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1日晚间，上海银行发布关于行长变更的公告称，该行行长胡友联因组织工作调动，辞去公司副董事长、执行董事、行长、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及风险管理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委员职务，该辞任自2020年8月31日起生效。 同时，上海银行表示，朱健已任该行党委副书记，拟提名为行长人选，董事会将于近期召开会议审议聘任。朱健的行长任职资格须获得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核准。
1 今日，A股行情套路满满，上午火热得不行，下午却冰冷如初，来了一个大大的倒V型行情。下面这张图，或许能够真真切切反映股民们的心理状态： （来源：网络） 上午撑大盘的银行股同样如此，银行ETF(512800)盘中一度大涨1.3%，随后一路下挫，收跌0.64%，盘中剧震2%。 （来源：Wind） 个股而言，南京银行暴跌逾4%，宁波银行跌2.3%，招商银行跌2%，五大行纷纷下挫。 （来源：Wind） 银行板块今日之表现，跟大盘有关，也跟多数银行在上周末披露的业绩无不关联。下面，我们来详细聊一聊市场非常关注、经营优秀的3家银行：招商银行、宁波银行、平安银行。 2 先看“零售之王”，过往表现极为优秀的招商银行。据财报披露，上半年营收1483.5亿元，同比增长7.27%，归母净利润为497.88亿元，同比下滑1.63%。 （来源：Wind） 分季度看，Q2营收为717.5亿元，同比增长3.15%，归母净利润为219.93亿元，同比更是下滑13.32%。纵观招行2002年上市以来，鲜有季度出现负增长的。并且今年Q2净利润呈现二位数的大幅下滑，更是罕见。 不过，今年上半年整体股份制行的净利润增速是-8.49%，目前除了少数几家城商行，还没有那家大行把净利润做成正值的。那么，招行上半年下滑1.6%，好像并不多。 再看平安银行，上半年营收为783亿元，同比增速为15.48%，归母净利润为136.78亿元，同比下滑11.2%。分拆来看，Q2营收404亿元，同比增长14.28%，归母净利润为51.3亿元，同比大幅下滑35.53%。 （来源：Wind） 宁波银行上半年营收为783亿元，同比增速为23.4%，归母净利润为78.43亿元，同比增长14.6%。分拆来看，Q2营收91.2亿元，同比增长13%，归母净利润为38.4亿元，同比增长11.16%。 如果单从利润增速上来看，宁波银行表现最好、招商银行次之，平安银行最差。但为何宁波银行今日下跌超2%，在3家银行中下跌最多，平安银行业绩增速最差反而仅仅下跌0.33%呢？ 单看利润增速，其实并不能很好地反应出银行的真实水平，要结合坏账拨备覆盖率来综合一起看。 还是先看招行，截止上半年底，招商银行报备率为440.8%，相比去年年底上升14个百分点。如果维持拨备覆盖率不变，招行上半年的净利润则同比增长13.7%。 （来源：Wind） 宁波银行拨备率为506%，绝对数值是三家最高的，然而相比去年底下滑18个百分点。如果该数据维持不变，该行净利润仅仅是略微增长，并没有财报数据显示那般亮眼。 平安银行上半年利润增速两位数下滑，是3家银行中最大的，然而坏账拨备覆盖率相比去年末提升38%。提升幅度非常之大，可见利润下滑只是将利润隐藏起来了。如果维持去年的拨备水平，上半年利润增速大致是不增不降的。 不过，整体而言，三家银行是A股36家银行中表现优秀的一批的龙头了。 3 上半年，这三家银行不良坏账率的表现不尽相同。招行、宁波、平安三家分别为1.14%、0.79%、1.65%，相比去年末分别下滑0.02%、-0.01%、0。 （来源：Wind） 从数据上看，银行并没有因为新冠疫情、宏观经济增速压力而导致不良坏账有较为明显的变化呢！ 今年上半年，国家政策层面给予实体经济一系列的大礼包。比如，进一步通过引导贷款利率和债券利率下行、发放优惠利率贷款、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支持发放小微企业无担保信用贷款、减少银行收费等一系列政策，推动金融系统全年向各类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元。 