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西方的“庞氏骗局”还是东方的“拆东墙补西墙”，都可以表达传销的精髓。传销通过拉人头、发展下线，收入门费；用下线资金，支付上线报酬的模式维持运转；只要持续有人加入，成员以二倍以上速率保持递增，就可以形成金字塔结构。但传销终究不可持续，如果新发展的下线不足以支付上线的本金和收益时，金字塔骗局就会轰然倒塌。 当下的传销模式，除了走传统的“销售商品”老路之外，又有了更多的新套路，比如通过虚拟货币、互联网购物平台、资本运作、互联网电商、社交电商等概念包装传销新概念，可谓传销局中局，概念满天飞。但不管企业如何模式创新，只要涉及“拉人头”组成层级，就有传销诈骗之虞。 一、传销与直销 2005年国务院颁布了《禁止传销条例》，同日又颁布了《直销管理条例》。两个条例分别代表了国家对传销的禁止、对直销的允许。根据禁止传销条例的规定，传销分为三种：一是拉人头型，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返利依据；二是收取入门费型，以缴纳入门费或者购买商品变相缴纳费用的方式取得加入资格或者发展下线的资格；三是团队计酬型，通过形成上下线关系，以下线的销售业绩作为给付上线报酬的依据。其中，拉人头和收入门费都是通过诈骗方式来进行传销，因此可以称为诈骗型传销，而团队计酬模式是典型的经营型传销。 再来“安利”一下直销，根据直销管理条例的规定，是指取得直销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企业是否具有直销资质，可以在商务部直销行业管理网站查询直销企业目录），通过招募直销员，在固定营业场所之外，直接向最终消费者销售商品。直销免除了中间环节，是一种无店铺、上门销售模式。从层级上来说，直销分为单层次直销和多层次直销，我国合法的直销只有单层次直销，即“直销企业-直销员-最终消费者”模式，直销员之间没有连带关系、不分层，直销员也不能再发展下线，直销员的报酬只与个人销售产品数量挂钩。而所谓的多层次直销就是团队计酬型传销，是国家命令禁止的传销行为。 可见，在我国只要通过拉人头，建立多层级的方式进行经营，就是传销行为。此外，刑法也规定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要求同时符合：“拉人头+入门费”的情形，并满足至少3层，人员至少30人的数量要求。但对于团队计酬型传销（多层次直销），网开一面，也就是说以真实商品交易为目的，以发展下线的销售业绩作为计酬返利依据的传销行为，只做行政处罚，但不做犯罪处理。传销犯罪的圈子比传销行政处罚的圈子更小，可见传销犯罪要求“传而不销”，通过虚假商品或者低价值的商品作为幌子，计酬返利的最终依据是“人头”，维持返利的资金是“入门费”，而不是商品销售收入。传销不真正创造价值，组织里的财物只是通过骗术，从低层级向高层级转移。由于传销不具有可持续盈利的经营项目和真实商品，不可避免将出现资金链断裂，导致骗局崩盘。以法律为参照，就能比较容易地判断商业模式是否含有传销基因。 二、传销的老样态与新花样 典型的传销模式就是缴费入会，然后发展下线，并以下线数量作为计酬返利依据。面临传销利益的巨大诱惑，很多直销企业往往也挂羊头卖狗肉，例如2019年初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天津权健集团、河北华林酸碱平生物技术公司等直销领域巨头，在取得商务部直销牌照前提下，暗度陈仓，依靠拉人头、发展层级收取入会费，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刑事立案，说明直销执照不是免死金牌，还是得看赚钱是通过卖货还是拉人。 当前传销运作呈现与互联网金融等新兴技术相结合的新型互联网传销模式，隐蔽性更强，但万变不离其宗，不管它千变文化的概念，只要把商业模式能翻译为：“先缴纳费用，后鼓励通过发展下线返利”的精简结构，就可能涉嫌传销，比如，全国首起虚拟货币网络传销“维卡币”案，国内涉及资金150亿元人民币，传销人员账号200多万个，该案组织者以加密货币和区块链为噱头、以高额回报利诱，要求参加者支付相应等级入会费，通过老会员推荐新会员入会并购买激活码获得加入会员资格，按照投资的金额及先后发展的顺序组成层级。这一案例无论概念多时髦、手段多精巧，都可以比较容易地翻译出两个关键词：入门费与拉人头，因而认定传销犯罪不存在大的障碍。 与此不同的是，亚美科技的“车智汇”传销，其利用物联网概念，打造车联网产品，并对外宣传获得国家支持，用户购买价值1431元的服务包成为会员，并获得发展下线会员的资格，自已直推5台（人）并通过直推的5人发展下线累计达到15台（人），晋级为经销商，并获得直推奖励430元/台（人）。以此类推，根据每个层级直推和下线发展的业绩，会员可以依次晋升为区县代理商、金牌区县代理商、市级代理商、金牌市级代理商、省级代理商、金牌省级代理商，并依据直接或间接的业绩获得报酬。