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日，市场在持续热议美股年轻散户力捧游戏零售商GameStop（游戏驿站，简称“GME”）与华尔街斗法的新闻，小散交易员们通过联合购买看涨期权的行动，就一些被空头机构做空的股票展开逼空，迫使大型对冲基金集体平仓。仅在过去两周里，GME就上涨了1600%。这些买盘的行为背后存在着一种共同意志，即“惩罚富有的基金经理”和“自华尔街银行家手中夺回权力”。 “对华尔街的被割‘韭菜’，初始看着好笑，一种莫名的快感。但后来看到朋友圈的种种言论，觉得就变味儿了，完全成了偷换概念。细思极恐，这是投资，不是民粹运动。”一位华尔街基金经理对记者表示。 一场偷换概念的“民粹起义” 这场“韭菜”起义的“大泽乡”起始于Reddit这个论坛。论坛平时用户130万左右，而在1月28日，浏览Reddit的网民超过了460万人。创始人阿莱克西斯·奥哈尼亚（Alexis Ohanian）对此充满自豪，他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开创性的时刻，我不认为我们还会回到旧的世界里，因为论坛的存在，这场起义就是互联网的副产品。无论是这个平台还是其他平台，这都是一个新的形势。”在Reddit论坛上名为华尔街下注（WallStreetBets）的股票版块，聚集了大量的“YOLO”团体，散户们纷纷揭竿而起，大量购入GME的股票，而这也让这只原本要被华尔街对冲基金做空的垃圾股，从15美元开始，一路上冲，在美国时间1月28日上午10点，巅峰值到了469美元。 美股散户代表、社交资本公司CEO Chamath Palihapitiya在CNBC电视节目上发声力挺散户，并给出了以下几个支持理由： 1）GME股价暴涨的原因是这只股票被机构做空了140%，凭什么可以多40%? 2）论坛上的研究水平，很多都和对冲基金的研究水平相当，凭什么不能根据这些研究来买卖? 3）华尔街上的量化基金(指明文艺复兴)根本就不看基本面来买卖，凭什么他们不看基本面就可以不受到指责? 4）从特斯拉股价的历史来看，所有的对冲基金都错，所有的个人投资者都对，凭什么对冲基金就一定要比个人投资者对? 5）对冲基金只开放给大户而不开放给个人投资者，现在个人投资者赚钱了就不满了，还要限制个人投资者，凭什么? 乍看之下，不少人觉得他的观点似乎不无道理，这种偷换概念的“民粹理论”在社交媒体上越传越广，但在1月29日接受记者采访的海外基金经理们对此理论都表示感到“极度不适”。 “这明明就是偷换概念，为什么仿佛所有人都认为这是真理？这分明就是一种‘民粹运动’。” 资深宏观基金经理袁玉玮对记者表示。 “对华尔街的被割‘韭菜’，初始看着好笑，一种莫名的快感。但后来看到朋友圈儿的种种言论，觉得就变味儿了。细思极恐，这是投资，不是‘民粹运动’，这种风气不能有。”另一美股基金经理对记者表示。 尽管海外不乏恶意做空的空头，但这并不能反证Chamath Palihapitiya的上述言论就是正确的。对此，受访的基金经理也对其言论进行了反驳。 袁玉玮表示，140%流通盘做空是因为naked short（裸卖空）的存在。尽管这个体制被认为有缺陷，但裸卖空可以防止大机构长期控制流通盘、实现逼空的效果。比如曾经被高度控盘的新疆德隆系股票，尤其是对于流动性差、容易被垄断控盘的中小盘股，这是必需的做空机制，但需要对裸卖空的比例设定一个限制，否则又会变成另一种空头的操纵。 Chamath Palihapitiya提及“论坛上的研究水平，很多都和对冲基金的研究水平相当”，多位交易员表示这是在“偷换概念”。因为在欧洲，明文规定在论坛上或亲戚之间互相推荐股票属于违法从事投资咨询行为，被严格禁止。但美国的监管比欧洲更为宽松，所以给香橼（Citron）、浑水（Muddywater）这种吵闹的做空者钻空子的机会，即可以一边发研报、一边提前开空，而且和研报反向操作，这无异于是“割韭菜”。 “Chamath Palihapitiya 和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在社交媒体煽动GME期权逼空，其实性质类似，有操纵的嫌疑。而且期权信息带有明确的价格和时间目标，Chamath Palihapitiya还提前反向关掉了持仓。就好比抢劫犯抢了钱，然后捐给慈善机构，这就不算违法了吗？ ” 袁玉玮表示。 第三个观点获得的支持声似乎最高，即Chamath Palihapitiya提到的——华尔街上的量化基金根本就不看基本面来买卖，凭什么他们不看基本面就可以不受到指责? 对此，机构认为也有偷换概念的嫌疑。 “量化基金虽然不做完整的基本面分析，但会模拟行为金融，即模拟人做价值分析时会考虑的价值因子、成长因子，这本身也是一种基本面分析，只是量化分析不会那么细致，更多看的是概率，而且市场本身就是不确定的，”袁玉玮表示，“量化大部分还是会考虑基于基本面的估值和历史行为的估值边界，一般很少会故意把股价推向严重偏离内在价值的价格。而且大量的量化基金和人工基金同时操作，多空互相制衡，自然互相有一个监督作用，防范像主动逼空GME一样把价格推到严重泡沫区的行为。” 就第四点而言，的确很多华尔街机构都没料到特斯拉会涨成当前的价格，当年做空特斯拉的空头看似的确是错了。“不过特斯拉也并不证明它一定值现在的价格，其中既有基本面驱动，也有逼空效果，还有人的情绪。必须拉长时间才能确定它到底是泡沫，还是价格与价值相符。就好像GME大概率不值300美元，但它触及到300美元就证明多头们估值正确吗？”袁玉玮称。 对于第五点，即对冲基金不对散户开放，各界并不认为这点有明显的瑕疵，这仍属于历史遗留的法律问题。 “但最搞笑的是，Chamath Palihapitiya等大资本家，利用体制漏洞致富，如今还成了群氓的民主自由代表。此外，在社交媒体上发声荐股等行为本身就不合乎法律，只是这些法律原先只作用于美国的金融机构，但忽略了散户。”袁玉玮表示。 交易员应从GME中吸取什么教训? 嘉盛集团分析师Matt Weller对记者表示，就像《悲惨世界》里的法国军队一样，华尔街在当地时间1月28日上午展开大规模反击，多个大型交易商限制相关股票交易，消弭了令大型对冲基金处于劣势的买盘压力。虽然散户团组誓将战斗继续到底，但GME自昨日峰值70%的跌幅表明，这种针对所谓“华尔街肥猫”的抗争已逐步平息。 那么，交易员们能从GME这场大戏中吸取什么教训呢? Matt Weller表示，用威廉·戈德曼的亘古名言来说，“无人知晓一切”。绝对没有人预测到这些股票近期波动的幅度和规模，所以要提防那些宣称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人。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 同时他也表示，个股可能展开爆发性的上涨和下跌。