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A股摁下牛市“暂停键”？继续炒股还是买房？李迅雷这样说】对于A股自3月低点以来总体回升、持续走高的态势，李迅雷认为经济和企业盈利基本面并不支持所谓的“全面牛市”。他指出，中国股市指数上涨，是由于原有估值体系正在经历修正，指数中权重较大的股票估值在走高。(每日经济新闻) 7月24日，A股市场在外围利空扰动之下，三大指数相继下跌超3%，恐慌性抛盘集中出逃，跌停个股多达上百只。上证指数日K线图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实际上由于中美博弈过程中出现“黑天鹅”导致市场大跌之前就有多次，而大跌之后A股怎么走？历史数据已有规律。另外，当前A股市场到底是“牛回头”还是牛市结束？ A股曾经历3个重要大跌时间点 7月24日，A股市场在外围利空的不断扰动之下，三大指数相继下跌超3%，恐慌性抛盘集中出逃，跌停个股多达上百只。从历史规律来看，由于中美博弈过程中出现“黑天鹅”导致市场大跌，似乎A股短期大跌后的治愈能力很强。 首先在2018年3月22日，美国向6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25%关税，3月23日沪指大跌110点，跌幅高达3.39%。大盘一天调整到位，之后的近两个月沪指一直于3000~3200点区间低位震荡。而从创业板指数来看，3月23日下跌超5.02%，不过创业板指数在2018年3月26日就上涨了3.16%，3月27日上涨了3.6%，之后的3月30日上涨了3.16%。当时创业板指数位于1600点至1800点之间。对于市场的抗跌，有市场分析认为主要还是当时国内依然保持了适度偏宽松的货币政策。 其次是在2018年6月15日，美国宣布将在2018年7月6日对第一批清单商品加征关税。6月19日，沪指开市下跌114点，跌穿2900点，当日盘中最低到了2871点，收盘下跌3.78%。之后大盘持续整理，到2018年7月24日逐渐收复失地。而创业板指数在2018年6月19日下跌了5.76%，2018年6月20日创业板指数反弹了1.08%，之后创业板指在6月26日上涨1.71%，在6月29日上涨了4.08%，几天时间就收复了失地。 第三个时间节点是在2019年5月5日，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美国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从10%上调至25%。受此影响，沪指在2019年5月6日下跌171点，收盘下跌5.58%，之后的三个交易日小幅下跌。沪指维持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在2600点至3100点之间波动。当时国内宏观环境逐步放宽，流动性保持平稳，外部冲击影响有限。 从上述三次中美博弈的重大节点看，A股都出现了百点级别的大调整，但事后看来，外部因素对市场只是短期冲击猛烈，而真正决定A股的中长期因素依然是货币政策。 目前市场运行方向不会改变 北京星石投资认为，上周五的“黑天鹅”，导致市场出现较为明显的回调。这种 “黑天鹅”可能会对短期市场行情造成一定的扰动，但是并不会改变市场中长期向好的趋势。从中期来看，市场将步入业绩验证期，有真实业绩支撑的企业可能享受业绩、估值双驱动。 星石投资表示，“回顾2020年上半年，市场上涨主要得益于经济修复、疫情得到控制、货币政策相对宽松带来的估值提升；而下半年，我们认为市场则将步入业绩验证期，在这个过程中，企业之间的分化可能会加剧：那些真正有业绩的公司可能会享受业绩、估值的双驱动；而那些业绩没有验证的企业，资金的关注度会逐渐降低。长期来看，国内经济结构转型成果初现，一个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的双循环发展新格局正在形成；叠加资本市场改革加速，A股市场长期向好的趋势并没有改变。在后疫情时代，当前国内经济逐步恢复到正常状态，海外经济体有望在下半年就能修复至准常态水平，从而带动内外部需求回升，上市公司盈利整体有望得到修复，叠加逆周期调节政策仍然会发力，各个类别的成长股都有不错的投资机会。科技、医药等领域的成长股代表长期发展方向，具备较大的长期成长空间，虽然前期的结构性行情对于部分企业成长性有一定的透支，但是仍然有很多质地不错的企业处于相对较低的位置，具备较强的投资价值。另外，消费、周期类里同样有相当一部分优质企业在现阶段的市场里性价比凸显。” 而清和泉资本则认为，上周五的大跌，一是由于前期市场上涨过快，资金驱动明显，积累过大涨幅。二是近期中美关系牵动市场神经。从短期来看，市场存在阶段休整的需求。从中长期来看，目前的调整和震荡都是大趋势中的小波动，市场运行的方向不会变。流动性没有收紧的风险，宏观流动性因经济缓慢复苏需要合理充裕，居民流动性因无风险利率下行导致资产腾挪，海外流动性因美元进入弱势周期可能回流新兴市场。因此市场的短期震荡均是为了更好地积蓄力量。 “牛回头”还是牛市结束？私募这样看 近期A股不断上攻，短短的20个交易日，沪指便从2900点上攻到3400点以上，但近期由于外围因素扰动出现大幅调整。接下来市场是延续宽幅震荡还是会出现方向性选择？据私募排排网近期的调查数据显示，有72.32%私募认为沪指3500点阻力较大，加之增量资金放缓，接下来股票市场大概率延续震荡。有27.68%的私募认为市场中期牛市趋势仍在，在科创板首轮解禁大潮等冲击过后，A股会重回上涨通道。 目前到底是“牛回头”还是牛市结束呢？ 安值投资表示，7月前是市场格局极度分化，医药、消费高估值的股票持续走高，银行、地产等低估值行业继续在地上摩擦。之后发生了风格切换，银行、地产、周期等股价开始上涨，这些行业占指数的权重比较大，进而造成指数的上涨，市场中赚钱效应明显，吸引散户资金入场，市场成交量放大，市场活跃度大幅提升。而近期市场下跌的原因首先源于上半年经济数据明显好于预期，引发政策边际收紧的担忧；其次是中美关系出现较多扰动；第三是中芯国际IPO引发抽血效应。对于未来，我们认为是牛市中的调整，不改牛市基调，真正的终结信号或者杀死牛市的因素是明确的信用收缩或者经济周期触顶回落，目前都还不具备。 鼎业投资基金经理赖明新对A股未来方向还是比较乐观，认为市场短期内全面走牛的概率不大，但市场会继续以结构性行情为主。首先国内整体的流动性还是较充裕，这有利于资本市场发展；其次国内疫情控制较好，经济复苏是较确定的，相比国外，中国的经济表现会更亮眼，在这种情况下，海外资金流入仍是长期趋势；还有国内经济的增长方式正在发生转变，正从以前的三驾马车驱动转变为内需和科技发展双驱动，这是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而作为国家战略发展的科技领域，更多依靠以直接融资为主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所以国家对资本市场也会越来越重视。再有就是国内的投资理念也在转变过程当中，A股市场的投资者机构化正在加速，市场正在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赖明新还指出，对市场不利的因素也是相对存在，市场对贸易摩擦的影响虽已有一定的预期，但不能排除出现一些超预期变化的可能性；而无论是贸易摩擦的影响还是海外疫情失控的情况，也会反过来影响中国的经济。再者市场股票供应的增加速度较快，全面注册制的步伐正在加快，池子变大了，如果新注入的水增量不足，水位下降的压力还是有的。所以目前全面牛市的基础还不牢靠，拉长周期来看，A股还将是逐步震荡上行的格局。 机构强调珍惜调整机会 7月26日，国盛证券发布策略研报强调，珍惜调整机会。 国证策略表示，股市流动性充裕、机构增量资金确定性流入之下，继续看好市场赚钱效应。回顾今年A股表现，可以发现极少出现大的调整。仅在2月国内疫情冲击以及3月海外金融危机冲击时市场出现较大幅度的调整。事实证明，每一次极端的波动都是加仓的机会。此后，每当市场开始谨慎的时候，如4月底开始的债市大跌、5月的贸易摩擦和科技战升级，A股的表现反而韧性十足。核心原因在于：今年股市流动性充裕、增量资金巨幅入场。下半年包括基金、保险和外资等仍有望为市场带来万亿级别资金增量，成为支撑市场的重要基石。因此，指数即使短期波动，在增量资金确定性大幅流入之下，机会远大于风险。 国盛策略指出，机构沉淀性资金越来越成为市场主导，全面运动式牛市不会重演，机构牛、结构牛、大分化时代将持续。此前大盘快速上涨，再次勾起不少投资者的“牛市幻觉”。但我们一直强调，一个机构主导平稳向上的A股市场、远比一轮居民集中入场掀起指数大涨大跌更健康。近年来，监管始终严控居民资金尤其杠杆、配资等集中入市。与此同时，又通过资管新规、理财新规等改革，鼓励银行设立基金公司、提高机构配股比例等方式，不断引导长线资金进入A股市场，由此推动居民资金由直接持股向间接持股转变，这种趋势和方向很难改变。7月17日，银保监会超预期提升险资权益投资比例上限最高达15个百分点，再次释放明确信号。未来，机构资金的话语权和占比将不断增强。机构牛、结构牛、大分化时代也将持续。 招商基金则认为，7月24日市场出现大幅调整，与科创板的大规模减持和隔夜美股下跌导致北向资金流出有关。一方面，科创板开始大规模减持也对科技板块形成了一定拖累。另一方面，7月23日公布的新增初领失业金人数4月以来首次上升，美股出现明显调整，7月24日北向资金呈现大幅净流出。招商基金认为市场此前涨速过快，部分板块出现泡沫化倾向，此次下跌是市场调整压力的再度释放。 招商基金表示，受制于国外疫情和经济形势，国内外流动性仍不至于趋势性收紧，同时二季度的各项实体经济数据延续好转态势，宽信用态势有望在三季度继续，指数大幅下行的空间不大，当前时点仍可以积极心态寻找结构性机会，下一阶段关注政治局会议定调、中美博弈进展等事件。 炒股还是买房？李迅雷这样说 就周五A股大幅调整，《巴伦周刊》中文版采访了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李迅雷认为，近日中美紧张局势升级只是市场的一个触发因素，更主要是的市场供需变化带来的正常调整，中美关系只是扰动市场的短期因素。 对于A股自3月低点以来总体回升、持续走高的态势，李迅雷认为经济和企业盈利基本面并不支持所谓的“全面牛市”。他指出，中国股市指数上涨，是由于原有估值体系正在经历修正，指数中权重较大的股票估值在走高。 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结构性转型，股市正在及时地反映消费升级、新旧产业更替等趋势。“从2017年到现在为止，其实就是一个结构性的牛市。”他对《巴伦周刊》中文版说。 另一方面，最受国内投资者关注的房地产市场迅速摆脱新冠疫情影响，复苏势头明显。下半年，投资者该如何在股市和房地产之间权衡？ 李迅雷采访摘录 《巴伦周刊》中文版：那么如果现在有投资者在投资房产和投资股票之间面临两难选择，您能给出一些建议吗？ 李迅雷：房子价格越来越高，随着分母变大，它的投资回报率其实是在下降的。比如说，10多年前，你以每平方米5000元的价格买一套房子，可能现在涨到每平方米五万元，十倍的投资回报率；但你现在以每平米五万元买房，未来要涨到每平米十万元，即实现一倍的回报率会更有难度。而且，不是每个城市都有这样的增长潜力。另一方面，比房地产更好的那些投资工具如今也更加丰富了。 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多地去配置金融资产，这是一个长期逻辑。中国居民资产配置中，房地产的配置比重过大，大概在70%左右。美国大概30%左右。从未来大格局来讲，应该降低房地产的配置比例，增加金融资产的配置比例。金融资产里面又分为股票、债券、公募基金等产品，准金融资产里边还包括黄金等等。 我们现在其实面临着“货币多、好资产少”这样一个格局，我们应该配置的是好资产、稀缺资产。 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稀缺资产的估值是不是太高了？我的建议还是要找专业的人士，把钱委托给优秀的基金经理来配置，他们可以判断目前所谓好资产的估值到底是贵还是便宜。 就股票投资而言，买股票就是买未来，我们是基于未来预期来判断目前股价到底是贵还是便宜。如果说它的盈利未来能够保持每年30%到50%的增长，那么这样的股票现在很多是非常便宜的。 《巴伦周刊》中文版：从今年下半年到明年上半年，各大类资产当中您比较看好的是哪些？ 李迅雷：第一个，我还是比较看好权益资产。主要是我前面讲的好公司、好的行业。这个话讲起来容易，实际操作过程中，可能大部分投资者都不具备寻找好公司、好的稀缺资产的能力。我的建议还是买那些优秀基金经理所管理的基金，这是这么多年来最重要的经验。 第二类，我看好黄金。我认为未来存在资产泡沫破灭的风险，还可能出现全球经济下行、金融动荡、甚至战争等的风险。此外，货币超发是这次疫情下的货币当局普遍做法。事实上，从1929年至今，美元纸币增长了330倍，而美国经济实际只增长了16倍，黄金存量只增长了6.7倍。从1971年开始算，美元纸币增长了21倍，美国经济实际增长2.7倍，黄金存量只增长了1.1倍。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黄金既是避险工具，又是投资品。 对于风险厌恶型的投资者，可以关注一些固定收益类的低风险产品，比如利率债、一些货币型产品、保本理财产品等等。 至于房地产，对于那些人口持续净流入的发达大城市，我觉得还是可以持有，如日本东京在经历了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还会创新高。不过，从大类资产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房地产不是一个很好的配置工具。