如果这一模式最终依靠产品销售来返利，以发展下线的销售业绩作为计酬依据，就属于团队计酬型传销，属于行政处罚层面；但如果其售价1431元的产品，名不符实，其实际价值显著低于售价，并且无人在乎产品，只在乎人头返利时，1431元就实际变成了入门费，这可能构成诈骗型传销，涉嫌刑事犯罪。服务包到底价值几何，关系到这一创新模式的底线问题，也值得企业警醒，在商业模式里，如果商品售价与实际价值差距过大，又通过多层次销售模式，发展客户，很容易误入歧途构成传销犯罪或者集资诈骗犯罪。 比较有迷惑性的是京东芬香模式，它是时下最为火热的社交电商的反映，具体模式为注册会员创建一个超过50人的微信群即可成为超级会员，其他用户购买超级会员分享的商品，超级会员就可以提成下级销售收入的20%，以此类推，超级会员如果满足直属超级会员大于20人且团队全部超级会员大于80人就可以晋升为导师，导师可以提成整个团队销售额的20%，导师再发展5个导师级下线即可成为合伙人，合伙人可以提成团队超级会员销售收入的25%…… 芬香的分销体系有两个特点，一是团队计酬、拉人头，但不收取入门费，二是通过销售京东商品来确定返利。该模式是否构成行政法上的传销？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其通过所发展下线的销售业绩进行计酬返利，虽然有真实的商品销售，但也符合多层次直销（团队计酬型传销）的特点，是传销条例禁止的行为。该模式是否构成传销犯罪？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其不满足缴纳“入门费”的要求，并且虽然拉人头，但不是通过“人头”而是“人头”背后的购买与销售来确定返利依据，其具有真实的商品交易做支撑。 三、企业模式创新的传销挑战 经过上述分析，我们知道了传销的制裁分为两个层面，行政处罚和犯罪处理，行政处罚满足拉人头、入门费、团队计酬三者之一就构成违法传销，而犯罪认定要求同时满足：“拉人头+入门费”并且层级大于3层，人数大于30人才可构成。 此外，以销售真实商品为目的的团队计酬型传销，虽然符合真实销售的特质，但仍然会被认定为传销违法行为，企业也不应采取此方式进行销售。更为重要的是，即使具有真实有用的商品，但如果售价畸高于真实价值，又存在推广人员不在乎商品使用价值，而只在乎拉人头获利时，团队计酬传销就随即异化为传销犯罪。 时间回溯到1998 年4 月18 日，这是中国传销史上重要的一天，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在此之前，传销企业不仅合法，而且还要经工商批准登记。可见传销本不可怕，其作为一种销售模式，本是市场创新，消费者不仅购买商品，而且又被发展为经营者，继续推销商品，以此类推，商家节省了成本，传销者得到了优惠，这是双赢的选择，只要坚持以真实商品或服务为本，金字塔本该稳固如初。但当聪明人发现，传销模式即使没有商品或者制造一个商品的幻想，就能以此为由拉人头、组成层级，创造财富密码时，传销就传丢了魂，变成了赤裸裸的诈骗。传销为什么能成功，就是利用了人性贪婪的弱点：只要下线相信自己不是最后一个傻瓜时，传销就能存在。但如果存在稍许理性，想想为什么赚钱的机会会轮到自己时？恐怕就能果断放弃做下线的机会。 企业想赚钱无可厚非，对于中国的销售型企业，须知只能进行单层次直销，3层是一条细细的红线，如果逾越裂变，就跨入了传销的河流。法律为什么如此严苛？因为多层次销售就可能释放庞氏骗局的魔力，有“人传人”的可能，最终不可收拾，摧毁无数家庭。 而对于心怀鬼胎，想施展骗术包装成公司的传销者，不管区块链的概念多新，社交电商的概念多火、或者洗发水多好用，模式多复杂，法律穿透层层包装，只要发现包裹的最终是“拉人头时收了入门费，又通过拉人头来提成”的核的话，就是传销，出事不在早晚，但终究必然。
王鸿8月11日-12日，第四届地新引力峰会于上海宝华万豪酒店举行，地产、资管、物业、租赁、产业、科技、金融、区块链、文旅等行业领袖齐聚，思考特殊时期的破局之路，探寻地产的第二增长极，全程直击。现场直播》》 Oracle区块链首席架构师杨保华表示，区块链通过高效可靠数据协作增强数据价值，让数据价值产生指数效应。区块链是进行科技转型非常核心一项技术。 区块链发展过程跟互联网非常像，分为四个阶段，所不同的是互联网发展阶段是十年为尺度，区块链是五年作为尺度，互联网经过了实验、技术完善应用到普及。区块链是在经历了四个阶段，如果按照这四个阶段来看，2020年正处在一个加速商业应用、加速逻辑的时期。把区块链技术应用到企业中，首要问题都会面临区块链选择的问题。 目前全球范围内来看大大小小区块链不下上百种，非常出名区块链有十几种，这些区块链至少从两个维度来分，有供应链或者是联盟链，从社会模式上可以分为开源区块链或者商用区块链，对于公有区块链来说自身开放匿名的，性能会比较差，管理没有那么容易。联盟链提供很好管理审计功能，同时提供很好身份保障，要考虑到企业实际需求构建相对复杂。 他认为区块链从应用模式上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种应用模式相对比较简单，把它用做共享数据，把区块链数据作为共享的一个数据库。第二个模式相对高级一些，会用智能合约来自动化整个商业流程，这也是区块链核心价值所在，无论是应用哪种模式都会看到区块链可以提高效率还有相应的速度。同时可以降低成本还有风险。 目前区块链应用最广泛的三个领域包括金融、供应链还有健康医疗相关。具体应用区块链的技术挑战，他总结五点，完备的数据安全、可扩展网络性能、可信智能合约、增强误操作性还有标准化以及规范化。