特别是当一只股票卖空率很高时，个股飙升和崩盘的速度同样迅猛。或许交易员们需要重新审视一下“股票上涨时走楼梯，下跌时坐电梯”这一古老的比喻。在我们当前环境中，个股更多时候乘坐的是升降增压电梯。 最终，监管将会出手。他提及，包括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在内的监管机构很可能会试图“杀一儆百”，通过处理那些协同卖空口号最响的团组来以儆效尤，尽管起诉和新法规推出的时间通常比预期要长。像往常一样，几乎可以肯定的是，除了所谓“轻微处罚”外，高级基金经理采取的类似行动不会承受其他后果。 “这种闹剧最终吃亏的必然还是散户，毕竟专业的机构是不可能去跟风的。”袁玉玮对记者称。 白宫在周三表示，拜登经济团队包括财政部长耶伦正在密切关注GME股价走向。美国证监会也表示，将加强整体市场监管并正积极监测期权、股票市场的波动，正与其他监管机构合作，评估形势，审查受监管的实体和金融中介的活动。 也有基金经理感叹——"群攻国会的闹剧刚完，现在又出现了Reddit事件，拜登这上任头100天可够忙的。 如果出现大范围的人已经不愿意按照规矩岀牌，而是通过各种方式来嘲弄现有游戏规则，那说明游戏规则已经到非改不可的程度了。留给拜登的时间,不多了。"
12月20日，金黄的银杏落叶铺满了成都武侯祠，美不胜收。图为市民在武侯祠拍照。 安源 摄 市民在武侯祠拍照。 安源 摄 武侯祠银杏美景。 安源 摄 武侯祠银杏美景。 安源 摄 市民在武侯祠拍照。 安源 摄 武侯祠银杏美景。 安源 摄
近日，《金融时报》记者从多个渠道了解到，历经半年多的意见征求后，银保监会日前向相关机构下发了《关于开展不良贷款转让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单户对公不良贷款和个人不良贷款批量转让试点正式落地。首批参与试点的银行仍为6家国有大型银行和12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参与收购不良贷款的机构包括5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MC）以及符合条件的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和金融资产投资公司（AIC）。 “《通知》实现了不良资产转让的多项突破，有利于实现不良资产的高效化、批量化处理，提高不良资产处置速度，前瞻性化解不良资产上升压力。”中国银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李佩珈告诉《金融时报》记者，“后续，需要进一步完善不良资产处置的金融生态以及相关监管政策，支持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银行也要以此为契机，加快不良资产处置速度。” 处置渠道拓宽 “当前，受疫情冲击及经济下行等因素影响，银行不良资产面临较大的反弹压力。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个人贷款业务的快速发展，如何处置个人贷款领域内的不良资产成为银行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通知》的出台，对于银行处置不良贷款特别是个人不良贷款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李广子表示。 《通知》的落地，也为银行业不良处置提供了多重利好，可谓众望所归。“业内对个人不良贷款的批量转让等也呼吁了多年，《通知》的出台，一方面拓宽了银行不良贷款处置渠道和方式；另一方面提高了银行不良贷款的处置效率。”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 李佩珈表示，根据此前的相关规定，个人不良贷款不得进行批量转让，对公不良贷款也只能以3户及以上的数目进行组包。《通知》一方面拓宽了不良资产转让类别；另一方面也放宽了不良资产批量转让门槛，允许对公不良贷款以单户的形式进行转让。 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之前的征求意见稿，《通知》中个人不良贷款批量转让的贷款类型，不再包括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和汽车消费贷款。 “与个人信用贷款相比，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和汽车消费贷款有房屋或汽车资产作为抵押，风险相对较小，处置难度相对较低，银行具有较为成熟的处置模式。”李广子说。 “个人不良贷款主要集中于信用卡透支和个人经营性贷款等领域。总的来说，《通知》充分考虑了不良贷款市场细分领域的特点，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李佩珈认为。 后续效果有待观察 本次试点的开展，对于参与其中的机构有何影响？AMC和AIC的引入，将对银行不良资产处置带来哪些改变？ 李佩珈表示，单户对公不良贷款转让的管理成本高，对AMC来说并没有明显优势，但对AIC等其他不良资产处置机构将会更有吸引力。 在李广子看来，对于银行而言，把不良资产转让给AMC和AIC是否有吸引力主要取决于几个方面：一是银行能否获得较高的转让定价；二是能否达到足够的转让规模；三是能否实现真实洁净转让，实现资产、风险的真实、完全转移。 “总体而言，批量转让对于那些个人经营类贷款比较多、不良率高，且催收能力又比较弱的银行吸引力较大。”董希淼认为，“地方AMC或许难以满足中小银行的不良处置要求。批量转让要想取得较好的效果，还需要税收等相关配套政策的支持。” 可以看到，在当前银行不良贷款面临反弹压力的背景下，如何备足抵御风险的“弹药”，前瞻性化解不良资产，有待进一步破题。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处置不良资产的渠道主要有清收重组和债务减免、自主核销、不良资产对外转让、不良资产证券化四种。总的来看，其各有优缺点，而速度慢、批量化处置能力不足，是银行不良资产处置中普遍面临的问题。”李佩伽告诉《金融时报》记者。 具体而言，李佩伽表示，清收重组需要银行“一对一”地与债务人进行商谈，一旦进入法律程序，将耗费大量时间和资金，债务减免则主要针对重点国有企业，该方式不具有普遍性；自主核销主要指银行用坏账拨备来抵消不良贷款，这不仅造成银行利润下降，还使得企业债务问题显性化，且监管层对自主核销的条件要求严格，整个流程耗时较长；同时，在目前不良资产规模较大且未来可能进一步上升的背景下，资产管理公司的承接能力有限。