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毅资产首席投资官邓晓峰看来，疫情最不确定的恐慌阶段已经过去，经济正处于底部逐渐向上走的阶段，目前市场最大的风险在于流动性充裕叠加市场一致性过强，带来部分交易拥挤，短期会有调整压力。 在投资机会上，邓晓峰强调，要能够跟上产业的变迁，跟上社会价值转移变化的步伐和脉络。他看好互联网对消费和娱乐行业影响，以及汽车电动化的机会；看好“少数赢家”的投资机会，在确定性高和隐含回报率超20%的基础上，会重点关注。 警惕流动性充裕带来交易拥挤 中国基金报记者：你认为疫情给经济和资本市场带来哪些影响？ 邓晓峰：总体而言，疫情最不确定的恐慌阶段已经过去了。国内第一阶段冲击已经发生并且正在过去，海外发达国家的高峰也正在过去，经济处于一个从谷底逐渐往上走的阶段，但对中国外贸的影响可能还需要一两个月的时间来消化。 第二阶段的影响是对经济造成的连带影响和中期压力。这一次疫情导致的失业率快速上升和经济衰退、企业资产负债表恶化以致破产，以及社会总需求的损伤，要在未来几年才能慢慢消化，所以，未来经济的压力还是会存在。 对于中国而言，还有另外一种压力，即中美关系继续恶化，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影响跨国企业在华供应链的调整和布局。我们必须接受全球供应链慢慢开始调整的现实，这个过程可能会持续三到五年。此外，中美两国在技术领域的竞争对很多行业短期有负面影响，也可能让很多行业短期因国产替代带来需求方面的刺激和拉动，既有机会也有风险，需要慢慢地去鉴别和观察。 对于资本市场，我觉得今年市场的流动性非常好，尤其是疫情发生之后。但是，另一方面，企业盈利和经济下行的压力会非常大。从历史上看，这样的环境会让资本市场变得比较活跃。如果某些行业或公司有比较好的增长机会，因为有充裕的流动性，可能在资本市场上比较高效率地反映出来。但资金比较充裕的市场也可能在某些热点方向和局部反应过头，甚至出现泡沫，拉长时间看可能有调整压力，需要客观地评估和分析。 中国基金报记者：市场最大的风险在哪里？ 邓晓峰：市场对经济下行其实是有共识的，在这样的经济压力下，今年还是一个结构性的牛市。从行业看，医疗、 TMT、消费仍然表现突出，这说明资本市场对经济下行的压力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预期。 从风险的角度讲，因为有比较充裕的流动性，市场一致性太强，交易行为过于拥挤。大家有共识性的这些公司今年以来的表现是不错的，但它们的估值普遍处于不便宜甚至非常昂贵的水平，这一类资产能不能持续地通过内生增长带来回报？如果不能，或者其估值水平过高，迟早会向均值回归。同时，今年行业ETF的快速发展，某种程度上会强化市场的短期风格，可能带来调整的压力。 关注“少数赢家” 重仓看确信度和隐含回报率 中国基金报记者：如何选择好公司、好行业，看哪些指标？ 邓晓峰：选公司要结合两个维度：第一，自上而下的判断，这决定了你怎么分配精力和研究方向，要看行业空间、看需求，先有这些方向，才能找到公司。第二，自下而上的分析，要看企业之间的差异，看竞争结构会形成什么样的结果。 很多时候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行业是处于需求决定的阶段，还是供给决定的阶段。当行业处于增长的早期，通常是需求决定的阶段，这个时候投资是相对好做的，因为在满足需求的过程中，公司都能够获得成长。这是一个选赛道和周期判断的问题。当行业趋向于成熟时，往往是由供给决定的阶段，行业增速逐渐变慢，变成了一个“少数赢家”的游戏，这个时候优秀企业的优势会更大。 还有一种情况，如果一个行业的生意属性比较差，成为了一种标准品，且过了早期增长的阶段，在这样的行业上就可以相对少花一点时间，因为它不能做出差异化的产品，盈利水平往往也比较低。 不同的行业会有差异，但也有一些共性。首先是从需求的角度看，判断一个行业生命周期时，要判断它的容量有多少，处于生命周期发展的哪个阶段。渗透率是我们首要考虑的指标。其次，从回报率的角度，要看这个行业里的公司的资产回报率、毛利率，以及生意的属性和特点。我们把需求和回报率这两个基本点结合起来观察，然后再看企业之间是否差异，是否有优秀的管理层能够带来差异化。 中国基金报记者：选择行业时，你会更倾向于选择需求决定的阶段还是供给决定的阶段？ 邓晓峰：最好的选择肯定是既处于需求决定的阶段，又处于供给结构变得非常清晰、壁垒非常高的阶段，如果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就属于可以重仓的机会了，因为它既有长长的雪道，又有厚厚的坡。 如果没有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我们往往还是在赢家比较清晰的时候下更大的注。需求决定的阶段是比较容易做投资的，但是你很难在单一个体上下重注，因为这时候赛马的结果还没有出来，还没有找到最后的赢家。 中国基金报记者：哪些因素会让你决定要重仓一只股票？它们的时间维度一般是多长？ 邓晓峰：要从两个维度看，一是确信度，二是未来隐含的投资回报率。如果确信度很高，隐含回报率也很高，例如我们分析预估年化回报率20%左右，就比较容易把投资比例加上去。 关于时间维度，首先要看这个行业和公司未来3年能够发展到什么样的状态。在那个状态下，市场应该给它什么样的估值，再将这个估值跟现在的市值做一个比较，计算隐含的内生回报率是多少。如果分析出的复合回报率在15%以上，可能就是不错的机会。最好还要评估未来5年的情况，如果分析出的复合回报率达到20%，那它可能是很好的投资机会。 看好互联网消费和娱乐 以及汽车电动化的机会 中国基金报记者：具体看好哪些行业的投资机会？ 邓晓峰：投资是往前看的。随着经济的发展，有一些行业会变得越来越大，在经济体的占比越来越高，投资机会肯定是越来越好。这是一个选题的问题，也是一个如何让投入产出更有效率的问题。 站在现在的时点，我们看到，互联网带来的产业影响和变迁毫无疑问是最大的。中国互联网电商、互联网娱乐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而且行业仍然有空间。电商的渗透率和线下相比，还可以更高；互联网娱乐包括游戏、直播、短视频等，因为比美国更成熟，它的发展可能需要新的产品来驱动，机会还是非常多的。 这次疫情之后，最大的受益方之一就是在家消费，既包括线上消费，也包括娱乐游戏，这些行业从一季度的数据来看都有比较好的表现。而且，经过这一次的消费者教育之后，会有一轮加速的渗透和消费行为的改变。所以，互联网对消费和娱乐行业影响，这是最大的一块增量。 在家办公或网上办公是另一个受益方，如一些远程会议和远程办公软件得到了广泛运用，加速了中国办公线上化的过程，也会进一步推动云业务、软件业务的演进和发展。快递、物流行业在这次疫情中也体现出了重要性，疫情之后又表现出强劲的增长。 汽车行业作为全球最大的耐用消费品，正在向电动化和智能化过渡，这无疑会带来非常好的机会。 总之，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找到推动全社会进步、全球总需求扩张的一些方向，而且这些方向最后也都是通过企业的行为来完成的，演变成为资本市场上的投资机会。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花长春、董琦 导 读 疫情冲击之下，新经济在中国究竟会如何演化？本篇作为手册的开篇，力图解决三个问题：新经济是什么？新经济的宏观作用如何？如何捕捉新经济动能？ 摘 要 我们认为广义新经济核心包含新消费、新制造与新基建三个领域，新经济服务渗透在三个领域之中，这其中既包含产品的革新，也包含新业态的生成。体量上，广义新经济当前占国内GDP20%-25%左右，而狭义新经济，即信息通信技术为主要支撑的经济成分占比约7%。 新经济不同成分的宏观地位与作用如何？ 新制造对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拉动作用显著，细分行业中计算机、通信设备、视听设备名列前茅。但经济增长的需求感应上，新制造却表现钝化，资源与资本密集型行业仍然占据首位，体现经济增长模式的改善仍然有较大空间。特别是，近年来电子元器件需求感应度在众多行业中排名提升异常显著，某种程度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行业。 对投资、出口、消费三大需求的反应来看，新经济服务表现突出，三大需求的提升对新经济服务增长的拉动作用均较大，但新制造对出口需求的响应最为显著，因此需警惕后续外需冲击对新制造的影响。 新制造对于生产端的贡献大于投资端。参考近年情况，新制造每提升1%增速，大约可以提升工业生产1-2个点，提升固定资产投资0.5个点左右。保守估计，新经济成分对于GDP的拉动在短期内也可以达到0.6个点左右。 新经济动能如何捕捉？ 我们尝试采用两个视角来补充官方统计信息，一是构建的国泰君安新经济指数，二是产业链传导，前者对应新经济上市公司营收变化的观察，后者对应新经济实体经济变化的传导。我们发现疫情冲击之中，新经济成分较工业生产回落幅度较小，韧性较高且中长期上升趋势不会改变。 后疫情时期，需要寻找的是内需与新经济交叉领域，例如新制造中的国产替代环节，新消费中的必选项，以及新基建在逆周期政策中的发力点，经济增长的反弹势必会通过内需修复带动上述领域的需求大幅提升。随着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后续对新经济的政策支撑力度仍会不断加强，虽然体量角度，传统成分仍然是稳定经济增长中枢的关键，托底作用显著，但未来边际改善将更多源于新经济。疫情冲击带来了经济活动的中断，但也提升了新经济迈向崭新阶段的动力，我们相信，随着疫情稳定、政策发力、改革提速，新经济势必会揭开中国经济的新篇章！ 正 文 近年来“新经济”一词稳居热门，反映出的是人们对于转型期，经济增长新动力的迫切诉求。“新经济”以及由此所衍生的“新消费”、“新制造”、“新基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标签。实际上，关于高新技术发展与制造业升级的探讨始终伴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2010年后，中国潜在经济增速陷入下行趋势之中，人口、外贸、城镇化等一系列传统的数量红利趋弱，人们开始期待人才、制度改革、技术升级等质量红利的爆发，而新经济便是质量红利的有效载体。 存量经济时代，又叠加疫情冲击，新经济能否托起整个经济？未来发展趋势是否受到影响？这些问题是投资者比较关心的。本篇报告作为《新经济手册》第一篇，我们力图解决三个核心问题：新经济是什么？新经济的宏观地位与作用如何？如何观察与捕捉新经济发展趋势？ 一、新经济究竟是什么？ “新经济”（New Economy）一词最早由美国《商业周刊》于1996年12月的一篇文章提出，用于描述美国90年代后经济快速增长、失业率下降的黄金阶段，“更快、更好、更便宜”构成了代言新经济的关键词，同期与“新经济”齐名的还有“互联网经济”、“数字经济”等。