【编者按】2020年8月26日，中国上海虹桥，由中国房地产业协会指导、主办的“2020（第三届）年度论坛”即将举行，主题为“浪奔”。 在后疫情时代全球经贸格局与秩序重构背景下，中国房地产业能否继续“乘风破浪”？重温2018和2019两届年度论坛重量级嘉宾专访或会有部分答案。 在第三届年度论坛举办前，我们特别推出《年度论坛·对话重温》系列。本次推出的是，2018年论坛嘉宾、易居企业（中国）集团有限公司CEO丁祖昱。对话时间2018年6月。 以下是与丁祖昱的对话（精选版） 丁祖昱深谙，“中小微中介在整个行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聚在一起的力量足以搅动风云。房友只是给他们插上一双翅膀，让其做得更快更好。” 在中国，挂着五花八门招牌的中小微中介们在一个社区深耕多年，和社区居民早已成为了街坊邻居，事实上他们才是这个市场的主力军。从占比上看，各个城市中小微的门店的占比都是超过50%的。其次，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小微中介欠缺规范性、专业度和职业化，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从自身的特点上来讲，中小微中介生存能力强、活力足，流动性相对较小。 丁祖昱想借用房友撬动整个中介行业，给中小微中介提供品牌、系统、专业服务、交易支持以及法务支持，从而弥补中介在品牌和专业上的短版，提升职业素养。房友在布局的过程中采取循序渐进的步骤，首先在一些重要的城市做试点，比如上海、杭州、郑州等。模式完善以后，在全国的各个城市全面复制推广。 回溯年初，丁祖昱在上海静安体育中心为房友立下一个flag，“2018年、32座城市、10000家合作门店”。而如今，房友旗下已有7000多家中介门店，他坦言，“房友过去用了两年时间达到4000家，今年用五个月的时间又新增了三千家，这个速度在整个行业也实属少见，一遍遍刷新了外界对房友的认识。”他也毫不夸张地断言，“房友可能会提前完成2018年许诺一万家店的目标。” 房友迅速在多个城市遍地开花，并非偶然。与市场上传统的直营模式、特许加盟模式不同，以房友为代表的平台赋能模式，它不收任何的加盟费和服务费，采取弱管控模式，给中介公司和经纪门店留足自由发挥的空间。此外，通过搭建这样一个大的经纪平台，整合相关资源为中介门店带来更多的业务支撑和生意机会。 当然，不是所有的中小微中介都能拿到“船票”，房友会对其资质进行全方位的审核，只有合法合规的中介服务机构才能入场。 房友虽然实行的是弱管控，但是，不代表房友没有底线——中介在接受房友的管理和培训的同时，必须也要接受惩罚红黄线，任何中介要是违反经济行业或者触发高压线就会被摘牌。有些城市还专门设立“先行赔付基金”，一旦买卖双方在合同基础上出现纠纷，如果判定是经纪公司存在问题，房友就会先把钱赔给小业主和消费者，确保其权益不受到任何损伤。 在整合资源方面，除了拥有二手房模式经验，房友背后汇集了大量开发商的新房资源，这也是它做平台的最强武器。对于做梦都想做新房分销的中小微中介来说吸引力很大。丁祖昱希望，“今年开始启动的一手房业务能够对中介门店是一个补充，今后能把一手房也作为房友的一个重要的业务支持，充分实现一二手联动。” 丁祖昱透露，未来，房友还会探讨一些新的中介业务，比如说金融服务，引入一些金融机构来为买卖双方提供一些金融方面的支持；装修服务，二手房买卖完成之后，提供给购房者进行装修相关的配套服务。 存量房时代下，面对火热的二手房行情，各家都凶猛扩张抢占份额、强化口碑。链家在年初启动轻资产扩张，拆分德佑品牌，并于4月底升级新平台“贝壳找房”；21世纪不动产也在三四线紧锣密鼓开放加盟，构建“M+模式”；58同城和安居客则抱团打造“全房源发布网”。 然而在丁祖昱看来，“无论是德佑模式、房友模式，还是21模式，已经不再重要，市场百花齐放，适合企业发展的才是最好的。”