此外，不良资产证券化于2016年重启，受定价困难、技术复杂等影响，整体发展较为缓慢。 加快推广多元化方案 “参与试点的银行为国有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不过，在处置不良资产方面，面临更大困难的是城商行、农商行等中小银行。因此，试点结束后，应该加快将政策延伸扩展到小型银行乃至消费金融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董希淼建议。 后续，如何提高不良资产的处置速度，也成为摆在银行业面前的重要课题。 “首先，要做到风险早发现、早识别，把好风险管理第一道关口，着力构建包括政府资产登记管理部门、海关、税务、法院、公安等多部门的信息共享平台，全面准确掌握企业真实债务信息和还款能力；其次，清收处置要把握‘抢’字诀，第一时间开展化解工作；再次，要综合运用多种不良资产处置手段，尤其是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手段，提高不良资产回收率。”李佩伽表示。 此外，后续政策端也要进一步助力银行提升不良贷款处置能力。具体而言，李佩伽建议，一方面，要加快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着力推动覆盖全社会的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打击恶意“逃废债”，为不良资产处置建立良好社会环境；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放开核销自主权，赋予银行自主核销的权利，在资产准确分类、拨备充足的前提下，自行制定核销政策，自主核销。此外，建议搭建全国统一标准的互联网不良资产处置平台，提高标的资产透明度和信息披露的标准化，提升不良资产的处置效率。
近年来，在经济下行周期的影响下，不良资产行业逐渐升温，作为不良资产处置行业中门槛最高、最具价值的困境资产重整也吸引了越来越多大型资本的关注。 作为国内大型综合金融集团，中国平安（601318.SH）这一两年来也将触角伸向了该领域。 1月29日，中国平安公告称，经本公司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为了推动构建医疗健康生态圈、打造本公司未来价值增长新引擎，同意本公司在授权范围内参与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方正集团”）、方正产业控股有限公司（下称“方正产控”）、北大医疗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北大医疗”）、北大方正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北大信产”）、北大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实质合并重整（下称“方正集团重整”）。 中国平安公告称，鉴于参与方正集团重整属于本公司临时性商业秘密，且基于方正集团管理人（下称“管理人”）要求保密，公司履行了相关事项暂缓披露程序。 公告称，“2021年1月29日，公司收到管理人通知，确定由珠海华发集团有限公司（代表珠海国资）、本公司、深圳市特发集团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作为方正集团重整投资者。管理人后续将依法推进投资协议签署及重整计划草案制定等相关工作。重整计划草案尚须经过方正集团债权人会议表决、人民法院裁定批准等法律程序后方可生效，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本公司将根据参与方正集团重整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方正集团是北京大学于1986年投资创办的大型国有控股企业集团，其以IT产业为基础，逐步形成了IT、医疗、产业金融、产城融合等业务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旗下拥有方正科技、方正控股、北大医药、北大资源、方正证券、中国高科等6家上市公司。 其中，医疗板块被中国平安看中，医疗板块主要以北大医疗集团为业务主体，由北京大学医学部和方正集团共同设立。目前，北大医疗集团旗下医疗机构床位数超过1万张，综合实力位居中国“社会办医医院集团100强”榜首。 除了医疗板块外，其产业金融板块也与中国平安的现有业务存在关联，产业金融板块以方正物产集团、方正证券、北大方正人寿等为业务主体，业务涵盖大宗商品交易、证券、期货、基金、保险等领域。 2019年，方正集团一笔20亿元的超短期融资券违约，引爆债务危机。截至2019年三季度末，方正集团总资产超3600亿元，总负债达到3029.51亿元。 2020年7月31日，北京市一中院裁定方正集团及旗下四家公司进行实质合并重整，并指定方正集团为实质合并重整管理人。与此同时，方正集团引入战投的工作也在同步进行。 早在2020年4月20日，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披露，方正集团向社会公开招募战略投资者。公告明确，本次招募战略投资者旨在完成方正集团重整，有效整合产业资源，优化资产结构、债务结构、公司治理结构和人员结构，维护全体债权人的合法利益，化解债务风险，最终打造资产质量优良、公司治理结构完善、具备可持续盈利能力的企业。 此后，大型资本多方竞逐，据方正集团在上清所发布的重整进展公告显示，截至2021年1月18日，方正集团、方正产控、北大医疗、北大信产、北大资源的债权人共有725家向方正集团管理人申报了736笔债权，申报债权金额合计2347.34亿
