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首席评论员 艾堂明[微博] 微信公众号：老艾股学堂(laoaigxt) 终于涨了，昨天两市成交罕见的低于5000亿，老艾说它是“极度缩量憋大招”，今天终于憋出来一个大招！ 而且是从开盘涨到收盘，特别是创业板，以一根光头光脚的大阳线，一举收复上周五的大跌失地，表现得还算争气！ 不过略有不争气的地方是，今天的上涨并不是靠自己独立完成的，而是看到外盘涨了，害怕踏空而出现的上涨。 昨晚虽然美股休市，但欧洲股市集体大涨，德国股指创近期反弹新高，亚太股市继昨天之后，今天开盘后继续大涨。 这使得A股股民终于坐不住了，害怕踏空而蜂拥进场，才导致了今天的单边上涨行情。 其实昨天日、韩、澳股市就已经集体大涨了，但咱们很多人还沉浸在上周五的大跌中不可自拔，有些人还在不计成本的砸盘出逃，踏空不是活该嘛！ 砸盘的后果就是让别人趁机捡便宜，特别是外资，昨天进场扫货20多亿，今天就坐上了内资的轿子，舒舒服服被内资抬轿。 这种事情内资已经干过太多次了，但丝毫不悔改，看不到有啥长进之处，被外资割韭菜也怪不了别人…… 从成交量看，今天终于放了点量，但仍然不多，不放量也能涨起来，说明市场分歧不大，抛压盘不大。 这样多好，大家团结一致往上拉，这样才能追上外盘上涨的脚步，人家在不断创新高，咱们还在为收复失地而挣扎…… 但团结恐怕仍是短暂的，继续往上涨就必须得放量了，因为要承接那些不坚定分子的抛盘，只有不断吃掉他们的筹码，才能一步步向上拓展空间。 所以我们的上市公司一定要奋发图强，以实实在在的业绩来证明给那些抛售者看，这样才能无惧风雨，漠视一切做空者。 特别是科技股，在面临美帝无情的打压之下，只有通过自身的强大，掌握了核心技术，才能无惧任何人的打压制裁！ 所以希望今天科技股的上涨，不仅仅是股价的上涨，最重要的是不要辜负大家的期望和支持，把自己做大做强才是王道！ 今天惊闻何鸿燊先生去世，享年98岁，作为一代赌王，不少人都在他的赌场里赌博过。 有人说股市如赌场，但也不尽然，虽然看起来都是零和游戏，但真正的好公司会通过自身的经营，让公司不断成长壮大，不仅会带来现金上的分红，还能通过股价的上涨而获益。 所以我们应该告别赌博心态，去投资真正有价值的好公司，这样我们的股市才能健康发展，良币驱逐劣币，让中国股市真正成为价值投资的乐土！ 反弹来了，怎能少了期权这个反弹利器？通过杠杆，可将收益放大数倍甚至数十倍！而且可以涨时做多，跌时做空，双向操作，再加上T+0交易机制，盘中可以多次波段操作，及时落袋为安，避免股票T+1的尴尬。 想学习期权期指知识以及实战技巧，可以点击收看新浪理财大学的《老艾聊期权期指》视频课程，有全套方法讲解。(点击试看，99元特惠仍在进行中！)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老艾股学堂(laoaigxt)，或扫描下方二维码(微博：老艾观察) (本文作者介绍：新浪财经首席评论员、资深投资人。)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赵建 日本、美国、欧洲一直在财政赤字货币化，以至于这些国家的央行到了无债可买的地步。日本已经买了市场上四成以上的国债，并且正在成为股市上近100家上市公司的前五大股东。美国疫情时期无限量的宽松，在边际上也面临着无债可买的境地。负利率，实际上也是资本主义国家财政赤字货币化过度的一个表现…… 中国央行也早就开始了财政赤字货币化，只不过不是那么直接，而是通过政策性银行（PSL）和商业银行（MLF、SLF等）作为“通道”，间接的进行结构性的财政货币化。更重要的一点是，商业银行的财政化趋势（党和国家领导下的银行体系）也使得中国有着其他国家没有的优势：赤字货币化的货币，不仅局限于基础货币，还可以是广义货币。而且，过去几年的货币化不是在中央政府，而是地方政府的超级大赤字货币化。 从现实主义的角度，财政赤字货币化本身不是问题。而且在当前这种危急关头，此时不赤字货币化更待何时。人们更多的担忧是一系列的深层次问题，比如财政纪律的漠视，政策投放的货币走向不明，大通胀下民众手中的货币购买力下降，国家信用的损耗等等。财政赤字货币化只是一种政策工具（虽然不一定“合法”，最近德国就判定欧洲央行的“货币化”行为违宪），关键并不是赤字创造了多少货币，而是这些货币最终走向了哪里，是一小部分群体还是普通大众的民生，是生产性领域还是分配性领域。一个重要的原则是，财政赤字货币化要“救急不救穷”，当经济缓和后一定要及时退出，不能把危急时刻的“抗生素”，当作日常的食品来维系生命。 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争论日嚣尘上。困难时期，很多举措也实属无奈。现在这种形势下，不大幅扩张赤字打“抗生素”，那要等什么时候？情况危急，赤字扩张不可能像正常情况下靠财政和生产的慢慢积累，也为了避免挤出效应（对民企）和紧缩效应（加税），就只能通过“货币超发”的形式，按照MMT的药方，央行直接购买自己消化了。 学者担心的地方是，同为国家部门的两个机关，一手财政部发债，一手央行买债，假如没有科学严格的财政和货币纪律，货币发行就真的只是一种虚拟的记账行为，中间没有任何生产活动以及银行一样的风险和资本约束。这样空转的“结果”就是赤裸裸的铸币税：央行直接凭空印钞购买实体经济创造的产出。最终可能引发国家信用的过度损耗，公众对货币失去信心并大面积抛售。 举个扩张一点的例子，在一个简单的经济体内，只包括两个部门，一个是货币部门，负责生产货币；另一个是实体部门，假如只生产粮食。在不进出口的情况下（封闭经济体），粮食的生产由生产函数，即土地面积、机械设备（资本）、技术和投入到生产中的劳动力等这些要素决定。在一定时期内，土地、技术和人员基本不发生变化，所以产出既定，即供给是一定的。 此时，假如央行买了财政部的国债即财政货币化，财政部拿着发行国债的钱，或者给公务员发工资，或者大兴土木搞基建，支付企业工程款，然后企业给工人发工资，或者用来还旧债。假如大部分的货币是用来发工资，而且这些人员消费需求的货币弹性非常大（即手中增加了100元就要多买100元的馒头），那么就出现了一种情况： 粮食生产供给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由货币化凭空创造的需求突然增加，导致的结果就是粮食价格的普遍上涨——所谓的通胀。被通胀毛掉的那部分也就是所谓铸币税。 这就是人们对赤字货币化普遍的担心，而且这个担心不是没有道理。魏玛共和国、民国末期的恶性通胀，中国上世纪90年代末的通货膨胀，都已经作为历史记忆深入人们的脑海。