疫情之下中国经济体现较强韧性。二季度GDP增速重新回正至3.2%。根据IMF、世界银行最新预测，2020年全球GDP将下滑至-5%，中国经济成为全球唯一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然而，疫情助推逆全球化，随着疫情后快速反弹结束，经济可持续复苏需要重视四大结构性失衡，即需求恢复慢于生产、三产恢复慢于二产、中小企业恢复弱于大型企业，以及实体与金融冷热不均。下一步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应对，缓解四大失衡是助力中国经济内循环的关键。 四大结构性失衡制约经济复苏 一是供需的不平衡，即生产恢复快于需求。6月，生产端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4.8%，接近疫情之前的水平；而需求端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只有-1.8%，仍旧处于负增长区间。 外需方面，尽管二季度出口韧性尽显，但除了防疫用品、在线设备等品类出口大增外，其余主要商品均有明显回落，未来产业链转移仍是潜在风险。在此情况下，内需更是成为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以居民消费为代表的需求端需要尽快破局。 二是行业的不平衡，即工业恢复快于服务业。二季度，第二产业GDP增速大幅反弹14.3个百分点至4.7%；而第三产业仅回升7.1个百分点至1.9%，部分服务业（如住宿餐饮、租赁与商务服务业）还处在深度负区间。 从月度数据看，6月服务业生产指数当月同比2.3%、1-6月累计同比-6.1%，恢复速度显著滞后于工业生产。随着服务业在经济、就业中的占比不断提升，这一失衡也将对经济复苏形成拖累。 三是企业的不平衡，即大型企业恢复快于中小企业。6月限额以下企业社零增速为-1.4%，连续四个月低于限额以上企业，表明新冠疫情对于中小零售企业造成了更为明显的负面冲击。 此外，制造业PMI也显示，小型企业景气度趋于回落，与大型企业表现显著分化。而中小微企业为主体的民营企业贡献了我国60%以上的GDP和80%以上的城镇就业，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盘，全力帮助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是重中之重。 四是实体与金融的不平衡，即实体经济下滑、金融体系扩张。疫情爆发后，实体经济遭受严重冲击，一季度GDP下滑6.8%。面对这一局面，政策当局果断应对，引导金融体系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6月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和社融存量同比分别升至13.2%和12.8%，自2月以来大幅走高；上半年金融业GDP增速为6.6%，较整体高出8.2个百分点。近期火爆的A股市场也反映出，虽然经济逐步改善，但在实体回报率仍然低迷的情况下，流动性存在“脱实向虚”的倾向，这也放大了实体与金融的失衡。 打造经济内循环更需结构性改革 在疫情反复不断、外部形势恶化的背景下，叠加四大结构性矛盾的掣肘，中国经济的复苏前景面临不确定性。如果政策能够针对上述结构性失衡问题对症下药，将有利于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复苏增添动力。 首先，出台政策扶持措施以稳住目前的消费回暖势头，加大对消费薄弱地区和低收入人群的定向支持，通过增加转移支付、金融定向支持以及发放消费券、现金券等多种方式，提高特定群体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延续可选消费难能可贵的回升态势，同时推动服务消费尽快回到正轨。 其次，随着“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成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激发民营经济活力，发挥民营经济就业“稳定器”作用尤为重要。对此，应持续加强对民营中小企业的金融和财政支持力度，缓解企业经营和资金链压力。6月1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推动金融系统全年向各类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元”，就是支持金融直达实体经济、落实服务小微企业的重要举措。 再次，鉴于疫情对不同类型、不同行业民营企业经营和偿债的冲击存在差异，应考虑根据具体情况将延长延期还本付息政策有针对性地实施到位，对前期经营状况较好而受疫情冲击较大的企业给予更多倾斜；同时，推动银行机构补充资本，利用好相关的配套政策措施，充分满足中小微企业的资金需求。 最后，更加注重货币金融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一是货币政策要稳定市场流动性、尽快推动降成本；二是金融信贷政策在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特殊时期不抽贷、断贷、压贷，提高不良贷款容忍度的同时，也应前瞻性做好拨备和不良贷款处置的政策储备；三是财政政策在企业减负的同时，需要重视加大对于政策性融资担保、金融风险处置等方面的投入，为银行不良率上升提供必要缓冲，避免风险积聚。 除此之外，近年来结构性改革一直是我国经济工作的主线。通过缓解结构性矛盾，发挥内需潜力，释放潜在动能，实现更加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比如，推进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推动创新生产要素供给；释放民营经济活力，推动教育和科技体制的改革；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改革，优化资源配置，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农村土地市场改革，释放要素市场化改革红利。
中国二季度实际GDP的跃升令市场兴奋。经济完成V型复苏后，后续增长势头备受市场关注。 近期多家外资银行发布中国下半年经济展望，据记者梳理，“中国经济进一步恢复、货币政策更灵活适度”成为一些外资机构的共识。 经济下半年继续复苏 “中国经济在进一步恢复，但恢复的过程可能不太均衡。总的来看，供给方面的恢复较快，但需求端恢复仍较慢。”花旗银行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刘利刚在媒体电话会上表示。他认为，下半年中国经济复苏的步伐可能不均衡，生产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恢复要远超消费和企业投资的恢复速度。 德意志银行中国首席宏观经济学家熊奕认为，新冠疫情及随后的复苏是上半年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动因，但自下半年起，这些动因会逐渐减弱。 受新冠疫情冲击，季节性调整后，中国2020年一季度实际GDP环比骤降，但自3月起开启强势反弹，第二季度实际GDP从一季度的-6.8%跃升至3.2%，实际GDP增速环比增长约12%。 花旗预计，中国下半年GDP将同比增长5.9%，三、四季度GDP增长逐季攀升；德银预计，2020年下半年经济复苏的步伐将趋缓，GDP季度环比增长将略高于潜在增速。 “下半年经济步伐不太均衡，我们预计第三季度经济增长逐渐攀升到5.5%。”刘利刚表示，从今年财政政策情况分析，下半年财政政策的发力，将使中国经济复苏进一步提升。但今年财政政策的设计不同以往，是比较大的扩张财政刺激政策，政策执行或滞后。 “财政政策的实施可能在第三、四季度。财政刺激政策的设计是着重民生，使中小企业尽量能够存活延续下去，让它们不会大幅裁员。在经济预期相对低迷的情况下，财政政策刺激的乘数可能会低一些，对经济的影响可能比我们想象小一些。”刘利刚说。 货币政策将更加灵活适度 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为中国经济在上半年实现复苏提供了有力支持，在此基础上，下半年货币政策将更加灵活适度成为业内共识。 刘利刚提到，由于担心新的金融套利，中国的货币政策宽松自5月以来已暂缓。但他认为，货币政策的宽松远没有结束。 花旗预计，下半年央行将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50个基点，预计第三季度将MLF利率下调20个基点，以达到人民币20万亿新增贷款和人民币30万亿社会融资总量。 “货币政策在下半年需要继续宽松，同时金融套利风险也会相应上升。”刘利刚说。 德银持有类似观点。熊奕预计，下半年政策基调仍将维持平稳。货币与信贷规模的增加以及大规模的财政支持将继续助推下半年的经济增长。 “综合来看，我们预计中国货币政策下半年的侧重点仍是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三菱日联银行环球金融市场部首席金融市场分析师孙武表示，展望未来数月，中国货币政策将进一步适合性下降。随着货币政策的侧重点从刺激经济转向控制金融风险，进一步降息的空间缩减。 出现行业的分化 在业内看来，行业将呈现结构性差异——部分行业受疫情影响发展依旧承压，部分则跻身为后疫情时代的赢家。 “批发零售、运输、餐饮住宿、租赁及商业服务等若干行业受影响较为严重，复苏相对缓慢。但与此同时，其他行业的增速有望达到甚至超越6%。”熊奕说，新冠疫情改变了消费者偏好及商业模式，而经济仍在适应这些调整。 部分行业或存在资源闲置与发展瓶颈的双重压力，部分固定资产与人力资本无法轻易实现跨行业转移。例如，各地保持社交距离的措施给酒店、休闲娱乐等服务行业带来严重冲击，却提速了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在长途旅行减少的同时，短途出行却有所增加，继而推升了对汽车的需求等。 此外，刘利刚提到，可能让经济承压的风险仍需关注：一、在研发出有效的治疗方法或疫苗之前，不能排除本地新冠病毒疫情的重新出现；二、如果财政刺激的执行被推迟并且效率有限，投资增长可能会低于预期，商业资本支出将继续拖累投资复苏。