刚刚过去的2020年，世纪疫情与百年变局交织，国际形势严峻复杂，中国改革发展任务异常繁重。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量，各行各业携手并进，共同谱写一曲抗疫情促发展的英雄壮歌。 一年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全国税务系统全面落实税务总局党委提出的“优惠政策落实要给力、‘非接触式’办税要添力、数据服务大局要加力、疫情防控工作要尽力”的“四力”要求，聚焦“优惠政策落实要给力”，扛起责任、经受考验。在巩固好2019年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成果基础上，进一步落实落细税费优惠政策，积极参与7批28项减税降费政策研究，以最快速度、最高效率确保政策红利直达市场主体。数据显示，2020年全年新增减税降费超过2.5万亿元。 税费优惠“组合拳”为“六稳”“六保”提供可靠支撑 庚子年初，疫情突至。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全局、沉着应对，果断采取一系列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举措。一揽子行之有效的税费政策组合拳连续推出，时间快、效率高、针对性强，成为抗疫情促发展合力中的重要力量，为促进“六稳”“六保”提供可靠支撑，有效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将这一系列税费优惠政策稍加梳理，就能发现政策发布的节奏，与疫情防控及复工复产进度同频共振。 第一批政策重点聚焦疫情防控工作；第二批聚焦减轻企业社保费负担；第三批聚焦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增强其抗风险能力，助其渡过难关；第四批聚焦稳外贸稳外资，降低疫情对外贸外资的负面影响……在时间上，这些政策区分疫情发生初期与复工复产时期等不同阶段，在初期侧重疫情防控，在后期注重为企业纾困；在内容上，这些政策区分减税政策与降费措施等不同手段，减轻企业负担；在措施上，这些政策区分减、免、缓、退、抵等不同方法，优惠方式多样，确保运用不同方式让市场主体受益；同时，在地域上区分湖北与其他地区，在对象上区分中小微企业与大型企业等不同主体…… 出台速度快、涉及税费多、减免方式活、针对性强、受益群体广。这些政策及时精准，有力有效，为帮助企业纾困解难、稳定经济基本盘、保障民生就业提供了有力支撑。 税务部门争分夺秒，多措并举推进各项税费优惠政策直达快享。税务总局在2月两次延长申报期后，3月、4月、5月均延长申报期。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出台支持企业抗疫情渡难关的措施中，减轻企业地方税费负担均成为一项重要内容。 减税降费，在新旧政策同步中及时落地。2020年的减税降费政策，涉及税种多、政策广，并与巩固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成果同步进行、相互促进，在税务部门的努力下，这些政策及时落地生根，发挥重要实效。 减税降费，在普遍受益中突出重点。疫情之下，小微企业受冲击更大。税务部门在落实落细减免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将阶段性免征社保费政策延长至年底等举措的同时，加大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餐饮住宿、旅游娱乐、文化体育等困难行业和企业的扶持力度，继续实施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的税费优惠政策，在普遍受益的基础上突出重点。 直达快享为企业活下来 发展好提供税收动力 “在疫情极端条件下，最重要的事情是保证企业灯亮着，活下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表示。 留得青山，赢得未来。为了让企业灯亮着、活下来、保市场主体，包括税费政策在内一系列政策措施精准发力、持续用力、深处着力。 时针拨回至2020年2月，彼时的神州大地处于疫情防控最关键时刻，企业笼罩在抗击疫情的压力之下。数据显示，2020年1-2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下降13.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下降20.5%，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24.5%。 “那段时间，真的很难。”温州嘉田服辅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孙克义回忆。 在宏观层面，要抗击肆虐的疫情，要确保“十三五”顺利收官，完成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在微观层面，企业要维持基本运转，员工要工资、开工要花销，要保障材料买得到、产品卖得出，保持链条通畅。 政策如同及时雨。包括减税降费政策在内的一揽子政策出台以后，让孙克义和很多企业主看到了希望。为了让希望走进现实，各地税务部门开始了另一个战场的战斗。 如何保证政策精准直达企业？答案是快！落实快，落实准，落实细。 疫情暴发初期，税务总局党委立即提出优惠政策落实要给力、“非接触式”办税要添力、数据服务大局要加力、疫情防控工作要尽力的“四力”要求——优惠政策落实排在首位。 “我们深知，企业在疫情过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税费优惠政策的支持。”税务总局党委书记、局长王军表示，税务部门把及时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减税降费的决策部署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层层压实责任，设法克服困难，确保直接惠及市场主体。 以非常之举应对非常之事。一支经历营改增试点、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与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历练的铁军，在2020这个特殊年度，再次用行动践行了税务精神。 不难发现，2020年新发布的减税降费政策，涉及税费多、优惠力度大、受益主体广、落实时间紧，很多新政策追溯至1月份执行，并且很快要申报享受，这对税务部门的执行速度与效率提出了新的挑战。 在巩固和拓展2019年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中形成的“短平快优九个一”工作法等经验做法的基础上，税务部门进一步建立健全“政策制定—系统调整—宣传辅导—优化服务—效应分析—督促整改”的全流程跟踪落实机制，以最快速度、最大力度、最优效率确保减税降费的“真金白银”精准直达市场主体、直接惠企利民。 迅捷快享。