存款产品下架了 近日，市民刘女士发现，自己的支付宝理财页面的银行存款产品看不到了。不仅是支付宝，腾讯理财通、京东金融、度小满金融、陆金所、天星金融、滴滴金融、美团、360你财富、携程金融等互联网存款产品最近也陆续下架了。 所谓互联网存款产品，就是商业银行，特别是吸储压力大的中小银行，借助互联网金融平台推出的存款产品。有些银行甚至不设立柜面，所有存款产品全部通过第三方互联网平台进行销售，不过，商业银行需要向互联网金融平台支付“导流费”等手续费。 互联网平台客服都表示，根据监管部门对于互联网存款行业的规范要求，互联网存款产品只对已购买产品的用户可见，正在持有产品的用户不受影响。同时，这些平台都不会再新增相关产品。 银行在互联网渠道吸收存款，这种模式突破了地方法人银行经营的地域限制，特别是部分地方银行通过互联网金融平台从全国来吸收存款，这样负债业务范围已经成为全国性银行。 商业银行在互联网金融平台上推出的产品主要有理财、借贷、保险三类，其中互联网存款产品归属于银行理财类。这些被打包整合的理财产品投资范围有固定收益类和权益类资产，其中固定收益类包括银行存款，也包括国债、地方政府债券、同业存单、银行票据等。尽管投资范围可能涉及银行存款，不过互联网理财产品并不保证本金与收益。 互联网存款产品最早可以追溯到2018年，近年来渐成部分中小银行特别是民营银行吸收存款的重要渠道。过去两年，互联网存款产品迎来了发展大潮。数据显示，有的互联网存款规模已经占到了其各项存款比重的80%左右，而且多为异地存款。 投资者在互联网金融APP上购买的存款产品，大多数利率都要高于线下实体网点。比如某平台12月中旬发布的银行存款信息显示，5年期存款利率为4.875%，但在银行官网上公示的5年期整存整取执行利率为4.40%。除了高息揽存之外，一些互联网存款还存在缩短付息周期、发放加息券或返现等情况，比如某地方银行在某平台上架的一款互联网存款产品，存款期限为188天，满期存款利率为年化4.50%，该平台还提供“+3%”的贴息。 业内人士分析称，如果单一互联网金融平台占有的市场份额过大，就会导致风险评估模型出现偏差，进而会出现大量的信贷坏账。例如，某平台短短几年已同数十家银行合作，形成数万亿贷款，而坏账达到一定规模，发生风险事件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在高息的诱惑之下，一些投资者就忽视了风险，大笔投资这类没有金融牌照的平台。 业内人士认为，直销银行或许会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直销银行多是由银行与互联网公司合资成立，目前已有多家股份制银行与互联网公司合作成立直销银行。 ■专家观点 为什么以民营银行为代表的中小银行青睐在第三方平台上推出互联网存款产品？专家分析说，互联网存款业务等出现，固然有银行片面追求市场份额、盲目扩大存款规模等因素，但推出上述新型存款产品和业务的银行多为中小银行，这更多反映出中小银行负债来源狭窄、负债成本高的窘境。 为什么互联网金融平台纷纷下架互联网存款产品？专家表示，《储蓄管理条例》第八条规定，“除储蓄机构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办理储蓄业务。”什么是储蓄机构呢？《条例》第二条明确：储蓄机构是指经中国人民银行或其分支机构批准，各银行、信用合作社办理储蓄业务的机构，以及邮政企业依法办理储蓄业务的机构。也就是说，只有银行和信用社等才能办理储蓄业务。 专家分析说，在互联网存款业务链条中，互联网平台提供存款产品的信息展示和购买接口，起到引流、导流作用；存款产品和服务由银行提供，债权债务关系为存款人与银行。在这种模式下，互联网平台是否涉嫌违规办理储蓄业务，需要金融管理部门认定。如果从严格意义上讲，互联网平台并非《条例》规定的储蓄机构，不能办理储蓄业务。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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