未来的法定数字货币体系将不是纸币投放中的“央行—商业银行——终端用户”的生态系统，而很有可能形成“央行—商业银行/互联网企业—终端用户”的全新生态系统。 在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以下简称“ABCD”）等技术创新推动下，一个全新的、智能型的数字经济社会正在全面来临。顺应“互联网+”经济而产生的银行电子存款、第三方支付等传统私人数字货币创新已经很难有效支撑智能型数字经济发展的新需要。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新型私人加密数字货币不断涌现，尤其是在2019年6月全球互联网巨头Facebook发布“Libra”数字货币白皮书，宣称将要建立一套简单的、无国界的虚拟加密货币，在为数字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支付解决方案的同时，也给各国央行带来发行主权数字货币的全新思维。基于服务数字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人民银行加速推进我国版央行数字货币DC/EP（Digital Currency/Electronic Payment）的研发测试。如何正确认识央行数字货币对于数字经济发展的助力机理，以及如何构建符合智能型数字经济要求的数字货币生态系统，成为了当下必须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1 私人数字货币难有效支持数字经济发展 根据《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的定义，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数字经济发展将提高企业生产力和生产效率，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推动社会进步。但是数字经济需要讲究发展的方向性，一方面数字经济的不当发展可能带来的是对经济和社会的损害，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也讲究升级换代，当前的数字经济发展已经从早期的“互联网+”1.0时代升格至ABCD支撑下的智能型2.0时代。 对我国而言，要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符合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推动数字经济升级转型，实现经济韧性提高和综合国力提升的目标。尽管我国的零售支付市场已经相当发达，但移动支付工具的智能化程度仍有不足，在数字经济升级换代的当下已经不胜其任。诸如比特币等私人加密数字货币虽带有可编程的智能性质，但由于本身的特性以及市场对其使用的偏好，无法满足数字经济对货币形态的要求，使其难以有效支持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第一，私人加密数字货币充当货币的交易成本过高，难以作为数字经济的主流支付工具。目前大多数加密私人数字货币仍以挖矿的方式来达成共识认证和激励分配，以比特币为例，随着比特币的挖矿越来越难，获取比特币过程中需要的电力等投入变得越来越高，造成交易成本的提高和社会资源的浪费，不符合“绿色”的理念。而私人数字货币缺乏国家信用背书，价格极易受到市场预期影响，波动率高，在竞争过程中容易造成市场恐慌，导致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发展的“协调”性不足，因此私人加密数字货币更适合作为投机工具而非主流的支付工具。 第二，私人加密数字货币在保护用户隐私的同时，存在对于数字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交易数据采集和使用的浪费。私人加密数字货币具有完全匿名的特性，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交易双方的隐私信息。但零售支付数据是数字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对于数字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阿里巴巴、腾讯等头部互联网企业对互联网产业与金融业务发展的联动布局中，零售支付数据是重要的支撑，在实现对客户的精准营销以及信贷产品的精准定价方面具备重要的作用。私人加密数字货币的过度发展形成的是无法关联到个人实名的交易数据，这些交易数据无法高效率为数字经济发展所用，造成“共享”和“开放”的不足，从而桎梏数字经济的发展。 第三，私人加密数字货币广泛被用于投机活动和非法创新，会导致数字经济发展的扭曲。私人加密数字货币相对于法币具有投机的特性，市场为了追求投机利益可能过度投资相关产业，造成经济结构的扭曲。正因为私人加密数字货币难以监管的特点，会产生诸如ICO（首次币发行）等以数字货币为噱头的炒作和欺诈，影响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此外，因为加密数字货币在交易中是匿名的，且不可追踪，这意味着它可以用来进行诸如洗钱、资助恐怖主义或逃税等非法活动，例如在暗网交易中普遍使用比特币等加密数字货币。基于私人加密数字货币形成的经济模式“创新”带来是数字经济的异化和野蛮成长。 2 央行数字货币促数字经济建设作用机理 央行数字货币的推出本身也是积极借鉴现有私人加密数字货币的结果。作为移动支付工具，央行数字货币的技术路线选择会影响交易记录的更新和访问机制，对于移动支付数据治理结构以及数字经济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由于私人数字货币的挖矿机制及完全匿名特性难以满足数字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我国央行数字货币DC/EP的推出需要谨慎选择相应的技术路线，在借鉴私人加密数字货币智能性特征的基础上，纠正其不利特征，推动数字经济实现促进数字经济升级换代的历史使命。 从顺应智能型数字经济发展的新需求角度看，央行数字货币的发行如果仍然采取传统的中心化、账户型模式，其作用和价值并不会突出；但如果将其设定为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编码智能货币，则有望与智能型数字经济的新需求相契合。具体来说，智能编码的央行数字货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促进数字经济建设发展： 第一，构成数字经济发展的支付基础设施并形成数据支持。数字经济的核心是信息和数据，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再仅仅局限于辅助性角色，而是真正成为核心资源。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党的十九大四中全会明确数据参与要素市场分配，数据对于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意义得到了充分重视。央行数字货币在研发推广的过程中，创新发展底层技术，持续优化技术路线选择，构成数字经济发展的支付基础设施，将为数据有效治理和利用提供支撑，在加强隐私保护的前提下，为数字经济建设提供更多维、更丰富的数据资源。 第二，发掘数字经济新的增长空间，推动构建数字资产交易市场。为推广央行数字货币，央行、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及BATJ等互联网巨头将加强数字货币支付应用的场景构建，大幅拓展数字经济的增长空间，使得数字经济的渗透更加全面、广泛。同时，央行数字货币的推出有利于构建有序的数字资产交易市场，极大地创新和丰富可供交易的数字资产类型。尤其是针对数据资产的交易，当前面临的痛点问题是交易双方对于数字资产价值的双向不确定性，而DC/EP的智能货币属性将推动这一双向不确定性的解决，从而推动对于数字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数据要素市场的建设。 第三，强化对数字经济的监管和调控，完善数字经济时代的宏观调控和产业调控。传统的央行宏观调控和产业调控主要是依托于银行体系间接调控，存在较大的委托代理问题，宏观调控和产业调控的目标可能无法实现。在非对称加密设计下，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和流通为数字经济提供了更加完整透明的信息，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使得央行的宏观调控得到更加及时的反馈，便于实行更加精准化、差异化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管理。对于财政政策来说，基于央行数字货币提供的信息，也能够使得政府差异化地对企业、产业、个体和区域实施财政政策，针对特定行业和对象征收数字税，对需要扶持的行业进行财政补贴，提升财政政策灵活性。 第四，提高金融的普惠程度以及金融政策的精准程度。数字货币支付的低边际成本、高覆盖率、点对点便捷支付的特点是非子银行账户和第三方支付手段所能比拟的，有望提高支付效率，降低支付边际成本，与数字经济快捷性、高效性的目标高度相一致。而智能合约下的数字货币投放机制，能够实现资金定向流通，有助于提高金融服务的精准度。姚前提出了基于条件触发机制的央行数字货币设计，除了能实现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动态优化货币信贷投放政策外，还有望实现对于特定产业的精准信贷投放。例如央行数字货币非对称加密的特性可以允许在扶贫等场景下，付款方对货币流通进行定向追踪，增强扶贫政策的精准度和透明度。 3 构建央行数字货币生态体系的展望 站在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应当以DC/EP发行为契机，构建央行数字货币生态体系，充分发挥DC/EP对于智能型数字经济建设的促进作用。 01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创新 基础设施和技术创新是央行数字货币生态圈的地基。在推动DC/EP研发和应用落地过程中，一方面要注重顶层设计和市场创新有机结合，央行可以与金融机构、互联网平台、企事业单位、消费者等各主体积极协作，优化支撑数字货币运行的基础设施、终端硬件、软件以及各类服务等；另一方面，要保持技术设计的前瞻性和可拓展性，鼓励将能市场化的部分基础设施交由包括BATJ等互联网巨头以及行业领先的金融科技公司在内的市场机构主导，形成赛马效应，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最为高效率的技术载体。 02 建央行数字货币全新金融监管框架 DC/EP的应用需要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法制环境和金融监管框架，以保障法定数字货币运行的合法性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以DC/EP的发行为契机，依托央行数字货币的后台实名以及交易数据监控的便捷性，应充分利用DC/EP的可追踪特性和智能合约设计，加强监管体系中数字技术的创新和引用，将ABCD技术创新与现有监管体系相融合，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智能监管，维护央行数字货币生态圈的平衡稳定。与此同时，要加快建设法定数字货币发行、数字资产市场管理、数字货币金融管理、数字货币安全、数字货币跨境流通等方面与之配套的法律制度框架和监管体系。 03 构多主体参与的数字货币生态系统 未来的法定数字货币体系将不是纸币投放中的“央行—商业银行——终端用户”的生态系统，而很有可能形成“央行—商业银行/互联网企业—终端用户”的全新生态系统。商业银行和互联网企业在生态系统中起到重要的连接作用，尤其互联网头部企业，在零售支付领域具备客户群体优势和技术优势，对构建数字货币生态系统具有重要意义。借鉴加密私人数字货币的经验设计相应的激励机制，积极引导金融机构、互联网企业以及终端用户多元化主体共同参与数字货币生态系统建设，才能真正满足智能型数字经济对智能货币的需要。 本文原发于《银行家》杂志
