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自网络 2月3日，中国平安公告披露了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全年业绩。 财报数据显示，2020年度中国平安实现了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1394.70亿元，同比增长4.9%；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30.99亿元，同比下降4.2%。 中国平安全年净利虽未能“转正”，但与其半年报时同比下降29.7%和三季报时同比下降20.5%相比，降幅已显著收窄。 平安年报披露，截至2020年12月末，其个人客户数超2.18亿，较年初增长9.0%；全年新增客户3702万，其中36%来自集团生态圈的互联网用户；客均合同数2.76个，较年初增长4.5%；互联网用户超5.98亿，较年初增长16.0%。 “集团超5.98亿互联网用户中，仍有4.04亿尚未转化为个人客户，由用户到客户的转化仍有较大的挖潜空间”，平安集团年报中表示。 此外，平安集团也在财报中披露了现金分红情况，继2020年度中期分配股息每股0.80元后，2020年末期，平安集团将再次向股东派发每股1.40元的股息。即2020年度，中国平安全年向股东派发股息每股人民币2.20元，同比增长7.3%。 分业务来看，2020年度，中国平安在寿险及健康险业务、财产保险业务、信托业务方面净利润同比下降；银行业务、证券业务、其他资产管理业务和科技业务上实现净利润同比提高，其中，科技业务涨幅最大，达127.6%，由34.87亿元升至79.36亿元。 平安保险方面，2020年，中国平安寿险及健康险业务内含价值为8245.74亿元，较年初增长8.9%；实现营运利润936.66亿元，同比增长5.3%；营运ROE为35.0%；实现净利润960.72亿元，同比下降7.4%。 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平安寿险及健康险新业务出现了短期波动。年报数据显示，其新业务价值为495.75亿元，同比下降34.7%；新业务价值率33.3%，同比下降14个百分点。 平安集团年报中对此解释称，主要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其传统代理人线下业务展业受阻；同时，宏观经济及个人收入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导致客户对长期保障产品的消费支出暂时放缓；此外，线下大型活动举办依然受限，线下面对面拜访仍未恢复到疫情前水平，高价值的长期保障型业务受到一定冲击。 保费收入方面，2020年度，平安寿险及健康险业务全年规模保费5994.32亿元，同比下降2%。其中，个人业务保费收入占比达95.7%，为5736.07亿元。 按险种来看，平安集团2020年度分红险和传统寿险的规模保费最高，分别为1290.96亿元和1173.18亿元；年金险年度同比增幅最大，由2019年度的554.11亿元，增至822.11亿元，同比增48.37%。 在寿险及健康险业务的偿付能力方面，据年报数据，平安寿险、养老险和健康险的偿付能力充足率均满足监管要求，且均超200%。但2020年内，平安养老险的核心及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均较上年末下降了10个百分点，为237%。 平安产险业务，2020年，整体维持了稳健发展态势。数据显示，平安产险2020年度全年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2,858.54亿元，同比增长5.5%。 但同时，平安产险的营运利润和净利润则同比降幅较大，分别为22.9%和29.2%；整体综合成本率较上年上升2.7个百分点至99.1%. 中国平安财报表示，这是因为当前正处在车险综合改革背景下，市场竞争激烈，因而成本有所增加。 分险种来看，2020年，在平安产险经营的所有保险产品中，原保险保费收入居前五位的险种是车险、保证保险、责任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和企业财产保险，这五大类险种原保险保费收入合计占平安产险原保险保费收入的94.6%。 年报内容显示，2020年，受宏观经济压力和疫情影响，新车销售量下滑；同时产险行业秉持车险综合改革的让利消费者原则，件均保费有所下降。 同时，受2020年上半年疫情影响，平安产险保证保险业务质量短期承压，承保利润下滑至31.25亿元。 但平安方面称，未来，随着疫情影响的进一步减弱、宏观经济形势的回稳，保证保险综合成本率压力会逐渐缓解。从中长期来看，疫情不会对保证保险业务的未来发展造成实质性影响。 2020年度，平安集团在科技业务方面较为亮眼，截至2020年12月31日，四家上市科技公司——陆金所、平安好医生、金融一号通、汽车之家——市值总额达684亿美元。科技业务营运利润达82.21亿元，同比大幅提升76.4%。 其中陆金所控股于2020年10月30日正式上市纽交所。 中国平安财报披露，2020年陆金所控股实现营业收入520.46亿元，同比增长8.8%；净利润122.76亿元，同比下降7.8%，主要受陆金所控股C轮重组费用影响，扣除该影响后的净利润为136.02亿元，同比增长2.1%。 此外，截至2020年12月末，陆金所控股实现管理贷款余额较年初增长17.9%；30天以上逾期率为2.0%，较第二季度末大幅下降 ；线上理财实现稳定增长，客户资产规模较年初增长23.0%。 科技专利方面，截至2020年12月末，平安集团科技专利申请数累计达31412项，较年初增加10029项；位居金融科技、数字医疗专利申请榜单全球第一位，位居人工智能、区块链专利申请榜单全球第三位。 此外，中国平安在财报中还披露了新一期利润分配计划。年报披露，中国平安将向其股东派发每股现金人民币1.40元的股息。结合2020年中期已分派的0.8元/股现金红利，2020年度，中国平安已向其股东派发股息每股现金人民币2.20元，同比增长7.3%。 中国平安市场表现 图片截取自：Choice金融终端 中国平安2020年度的股价波动较大，2020年初以每股85.9元的价格开盘，3月时一度跌至66元，后经数度涨跌，2020年12月时曾升至94.62元。 2021年以来，中国平安股市表现平平，保险板块也普遍涨势不佳。2月2日，中国平安单日跌2.1%收76.54元/股，年初至今累跌12%。
