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网北京12月4日讯银保监会网站今日公布的中国银保监会舟山监管分局行政处罚信息公开表（舟银保监罚决字〔2020〕13号）显示，浙江泰隆商业银行（以下简称“泰隆银行”）舟山分行存在流动资金贷款被挪用于缴纳土地出让金、贷后管理不审慎、违规收取交易手续费三宗违法违规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十六条，中国银保监会舟山监管分局对其处以罚款人民币70万元。 中国经济网查询发现，泰隆银行成立于2006年，前身是1993年成立的台州市泰隆城市信用社。泰隆银行的第一大股东为台州市泰隆城市信用社职工持股会，持股比例为19.52%；第二大股东为台州市三立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12.95%；第三大股东为台州市光阳工贸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7.86%。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七十三条：商业银行有下列情形之一，对存款人或者其他客户造成财产损害的，应当承担支付迟延履行的利息以及其他民事责任： （一）无故拖延、拒绝支付存款本金和利息的； （二）违反票据承兑等结算业务规定，不予兑现，不予收付入账，压单、压票或者违反规定退票的； （三）非法查询、冻结、扣划个人储蓄存款或者单位存款的； （四）违反本法规定对存款人或者其他客户造成损害的其他行为。 有前款规定情形的，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五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万元的，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十六条：银行业金融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特别严重或者逾期不改正的，可以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其经营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经任职资格审查任命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二）拒绝或者阻碍非现场监管或者现场检查的； （三）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报表、报告等文件、资料的； （四）未按照规定进行信息披露的； （五）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的； （六）拒绝执行本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措施的。 以下为原文：
中国经济网北京12月4日讯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网站近日公布的《关于对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注册会计师杨锡刚、张友富、王倩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0〕66号）显示，经查，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注册会计师杨锡刚、张友富、王倩在执业山东金茂纺织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茂集团”）2013年-2017年财务报表审计情况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关键审计事项方面。金茂集团2017年审计报告显示，中天运将应收账款收回确认为关键审计事项，并描述了针对该事项所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包括对金茂集团应收账款管理相关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有效性进行了评估和测试；通过分析金茂集团应收账款的账龄和客户信誉情况，并执行应收账款函证程序及检查期后回款情况，评价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合理性等。但检查中未见执行分析金茂集团应收账款客户信誉情况及期后回款检查的工作记录。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01号—审计证据》（2016年12月23日修订）第九条、第十条的规定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231号—针对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采取的应对措施》第二十八条的规定。 二是函证方面。经检查，在上述工作底稿中未见对部分银行存款、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函证发出、收回实施控制的工作记录；未见对被函证者的名称、地址与被审计单位提供的信息进行核对的工作记录；未见对部分异常回函予以关注并执行进一步审计程序的工作记录；部分银行函证事项不完整，函证内容未包含对外担保等事项；针对未回函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执行的替代性程序不充分。上述行为不符合《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12号—函证》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的规定。 三是控制测试样本量选取方面。检查发现，在金茂集团2017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中天运执行销售与收款循环及采购与付款循环控制测试时，抽样样本量低于《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实施意见》中要求的最小样本量。上述行为不符合《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14号—审计抽样》第十六条以及《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实施意见》的规定。 四是部分异常科目方面。审计期间，金茂集团与多家企业存在大额其他应收款项，部分客户应收账款发生额、余额与销售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不匹配，检查中未见对上述事项予以关注并执行进一步审计程序的工作记录，未见针对相关大额其他应收款发生原因、可收回性及坏账准备计提充分性的审计工作底稿。上述行为不符合《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01号—注册会计师的总体目标和审计工作的基本要求》第二十八条、第三十条的规定。 五是合并报表范围审计方面。底稿中未见执行金茂集团合并范围的核查记录，未见评价所有组成部分是否均已包括在金茂集团财务报表中的工作记录。上述行为不符合《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401号—对集团财务报表审计的特殊考虑》第四十六条的规定。 综上，上述行为违反了《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第七条的相关规定，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山东监管局决定对中天运及杨锡刚、张友富、王倩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 经中国经济网记者查询发现，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成立于2013年12月13日，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祝卫为大股东、实控人，持股比例21.18%。 金茂集团成立于2004年12月7日，注册资本1.48亿人民币，当事人徐朋明为大股东、实控人，持股比例86.49%。