除此之外，货币发行作为一种分配型权力，没有节制的滥用会导致结构的扭曲：越来越多的人想尽办法，从需要付出劳动的生产部门挤入非生产性收入高的货币部门，这种要素流动方向积累到一定程度，会导致一个国家经济体内，生产型活动越来越少，分配型活动（寻租、套利、腐败、关系资源资本化等）越来越多，这个结构的变化靠什么来再平衡？其中之一就是通胀，或者滞涨。 改革开放历年来的大通胀都与债务及赤字货币化有关（也有抑制型通胀等转轨因素） 通胀，还是滞涨，要看具体的生产结构，看通胀激发的是生产效应还是分配效应。前者是指通胀能为实体经济带来“赚钱效应”，激励企业更多的为了利润，个人为了工资和奖金去生产和工作；分配效应则是指通胀是破坏性的，不能给实体企业带来赚钱效应，即下游商品价格在上涨，但是企业的成本上升的更快，此时的形式一般就是滞涨：经济停滞和物价上涨并存。 一般来说，如果市场运行良好，滞涨很难发生，即菲利普斯曲线会起作用。滞涨的发生有深刻的体制和社会根源，更多的是结构性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的结果。滞涨将会埋葬凯恩斯主义，甚至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我在《赵建：通货膨胀会导致房价下跌吗——兼论滞胀是改革滞后的社会成本》已经提出一个假说：滞涨是结构性改革滞后付出的代价或社会成本。事实也证明中国的菲利普斯曲线即通胀对增长的拉动效应已经越来越弱。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担忧，与其说是对通货膨胀的担忧，不如说是对国家信用、财政纪律、金融治理现代化等诸多深层次问题的担忧。所以，5月6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裁定，欧洲央行（ECB）未能充分证明开始于2015年的资产购买计划的合理性，违反德国宪法，震动了政界和金融界。 二、为什么发达国家担忧的是通缩而非通胀：资本主义危机的本质是过剩和通缩 然而最近几十年的事实是，全球货币大放水，但是几乎没有发生大的通胀，而且更多时候，除了几个明显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各国央行其实一直在为抗通缩而苦恼。原因何在？我在以前的文章《赵建：通货膨胀会导致房价下跌吗——兼论滞胀是改革滞后的社会成本》已经提到： 快速的货币化，伴随的是更加快速的工业化和全球化，猫追老鼠，比的是相对速度。 工业化通过产能空间压低了上中游产品价格；而全球化则通过更大范畴的贸易交换空间平抑了物价，比如中国从美国和南美进口廉价的粮食，压低了城市的食品价格；美国等国则从中国进口低价的工业品和日用品。 中美主导的全球化通过贸易交换（比较优势）压低了通胀 而在更长期和更加深远的意义上，奥地利学派的关于信贷分配的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熊彼特的企业家精神和信贷扩张的理论，都说明了信用货币下，即靠贷款创造存款（广义货币）的体系里，不要担忧货币扩张会带来通胀。只要信贷创造的货币分配到了生产领域，掌握到了企业家而不是投机者和非生产型的群体里，货币在创造的过程中，由于资本积累和生产率的提高，商品等实物产出创造的更多。这才是一般情况，也就是货币扩张带来的，很可能是通缩效应而非通胀效应。 米塞斯等奥地利经济学家，早就注意到了“信贷扩张可能引发通货紧缩”的问题，尤其是“距离最终消费品比较远的中间品和资本品价格的通缩”。这个道理实际上很简单，信贷扩张虽然带来了货币供给的扩张以及需求的扩张，但是由于生产技术的广泛引用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企业的产出能力提高了。尤其是那些生产资料和资本品，很容易出现产能过剩的问题。再加上，资本主义固有的收入分配问题，贫富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就会造成“货币扩张引发通货紧缩”的怪异现象。相对于消费品价格CPI，生产资料或资本品价格PPI，更容易出现产能过剩下的通缩。 这个我们在中学课本都学过，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最大的问题不是短缺，而是过剩。计划经济才是短缺（结构性）。所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直苦恼的问题是，如何提振需求，激发通胀，而不是担忧通胀。这里面又有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比如贫富分化严重与购买力不足，实际上也是马克思范式下的资本和劳动在价值分配过程中的体制性问题。（可参阅我以前的的文章《历史正在进入马克思时间》） 三、次贷危机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在赤字货币化，以至于到了无债可买的境地 正是受困于这种生产相对过剩带来的紧缩效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早就采用，而且一直在采用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形式。虽然他们一直受到理论界“李嘉图等价”和“卢卡斯批判”的警告。 日本长期以来，还包括美国，欧洲，在次贷危机之后，一直采用这种货币化形式。尤其是日本央行，长期以来面临的苦恼并不是货币化不货币化的问题，它苦恼的是，市场上的国债都快买完了（2016年持有40%的未到期国债），想货币化却没有资产可购买，只好买上市公司股票，现在都买成了近100家上市公司的大股东。这对一直标榜市场经济的国家来说，很尴尬。 日本央行的超级宽松面临无债可买的困境 2016年日本央行就已经成为81家上市公司的前五大股东、55家上市公司最大股东 美国的多轮量化宽松也是如此。最近面对疫情带来的“大停摆”，更是无限量的货币化，不仅超买国债释放流动性直到买的供需失衡，在边际上也面临“无债可买”的境地，而且在危急时刻，绕过商业银行和市场，直接给企业和家庭免息贷款或发救济补助。当然这里面也有大选之年，为了讨好选民的政治策略——危机时刻，国家金融能力可以无限大，这就是我一直说的“货币利维坦”。 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已导致美联储无债可买 这也是我一直强调的“新范式”之中的，危机造成的“货币政策悖论”——危机中出现流动性黑洞（雷曼时刻，今年三月份美股的四次熔断），市场失灵，必须最后贷款人出马，导致央行被不断赋权，货币纪律层层废弃，货币化成为一种常规操作，类似抗生素成为常规药物。