带着观点看商业。超级观点，来自新商业践行者的前沿观察。 口述| 特约观察员 韩晟 特约观察员 韩晟 近日，TikTok在美国发展受阻的事情引起全行业的关注，这也可能成为最近几年来最重大的商业事件之一，TikTok的遭遇比较极端，但其实国内移动互联网企业出海普遍都面临着困境：一方面，疫情使得全球经济持续下行，国际形势有着诸多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国内企业出海成本提升，竞争加剧，中小企业架不住资金雄厚的大厂挤压，生存环境艰难。 十年前，国内相对领先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给了移动互联网出海创业者充裕的时间窗口和技术红利。但是今天，创业者要面临的环境越来越复杂。经历了从工具、游戏出海，到内容、服务出海的变迁，创业模式也由单一地聚焦技术，演变为打好技术+资本+人员+本地化的组合拳。 作为一名十余年出海的老兵，我想以行业观察者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下我们经历的变化，以及我们看到的一些比较好的做法和模式。 从工具到服务，移动互联网出海变迁 中国移动互联网出海有几个重要的节点，每一个节点都与新事物的产生，或者红利密切结合。 第一个节点是苹果公司推出iPhone3G，同步上线了App Store。苹果手机的发布带动了整个行业生态的崛起。早在2007年，中国就有极个别的一些开发者关注到了这波红利。当时的苹果应用商店，创业模式很像PC时代，工具软件都是付费的，比如手电筒，或者定制桌面，背后的开发者是以iHandy、久邦数码为首的一些公司。 当时北美市场在工具类产品这一块还是空白，这些工具软件从收费方式到用户体验，整个创业模式都完全围绕北美用户的需求。一直延续到2012年，出海企业思考变现模式，也只把目光聚焦在北美市场。也是在这个时间段，中国出海开发者获得了第一波红利。 第二个节点是从2012年开始，伴随着智能手机的快速发展，安卓的崛起，移动互联网爆发式增长，所有头部的智能手机品牌都在做安卓系统，手机出货量大幅增长。大批工具类产品依靠这一波红利，以免费的打法在海外获客，且获客成本非常低。 以Facebook、Google为首，开始在整个生态中布局商业化，也就是广告。广告平台在早期也有非常强的红利，平台规则宽松，会给开发者以及广告主非常多的福利，工具类产品早期买量很便宜。可以说，用户红利、广告红利是移动互联网创造的新一波的出海机会。小影当时也是趁着这波红利发展起来的。 第三个节点，是2016年起的内容出海以及服务出海。内容出海的典型代表是musicly.ly，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能够在北美开花结果的社区型产品。再后来就有了TikTok、BIGO等平台。服务出海更多的是O2O的业务，比如出行。 这一整个时间线上，出海企业经历了很重要的变化：早期依靠流量红利快速发展的系统工具对于谷歌这样的巨头生态来说，价值越来越小，接受的管控也越来越严格。很多过去做工具的企业被迫转型做内容。但是很多创业者会发现做内容和服务平台对于产品、用户理解的要求都会比工具、比游戏高很多。为什么？ 中国的创业者出海通常会有一种思路，就是我在国内已经做出了这个产品，那我是不是可以去海外复制。举个简单的例子，滴滴在新加坡推广共享单车的时候，因为新加坡很热，且地势陡峭，所以自行车并不是新加坡人首选的交通工具，这也导致了中国很成功的共享单车模式在新加坡难以推广。 但从2016年开始，我们会发现在海外复制中国经验，甚至很多大厂推自己的产品，整体增长都是低于预期的。我们尝试总结过原因： 第一，版权。发达国家对于版权非常的重视。大家都知道头条早期是依靠爬取别的平台的内容，这样的模式在海外是不可复制的，因为要付出大量的版权成本，获得增长的成本也非常高，做好内容非常困难。 第二，付费转化率。做内容、做服务，营收模式很多都不是依靠广告，而是依靠订阅等方式向用户端收费。但是海外文化环境复杂，做产品和运营的时候每个国家侧重点都不尽相同，难度是翻倍的。 第三，投入产出比。很多创业者把目光放在新兴市场，就是印度、印尼、巴西包括土耳其、中东这些地区，他们的手机或者说网络普及率远不及国内，增长空间很大。但是相应的广告价值远远低于美国、日韩、中国等成熟市场，企业的投入产出不成正比。 第三，融资能力。不同于做早期做工具，做内容、服务平台非常考验创业团队的融资能力。我们所知道的TikTok，或者欢聚集团的BIGO LIVE，在海外就是敢于一直砸钱。小公司如果没有足够的资本，在现阶段的生命周期中就会逐渐消亡。 出海的关键词—“本地化” 那为什么有很多内容创业做得好？中国企业出海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是经验+技术的输出。也就是抓住了一个新兴市场的互联网红利，就把国内成熟的互联网玩法推向海外，用技术驱动商业化。早期的出海企业都是靠着样的模式做起来的。第二种是经验复制+本地化创新。这种模式是当前做内容、服务出海的最优解，这里面的关键词是“本地化”。 举个例子来说，出海到一个陌生的国家？，每个企业都会面临“水土不服”。可能市场在不成熟的时候，会有一波红利，这是因为国家管控不够严格。但是一旦监管严格之后，企业怎么去适应？比如Yalla在沙特做社交，社交是变现比较快的一种商业模式，但涉及到社交内容、或者金钱交易的时候会受到政府很多的监管。 