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01号—审计证据》（2016年12月23日修订）第九条规定：注册会计师的目标是，通过恰当的方式设计和实施审计程序，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得出合理的结论，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01号—审计证据》（2016年12月23日修订）第十条规定：注册会计师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设计和实施恰当的审计程序，以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231号—针对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采取的应对措施》第二十八条规定：如果认为仅实施实质性程序获取的审计证据无法将认定层次重大错报风险降至可接受的低水平，注册会计师应当实施相关的控制测试，以获取控制运行有效性的审计证据。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12号—函证》第十二条规定：当被审计单位管理层要求对拟函证的某些账户余额或其他信息不实施函证时，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该项要求是否合理。 如果认为管理层的要求合理，注册会计师应当实施替代审计程序，以获取与这些账户余额或其他信息相关的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如果认为管理层的要求不合理，且被其阻挠而无法实施函证，注册会计师应当视为审计范围受到限制，并考虑对审计报告可能产生的影响。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12号—函证》第十四条规定： 注册会计师应当根据特定审计目标设计询证函。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12号—函证》第十七条规定：积极的函证方式通常比消极的函证方式提供的审计证据可靠。当同时存在下列情况时，注册会计师可考虑采用消极的函证方式： （一）重大错报风险评估为低水平； （二）涉及大量余额较小的账户； （三）预期不存在大量的错误； （四）没有理由相信被询证者不认真对待函证。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12号—函证》第十九条规定：注册会计师应当采取下列措施对函证实施过程进行控制： （一）将被询证者的名称、地址与被审计单位有关记录核对； （二）将询证函中列示的账户余额或其他信息与被审计单位有关资料核对； （三）在询证函中指明直接向接受审计业务委托的会计师事务所回函； （四）询证函经被审计单位盖章后，由注册会计师直接发出； （五）将发出询证函的情况形成审计工作记录； （六）将收到的回函形成审计工作记录，并汇总统计函证结果。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14号—审计抽样》第十六条规定：注册会计师应当确定足够的样本规模，以将抽样风险降至可接受的低水平。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01号—注册会计师的总体目标和审计工作的基本要求》第二十八条规定：在计划和实施审计工作时，注册会计师应当保持职业怀疑，认识到可能存在导致财务报表发生重大错报的情形。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01号—注册会计师的总体目标和审计工作的基本要求》第三十条规定：为了获取合理保证，注册会计师应当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将审计风险降至可接受的低水平，使其能够得出合理的结论，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401号—对集团财务报表审计的特殊考虑》第四十六条规定：集团项目组应当针对合并过程设计和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以应对评估的、由合并过程导致的集团财务报表发生重大错报的风险。设计和实施的进一步审计程序应当包括评价所有组成部分是否均已包括在集团财务报表中。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13号）第七条规定：为公司债券发行提供服务的承销机构、资信评级机构、受托管理人、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和人员应当勤勉尽责，严格遵守执业规范和监管规则，按规定和约定履行义务。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对违反法律法规及本办法规定的机构和人员，中国证监会可采取责令改正、监管谈话、出具警示函、责令公开说明、责令参加培训、责令定期报告、认定为不适当人选、暂不受理与行政许可有关的文件等相关监管措施；依法应予行政处罚的，依照《证券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以下为原文： 关于对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注册会计师杨锡刚、张友富、王倩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2020〕66号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注册会计师杨锡刚、张友富、王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中国证监会令第113号）的有关规定，我局对你们执行的山东金茂纺织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茂集团）2013年-2017年财务报表审计情况进行了检查，发现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关键审计事项方面。金茂集团2017年审计报告显示，你们将应收账款收回确认为关键审计事项，并描述了针对该事项所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包括对金茂集团应收账款管理相关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有效性进行了评估和测试；通过分析金茂集团应收账款的账龄和客户信誉情况，并执行应收账款函证程序及检查期后回款情况，评价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合理性等。但检查中未见执行分析金茂集团应收账款客户信誉情况及期后回款检查的工作记录。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01号—审计证据》（2016年12月23日修订）第九条、第十条的规定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231号—针对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采取的应对措施》第二十八条的规定。 二是函证方面。经检查，在上述工作底稿中未见对部分银行存款、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函证发出、收回实施控制的工作记录；未见对被函证者的名称、地址与被审计单位提供的信息进行核对的工作记录；未见对部分异常回函予以关注并执行进一步审计程序的工作记录；部分银行函证事项不完整，函证内容未包含对外担保等事项；针对未回函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执行的替代性程序不充分。上述行为不符合《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12号—函证》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的规定。 三是控制测试样本量选取方面。检查发现，在金茂集团2017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你们执行销售与收款循环及采购与付款循环控制测试时，抽样样本量低于《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实施意见》中要求的最小样本量。上述行为不符合《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14号—审计抽样》第十六条以及《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实施意见》的规定。 四是部分异常科目方面。审计期间，金茂集团与多家企业存在大额其他应收款项，部分客户应收账款发生额、余额与销售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不匹配，检查中未见对上述事项予以关注并执行进一步审计程序的工作记录，未见针对相关大额其他应收款发生原因、可收回性及坏账准备计提充分性的审计工作底稿。上述行为不符合《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01号—注册会计师的总体目标和审计工作的基本要求》第二十八条、第三十条的规定。 五是合并报表范围审计方面。底稿中未见执行金茂集团合并范围的核查记录，未见评价所有组成部分是否均已包括在金茂集团财务报表中的工作记录。上述行为不符合《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401号—对集团财务报表审计的特殊考虑》第四十六条的规定。 上述行为违反了《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第七条的相关规定，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们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 2020年11月24日