从关联词上我们可以看出，最纯粹的新经济是指依托于信息技术的经济成分。但是，我们认为新经济既是一个动态概念，也是一个相对概念。一方面，伴随技术革新，“新”的成分在不断演化，90年代的新技术可能已经是成为前普遍应用的常规技术。另一方面，新经济成分的判定，也需要依据各个国家自身发展阶段做出相应修正，新经济的内涵对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也存在着差异。 我们从需求角度出发，试图对中国的新经济做一个全面界定。我们认为广义的新经济成分核心包含新消费、新制造与新基建三个领域，这其中既包含产品的革新，也包含新业态的生成，同时新经济服务渗透在三个领域之中。 而狭义的新经济则对应由信息通信技术主要支撑的经济成分，主要对应第二产业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以及第三产业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图1）。本篇报告所探讨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广义新经济范畴。 从需求端来看，三个划分维度存在着一定的交叉，新基建、新消费实质上均与新制造存在着关联： （1）新制造在相关定义方面，国内高技术产业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概念都有所涉及。其中国家统计局对高技术制造业（2017）、高技术服务业（2018）均有明确的细分行业名目更新，而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2010年9月国常会审议并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依据中国国情和科技、产业基础，在当前阶段选择了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七大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我们从工业增加值角度和固定资产完成额角度，加总了上述细分行业的增加值和投资额，我们发现新制造比重占整体工业增加值比例在20%左右，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比12%。 （2）新基建方面，目前中央相关文件中并没有给出十分明确的定义，结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中央媒体的表态，广义新基建包含七大子领域，我们从互联网科技和交运与能源基础设施两个角度进行了划分，其中互联网科技与通讯技术领域涉及5G、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数据中心等，交通运输和能源基础设施涉及城规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特高压等领域。近期，发改委对新基建的核心范围进行了再明确，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信息基础设施。主要是指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生成的基础设施，比如，以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等。二是融合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进而形成的融合基础设施。三是创新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的具有公益属性的基础设施，比如，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我们对相关领域近年来的政策也进行了汇总（图2）。通过对PPP项目的梳理，我们发现广义新基建占整个PPP库的15%左右（参见报告“新版‘4万亿’？新基建？29省市两会的线索”，20200305）。 （3）新消费方面，我们主要强调新业态与新产品的结合，其中餐饮、交通、教育、消费电子、休闲娱乐等子行业均涉及新消费内容。若我们简单以线上实物和非实物的零售额占社零比例来看，新消费大约占比25%，若考虑线下以及政府和机关团体消费，则新消费在经济中的占比将更大。 因此，从需求法角度大致估算广义新经济占比，我们考虑了投资和消费两个维度， （注1：出口端由于拆分高技术产品的新经济附加值难度较高，我们仅从消费与投资角度考虑。若包含出口因素，新经济比重将进一步上升。公式中投资端的转化系数依据资本形成率进行转化，转化蕴含的强假设是新经济行业投资的资本转化率与其他行业一致。此外新基建我们仅依靠PPP项目库的大致比重进行假设，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消费部分的转化系数由社零占最终消费支出比例，以及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例构成。） 对于狭义新经济的比重，我们从生产法角度进行了更为准确的评估： 综合内需端的消费、投资，我们认为广义新经济的比例大约占GDP 20%-25%左右，狭义新经济大约占比在7%左右。由于新基建规模我们做了较强的假设，因此广义新经济的占比可能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根据中国信通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8年）》显示，从总量上来看，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保持快速增长，占GDP比重持续上升，2017年我国数字经济总量达到27.2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32.7%左右，只是比我们测算的规模略大些。 二、从投入产出表看宏观经济结构变迁中的新经济 在广义新经济定义下，新经济对于中国经济增长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经济结构变迁目前情况如何？我们试图从投入产出表的角度对广义新经济进行一个观察。 在分析具体问题之前，为了解决长期以来，困扰宏观研究与行业研究的问题——宏观统计分类与行业分类的衔接，我们根据统计局投入产出表部门分类解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以及申万行业分类，将投入产出表行业与国民经济行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进行了一一对应（见附录1），最终将三者的行业划分进行了衔接，为分析建立了基础。 2.1投入产出表中的几个基本概念 基于投入产出表的分析，我们主要使用到了3个基本概念来观察经济结构变化： （1）直接消耗系数与完全消耗系数：直接消耗系数表示经济中A部门单位产值对B部门产品作为中间投入的消耗量。完全消耗系数表示经济中A部门单位最终产出对B部门产品作为中间投入的完全消耗量，包括直接消耗和间接消耗。我们以汽车生产电力消耗为例，进行简要说明（图3）。汽车生产对于橡胶、钢铁、电子产品以及电力需要直接投入，但生产橡胶、钢铁、电子产品等也同样需要对电力的消耗，这就构成了一次间接消耗，在生产钢铁前铁矿石的采选同样也需要电力，这又构成了电力的二次间接消耗，因此汽车生产对电力的完全消耗，除了包含生产的直接消耗，也包含多次的间接消耗。可以看出投入产出表中的消耗包含对自身的需求，例如电力生产也需要消耗电力（例如煤炭开采）。 （2）影响力系数与感应度系数：行业影响力代表该行业单位产出对其他行业的需求波及程度，也可以理解为生产拉动的大小。影响力越大表示该行业对各行业生产的需求拉动作用越明显，影响力系数大于1表明该行业影响力超过了国民经济各行业部门的平均影响力。感应度代表各行业都增加一单位最终产出时，该行业受到的需求感应程度，即行业需要提供的生产辅助，敏感度越大表示该行业对经济的供给推动作用越强，敏感度系数越大代表行业对于经济增长的瓶颈作用越大。 （3）生产诱发额与生产诱发系数：生产诱发额代表最终需求（消费、投资、出口）对各行业的产出诱发，即为了满足某项最终需求而通过直接与间接消耗对各行业所需的总产出，生产诱发系数是相应的诱发额与最终需求额的比值，系数越大，表示该类最终需求对该行业生产影响越显著。 2.2新经济在投入产出表中的表现 我们根据2019年公布的投入产出表延长表，对149个细分行业进行再分类，最终形成农林牧渔、采选业、食品饮料与烟草、传统制造（纺服、轻工等）、资源与资本密集制造（煤炭、钢铁、原油、化工等）、装备制造、公用事业、建筑业、传统服务（批发零售）、交通运输、金融业、房地产、环保、公共服务、新经济制造、新经济服务业十六个大类行业。 从产值角度来看，2017年较2012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多数行业比重都出现了下降，第三产业上升明显，特别是新经济服务业。整体趋势来看，2017年较2012年产值比重上升最快的大类行业是新经济服务业、建筑业、公共服务行业。新经济制造与新经济服务总产值的占比达到14%，由于分类中我们将通用、专用、交运设备等统一分类为装备制造，因此若考虑装备制造业中分项，产值比例将更大。 从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来看，大类行业中新经济制造行业对于经济影响力最高，此外装备制造、传统制造与建筑业也相对靠前，体现出新制造整体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已经处于重要位置。感应度角度，对于经济增长的“约束”行业主要集中在资源与资本密集制造，从侧面说明，经济增长模式的改善仍然有较大的空间。 从细分行业角度来看，影响力方面，计算机、通信设备、视听设备名列前茅，对于经济拉动作用远超全行业平均水平。感应度方面，我们看到除了传统的原材料、公用事业以及部分批发零售服务外，电子元器件排名相对靠前，体现出电子元器件行业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当前经济增长的“瓶颈”行业。 2.3在支柱产业中新经济服务业上升快于制造业 中国支柱产业有何变化？我们认为支柱产业对于一国经济主要体现在国民经济占比高，构成国民收入主要来源，并且对一国税收收入占据重要地位的行业。我们基于投入产出表中总产出、增加值中的劳动者报酬和生产税净额的行业排名，将三个指标排名简单平均得到支柱产业。大类行业上，当前构成中国支柱产业的五个行业分别是资源与资本密集制造、传统服务业、装备制造业、建筑业、新经济服务业（图7）。从名次变化来看，2017年与2012年相比，上升最为显著的是新经济服务业，同时金融业也表现突出，传统制造业与采选业回落较多。