技术监管也好，政策监管也好，这些东西它跟民生、文化都是很相关的。尤其非洲、东南亚地区的国家，文化受宗教影响非常大，企业如何融入到当地的环境中？每个国家监管下都会有一种“牌照”，创业者的一大竞争力在于能不能自己的方式快速拿到牌照，提前预测变化，快速做出反应。在这个过程中，本地化会发挥极大的作用。 本地化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创始团队的搭建。互联网出海早期，几个程序员在国内就能做出一款系统工具，也不需要去思考不同国家地区的用户需求差异。但是现在的内容、服务类出海企业，基本上都会在海外有驻扎团队，而且规模不小。比如说BIGO，他们在全球有1500名员工。我们小影自己的经验是招募当地的运营人员，因为他们更加了解自己国家的文化。 第二个层面就是分区、分层运营。分区是对于目标国家的区域划分，比如说在印度这样的国家，一二线城市高度发达，移动互联网的市场已经趋于饱和，真正的蓝海在三四线城市的small town，这意味着我们的团队需要针对不同地域用户做精细化运营。分层则是针对用户不同的受教育层次、文化背景。印度官方承认的语言多达23种。很多团队一开始进入印度市场，会以为印度人都看得懂英语，后来才发现大部分印度用户受教育水平不高，不会用英语交流。且印度有四大种姓，种族隔离严重，人们都倾向于和相同圈层的人交流。 2017年我去印度调研后就在反复思考，小影要怎样做到本地化，就是怎么去fit culture。既要发挥本地创业者的激情，因为他们更加了解本地讯息，有更好的洞察力，又要充分利用我们在国内的中台能力。 我们的思路是用户需求、商业模式都是基于本地化创新，而技术上的方法论就能够充分借鉴国内的优势，两者结合迸发出新火花。 我把本地化运营划分为三个阶段，1.0阶段，非常注重人工的力量，包括我自己，带着团队深入到印度的小镇，去挖掘当地用户的需求。2.0阶段，我们开始结合数据，将用户做细分，打标签，一款模板的上线都会做A/B test，测试不同地区用户的反馈。最终慢慢地能够构建起用户画像，形成一些产品上线、运营的SOP，同时也利用很多分析工具来提升运营的人效。3.0阶段，也是现阶段我们把目光放在AI上，不仅仅是基于产品的AI技术，比如人脸识别、分割、美化；未来是希望前端能够把本地化的运营逻辑与后端进行学习、匹配，快速迭代，最终实现包含客服在内，都由AI来负责，做系统化的决策。 创业者要去看到新的商业模式，中小企业仍有机会 除了本地化运营，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今天的出海企业如何去看待市场空间的问题。出海企业发展到现阶段，会发现大部分赚钱的赛道，都已经挤满了竞争对手。国内实力雄厚的大厂会选择用资本撬动海外市场，那中小企业就没有机会了吗？未必。 中国的互联网创业者也有很多自己的优势，比如说在运营和商业模式创新上。中国14亿人口市场的大环境，南北文化差异、贫富差异让很多创业者看到了创新的可能性。所以我们能看到这两年在淘宝、头条等巨头已经瓜分大部分一二线市场以后，还会有像拼多多，趣头条这类产品出来，他们更聚焦的下沉市场，三四线市场同样有巨大的增量。 同样的放眼全球各个国家，下沉市场的增量在北美或发达国家不多，但是在新兴国家，比如印度、印尼、巴西等地的人群和中国有相似的差异化。比如上文中我提到的印度，印度的上层人民有非常优越的物质条件和教育环境，但是在三四五线小城镇的人民的生活条件就天差地别。这个差异就能够带来多元化的机遇和增量，只要创业者能够做好精细的本地化运营。 往更宽泛的层面去思考，其实现阶段中国企业出海，是经济文化影响力在全球大幅提升的结果，也是一种文明的输出。创业者要去看到新的商业模式，用创新去迸发出更多的可能。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实体贸易出海。虽然中国制造在全球产业链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但是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世界工厂”，我们凭借着劳动力、成本优势，成为发达国家的供应链。中国的制造业快速成长，是依靠着“借鉴性创新”。而全球制造业的心脏实际上是德国、日本。所以现阶段中国要不断地往产业链价值链的高端发展，比如疫情之后，资本市场会更加关注医疗、健康相关的制造；5G、人工智能的基础设施建设，也会融合很多产业互联网的创新。 回到移动互联网出海，与实体贸易的发展有一样的共性，就是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切入，创业者的思维方式也需要跟上变化。创办小影以后，我在2015和2017年分别去了一趟硅谷，会发现很多硅谷的创业者思考的方向不只是赚钱，更多是在于创造一种新的价值，比如说对未来10年、50年内人类社会的新贡献，因此他们会把更多精力投在人工智能领域，也会诞生马斯克的SpaceX这样的企业。