中国经济网北京12月4日讯 （记者马先震孙辰炜） 蚌埠市人民政府网站于近日公示的《蚌埠市市场监管局查处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和侵犯知识产权案件信息公开表》（十一月份）显示，湖北祥云(集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云股份”，834607）生产经营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肥料、对其商品的性能、功能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据行政处罚决定书（蚌市监罚〔2020〕38号）显示，蚌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0年11月9日对当事人祥云股份生产经营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肥料、对其商品的性能、功能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予以立案，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一）、（四）项规定，对其处以罚款。 经中国经济网记者查询发现，祥云股份成立于1997年9月18日，注册资本1.42亿人民币，胡华文为第一大股东、实控人，持股比例40.46%。公司于2015年12月22日在新三板挂牌，主办券商为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包括已售出和未售出的产品，下同)货值金额等值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条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第八条规定对其商品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或者通过组织虚假交易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的，由监督检查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经营者违反本法第八条规定，属于发布虚假广告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的规定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有违法行为的； （三）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四）其他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民法典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间借贷是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因此，编纂民法典必然会影响到民间借贷活动，也必然会影响到民间借贷案件的审理。基于此，人民法院有必要认真梳理民法典合同编借款合同章内容的重大变化，以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于2021年1月1日施行后，在民间借贷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能够做到正确适用法律。一、民法典合同编借款合同章与合同法借款合同章的条文变化民法典合同编借款合同章共十四条，具体条文为第六百六十七条至第六百八十条，主要调整金融机构与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以及法人、非法人、自然人相互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对借款合同的概念、形式及内容、贷款人和借款人双方的权利义务以及当事人违反合同的责任等内容作出了规定。现行合同法借款合同章共十六条，具体条文为第一百九十六条至第二百一十一条，主要调整金融借款合同以及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对借款合同的概念、合同的形式及内容、合同的担保、贷款人和借款人双方的权利义务以及当事人违反合同的责任等内容作出了规定。合同编借款合同章相对于合同法借款合同章而言，少了两个条文，分别为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八条和第二百零四条。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八条规定：“订立借款合同，贷款人可以要求借款人提供担保。担保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规定。”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因担保法和物权法的全部内容纳入民法典，该条内容已经在相关条文中体现，故合同法的该条内容没有必要再作规定。合同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办理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贷款的利率，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贷款利率的上下限确定。”民法典合同编之所以删去这一内容，是因为中国人民银行在2019年8月17日发布公告，决定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从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2019年10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又发布公告，要求自2020年1月1日起，各金融机构不得签订参考贷款基准利率定价的浮动利率贷款合同。所以，合同法第二百零四条已经失去了适用的前提条件，自然不应保留。二、合同编借款合同章适用范围的变化关于借款合同的概念，民法典第六百六十七条和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都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据此看来，似乎民法典中借款合同的适用范围并没有发生变化。然而，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而民法典第六百八十条规定：“禁止高利放贷，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的，视为没有利息。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约定不明确，当事人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自然人之间借款的，视为没有利息。”同时，民法典删去了合同法第二百零四条有关金融贷款利率上下限的规定。据此表明，民法典合同编借款合同章有关利率和利息的规定，其适用范围已经从合同法金融借款合同和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扩展到所有民事主体之间的借款合同。基于利率和利息是借款合同的重要内容，因此借款合同章的适用范围，必然会相应地发生变化。