“在未来，每个人都能成名15分钟，每个人都能在15分钟内出名。” 安迪·沃霍尔这句曾经非常大胆的预言，放在今天的互联网环境里，已经变得十分保守了。或许，将15分钟改成15秒，会变得更加贴切现在的现实。 互联网给了越来越多的普通人一夜成名的机会，也随之诞生了一个全新的概念——网络网红，也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网红。 对于网红，不同年龄段的人有着不一样的“刻板印象”。90后眼中的网红，可能是薇娅、李佳琦、李子柒这样的人；85后眼中的网红，大家第一下想到的可能会是papi酱、张大奕等等；而到了70、80后人群中，网红的第一印象大概率会是凤姐、芙蓉姐姐这样的“奇葩”。 从最一开始的负面印象，逐渐成为现在的全社会争相效仿的对象，网红不管是运作手法还是商业模式，都经历了巨大的飞跃。 网红经济：从1.0到3.0 “眼球经济”，这个词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而被人们所熟知，不过，眼球经济并不起源于互联网，在传统媒体时代，商家就会利用硬广、软植入等形式在报纸、杂志、电视等渠道传播影响力，吸引用户的眼球。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用户的注意力变得越来越值钱，而随之而来的就是眼球经济和与之相辅相成的网红经济。按照东野圭吾的话来讲，就是“枪虾和水虎鱼的关系”。 在我看来，中国的网红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也和互联网的技术成熟，商业模式的不断迭代密切相关。 第一阶段：早期的互联网因为受到硬件以及宽带的限制，多数内容都是以文字形式出现，网络小说就在这种环境下悄然兴起，而第一批在网络上走红的人就是创作这些小说的网络写手。 第二阶段：互联网已经进入了图文时代，这一时期的网络网红多是依靠各种照片或者别具一格的言论而走红，大多都属于草根网红。 第三阶段：是现在的移动互联网时代，这一阶段的网红多以视频主播，知名大V，电商模特为主。 从第一阶段发展到第三阶段，网络网红也从最早的单打独斗发展到了现在的团队支持。整个产业也从最初的1.0模式逐渐发展到了3.0阶段，网红经济的规模也得到迅速扩张。 2016年，可以被看做是网红经济3.0模式的元年，这一年，“罗辑思维”投资了papi酱、虎牙以一亿天价签约游戏主播Miss、喊麦之王天佑爆红……网红不再只是具有关注度、话题性的流量大户，人们从中看到了吸金能力、商业价值。 而到了2019年，直播电商成为了新的风口。随着抖音快手等短视频渠道崛起，网红带货成为了新潮流。 除了薇娅、李佳琦、罗永浩这些头部网红外，李彦宏、董明珠、张朝阳等知名企业家，上海市副市长吴清、丹东市长张淑萍等百余名市长……都走进了直播间开始带货。 根据商务部的统计数据，今年一季度，全国电商直播超400万场。中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5.60亿，较2018年底增长1.63亿，占网民整体的62.0%，预计2020年直播电商市场规模将达到9000亿元以上。 而根据《中国网红经济商业模式及趋势研究报告》，2019年粉丝经济关联产业市场规模超过3.5万亿元，增长率为24.3%，预计2023年将超过6万亿。其中，随着网红在关联产业中的参与程度和商业价值不断提高，未来将愈发成为关联产业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网红带货 并非终点 不过，网红带货也并非终点，随着关注的人越来越多，网红直播带货面临的争议也原来越多。 不管是头部主播，还是娱乐明星，翻车、流量衰退的情况越来越多。 7月10日，罗永浩抖音直播带货刚好100天，一份“罗永浩抖音带货100天曲线”也被顶上了热搜。根据第三方监测平台数据显示，和愚人节首秀数据相比，罗永浩直播间观看量下降了96.4%，带货量下降了97%。不仅罗永浩，几乎所有网红主播都遭遇的流量滑坡。 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原因就在于“审美疲劳”的出现。近十年，每年都会涌现大量风头一时无两的网红，但过不了多久，这些网红就迅速变成了过气网红。 每个人都会外界刺激慢慢适应，从最初的充满兴趣到后来慢慢变得没有感觉，这点无论是对于美食、歌曲还是其他事物都是一样的。用经济学的理论来解释，就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对于这个问题，很多人想出的解决办法就是不断的制造新的优质内容，选取更优质和低价的货源，想尽办法去写出新的段子或者做出更有趣的视频。但是，这些做法其实网红生命周期的延长并没有太大作用。 当粉丝对一个网红产生审美疲劳时，就会说：最近的作品没有什么意思，质量也没有原来好了。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答案是否定的。 那么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才让我们对曾经疯狂追求的东西产生审美疲劳呢？这时我们就需要了解一个概念：刺激疲劳。 大众对于外部所产生的刺激（这个刺激是多方面的，可以是感官刺激，也可以是物质刺激），随着刺激次数的增加，最终就是逐渐适应刺激，也就是对刺激没有了感觉。 那作为一个网红，如何做才能算是有“可利用价值”？最基本的标准是：用户是否会因为一件日常他所需要做的事情而联想到你？你对他来说是否有用？ 比如说，怕上火喝xxx，这里的xxx就拥有了一个可利用的价值。这就是它的可利用属性。如果做为网红，也能够有这样的可利用属性，那么网红具备了价值。 让自己变得“可利用”，关键就是要建立“粉丝成瘾机制”。 著名心理学家斯金纳针对成瘾机制，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有两组鸽子，第一组鸽子按红色按钮，100%掉落食物，那么鸽子吃饱了，按一会就不再按了。第二组鸽子按按钮时，只有一定概率才能获得食物，也许需要按60次鸽子才能获取食物。在这种非100%奖励的情况下，几乎所有的鸽子都会选择疯狂地踩按钮，几率再小，它们也不会因此气馁。 这些鸽子几乎以1分钟踩200次的频率，接连不断地踩15小时以上。是不是很像人类打游戏时的场景？ 如果说让自己变得可利用，是用户从你这里得到东西（价值），那么建立粉丝成瘾机制，就是让粉丝自己付出，则不容易产生“刺激疲劳”。 如何才能让粉丝上瘾，离不开自己所关注的网红呢？答案只有一个，能让粉丝的付出获得更多的回报（收益）。 去中心化 网红经济的下一站？ 现在头部的直播带货网红，在给予粉丝福利层面，都已经做的足够好了。以薇娅、李佳琦、辛巴为代表的头部网红，不但能够在品牌商那里拿到的全网最高的优惠折扣，甚至已经开始整合供应链体系。 辛巴原本就是做供应链的，他最初做“辛有志严选”的目的就是给平台供货，直播带货只是附属品。薇娅直播间的背后，是她在杭州的10层办公楼，以及无数为她进行招商、选品、议价的工作人员。至于李佳琦，曾在央视《对话》节目中明确表示，未来要做两件事：向线下拓展，做一个李佳琦严选的美妆卖场，主打口红等美妆产品；做一个中国的丝芙兰，把线上流量和线下体验相结合。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网红都像这些头部网红一样，有能力影响供应链。是不是就没有机会了呢？答案正相反，非头部网红的机会刚刚到来，而机会就来自于网红的去中心化趋势。 早在2016年，我就曾预测，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已经把过去传统媒体和互联网“中心化”的东西彻底颠覆掉了。原来想传播一个东西，怎么传播呢？很简单，找央视，一个亿的广告一砸，全民都关注了。但是，今天已经没有人会这么玩儿了，因为移动互联网的“去中心化”改变了之前的局面，现在的世界其实是一个断层的世界，它是基于无数的兴趣组成的小组，所以现在发现越是垂直的东西越吃香，越有可能形成购买。反而是因为这个因素，以后不会有一个东西会覆盖到所有，而一定是垂直化的、细分化的。 这就是“后浪”网红的机会。 现在淘宝直播、B站、抖音和各种自媒体平台的崛起，激活了大量的关注需求，好比自媒体第一波红利时，每个人都只知道Papi酱、咪蒙、六神磊磊。但，随着自媒体的发展，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垂类自媒体，各路KOL都能在自媒体江湖中找到自己的市场。 所以对于后发网红来说，现在要做的就是找到适合自己的垂直领域，再做出影响力。 比如，服装行业竞争太激烈了，已经切不进去。那是不是可以换个思路？零食快消品行不行？仅仅依靠在电竞圈卖肉松饼，董小飒就获得了不菲的收益。除了卖货，卖知识行不行？在线知识付费增长很快，而且在逐渐告别当初没干货、卖鸡汤的知识付费后，现在的知识付费，已经变得越来越专业了。依靠专业的知识品牌，知识类网红完全可以长期深耕。 网红经济的深度创新周期将加速到来，专注于某一垂类、某一小众粉丝群体的品牌和网红，将会获得更多的机会以及资本青睐。 在英文中，代表网红的单词是“influencer”直译可以是“有影响力的人”，是一个中性偏褒义的词。但在中国，很多人一直以来将自己的“influencer”和自己的职业、专业知识割裂开，这意味着放弃了已经身处的蓝海，反而跑去红海中捞鱼。 看到李佳琦和央视主持人带货，看到企业家、政府官员纷纷下场带货。大多数人都不会去思考这个事情背后的本质。事实上，直播网红产业已经成为国家认可的产业结构变化。比起李佳琦的亿元豪宅，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产业结构变化带来的新机会。 围绕去中心化的商业模式，网红经济在不同行业、渠道、场景的应用渗透程度不断加深，形成丰富多元的创新商业生态。当前，“网红经济+X” 的商业畅想带来了新营销、新品牌、新职业、新场景、新交易等，随着网红经济的不断“出圈”，未来将出现更多的去中心化创新商业模式，为新经济的发展创作更多的动力和可能性。 此外，除了真人的KOL外，未来还会增加以物、虚拟形象等网红主体。目前的网红经济主要是围绕网红实体角色进行，以网红的影响力、号召力达到促进消费变现的目的。在多样化的网红主体中，粉丝与网红IP建立关系，在IP影响力的带动下实现消费变现，同时对品牌的忠诚度也逐渐提高。 新经济&新基建 未来经济的双擎 2016年新经济”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面对新的增长周期，新经济会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而互联网，则是新经济中最重要的部分。 互联网向产业链的向下发展，带来了社交、电商等领域的发展，现在的网红经济也是产业链向下游延伸的产物。 这种延伸为各类经济业态提供了新的机会。根据万事达卡财新BBD中国新经济指数显示，2020年1月疫情爆发后，NEI指数出现了连续的增幅，其中互联网相关行业是主要的增长力量，这与疫情推动全民生活工作线上化的背景有直接关系。