2月2日晚间，深交所网站显示，其审核认为灿星文化不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根据深交所创业板审核规则，其决定终止对灿星文化创业板发行上市的审核。 昨日，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共审议了4家公司的IPO申请。除灿星文化被否外，亚香股份、绿岛风、张小泉均顺利过会。 招股书显示，灿星文化是国内领先的综艺内容制作和运营商，成立以来制作了《中国好声音》、《中国新歌声》、《蒙面唱将猜猜猜》、《这！就是街舞》、《新舞林大会》等音乐、舞蹈类综艺节目。 2月3日，有媒体报道称，灿星文化表示将与上市券商、律师团队重新评估和调整方案，希望尽快启动重新上市申报。 存在实控人认定、商誉追溯减值等问题 深交所在决定文件中表示，其在对灿星文化的审核中重点关注了两个事项。 首先是对灿星文化实控人的认定。深交所称，其历史上存在红筹架构的搭建、拆除情形，现有股权架构为映射红筹架构拆除前的结构形成，设计较为复杂。其实控人包括华人文化天津、田明、金磊及徐向东，前述四方对其实施共同控制。 招股书显示，灿星文化核心管理层田明、金磊、徐向东分别持股57.81%、11.17%、0.56%，华人文化持股0.27%。他们的控制表决权比例分别可达82.47%、61.68%、61.68%、61.68%。其中前述四方的61.68%以内的表决权比例，均属于共同控制。 这样的实控人情况，是由于灿星文化核心管理层、华人文化天津以及各实控人控制的企业，在2016年1月签署《共同控制协议》，约定自协议签署之日起至其股票挂牌日后36个月内，协议各方实施对其经营决策的共同控制。招股书称，各方签署协议是因为基于共同的利益基础和经营理念。 而深交所审核认为，灿星文化在拆除红筹架构后，股权架构设计复杂，认定实控人的理由不充分、披露不完整，不符合创业板注册管理办法、深交所创业板审核规则的规定。 其次，深交所还关注了灿星文化对全资子公司梦响强音商誉减值的会计处理。 2016年3月，灿星文化以20.8亿元的交易对价金额收购梦响强音，形成19.68亿元商誉。2017年、2018年、2019年及2020年上半年，梦响强音未发生商誉减值。 2020年4月，灿星文化聘请评估机构出具商誉追溯评估报告，并根据报告对梦响强音截至 2016年末的商誉计提减值3.47亿元。该项减值损失发生于2016年度，不在最近三年一期内。灿星文化称，追溯调整是从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角度出发并基于审慎原则作出。 但深交所审核认为，灿星文化在2020年4月基于截至2019年末的历史情况及对未来的预测，根据商誉追溯评估报告对收购梦响强音产生的商誉进行追溯调整，并在2016年计提减值损失3.47亿元，上述会计处理未能准确反映灿星文化当时的实际情况，不符合创业板注册管理办法、深交所创业板审核规则的规定。 与韩国合作方未决诉讼3起，累计被请求金额超2亿 除上述IPO被否原因外，创业板上市委在昨日的审议会议上还问询了灿星文化的诉讼、仲裁事项。 创业板上市委称，截至2020年10月底，灿星文化作为被告的未决诉讼及仲裁共计8件，累计被请求金额约2.3亿元。其要求灿星文化说明未对上述事项计提预计负债的原因及合理性，以及是否对其核心竞争力和持续经营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招股书显示，灿星文化被MBC（韩国文化广播公司）提起的诉讼及反诉，共有3件尚未结案。这些诉讼及反诉涉及灿星旗下《蒙面唱将猜猜猜》、《我们的挑战》等综艺节目，累计被请求金额合计超过2.07亿元，是上述金额的主要构成。 其中，在涉及《蒙面唱将猜猜猜》的合同纠纷中，MBC的请求金额就达到了1.1亿元。 灿星文化称，根据诉讼律师出具的《备忘录》，MBC在与其的一系列诉讼中，恶意诉请金额畸高，却又缺乏事实依据，被法院支持的可能性极低。因此，根据管理层审慎评估未计提预计负债，具有合理性。 灿星文化还表示，在分别涉及《蒙面唱将猜猜猜》、《我们的挑战》的两起合同纠纷中，MBC的主张金额均占其货币资金比例较低。截至2020年6月末，灿星文化持有的货币资金为7.89亿元。 根据灿星文化股东上海星投、上海昼星以及实控人田明出具的承诺，若根据最终判决/裁决，灿星文化需要向MBC进行赔付。则赔付金额由上海星投、上海昼星、田明共同连带地向灿星文化进行补偿，各自承担比例为各方在灿星文化中所持股权比例。 此外，灿星文化的未决诉讼还与知名歌手邓紫棋有关。 2018年9月，蜂鸟音乐、邓诗颖（邓紫棋本名）起诉灿星文化、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乐视网，主张三被告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公开传送其现场表演，并且未支付任何报酬，违背表演者意志行使表演者的权利等，并请求三被告共计赔偿1348.4万元。 招股书显示，该案目前仍在诉讼过程中，灿星文化已合理预估应付金额计入应付账款并结转成本。 搜狐财经进一步发现，灿星文化作为原告的已结案诉讼、仲裁，也牵扯到其曾签约的两名知名歌手、《中国好声音》第一季选手——张玮、金志文。 招股书显示，灿星文化曾起诉张某，主张被告未经允许擅自多次在外参加各类演艺活动，被告行为构成严重违约。身份证信息显示，张某的身份证前六位数字、出生年月与张玮的公开资料相同。 随后，张玮反诉了灿星文化。经法院2018年11月调解结案，灿星文化与张玮于当月解约，且张玮应支付灿星文化500万元。招股书称，灿星文化已收到全部执行款。 灿星文化还曾起诉金某某，主张被告未经允许擅自多次在外参加各类演艺活动、录唱新歌并发行等，被告行为构成严重违约。身份证信息显示，金某某的身份证前六位数字、出生年月与金志文的公开资料一致。 金志文同样也反诉了灿星文化。经法院2019年6月判决，灿星文化与金志文于当月解约，且金志文应支付灿星文化违约金及律师费共计743.9万元。招股书称，灿星文化已收到全部执行款。
为助推首都金融业发展，北京“两区”建设步伐不断提速，2月3日，北京市金融监管局联合央行营管部、北京银保监局、北京证监局、丰台区政府共同举办首都金融业发展与“两区”建设新闻发布会。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霍学文，央行营管部党委书记、主任杨伟中，北京银保监局党委书记、局长李明肖，北京证监局党委书记吴运浩就“两区”建设成果的落地情况以及2021年重点工作的部署一一作出了介绍。“两区”建设成果已落地43项北京作为国家金融管理中心，是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大型金融机构和重要金融基础设施所在地，总部级法人金融机构突破900家，金融资产总量占全国一半。自“两区”建设以来，一批行业领军企业、引领性、示范性项目纷纷落地。具体表现为，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退出渠道不断拓宽；金融领域开放取得新进展；跨境金融服务能力显著提升；金融科技创新不断扩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一批标志性金融机构落地展业；金融营商环境持续优化；高端境外金融人才在京从业便利度显著提升八大方面。北京商报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金融领域“两区”建设任务措施102条，目前已落地43项，落地率42%。一大批创新性、引领性重磅级项目落地，成果丰硕。建设成果主要涵盖人民币国际投贷基金在京获批、外资投资机构参与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境外投资试点，推进本外币合一银行结算账户体系试点，推动重点行业跨境业务便利化，推动北京产权交易所成为全国首家实现实物资产跨境交易场内外汇结算和外汇原币划转的交易所等。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指出，当前北京处于“两区”建设的关键期和服务业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的战略机遇期，金融领域定要以敢为人先、锐意进取的精神积极承接国家对外开放任务，率先落地国家对外开放政策，出台实施绿色金融、科创金融两个改革创新试验区方案，加快金融科技与专业服务创新示范区建设，推进数字货币试点应用，进一步推动“监管沙箱”政策落地实施，推动新三板改革，支持设立金融法院，推动北京在全国金融业更高水平开放中立标杆、做示范。