民法典借款合同章适用的范围之所以有所扩大，是基于实践发展的客观需要。合同法规定的借款合同仅适用于金融借款合同以及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在2015年9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施行之前，对于非金融机构法人之间发生的借贷行为，人民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时，通常以该类主体不具有贷款资质为由而认定合同无效。而在实际上，该类非金融机构法人之间临时性的借贷行为，不仅有利于解决企业融资难问题，同时也不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认定合同无效的理由实在牵强，在实践中也产生了一定的争议。随着对民间借贷领域审判实践认识的不断深入和司法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2015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55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因发放贷款等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不适用本规定。这在宏观层面认可了非金融机构法人之间正常借贷行为的合法性。该司法解释第十一条进一步规定，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除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这对非金融机构法人之间的正常借贷行为进行了明确指引。在此前提下，民法典编纂吸收了司法实践经验，顺应借贷领域的实践发展需要，扩大了合同编借款合同章的适用范围。目前，民法典借款合同章适用于金融机构与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之间的借款，也适用于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相互之间的借款。因此，民法典里的借款合同主要调整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金融机构与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金融借款合同关系；另一部分是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相互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当然，主要是以金融机构与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合同关系为主，因此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借款合同章规定时，应有足够的鉴别力。三、自然人之间提供借款行为效果的变化民法典第六百七十九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成立。同样的行为，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也就是说，自然人之间发生借款时，贷款人提供借款行为的效果由导致“借款合同生效”修改为“借款合同成立”。作出上述修改的主要考虑为：一是避免产生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是实践合同还是诺成合同的争议。实践合同是指除当事人间的意思表示一致以外，还需交付标的物才能成立的合同，它以当事人的合意和交付标的物为成立要件。而诺成合同是指当事人之间意思表示一致即能成立的合同，无需标的物的实际交付，它以当事人的合意为成立要件。由于立法本意是将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确定为实践合同，而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中“生效”的表述，容易产生借款合同系诺成合同的误解，故作出修改完善。二是与民法典中定金合同和保管合同的条文表述保持一致，统一表述为自实际交付时“成立”。三是可以为司法实践提供正确指引，即使均为自然人的贷款人与借款人签订了借款合同，在借款实际交付之前，借款人也无权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更不能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将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确立为实践合同，主要理由有：（1）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往往数额有限，内容也简单，而且当事人之间往往具有亲属、同事、朋友等特别的关系；（2）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也不存在金融借款合同中所必需的复杂程序；（3）自然人通常不是专业机构的人士，赋予自然人借款合同以实践性可以给贷款人一定的思考时间，在实际提供借款之前，贷款人可以有反悔的机会；（4）自然人之间借款一般属于互助性质，无偿的情况也有不少，对合同的形式并不太注意，应结合实际考虑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宜赋予当事人更重的责任。据此，民法典第六百七十九条规定，自然人之间借款的，自贷款人交付借款时成立。这样有利于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进而预防或减少纠纷的发生。在处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民法典第六百七十九条规定的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即借贷双方均是自然人的情况，如果有一方当事人并非自然人的，即使属于民间借贷，也不适用该条的规定。四、借款合同利率规则的变化民法典第六百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禁止高利放贷，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合同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办理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贷款的利率，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贷款利率的上下限确定。同时，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基于上文所述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民法典删去了合同法第二百零四条。而民法典第六百八十条第一款中“禁止高利放贷”的内容，系民法典新增加的内容；同款中“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内容，亦系修改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结果。因此，在办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需要高度重视对民法典第六百八十条第一款的理解和掌握。在民法典中规定“禁止高利放贷”的主要理由为：基于借款合同章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所有借贷领域，同时为解决借贷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维护正常金融秩序，避免经济脱实向虚，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整体民法典（草案）之前，经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审议研究，决定明确规定禁止高利放贷，并将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作根本性完善。至于何为高利放贷以及何为借款利率的国家规定，目前主要存在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近年来，社会上出现大量非法金融、非法放贷、套路贷、校园贷等问题，严重扰乱社会经济秩序，严重损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和生活安宁。