党中央、国务院发布减税降费政策后，税务部门第一时间制发政策操作文件和征管配套办法，第一时间调整征管信息系统，升级电子税务局、手机APP等功能，第一时间集中调配人员加班加点调整信息系统、升级开票软件，确保税费优惠直达快享。 宣传精细。税务部门先后4次发布和更新《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税费优惠政策指引》，分14批发布308个政策问答口径，举办19期视频“税务云课堂”，多渠道、广覆盖开展税费优惠政策宣传辅导，确保应知尽晓。 精准落地。“税务部门比我自己更了解企业。”一位企业负责人感慨。为确保企业应知尽知、应享尽享，税收大数据成为各地税务部门准确“找”到应享未享企业的重要工具。疫情期间，多地税务部门联合有关部门开展企业画像，查找潜在扶持对象，第一时间将政策告知企业，帮助其尽早享受。 服务优化。先后分3批出台54项便利纳税人缴费人的具体措施，启动第7年“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开展为期50天的“加长版”第29个全国税收宣传月，2020年2-5月间先后5次延长纳税申报期限，部分省市试点税种综合申报，纳税服务体系进一步优化。在义乌，陈柏顺经营了5个摊位，主营礼品织带，按照2020年最新政策，他有4个摊位可以享受增值税优惠，3个月下来就能享受税费减免近5万元，陈柏顺说：“那段时间生意少，但员工工资得照常支付，省下来的钱真是帮了我的大忙了。” 在广州，受疫情影响，交通运输企业营业收入明显下降。正当企业苦恼之时，一项针对公共交通运输服务的免征增值税政策出台。“公司每月能减免约150万元增值税。”广州公交集团电车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谢思慧回忆。 在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唐鸣发起了愁：企业合作的十多家运输企业由于未能准期复工，货品运输遇阻。对此，当地税务部门第一时间建立“助天味复工协调组”，对辖区内大宗物资货运企业进行梳理，一天内为该公司推送了3家已初步复工且具有相应运输能力和规模的物流企业。 这样的故事在全国各地接续上演，各地税务部门集结力量、迅速行动，尽快落实落细优惠政策，运用大数据连接产销，为企业复工复产送来了一场及时的“春雨”。 冬去春来，山河无恙。在我们身边，小店陆续开业，道路日渐繁忙，烟火气又回来了；在卫星上看，属于中国的版图又亮了起来；在经济数据上看，中国经济又跑了起来。 减税降费为经济发展积蓄动能 2020年12月15日，德国财经网报道称，当欧美国家处于第二波疫情之中，经济因封锁或半封锁受到影响之时，中国的经济增长仍在继续。 从第一季度各项经济指标大幅下跌，到第二季度开始逐季回暖，到我国成为疫情发生以来第一个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来源于极具包容性的中国经济本身，也来源于党中央、国务院采取的一系列及时有效的政策工具。 税收便是其中之一。一方面减轻负担，直接惠企，使市场主体从疫情影响中尽快恢复；一方面鼓励企业加大创新力度，助力中国经济这艘大船继续破浪航行。 减负担。全年超过2.5万亿元的减税降费规模，再次刷新了年度减税降费记录，切实减轻了各类市场主体负担。2020年，税务部门为399万户纳税人办理延期缴纳税款292亿元，同时，税务部门数据显示，全国重点税源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税费负担，在2019年同比下降6.9%的基础上，2020年前11月又下降9.2%。税收政策精准直达市场主体，调节作用明显。 增活力。2020年1-11月，到税务部门办理涉税事项的新增市场主体1016万户，比去年同期增长7.4%；三季度，全国重点税源企业当季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4.9%，增幅较第二季度提升8.1个百分点，市场主体活力进一步激发。 强后劲。各项减免政策的落地落细，使企业有更多资金投入到研发和技术改进。2020年1-11月，全国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33万户企业，购进高技术设备和高技术服务金额同比增长15.8%，全国重点税源企业研发支出同比增长13.1%。 添信心。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在2020年的一次调查结果显示：在各项抗疫情、促发展的政策中，成效最大、反响最好、落实最到位的是减税降费。与此同时，在中国政府网开展的一项“稳外资”调研征集活动中，3130家外商投资企业对中国政府出台的各项“稳外资”政策总体持积极评价，90.5%的企业反馈，它们和内资企业一样享受了疫情以来的减税降费、减租降息等政策红利。 除了企业，及时有效的税费优惠政策还获得了多方赞许。多地党政领导多次作出批示，肯定税务部门在大考面前，定急策、出实招，及时落实落细政策，为特殊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贡献了税务力量。全球国际税收界最具影响力的杂志《国际税收评论》官网于2020年刊发文章，赞赏中国税务部门助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举措，肯定在全球面临疫情挑战下的中国税务方案。 前进路上，税务系统将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紧紧围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确立的目标任务，深入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全国税务工作会议要求，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巩固拓展减税降费成效，为服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保障。