于是赤字货币化不断积累的副作用，经过一段时间后形成更大的危机（周期性力量），政府为了拯救危机，采取更大的赤字货币化，然后新的一轮债务周期开启．．．．．． 因此，5月6日德国判定欧洲央行2015年以来的资产购买计划违宪，实际上就是对这种恶性循环的担忧，也反应出了欧元区内部的一些深层次矛盾。 全球货币化的另一个极端表现是“负利率”。负利率造成了大量不良后果，其中之一就是金融资本脱离实体经济，以及经济结构的持续恶化。我在文章《负利率是劫富济贫？“金融恩格尔系数”告诉我们恰恰相反》已经提到过这个结构恶化引发的恶性循环： 财政赤字货币化——利率走低——金融资产价格上涨——贫富分化——购买力不足——需求下滑——经济增长停滞——（金融危机）——财政救助——财政赤字货币化．．．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个大循环里，我们看到对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反应并不是通货膨胀，而是金融资产价格上涨，而金融资产价格的上涨，又进一步引发贫富分化和购买力不足，导致经济增长停滞（通缩）。这是一个看上去似乎无止境的轮回，何时是头，如何收场？在我借鉴达里奥超级债务周期思想基础上构建的新范式里，结局不在经济和金融领域，而是在国家冲突等极端风险领域。 四、中国央行的赤字货币化实验：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形成的“通道” 在全球央行这种货币化趋势和诱惑下，中国央行就一直坚守货币和财政纪律，没有采取这样的操作吗？答案应该是部分否定的，其实中国央行一直也在财政赤字货币化，只不过没有自己亲自操作，而是通过两大“通道”机构间接货币化。 一个是商业银行，银行买国债，用的是基础货币（超额准备金）。在实践操作中，如果因为国债发行过多，银行间的流动性不足，货币利率抬升，央行便会用MLF、SLF和降准等方式释放流动性，以保证国债发行的购买力。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财政赤字货币化，只不过这个购买过程不是“央行—国债市场”直接购买，而是“央行—（MLF等再贷款）—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国债市场”，是一种间接的财政货币化。 另一个是政策性银行，主要是通过PSL等方式注资。比如最近几年的“棚改”战略，就是央行通过PSL等向国家开发银行注入资金，然后国家开发银行再贷款给地方政府，结合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向拆迁户“直升机撒钱”。在这里，央行没有权力直接货币化，但是通过国家开发银行的PSL作为“通道”，间接的实施了货币化的效果。这也是最近几年各大城市尤其是三四线城市房价大涨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我们看到，最近十年，国家开发银行的总资产规模飙升了6倍多，达到了近17万亿元！ 央行通过政策性银行作为“通道”进行财政赤字货币化 国家开发银行最近十几年的资产规模飙升 但是注意了，上面这个过程是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货币化过程（政策型银行的棚改货币化实际上也是中央履行的责任），也是通常说的经典的“财政赤字货币化”。对于中国现实来说，最大的赤字问题不在于中央政府，而是地方政府。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尤其是2012年以后，地方政府的债务处于飙升过程，那么这些债务谁来买？就是商业银行。一个是标准的或置换的地方债券，大约二十万亿元，但这不是大头，大头是各种城投、地方平台的“非标”、“非非标”，甚至是一些地方城投公司的海外美元债！现在加上隐性债务的地方总债务到底多大，竟然还是个搞不清楚的未知数，普遍估计在50—70万亿元！ 这么大规模的地方政府债务，是靠商业银行来“货币化”的。这当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财政赤字货币化，即用基础货币来购买国债，而是非常有中国特色的“地方财政赤字货币化”。特色之处，一是，货币化的工具是广义货币，而非基础货币，即地方政府债务在形成过程中，也创造了货币（银行借贷双计）；二是，不是像发达国家那样通过公开透明流动性好的金融市场，而是主要通过贷款、非标、非非标等“影子银行”的形式进行货币化；三是，数量级异常庞大，几十万亿级别的货币化量。 地方政府负债利息最高曾消耗掉38%的GDP增量 因此，中国财政赤字货币化的问题不在当前的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加杠杆空间相对较大），而在于过去十年早就积累的地方政府财政赤字。当然，地方政府的赤字货币化采取的是非典型形式。 五、危急时刻，财政赤字货币化应该本着“救急不救穷”原则，经济有所复苏后，应尽快回归常态化 在这里我再次强调，赤字货币化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赤字货币化创造的宝贵的财政资源如何用，当经济复苏后赤字货币化能否顺利退出，即能否实现走出赤字后的“经济软着陆”，而不是继续沉溺于其中形成刚性的路径依赖。 因为赤字货币化是可以“上瘾”的。如果把一个国家不甚恰当的比喻为一家公司，与辛辛苦苦激励实体经济产出获取税收相比，赤字货币化只靠两个部门的会计腾挪就可以创造“名义收入”：在国家机器的维护下，通过印钞购买实体经济实实在在的产出。 再举个不恰当的例子，赤字货币化上瘾，跟制造业企业玩房地产，商业银行玩同业业务有相似的感觉。制造业市场竞争比较充分，毛利率越来越薄，而房地产市场在供给侧有政府垄断，在需求侧有银行信贷支持，所以能创造丰厚的利润。因此，辛辛苦苦做制造业，不如圈地打着产业园区的名义搞房地产。 同样的道理，对银行一般存贷款业务来说，要辛辛苦苦的搞营销拉存款，胆战心惊的做风控放贷款，这些业务需要大量的网点、人员和费用。但是对于前些年的同业业务（金融严监管以前），不少银行的金融市场部，用不到二百个人的同业团队，创造了需要传统银行业务两万多人、几百个网点的产能。