从细分行业上，我们看到电子元器件与汽车零部件细分行业自2002年以来，首次跻身前列（见附录3）。 2.4从产业链视角看新经济地位的提升以及产业链的技术升级 对于几大产业链条的投入关系，我们以部分行业为例发现： （1）对于新经济成分需求提升较多的产业集中在装备制造链条和汽车链条，建筑业对于新经济服务中的专业技术服务需求也明显增多。制造业部分行业开始体现出服务化的倾向，上游服务业的投入在增多。 （2）作为上游行业，电子元器件是新经济成分渗透到装备制造、汽车等制造业中较快的子行业。 具体来看： 建筑链条：我们选取了地产和基建相关的房屋建筑与土木工程建筑两个子链条。房屋建筑方面，上游行业基本稳定，可以看出除金属制品外，其他类别的上游投入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小幅下降，背后是货币金融以及专业技术服务的贡献出现提升。土木工程建筑体现的更为显著，除了上游行业出现显著变化外（2012年上游中砖瓦石材、水泥石灰和石膏占据重要位置，2017年已经位于前五之外），专业技术服务在基建工程中的投入出现了大幅度的提升。我们认为建筑链条的产出投入变化反映出测绘、地质勘探、工程技术等技术在基建领域投入的显著提升，以及货币金融资源重要性提高，与此同时，钢压延产品等投入占比出现下降。 汽车链条：我们发现汽车零部件链条变化并不显著，上游投入变化主要集中在汽车整车，其中2017年电池成为上游投入行业，2012年上游的橡胶制品与金属制品已经排名靠后。此外，我们发现，汽车链条对电子元器件以及金属制品的依赖性也在不断增强。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上游行业中忽略了批发零售、商务服务的投入，上述服务业的投入在2017年的汽车链条中地位也出现了显著的上升。 传统制造链条：我们选取纺织服装服饰和家具两个子链条进行观察。传统制造链条在上游投入上表现出了非常强的稳定性，无论是上游行业还是投入比例，2017年与2012年相比的变化均基本可以忽略。但我们发现批发零售服务的投入，在纺织服装领域出现了下降，而在家具链条中却出现了提升，表明传统制造业中服务业的投入比例出现了显著分化。 装备制造链条：我们选取铁路运输和城市轨道交通设备以及电机两个子链条进行观察。我们发现装备制造中电机和轨道交通设备相关子行业上游投入比较稳定，但2017年铁路运输与轨道交通设备的上游行业对钢压延产品需求减少，同时增加了电子元器件行业投入，这一点与汽车零部件子链条有相似之处。同时，电机方面电子元器件的需求也出现了进一步提升。 资源与资本密集制造链条：我们选取钢压延产品和基础化学原料两个子链条进行观察。钢压延产品的上游近些年出现了一些变化，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品取代了钢、铁及其铸件等行业成为上游。同时钢压延产品对煤炭，以及电力、热力的需求也出现进一步提升。基础化学材料方面，上游行业以及投入比例均保持比较稳定的状态，其中电力、热力生产的投入占据重要地位。 三、新经济的宏观地位与需求响应 3.1新经济的宏观地位以及对生产、投资的拉动作用 在宏观经济结构变迁之中，新经济的宏观地位与拉动作用如何？ 我们依据行业增速与权重测算了新经济在投资和生产中的占比与贡献情况。我们发现，新经济在生产端的贡献度要高于投资端，增速的贡献度达到20%左右。投资端增速的贡献度大约在5%-16%波动，若以中枢10%来评估投资端贡献，则新经济制造每提升1%拉动固定资产投资0.1个点左右。生产端，对应新经济成分每提升1%拉动生产提升0.2个点左右。 此外，新经济成分在生产端的弹性也更大。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季度内变动可以达到5个点以上，信息行业GDP增速年内变动可以达到10个点以上，远高于一般行业波动。因此若参考近年情况，新经济制造大约可以提升工业增加值1-2个点，转化到GDP大约0.3-0.6个点。投资端，新经济制造与服务的投资增速季度内变动最大幅度基本在5个点左右，提升投资0.5个点，转化到GDP大约是0.25个点，因此总体而言，保守估计，新经济成分对于GDP的提升在短期内也可以达到0.6-0.9个点。 3.2新经济如何响应三大需求的变动 我们基于生产诱发额，再度从消费、投资、出口三大需求角度来观察新经济成分的地位。生产诱发额代表了最终需求对一个行业生产的诱发额，我们区分了居民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出口三个角度： （1）从2017年和2012年变化来看，新经济服务行业对三大需求的反应都是比较敏感的，即三大需求对新经济服务的生产诱发比较突出。从绝对额的排名来看，2017年，三大需求对资源与资本密集制造的生产诱发额都名列前茅。 （2）新制造对于出口的反应最为敏感，即出口端生产诱发额最大，出口增加1%意味着新经济制造的生产提升0.52%。居民消费、投资增加1%分别对应新经济制造0.3%和0.14%的提升。因此后续外需冲击对于新制造的影响需要重视。 （3）固定资产投资角度，诱发系数最高的大类行业是建筑业和资源与资本密集制造，居民消费诱发系数最高的大类行业是食品饮料、烟草与农林牧渔。因此，投资端对于新经济领域的需求拉动有限。但我们认为，新基建在年内的发力将有效弥补这一需求响应的缺失。 综合宏观经济地位和生产诱发系数的计算，我们可以得到3个结论： （1）除了后疫情时期逆周期政策带来新基建的提升外，短期宏观环境将更加利好新经济服务。无论是消费反弹，还是投资提升，二者对于新经济服务的生产拉动都较高； （2）虽然在后疫情时期，国内经济活动逐步恢复正常，但出口端的下行压力对于新制造领域仍然带来较强的不确定性。内需的修复虽然可以对负面影响进行部分对冲，但总体拖累大概率仍然存在。 （3）新经济对于“拔高”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至关重要。虽然体量上来看，传统成分仍然是经济增长稳定的“压舱石”，托底作用也很显著，但是从生产和投资变动中，我们看到近年来传统成分日渐式微。因此，在传统行业乏力，或力图再度改善边际表现的过程中新经济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无可替代。 四、如何观察新经济及其内部的传导 官方统计数据中已经存在一些对高新技术产业描述的信息，但由于覆盖领域少，代表性有限，因此如何捕捉新经济动能就成为了一个问题，我们试图从两个角度给出补充：一是我们前期编制的新经济指数，二是产业链传导逻辑，前者对应新经济上市公司营收变化观察，后者对应新经济实体经济变化观察。 官方统计数据方面，我们从几个粗略的指标大致能体会到新经济当前在中国经济中的动能表现。生产方面，高技术产业增速始终保持着快速增长，2019年增速基本高于工业增加值增速3个点以上，在GDP（不变价）增速对比方面，信息技术GDP增速近年波动远远高于整体GDP增速，且增速差在2018年左右达到最大，接近23%。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对中国数字经济规模的统计指出，2017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27.2万亿元，体量居世界第二，年均复合增速达到38%，远超同期GDP增速，数字经济占全国GDP总量的比重达33%，已接近或超过一些西方发达国家。 固定资产投资方面，无论是高技术制造还是高技术服务增速都远高于整体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企业营收也表现出了相同的特点，即增速始终高于整体服务业企业营收水平。粗略观察下，新经济成分中高技术产业的投资呈现出高波动性与高增长性两个特征。 对于新经济动能捕捉的补充，在前期报告中我们从量、价两个角度，结合高技术行业相关的产量、投资、进口和PPI数据构建了国泰君安新经济指数（具体构建方法参见报告“构建国泰君安经济指数：领先和同步指数”，20191025），指标选取视角基于上市公司营收的关联度，反应的是新经济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我们通过指数看到，新经济在疫情中的回落幅度弱于工业增加值波动，从侧面表现了疫情阶段新经济成分的韧性较强。 实体经济角度的产业链传导方面，我们基于投入产出表分别考察新经济制造、新经济服务细分行业的“上游”链条。其中新制造核心上游集中在电子元器件和有色金属及其合金和铸件等行业，新经济服务上游行业集中在计算机、商务服务、通信设备等行业。在新经济制造内部，电子元器件构成了核心上游，新经济服务业则是计算机行业。 产业链轮动与传导方面，我们将生产和投资两个维度的细分行业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一方面用以提前捕捉新经济动能信号，另一方面用于验证新经济指数运行。综合全部行业2012年以来前后12期以上的相关系数，我们选取了相关系数最大的一些行业作为轮动判断。生产方面，我们发现多数新经济制造行业与传统制造行业存在同步性，即生产角度的领先滞后关系并不突出。但是投资角度，新经济制造领域存在一些行业传导上的领先滞后关系，我们对其中三个链条进行了汇总。 我们从简要的传导链条上发现两个有意思的结论：一是金融业对于仪器仪表制造业，进而对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存在一定的推动作用；二是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领先部分轻工制造行业，我们认为这主要由于出口端的联动造成，因此后续出口端冲击后的修复，行业顺序大概率也将遵循这一规律。 此外，新经济服务行业中，我们发现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滞后印刷业15期左右，滞后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13期左右，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勘查业滞后医药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11期左右。 基于对新经济全面的认知，我们认为短期内新经济对于“拔高”中国经济增长存在积极作用，但新经济对于中国经济更大的意义在于改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长期经济增长动能。新经济对于降成本、降能耗、创造新财富（数字资产）等方面具有长远的意义。虽然新经济带来部分传统行业短期就业的流失，但也带来了就业岗位的持续增加，特别是在服务业领域结合新业态所做出的贡献。 当前国内已进入后疫情时代，内需修复正当时，海外疫情整体仍处于高平台期，第三波海外疫情冲击也将到来，外需冲击仍需警惕，基于这样一个大背景，我们认为： 一是要寻找内需与新经济交叉领域，例如新制造中的国产替代环节，新消费中的必选消费以及新基建逆周期政策发力点。