鼓励银行保险机构探索创新服务如果说“两区”建设的核心是为企业服务，那么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推动北京地区融资“量增、价降、提质、扩面”就成为摆在监管机构面前的课题。从辖内情况来看，2020年，央行营管部积极克服疫情影响，加大逆周期调节，充分释放LPR改革红利，有效拓宽企业融资渠道，为首都抗疫情和稳增长提供有效“金融后盾”。2020年，北京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增加1.6万亿元，同比多增2029.9亿元；12月末，人民币存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0.3%，全年贷款增加7634.6亿元，同比多增981.1亿元，余额同比增长10.4%；其中，普惠小微贷款大幅增长30.4%、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同比增长58.9%，推动非金融企业在银行间市场发债融资同比增长33%；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4.17%，创历史新低。在扶持小微企业、让利实体经济方面，2020年，北京地区金融业向实体经济让利约1100亿元，辖内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8.1万亿元，同比增长10.4%，引导普惠小微贷款同比增长近30.4%，比各项贷款平均增速高20个百分点，利率下降96个基点。保险业全年累计承担风险保障730.69万亿元，同比增长108.06%。杨伟中在会议中提到，2021年，央行营管部将会同金融管理部门高标准推进“两区”建设。深入推进已落地的政策措施，稳步扩大政策试点范围，进一步释放政策红利。提前谋划，严格按时间节点有序推进重点工作任务，做好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等任务实施前的准备工作，继续深化外汇和跨境人民币改革开放，服务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做好创新政策储备，积极争取含金量高的先行先试政策。聚焦政策直达性，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加强政策解读，为“两区”建设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谈及2021年下一步的工作计划，李明肖同时透露称，北京银保监局将继续做好稳企业、保就业、防风险乱象，补短板、强治理各项工作，不断完善续贷中心所在中心服务功能，积极推动确权中心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中心落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鼓励银行保险机构在符合国家宏观政策导向和风险可控前提下，新型新式，积极探索业务创新、服务创新、产品创新，助力打造首都金融业的开放新高地。稳妥有序推进各类交易场所建设在首都金融业发展一揽子政策红利的推动下，企业上市融资也更加活跃。2020年，北京地区新增境内外上市企业76家，上市公司总股本、总市值保持全国第一。“新三板”改革不断深化，2020年7月新三板精选层开市交易，截至目前，北京共有8家企业挂牌精选层，居全国第一。一批标志性金融机构落地展业。全国第五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中国银河(601881,股吧)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获中国银保监会批复开业，正式落户北京，至此，全国五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齐聚北京。全国首家外商独资货币经纪公司——上田八木货币经纪（中国）有限公司、首家以新设方式在京成立的外资控股券商——大和证券落地北京。“北京地区机构数量多，规模大，业务复杂，风险点多面广。北京证监局始终高度关注股权质押、债权违约、私募基金等传统风险，坚持标本兼治，消化存量与遏制增量并举，推动重点领域风险化解取得实质性成效。当前北京辖区资本市场风险总体可控，金融秩序良好。”吴运浩介绍称。谈及如何围绕监管执法、防控风险，服务首都市场发展等主责主业，吴运浩透露，下一步北京证监局将继续支持“两区”建设，以“两区”建设各项政策落地见效为重大契机，推动更多资本市场重大改革措施，在京先行先试。支持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建设，充分利用金融监管部门行业自律组织等在京聚集优势，积极稳妥有序推进各类交易场所建设，推动资本市场领域基础设施在京落地。同时支持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充分发挥资本市场机制作用，推动更多独角兽企业、专精特新和高精尖行业优质企业做大做强，支持创投基金和创投企业发展。北京商报记者 岳品瑜 宋亦桐
自二战以后，美元一统国际货币体系的江湖，奠定了经济全球化的基础。70多年中，美国巩固了美元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绝对主导地位，并获得无与伦比的利益和超级特权。但随着美国肆意把美元霸权作为制裁对手、霸凌盟友和推行单边主义的政治工具，美元霸权也日益成为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的顽疾。而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多次放任使用量化宽松作为挽救本国经济、金融危机的手段，特别是2020年美国疫情危机以来，美联储开启史无前例的美元大放水。这种不负责任、以邻为壑的行为，不仅损害世界各国利益，严重影响国际市场和金融稳定，也损害了美元信用的基础，动摇美元霸权的根基。自2020年3月，美元指数一路下行，全年下跌10.5%。2021年迄今又下跌4.5%。春江水暖鸭先知。敏锐的华尔街投行们率先发出“美元行将崩溃”的警告，而一些国际学者开始认真讨论“后美元时代”的到来。“后美元时代”或许言之过早。但今日之美国已经不是过去的美国，百年大变局下国际格局正在加速重塑。伴随疫情危机、经济复苏乏力、种族矛盾、社会撕裂、政治极化等重重矛盾交织，美元霸权气已弱，势已颓，美元体系的黄昏已经悄然来临。欧洲觉醒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1月19日欧盟委员会通过了一份旨在强化欧元地位与金融体系建设的战略文件。文件指出，欧盟对美国政府通过美元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非法施加域外影响”的政策深感失望，为避免美国金融制裁的影响，维持自身独立性，欧盟需降低对美元的依赖。文件同时警告全球金融市场过度依赖美元，无法缓解金融紧张局势和经济稳定风险。欧盟对美元霸权公开表达不满，宣示其“去美元化”的决心，表明欧盟不想再忍了。图源：光明网官方企鹅号在美国眼里，欧元问世本身就是对美元霸权的挑战，是动了美国的奶酪，因此美国对欧盟一体化和欧元的警惕与防范从未停止，双方由此展开的角力与恩怨纠葛使欧盟有苦难言，如鲠在喉。