这些业务很多都是脱离实体经济的“空转”（地方平台、城投债很难严格定义为实体经济），当这些资产不创造现金流和roa的时候，以其为抵押物创造的货币该去哪里？ 这是反对者担心的地方：无锚印钞。因为与央行过去实实在在的外汇储备和商业银行的抵押物及风控约束相比，央行直接买国债的确让人心里不踏实。魏玛共和国和民国末年的教训还摆在那里，改革开放后也发生过多次。因此在这里，人们更担忧的不是财政赤字货币化本身，而是：大国财政和货币关系和自律机制的破坏。因为这个关系，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经历了惨重的教训后，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央行和财政部分开）。 然而放在当前的危急关口，财政赤字货币化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就像人进入急诊室，必须采用非常规的抢救措施，副作用并不是主要考虑的因素。从这个角度来说，赤字货币化，更像是一种“抗生素”，在特殊时期支持“六稳”、“六保”的国家政策，等危机过后，再恢复正常的经济生活强身健体。 所以问题的关键是，这些货币化创造的宝贵的财政资源，如何用，用在哪里，以起到特殊时期的特殊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在的财政赤字货币化，恰恰是为了将来不再用货币化，而是回到经济自我造血创造税收和正常债务的状态。否则，很可能上瘾，在地方政府赤字货币化的风险还没出清的时候，又让中央政府染上了同样的疾病。人们也不希望中国在完成金融现代化之前，就过早的陷入了货币政策日本化的困境，因为我们还没建立起一个发达的金融市场。这样的结局，更可能像“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滞胀境地。
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记者 吴雨、张千千）22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综合运用降准降息、再贷款等手段，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 相较去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松紧适度”，今年关于货币政策的表述则强调了“更加灵活适度”。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行长白鹤祥认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有助于服务“六稳”“六保”工作，在确保总量力度足够、融资成本明显下降、向中小微企业倾斜三方面进一步发力，对冲疫情影响。 报告提出，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务必推动企业便利获得贷款，推动利率持续下行。 全国政协委员、交银施罗德基金总经理谢卫表示，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绝非要“大水漫灌”，而是为与应对疫情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相适应。我国货币政策工具箱储备充足，还留有不少工具和政策空间。 在强化对稳企业的金融支持方面，报告提出“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再延长至明年3月底”“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要高于40%”等明确要求。报告还提出，为保市场主体，一定要让中小微企业贷款可获得性明显提高，一定要让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占斌表示，这一系列要求旨在打通中小微企业融资“最后一公里”，确保资金直达实体企业。下一步，金融部门要把相关金融政策落实到位，推动企业贷款利率明显下降，激活市场主体活力，为创造就业、拉动经济增长作出更大贡献。 【我要纠错】 责任编辑：庞博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董登新 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出现了优化上证综指编制意见，这对民间扰攘经年的“沪指失真”呼声，是一次很好的反映。期待有关部门能够尽快对这种意见做出实质性反应，笔者希望通过此文，打消监管部门可能存在的一个疑虑。 （一）打消顾虑尽快实现指数优化 有鉴于沪指多年徘徊在3000点上下的走势，此时如监管部门对沪指编制进行调整，可能马上就会面对“换掉温度计”“手动调指数”之类的舆论质疑。在当下的社情民意舆论场中，这恐怕是监管部门投鼠忌器的一个重要考量。 其实，关于优化上证综指编制的理由，两会代表委员的表述已极为到位，无需过多重复。只是在当下复杂的言论场中，这些理性意见很容易被轻易解构，从而为改革工作制造种种障碍。 面对可能出现的疑问，我们只需要开眼看看世界，就会清楚：横向比，近年来全球范围内主要指数的优化调整实在太过平常；纵向比，历史上全球主要指数的发展脉络也非常清晰。在这样的背景下，上证综指进行优化，根本无需顾忌那些可能出现的、似是而非的议论。 （二）横向：全球指数调整优化是“日常” 近年来，多数国际代表性指数均立足所在国家或地区资本市场实际，对指数编制方法进行合理调整，以保障指数功能作用的发挥，如标普500、恒生指数、TOPIX指数等。这些指数规则的变更一般依据审慎原则，经充分调研评估，考虑市场影响后分步实施。 举例来说，2005年标普宣布对其美国市场指数（含标普500指数）由总股本加权改为自由流通股本加权，2017年将新股计入的时间要求由上市满6-12个月改为12个月；香港恒生指数于2006年起逐步由总股本加权改为自由流通股本加权；日本东证TOPIX指数于2005年起分3个阶段由总股本加权改为自由流通股本加权；欧洲STOXX 50指数于2013年变更了新股快速计入规则。 从国际综合指数编制的经验看，既有采用总股本加权的如纳斯达克综指等，也有采用自由流通股本加权的如恒生综合指数等，加权方式的选择与指数功能定位存在关联。 （三）纵向：符合全球指数优化方向 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日经225指数为代表，全球主要股票指数中，确有一些经典指数编制方法相对较为稳定，但历史地看，这些经典指数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应需调整优化。 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为例，为适应美国市场结构的变迁，编制方曾持续对指数编制方法中的选样规则（行业限制）持续调整，以保证指数的代表性。1896年至20世纪上半叶，指数样本股行业主要为炼油、钢铁、煤矿、橡胶等化工行业；20世纪70年代开始，消费类和服务类行业公司逐渐兴起，可口可乐、强生、摩根大通等企业陆续进入指数；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产业为主导的高新技术公司陆续进入指数，逐渐占据更多权重。目前指数样本中，只剩下7家是工业制造行业的企业，剩余的23家为服务、技术、零售和创新领域的企业。 此外，日经225指数也分别于1991年和2000年分别对样本调整规则及行业匹配规则进行过调整，以保障指数对日本市场变化的客观表征。在审慎评估指数对市场的表征情况、顺应市场呼声并充分听取各方意见的情况下，以稳中求进的方式稳妥推进指数优化工作，符合国际惯例。 （四）指数的生命力在于用户 也有一种意见认为，既然上证综指有这样那样的不足，能否用其他指数来代替，用来表征沪市。对此，笔者的意见是，能否“代替”取决于用户，这并非是一个可以通过主观“用力”来改变的情况。 代表性指数是历史与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历史悠久是代表性地位的重要基础。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正式公布至今已有121年历史，尽管市场长期以来对其编制方法颇有微词，但媒体和投资者早已习惯以其作为美国股市的表征。此外，代表性指数一旦形成，就会具有排他性，单一市场的代表性指数往往只有一个。如英国、法国、德国、韩国、香港等国家（地区）股票市场均只有一个代表性指数。上证综指是境内股票市场的第1只指数，其影响力和知名度是我国资本市场发展30年来投资者的自然选择，主要来自其悠久的历史和完整的数据。同时，上证综指定位于表征沪市整体的运行状况，不是定位于投资功能。 因此，考虑到上证综指的重要影响力及投资者使用习惯，考虑到历史与市场自然选择的客观结果，不改变上证综指的功能定位，而对其进行优化调整，是尊重历史、尊重用户、尊重市场的选择。 总而言之，在尊重历史和市场习惯的基础上，既然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上证综指存在优化调整的空间，就应迅速响应社会各界的呼声，尽快对上证综指实施优化。而对其间可能出现的非理性声音，监管部门实在无需过度担心。国际经验充分说明，近年来全球范围内主要指数的优化调整非常正常，历史上全球主要指数的优化调整脉络也非常清晰。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深入，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前沿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千亿、百亿优质招商项目纷纷落地，优客工场加速了在珠三角的布局。 日前，优客工场携手卓越集团，在东莞打造了写字楼项目东莞卓越中寰·优客工场。此次合作，卓越集团委托优客工场为本栋写字楼提供独家招商代理服务。优客工场将以完备的招商体系和企业资源储备，为卓越中寰精准引入来自深科技新智造、新零售、互联网科技、企业服务、文化传媒等行业的优质企业，丰富城市综合体业态，帮助其提高运营效率、快速去化。 当前，东莞正牢牢把握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历史机遇，以创新引领发展，用精准招商带动高端产业链条在这里聚集，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世界级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孵化和培育新兴产业，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优客工场表示，东莞卓越中寰·优客工场不仅将持续为创造人群提供智能化和的办公空间，也将为所在的卓越中寰综合体提供精准招商引入支持，助力东莞高端产业链条的聚集完善，为东莞制造业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先进制造业中心注入新力量。 此外，日前，优客工场还与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简称“深总院”）达成联合办公管理输出合作，共同为打造建筑设计师垂直领域的共享智慧空间平台作出创新尝试。 此次合作，优客工场将与深总院联合打造建筑设计师平台，结合深总院的建筑设计资源平台及优客工场的创新服务模式及管理输出优势，为建筑设计事务所及个人建筑设计师提供更好的发展平台，以良好的组织形式让建筑设计行业从业人员通过智慧办公场景获得更灵活的办公方式、提高办公效率、增加工作幸福感。 优客工场创始人、董事长毛大庆表示，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基础设施越来越发达，智慧办公作为智慧城市重要的组成部分，共享办公具有进一步往智慧办公发展的前提和优势。另一方面，从用户角度出发，办公空间中软性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多元化、高质量以及贴合人性。通过建设建筑设计师共享智慧办公平台，可获取更多数据与共享信息，为共享办公行业提供最优解决方案。 伴随着智慧办公硬件开发的不断升级以及运营软服务个性化高品质定制的需求，深圳深总院·优客工场项目作为智慧办公的实验基地，将以高标准的智慧空间建设和优质的配套服务，共同打造建筑设计垂直领域的共享智慧办公平台。 与此同时，未来，通过优客工场的软性服务，深圳深总院·优客工场将为入驻其中的建筑从业者之间打造有趣、运转良好、功能齐全的环境中开展，更加高效地促进沟通、启发灵感。入驻本项目的建筑从业者可以自由组队，通过对项目业务的理解和兴趣，发挥自己的长项应用于单个项目，这将使建筑设计师智慧空间变得与众不同。