后续经济增长的修复势必会通过内需修复带动上述领域的需求。 二是疫情所催生的新业态、新模式在传统经济中的适用，将加快居民生活数字化信息化步伐，新经济服务所覆盖的传统制造企业也同步面临生产经营的改进。因此，新经济服务领域利好相对集中，增长趋势已经被疫情影响所夯实； 三是后续对于新经济成分的政策支撑力度会持续加强，在要素市场化改革中，新经济份额提升的趋势不会停歇。稳就业、促消费、保民生将对新经济服务提出更高的诉求。 疫情的冲击虽然带来了经济活动的中断，但也将触碰了新经济步入崭新发展阶段的按钮，我们认为，新经济在中国宏观经济中的重要性将进入一个快速提升的通道之中！ 附录 附录1：行业分类对应表 附录2：细分行业影响力与感应度 附录3 ：细分行业支柱产业排名电子元器件在2017年上升显著 附录4：各类生产诱发系数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花长春、董琦 导 读 疫情冲击之下，新经济在中国究竟会如何演化？本篇作为手册的开篇，力图解决三个问题：新经济是什么？新经济的宏观作用如何？如何捕捉新经济动能？ 摘 要 我们认为广义新经济核心包含新消费、新制造与新基建三个领域，新经济服务渗透在三个领域之中，这其中既包含产品的革新，也包含新业态的生成。体量上，广义新经济当前占国内GDP20%-25%左右，而狭义新经济，即信息通信技术为主要支撑的经济成分占比约7%。 新经济不同成分的宏观地位与作用如何？ 新制造对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拉动作用显著，细分行业中计算机、通信设备、视听设备名列前茅。但经济增长的需求感应上，新制造却表现钝化，资源与资本密集型行业仍然占据首位，体现经济增长模式的改善仍然有较大空间。特别是，近年来电子元器件需求感应度在众多行业中排名提升异常显著，某种程度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行业。 对投资、出口、消费三大需求的反应来看，新经济服务表现突出，三大需求的提升对新经济服务增长的拉动作用均较大，但新制造对出口需求的响应最为显著，因此需警惕后续外需冲击对新制造的影响。 新制造对于生产端的贡献大于投资端。参考近年情况，新制造每提升1%增速，大约可以提升工业生产1-2个点，提升固定资产投资0.5个点左右。保守估计，新经济成分对于GDP的拉动在短期内也可以达到0.6个点左右。 新经济动能如何捕捉？ 我们尝试采用两个视角来补充官方统计信息，一是构建的国泰君安新经济指数，二是产业链传导，前者对应新经济上市公司营收变化的观察，后者对应新经济实体经济变化的传导。我们发现疫情冲击之中，新经济成分较工业生产回落幅度较小，韧性较高且中长期上升趋势不会改变。 后疫情时期，需要寻找的是内需与新经济交叉领域，例如新制造中的国产替代环节，新消费中的必选项，以及新基建在逆周期政策中的发力点，经济增长的反弹势必会通过内需修复带动上述领域的需求大幅提升。随着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后续对新经济的政策支撑力度仍会不断加强，虽然体量角度，传统成分仍然是稳定经济增长中枢的关键，托底作用显著，但未来边际改善将更多源于新经济。疫情冲击带来了经济活动的中断，但也提升了新经济迈向崭新阶段的动力，我们相信，随着疫情稳定、政策发力、改革提速，新经济势必会揭开中国经济的新篇章！ 正 文 近年来“新经济”一词稳居热门，反映出的是人们对于转型期，经济增长新动力的迫切诉求。“新经济”以及由此所衍生的“新消费”、“新制造”、“新基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标签。实际上，关于高新技术发展与制造业升级的探讨始终伴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2010年后，中国潜在经济增速陷入下行趋势之中，人口、外贸、城镇化等一系列传统的数量红利趋弱，人们开始期待人才、制度改革、技术升级等质量红利的爆发，而新经济便是质量红利的有效载体。 存量经济时代，又叠加疫情冲击，新经济能否托起整个经济？未来发展趋势是否受到影响？这些问题是投资者比较关心的。本篇报告作为《新经济手册》第一篇，我们力图解决三个核心问题：新经济是什么？新经济的宏观地位与作用如何？如何观察与捕捉新经济发展趋势？ 一、新经济究竟是什么？ “新经济”（New Economy）一词最早由美国《商业周刊》于1996年12月的一篇文章提出，用于描述美国90年代后经济快速增长、失业率下降的黄金阶段，“更快、更好、更便宜”构成了代言新经济的关键词，同期与“新经济”齐名的还有“互联网经济”、“数字经济”等。从关联词上我们可以看出，最纯粹的新经济是指依托于信息技术的经济成分。但是，我们认为新经济既是一个动态概念，也是一个相对概念。一方面，伴随技术革新，“新”的成分在不断演化，90年代的新技术可能已经是成为前普遍应用的常规技术。另一方面，新经济成分的判定，也需要依据各个国家自身发展阶段做出相应修正，新经济的内涵对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也存在着差异。 我们从需求角度出发，试图对中国的新经济做一个全面界定。我们认为广义的新经济成分核心包含新消费、新制造与新基建三个领域，这其中既包含产品的革新，也包含新业态的生成，同时新经济服务渗透在三个领域之中。 而狭义的新经济则对应由信息通信技术主要支撑的经济成分，主要对应第二产业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以及第三产业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图1）。本篇报告所探讨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广义新经济范畴。 从需求端来看，三个划分维度存在着一定的交叉，新基建、新消费实质上均与新制造存在着关联： （1）新制造在相关定义方面，国内高技术产业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概念都有所涉及。其中国家统计局对高技术制造业（2017）、高技术服务业（2018）均有明确的细分行业名目更新，而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2010年9月国常会审议并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依据中国国情和科技、产业基础，在当前阶段选择了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七大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我们从工业增加值角度和固定资产完成额角度，加总了上述细分行业的增加值和投资额，我们发现新制造比重占整体工业增加值比例在20%左右，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比12%。 （2）新基建方面，目前中央相关文件中并没有给出十分明确的定义，结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中央媒体的表态，广义新基建包含七大子领域，我们从互联网科技和交运与能源基础设施两个角度进行了划分，其中互联网科技与通讯技术领域涉及5G、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数据中心等，交通运输和能源基础设施涉及城规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特高压等领域。近期，发改委对新基建的核心范围进行了再明确，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信息基础设施。主要是指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生成的基础设施，比如，以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等。二是融合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进而形成的融合基础设施。三是创新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的具有公益属性的基础设施，比如，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我们对相关领域近年来的政策也进行了汇总（图2）。通过对PPP项目的梳理，我们发现广义新基建占整个PPP库的15%左右（参见报告“新版‘4万亿’？新基建？29省市两会的线索”，20200305）。 （3）新消费方面，我们主要强调新业态与新产品的结合，其中餐饮、交通、教育、消费电子、休闲娱乐等子行业均涉及新消费内容。若我们简单以线上实物和非实物的零售额占社零比例来看，新消费大约占比25%，若考虑线下以及政府和机关团体消费，则新消费在经济中的占比将更大。 因此，从需求法角度大致估算广义新经济占比，我们考虑了投资和消费两个维度， （注1：出口端由于拆分高技术产品的新经济附加值难度较高，我们仅从消费与投资角度考虑。若包含出口因素，新经济比重将进一步上升。公式中投资端的转化系数依据资本形成率进行转化，转化蕴含的强假设是新经济行业投资的资本转化率与其他行业一致。此外新基建我们仅依靠PPP项目库的大致比重进行假设，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消费部分的转化系数由社零占最终消费支出比例，以及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例构成。） 对于狭义新经济的比重，我们从生产法角度进行了更为准确的评估： 综合内需端的消费、投资，我们认为广义新经济的比例大约占GDP 20%-25%左右，狭义新经济大约占比在7%左右。由于新基建规模我们做了较强的假设，因此广义新经济的占比可能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根据中国信通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8年）》显示，从总量上来看，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保持快速增长，占GDP比重持续上升，2017年我国数字经济总量达到27.2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32.7%左右，只是比我们测算的规模略大些。 二、从投入产出表看宏观经济结构变迁中的新经济 在广义新经济定义下，新经济对于中国经济增长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经济结构变迁目前情况如何？