而从更长的发展历程来看，近年来中国网络经济营收规模的增速显著高于中国GDP增速，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势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新经济下的从业者，正在被官方所认可并鼓励。 6月23日，上海市发布了2020年第一批特殊人才引进落户公示名单，李佳琦作为“特殊人才”落户上海；今年7月，国家三部门发布了9个新职业，“互联网营销师” “在线学习服务师”等新职业成为国家认可的新职业；教育部近日明确了高校就业的指标，其中明确指出“公众号博主”“自由撰稿人”“电子竞技工作者”属于个体劳动者，应纳入就业。其中特别强调，自媒体内容采编以78.8%的线上办公率，成为疫情期间工作效率受影响最低岗位。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3部门15日对外公布《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意见》，提出通过19项创新支持政策，加快数字经济15种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在鼓励发展新个体经济方面，积极培育新个体，支持自主就业，支持微商电商、网络直播等多样化的自主就业、分时就业，大力发展微经济，鼓励“副业创新”。 而互联网产业向上游发展，就是“新基建”。 可以说，“新基建”是新经济、新业态的基础设施，新型基础设施的应用，将会极大降低新技术、新模式创新创业的门槛和技术难度，可以在短时间内激发互联网产业下游的创新和就业机会。 这也是当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产业发展后，直播平台、电商平台、移动支付、快递物流等网红经济的周边“辅助”产业快速发展，推动网红经济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1993年9月，当时上任仅8个月的克林顿政府公布了一项在当时看上去有些缥缈的计划——“国家信息基础设施（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简称NII）”，我们也将这项计划称作“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但正是这项计划，在后面很多年，改变了全球经济的格局，也让美国成为了世界经济的领头羊。 当年，凡是涉及到该计划的企业，都成为了当时乃至现在还相当成功的企业，贝尔、微软和摩托罗拉，各自都官宣了未来几年在高速光纤传送系统、卫星通信网络等领域的投资计划；电信公司AT&T、MCI和Sprint，陆续地将光纤接入到全美各个主要城市。 在“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驱动下，美国的信息产业迅速壮大，与之相关的互联网、芯片、软件、电子设备以及网络技术、移动通讯技术。 现在，新经济和新基建已经在互联网产业链上同时发力，网红经济成为了新的经济增长引擎下的第一个新的缩影，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新产业、新技术带给我们商业、生活带来全新的变化。
一、全球经济结构失衡：疫情加速衰退步伐 1．疫情加速经济下行步伐：改变斜率而非趋势 全球经济由于受到疫情影响，今年也是变化比较大。既有疫情问题，又有经济问题，同时还有一些贸易摩擦、地缘政治等等相互交错，所以比较复杂。全球经济处在一个结构的失衡当中，疫情又进一步加速了经济衰退的步伐，所以说对于经济复苏的预期还是比较高的。但是美国复工之后，疫情爆发的数量还在进一步增强，所以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疫情加速了经济下行的步伐。也就是说，没有疫情的话，经济由于长期以来的结构性问题使得增长乏力，经济增速在缓慢地下行；疫情则加速了经济下行的步伐，改变的是斜率，并没有改变趋势，即经济下行的趋势并没有改变。 （1）美国疫情仍没有得到控制，拉美、南非、印度失控中 我们曾经在今年2月3日，也就是股市开始的第一天发布了一个基于流行病预测的数学模型，对于新冠疫情做了预判。我们当时预判的累计人数是8.8万左右，我们现在还接近8.8万这个数；同时，我们也预测了海外疫情会失控。所以，我们对国内疫情的预判还是比较准确的。总体来讲，我们对于国内疫情和海外疫情失控这方面做了一个比较早的判断，也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我们也参加了一些医学专家、流行病学专家共同参与的重要会议，所以说对于中国国内的疫情，预测还是比较容易把控。但是美国的疫情应该是出乎绝大部分人的预期，它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有效地控制，这主要是它的防范举措研究的不到位，实际上背后反映了美国行政当局判断的失误。美国行政当局犯下了一个非常重大的错误，致使疫情蔓延。迄今为止，拉美、南非和印度，这些国家的疫情在失控当中；美国因疫情而新增的确诊人数，当天的新增人数最高是超过8万人，相对于中国累积到今天的确诊人数的数量。 这也反映出对疫情如何影响经济，其实还是有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因素，所以还是要予以足够重视。比如说，像这轮疫情会不会复发，现在确实也不好说了，因为第一轮疫情到现在还没有过去，我们再来谈第二轮疫情会不会再起来，我觉得为时尚早。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压力。由于疫情的加剧，使得全球贸易出现了一个增速的下降，中国也不例外。目前为止，全球累计确诊人数超过了1400万，疫情使得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受到了阻断，从而使得全球贸易更加低迷。而在疫情之前已经有逆全球化的思潮，甚至有些人提出来要去中国化，在这样一种疫情的背景之下，全球化的进程进一步恶化，所以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现象。 但我还是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大的趋势。昨天晚上《新闻联播》讲到习总书记在跟企业家座谈。在座谈会上，他也强调了全球化这个大趋势不会因为一些短期因素、人为因素而改变。因为全球化的动力来自于生产要素、来自于资本追求投资回报率的需求、来自于人的资本，他要追求高收益，也来自于通过交换或者价差收益贸易的需求，所以我想这种大的趋势不会改变。但是由于在目前疫情之下或者在某些国家的阻碍之下，全球化的进程可能会有所放缓，这是一个对于全球化的判断。中国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也要加大开放的力度来抵御逆全球化的思潮。 （2）全球化告一段落，疫情加剧全球贸易更低迷 由于全球受到疫情影响，全球贸易的放缓使得今年全球GDP的增速出现了负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别在3月份和6月份做过两次预测，在3月份的这次预测当中，它认为全球的GDP增速是-3%，到了6月份再做预测的时候又把它进一步下调到了-4.9%，其中美国是-8%，OEH、日本、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也都出现了负的增长。能够保持正的增长的话，只有中国。所以中国这次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确实是反映出我们独特的体制优势，这方面我想国际社会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2．资本的力量：全球化仍是大趋势 现在要应对疫情、应对全球经济的停摆，发达经济体普遍采取的对策就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不断地降息，由此也引发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像债务问题不断地上升。美国的货币超发非常严重，最近美元指数也在下行，这表明了大家对美元作为全球货币贬值的担忧。因为美国经济的增速是下行的，即便是通过货币超发、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大量举债的所谓财政支持政策，它能够使得经济不停摆，能够使得流动性危机不爆发，但它导致的副作用就是债务的增长。 当然，我认为债务的最大风险不是美国，而是欧洲。在欧洲，主要还是被称为欧洲五国的那几个国家，比如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这些国家存在的问题会更加严峻。最近，因汇率问题而把意大利的主权债务评级由3个B下调到了3个B-，这与垃圾债只有一步之遥了。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够说股市涨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我想这个问题其实还是在往后移。 我之所以在前面强调即便没有疫情，全球经济也是一个下行的趋势，主要是因为结构性问题越来越严峻，尤其是贫富分化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问题了。不仅发达经济体如此，新兴经济体也是如此。 这些问题对于我们以消费主导的这样一种经济结构是不利的，因为我们消费的主力主要是中低收入阶层，我们要看到这个问题之所在。全球经济不如到一个低增长、高振荡的态势当中。 全球经济在以往虽然也有很多次波动，但它总是有亮点。比如说二次大战之后，美国引领全球经济发展，之后八十年代日本崛起，到了2009年次贷危机之后，中国成为全球经济的接棒者，引领全球经济增长。 那么问题来了，现在中国经济也放缓了，谁来引领全球经济增长呢？似乎没有。因为印度的经济体量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所以它起不到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作用。所以这张图也反映出，中国的经济总量尽管是全球第二，但中国GDP每年新增的量要占到全球新增的量的三分之一以上。这就是全球经济所面临的问题之所在，因为中国经济在减速，这也使得全球经济也在减速。这是我对全球经济的一个基本判断。 二、中国经济减速增长：政策特征与改革路径 1.2020年不设GDP增速目标，存量经济特征日渐明显 在中国经济方面，刚刚公布了2020年的半年报，我们的GDP增速还是维持了一个比较好的走势，上半年是-1.6%，其中二季度是出现了3.2%的正增长，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全年可以达到3%左右的增长。这比货币基金组织给我们的预期要好，货币基金组织预期今年中国大概是1%左右的增长。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我们也应该看到，即便是能够实现3%的增长，但还是一种下行的趋势。从2010年到现在为止，全球经济还是在一个缓慢的下行过程当中，中国经济的下行幅度更大、更加明显。这跟我们的经济体量有关系。当经济总量越来越大的时候，也就是分母越来越大的时候，分子即便不缩小，那么增长速度也下来了。这是非常正常的，关键是能否转型。目前来讲，中国经济的存量特征是越来越明显了。存量经济的表现形式跟增量经济是不一样的。