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20年中国经济“成绩单”。2020年全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015986亿元，首次突破100万亿元大关，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2.3%。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189元，相较2010年的水平，翻了逾一番。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下降6.8%，二季度增长3.2%，三季度增长4.9%，四季度增长6.5%。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77754亿元，比上年增长3.0%；第二产业增加值384255亿元，增长2.6%；第三产业增加值553977亿元，增长2.1%。 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环境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国家统计局表示，中国国民经济稳定恢复，主要目标完成好于预期。在当日举行的中新社国是论坛“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会”上，与会专家从消费、出口、投资、财税、房地产、乡村振兴等方面对2021年经济形势进行研判。 2020年中国经济呈现四大特点 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宗良在会上表示，2020年中国经济从不利开局到超预期收官，呈现出四大特点。第一，实现超预期增长，全年GDP增速达2.3%。2020年全球经济发展都面临着严峻挑战，中国通过“巧干”加“实干”取得了今天来之不易的成绩，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第二，消费、投资、外贸虽有波动，但仍然实现平衡增长。多年来，消费全年数据首次呈现下降态势；1至10月民间投资逐步转正；出口表现超出预期，我国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货物贸易正增长的国家。“三大需求里面有涨有跌，整体带动了经济发展取得良好态势。”宗良表示。 第三，新经济、数字经济发展值得关注。高技术制造业中，医疗制造、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2.4%，高技术服务产品中电子商务服务业、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20.2%、15.2%。 第四，RCEP签署和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完成，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多边机制的广泛认可。 宗良认为，2021年，预计消费和投资有望迎来较快速增长，出口可能会受影响但仍将保持良好态势。此外，需求侧管理或将使需求成为推动中国未来经济发展乃至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积极的财政政策“雪中送炭” 2020年的经济表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策因素，其中包括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原副院长白景明表示，“十三五”期间全国累计减税降费7.6万亿元，去年减税降费超过2.5万亿元，占比超过三成，是“十三五”期间减税降费力度最强的一年。 白景明表示，去年市场主体困难，特别是小微企业面临现金流紧缺。减税降费，让利给市场主体，增加了企业现金流，同时也刺激了消费。从支出角度看，去年的财政支出力度也很大。“3.7%的赤字率，既保证了对经济的合理刺激，又规避了过高风险。去年中国还发行了3.75万亿元专项债，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三者合计占GDP的比重约为8%。如果再把2.5万亿元的减税降费计算在内，占GDP的比重接近11%。”他表示。 白景明认为，去年国家支持经济增长的政策力度大，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其中，积极的财政政策，除了上述赤字、减税降费等数据，更关键的还在于它迅速出台、及时落实，政策的时效性强。目前经济恢复的基础还不牢固，还要强弱项、补短板，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积极的财政政策要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 2020年房地产业超预期发展 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刘洪玉表示，2020年房地产业克服了疫情影响，取得超预期发展。2020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7%，虽然比2019年增速放缓，但是同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2.9%，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长0.9%，制造业投资下降2.2%，房地产开发投资对固定资产投资的贡献很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支出在增加，房地产景气指数也在持续向上恢复，现在处在一个比较好的水平。同时，从价格的角度，不管是新房、二手房还是租赁市场，房地产价格增速都符合市场调控的预期目标。 刘洪玉认为，房地产市场能取得这样的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房地产行业政策持续保持稳定。即使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也给市场释放这样一个明确信号，就是要坚持“房住不炒”定位，积极落实房地产市场调控的长效机制，不断完善调控的工具箱。尤其是非常旗帜鲜明地指出，不把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在政策上保持了定力，促进了宏观经济稳定。 刘洪玉谈到，从土地市场来看，去年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创新高，地价上涨的速度快于房价上涨的速度，可能会带动未来房价上涨预期。 2021年房地产业基本形成行业发展共识，就是要面向高质量的转型发展，同时在发展过程当中要持续为宏观经济的稳定发挥作用。 