我们试图从投入产出表的角度对广义新经济进行一个观察。 在分析具体问题之前，为了解决长期以来，困扰宏观研究与行业研究的问题——宏观统计分类与行业分类的衔接，我们根据统计局投入产出表部门分类解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以及申万行业分类，将投入产出表行业与国民经济行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进行了一一对应（见附录1），最终将三者的行业划分进行了衔接，为分析建立了基础。 2.1投入产出表中的几个基本概念 基于投入产出表的分析，我们主要使用到了3个基本概念来观察经济结构变化： （1）直接消耗系数与完全消耗系数：直接消耗系数表示经济中A部门单位产值对B部门产品作为中间投入的消耗量。完全消耗系数表示经济中A部门单位最终产出对B部门产品作为中间投入的完全消耗量，包括直接消耗和间接消耗。我们以汽车生产电力消耗为例，进行简要说明（图3）。汽车生产对于橡胶、钢铁、电子产品以及电力需要直接投入，但生产橡胶、钢铁、电子产品等也同样需要对电力的消耗，这就构成了一次间接消耗，在生产钢铁前铁矿石的采选同样也需要电力，这又构成了电力的二次间接消耗，因此汽车生产对电力的完全消耗，除了包含生产的直接消耗，也包含多次的间接消耗。可以看出投入产出表中的消耗包含对自身的需求，例如电力生产也需要消耗电力（例如煤炭开采）。 （2）影响力系数与感应度系数：行业影响力代表该行业单位产出对其他行业的需求波及程度，也可以理解为生产拉动的大小。影响力越大表示该行业对各行业生产的需求拉动作用越明显，影响力系数大于1表明该行业影响力超过了国民经济各行业部门的平均影响力。感应度代表各行业都增加一单位最终产出时，该行业受到的需求感应程度，即行业需要提供的生产辅助，敏感度越大表示该行业对经济的供给推动作用越强，敏感度系数越大代表行业对于经济增长的瓶颈作用越大。 （3）生产诱发额与生产诱发系数：生产诱发额代表最终需求（消费、投资、出口）对各行业的产出诱发，即为了满足某项最终需求而通过直接与间接消耗对各行业所需的总产出，生产诱发系数是相应的诱发额与最终需求额的比值，系数越大，表示该类最终需求对该行业生产影响越显著。 2.2新经济在投入产出表中的表现 我们根据2019年公布的投入产出表延长表，对149个细分行业进行再分类，最终形成农林牧渔、采选业、食品饮料与烟草、传统制造（纺服、轻工等）、资源与资本密集制造（煤炭、钢铁、原油、化工等）、装备制造、公用事业、建筑业、传统服务（批发零售）、交通运输、金融业、房地产、环保、公共服务、新经济制造、新经济服务业十六个大类行业。 从产值角度来看，2017年较2012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多数行业比重都出现了下降，第三产业上升明显，特别是新经济服务业。整体趋势来看，2017年较2012年产值比重上升最快的大类行业是新经济服务业、建筑业、公共服务行业。新经济制造与新经济服务总产值的占比达到14%，由于分类中我们将通用、专用、交运设备等统一分类为装备制造，因此若考虑装备制造业中分项，产值比例将更大。 从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来看，大类行业中新经济制造行业对于经济影响力最高，此外装备制造、传统制造与建筑业也相对靠前，体现出新制造整体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已经处于重要位置。感应度角度，对于经济增长的“约束”行业主要集中在资源与资本密集制造，从侧面说明，经济增长模式的改善仍然有较大的空间。 从细分行业角度来看，影响力方面，计算机、通信设备、视听设备名列前茅，对于经济拉动作用远超全行业平均水平。感应度方面，我们看到除了传统的原材料、公用事业以及部分批发零售服务外，电子元器件排名相对靠前，体现出电子元器件行业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当前经济增长的“瓶颈”行业。 2.3在支柱产业中新经济服务业上升快于制造业 中国支柱产业有何变化？我们认为支柱产业对于一国经济主要体现在国民经济占比高，构成国民收入主要来源，并且对一国税收收入占据重要地位的行业。我们基于投入产出表中总产出、增加值中的劳动者报酬和生产税净额的行业排名，将三个指标排名简单平均得到支柱产业。大类行业上，当前构成中国支柱产业的五个行业分别是资源与资本密集制造、传统服务业、装备制造业、建筑业、新经济服务业（图7）。从名次变化来看，2017年与2012年相比，上升最为显著的是新经济服务业，同时金融业也表现突出，传统制造业与采选业回落较多。从细分行业上，我们看到电子元器件与汽车零部件细分行业自2002年以来，首次跻身前列（见附录3）。 2.4从产业链视角看新经济地位的提升以及产业链的技术升级 对于几大产业链条的投入关系，我们以部分行业为例发现： （1）对于新经济成分需求提升较多的产业集中在装备制造链条和汽车链条，建筑业对于新经济服务中的专业技术服务需求也明显增多。制造业部分行业开始体现出服务化的倾向，上游服务业的投入在增多。 （2）作为上游行业，电子元器件是新经济成分渗透到装备制造、汽车等制造业中较快的子行业。 具体来看： 建筑链条：我们选取了地产和基建相关的房屋建筑与土木工程建筑两个子链条。房屋建筑方面，上游行业基本稳定，可以看出除金属制品外，其他类别的上游投入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小幅下降，背后是货币金融以及专业技术服务的贡献出现提升。土木工程建筑体现的更为显著，除了上游行业出现显著变化外（2012年上游中砖瓦石材、水泥石灰和石膏占据重要位置，2017年已经位于前五之外），专业技术服务在基建工程中的投入出现了大幅度的提升。我们认为建筑链条的产出投入变化反映出测绘、地质勘探、工程技术等技术在基建领域投入的显著提升，以及货币金融资源重要性提高，与此同时，钢压延产品等投入占比出现下降。 汽车链条：我们发现汽车零部件链条变化并不显著，上游投入变化主要集中在汽车整车，其中2017年电池成为上游投入行业，2012年上游的橡胶制品与金属制品已经排名靠后。此外，我们发现，汽车链条对电子元器件以及金属制品的依赖性也在不断增强。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上游行业中忽略了批发零售、商务服务的投入，上述服务业的投入在2017年的汽车链条中地位也出现了显著的上升。 传统制造链条：我们选取纺织服装服饰和家具两个子链条进行观察。传统制造链条在上游投入上表现出了非常强的稳定性，无论是上游行业还是投入比例，2017年与2012年相比的变化均基本可以忽略。但我们发现批发零售服务的投入，在纺织服装领域出现了下降，而在家具链条中却出现了提升，表明传统制造业中服务业的投入比例出现了显著分化。 装备制造链条：我们选取铁路运输和城市轨道交通设备以及电机两个子链条进行观察。我们发现装备制造中电机和轨道交通设备相关子行业上游投入比较稳定，但2017年铁路运输与轨道交通设备的上游行业对钢压延产品需求减少，同时增加了电子元器件行业投入，这一点与汽车零部件子链条有相似之处。同时，电机方面电子元器件的需求也出现了进一步提升。 资源与资本密集制造链条：我们选取钢压延产品和基础化学原料两个子链条进行观察。钢压延产品的上游近些年出现了一些变化，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品取代了钢、铁及其铸件等行业成为上游。同时钢压延产品对煤炭，以及电力、热力的需求也出现进一步提升。基础化学材料方面，上游行业以及投入比例均保持比较稳定的状态，其中电力、热力生产的投入占据重要地位。 三、新经济的宏观地位与需求响应 3.1新经济的宏观地位以及对生产、投资的拉动作用 在宏观经济结构变迁之中，新经济的宏观地位与拉动作用如何？ 我们依据行业增速与权重测算了新经济在投资和生产中的占比与贡献情况。我们发现，新经济在生产端的贡献度要高于投资端，增速的贡献度达到20%左右。投资端增速的贡献度大约在5%-16%波动，若以中枢10%来评估投资端贡献，则新经济制造每提升1%拉动固定资产投资0.1个点左右。生产端，对应新经济成分每提升1%拉动生产提升0.2个点左右。 此外，新经济成分在生产端的弹性也更大。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季度内变动可以达到5个点以上，信息行业GDP增速年内变动可以达到10个点以上，远高于一般行业波动。因此若参考近年情况，新经济制造大约可以提升工业增加值1-2个点，转化到GDP大约0.3-0.6个点。投资端，新经济制造与服务的投资增速季度内变动最大幅度基本在5个点左右，提升投资0.5个点，转化到GDP大约是0.25个点，因此总体而言，保守估计，新经济成分对于GDP的提升在短期内也可以达到0.6-0.9个点。 3.2新经济如何响应三大需求的变动 我们基于生产诱发额，再度从消费、投资、出口三大需求角度来观察新经济成分的地位。生产诱发额代表了最终需求对一个行业生产的诱发额，我们区分了居民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出口三个角度： （1）从2017年和2012年变化来看，新经济服务行业对三大需求的反应都是比较敏感的，即三大需求对新经济服务的生产诱发比较突出。从绝对额的排名来看，2017年，三大需求对资源与资本密集制造的生产诱发额都名列前茅。 （2）新制造对于出口的反应最为敏感，即出口端生产诱发额最大，出口增加1%意味着新经济制造的生产提升0.52%。居民消费、投资增加1%分别对应新经济制造0.3%和0.14%的提升。因此后续外需冲击对于新制造的影响需要重视。 （3）固定资产投资角度，诱发系数最高的大类行业是建筑业和资源与资本密集制造，居民消费诱发系数最高的大类行业是食品饮料、烟草与农林牧渔。因此，投资端对于新经济领域的需求拉动有限。但我们认为，新基建在年内的发力将有效弥补这一需求响应的缺失。 综合宏观经济地位和生产诱发系数的计算，我们可以得到3个结论： （1）除了后疫情时期逆周期政策带来新基建的提升外，短期宏观环境将更加利好新经济服务。无论是消费反弹，还是投资提升，二者对于新经济服务的生产拉动都较高； （2）虽然在后疫情时期，国内经济活动逐步恢复正常，但出口端的下行压力对于新制造领域仍然带来较强的不确定性。内需的修复虽然可以对负面影响进行部分对冲，但总体拖累大概率仍然存在。 （3）新经济对于“拔高”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至关重要。虽然体量上来看，传统成分仍然是经济增长稳定的“压舱石”，托底作用也很显著，但是从生产和投资变动中，我们看到近年来传统成分日渐式微。因此，在传统行业乏力，或力图再度改善边际表现的过程中新经济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无可替代。 四、如何观察新经济及其内部的传导 官方统计数据中已经存在一些对高新技术产业描述的信息，但由于覆盖领域少，代表性有限，因此如何捕捉新经济动能就成为了一个问题，我们试图从两个角度给出补充：一是我们前期编制的新经济指数，二是产业链传导逻辑，前者对应新经济上市公司营收变化观察，后者对应新经济实体经济变化观察。 