因此，法律能承认、法院能保护的借贷利息必须从严控制，严格限定条件和幅度。只要是超过规定水平的部分，都不应承认，不应保护，当事人自担后果。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人民银行在2002年1月31日下发并于同日开始施行的《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第二条规定：“严格规范民间借贷行为。民间个人借贷活动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遵循自愿互助、诚实信用的原则。民间个人借贷中，出借人的资金必须是属于其合法收入的自有货币资金，禁止吸收他人资金转手放款。民间个人借贷利率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但双方协商的利率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不含浮动）的4倍。超过上述标准的，应界定为高利借贷行为。”由于该“贷款利率”实为“贷款基准利率”，自去年实行利率市场化改革后，执行的是“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故中国人民银行的上述通知内容目前看来只剩下了参考价值。第三种观点认为，可以参照合同法第二百零四条的规定。该条规定：“办理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贷款的利率，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贷款利率的上下限确定。”在1999年颁布施行合同法时，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市场经济的发展及资金供求关系，一般在一定时期内对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作出规定。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国务院批准和国务院授权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各种利率为法定利率，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无权变动。法定利率的公布、实施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负责。金融机构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规定的浮动幅度内，以法定利率为基础自行确定的利率为浮动利率。金融机构确定浮动利率后，须报辖区的中国人民银行派出机构备案。金融机构可以对逾期贷款和被挤占挪用的贷款在原利率的基础上加收利息；对于加收利息的幅度、范围和条件，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确定。但是，由于目前中国人民银行正在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所谓贷款利率的上限和下限，已经不复存在，该条的适用已经失去前提。第四种观点认为，国家规定的借款利率即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规定的最高保护利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二款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据此表明，最高利率的实际标准应当为年利率36%，最高司法保护标准为年利率24%。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有不少意见提出该标准过高，建议民法典规定最高利率的具体标准，废止最高人民法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的“两线三区”，大幅度降低最高利率。由于民法典作为基本法需要保持稳定性和兼容性，不适宜规定具体的利率标准，因此未就利率具体标准作出规定。需要明确的是，民法典第六百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的“禁止高利放贷”中的“禁止”，并非只是倡导性规定，正确的理解应当是而且必须是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只要违反了国家有关借款利率的强制性规定，原则上应作否定性评价。民法典第六百八十条规定的“借款利率的国家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五条的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就年度货币供应量、利率、汇率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重要事项作出的决定，报国务院批准后执行。”因此，利率标准的制定，原则上是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责。在金融运行过程中，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有关利率标准，均是与金融借款有关的利率，而与金融机构无关的借贷活动，中国人民银行并无相关规定。这样一来，最高人民法院每年审理的大量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无法从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利率规定中找到裁判利率纷争的依据。为解决办理案件的实际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在1991年颁布了《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该意见第六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此条规定的最高贷款利率标准，曾长期作为裁判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依据。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了民间借贷利率的“两线三区”标准，作为近年来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裁判依据。由于中国人民银行自去年开始推行利率市场化改革，将每月颁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作为参考标准，再加上民法典中新增加的“禁止高利放贷”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拟据此对该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进行相应完善。然而，从借贷领域的逐步规范角度而言，鉴于利率问题的重要性，最理想的方案应当是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由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借贷领域的最高利率标准，以保证权威性和专业性。五、借款合同利息规则的变化民法典第六百八十条第二款规定，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的，视为没有利息。第三款规定，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约定不明确，当事人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自然人之间借款的，视为没有利息。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两者比较，民法典将没有约定支付利息的借贷视为没有利息的适用范围，拓展到了所有借贷领域。主要理由为：一是从日常生活经验来看，通常情况下利息的计付是借款合同的核心内容，当事人之间不会不对此进行协商，在此前提下，若合同没有约定支付利息，原则上可推定为当事人协商确定无需计付利息。二是从纠纷处理的角度来看，有的借款合同没有约定利息确实是当事人协商确定无需支付，有的借款合同没有约定利息可能是真的未经协商。上述两种情形下，不仅纠纷的事实难以完全查清，而且可以参照的利率标准也难以确定，很难作出相对统一的裁判。