远的如，欧元甫一诞生，美国即发动科索沃战争，将欧州卷入战乱，导致短短三个月欧元对美元汇率直线下跌30%，由1.07美元跌到0.82美元/欧元。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期间，美联储数轮量化宽松迫使欧元被动升值，欧盟出口受到打压。2009年美国通过其控制的三大评级机构接连下调降低希腊主权信用评级，引爆希腊债务危机，并随即蔓延至葡萄牙、爱尔兰、西班牙、意大利，导致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2012年初，标准普尔将法国等9个欧洲国家主权评级下调，债务危机席卷整个欧洲。欧洲从此进入痛苦而漫长的调整期，经济元气大伤，内部纷乱不休，险些导致欧元区解体。近些的例子，2018年特朗普政府无视欧盟的反复游说，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同时宣布重启对伊朗全面制裁，并威胁欧洲企业必须停止与伊朗的经贸往来，否则将面临美国制裁。欧盟与伊朗有投资与进口的企业被迫撤出伊朗市场。与此类似的例子，为阻挠欧盟与俄罗斯合作的“北溪2号”的天然气管道项目，美国制裁俄罗斯，同时要求欧洲公司退出“北溪2号”项目，否则将冻结这些企业的美元结算账户，结果“北溪2号”管道工程一波三折，就差最后190公里却至今无法完成。图源：德国热线官方网易号美国对欧盟大搞单边主义和美国优先，无理的利益挤压，强硬的贸易争端，霸道的长臂管辖和随意的制裁威胁，使欧盟受够了。美国的单边主义不仅对国际治理和正常的国际经贸往来带来威胁，也对欧洲经济和货币主权敲响了警钟。欧盟也终于看清，如果欧元不另起炉灶，将永远被束缚在别人划定的跑道上。2018年8月22日，德国外长撰文呼吁建立一个独立于美元的支付体系，以加强“欧洲的自主性”。2018年12月5日，欧盟委员会发布了《朝着欧元更强国际化地位前行》的行动倡议。倡议明确指出，欧盟要在能源、大宗商品、飞机制造等战略性行业更多使用欧元，并计划创建欧元定价的原油基准价格方案。此后，欧盟开始打造美元以外的独立支付体系和机制。为避免美国制裁，维持与伊朗的合法贸易，2019年1月，法、德、英三国成立INSTEX（贸易互换支持工具）机制，用于欧盟与伊朗之间药品、医疗器械和农产品贸易。该系统绕开美元和美国金融系统，欧盟进出口商之间无需与伊朗方发生直接的资金结算，而采取“记账”方式，使用欧元结算。2020年8月，比利时、丹麦、芬兰、荷兰、挪威、瑞典等6国宣布加入INSTEX结算机制，该机制进一步扩容。Instex是欧盟摆脱美元控制、增强金融自主性的一种努力。在原油贸易领域，欧元区部分国家已经展开“去美元”布局。如土耳其与伊朗开启了黄金交易石油的新法则，土耳其与俄罗斯也达成了类似的交易协议，而欧元区和挪威的原油贸易早已采用欧元结算。同时欧盟准备寻求原油的替代能源，如天然气和氢能等，以减少原油的需求量和交易量而降低美元的使用。在外汇储备领域，欧洲央行及德、法、比利时和西班牙等多国中央银行不断增加人民币外汇储备，另一方面欧盟及各国央行也在积极增加黄金储备。最近几年，德国从美联储金库运回黄金743吨，法国央行从美联储手上提取的黄金超600吨，意大利也把近400吨的黄金运回国内。欧盟不少成员国回运黄金，并减少美元储备资产，释放出对美元信用担忧的信号。欧盟“去美元化”的努力，正在冲击美元在国际支付体系的独霸地位。据SWIFT数据显示，2020年10月份，37.82%的SWIFT现金转账使用欧元支付，比2019年底上升6个百分点；而美元的支付比例为37.64%，比2019年末下降约4.6个百分点。这是历史上欧元在全球支付的份额首次超过美元。欧盟提升欧元国际化、减少对美元依赖的举措，是欧盟坚定寻求强化战略自主的政策主张的一个侧面。欧盟经济体量超过美国三分之二，欧盟进出口以美元结算的比例仍然非常高。如果欧盟坚定推行“去美元化”，对美元独霸国际支付体系可谓是“釜底抽薪”。制裁之痛美元在全球经济金融中的主导地位，使金融制裁成为美国手中的一个“超级特权”，美国由此成为全球发起金融制裁最频繁、执法最严厉的国家。美国基于长臂管辖、二级制裁等霸权和单边原则，滥用国家安全和反恐怖名义，肆意挥舞制裁大棒，打压战略对手、推行强权政治，金融制裁沦为服务美国政治和战略利益的一种工具。长期以来，美国对伊朗、委内瑞拉、俄罗斯、古巴等国家持续施加金融制裁，使这些国家对外经贸往来隔绝于美元体系外，经济发展受到沉重打击。例如对伊朗的制裁。美国对伊朗实施全面制裁，切断SWIFT对伊朗国际贸易结算通道，封锁伊朗与外界的经贸关系。2012年2月，伊朗中央银行、其他金融机构和伊朗政府在美国的所有资产遭到冻结，并被关闭美元支付结算通道。同时警告他国金融机构，不得与伊朗央行有业务往来，否则将一并受到金融制裁。伊朗进出口业务基本陷于停滞，石油出口受到重创。2018年5月以来，美国政府单方面撤出伊核协议，宣布对伊朗实施最高级别经济制裁，覆盖能源、金融、汽车等多个领域并重点针对伊朗原油出口。2020年10月8日，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伊朗18家银行，导致伊朗金融业与国际金融市场隔绝，伊朗疲弱的经济雪上加霜。制裁令同时要求与被制裁名单上的银行有生意往来的外国企业在45天内结束有关业务，否则将一同面临美国制裁。俄罗斯也深受制裁之苦。自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以来，美国对俄罗斯发起持续多轮金融制裁，制裁对象包含俄罗斯政府高级官员、能源公司、金融机构、军工企业等。制裁措施包括冻结制裁对象在美资产，禁止美国实体、个人与被制裁对象开展任何交易等。美国实施金融制裁，受影响的绝不仅限于被制裁国家本身，所有与这些国家有贸易和投资的企业都将受到制裁。美国的“长臂管辖”、“二级制裁”等不合理规定，赋予美国的制裁对境外实体产生法律管辖权，凡与被制裁者（国家、企业或个人）进行金融交易或向其提供金融服务的非美国金融机构，均会受到制裁。这大大增加了全球贸易、金融业的制裁“合规”成本。美国要求加拿大无理扣押华为孟晚舟女士并寻求引渡至美国，就是以华为涉伊朗业务为借口。图源：央视新闻频道2019年以来，随着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在贸易、科技、政治、军事等各方面极限施压，美国将金融制裁的黑手也伸向中国。美国以人权、言论自由等为借口，在涉港、涉疆等问题上粗暴干涉我国内部事务，宣布对我国有关人员、企业进行制裁。美国将金融制裁政治化、武器化，严重损害其他国家利益，破坏国际经贸体系正常运行，扰乱国际贸易秩序和金融市场稳定，增加了全球经济金融活动的成本。对美元霸权之弊，各国既深感无奈，又如芒在背。美元的自残天下苦美元霸权久矣，但美元体系根深蒂固，撼之殊非易事。但美国任性乖张，终将自毁长城。美元作为世界货币，植根于美国经济实力及稳健的财政政策，以及由此保证的全球信用。但美国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放任使用量化宽松挽救本国危机，美元发行成为脱缰的野马。2020年美国陷入疫情危机，为刺激濒于崩盘的股市，救助疫情困境中的民众及面临破产的中小企业，避免经济长期衰退，美国实施了数轮疫情纾困和救助计划，财政支出骤然扩张。而美联储推出无限量化宽松配合，开启了史无前例的美元大放水。自2019年3月以来，美国已实施4轮财政刺激和经济救助法案，总额达到2.9万亿美元。美国联邦债务创下历史新高。2020财政年度，美国联邦政府支出增加47.3％，达到6.55万亿美元。