刘洪玉表示，首先，房地产将从过去增量为主的市场向存量市场发生转变，包括老旧小区改造在内的城市更新成为重要的发展方向。其次，房地产市场必须要寻找结构性机会。第三，绿色、低碳、健康、智慧智能的空间和空间的服务，将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高质量发展的方向。最后，2021年，已有政策框架将持续保持稳定，重点还是要完善已经有的制度，比如说住房保障体系完善，租购并举住房制度，租赁市场补短板等。 实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司伟表示，在过去的一年，我国第一产业增长了3.0%，而整个国家的GDP增长了2.3%，农业在这个非常不平凡的一年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司伟表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如何有效衔接成为一项重要课题。其中的焦点的问题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衔接的时间需要多长，现在已经明确设立了5年的过渡期；二是应该投入多少，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加强扶贫资产的管理和监督问题。 司伟表示，在我国关于乡村振兴的任务中，产业振兴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如何把政府对农业农村投入的大量资金进一步转变为产业，是未来实现乡村振兴、实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问题。此外，扶贫资产管理的很多方面亟需规范和厘清。 北京师范大学扶贫研究院院长张琦表示，2020年后虽然绝对贫困将被消除，但是相对贫困将依然存在，反贫困的主战场依然在农村。乡村振兴战略将在实现脱贫摘帽基础上，按照乡村全面振兴、城乡实现融合发展的要求，继续提升农村教育、医疗、住房和社会保障等社会公共服务质量，巩固已有脱贫成果，推动农村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态全方位发展。 张琦认为，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重点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保持政策稳定。二是建立防止返贫的监测和帮扶机制，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要建成防止返贫的长效机制。三是做好“两不愁三保障”，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并使脱贫攻坚成果具有可持续性。四是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工作。五是发展好产业发展，这增强贫困地区造血功能的重要途径，是脱贫致富的根本。要做好扶贫资产，扶贫县的资产管理。六是财政、金融、人才、土地等政策和制度有效衔接，这是稳步拓展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非常重要的内容。 2021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三大机遇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副院长赵萍表示，2021年中国经济面临两方面挑战。第一个挑战就是疫情。第二个不确定性是除疫情以外的风险。例如，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也会扰动全球贸易流和供应链。 在看到问题的同时，赵萍表示，也要看到今年还有三大机遇。第一，由于科学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国经济基本面打下坚实基础，发展趋势良好，特别是国内复工复产的有序推进，使得产业链供应链保持稳定，给国内扩大内需和增强出口供给能力和进口需求能力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第二，从企业层面来说，企业创新能力不断提升，特别是企业信心指数不断走强。第三，从改革开放的政策来说，未来也面临很多机遇。2020年RCEP成功签署，如果实施到位，自贸区对稳定中国对外贸易的作用将会进一步提升。 赵萍表示，从构建新发展格局角度来说，未来需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要立足内需，持续扩大国内市场规模。第二，要以开放的心态来对待内循环和外循环。第三，要打通双循环之间连接的堵点，在国内市场打通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的堵点，在国际市场进一步拓宽国际市场空间格局，进一步打造中国朋友圈。
在全球更加关注和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中国提出碳达峰目标和碳中和愿景之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碳金融的作用越发引人注目。 从全球看，目前正在运行的碳排放交易体系有21个，覆盖的碳排放量约占全球排放总量的10%。截至2019年年末，碳市场累计筹资逾780亿美元。 从国内看，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火电行业）于2017年年底建立。2021年1月1日，首个履约周期正式启动，涉及2225家发电行业的重点排放单位。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明确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提出加快建设全国用能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本月初召开的人民银行工作会议提出，推动建设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为排碳合理定价。