官方统计数据方面，我们从几个粗略的指标大致能体会到新经济当前在中国经济中的动能表现。生产方面，高技术产业增速始终保持着快速增长，2019年增速基本高于工业增加值增速3个点以上，在GDP（不变价）增速对比方面，信息技术GDP增速近年波动远远高于整体GDP增速，且增速差在2018年左右达到最大，接近23%。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对中国数字经济规模的统计指出，2017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27.2万亿元，体量居世界第二，年均复合增速达到38%，远超同期GDP增速，数字经济占全国GDP总量的比重达33%，已接近或超过一些西方发达国家。 固定资产投资方面，无论是高技术制造还是高技术服务增速都远高于整体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企业营收也表现出了相同的特点，即增速始终高于整体服务业企业营收水平。粗略观察下，新经济成分中高技术产业的投资呈现出高波动性与高增长性两个特征。 对于新经济动能捕捉的补充，在前期报告中我们从量、价两个角度，结合高技术行业相关的产量、投资、进口和PPI数据构建了国泰君安新经济指数（具体构建方法参见报告“构建国泰君安经济指数：领先和同步指数”，20191025），指标选取视角基于上市公司营收的关联度，反应的是新经济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我们通过指数看到，新经济在疫情中的回落幅度弱于工业增加值波动，从侧面表现了疫情阶段新经济成分的韧性较强。 实体经济角度的产业链传导方面，我们基于投入产出表分别考察新经济制造、新经济服务细分行业的“上游”链条。其中新制造核心上游集中在电子元器件和有色金属及其合金和铸件等行业，新经济服务上游行业集中在计算机、商务服务、通信设备等行业。在新经济制造内部，电子元器件构成了核心上游，新经济服务业则是计算机行业。 产业链轮动与传导方面，我们将生产和投资两个维度的细分行业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一方面用以提前捕捉新经济动能信号，另一方面用于验证新经济指数运行。综合全部行业2012年以来前后12期以上的相关系数，我们选取了相关系数最大的一些行业作为轮动判断。生产方面，我们发现多数新经济制造行业与传统制造行业存在同步性，即生产角度的领先滞后关系并不突出。但是投资角度，新经济制造领域存在一些行业传导上的领先滞后关系，我们对其中三个链条进行了汇总。 我们从简要的传导链条上发现两个有意思的结论：一是金融业对于仪器仪表制造业，进而对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存在一定的推动作用；二是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领先部分轻工制造行业，我们认为这主要由于出口端的联动造成，因此后续出口端冲击后的修复，行业顺序大概率也将遵循这一规律。 此外，新经济服务行业中，我们发现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滞后印刷业15期左右，滞后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13期左右，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勘查业滞后医药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11期左右。 基于对新经济全面的认知，我们认为短期内新经济对于“拔高”中国经济增长存在积极作用，但新经济对于中国经济更大的意义在于改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长期经济增长动能。新经济对于降成本、降能耗、创造新财富（数字资产）等方面具有长远的意义。虽然新经济带来部分传统行业短期就业的流失，但也带来了就业岗位的持续增加，特别是在服务业领域结合新业态所做出的贡献。 当前国内已进入后疫情时代，内需修复正当时，海外疫情整体仍处于高平台期，第三波海外疫情冲击也将到来，外需冲击仍需警惕，基于这样一个大背景，我们认为： 一是要寻找内需与新经济交叉领域，例如新制造中的国产替代环节，新消费中的必选消费以及新基建逆周期政策发力点。后续经济增长的修复势必会通过内需修复带动上述领域的需求。 二是疫情所催生的新业态、新模式在传统经济中的适用，将加快居民生活数字化信息化步伐，新经济服务所覆盖的传统制造企业也同步面临生产经营的改进。因此，新经济服务领域利好相对集中，增长趋势已经被疫情影响所夯实； 三是后续对于新经济成分的政策支撑力度会持续加强，在要素市场化改革中，新经济份额提升的趋势不会停歇。稳就业、促消费、保民生将对新经济服务提出更高的诉求。 疫情的冲击虽然带来了经济活动的中断，但也将触碰了新经济步入崭新发展阶段的按钮，我们认为，新经济在中国宏观经济中的重要性将进入一个快速提升的通道之中！ 附录 附录1：行业分类对应表 附录2：细分行业影响力与感应度 附录3 ：细分行业支柱产业排名电子元器件在2017年上升显著 附录4：各类生产诱发系数 (本文作者介绍：国泰君安研究所首席全球经济学家)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张馨元 指数基金是以某一指数成分股作为投资对象的基金产品，基金投资目标是以最小误差跟踪指数表现。指数基金常被视为被动投资工具，但其中是存在一定误读的。 指数投资的主动/被动属性取决于投资“姿势” 指数基金的“被动投资”，所指对象其实是基金经理，而非基金投资者。即相对于主动管理型基金的基金经理，指数基金的基金经理所做的是被动投资，这种被动性赋予了指数基金“密切跟踪”的工具属性。但是对于指数基金的投资者，其投资行为的被动亦或主动属性，取决于投资方式。 怎样的指数基金投资具有主动属性？较典型的是基于多支指数基金的组合投资，即投资者根据对经济周期、市场环境的判断，挑选多支覆盖境内外/跨市场的指数基金进行组合配置，实现板块和行业的轮动。从这个层面，可以说主动管理型基金的投资主动权在于基金经理，而以指数基金为底层的组合配置的主动权则在于投资者。 那么不从组合投资角度，仅考虑单支指数基金的情况进行投资，是否就一定是被动投资？不必然是。比如看好板块的中长期增长潜力，希望通过长期持有，获取伴随市场整体增长而来的收益，是被动投资；把握单支指数的政策红利、资金流入等中短期利好因素，通过时点选择、买入卖出的操作阶段性获取超额收益，是主动投资。 这里需说明的是，指数基金包含两类——被动指数型和增强指数型，后者相对小众、占比较低，在跟踪指数的基础上会追求一定的主动超额收益，所以并不能完全反应指数走势，暂不在本文探讨范围之内。 投资指数须先“看透”指数 投资指数基金必须要“看透”基金所跟踪的指数，其中包括几个重要维度：定性的风格分析、行业分布、重仓股，定量的估值水平、盈利能力、股息率。通过定性指标可衡量指数是否与整体投资方向、市场环境相符，通过定量指标可判断指数的赚钱能力和当下“性价比”。下图是基于国内市场中指数基金产品的跟踪情况，对于可投资主流指数进行的大致梳理，以下分析也将以这些指数为基础。 定性看 通过定性分析，我们希望得出的类似结论是“该指数分布以某某行业为主、反映大/中/小盘/高红利公司走势、某某重仓股对指数走势影响显著”，从而确定某只指数是否与整体投资方向和当下市场环境契合。 风格分析旨在了解指数类型属于宽基、策略还是行业，是投资的基础。宽基指数通常以市值进行区分，如代表大市值龙头股的沪深300、上证50、深证100，代表中小市值的中证500、创业板指。策略指数与宽基指数的不同在于，在成分股选取和权重分配上增加了一些策略因子，如高红利、基本面价值、低波动等。行业指数跟踪特定行业，消费、医药医疗、金融、信息科技是多被跟踪的主流行业；同一行业的不同系列指数也存在市值分布的差异，如同为信息技术类指数，其中有样本股取自整体沪深A股的全指信息指数、取自大中盘股的中证信息指数、取自中盘股的中证500信息指数，在下行周期，大中盘股占比较高的中证信息指数走势会偏好。 行业结构看的是指数成分股的细分行业分布，对行业指数和宽基、策略指数均适用。如同为“医”类指数，中证医疗以医疗器械（占比58%）为主，行业属性偏精密仪器制造，而中证医药以制药（占比75%）为主，行业属性偏生物科技，两个指数呈现差异化的走势。宽基指数的走势通常被认为更多反映了大中小盘、不同板块的轮动，但行业结构差异在其中也起到了叠加作用。如代表大盘股的沪深300，其实呈现了非常强的金融行业属性，走势与中证银行指数呈现很高的趋同性，了解这点便能避免无效的“分散”投资。 近5年中证医疗指数（黄线）VS中证医药指数（红蓝线）走势 数据来源：WIND 沪深300指数（红蓝线）VS中证银行指数（绿线）走势 数据来源：WIND 重仓股分析较适用于成分股数量偏少且以流通市值加权的指数，这类指数的整体走势通常与其中重仓股呈现强的正相关，同时又避免了个股的高波动。比如成分股只有40支的中证消费，前五大成分股合计占比达到54%，前两大成分股贵州茅台和五粮液合计占比近三成，与中证消费指数的相关性（近5年数据）均高达0.97；再如成分股只有32支的中证医疗，前五大成分股合计占比38%，医疗器械龙头股药明康德、迈瑞医疗、爱尔眼科均在列。 定量看 定量分析是看指数是否具备长期赚钱能力、当下价格是否值得持有，简单说就是寻找低估值和稳定的ROE。 指数基金之父/全球最大的指数基金——领航基金（美国Vanguard集团）创始人约翰-博格将股市的长期回报归结于三个关键因素，概括为博格公式：年复合收益率=期初股息率+估值（市盈率PE）变化率+盈利增长率。这一公式说明投资获益需要标的公司具备较强的赚钱能力且愿意与投资者分享盈利，估值合理且能够在市场认可度支撑下实现估值提升，这也同样适用于指数投资。在实践中，由于盈利增长预测的不确定性强，更多会参考股息率和市盈率（PE）两个指标，选择股息率较高、PE处于历史低位的指数。不同板块、行业之间的股息率具备可比性，而PE则差异较大，通常看指数当下估值与历史值相比所处的位置，即历史分位点。 数据来源：WIND 盈利方面，虽然增长率的预测难度较大，但ROE（净资产收益率）绝对值高且稳定的指数确实体现了更好的赚钱效应。将上述指数分成三组，分组标准为近5年ROE均高于12%、均低于10%和其他，对比三组指数近5年年化收益率的平均数和中位数，能够明显看出稳定高ROE指数的优势。 虽然PE、股息率和ROE均是指数定量分析的重要指标，但考虑到A股市场高波动、尚处成长期的情况，对PE和ROE的分析更重要。 对适合进行指数投资的情况做个不完全总结：（1）希望通过组合投资实现板块轮动、行业轮动，需要能够密切跟踪相关领域的底层产品；（2）计划投资处于高速增长的板块，这类行业发展迅速，但个股质量参差不齐、选股难度大，“赌概率”不如“投赛道”，如医药医疗、信息科技；（3）看好某个板块、行业，但难以承受个股“大涨大跌”玩心跳，指数投资则能分散风险、自我更新，更加平稳；（4）指数投资或指数组合投资是最好的价值投资方式，如万有引力定律一样，长期来看绝大多数人的业绩回报都会回归到机构平均水平，适度的指数基金组合便是最佳的长跑姿势。 在约翰-博格的经典名著《共同基金常识》一书中，他把推崇指数化投资的理由概括为四点：第一，广泛的分散化，以降低风险；第二，最小的投资组合换手率，避免短期交易冲动；第三，极低的成本，包括运营和交易成本以及税金；第四，长期投资。对中国的股民和基民来说，这四项“常识”具有越来越深刻的意义，因为时间是财富管理最好的朋友。 (本文作者介绍：北京财富管理有限公司资产配置部总监，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以上观点仅代表个人)