故法律拟制规定为没有利息，不仅有利于指引当事人的行为，也有利于统一裁判结果，最终有利于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另外，民法典对于借款合同利息约定不明时的处理规则，如果借款合同主体均为自然人，即视为没有利息，与合同法的规定保持一致。如果借款合同的主体有一方不是自然人，那么就应当依据民法典第六百八十条第三款的规定来处理，即分四个层次处理。首先，应当允许当事人就支付利息问题进行重新协商，经重新协商能够达成补充协议的，当按补充协议的内容执行。其次，如果借款合同当事人就支付利息问题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依据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款以及第五百一十条的规定，应当根据借款合同所使用的词句，结合合同的相关条款确定利息约定不明条款的含义，如果通过合同的文义解释和整体解释能够确定利息的，可据此确定的利息标准执行。再次，如果通过上述两种方式均无法确定借款合同的利息标准的，可以按照合同履行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补充确定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的规定，下列情形，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同法所称“交易习惯”：（一）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并为交易对方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做法；（二）当事人双方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对于交易习惯，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运用交易习惯确定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合同规范的一个重要特色，可以在客观上达到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平衡的目的。但是，利用交易方式、交易习惯确定利息标准，必须接受四个限制：一是从客观条件而言，应为交易行为当地或者行业通常采用的做法；二是从主观条件而言，应为交易对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以加强对不了解当地习惯或者缺乏业内经验的相对人的保护；三是从交易习惯的时间节点来看，应为订立合同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习惯做法；四是交易习惯本身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者违背公序良俗，否则将影响借款合同本身的效力。最后，如果按照上述三种方法仍然无法确定利息标准的，应当依据民法典第五百一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依照规定履行。据此最终确定借款合同的利息计付标准。实践中，对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理，在当事人就利息问题约定不明时，可以以订立借款合同时合同履行地的商业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利息。六、有关民间借贷法律规定的其他变化在民间借贷案件审理过程中，还有一类问题与民法典关系密切，即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至第十四条均是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对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认定作出细化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根据实践和理论的发展，删去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和第三项，自然不能再作为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效力的依据。目前，民法典中与民间借贷合同效力相关的内容主要体现在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四百九十七条、第五百零六条。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至第十四条应当依据民法典的上述六个条文进行修订完善，也就是说，在民法典施行后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时，对于民间借贷合同效力的认定，应当以民法典的上述六个条文以及经修订完善后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相关条文为依据，这一点应当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邀请单位】各信贷、担保机构董事长、行长、主管副行长等高管，以及信贷管理部门、风控部门、法务部门、授信审批部门、业务部门等的相关业务人员。【开班时间、地点】时间：2021年1月14日-16日，培训共计三天 。其中1月13日为全天报到培训地点：陕西 * 西安课题服务老师：仝金贝联系方式：13611182280（微信同步）
中国经济网北京12月8日讯 中国银保监会网站昨日公布的湖北银保监局行政处罚决定书（鄂银保监罚决字〔2020〕51号）显示，经查，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国任财险武汉中支”）存在编制虚假资料的违法行为。 2019年8月22日、9月18日，国任财险武汉中支在420120190800000046-1/1和420120190900000111-1/1号记账凭证中以车辆代办年审服务费名义虚列费用向汽车服务公司支付199070元，实际为中介渠道维护费用。 时任国任财险武汉中支总经理刘伟参与违法行为的决策，并在该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对上述违法行为负有直接责任。 上述行为违反了《保险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根据《保险法》第一百七十条，湖北银保监局决定对国任财险武汉中支予以罚款16万元的行政处罚；根据《保险法》第一百七十一条，决定对刘伟予以警告并罚款3万元的行政处罚。 经中国经济网记者查询发现，国任财险武汉中支成立于2013年10月11日。国任财险成立于2009年8月31日，注册资本30亿元，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信达”，01359.HK）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60.40%。 《保险法》第八十六条规定：保险公司应当按照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报送有关报告、报表、文件和资料。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报告、财务会计报告、精算报告、合规报告及其他有关报告、报表、文件和资料必须如实记录保险业务事项，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保险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限制其业务范围、责令停止接受新业务或者吊销业务许可证： （一）编制或者提供虚假的报告、报表、文件、资料的； （二）拒绝或者妨碍依法监督检查的； （三）未按照规定使用经批准或者备案的保险条款、保险费率的。 《保险法》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按照规定报送或者保管报告、报表、文件、资料的，或者未按照规定提供有关信息、资料的； （二）未按照规定报送保险条款、保险费率备案的； （三）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的。 