此外，贴息等优惠贷款政策、中小企业延期还本付息延长至2021年3月末、银行费用减免等措施也都将推动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均让利于实体企业。 可见，银行部分对公贷款的资产状况并没有显现到当下的财报中去，但未来，尤其是明年一季度后会逐步反应出来。所以，未来一段时间，不良贷款率应该会有一定幅度的上升趋势，侵蚀银行利润增长。 此外，今年上半年央行降准降息以及窗口指导，导致银行关键的盈利指标——净息差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截止6月底，招行、宁波、平安净息差分别为2.5%、1.78%、1.29%，同比下滑分别为0.2%、0.3%、1.33%，相比去年末分别下滑0.09%、0.06%、1.33%。 净息差的下滑，对于银行利润会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毕竟会冲抵资产规模带来的增长效应。那么，下半年净息差还会继续下降吗？ 可能性很小。这一点我们看看反应市场真实利率的国债收益率就知道了。 上半年，国债收益率曲线走了一个V型反转，10年国债收益率在4月份下跌到逼近2.5%，但随后开始持续反弹，目前收益率已经回到3%以上，这是疫情之前的利率水平。 （来源：英为财情） 4 其实，早在8月10日，银保监会发布了二季度银行业主要监管指标数据情况。今年上半年，商业银行累计盈利10268亿元，同比去年上半年下滑9.13%。这个下滑比例是较大的，夸张的说，历史罕见，毕竟一度还正向增长5%。净利润负增长，息差的收窄是一方面（而资产规模较快增长实现了“以量补价” ），更多是资产质量走弱导致的。 这跟上市银行披露的状况大致相似。银行业绩下跌如此之多，其实市场已经有所预期——银行股今年整体表现萎靡。 不过，银行经营有好有坏。前面提到的三家银行表现优秀，但不少银行经营质量不太好。比如，交通银行上半年两位数下跌，坏账拨备率也显著下降。所以，交通银行PB估值倍数不足0.5倍，在36家上市银行中排名垫底，仅次于华夏银行。 （来源：Wind） 而宁波银行、招商银行是36家上市银行中估值最高的两家银行，分别为2.09倍、1.59倍。从盈利能力、经营质量等方面均比绝大多数银行要好得多。贵是有贵的道理。 当然，当下，除个别银行以外，多数银行还是处于低估的状态，择时选择一些经营优秀的银行仍然是不错的机会。当前，前提是经营优秀的银行，而非PB倍数低的银行。
毋庸置疑，天量债务规模和仍在扩张的财政政策，使得全球经济面临更大的尾部风险。财政可持续条件仍有可能逆转：名义经济增长率可能持续低迷，通胀也可能超预期走高，推升利率水平。或许更有可能发生的是，债务规模进一步膨胀导致风险溢价大幅上升，使得部分经济体陷入“越借越贵、越贵越借”的“末日循环”。 引言：宏观政策演变的历史视角 上世纪初以来，历次严重的经济衰退/萧条均对宏观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图1），此次危机也不例外。 1930年代“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催生了凯恩斯主义（Keynesianism）。伴随着罗斯福“新政”的实施，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国家信奉的经济学教条，财政政策占据主导地位（Fiscal Dominance）；直至1970年代石油危机，英美发生“滞涨”（stagflation），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思潮（Monetarism）兴起，宏观政策由此进入“货币主导”（Monetary Dominance）阶段。 1980年代至2007年，在沃克尔和格林斯潘所确立的以短期利率操作为主的货币政策框架下，美国迎来了二战后最长的经济扩张期，产出和通胀波动性大幅下降，史称“大缓和”（the Great Moderation）。