美团来势凶猛，再次重启充电宝业务。 近日，有相关媒体报道，美团共享充电宝项目已经开始疯狂地推，这预示着共享充电宝行业又将兴起新一轮的百城大战。为此，美团近期开始大量招聘各类人员等，希望借助人海战术迅速提升其在共享充电宝领域的覆盖率。 早前美团还在集团层面上划出了共享充电宝事业部，来推进该业务。实际上，美团在这件事上已经是“三进宫”了。相比前两次半途而废，从这次的各项准备来看，美团明显是要有大干一场。 蓄谋已久 2017年8月，美团第一次进入共享充电宝行业。据了解，当时这项服务仅在石家庄、青岛等地实验，此后因为“百电大战”太过激烈、行业普遍亏损，而被美团两度搁置。 直到去年9月份，再次开启团队扩充、加速布局相关领域，到这次招募地推人员，美团算是第三次进入共享充电宝领域。选择再次入局，美团显然是有自己的考虑。 首先，共享充电宝行业前景可期。相关数据显示，共享充电宝的市场规模正在逐年增长。有研究机构预测，2018年共享充电宝的市场规模有望达到322亿元，到2020年将逼近400亿大关。这对美团而言，无疑是一块“肥肉”。 其次，充电行业随着5G的到来，用电需求在上升。作为智能终端，智能手机的耗电量越来越厉害。5G时代视频等技术的突破，使得网络传输速率更快，随之手机耗电量也加快。加上很多人平常并没有携带手机充电宝的习惯，这让该行业充满了机会。 再者，共享充电宝经历了多轮市场迭代，模式已经逐渐清晰。共享充电宝已经基本形成了“三电一兽”的行业格局，目前四家合计占据了超过90%以上的市场份额，行业内的头部玩家例如街电、小电等均开始出现盈亏平衡或者微弱盈利，这让后来者省下了不少力气。 行业前景广阔加上商业成熟模式，又经历了两次小规模试点，对于实力雄厚、擅长后发制人的美团而言，做这件事情自然底气十足。 底气何来 经历过行业大洗牌，业内能够盈利的已经盈利了，不能够盈利的则越来越难，这跟不断上涨的商户分成关系密切。 共享充电宝具有投入成本低、回本速度快的特点。让那些渴望进来分一杯羹的人，如同过江之鲫，而充电宝租赁严重依赖线下场景，这让线下人流较大的场所成了“香饽饽”。 为抢占更多优质点位，共享充电宝企业通常需要支付“天价入场费”和极高的分成，有业内人士称有些商家分成甚至已经达到了80-100%。 这个天价成本自然不断被分散到普通消费者身上，于是共享充电宝的计时租赁开始不断涨价。 从开始一元每小时涨到现在部分地方甚至八元每小时，这样的涨价自然引起消费者的“吐槽”。长久下去，消费者最后肯定也不会再愿意为之买单了，但这是所有共享充电宝企业最无奈的选择。 实际上，缺乏商圈资源是包括“三电一兽”等在内的充电宝企业最大的弱点，这使得整个行业生态均十分脆弱、抗风险能力极差，面对不断上涨的租赁成本，它们只能通过调高价格来实现盈利。 它们缺乏的，恰是美团擅长的。目前美团已经覆盖本地生活的“吃喝玩乐娱”等多个方面，美团与本地生活服务相关的所有B端企业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行业生态，借助这个生态，美团对商家有足够的议价权，更能够有效的控制分成成本，这正是美团最大的优势和底气。 此外，美团品牌知名度足够高，这让商家与美团合作的意向远远大于别的公司。再加上美团的有利政策，对商户吸引力也更大。 美团最新政策是，商户只需提供场所，不用缴纳任何押金，就能获得60%收入分成，还能享受美团给与的一些优惠折扣。这样的诱惑之下，商家入驻的积极性显然更大，这对于其他参与者而言，无异于“降维打击”，这波操作可谓十分强势。 那么，强势入场的美团，究竟想要干什么？ 美团的图谋 美团进入该领域，仅仅是为了赚钱，显然说不过去。毕竟充电宝收入一年仅能贡献几个亿的营收，对美团的总营收影响极为有限。从当前来看，美团此举更可能是获取流量而来。 据美团2019年年报显示，美团点评的交易用户为4.51亿，同比增长12.5%，相比2018年的29.30%增速明显放缓。很显然，美团也面临拉新难的问题。 而共享充电宝行业正如日中天，蓬勃发展。艾媒资询数据显示，2019年共享充电宝市场用户规模在2.5亿左右，未来三年复合增长率约为44.9%，还具备很大的增长潜力。 加上共享充电宝行业与线下场景深度重合，可以将广泛分布的线下流量导入线上，为美团的拉新添加助力。 不过，这仅仅是一个方面，美团在布局共享充电宝这件事情上显然还有更多的考虑。美团团购起家，但到2017年美团的外卖业务已经占到了营收的62%，成为营收主力，到2019年外卖营收依旧占据总营收的56.2%，虽较之前有所下滑，但其仍占据总营收的“半壁江山”。 美团外卖业务长期以来，始终处于“增收不增利”的状态。美团曾采取很多办法试图实现其盈利，都没能够办到，此前还因为调整外卖佣金受到媒体挞伐，这更迫使其思考用其他办法改变现状。 为了做出改变，美团近来频频做出新的尝试，以丰富本地生活生态：如通过“信任分”搭建的商业信用体系，完善金融服务闭环；新“闪购”增加3C数码等即时配送商品，从服务切入实物电商；原“闪购”升级为“菜大全”，和“美团买菜”一同布局生鲜电商。 可以看到，美团诸多新动作实际上都有共同的指向——寻找新的增长空间。努力摆脱过度依赖外卖业务的局限，不断开拓新业务，丰富整个业务生态，正是美团目前要做的。而共享充电宝恰好可以满足这个要求。 共享充电宝可以充分利用美团旗下的商家资源，将业务拓展到社区、药店、写字楼、超市、影院等场景，与商家形成更深的“绑定”，可谓一举多得，何乐不为?不过，美团选择在这个时点做，也有其他考量。 既有机会，也有考验 疫情之下，主要线下场所普遍受到影响。城市复工复产并没有给那些高客流量的大商场、影院、酒店等场所带来太多“人气”，这让需要依靠线下场所的共享充电宝业务面临更多考验。 没有了大量的线下人流，一些优质的线下点位就只能撤走。共享充电宝的使用人次直线下滑，使得与之相关的租赁收入受到致命影响，行业内的顶级玩家“三电一兽”首当其冲。 对于它们而言，目前的情况，只能想尽办法进行战略收缩以保住现金流，自然不愿意大肆扩张。但美团的业务更多元，共享充电宝业务作为其创新业务，暂时没有业绩考核，也没有盈利压力，毫无后顾之忧的美团共享充电宝依靠集团补贴，借助美团已有的资源抢占市场，无疑正当其时。 一来避开了直接竞争(别人退我进)，二来整合资源享受疫情下优惠的入驻条件。这恰是美团进入市场的难逢机会，如此良机美团自然不会放过。当然，有利好并不是没有不足，美团同样也面临一些考验。 共享充电宝行业盈利模式一直较为单一，租赁收入近乎成了唯一营收。相关行业数据显示，2019年共享充电宝行业收入中，租赁收入占97.2%。 这种单一的营收结构必然随着竞争的加剧，越发脆弱。随着市场逐渐成熟，充电价格不断被拉升，用户是否还能够接受，美团进入能否改变这一现状，犹未可知， 所以，长远来看，目前共享充电宝行业已进入向成熟期过渡的阶段，能否建立起新的服务规范和其他盈利模式成了行业未来发展的关键。至于美团能否在进入之后能否做出创新，充满未知，毕竟当下攻城略地才是其核心关注的点。 刘旷L
作者 | 徐佳雯 今年以来，军工板块在应对新冠疫情冲击，和其他板块集体震荡的过程中，体现出了较强的抗风险性。 搜狐财经《基金佳问》栏目，对话各行业具有影响力的基金经理，结合目前经济形式，解读不同行业细分领域的投资策略，展望各行业板块中长期的投资机遇，为投资者讲解如何“避雷”挑选有潜力的基金产品。 做客本期《基金佳问》的基金经理，是来自博时基金的军工主题股票基金经理兰乔，本期的分享主题是军工主题板块的短期行情变动以及基于基本面的未来投资逻辑。 今年3月以来，军工主题基金逆势上涨，逐渐走强。据同花顺显示，截至5月19日，军工板块累计涨幅达5.39%，行业景气度逐渐提高，涨幅位居申万一级行业前列。 2020年，我国国企改革将进入关键时段，军工领域各项改革有望加速。短期内，我国军工行业板块的那些领域将会带来新的投资机会？ 当前，多家机构一致看好军工板块，方正证券表示，军工板块以国家采贩为主，具有较强的逆周期属性，且处于“十三五”收官之年，全年稳增向上趋势不变。 博时基金兰乔表示，目前我国军工企业稳定性较强，处于装备建设周期的基本面没有变化，其特有的生产交付模式也显出较强的逆周期性。另外，应对疫情及其带来的国际形势变化也体现了提高国防预算的必要性。 此外，兰乔认为，军工板块受外部事件驱动的影响较大，确实具有较强的主题投资色彩。但从更长期的维度看，军工企业的股价还是由基本面因素决定的，包括行业发展前景、生产经营状况、经营业绩等。 基金佳问：根据券商报告，2019年军工板块中船舶装备上涨35%，在各子板块中排名第一，而业绩表现表现最好的航空装备板块涨幅只有17%，为何会出现这种差异，眼下资本市场军工投资的逻辑是什么，是否还是停留在政策博弈、事件驱动阶段，基于基本面的投资逻辑并不占主流？ 兰乔：军工板块受外部事件驱动的影响较大，确实具有较强的主题投资色彩。但从更长期的维度看，军工企业的股价还是由基本面因素决定的，包括行业发展前景、生产经营状况、经营业绩等。 其实，优秀的行业和公司都是时代的产物。伴随着中国的大国崛起，国家安全基石显得格外重要，我国军工企业整体面对的用户需求和时代背景是非常有利的。与此同时，互联网时代又引发了社会需求的整体缩减，军工企业也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新课题，军民融合成为不可逆转的必然选择。在军民融合的时代大潮中，一定会有一批优秀的军工企业成长起来。 基金佳问：谈及军工类上市公司的基本面，这也是投资者一直比较担心的，因为军工企业的特殊性，其业绩基本面也起伏较大，从各细分领域看，未来哪类军工板块企业业绩确定性较高，可以作为长期投资参考？ 兰乔：从业绩确定性角度来看，顺应军队发展战略的相关行业领域拥有高景气度且持续性强。一批军品二三级配套商往往拥有良好的竞争格局，维持较高的毛利率。 其次，进口替代预期较高的军工企业业绩确定性也较高。近期，美国对我国半导体代工厂启动了半导体“无限追溯”机制，并要求军用半导体对我国禁运，这再次凸显自主可控的紧迫性。军工行业近年来愈发强调进口替代，这就使得国内企业面对一个独家的增量空间。 军工企业整体自主可控程度高，对国外产业链依赖性较小，因此受外部经济波动的影响较小，韧性更强。同时军品近年来愈发强调进口替代，使得部分军工企业自研的“备胎”产品出现“转正”的情况。 优秀的军工上市公司，第一要拥有核心技术，以独特的产品优势带动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增进全社会福利；第二要着眼于解决用户实实在在的问题、满足用户真正的需求，既不能压制，更不能透支；第三最好还能够实现国际接轨，国际同步，有潜力面向全球客户。