在增量经济中，是一个做大蛋糕的过程，而在存量经济主导下，则表现为如何来切分蛋糕。这对于我们的投资逻辑，对于我们资产配置逻辑会有一个明显的影响。 2．生产：新经济、基建相关增长较快 整体来讲，今年上半年的GDP表现应该还是略超预期的。因为本来大家预期中国是这次全球疫情的重灾区，没想到美国倒成了重灾区。中国的疫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复工复产总体情况也比较理想。二季度GDP增速明显加快，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来讲，都还可以。虽然前两驾马车（即投资和消费）都是负增长，但出口对GDP做了一个正的贡献。从各个行业来看，高技术和装备制造业增长比较快；从产品来看，工程机械和新经济相关的产品增长比较快，比如说挖掘机、铲土运输器械、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等等，在上半年都出现了一个比较高的增长；服务业生产增速回升到了2.3%，恢复还是偏慢。上半年，我们金融行业的表现还是比较好的，可能因为消费少了，储蓄增加了，很多人把储蓄用来投资了。 3．投资：基建、地产增速放缓，制造业仍负增；消费：必需品强劲、可选品分化 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基建投资、地产投资都还可以，尤其在第二季度表现比较好，制造业还是处在一个负的增长，说明还是需求不足，我们的实际有效需求仍不足。基建投资在4、5月份增长势头比较强劲，6月份反而有所回落。 从全年来看，今年财政刺激可能还不够弥补财政收入和基金收入的缺口，所以政策空间或许没有那么大。我的基本判断是：到三、四季度的话，可能这一轮经济增长会进入一个平台期。第一季度是下降态势，第二季度是反弹，第三季度则在反弹的基础上进入一个平台平稳运行的阶段，大概GDP增速有望维持在5%左右。不足之处在于消费还是偏弱，消费偏弱说明整个需求端的恢复进入到瓶颈期了，有部分消费，比如说像餐饮、旅游、交通运输，它不可能恢复到100%的水平，在80%左右这样的水平，它就基本上停住了。 从消费结构来看，必需品的消费依然还是保持高增长，其中粮油食品、饮料、烟酒和日用品，它的增速都超过10%。可选消费品首先分化，汽车的零售是负增长，化妆品、家电、通信器材回升比较明显。在这里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必需品的消费增长10%，这里面主要还是靠消费升级，而不是说我们吃东西吃多了增长10%，这与我们整个的消费升级有关系。既然有疫情的话，大家更加注重消费质量，这是我要解释的。 4．出口：疫情产品高增长 出口还是要好于预期。这里面有两大因素：第一，疫情产品的高增长对出口起到了很大的支撑作用。比如，6月份医疗仪器和器械出口增速扩大到100%，纺织纱线、织物制品出口增速高达56.7%，中药材等出口增速也扩大到11.2%。这些产品6月份增速是-2.9%，所以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是错位，即全球都在遭遇疫情，中国的复工复产比较明显，故此，全球有部分订单就被中国拿走了。这是一个错位的因素。 5.2020年CPI管理目标为3.5%：通胀、滞涨还是通缩？ 大家对于货币超发会否引发通胀有比较大的争议。就我的判断而言，整体来讲，我们还是面临通缩的压力。为什么货币超发没有引发通胀？这缘于我们的资金流向了高端，真正流向低端的并不多。前不久央行也有一个调查，发现居民的储蓄增加了，消费减少了。如果说居民的有效需求没有增加，你产出却增加了，那就会形成一个负的产出缺口。负的产出缺口就支持了通胀的上行，所以这个逻辑其实是非常容易解释的。以日本为例，日本长期的货币超发，但是为什么它的通胀率非常低呢？它还是要想方设法来使得CPI能够上去，主要原因还是在于结构的问题，就是你超发的货币没有能够提供给居民，居民的收入没有相应的增长，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全球都普遍面临的问题。这是我讲的关于今年上半年的经济是一个V型反弹，下半年的经济进入到一个平台期。 6．财政政策积极而稳健，货币政策稳健而积极 （1）财政政策：力度强于前两年 政策又是怎么样呢？我的判断是：尽管我们一直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我发现财政政策是积极的、偏稳健的，货币政策是稳健的、偏积极的。财政政策从力度来讲，它是强于前两年，我们有1万亿的特别国债，有把财政赤字率从2019年2.8%提升到了今年的3.6%，这也增加1万亿。另外，地方政府专项债的规模也普遍上升。但我们还要看到财政收入的下降。虽然补充了这样一些支出，但是由于疫情经济下行导致财政收入的下降，使得我们财政总支出的规模跟去年比并没有上升多少。所以我们在看这些数据的时候不能够看一两项数据，而是要把整体的数据汇总在一起，看总收入和总支出到底有多少。所以这样来讲的话，我们今年的财政实际上还是偏紧的。 （2）广义赤字提升，但比起2016年仍低 我们同样可以算一下广义赤字，也就是包括了政府一般性的财政赤字，也包含了我们三大开发行的负债、新增的负债，也包括地方政府的那些隐形的债务。把这些加总起来，就构成了广义财政赤字。与2016年相比，广义财政的赤字率较低，这是我们应该要注意到的一些内容。从政府部门来讲，今年有一个紧财政的举措，即压缩政府的支出。政府的一些差旅费等各方面是非常紧的，这是跟美国不一样的举措。美国是为了总统连任，联邦政府所采取的财政赤字率是非常激进的，基本上创了近几十年来的新高，财政赤字率达到15%以上，整个二战结束的时候可以与之相提并论，所以这种高举债的方式，我觉得是很难持续的，也会酿成隐患。我们国家可能是从长计议，虽然我们的财政举债的能力还是挺大的，因为我们有政府的各种资源，包括土地资源、自然资源，也有行政性资产，还有我们的国有企业的净资产，规模巨大，但是我们没有把这些可以举债的部分都去用掉，我们还是要更多地去为我们经济长远发展、为提高经济效率去考虑。 （3）稳货币，宽信用：降准降息，增加流动性 货币政策从今年以来，一年期的LPR也下降了0.46，到了3.85，五年期的LPR下降了0.2个百分点，到了4.65。所以总体来讲，我们降息这个部分还是成立的。现在有不少人担心，因为政府工作报告所提到的那些举措实际上是一个宽信用，宽信用之后是不是不需要降息了呢？我觉得还是需要的，因为一个社会资金的成本跟经济增速相比还是偏高的，所以需要降下来。单纯通过宽信用的这个政策的用意是明确的，但政策的目标能不能充分得到实现，这个还确实不好说，所以我觉得今年下半年应该还有可能继续降准降息。 （4）货币政策：中长期来看没有收紧 从中长期来看，我们的货币政策并没有收紧的迹象，商业银行的信用扩张从2019年以来，基本上还是处在持续恢复当中，当前的表内资产的扩张提速明显，我前面也讲到整个利率水平也在一个下行当中。所以整个货币政策，我觉得还是偏宽松的。 （5）过去的政策偏重“稳中求进”，今年的政策偏重“底线思维” 对于政策的解读，我想用两句话来归纳：第一句话，政策的上限是稳中求进，政策的下限是底线思维。稳中求进的具体表现就是2018年所提出的“六稳”，政策下限之底线思维的具体表现是今年所提出来的“六保”。2018年提出“六稳”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发展目标，但是由于受到疫情影响，今年不设目标了，所以就变成底线思维了，也就是我们要“六保”，要保基本民生、保就业、保市场主体等等，其实就是确保我们的经济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不发生大规模的失业，所以这是我们现在所遵循的政策，其实这是这些政策的下限，要有底线思维，所以对于政策的过度刺激，这种预期不应该有。 7．改革才能解决根本问题，疫情推动改革 （1）改革驱动：国企改革，利益转移，增加中下层居民收入 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我们的政策有一个明显区别的地方，即通过改革去解决根本问题。而像美国发生了因警察的过度执法而导致黑人的非正常死亡，引发了示威游行、部分地区骚乱的问题，说明它的内部矛盾也出现了激化。但是对我们而言，疫情要进一步推动改革、倒逼改革，所以改革的部门、改革的目标是什么？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其实已经反映出来了，就是要处理好三大部门之间的关系。哪三大部门呢？就是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政府部门的内部结构其实就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此次发行特别国债就是要把国债的钱直达地方，这充分表明了中央政府的加杠杆，地方政府至少是稳杠杆，不让它继续上升。另外，政府要对企业降税减费，要处理好与企业部门的结构、企业部门的关系。政府部门除了对企业减税降费之外，也要对居民部门进行减税降费，即减少居民的个税，同时提高对居民社保的补贴，尤其在养老、医疗等方面。这也表明，三大部门之间其实是需要进一步地完善结构、改善结构，解决结构固化的问题。作为企业部门来讲，国有企业也要对民营企业让利，银行作为一个金融企业要对非金融企业让利，这些举措也有。 有人说，不是说“两个毫无保留”吗？国有企业要做强做优做大。但是你看一下，像2019年我们的财政收入当中有一部分收入是大幅上升的，就是税费收入，税费的主要来源是国有企业的利润。国有企业通过多上缴利润来支持我们减税降费两万亿规模举措的实现，所以实际上是国有企业间接在给民营企业让利。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更加明确地提出银行要给企业让利，尤其要给中小微企业让利。所以总体来讲，我想这样一种改革的目标是非常明晰的。 （2）改革驱动：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但是具体怎么来操作呢？主要还是通过深化要素市场的改革来推进，比如深化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大培育技术和要素市场，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健全要素市场交易机制，这都是以供给侧来进行改革的。 （3）壮大多层次资本市场，改革促发展 所以，其实涉及的面非常广，推进力度也是非常大。以我们的金融市场为例的话，金融市场也是作为一个要素的交易市场，我们进行注册制的试点，建立一个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然后要加大这种开放的力度，所以这些举措其实也是一个改革作用的部分，对我们资本市场的规范发展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资本市场的改革有助于提振市场的风险偏好。 今年以来，无论是开户的数量，还是公募基金发行的规模，都达到了一个历史的高点。在疫情持续、经济减速的大背景之下，资本市场倒是出现了所谓的结构性牛市，当然也有部分人认为是全面牛市，我还是认可结构性牛市。我觉得我们的资本市场作为一个重要的要素市场，它正在面临着一个改革的周期，改革的层面也很多，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科创板、新三板等等，方方面面都在推进，对我们的经济发展、对于我们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来支持实体经济都是有利的，所以我认为这是中国经济的一大亮点。 三、疫情错位下的投资逻辑 1．投资的逻辑因时而变 第三部分跟大家来交流一下，从疫情爆发到现在为止，中国的疫情控制非常好，全球疫情还在蔓延，这样一种疫情错位下投资的逻辑是什么？