财政赤字激增逾两倍，总额超过3.1万亿美元，赤字占GDP之比跃升至15.2％，已是连续第五年增加，为194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至2020年11月末，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已高达27.4万亿美元，占GDP比重达到134%。2020年12月27日晚，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又签署总额约2.3万亿美元的一揽子支出法案，其中包括9000亿美元新冠疫情纾困资金。今年初，拜登还未就职，就提出总额1.9亿美元的“美国拯救计划”，后续还将推出新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美国政府巨额赤字和债务高涨仍在路上。为配合财政扩张，美联储启动无限量化宽松，大笔购进美国国债，启动了史无前例的美元大放水。仅2020年3月的一个月内，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就增加了3万亿美元。到2020年底，美联储总资产规模达到7.35亿美元，比上年末扩张3.14万亿美元，其中持有美国财政部发行债券资产4.69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2.36万亿美元。美国财政新增加的债务，基本由美联储承接了。对比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美联储通过四轮量化宽松，总资产规模从2008年的1万亿美元左右到2012年末增加到2.85万亿美元，美联储此番无限量化宽松，用力之猛刷新世人想象。如今，美联储仍然维持每月1200亿美元的购债计划，并承诺货币政策超宽松的基调将长期持续。美国疫情的持续反复，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加剧了人们对美国经济前景的忧虑，美国债务的急剧膨胀也引发各国投资者对美元的不信任。2020年以来，高盛、摩根等国际投行不断发出美元“崩溃”的警告，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罗奇坚定看低美元。2020年6月，他预言未来一两年美元将暴跌35%。他最近表示2021年美元指数仍会下跌15%到20%，理由是经济堪忧及美元的超低利率环境。图源：和讯网美国的高债务率不仅体现在联邦政府，美国的企业和家庭债务也处于历史高位。美国企业债务总额达 17.5 万亿美元（2020年三季度末），约占GDP的92%，家庭债务总额达到创纪录的13.95万亿美元，约占GDP的73%。随着疫情下失业率居高不下，美国高达1.6万亿美元的学生贷款面临坏账危险，有可能成为引爆新的银行业危机的源头。美国债务的膨胀，美元实际的负利率，以及美国疫情蔓延无法遏制、经济大幅下滑，改变了国际资金的流向。联合国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海外企业对美国的投资下降了49%。随着美国国债急速扩张和收益接近零利率，美国玩了几十年的“发债--印钞--美元回流”的庞氏金融游戏能否持续，已经成疑。美元地位走到十字路口在世界格局巨变的今天，美国经济在全球地位下降已是大势所趋，政治领导力和影响力已大不如前。美国深陷疫情泥潭，经济复苏举步维艰，联邦财政债台高筑，美元价值持续走低，信用基础摇摇欲坠，美元体系的维系靠美国本身已越来越独木难支，美元已经走到一个十字路口。美元的地位和前景取决于大国博弈中的政策选择。中国经济崛起并超越美国已成定局。中国进出口贸易在全球市场份额长期居世界第一，而人民币在全球支付市场占比仅约为2%上下，外贸进出口绝大部分以美元结算，中国外汇储备中持有1万亿美元美债。因此，长期以来中国实际上是美元体系最主要的支撑力量。欧盟已公开举起“去美元化”大旗，在此之前，深受制裁之痛的俄罗斯、委内瑞拉、伊朗、土耳其早已走上完全“去美元化”之路。中国正在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2015年建成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技术上已成熟完善，实现了对全球各时区金融市场的全覆盖，截至2020年末，CIPS系统已吸引1092家参与者，覆盖全球99个国家和地区。2020年12月中国陆续签署RCEP协定和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中国与东亚、欧洲的经贸联系进一步深化，中国在美国之外的国际经贸合作空间更加巩固。人民币国际化在亚洲面临重大机遇，而中欧两大经济体的合作大大加重了双方“去美元化”的砝码。图源：人民日报在这样的国际格局下，美元能否继续保持独霸天下的地位，既取决于美国的选择，也取决于与其他大国的合作，中国的选择也至为关键。如果美国不放弃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思维，不选择合作共赢的道路，继续在历史错误的方向上一意孤行，那么美元霸权的崩溃已为时不远。“青山遮不住，皆竟东流去。”当今国际政治风云激荡，纵横捭阖，瞬息万变。如果大国博弈紧张态势升级，则美元霸权的倾覆，仅差相关大国的合力一击。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黑天鹅”随时可能出现，美元霸权的崩溃只是时间早晚而已。作者简介：高德胜，资深金融业者，经济学者。西安交通大学工学学士，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伦敦City University 金融EMBA。专注于中国宏观经济、世界经济、国际金融研究，在《世界经济》、《中国金融》、《中国发展观察》、《财经》等核心期刊及《环球时报》、《金融时报》等国家级媒体发表研究文章数十篇。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公告】苏宁金融研究院系苏宁金融旗下大型研究智库，聚焦金融科技、互联网金融领域，长期专注行业研判、业务发展、金融科技转型等领域研究，对外提供业务转型咨询&培训、用户体验提升咨询、研究报告定制、投资理财&商业保险方案定制、商业推广、业务合作咨询等服务，相关需求请发送邮件至sncfzx@suning.com，感谢您的支持！