具备这样基础和条件的公司才能够拥有比较大的潜力，可以在长跑中胜出。 基金佳问：作为军工投资领域一重要主题，北斗导航系统大规模商用步伐已经非常近了，这一主题的投资机会都有哪些，哪个领域市场前景最为广阔？ 兰乔：北斗三号最后一颗地球静止卫星将于6月发射，届时北斗导航系统的空间段建设就圆满完成，将进入地面段与用户段建设的发力期。北斗板块的投资机会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以地基增强系统为代表的地面段建设投资，因为要想让北斗导航系统实现分米级乃至厘米级的定位，必须实现地基增强和星基增强的配合。在这一领域中，我国有一些上市公司做的很不错。 第二个部分则是下游应用端，也就是用户端。下游应用端是北斗领域中规模最大的市场，在卫星导航产业链中的产值占比较大。其中道路服务市场的规模最大，未来自动驾驶等都需要高精度定位支持，这已成为业内共识。另外在一些比较专业的领域，如精准农业、智慧城市等也都有比较广阔的市场空间。 在应用推广上，我们认为会沿着这样两条路径进行推广：一是从对安全性和自主可控性要求较高的关键行业向一般行业推广，二是从专业级的应用向一般消费级的应用推广，其中车载导航和智能驾驶领域的前景最为广阔。 基金佳问：今年突发的新冠疫情，成为全球经济的一大不确定性因素，而因为疫情影响，这对军工投资会产生什么催化作用？ 兰乔：本次疫情对全球产业链造成了一定影响，部分产业发展趋势和行业格局或将发生变化。我国军工企业稳定性较强，处于装备建设周期的基本面没有变化，其特有的生产交付模式也显出较强的逆周期性。另外，应对疫情及其带来的国际形势变化也体现了提高国防预算的必要性。 因此，我们必须做好充足的应对准备，中国方面不断强调国防科技建设的重要性，也一直在这方面下了大力气，未来军工行业增长的确定性是很高的。上述方面的影响，会提高市场对军工行业的关注度，我们持续关注行业中优秀的公司进行投资。 基金佳问：今年以来新基建成为政府多次提及的政策方向，军工类企业是否也能搭上新基建的政策快车，哪类军工企业会直接收益？ 兰乔：5G基站建设、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如火如荼，军工行业的军用芯片、卫星互联网也是新基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中，我们比较看好空天信息产业链、核心元器件与零部件的投资机会。特别是军用电子元器件行业，如电阻电容、射频滤波器、接插件和连接器、TR组件、砷化镓氮化镓功率器件等产品，下游应用广泛，军品价格有保障，进口替代迫切。 基金佳问：2019年南北船的合并，掀起了一波军工企业改革重组的投资潮，从国内军工企业现状看，军工改革下一步重点会是哪类，是否仍有像南北船样大规模的重组？ 兰乔：海湾战争后，世界新军事变革兴起并快速发展，西方军工企业率先从武器装备供应商向军事体系服务供应商转型。实现这一转型的途径就是大规模的兼并重组。 美国军工企业的整合重组是在白宫和五角大楼的推波助澜下实现的，将资金用于扶植少数实力最强的企业，形成代表美国国家水平的军工集团，以保持美国在军事技术上的霸主和头号军火商地位。 当前，中国正在经历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较大的一次军队改革，战略支援部队、联合作战指挥中心、五大战区等新兵种新机构对信息化武器装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的军工体系亟须开启供给侧改革，实际上2019年南北船的合并也拉开了改革的帷幕。 从美国军工历史来看，每一轮军工行业的大调整都会大大提高胜出公司的竞争力。预计军工央企集团会有进一步改革重组的预期，目标是打造跨军种、跨平台的军事体系服务供应商，最终实现“一份投入、两份产出”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在改革重组方面，我们持续跟踪，积极把握投资机会。 基金佳问：当前，军工板块的估值在什么水平？投资者目前选择军工主题基金上应注意那些问题？ 兰乔：经过过去4年持续的估值消化，军工板块相当一批核心标的2020年PE估值水平已回落至25-40倍区间，未来5-10年又可以展望确定性很高的15%-25%的复合业绩增速 从成长、估值、催化三个维度看，当前一批军工板块的核心标的已迎来战略配置窗口。从持仓结构看，公募基金2020年一季度的军工板块配置比例比19年四季度还要低，基本上是历史最低位。 在宏观经济不确定因素加大背景下，横向比较其它制造业，军工行业计划性更强、下游客户军方需求确定性更高、产业链相对封闭，科研生产的组织更加严密，受经济环境的影响相对较小，估值具备向上空间。综合比较，军工板块有吸引力，纯粹投资于军工行业的主题基金是不错的选择。 基金佳问：您在管理军工主题基金时的投资逻辑是什么？ 兰乔：从宏观层面来看，我国国家战略从韬光养晦转向积极应对，预计未来5-10年我国国防投入维持比GDP增速略高的持续增长，其中武器装备采购费用增速更快，同时考虑我国武器装备出口带来的增量，军工行业未来10年增长可期在这样一个高确定性增长的行业中将出现很多的投资机会。 依据基本面分析，在军工行业未来10年大发展的背景下，精选其中确定性高、弹性高的个股进行投资。主要考量行业景气度、公司成长性及经营能力、估值水平三个维度，自下而上精选个股，为投资者创造收益。 行业景气度方面，顺应军队发展战略的海空军装备、制导武器、军工电子等行业领域拥有高景气度且持续性强。我们通过产业链、公司及专家调研，结合公开信息、国内外对比等，对我国国防和武器装备的发展进行前瞻性分析，寻找其中的短板及符合未来战争形势的领域进行投资布局。 公司方面，装备批产、实战化训练装备需求拉动企业业绩持续增长；科研院所改制、军品定价机制改革、国企员工激励为最大的改革红利；现阶段军民融合也成为我国的战略政策，民营企业也有望诞生大市值的军工企业。 估值方面，综合考量市盈率（P/E）、市盈率增长比率（PEG）、市净率（P/B）、市销率（P/S）等一系列估值指标，进行行业横向比较及纵向比较，优选个股投资。
谈到游戏板块，A股投资者很容易联想起2013-2015年的手游“过山车”行情，对游戏行业的认识也停留在项目制、生命周期短、品类更新迭代快的印象，这些认知也一直成为压制游戏板块估值的重要因素。A股游戏龙头公司的估值也从2013年的70倍市盈率下滑到2020年的25倍市盈率附近。当然估值是个艺术问题，不同的宏观背景和行业发展阶段对估值有重大的影响。有趣的是美国的游戏公司处于成熟期，但美股游戏公司的市盈率要更高些，而且游戏龙头公司股价屡创新高。对比中美游戏行业差异，同时复盘中国手游行业发展历程，我们认为A股的游戏公司仍有较大的成长空间。 2011年，苹果推出iPhone 4S，这也是乔布斯的最后一代产品。这一年，中国手游行业在智能手机的普及带动下，呈现爆发式增长的态势。短短8年间，中国的手游市场规模扩容了100倍，从2011年的17亿元增长到2019年近1700亿元，而增长的驱动力也从早期的用户数量驱动和流量红利，发展到品类创新和ARPU值提升。 总的来看，中国手游行业发展阶段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2012-2015年，以休闲和卡牌游戏主导的阶段。这时候受制于智能手机的处理能力和3G网络的限制，手游产品和端游差距较大，社交因素也较少，更多是以排行榜形式和社交关系网结合。 2015-2017年，中国手游行业进入重度手游阶段。4G网络普及，同时智能机也进入以iPhone 6为代表的大屏时代，过去无法在手机端展示的MMORPG(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和MOBA(多人在线战术竞技游戏)的手游产品开始陆续上线，游戏玩家也从玩游戏变成了玩社交。 2018年，行业进入整合期。因审批机构改革，2018年行业版号停发接近一年，行业增速接近停滞，大批中小游戏公司退出市场。 2019年，行业规范后重启征程。游戏版号重新发放，但是版号数量大幅下降。2017年以前，每年发放近万个游戏版号，但是2019年只发放一千多个游戏版号。而之后游戏畅销榜排名相对稳定，公司集中度进一步提升。 从过往8年的手游历程看，供给侧收缩，也就是游戏公司往龙头公司集中的趋势是明显的，这种向龙头公司集中的驱动因素有两个。一个因素来自版号政策的收紧，国内手游产品只有在取到版号后才能在应用商店上架，可以观察到2019年后版号审批数量明显减少。在目前网络环境下，内容的合规性仍然是监管层关注的重点，而大厂对于内容合规更有经验，版号就容易往上市公司大厂倾斜。另外，现在游戏团队单打独斗出去创业也面临着拿不到版号的问题，因此更倾向于待在公司体内，这为股东创造价值提供了基础。第二个驱动因素是手游产品的精品化带来门槛的提升，和2013年几个年轻人就能打造出一款流水破千万的卡牌手游产品不同，现在消费者品味在提升，游戏的画面精细度系统复杂度也在提升，重度手游产品投入动辄几千万，资本门槛的大幅提升，也导致了中小厂商的退出。 另外从游戏产品的黏性和回报率看，中国的手游产品在某种程度上，比美国的游戏产品更好。海外游戏产品大都从游戏性出发，需要玩家为内容付费，所有玩家花的钱都差不多。也会有些增值付费，如皮肤之类，但总体付费差异并不会太大。当然海外游戏内容创新的另外一面就是成本高，消费者口味不可捉摸，风险比较大。而国内许多网游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数值类游戏，消费者为游戏的数值付费，简单说就是玩家充钱了，就会变强。为数值付费的背景是社交的展示空间，所以国内的手游更看重交易、工会、聊天频道、团队合作或者拜师收徒这些功能。国内游戏产品在心理层面的运营明显较海外公司更强，在游戏中充满大量随机抽卡，登陆奖励这些要素。游戏玩家很容易形成黏性较强的操作习惯，这也导致国内部分玩家对游戏性的追求和海外玩家不一致。 站在更长的时间维度看，游戏出海、云游戏和VR游戏都有望带来游戏行业规模的扩容，而这或提升游戏公司的估值水平。2015年后重度手游爆发的先决条件是4G和大屏手机的普及，而5G的到来也会对游戏产业带来巨大的变化，5G相对于4G来说是指数级的提高，带宽大概是4G的40倍，延迟只有4G的1/10，可以有效地解决延迟的问题，满足云游戏和VR游戏的交互体验需求。 最后，市场可能担心一季度后随着复工的全面铺开，游戏行业景气高点已过。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行业景气度仍有望延续。海外疫情爆发时间相较中国地区更晚，预计游戏出海成绩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持续可观。从中长期来看，供给侧收缩导致龙头公司集中度提升，云游戏和VR游戏都有望提升游戏板块的估值，2020年A股游戏板块的表现依然值得期待。(林清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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