（编辑 张伟）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曾刚 李重阳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不仅推动了数字产业化，更促进了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是指信息制造业、信息通信业、软件服务业等信息产业的不断壮大，以及基于数字技术的新业态的萌生；而产业数字化则是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部门的改造，是传统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与信息技术融合创新发展的过程。在过去一段时间，我国产业数字化取得了蓬勃发展，而银行业作为受到严格监管的行业，其数字化进程则相对缓慢，并受到了来自互联网企业、金融科技公司等新入场者的冲击和挑战。感受到压力的银行纷纷把数字化写入发展战略，意图适应市场和客户需求的变化，以形成面向未来的竞争能力。 01 银行数字化的本质 对标数字经济，我们将数字银行定义为：秉持“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依托先进的数字技术，不断完善系统架构、优化业务流程、提升运营管理、强化风险控制、丰富场景生态，为客户提供便捷、高效、普惠、安全的多样化、定制化、人性化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商业银行。而银行数字化则是商业银行为了建设数字银行进行的技术能力建设、业务科技融合、体制机制转型等一系列创新与发展的过程。 银行数字化的核心是真正以客户为中心。不同于工业时代人们主要解决生存问题、追求物质丰富，在数字经济下，随着人民收入的提高，需求也不断升级。过去，银行的传统经营模式是围绕网点等物理渠道的“坐商”式经营，客户需要办理业务时要主动到网点或者在个人电脑端登录网上银行方能办理。银行的服务清单往往难以获得，需要主动询问银行工作人员才可得到部分信息，而且产品说明书晦涩冗长，不具备相关专业知识的客户如读天书，自然只能被动接受协议。此外，银行贷款、信用卡等业务需要银行方层层审批，无形中制造了一种银行高高在上的感觉，客户不知道是否自己可以获得授信，也不知道何时能够获得答复。凡此种种，传统经营模式面向的都是人们的财产保障等安全需求，对大多数客户更高层次的需求照顾不足。 产业经济大规模数字化后，“行商”成为普遍模式，大多数工商服务业主动出击，千方百计触达目标客户群体。产品与服务拥有的全生命周期的记录，用户可以很方便地进行数据的查询和追溯，消费前可以从海量的备选中进行对比和取舍，消费后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展示和评价，甚至可以参与到设计、生产、消费、物流、回收再利用等全过程中，与商家乃至设计师或产品经理进行双向互动。在这一过程中，用户获得了选择权、获得了高效率，社交与尊重的需求被满足，同时也提升了自我认知与自我实现。人们这种心理转变形成习惯后，金融需求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工业时代的供不应求，客户被动接受产品；到数字时代初期，市场转向激烈竞争，客户拥有越来越多的选择权利；如今，数字经济已经演变为“客户赋权”的时代，客户开始沉浸在各种便捷的场景中，理所应当地认为银行服务也应该像电商那样，有美观又高效的移动端应用，展示完整易读的产品清单，提供24小时不间断的服务，甚至时不时超预期地满足自己此前未注意到的金融需求。这意味着银行坐商模式“躺着挣钱”的黄金时期已经结束，产业经济的数字化倒逼银行也必须走上数字化的道路，真正践行“以客户为中心”。 02 银行数字化的不同维度 围绕“以客户为中心”这一核心理念，我们将银行数字化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即内部生态、客户生态和外部生态，这三个层次从银行内部发端，依次向外展开，形成银行数字化的全景图。 银行数字化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维度是银行内部生态。在实践中往往被大多数银行所忽略。目前，大多数银行都开始重视并强调“以客户为中心”的核心理念，也引进了各种先进技术甚至战略合作者协助转型，但是，如果没有一套完整的与数字化相契合的内部生态机制，高效服务客户、建立外部生态都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法在银行内部形成流转。因此，在做好风控、把好安全关的基础上，银行数字化需要首先建立支持数字化的组织架构和人才机制，培养和鼓励内部创新文化。同时，需要构建企业级业务架构与技术架构，形成双螺旋驱动。业务架构是从业务视角出发，将业务流程、产品和体验组件化；而技术架构则从技术视角出发，实现系统平台化、松耦合、面向服务，形成众多独立的微服务，同时通过数据湖的集中存放和管理，构建数据共享机制，为跨部门跨团队的创新提供基础。业务与技术、数据与服务相辅相成、互为促进，通过业务协作化、技术平台化、数据协同化、服务共享化，搭建支撑数字化发展的“乐高积木”。 银行数字化的第二个层次是客户生态。在这一圈层上，银行产品和服务要以优质的体验感为客户创造价值，并在银行实现效率与成本的统一。银行需要挖掘客户的潜在需求，并从端到端的客户旅程出发，采用设计思维和新的交付流程，力图解决客户的痛点问题。银行要在消费、理财、信用、跨境等各种产品和服务中进行无感化场景融入，提高客户转化率、缩短处理流程、增加自助服务尤其是移动端应用，从而提升客户体验和忠诚度，同时进一步释放人力资源，实现企业效率与成本结构的最优化。 银行数字化的第三个层次是外部生态。它通过金融科技提升效率，联结场景和产业合作伙伴，聚合形成有机生态整体，合力为客户提供高定制、多样化的金融解决方案。从实质上讲，构建外部生态是主动找到银行数字化发展中的缺陷，整合在该环节具有比较优势的机构，通过协同作用消除短板，用专业化分工的方式化解自身经营瓶颈，同时通过最大化自身优势业务的产能，形成规模效应，达到成本、收益和风险的优化平衡。目前来看，银行业的短板在表象上主要体现在技术和场景的缺乏，因此才形成了业界对Fintech和场景的热捧，乃至产生了一些舍本逐末的现象。