近日，美欧的贸易争端再次升级。美国宣布从1月12日起对法德的飞机零部件等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美欧这场始于2004年的航空补贴争端尚未看到停战的迹象，双方关于数字税的争端也在重燃战火。这不禁让人发问，在各国为应对新冠肺炎及经济衰退而自顾不暇时，究竟是什么让美欧两大经济体衣带渐宽终不悔，相互折磨到白头？“数字税”的前世今生数字税，又称数字服务税，是围绕数字经济产生的一类税收。与航空补贴并列，数字税是美欧贸易摩擦的另一个重要导火索。数字税最早被提出是为了缓解互联网跨国公司对非注册地国家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问题（BEPS，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即跨国公司为了最大限度降低全球总体税负，利用各国税制差异和监管漏洞，通过企业职能拆分、资产内部转移定价等方式逃避纳税义务，从而造成区域税收分配不均矛盾。以多数跨国公司曾经经常采用的“双层爱尔兰—荷兰三明治”避税结构为例：总部位于A国的G公司在爱尔兰分别设置离岸公司E和实际经营公司B，通过签订成本分摊协议，将总部之外区域的业务收入和无形资产使用销售权转移至B公司，再借助位于荷兰的通道公司C将大部分收入由B公司转移至实际注册地位于低税区的E公司。简单说来，就是高税国企业向其低税国关联企业销售货物、提供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时制定低价；低税国企业向其高税国关联企业销售货物、提供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时制定高价。如此一来，跨国公司利润就从高税国转移到低税国，逃避了大部分纳税义务，从而达到最大限度减轻其税负的目的，而为该公司提供大部分利润的国家反而不能享受到应有的税收红利。苹果、谷歌、微软、Facebook、雅虎等公司过去都曾采用了这种做法。然而，对于其他国家而言，这显然是一种薅羊毛行为。税基被侵蚀的各国纷纷抗议，并开始了反对BEPS的行动。2018年3月，欧盟委员会发布立法提案，拟调整对大型互联网企业的增税规则，认为一些在多国从事经营并取得巨额利润的跨国公司并未给当地带来相应的税收贡献。例如谷歌这种跨国巨头，其海外市场营收超过50%，在采用“双层爱尔兰—荷兰三明治”情况下，平均税率仅为2%左右。作为数字税的坚定拥趸，法国声称互联网跨国企业的此种避税行为不仅使当地政府蒙受损失，还损害了公平竞争原则，并率先于2019年7月通过了数字税法案，宣布对“数字服务”领域相关企业征收3%的数字税。此举引起了美国的强烈不满。2019年12月，美国对法国单方面发起“301调查”，实施关税报复，迫于压力，法国宣布暂缓数字税征收至2020年年底。2020年1月，美欧各方同意在OECD支持下就数字税问题进行更广泛谈判，参与国家达137个。随着欧盟对数字税征收立场逐步统一，2020年6月，美国单方面宣布退出OECD谈判，并威胁将最早于2021年1月对态度强硬的数字税推动者——法国采取报复性关税措施。时至今日，这场持续近3年的“数字税”之争仍未落下帷幕。正如我们看到的结果，美欧在此问题上都展现了高度重视且强硬的态度，但双方并未真正放弃谈判，欧盟方面仍希望双方在多边框架内达成一致协议，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部长布鲁诺·勒梅尔不久前表示了希望与美国重新谈判的意愿，并寄希望于拜登新政府。尽管美国频频退群，几次出手阻挠欧盟数字税实施进程，但显然也不愿放弃在该领域的规则主导权和直接利益。数字税：一把重新分蛋糕的利刃根据信息经济学理论，不完全市场下，信息不对称是交易双方利益失衡的主要原因，交易中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也相应付出了一定的“信息租金”，因此，双方对信息成本的投入差异造成了信息的不对称。而在数字经济时代，拥有海量数据和巨大用户流量的互联网科技巨头，将这种信息不对称进行了无限制的扩大。依靠这种信息不对称的优势，互联网巨头获取信息的边际“信息租金”只会越来越低。不仅如此，互联网科技巨头还凭借着这一信息优势，通过股权投资、并购等形式将业务渗透到各个领域。2019年，全球市值前五大公司中，有四家为美国的互联网科技企业。如果说过去十年，跨国互联网巨头以社群生态为圈，以爆炸式数据体验为饵，通过各种避税手段，薅着世界各国互联网用户的羊毛，那么如今，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线上经济的优势进一步凸显，越来越多陷入财务困扰的电子羊群主人已回过神来，开始正视其手中的这一宝贵资产，试图重新掌握对羊毛利润分割的话语权与主动权。2021年1月1日，肯尼亚政府颁布的《2020年数字服务税收条例草案》（Digital Services Tax Regulations, 2020）正式生效，条例规定，对数字服务征收占总交易价值1.5%的税费，不遵守规则者将被限制进入肯尼亚市场。早在此之前，英国、意大利、南非、印度等国家就已设立数字税，并将GAFA（Google、Apple、Facebook、Amazon）等大型跨国互联网巨头纳入征税名单。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了这一行列，据人民网报道，2020年以来，全球已经有30多个国家相继宣布对跨国互联网巨头征收数字税，随着更多国家将数字税提上日程，这一队伍将继续扩容。国际数字税征收方案比较及问题从征税依据看，2020年《OECD/G20关于实现包容性数字税框架的“双支柱”路径的声明》显示，在以社交媒体、搜索引擎、电子商务等为基本形态的数字经济下，用户数据是价值创造的基础，无论该数字平台在用户所在国有无实体，用户所在国均有权利向其征税。也就是说，在该框架协议下，服务哪国的用户，用了哪国用户的数据，该国家就有“数字税征收权”。由此，在某种意义上，数字税的产生基于人们对于数字资产的再认识以及价值的再评估。从具体实践看，数字税征收具有高度的灵活性，目前，对于数字税的纳税主体、应税业务范围、税率，国际上各方经济主体并未达成共识，而是纷纷采取单方面措施，这给本就概念不明晰的数字税又笼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以下为部分国家数字税的征收方案：总体来看，各国数字税征收税率从2%-14%不等，征税对象主要为数字服务供应商，征税业务基本涵盖了广告、电子商务、用户数据销售等方面。然而，从各国的税收实践看，各国数字税税基仍然较为笼统模糊，对数字税的理解及征收目的仍有较大不同。首先，如何就细分业务进行界定和计算，各国并未有明确计量方法。印度、突尼斯、津巴布韦等国将跨国公司数字服务总收入作为税基进行征税；法国、肯尼亚、意大利的数字税征收范围则针对特定数字服务领域。值得注意的是，肯尼亚并未将金融服务提供商纳入数字税征收对象中，这也意味着用户支付交易数据的价值并未被纳入征税范围。除此之外，各国当前的税基设定似乎也并不能解决数字税成本转嫁问题。有研究报告认为，如果法国实施数字税，那么消费者将承受55%的数字税，平台商户将承受40%，而互联网企业本身仅需承担5%。中国证监会科技监管局局长姚前撰文称，数字税的税负分配与产品性质、市场格局、各方主体议价能力、市场控制能力等各类宏观、微观因素有关，因此建立科学合理的数字税制度，需要结合市场竞争、税负公平、社会福利等多方面考量。其次，数字税税种及性质仍然难以确定。目前为止，已有不少国家对数字服务征税，但除了上述所列国家明确提出全新的“数字税”之外，其他国家则将数字产品和服务纳入现有的税种范围进行征税。例如早在2015年，日本就已将电子图书音乐纳入进口服务消费税，韩国则将外国企业向本国用户提供的数字服务纳入增值税税种，新加坡2018年颁布的法案将外国数字服务纳入商品和服务税征收行列。由此可见，数字税目前并不能被称作一种独立的税种。最后，数字税在全球化中的角色依然模棱两可。数字经济和全球化浪潮下，数据的跨国流动已经成为趋势潮流，基于“用户创造价值”的收税依据，拥有数据，就等于拥有财富，如果将公民数据作为一种公共财富进行征税，那财富主体是否均需要为此履行义务？从当前各国实践看，大部分国家所施行的数字税似乎需要加上一个“外国限定”的前缀，例如欧盟、英国、印度以及未明确提出数字税概念的亚太地区国家，其征税对象无一例外为非本国跨国科技巨头。以近年来频频强调“数字主权”的欧盟为例，其几年前就已提出要对科技巨头发起反垄断监管，并将数字税作为一种惩罚措施，同时，又积极出台多项法案来促进欧盟成员国内部数据的跨境流动。由此可见，数字税不仅仅是“数字”税，更是数字经济下地区贸易保护和逆全球化的体现。马克思曾言，税收是喂养政府的奶娘。在人类几千年的征税历史中，随着价值形态的变化，税收种类也在不断调整。数字税研究，是当前数字经济下市场秩序规则建设的重要一环，也是全球数据跨境流动趋势下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的必要举措。如何守好网络这片天地，任重而道远。