我觉得不同的阶段都有不同阶段的投资逻辑，投资逻辑应该因时而变。 我大概归纳过三个阶段，即中国经济与我们的投资相关的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短缺经济时代。从1980年开始算起的话，从1980年到1990年代，这个基本上属于短缺经济时代。此时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钱少、资产少，整体来讲，经济百废待兴，要引进外资，要创造更多的资产，我们大搞建设，搞基建、搞投资。在这个年代，其实大部分人都是没有钱的。所以温州人首先是把自己当作人力资本，到处打工赚钱，不仅在国内打工，还跑到欧洲去打工。我曾写过两篇文章：《跟着温州人赚钱》《温州人的“一带一路”》，文章主旨即论述温州人基本上沿着两条线进行赚钱的。温州人有了一定的积累之后就投资一些加工业，赚到钱后又去投一些服务行业，继而投资房地产、投金融，这个逻辑是非常鲜明的。但是第一阶段的话，在短缺经济时代主要是表现为通货膨胀。 2000年以后就变成资金少、好资产多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大家的收入都不高，起点差不多，所以我在2006年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买自己买不起的东西》。我们钱少，但是好资产多。比如说像2000年的时候，我们的四大行实际上已经是资不抵债了，坏账率太高，属于技术性的破产，为此设立了四大管理公司把那些不良资产剥离，为什么后来这四大管理公司都赚了那么多的钱呢？因为经济在增长，那些原先的不良资产变成了好资产，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即我们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作为投资来讲就应该买自己买不起的东西，因为那时候钱少，整个MR只有30多万亿，现在MR是200多万亿，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你只要肯加杠杆，那就可以获得超额收益。 此后，随着货币的超发，其实已经进入到一个货币泛滥、好资产少的时代。我们称之为资产化的时代，即优质资产化的时代。我在2008年又写了一篇文章：《买自己买不到的东西》。你不需要加杠杆了，因为钱足够多了，关键在于有没有好的资产、能不能买到好的资产。综上所述，中国经济、中国的资本市场的发展可以用这三个阶段来概括。 2．大类资产配置：增量资产将流向权益、基金、债券 从大类资产的角度来讲，我们应该配置的是金融资产，因为房地产配置比例是最高的。我们红色的部分是住房。住房是中国居民比例最高的资产，今年新房的销量，我想肯定是要回落的。政治局会议明确强调“房住不炒”，最近对于深圳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是非常具体、非常严厉，也是非常到位的。所以，大的投资方向，其实还是要把增量的资产向权益资产、基金、债券，向部分的理财产品配置。 （1）70年代以来，全球进入纸币泛滥的时代；纸币超发下黄金价格大幅上涨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关于全球经济下行，全球面临经济衰退的风险，可能还会面临新危机爆发的风险，包括局部战争的风险。在这种风险之下，配置黄金是有它的逻辑，因为它可以作为一个避险工具。同时，它不仅是避险工具，还是一个投资工具。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过去50年当中，美元的含金量缩水了97%。为什么说是过去50年？因为1971年布雷顿森林会议，美元跟黄金脱钩，从此以后美元超发，所以过去50年美元超发导致了美元的含金量缩水了97%，其他新兴市场的货币对美元贬值的幅度也都在90%以上，在黄金面前几乎是一文不值。 这是一个逻辑。最近这段时间以来，黄金价格也在持续上涨。实际上从1971年到现在，CPI的涨幅其实并不高，黄金的涨幅是超过股票的，股票的涨幅超过房地产。当然解释一下，这张图是美国黄金涨了34倍，美国的股市涨了31倍，房地产的价格上涨12倍，普通商品的价格上涨了5.3倍，居民的实际收入增长只有1.5倍，所以居民还是远远跑输了通胀。由此，我们尽量地不要去持有现金。目前又面临新一轮的纸币超发，在此阶段，这样配置应该是没有错的。 （2）大宗商品：机会有但不大 第二类资产，即大宗商品，我觉得有机会，但是机会不大。个别的机会应该有，比如铁矿石、粗钢等等，最近好像价格又有所上涨，但是我发现用M1-M0来反映企业经营的活跃度，这个指标是领先于大宗商品的，M1-M0的话，整体是一个下行的趋势。当然，最近这段时间以来有所反弹，但大的趋势还是下行，因为经济在下行，所以我觉得大宗商品机会并不大。 （3）房地产进入后周期 至于房地产，我前面也讲到了，这张图是我在《华尔街日报》看到的，中国房地产总的市值是65万亿美元，超过了美国+欧盟+日本之合，美国+欧盟+日本是60万亿，中国是65万亿，这跟我们GDP的体量并不相称，跟我们国家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相比的话也是不相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有一个估值偏高的嫌疑。 当然，房地产的结构性机会还是有的，就像我反复强调股市有结构性机会一样。整体来讲，人口的流向在发生变化，我觉得未来房地产投资的逻辑就是应该跟着人口流、资金流、货物流、信息流来走。如果这四大“流”整体往某个城市集中的话，那么这个城市的房地产还是会有相对多的机会。具体细分来看，实际上我只看好三条线：第一条是粤港澳大湾区，第二条是长三角的杭州湾的湾区，第三条是长江经济带，它贯穿于东线的长线上面。其他地方虽然有亮点，但是没有足够亮。从人口角度来讲，京津冀的人口是净流出的，长三角里面除了浙江去年人口净增加85万以外，江苏人口只增加了2.5万，安徽增加了4.5万，说明从整个省份来讲，只有杭州湾湾区是可以的。浙江增加的85万人里面，杭州与宁波两个城市的占比达到90%以上。整个广东其实也是分化的。广东肯定是中国GDP第一的省份，广东的GDP跟韩国、俄罗斯的GDP差不多，但其GDP主要是在粤港澳大湾区这一带产生的，主要流入的人口就是三大城市，即广州、深圳、佛山。这三大城市的人口是在大幅流入，其他地方的人口基本上是流出的。整个广东的粤西、粤北、粤南都很落后，同珠三角的差距是很大的，所以我想我们要抓住这条线。长江经济带就是贯穿东西，这里面看好的东部这一段有前面讲到的杭州、宁波、上海，还有江苏的南京、苏州、无锡、南通等发达的城市，往中部地区的话就是以长沙、武汉为代表的，往西部地区就是以成都和重庆为代表的，人口的集中度会进一步提升。在分化的时代，人口在分化，区域也在分化，对房地产应该是有一个指导的作用。 （4）债券很难走熊，利率震荡下行 在债券方面，我觉得利率债还是可以配置，利率债的牛市还会延续，主要的逻辑是因为利率还在下行，利率的下行趋势不会改变。 （5）人民币：未来有望成为全球第三大国际货币 对人民币而言，长期以来，尤其是2015年以后，都处在一个比较明显的贬值趋势当中。由于美元的超发，最近美元指数也持续走弱，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应当有所提升。大家也在担心人民币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卢布或者是下一个卢比，但中国与俄罗斯、印度、巴西这三个曾经发生过货币大幅度贬值的新兴经济体来比的话，一个明显的不同，即我们是一个制造业的大国，我们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们是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我们的问题在于人民币国际化的程度比较低。我认为，今后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有望加快，这也是我想提的一个建议：将来的资产配置，要看重人民币资产。 3.A股市场：结构性牛市在延续 最后谈一下A股。我认为，这一轮所谓的牛市是结构性牛市，而且结构性牛市还会持续下去。今年以来，美国股市从技术性熊市变成技术性牛市，这样一种反转主要是疫情所导致的货币超发，导致的美国联邦政府对于经济的过度刺激，来带动了资金进入到这里，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资金推动型的资产。 A股市场也有类似的情况，增量资金持续进入到我们的A股市场，所以这两张图其实都反映了新成立的偏股型的基金份额在这几个月内均明显上升，海外资金、北上资金，它累积的流入量也在明显地上升，这两大资金都是以机构资金为主，为我们的股市带来了新鲜的血液。 就整个A股市场的估值水平来讲，并没有处在一个历史上偏低的位置，但是基本上是处在中位数的水平。其中，一些行业增长比较迅猛，像医药生物、电子、食品、饮料、通讯、计算机等，都处在一个历史偏高的位置，这也说明了投资者对这些行业乐观的预期。传统产业大部分处在一个历史偏低的位置，比如说像金融地产、钢铁、有色化工等等，还处在一个历史偏低的位置。这说明我们的A股市场也反映出了经济的分化，中国经济在发生新旧动能的转换，新的动能比重在逐步上升，传统产业比重在逐步下降。作为资产配置来讲，传统产业要选头部企业、选龙头，新兴行业看科技含量。从上半年基金半年报的披露，实际上也体现了这一点，市值前四百大的股票要占到了公募基金配置比的90%以上。 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的案例，美国从1990年到2017年，将近30年的时间里面，大市值股票的市值占比从10%不到，到现在的70%以上，这里面所谓的大市值是指500亿美元以上市值的，黄色线部分是讲到了市值的占比，市值的占比要占到了70%以上；蓝线的部分是讲个股的占比，个股的占比在20%左右。美国的昨天就是中国的今天，在中国，这种大势的股票占比也会继续上升。其次，真正有科技含量的公司股票市值的占比也是明显上升的，基金经理更喜欢配置这些有科技含量的新的产业。 总体而言，在疫情背景之下，我们对于股票市场的配置思路，第一个要遵循产业趋势，就是产业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比如说新兴产业，比如说居民的消费升级。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对健康养老的需求在上升。对于像线上的那些教育、医疗设备、云计算、住宅经济等等，我觉得将来可能会有更好的前景。没有疫情之前，其实已经体现出来了，疫情只是加速了大家对这类资产的配置。 第二个方面，要关注政策。因为我们现在的政策，比如像新基建，像对5G的投入，对5G基站大量的投入，人工智能的投入，云计算上面的投入，物联网，对于高铁、城市轨道交通等等，政策要稳定内需、刺激内需，这个也不是短期的，也是有它的长期性。 第三个方面，就是结构的分化。中国经济步入到一个存量经济主导的时代，存量经济跟增量经济根本的不同在于，增量经济的特点是鸡犬升天，所以在2017年之前，你看小市值股票、绩差股的表现很好，因为这个时候是散户时代，大家不大关注基本面。现在步入到存量经济时代，此消彼涨是它的特征了。所以选择错误要扣分，过去你选错了不会扣分，因为在增量经济时代的话是一个做大蛋糕的过程，而存量经济时代是如何切分蛋糕的过程，所以在投资上面还是要抓大放小，因为头部企业会强者恒强。这是我想讲的一个主要思路，这个是讲的好的方面。 同时，我觉得还是要关注风险，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以来，整个境外对于中国的指责，对中国采取的不正当举措，包括边境问题、南海问题、香港问题。