其后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美欧经济步入“大衰退”（the Great Recession），美联储引领全球央行大幅扩表，开启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QE），货币政策走向极致。 图1：宏观政策或进入财政主导阶段 资料来源：Macrobond、招商银行研究院 今年“新冠衰退”（Coronavirus Recession）席卷全球，各国纷纷推出巨量的财政急救包，意欲挽狂澜于不倒。这一现象，揭示强调财政政策的凯恩斯主义再度兴起。如此轮回，乃由于利率已至“零下限”，主要经济体常规货币政策空间极其有限，货币政策走入死胡同。欧美央行不断扩张的资产负债表，事实上模糊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边界，损伤了央行的独立性，使得货币政策退居从属地位。与此同时，低通胀和低利率环境则打开了财政扩张的空间，全球宏观政策重新转向“财政主导”。 一、货币政策：从主导到从属 当前主要央行的利率政策事实上已无空间。以美联储为例，次贷危机爆发后，美联储三次降息合计175bp，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调低至0-0.25%并维持至2015年末。此后美联储开始缓慢加息（3年内加息9次至2.5%），试图将利率推离“零下限”以增加货币政策空间，但不得不因通胀下行而终止（图2）。2019年下半年，美国通胀持续低于2%，美联储降息三次，合计75bp。今年3月美国疫情爆发后，美联储两周内降息两次，合计150bp，联邦基金利率重回“零下限”。相应地，美国收益率曲线亦下行至历史低位（图3）。 图2：2018H2美国通胀持续下滑终结美联储加息 资料来源：Macrobond、招商银行研究院 图3：美欧收益率曲线处于历史低位 资料来源：Macrobond、招商银行研究院 当利率面临“零下限”，负利率政策便自然进入了决策者的视野。但不论从官方表态还是市场价格观察，全球主要央行进一步下调政策利率的概率极低（图4）。这首先是因为负利率政策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未知领域，可能导致风险资产泡沫、资源配置扭曲等一系列问题。 图4：金融市场价格隐含负利率可能性极低 资料来源：Bloomberg、招商银行研究院 更重要的是，负利率政策很可能是一种紧缩性而非扩张性政策：负利率可能使得存款流出银行体系，减少商业银行可贷资金并引发挤兑风险；而其所传递的悲观信号，将进一步打击企业和居民的信心，不利于消费和投资的修复。从欧日央行近年实施浅度负利率政策的经验看【注释1】（图5），由于商业银行难以将负利率的成本完全转嫁给客户，负利率相当于对银行体系征税，并未达到预期的信用扩张效果，反而导致银行在发放贷款时更为审慎。 图5：欧日央行近年来实施浅度负利率 资料来源：Macrobond、招商银行研究院 考虑到负利率的风险，当利率面临“零下限”时，主要央行普遍采取扩张资产负债表的“非常规”（unconventional）货币政策操作（图6）。次贷危机后，美联储资产规模在六年内增加4倍，达到4.5万亿美元；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美联储资产规模在4个月内膨胀3万亿美元。 图6：疫情冲击下主要央行大幅扩表 资料来源：Macrobond、招商银行研究院 大规模扩表模糊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边界。一方面，国债是央行扩表的主要标的（图7），这意味着央行为财政授信，并通过压低收益率曲线降低财政的融资成本。另一方面，美联储在财政部支持下所设立的表外信贷工具【注释2】，为财政参与信贷资源配置提供了通道，也使得政治干预货币政策成为可能。简言之，天量资产负债表规模，代表央行独立性的丧失：央行资产规模越大，就越容易受到财政/政治因素的影响。大规模的国债发行，使得央行的利率政策受制于财政政策，合谋将利率维持在低位。可见，财政政策的影响力和主导地位相应提升。 图7：国债是美联储扩表增持的主要资产 资料来源：Macrobond、招商银行研究院 二、财政政策：重回舞台中央 新冠疫情冲击下，全球主要经济体纷纷出台天量财政刺激计划，使得政府杠杆率大幅跳升。