这两年，转型一直是热门话题。几乎所有中小银行，都在时代大潮中亲历着转型，或主动为之，或被裹挟前行。从结果上看，有的银行颇见成效，多数银行历经辛苦，方向曲折，所得唯有疲累。更大的挑战是，行业正加速分化，转型机遇窗口快速收窄，留给中小银行的转型时间已经不多了。向标杆学习我们习惯向标杆学习。中小银行的标杆，资本市场给出的答案是宁波银行。在A股37家上市银行中，宁波银行的市净率、市盈率均是数一数二的水平。从业绩表现看，宁波银行的特点是“高增长、低不良”，且具有相当高的稳定性。从2019年向前追溯，无论是3年、5年还是10年，宁波银行净利润复合增速均能保持在20%左右，似乎不受周期影响；不良率水平连续十年低于1%，且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高于500%，远优于行业水平。优秀的业绩是怎么来的？长期明确而坚定的战略。业绩表现取决于资源配置。从资金投向上看，2019年，宁波银行生息资产中贷款占比仅为42%，显著低于行业水平，如招行为72%，建行为78%。贷款的收益率较高，由于贷款占比低，宁波银行净息差仅为1.84%，落后于城商行平均水平2.11%。问题来了，宁波银行为何不大幅提升贷款占比呢？并非缺乏增量贷款空间，我认为可理解为对“大银行做不了、小银行做不好”战略的坚守。举例来说，一般银行视个人住房贷款为零售贷款压舱石，近年来，宁波银行却持续压降个人住房贷款规模，同步发力个人消费贷款，结构显著优化。2019年末，零售贷款结构中，消费贷占比高达79%，房贷占比已不足1%。个人住房贷款是传统的银行零售贷款项目，以房产为抵押，风险较低，容易上量，但同质化严重，收益也低。相比之下，个人消费贷款属于信用贷款，风险较高，进入门槛也高，一旦攻破，护城河效应显著。对宁波银行而言，放弃住房贷款是一种战略选择，短期有阵痛，长期能形成差异化竞争力，显著提高零售贷款收益率水平。2019年，宁波银行零售贷款平均利率高达7.74%，在上市城商行中领先第二名1个百分点。对公贷款领域，宁波银行聚焦中小微企业，组建280个小微服务团队，总计2183人（2019年末数据），下沉到强乡重镇，力争把小微企业营销和风控做到实处。重人力投入叠加高激励政策，导致成本收入比稳定在35%左右，明显高于同业水平。这也是一种战略选择，对于缺乏B端场景生态的银行，在小微金融领域构建护城河，人员密集是被实践证明的有效战略。低于同业的净息差、高于同业的成本收入比，通常会拉低净资产收益率（ROE）水平，但宁波银行通过优秀的风控能力将不良率保持在低位，大幅降低风控成本，从而维持住了较高的ROE。从结果上看，宁波银行展现给资本市场的特征就是：高增长、低不良、相对较高的ROE，虽不完美（也不可能完美），已足以让市场追捧。两个误区宁波银行的标杆意义不在于其战略本身——每家中小银行都应因地制宜、追求各自的差异化，真正的启示在于对战略的长期坚守，以及坚守背后对应的取舍。银行的业务就这么几种、战略选择也只有几种，深挖一口井，持续积累优势，构筑护城河、形成差异化就是大概率事件。很多中小银行之所以陷入同质化，本质上是被短期主义绑架，缺乏战略定力，什么热做什么、什么急干什么，没能坚持做长期重要的事情。这两年，优秀的银行在战略坚守中步步推进，更多的银行则在同质化热潮中陷入转型误区。第一种是纸面转型。所谓纸面转型，是指转型停留在文件制度、组织架构层面，业务运营层面不见成果。究其原因，多是战略层面重视不够，资源配置不触及根本，核心资源依旧集中在传统模式上，只是在组织架构上新设团队，影响力仅限于部门内，既不能在业务层面提供增量动力，也没能力带动全盘变革，最后只好照搬业内一些新产品自娱自乐，做成了面子工程。一般来讲，这类银行的特点是日子难过但能过得去，缺乏紧迫感，感知不到变革的紧迫性，变革就成了一种作秀手段。其实，这类银行是最危险的，日子一点点变差，每年似乎都能凑活过去，等真正警醒时，往往已错过时机。第二种是指标转型。把转型简化成几个指标，然后错把指标当结果，想方设法完成了指标，却发现转型还留在原地。究其原因，当无法突破机制文化时，指标转型最为简单、最易推进，于是成了银行转型的“最大公约数”。指标转型专注于表面，看似捷径，却有损银行的长期竞争力。最典型的就是一些小银行对助贷业务的依赖，把零售占比当成了零售转型、科技转型的全部。风口期的两年，在助贷推动下，的确享受到零售指标节节攀升的欣喜，风口之后，监管收紧，才发现自己根本不会飞。指标转型把目光放在了外部，忽视了内在的变革。零售转型和科技转型，本质上是银行经营逻辑的转型，需要从内而外层层递进，核心再造、数据中台、流程变革、激励优化、产品创新、零售凸显，零售指标改善只是自然的结果，不能成为目标本身。最大的困难对战略的长期坚守，说着容易做起来难。在一次饭局中，某城商行董事长曾感叹，宁波银行无法复制，它背后的机制谁也学不了。粗略来说，就是股权分散、高管持股、员工激励：股权结构中，国资、民资、外资均衡分布，互为制衡，确保银行发展能着眼于股东价值创造；高管层持股（据财报披露，2020年6月末，董事长、行长、监事长合计持股481.32万股，以20210129日收盘价38.48元计算，市值1.85亿元），缓解委托代理难题，核心高管稳定，履职多在10年以上，能保持战略的连续性；员工薪资与业绩挂钩，市场化考核，打破大锅饭，能上能下，持续释放人才活力。反观很多中小银行，治理结构单一，激励机制落后，组织困于“官僚主义”，形式重于实质，有业绩不如有关系，组织活力低下，短期主义盛行。这样的银行，无论转型口号喊得多么响亮，都不可能做出什么成绩来。从根本上看，文化机制才是中小银行转型最大的障碍。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小银行的转型改革已步入深水区，若不能在治理结构、激励机制等方面做出进一步的突破，业务层面也难见大的进展。这两年，银行子公司层出不穷，理财子公司、金融科技子公司、法人直销银行、消费金融公司等相继破土而出。某种意义上，子公司的最大价值就在于新机制、新文化，从零开始，在一张空白的画布上绘制蓝图。但子公司毕竟只是子公司，母行自己仍需要做出更多的改变。机制转型之所以难，根源在于没有意识到其紧迫性和必要性。股权投资领域很看中企业的护城河，在巴菲特看来，任何企业都难免会遇到平庸甚至糟糕的管理层，只有具备深厚的护城河，企业才能经得住平庸管理层的折腾，持续为股东创造价值。曾经，银行业也是有护城河的，银行牌照、物理网点、受管制的利差、深厚的企业客户关系等都堪称护城河，在护城河的保护下，平庸的文化、平庸的管理层也能有好的业绩。那个时代，银行不需要市场化激励，甚至内部大锅饭的银行都有好业绩。但近十年来，这些护城河渐渐丧失，导致优秀的机制文化、优秀的管理层价值凸显。着意于转型的中小银行，必须认识到这种变化，从治理机制、文化流程、激励制度等方面着手做深刻的变革，要更加重视管理层的价值。如高瓴资本创始人张磊所说，“世界上只有一条护城河，就是企业家们不断创新，不断地疯狂地创造长期价值”。走自己的路综合内外部环境看，当前中小银行的唯一出路，在于差异化+本地化。差异化是市场竞争的需要，本地化是合规发展的需要，除此之外，无论是零售转型还是科技转型，都是手段而非目的。比如零售转型，虽已被鼓吹为银行转型的必经之路，但就现阶段而言，很多地区性银行还没到这一步。零售转型是经济发展从投资驱动到消费驱动的客观要求，全国层面消费驱动已是主流，全国性银行开展零售转型势在必行，但中小银行着眼于地方经济，各地发展阶段千差万别，只要本地产业发展空间还在，聚焦对公业务、小微业务就仍是最重要的事情。价值投资者强调不追风口，不去人多的地方，银行经营也是如此，时间和资源这么宝贵，怎么能被风口裹挟，专注做自己的事、坚定走自己的路，才是脱颖而出的唯一出路。【公告】苏宁金融研究院系苏宁金融旗下大型研究智库，聚焦金融科技、互联网金融领域，长期专注行业研判、业务发展、金融科技转型等领域研究，对外提供业务转型咨询&培训、用户体验提升咨询、研究报告定制、投资理财&商业保险方案定制、商业推广、业务合作咨询等服务，相关需求请发送邮件至sncfzx@suning.com，感谢您的支持！