以下为原文： 湖北银保监局行政处罚决定书（鄂银保监罚决字〔2020〕51号） 当事人：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中心支公司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友谊大道999号武钢集团有限公司办公楼A座5层11、15室 主要负责人：刘伟 当事人：刘伟 身份证件种类及号码：身份证42010719750312XXXX 住址：武汉市水岸星城 职务：时任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中心支公司总经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有关规定，我局对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国任财险武汉中支”）涉嫌违法一案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并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了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经查，国任财险武汉中支存在以下违法行为： 编制虚假资料。2019年8月22日、9月18日，国任财险武汉中支在420120190800000046-1/1和420120190900000111-1/1号记账凭证中以车辆代办年审服务费名义虚列费用向汽车服务公司支付199070元，实际为中介渠道维护费用。 时任国任财险武汉中支总经理刘伟参与违法行为的决策，并在该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对上述违法行为负有直接责任。 上述事实，有事实确认书、财务凭证、客户电话回访录音、费用列支情况说明、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 综上，我局决定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上述行为违反了《保险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根据《保险法》第一百七十条，我局决定对国任财险武汉中支予以罚款16万元的行政处罚；根据《保险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我局决定对刘伟予以警告并罚款3万元的行政处罚。 当事人应当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持缴款码（将在处罚决定书送达时告知）到财政部指定的代理银行进行缴款。逾期，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中国银保监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诉讼期间本决定不停止执行。 2020年11月30日
20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最高法民一庭副庭长刘敏表示，此次修订司法解释时，对“职业放贷人”做出限定，在“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条款中，增加了“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出借人，以营利为目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借款的”一项。 有记者提问，此次修订增加了对“职业放贷人”的规定，能作一下具体介绍吗？ 刘敏介绍，近几年，随着民间借贷的迅速发展，放贷人的职业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出现了所谓“职业放贷人”，就是出借人的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也具有营业性。 刘敏提到，2018年4月银保监会、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下发了《关于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维护经济金融秩序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未经有权机关依法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立从事或者主要从事发放贷款业务的机构或以发放贷款为日常经营活动。”职业放贷人的行为，实际上变相违反了该规定，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如果数量、金额过大，可能会对正常金融秩序产生危害。 2019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制定了《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其中规定，“一、违反国家规定，未经监管部门批准，或者超越经营范围，以营利为目的，经常性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前款规定中的‘经常性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是指2年内向不特定多人(包括单位和个人)以借款或其他名义出借资金10次以上。贷款到期后延长还款期限的，发放贷款次数按照1次计算”。该规定是有关“职业放贷人”犯罪行为的认定标准。 2019年11月，《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53条规定：“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以民间借贷为业的法人，以及以民间借贷为业的非法人组织或者自然人从事的民间借贷行为，应当依法认定无效。同一出借人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反复从事有偿民间借贷行为的，一般可以认定为是职业放贷人。民间借贷比较活跃的地方的高级人民法院或者经其授权的中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认定标准”。 刘敏表示，依据上述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性文件的规定，这次修订司法解释时，在第十四条“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条款中，增加了第(三)项“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出借人，以营利为目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借款的”，就是对职业放贷行为作出的限定。(中新经纬APP)
9月7日，教育部网站发布《学前教育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近年来“入园难”“入园贵”“入园安全”问题困扰社会公众，因此自2003年全国人大将学前教育法列入立法调研计划至今，学前教育立法一直备受社会关注。 2018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提出到2020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85%，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在园幼儿占比）达到80%。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9月5日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教育部长视频会议上介绍，到2020年底，上述两个目标就将如期实现。 征求意见稿在坚持公益普惠基本方向上较《意见》更进一步，甚至有些内容已经超越了《民办教育促进法》，比如《意见》规定小区配套幼儿园办成公办园或委托办成普惠性民办园，征求意见稿则只允许办成公办园；《意见》规定上市公司不得通过股票市场融资投资营利性幼儿园，征求意见稿则将禁止主体增加了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营利性民办学校的收费标准，实行市场调节，由学校自主决定，征求意见稿则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依法对营利性民办幼儿园实行价格指导和成本审核。 总体上，营利性民办幼儿园的生存空间将进一步受到限制。 公办园范围扩大 征求意见稿解决了长期纠缠不清的幼儿园定性问题。 首先是明确规定了公办园的范围。教育部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有28.1万所幼儿园，但其中教育部门所办的幼儿园只有9万所，此外，其他部门、地方企业、事业单位、部队、集体所办的幼儿园，数量达1.79万所。 