我们一定要考虑到中国的外部因素没有得到根本的好转，同时全球经济还在走弱当中，疫情还没有结束，也不排除在未来可能会出现一些系统性的风险，比如说像信用危机等等，所以这是我们现在要考虑的。 第二，是监管政策。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我们是经济不行，希望股市好，通过股市刺激来拉动经济增长，这种想法是比较低级的。我觉得，目前的监管更加严厉，新的证券法之后对于违规事件的处置力度明显加大，同时政策调控越来越趋向于精准化，调控的频率明显提高。在经济下行、各类泡沫滋生的情况下，我们的政策是趋向于管控的加强。我们可以回顾人类历史，从过去二三十年到现在，其实都是一样的。当一个国家经济的问题比较多的时候就需要管控了，当一个国家经济出现繁荣的时候，那么就更加市场化了，就更加让市场来配置资源。在经济问题多的时候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目前来讲，我们政策的侧重点在于：资金不要空转，资金要进入到实体经济，为实体经济服务；对于实体经济所存在的诸多问题，需要通过改革来推进，通过并购重组来解决。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吃透政策，一定要规避风险。 四、问答 主持人：第一个问题，您觉得从2008年到现在，或者说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点，最像历史上的哪个阶段？ 李迅雷：我觉得我们的这个阶段跟2015年是有点类似。当然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跟2015年有点类似，是因为2015年降准降息的幅度也是比较大的。2015年资本市场有过一轮比较震撼的行情，当然到后来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回落，至少在前半段是有点像。同样在2015年，我们鼓励比较多的有“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等，有点类似的地方，但不完全一样。 主持人：第二个问题，因为刚才李老师也重点讲到了资产方的问题，我自己最近做了一个研究是叫安全资产方，安全资产其实就是典型的像美国国债、德国国债，还有2008年之前的NBS，其实都是。我们注意到在梳理数据的过程当中，本世纪以来，在无风险收益率持续下行的同时，权益类资产的风险溢价却在不断上行，无风险收益下降对应的其实就是安全资产方的问题，这背后的一个原因跟您第一部分讲到的主题一样，就是全球失衡。简单来说，是全球经济的多极化与金融体系的单极化之间的一个矛盾，这个矛盾在现有的单极金融体系下是比较难解决的，而且这也是压抑过去20多年来利率不断下行的一个重要解释。我们反过来来理解，利率下行可以被作为或者看作是安全资产短缺的一个结果。现在我们都知道，包括美国在内，全球的名义利率基本上触及到了零下限。我的问题就是，未来美国实施负利率的概率有多大？如果美国实施负利率，会有什么影响？ 李迅雷：凡事皆可能。你前面也讲到了我们无风险利率的下行，其实背景就是整个经济的下行。经济下行，所以不断地降息。这一轮跟以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以往所谓的互联网泡沫破灭、次贷危机，在它的危机之前、破灭之前，利率水平都是比较高的。但这一轮的话，疫情所导致的流动性危机已经使利率水平处在历史一个非常低的位置了。日本跟欧盟做了负利率，美国联保基金利率也是目标到0.25，我想如果经济再进一步恶化的话，也不排除负利率的可能性。当然，这里面有一个两难问题：如果是负利率的话，美元作为一个全球主要货币的地位就会下降，甚至会出现挤兑现象，美国的国债会出现抛售现象。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怎么来应对？这也是我们全球都没有遇到过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在短期来讲，我觉得可能性比较小，毕竟我们现在还没有走到这一步。 主持人：欧洲也实施了负利率。欧洲实施负利率好像对欧元的影响也没有那么明显，您觉得是不是美元也会有这种可能呢？是不是我们太关注、太看重了美国实施负利率，包括美联储自己可能也没有底气，我们实施负利率是不是跟别人一样？这中间是不是有区别？ 李迅雷：这个因为没有经历过，没有经历过的东西，我们在推论方面可能也有一定难度，因为毕竟美元的交易作为一个储备货币大概要占到全球60%左右，这么高的比例，你如果说之前负利率的话，对于我们全球的资产配置，对于投资人的行为会带来怎么样的影响，我觉得这个沙盘推演的话是需要好好推演一下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人民币作为一个国际货币，它能够崛起的话，倒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毕竟现在人民币的利率水平还是比较高的，中国国债的收益率水平还是比较高的。总体而言，如果全球经济进一步恶化的话，那就完全进入到一个彼岸的时代了。在彼岸的时代的话，你即便是负利率也没有关系了。但是如果说在这个彼岸的时代里面，中国还能够一枝独秀的话，那么可能给中国的机会会更多一点。我们讲了那么多年的人民币国际化，是不是有可能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能够大规模地推进下去。 主持人：我们直播间里也有听众问到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其实李老师在讲资产配置的时候，还专门提到了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而且刚才老师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也讲到了，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货币之间的比价，除了看中国国内怎么做，还要看美国、欧洲这些国家怎么做。货币币值的变化，除了与我们所说的增长、利差、通胀之类明显相关之外，亦是一个综合国力的体现，所以经济上，其实还是要强调国家信用。 直播间的听众有一些问题。有一位听众问道：昨天的会议，会不会成为730政治局会议的一个前奏、一个定调？ 李迅雷：昨天是不是讲的企业？ 主持人：对，企业家的，习主席的。 李迅雷：座谈会上，非常强调的其实就是中国经济要转型，要发展科技，包括中资与外资，国有大型企业、个体工商户，都是市场主体，在疫情之下要发扬爱国精神，共同来推动经济的发展，我觉得这个态度还是比较明确的。参加这次会议的，我注意到没有金融行业，也没有房地产行业，就是这两个行业都没有，说明还是比较注重实体经济，金融要支持实体经济，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我想“房住不炒”，这个还是在强调的。 主持人：我们非常多的听众问到了中美的问题、全球化的问题，问到外部环境对国内的影响，刚才李老师也谈到了全球化的问题。我简单地追问李老师，因为我们都知道国际政治的一些问题，您刚才谈到全球化的问题，觉得未来还会是一个大的趋势，但是短期会受阻。全球化肯定是符合共同利益最大化，这是均衡的，但现在老大跟老二之间的博弈往往会陷入“囚徒困境”，大家都自私自利，站在这个出发点，最后得到的结果往往是很差的，而且历史上这种均衡会经常出现。您觉得中美进入到“囚徒困境”时，这一最差均衡结果的概率大概有多大？ 李迅雷：这个不好回答，因为未来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作为研究学者，我们更多的是研究相对确定性的东西，把研究建立在一些假设的基础上，这些假设也有矛盾的可能性。首先，我觉得中美之间在目前来讲是处在一个比较差的阶段，这确实有它的诸多原因。我们还是不要过多地去关注当下的情况、当下的事件。未来各种事件可能都会发生，我们不能因为某个事件就认为这个事件是一个拐点，是一个转折性的，代表了下一步会更加恶化。其实很多时候它都是有一个突发的事件，然后接下来又有些相应的对策，有相应的博弈。我们现在对于最坏的打算可能就是战争了。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因为从二战到现在为止已经75年时间没有发生过全球性的战争，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核武器在过去75年当中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发展，核战争的代价与成本是没有一个经济大国能够承受的。这对于我们人类来讲可能也是一种灭顶之灾。所以为什么在过去75年当中能够维持一个长期的和平，这与核武器是相关的。核武器形成了对战争的一种制衡。另外来讲，国与国之间有合作有竞争，这是必然的。我们现在更多的是看到竞争的一面，但竞争如果进一步恶化的话，会导致一些更差的事情发生，这对双方都是不利的。我相信大国之间最终还是会回归到理智与理性的。虽然近期来看，有恶化的迹象，有很多问题的出现，也引发大家诸多担忧，但我们把历史拉长来看的话，历史上也有过很多类似事件的发生，但最终这些事件都没有酿成一个大的历史性的事件或者引发人类的灾难。对当下的这些事件，我们不要给予其过大的权重。把历史拉长了来讲，我们更要看重历史上的案例。当下事件对于人类的影响、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应该不会很大。 主持人：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我看到直播间很多朋友问黄金的问题，大家都比较关心，其实李老师已经花了很长时间讲黄金。最后，李老师您能否帮我们再总结一下未来的趋势，以及它背后的逻辑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李迅雷：我是从2016年就推荐黄金了，当然推荐确实有点早。在2016年，我就写过两篇文章，换美元还是买黄金，我当初的结论就是买黄金比换美元要好。这个逻辑很简单：因为货币超发，在货币超发的情况下，钱越来越不值钱了。我前面讲到，过去50年美元对黄金贬值了97%，即美元的含金量缩水了97%；其次，新兴市场货币，如卢布、卢比等等，又大幅缩水90%以上。在黄金面前，那些新兴市场的货币根本就不算钱了，这是一个根本原因。很多人把黄金价格跟通胀联系在一起，认为物价CPI上涨了，黄金才会涨。或者跟利率在一起，利率往下走了，黄金才会涨；利率一旦往上走，黄金就应该是往下走了。这些都是一些短期的影响。长期来看，根本原因还是货币的严重超发，这是它的投资属性。此外，它还有避险属性。经济下行，如果发生金融危机或者大家对战争的担忧等等，这都会引发黄金价格的上涨。在当下或者今后10年，全球经济面临一种下行压力，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黄金无论是作为一个避险工具，还是作为一个投资工具，都将是一个比较好的配置手段。我认为，黄金价格的涨幅要超出大家的预期。 主持人：在李老师讲黄金的时候，其实我在直播间里放了一张图，这张图源自最近比较出名的LiLu老师的一本书。这张图把黄金、美元，还有美国主要的一些像股票、长期国债、短期国债等在过去200年的走势给刻画出来了，这张图能够为李老师对黄金的观点做一个注脚。以美元为例，在过去的200年中，从1元钱降到了今天的5分钱，而且主要是从1971年以来它的贬值区间，这个贬值区间是经过CPI来调整的。再来看2008年—2020年这两次大的放水，均可以支撑李老师对于黄金的一些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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