业内专家认为，2021年金融业必须把支持扩大内需战略、形成强大国内市场作为着力点，紧紧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加大金融资源投入，优化融资结构，一方面要大力发展消费金融，深入挖掘消费潜力；另一方面，应围绕“两新一重”提供多元化、差异化融资服务，引导投资内生增长机制加快形成。 加大重点领域支持 “当前我国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打通堵点，补齐短板，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向更高形态发展。” 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 业内人士认为，银行业应加大对“两新一重”（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以及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领域和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的支持力度，优化信贷结构，加大资源配置，确保金融“活水”源源不断流向实体经济。 “支持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应进一步通过保证消费升级来实现，扩大产业金融、乡村振兴、绿色金融、科技金融等方面的产业投资以扩大内需，促进国内大循环。”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表示。 发挥消费金融拉动作用 春节临近，海南各大免税店商品持续热销。数据显示，元旦假期期间，海口海关共监管销售离岛免税金额超5亿元，同比增长195.16%。红红火火的免税购物市场正是当下人们消费热情的生动注脚之一。业内专家预计，伴随扩大内需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不断落地，2021年消费市场潜力还将进一步得到释放。 “2021年经济运行中的疫情影响将会淡化，经济的重启与新生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脉络，消费增速将显著回升，受疫情冲击严重的行业将明显复苏，餐饮等线下消费将成为消费恢复的主要力量，汽车类消费将明显回暖。”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预测，2021年中国消费增速可能在13%左右。 业内专家指出，充分发挥消费金融对内需的拉动作用，未来需要改善和提升金融服务，释放教育、养老、育幼、医疗、旅游等服务消费的潜能，更好支撑消费结构和品质升级，把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激发出来。 当前，消费金融作为金融信贷领域的重要分支，已经越来越深入地影响着民众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方式。大到新房装修，小到看病就医，信用消费贷款正在全面满足百姓的生活消费需求。与此同时，伴随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加速创新，消费金融与大数据、云计算等科技手段深度融合，消费金融场景正朝着垂直化、生态化、个性化深入发展。 “消费金融将从现阶段的‘跑马圈地’步入精细化经营，金融科技在拓展获客渠道、大数据风控及资产质量监测等方面的重要性也将更为突出。未来，客户获取、客群经营和风险控制将是金融机构构建竞争力的关键所在。”光大证券金融业首席分析师王一峰认为。 金融业未来需要继续创新和升级消费金融，引领新型消费加快发展，培育壮大新的消费增长点，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激发全社会投资活力 投资需求是培育完整内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优化投资结构，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金融需要加大对重大项目建设的融资支持力度，推动企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和设备更新，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市场主导的投资内生增长机制的形成。 工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周月秋认为：“一方面合理加大贷款投放；另一方面搭建金融服务‘立交桥’，综合运用债券、股权、租赁等多种方式，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特别是支持‘两新一重’建设，支持区域协调发展，支持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等。” 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需要加大对产业链供应链短板弱项的投资支持，引导创新主体加大研发投入，努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促进产业发展自主可控。 业内专家表示，发展适应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产业链金融，银行业金融机构既要在全产业链金融上“布好局”，也要在产业链核心企业上“落好子”，通过产品创新、内外联动提供全产业链金融服务，向产业链核心企业和上下游企业提供集成化金融解决方案。 有分析认为，增强投资增长后劲，未来应加大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着力加快5G网络、云平台、物联网、服务器、超高清视频终端等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新基建”的支持力度，业内人士指出，应综合运用贷款、发债、租赁、夹层融资、股债结合、投贷联动等多种融资工具和手段，为不同项目提供差异化融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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