而中国创业者目前更多所做的事情还是满足普罗大众的生活、娱乐需要。 我本人会更看好人工智能、虚拟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经过这一波疫情，线上教育、直播等产业都有了大爆发，而当高科技的虚拟技术实现低成本运用，很多产业模式会被完全颠覆。比如VR技术实现更好的落地，全息投影能否与在线教育实现更好地结合，让教学变得更生动。再比如AI技术的发展，我们小影也把AI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研发方向，希望通过与AI深度结合，让视频编辑过程更加简单化、智能化。 总的来说，中国互联网企业出海已经进入到一个深水区，距离我们真正地赢得国际市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超级观点”栏目现发起“特约观察员入驻”计划，邀请各赛道的创业者、大公司业务线带头人等一线的商业践行者，在这里分享你的创业体悟、干货、方法论，你的行业洞察、趋势判断，期待能听到来自最前沿的你的声音。 欢迎与我们联系，微信：cuiyandong66；邮箱：guanchayuan@36kr.com
“今年来，老百姓大药房进一步重点发展优势省级市场，深耕细作提高市占率。”8月4日，老百姓相关负责人向上海证券报记者表示。 天眼查显示，老百姓通过控股子公司南通普泽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下称南通普泽），已完成对南通诚信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80%股权的收购，并将其更名为“南通普泽诚信连锁大药房有限公司”（下称诚信大药房），进一步深耕优势省级市场。 目前，老百姓在连锁扩张方面探索出“直营+星火+加盟+联盟”的独特多元化模式，在各区域实现共赢协作的同时加速深耕细作。 与诚信大药房共赢协作 诚信大药房位于南通市区，在当地已有超20年历史，拥有12家店，均为医保门店。诚信大药房将与南通普泽在南通市区现有36家店形成合力。 对连锁药房而言，门店选址、规模与管理同样重要。本次并购延续了老百姓的共赢战略与协作风格：诚信大药房创始人方面保留少数股权，融入老百姓的大家庭体系；老百姓则实现在优势省级市场的进一步深耕。 以江苏为例，诚信大药房被老百姓收购后，将与老百姓在江苏已有的全资子公司老百姓大药房（江苏）有限公司、常州万仁大药房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扬州市百信缘医药连锁有限公司、镇江华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等形成合力，进一步稳固竞争优势，提高市场占有率。 截至2020年一季度末，老百姓已覆盖全国22个省级市场、10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门店总数达5438家，市占率领先省份数量达11个，处于行业领先地位；拥有O2O线上门店超3500家，覆盖公司线下所有主要城市。 多元化模式各有侧重 在今年6月的年度股东大会上，老百姓董事长谢子龙表示，相比同行，老百姓倾向选择与少数股东一起合作发展的模式。在老百姓看来，这虽然影响一时的归母净利润，但有利于长久发展。 谈到增速问题，谢子龙认为，连锁药房尚处高速发展时期，集中度还有大幅提高空间。“稳健发展是第一位，一时的业绩高增速并不可持续，每年稳健增长，实现与上下游的共赢更重要。” 基于此，老百姓的“直营+星火+加盟+联盟”多元化模式各有侧重。首先，在具有较强竞争优势的地区，通过直营进驻医院周边等核心位置，同时注重社区店等店群效应的巩固；其次，坚持星火并购模式多样化，不同区域不同策略的并购思路；再次，通过加盟老百姓健康药房业务吸引基层市场资源，谋求共赢；最后，以联盟模式提供管理咨询和商采优势，成为县域龙头全托管专家。 老百姓对扩张模式进行战略分层：在一二线城市主要通过直营开店；在三四线城市以并购为主；在县域乡镇则采用加盟+联盟模式。 与星火并购一样，加盟业务亦为老百姓扩张的秘籍。 在加盟模式下，老百姓控制加盟管理公司老百姓健康药房67%的股权，其余33%的股权由直营高管团队二次创业持有。老百姓无需承担加盟门店租金和人工成本，通过配送和加盟费实现收入。虽然加盟业务的毛利率并不算高，但可与众多基层加盟商实现共赢和可持续发展。 据介绍，老百姓已将直营的经营方式全面赋能加盟店，使得老百姓加盟店具备较强竞争优势。 对于全国超过5000家的庞大门店网络，老百姓有独特而严格的质量控制，通过供应商选择、商品选择、购进管理、物流管理、终端销售管理全过程质量控制系统和严格的质量考评体系实现精细化管理。 在年度股东大会上，谢子龙表示，连锁药房未来比拼的或是数字化举措方面的差异。 就此，老百姓建立质量信息平台，通过及时转载相关法律法规、发布公司质量管理要求，指导各省公司和门店执行。通过质量信息平台的快速反馈机制，实现全国总部、各省公司、门店质量信息共享。