后者曾被业内统称为公办性质幼儿园，其办园情况极为复杂。“比如有的园所享受一定的财政经费，有的则不享受；有的园所内部一些班级为公办园收费标准，另一些班级则为市场价格。”一名业内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如何将这些幼儿园定性，直接关系到这些园所能够获得多少资源。 征求意见稿将上述公办性质幼儿园都列入了公办园范围，规定只要是利用财政经费或者国有资产、集体资产举办的幼儿园都为公办幼儿园。 这意味着政府将大大加强财政支持力度。征求意见稿规定，公办园要落实生均财政拨款标准或者生均公用经费标准，公办园教师工资要纳入财政保障范畴。 其次是固定了民办园普惠与非营利的关系。征求意见稿规定，接受政府支持、执行收费政府指导价的非营利性民办幼儿园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这意味着，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必须为非营利性幼儿园。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是否可以办成营利性民办幼儿园的争论长期存在，有从业者认为，营利性幼儿园亦可以提供低价普惠的服务，但也有业内人士认为，营利性幼儿园不应得到财政补贴，因而不能办成普惠性幼儿园。 《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举办者不得取得办学收益，学校的办学结余全部用于办学。营利性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可以取得办学收益。 将普惠性幼儿园固定为非营利性幼儿园也有实际操作的考量。征求意见稿规定，普惠性幼儿园按照教育用地性质划拨土地。《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了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享受公办学校的用地优惠，但营利性民办学校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供给土地。 普惠园将如何招生 目前，各地在根据举办者申请，进行非营利性民办园或营利性民办园的分类登记。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有些地方的分类登记进展迟滞，原因是《民办教育促进法》对两类学校的标准规定过于原则，而《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迟迟没有出台。 有课题组对东、中、西部地区11个省2687位民办园举办者实施问卷调查，研究发现超过半数的民办园举办者倾向于选择营利性（52.1%）。其中，更有54.1%的小区配套幼儿园举办者表示将选择营利。 但征求意见稿规定，新建居住社区（居住小区）、老城及棚户区改造、易地扶贫搬迁等配套幼儿园作为公共服务设施，产权移交地方人民政府，用于举办为公办幼儿园。 这比此前的相关规定更进了一步。2018年的《意见》和2019年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工作的通知》都规定，小区配套幼儿园应办成公办园或委托办成普惠性民办园。 教育部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幼儿园在园人数4713万余人，但公办园和公办性质幼儿园人数2064万余人，约占全部在园人数的43.79%。此前有关部门曾提出，到2020年，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全国原则上达到50%。 但值得注意的是公办园的办学效率。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曾在北京展开调查发现，公办幼儿园提供一个学位需要3万元的财政补贴，而普惠性民办园仅需要1万多元。 一些地方已开始了大规模的移交工作，比如银川市要求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所有配套幼儿园移交接管任务，公办幼儿园占比由此前的14.39%提高到30%，而到2020年底，银川市公办幼儿园占比达到50%。 但在今年秋季招生中，一些新转为公办的幼儿园不具备开园条件没能开园，导致入园形势较为紧张。银川市三个区均开展了大面积的公办园摇号派位，据报道，金凤区有14所公办园报名人数超过学位数，最后3487人参加了电脑摇号，只排位录取了1570人。当地“入园难”情况被媒体报道后，相关部门马上深夜发布公告称将进行一次补录。 据当地媒体报道，公办园难进，想进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也不轻松，一些民办幼儿园转为普惠性幼儿园后不能自主招生，导致招生人数缩减。 2018年，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教授管华调研了国内139所幼儿园，25所入园存在条件限制，包括公务员子女、教职工子女、军人子女、本地户口或学区居民等。 银川市兴庆区发布的2020年幼儿园招生工作方案就明确提出，辖区普惠性幼儿园面向社会公开招收兴庆区户籍幼儿，在学位充裕的情况下才招收周边外来随迁子女。 营利性幼儿园前路 征求意见稿加强了对民办幼儿园过度逐利行为的遏制。 首先，草案纳入并完善了2018年《意见》规定的上市公司禁令。征求意见稿规定，社会资本不得通过兼并收购、受托经营、加盟连锁、利用可变利益实体、协议控制等方式控制公办幼儿园、非营利性民办幼儿园。幼儿园不得直接或者间接作为企业资产上市。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不得通过资本市场融资投资营利性幼儿园，不得通过发行股份或者支付现金等方式购买营利性幼儿园资产。 征求意见稿还对违反上述规定设置了罚则，规定由上市公司的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可处以3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员和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给予警告等处罚。 其次，征求意见稿超越了《民办教育促进法》，对营利性民办幼儿园的收费进行一定规制。征求意见稿规定，营利性民办幼儿园收费标准由幼儿园根据核算的生均成本合理确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实际制定具体办法，对举办者获得收益的合理范围作出规定。 征求意见稿还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依法对营利性民办幼儿园实行价格指导和成本审核，加强对公办幼儿园和非营利性幼儿园收费的监管，遏制超成本过高收费。 这意味着，营利性民办幼儿园的生存空间将受到限制，并降低举办者开办营利性幼儿园的积极性。按照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占80%计算，业内人士认为，未来有近5.3万所民办幼儿园可以选择营利性，占现有民办园总数的不到三分之一。 第三，明确禁止幼儿园“乱收费”。征求意见稿规定，幼儿园不得违反国家规定收取费用，不得向学前儿童及其家长组织征订教科书和教辅材料，推销或者变相推销商品、服务等。 很多民办幼儿园在课后开办了各种单独收费的兴趣培训班，成为举办者的重要收入来源。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北京等地的民办园转为普惠性幼儿园后，这些收费项目被叫停，但征求意见稿此条禁令并未单独针对公办园和普惠性幼儿园，或将影响到营利性民办园。 此外，征求意见稿还规定，校外培训机构等其他教育机构不得对学前儿童开展半日制或者全日制培训。这意味着，培训机构开展的面向学龄前儿童的“学前班”和“幼小衔接班”没有了合法生存空间。 但需要注意的是，还有另外一种营利性民办幼儿园。管华介绍，一些贫困儿童、农民工子女，往往聚集于“无证园”。这类园所条件差，举办者依靠办园所得糊口，不可能办成非营利性质，却最需要政府支持，这是当前普惠园认定、奖补制度的盲点。只有将这类民办学前教育机构纳入政府监管和财政资助的范围，允许取得办园收益，才是真正的普惠。 大量“无证园”的存在并非由于保育质量不足，而是因为建筑面积不达标。今年秋季入学，银川市西夏区就有5所民办幼儿园，因为户外活动场地不足，2020年小班暂不招生。 因此，管华认为，应该对小规模幼儿园、看护点和家庭托管等设置较低的许可标准，关注最弱势儿童，允许民办普惠性营利性学前教育机构存在，并加强监管。 （作者：王峰 编辑：包芳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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