为了正本清源，在我们讨论的银行数字化中，Fintech只是外部生态的一部分，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和虚拟现实等技术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未来，如果有银行能够在技术上走在同业乃至整体经济前列，那么它将既不必在外部生态中引入Fintech，反而可以向其他银行和产业伙伴输出科技能力，换取其他资源和业务合作。 03 银行数字化的问题与痛点 在银行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数据治理、业务流程、工具与技术、管理与聚合这四个领域既是银行数字化创新的主要发力方向，也是亟待解决的痛点之所在。 在数据治理方面，银行坐拥金融资产和交易的海量数据，具有天然的优势及屏障。在银行数字化的道路上，数据方面的工作可能是最早启动的；然而时至今日，数据治理方面的问题却始终是最为迫切的。究其原因，最初的银行数据库建设往往只是为了满足监管和报表报送的要求，数据仅仅是银行经营过程中的“副产品”。由于不同监管部门有不同的监管口径，导致银行内部数据往往依部门和条线而割裂，数据质量参差不齐，缺乏统一的规范和治理体系，难以综合利用、实现从“业务数字化”到“数字业务化”的转变。 在业务流程方面，从狭义上看，主要表现为简化手续、缩短时间。例如，少填单、少盖章，减少录入项目、少报送材料，以及“购物车”式交易，等等。更加广义的业务流程则应该将涵义拓展到银行需求分析、产品研发、渠道获客、风险评估、报价成交、支付结算、服务运营、管理处置等银行产品和服务全生命周期的方方面面。在经历了前几年反复压缩对客业务流程之后，银行的狭义业务流程优化空间已经很小了。银行重塑业务流程的重点已经转为精准地发掘用户所想、敏捷地响应市场需求。目前，商业银行以业务为中心、以部门为本位的传统管理理念仍然存在，导致很多银行对客户体验、端到端业务流程的梳理阻力较大。部分银行仍或多或少地使用“烟囱式”的IT系统，“大中台、小前台”的架构改造难度较大。 在工具与技术方面，尤其是金融科技，近年来得到了银行的高度重视，发展较为迅速。未来，一方面，数字银行应进一步把最新的技术吸收到原有的业务流程中来，提升工具效率、易用性和精确度；另一方面，数字化银行应该形成一整套精细化的技术工具体系，如果把银行比喻成一条工业生产线，数字化时代的工具体系应该是无所不在的探测器和计量仪，实时侦测银行产品与业务的运行情况，使其成为银行内部管理的抓手，为调整业务方向、优化业务流程提供指引。 在管理与聚合方面，内部管理是银行数字化最根源的问题。一些银行现有的组织管理制度对数字化创新试错的容忍度较低，难以有效支持数字化转型战略的推进。大多数传统商业银行仍然执行层级分明的金字塔形管理机制，各部门各条线的垂直化管理使得部门墙林立，各部门拥有自己的系统、流程和数据，部门权利扩张高于全行利益考量，跨部门、跨条线协同机制欠缺。在外部生态聚合方面，大多数银行都在一定程度上卷入了生态聚合的大潮，但是不同银行之间，其生态定位和聚合能力则差异巨大。以微众银行、网商银行为代表的新兴互联网银行，他们聚合了生态圈里的多种机构，创造了诸如微粒贷的“爆款”产品。与互联网银行相反，传统商业银行构建生态聚合的能力往往相对不足，缺少强有力的中台服务以应对市场的快速发展和产品的迅速迭代，大多数是以参与者的身份加入到其他生态当中，充当低成本资金供给方的角色。 04 银行数字化转型的路径选择 数字经济的发展引致市场供求关系发生巨变，为适应新的客户需求模式，作为供给侧的银行必须随之进行调整。然而，不同的银行其数字化转型的最优路径却不是唯一的，要综合考虑其资源禀赋、历史沿革、发展状况、经营理念和组织文化等，尝试新的商业模式，循序渐进改善体系架构、培养核心能力。 根据我国目前银行业的市场结构和数字化发展现状，我们提炼出两个维度来推演银行数字化发展的差异化路径。第一个维度是商业银行的资源禀赋，主要表现在资产规模上，同时也包含信息系统水平、技术研发实力和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第二个维度是商业银行的开放程度，主要考虑银行与外部机构在数字化领域的合作，是否充分地与金融同业、互联网金融公司、金融科技公司和产业链合作伙伴形成生态系统，以及其在生态系统中对地位、重要性及控制力的诉求。总体而言，商业银行数字化创新通过资源禀赋和开放程度两个维度的不同，大致可分为四种不同的模式。 数字化转型的第一种模式，是优质资源禀赋和较低开放程度（主要表现为在开放中对自身控制力要求较高）的结合，我们称之为“自建生态核心”，即银行在金融和产业生态系统中充当核心角色，通过建设开放平台，自主整合自身和外部资源，主动布局使客户与生态系统中的参与者相连接，促进服务效率和用户体验的提升。一般而言，要主导这种聚合，需要强大的科技技术实力和平台整合运营能力，以实现端到端的资源协调和部署，因此这一路径比较适合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或资源雄厚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而背靠阿里巴巴、腾讯的网商银行、微众银行等互联网银行中的翘楚，则早已拥有了较为成熟的自主生态圈，可以归为这一路径的成功者。 数字化转型的第二种模式，是优质资源禀赋与高开放程度的结合，可称之为“战略生态合作”型发展路径。如果说自建立生态核心发展路径是航母级银行以自身为中心、聚合生态圈伙伴，形成一个中心辐射网的话；那么战略生态合作型银行在金融生态系统中与合作伙伴的关系则更像一个“环”，即一般是平等合作的关系，通过联合金融科技公司与金融同业，使生态系统的任何一个节点都能够同时提供多家其他金融机构的产品，令客户享受一站式服务的便捷。这类路径比较适合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少数头部城市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 数字化转型的第三种模式，是较少资源禀赋与极高开放程度的结合。由于资源禀赋的限制，这类银行难以大而全地覆盖所有价值网络，因而专注于价值链中某一环节，打造特色功能。因为这很像实体经济产业链的垂直分工，因此我们称之为“参与生态分工”模式，这种模式对外部数字化赋能的需求最为旺盛。由于其允许“轻资产”运营的特点，因此比较适合新型互联网银行和使用开放银行方式经营的外资银行，对于规模较小的城商行和农商行，在监管允许的情况下这也可能成为一条不错的转型之路。 最后一种模式我们称之为“传统细分深耕”型，它是弱资源禀赋与低开放程度的结合，即战略重心放在借助本地化优势服务某一类市场，进行深耕运作。一般规模较小的城市商业银行或农村商业银行可以选择这种路径，其实质是通过数字化手段对传统经营模式进行改造，比如可以把深入田间地头的信贷员获得的信息数字化、线上化，使用纳入本地特征的专用人工智能模型进行分析和风控，为当地小微企业和农户提供定制化、差异化的金融服务。 (本文作者介绍：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