7月27日，高德打车宣布上线共享雨伞。乘客在雨天乘坐放置共享雨伞的网约车时，可免费借用，并可在下次乘坐该平台网约车时，归还所借共享雨伞。 “很明显，打着共享雨伞的噱头，高德打车的醉翁之意在于提高用户使用频次，靠差异化服务打造品牌竞争优势，吸引细分市场的客群。”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尽管宣传意图大于实际意义，但高德打车用共享叠加共享的操作还是赢得了一波关注。 以网约车为新载体，高德打车为共享雨伞带来新的可能。与此前在公共场所“广撒网”式的投放相比，聚焦在网约车内直达用车乘客的设计，可谓“技高一筹”。 共享雨伞与网约车的有机结合，看似收缩了共享雨伞的覆盖范围，但事实上，却是更加聚焦雨天打车场景，直接锁定需求用户，有效激活了消费者的复购频次。有业内人士认为，对高德自身来说，这一模式使其在于其他平台的竞争中，拥有差异化的优势；对行业来说，“共享+”的探索，则为共享经济寻找新方向提供了有益借鉴。 近年来，随着共享经济日趋成熟，各共享平台都在积极探索新方向、新模式，以适应飞速迭代的互联网世界。 2020年初，新冠疫情来袭，国内以餐饮、旅游为代表的实体产业遭受重创，营业收入无法覆盖人力成本，如何解决阶段性的供需失衡是企业最头痛的事。对此，“共享员工”成为这些企业减负、员工保收入的有效手段。今年2月，1000名西贝员工前往盒马鲜生上班，率先实现了员工共享。 有分析人士表示，疫情催生的这一共享经济新模式，完美解决了传统餐饮企业员工短期闲置的窘境，以及互联网生鲜零售企业因特殊时期激增的用工需求。 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雷莹看来，共享员工模式意味着共享业务从C端向B端延伸，这不仅提醒了企业有意识对抗经营风险，也和共享经济未来的发展趋势相契合。 “共享经济+”不仅意味着新模式的诞生，基于加法逻辑，原有共享经济平台也展现出新活力。此前，美团宣布重启共享充电宝项目，展现出“共享充电宝+生活平台”的潜质；聚美集团旗下街电不断完善数据信用体系，有望彻底摆脱曾经困扰共享经济的押金模式。 继2017年首次与芝麻信用合作后，近日街电再次升级信用评分体系。街电联合支付宝推出“隔夜免费归还”服务，用户可在芝麻信用中申请计费冻结，避免隔夜导致费用增加。 业内人士认为，共享经济发展至今已进入第三个阶段。1.0时代，旨在打破信息壁垒，降低信息交流成本的互联网是典型代表；我们熟悉的传统共享经济模式属于2.0时代，如最初的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模式，旨在利用闲置资源，为C端生活领域提供高效解决方案；如今的“共享经济+”成为进入3.0时代的标志，共享模式与不同产品、不同载体、不同生态的无缝衔接，激发出更大的发展动力和市场空间。 新模式下，各平台都在以共享经济为根基，向实现产业资源协同迈近，积极寻求“共享经济+”的破圈之路。 “未来的发展，首先是进一步夯实充电宝业务基本盘，把共享充电宝变成5G时代的基础设施，同时挖掘庞大的用户和商户潜力，在原有的业务上做乘法。”今年7月，街电CEO万里在采访中如是说。 加法也好，乘法也罢，共享经济之路肉眼可见的越走越宽，对消费者、对行业企业、对互联网大格局无疑都是一种利好和推动。
如何找到创业方向？ 市场永远是问题的解答者，迷茫时，不妨先去调研市场。 如何做好创业企业？ 找到方向后，专注做好它，这种定力对创业者来说至关重要； 事先找到各种不可控因素，尽力消弭不确定性，提供确定性的服务。 “2020年，营收要达到200亿元！” 2017年，当刚刚创立的生鲜电商“叮咚买菜”创始人兼CEO梁昌霖信心满满地定下这个“小目标”时，不少人都觉得梁昌霖是在说梦话。可谁能想到，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当年许下的豪言竟如此接近现实。 2019年，叮咚买菜营收达到50亿元。今年以来，叮咚买菜成绩喜人，日订单量突破60万笔，单月营收超12亿元――这是疫情之下取得的成绩！ 叮咚买菜为何如此生机勃勃？ 专注做好一件事 梁昌霖对于创业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 2002年8月份，梁昌霖从部队转业，离开老家安徽，来到上海张江。最初那段日子里，梁昌霖并没有找准创业方向，只是不停尝试。 “我做过很多到家服务项目，不过效率都很低。这些项目就像投进汪洋大海里的小石子，妄想改变大海的潮涌根本不可能。” 如何才能发现新方向呢？ 市场永远是问题的解答者。 2017年，梁昌霖到上海锦绣路上一个名为大华锦绣的小区调研。他发现，在那个大大的社区里，“跑腿”服务需求者不在少数。其中一半以上的订单是：“请帮我到菜场买个菜。” 买菜！