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李高近日表示，将加快推进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设和运行。 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蓝虹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国际上，碳市场和碳交易是作为一种新型环境经济政策产生的。碳市场、碳交易对助力碳减排、低碳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的一份研究报告提出，作为重要的市场化减排工具，我国碳市场发展基础坚实、潜力巨大，但由于全国统一的碳市场刚刚起步，还需针对政策框架不完善、金融化程度不足、碳市场作用发挥不充分等突出问题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碳市场：市场化的减排机制 “从国际上看，政府在推进碳减排、低碳发展中，一般有两种环境经济政策可以选择，一是碳税，二是碳市场、碳交易。相对于碳税，碳市场、碳交易的建立将以市场方式为碳排放容量定价，在推动碳减排和低碳绿色发展方面，更加有利于发挥市场的作用。”蓝虹表示。 中诚信绿金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高卫涛对《金融时报》记者表示，一些碳配额不够用的企业，需要到市场上购买配额，产生额外的成本支出，将倒逼这些企业加快在节能减排方面的技术改造和产业转型升级。 从这一角度看，高卫涛提出，碳市场、碳交易作为市场化的减排机制，相比传统的财政补贴等政策，在节约成本、促进技术创新和调动企业积极性方面都具有更好的优势，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碳市场对低碳绿色发展还具有直接融资功能。从国内看，根据人民银行统计数据，截至2019年年末，京、津、沪、渝、粤、鄂、深7省市试点碳市场配额，累计成交量3.56亿吨、金额超过73亿元。蓝虹认为，控排领先的企业通过碳市场出售富余配额获得收益，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低碳投资项目的内部收益率，这些企业也可以通过碳金融产品融资，比如将手中配额质押融资或者售后回购融资，以获取资金支持。 碳市场建设：做好顶层设计 对于下一步全国碳市场建设，高卫涛建议，要做好碳市场建设的顶层设计，明确相关的法律属性。 2020年年底，生态环境部印发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以发电行业为首批开展碳排放配额分配，启动全国碳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 “目前来看，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相关制度只是部门法规，碳排放权资产的法律属性不明确、价值评估研究不足。明确和解决上述问题，将有利于碳金融产品工具的创新。”蓝虹说。 央行研究局课题组报告建议，在法律层面明确碳排放权的属性。建议在《民法典》执行过程中，对包括碳排放权在内的环境权益的法律属性以及可否出质等进一步予以明确。对此，高卫涛进一步表示，有些金融机构开展了碳排放权抵押的试点创新，未来，这类创新业务如果要扩大规模还需要法律层面的支撑。 整体市场容量方面，高卫涛建议，应尽快把碳市场盘子做大，尽快把石化、建材、钢铁等行业纳入碳市场。同时，应提高碳市场活跃度，提高金融机构的参与度，包括培育碳资产管理公司和专业的投资者，开发碳期货等碳金融产品。 在碳金融产品方面，过去几年，试点地区和金融机构陆续开发了碳债券、碳远期、碳期权、碳基金、碳资产回购、碳排放权抵质押融资等产品，但碳金融仍处于零星试点状态。蓝虹认为，应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碳金融产品，以更大程度发挥金融在碳排放容量资源优化配置中的作用。 高卫涛还谈及碳价问题，他认为，从国际上的趋势来看，碳价有上升趋势，但从国内的试点来看，碳价相对低迷，这对于参与者和投资者来说，无法产生投资收益、不足以提高积极性。需要从政策、市场、产品等角度入手解决市场活跃度问题，以助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碳定价话语权。 碳定价关键：适度从紧确定碳配额总额 “总量控制制度和强制性碳减排市场的建立，是碳市场交易以及碳定价的关键。”蓝虹表示，《京都议定书》规定了全球碳总量控制目标，规定了各个国家的配额和强制性的碳减排额度，从而推动了《京都议定书》下强制性碳减排市场的建立。在总量控制制度和强制性碳减排市场的支撑下，碳价格超过了20美元，最高甚至达到了139美元，逐渐与其稀缺性程度匹配。但《巴黎协定》因为没有形成全球总量控制和各国减碳配额的分配，后京都时代的全球碳市场逐渐走向低迷，碳价格波动在3美元左右，严重与其稀缺程度相偏离。这说明，只有建立严格准确的总量控制制度和强制性碳减排市场，碳排放容量的稀缺程度才能在市场中体现出来。 根据我国试点碳市场的交易价格看，蓝虹表示，国内碳价仍然较低，与碳排放容量日益上升的稀缺度还不匹配，市场价格和实际价值的偏离度还较高。总量控制、配额分配机制和市场定价制度的完善是最为关键的，也是目前急需完善的领域。另外，还存在交易活跃度低、碳配额衍生品缺乏、总交易量小等问题。 央行研究局课题组报告提出，碳价低迷影响了碳配额的投资价值。由于过去年份各试点发放的配额剩余存量较大，碳市场存在过度供给，多数试点碳价偏低，控排企业和其他市场主体基于碳配额开展投融资活动的动力不足。 对此，蓝虹建议，在中国承诺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明确目标下，建议尽快制定碳达峰和碳中和战略规划，确定全国总量控制目标、配额分配机制，明确各层级的减排任务和企业等市场主体的配额。这是碳市场交易和碳定价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也是碳金融创新的基础。 上述报告也建议，培育交易活跃、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市场，尽快推动正式开展交易。遵循适度从紧原则确定碳配额总额，确保形成合理碳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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