5月26日消息， 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5G、大数据等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为社区交通管理、物流供应、应急灾备、信息溯源、人员健康等全面数字化管理提供了可能。 欧宗荣表示，政府部门可加大对社区特别是老旧小区改造治理的财政投入力度，充分运用现代科技，强化社区物业管理物防、技防、人防建设，推进社区治理各方主体数据共享，打造“智慧社区”，提升社区治理水平，促进基层社会现代化。 以下为提案详情： 关于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 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案 提案人： 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工商联副主席、正荣集团董事局主席 欧宗荣 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心，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基石。在这场全民抗疫斗争中，基层社区作为防控第一线发挥了关键作用，但也折射出我国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仍存在不少短板亟待提升，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科学化、信息化、机制化的任务依然艰巨。要着力构建以社区自身为主体、以智慧科技为支撑、各方力量共同参与的共治共享社区治理新格局，推进基层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加快引育人才，建设高素质社区工作者队伍。社区专职工作者队伍是社区治理的关键力量，要更加关心关爱基层社区工作者，在待遇和负担上做好“加减法”。要在待遇上做加法，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建立等级绩效薪酬制度，提高薪酬待遇；拓展职业发展通道，推动社区专职工作者职业化、专业化发展；加大公开选聘力度，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包括应届毕业生进入社区工作者队伍；鼓励引导企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社会知名人士以及社区专职工作者经过民主选举担任社区居民委员会成员。要在负担上做减法，深化落实《关于持续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作风保证的通知》，规范督查检查考核，切实为社区“松绑减负”，使社区工作者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做好本职工作，回归服务基层、服务群众本位。 （二）构建协同机制，动员各方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社区治理不是某个人、某个组织的事，要鼓励各类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共同构建社区治理协同机制，实现“1+1”大于2的效果。实际工作中，要注重发挥居民主体作用，摒弃社区治理政府大包大揽，引导居民走出“小家”、共建“大家”，对一些小区内的基础设施建设，采取居民出一点、政府补一点的方式推进，营造“人人是主体、人人有责任、人人做贡献”的社区共建共治共享氛围。要理顺物业服务企业与其他社区治理主体的关系与协作方式，将物业服务纳入到社区网格管理体系，共同建立问题协调处理机制，充分发挥协商议事和矛盾纠纷化解作用。要注重发挥公益类社会组织的支持补充作用，强化政策引导，对在社区开展为民服务、养老照护、公益慈善等活动的社区社会组织，降低准入门槛，提供购买服务、场地保障等方面支持，实现社会治理由社区一家“独角戏”到各类群体“齐参与”的良性转变。 （三）强化科技支撑，着力打造“现代智慧社区”。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5G、大数据等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为社区交通管理、物流供应、应急灾备、信息溯源、人员健康等全面数字化管理提供了可能。政府部门可加大对社区特别是老旧小区改造治理的财政投入力度，充分运用现代科技，强化社区物业管理物防、技防、人防建设，推进社区治理各方主体数据共享，打造“智慧社区”，提升社区治理水平，促进基层社会现代化。 （四）完善法规体系，为社区治理提供法治保障。目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法律依据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等，但是在时效性、适用性等方面难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基层治理现实，特别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我国现行相关法规中，针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机制短板亟待完善。同时，要更多注重地区差异、发展差异及个体差异等具体因素，引导地方政府健全完善符合各地实际的社区治理规章制度。 相关专题：聚焦2020年全国两会财经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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