这让梁昌霖看到了“希望之光”，他当即决定，创立叮咚买菜。 “在过去3年时间里，我们是唯一一家只做‘前置仓卖菜’一件事的生鲜电商公司。我们认为，认定一件事，专注做好它，这种定力对创业者来说至关重要。”梁昌霖说。 简单来说，“前置仓模式”就是在离消费者最近的地方建立仓库，辐射周边1公里至3公里区域。当然，后台要设立总仓。平台会根据消费者需求预测数据，提前将新鲜菜品由总仓配送至前置仓，待用户下单后立刻送货上门。 梁昌霖认为，线下门店是“对数模型”，前置仓是“指数模型”，二者有本质区别。“线下门店经营逻辑简单，开店难度小、起步快，不过天花板也相对较低。一家300平方米的生鲜店一天收入1万元就算不错了，算下来1年只有300多万元。一个同样300平方米的前置仓，营收远高于同等面积的线下生鲜店。按一天2000单、每单客单价60元计算，1年营收约为4300万元。” 生鲜电商春天来了 数据显示，2020年一季度，上海市生鲜电商销售额达88亿元，同比增长167%；日订单量约50万笔，同比增长80%。同时，受到疫情影响，客单价从40元提升至100元以上，活跃用户数同比增长127.5%。 面对这个巨大且增长迅猛的市场蛋糕，叮咚买菜成了最大赢家。从2017年公司创立初期月营收仅有几十万元，到2020年2月份月营收超过12亿元，叮咚买菜用3年时间实现了即便在业内也极为鲜见的几何式增长。 同样在这3年时间里，叮咚买菜还完成了多轮融资，高榕资本、今日资本、红杉资本等著名VC机构投资均对其青睐有加，公司估值已超百亿元。 “生鲜电商表面上看是消费互联网，本质上是产业互联网，背后依靠的是大农业。”梁昌霖表示，今天中国农业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越来越多大型现代化农业企业出现了。随着农业企业体量变大、深加工水平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与上游合作，从源头提高产品品质。在此基础上，运输能力大幅提升击碎了制约生鲜电商发展的关键瓶颈，产自全国各地的蔬菜眨眼间便可以运送至上海。 生鲜电商的春天已经到来。 变不确定为确定性 以前，买菜这件事总带着点不确定性，菜品有还是无、新不新鲜，完全依赖商家的进货渠道，若不幸碰上无良商家，连起码的品质安全都无法保障。 叮咚买菜的梦想就是要把这种不确定性变成确定性，即品质确定、送达时间确定、品类确定。 “我们公司内部经常讲‘技巧上全程无亮点’。叮咚买菜就是这样的，对技巧特别不在乎，甚至反对过度的技巧。踏实、平凡地做好每一天工作才是我们最关心的。”梁昌霖告诉记者：“比如，买小葱。很多人都知道‘上叮咚，送小葱’。如果有一天，我们忘记送小葱了，或者当天的小葱不新鲜，用户就会觉得叮咚买菜不靠谱。但‘送小葱’这件事本身并没那么容易。尤其是在冬天，长三角市场上的小葱大多色泽偏黄，卖相不好。有些产地为了颜色好看，会喷洒一些农药。这种葱，我们不能采购。为了不断供，我们必须提前联系好更多产地，比如云南、贵州等。” “如今，农产品早已实现全国采购了。过去，人们还经常说‘反季节’蔬果，现在没有这个概念了，不过是换一个纬度产地的事情。同样的季节，在上海吃不到的水果可以在云南吃到，叮咚买菜就去云南采购。为让消费者一年四季吃到保供、优质的生鲜蔬菜，叮咚买菜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庞大的供应基地。”梁昌霖说。 如今的叮咚买菜还建起了一个大规模团队，常年“蹲守”在全国各产地。他们要与农业企业打交道，用什么种子、打什么农药都得心中有数，毕竟只有从最前端开始下功夫，才能彻底解决品质问题。同时，叮咚买菜还在上海建起了7个总仓、257个前置仓。它们是货品快速流动的关键链条，也是品控过程中的重要节点。新鲜蔬果从离开产地那一刻起一直到送达用户手上，一共要在各仓库里经过6道核验工序。 今年6月1日，丹麦驻沪总领事馆宣布与叮咚买菜合作，这意味着叮咚买菜已经可以买到质优价廉的丹麦进口猪肉以及其他特色农产品了。叮咚买菜的产地优势，已然从中国走向了世界。 “自来水模式”再升级 2019年涌现出很多新的生鲜电商模式，比如网订自提、新菜场等，梁昌霖和他的团队称之为“挑水模式”；叮咚买菜的前置仓业态则是“自来水模式”，就好比拧开水龙头，自来水就到家了。 “自来水模式”有哪些优势？梁昌霖说，一是极致便利，不需要花时间等待；二是不依赖选址，传统零售商业非常依赖线下选址，但叮咚买菜的前置仓模式破解了这个难题；三是可以全城覆盖。 去年，梁昌霖对“自来水模式”的认知又升级了。他认为，叮咚买菜要“让美好的食材像自来水一样，触手可得”。 如今，叮咚买菜已经走出上海，开始在深圳及北京开展业务，这是叮咚买菜在上海站稳脚跟后，对跨区域供应链的大胆尝试。 如此这般，200亿元营收还会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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