美国已出台的三轮财政“刺激包”总额达3万亿，占GDP比重达13.9%。由于疫情仍在本土快速蔓延，美国大概率将出台第四轮万亿级财政刺激计划，目前两党正就此展开激烈磋商。据IMF估算，新冠疫情冲击后，今明两年发达经济体的政府杠杆率将跳升16.7个百分点至122%；美国的政府杠杆率将上升22.9个百分点至131.9%。疫情威胁下，各国政府普遍搁置了财政纪律。从主要经济体的面板数据观察，财政刺激甚至与政府杠杆率正相关，即杠杆率越高的国家推出的财政急救包越大（图8）。 图8：各国财政刺激力度与政府杠杆率正相关 资料来源：Macrobond、招商银行研究院 尽管主要经济体债务规模和政府杠杆率均创下历史新高（图9），但以IMF前首席经济学家Olivier Blanchard为首的诸多顶级宏观经济学家认为，低利率和低通胀环境下，全球财政政策空间上升，相较货币政策也更为有效【注释3】。这事实上与当前各国所采取的激进财政政策立场一致。 图9：全球主要经济体政府杠杆率大幅攀升 资料来源：IMF、招商银行研究院 日本的债务扩张经验无疑为各国实施财政刺激提供了支持。上世纪90年代泡沫破灭后，日本公共债务持续增长，2019年债务总额已达GDP的237%。IMF预测，受疫情影响，今年日本的政府杠杆率将跳升至252%（图10）。即便如此，目前日本经济仍被广泛信赖，日元还具有一定的避险地位，并无爆发债务危机的迹象。日本一再刷新了全球对政府杠杆率上限的经验认知，为其它主要经济体提供了财政政策空间的有力参考。 图10：日本公共债务付息率持续处于低位 资料来源：Macrobond、招商银行研究院 不难发现，低利率和低通胀环境是日本高债务水平的主要支撑因素。首先，日本国债收益率持续下行，降低了日本政府的负债成本。日本政府的利息支出占GDP的比重从2009年的1.99%降至2019年的1.53%。其次，次贷危机后日本的通胀并未系统性走高，除2014年外持续位于1%下方，这也使得日本央行一直将利率维持在零附近。更重要的是，次贷危机后至新冠疫情爆发前，日本国债收益率持续低于其GDP名义增速，成为日本高额公共债务可持续的重要条件（图11）。 图11：疫前日本国债收益率持续低于名义GDP增速 资料来源：Macrobond、招商银行研究院 三、财政可持续的必要条件：i - g < 0 空前的债务扩张使得财政的可持续性（Fiscal Sustainability）存疑。从长期看，除赤字率外，财政可持续性与两个因素相关。一是利率：利率水平越高，政府需偿付的公共债务利息便越高，不利于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二是名义经济增长率：名义GDP增速上升将通过分母效应降低政府杠杆率（公共债务/GDP），从而改善财政可持续性。 当前全球低利率环境无疑有利于增进财政可持续性：由于政府举债的成本下降，财政扩张的空间上升。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利率水平趋势性走低（图12），目前主要经济体利率均处于历史低位，部分国家甚至为负。 图12：上世纪80年代后全球利率趋势性走低 资料来源：Macrobond、招商银行研究院 相较名义利率和名义增长率的绝对水平，两者的差额即“利率-增长率差”（interest rate-growth differential）对财政可持续性而言更为重要。若一国公共债务的加权平均利率（i）低于经济的名义增长率（g），或i–g < 0，政府杠杆率便会随时间推移而下降；反之，若i - g持续为正，那么公共债务将趋于发散/爆炸。 研究发现，“利率-增长率差”与诸多因素相关。首先是人口结构的变迁：老龄化叠加低生育将使得劳动人口趋势性收缩，抚养比上升，从而同时压低均衡经济增长率和利率水平，但“利率-增长率差”的变动方向并不确定。其次是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所提出的“全球储蓄过剩”（global savings glut，图13）：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际以及沙特阿拉伯等产油国意愿储蓄大于意愿投资，压低了全球利率水平，“利率-增长率差”因此下降。再次，主权债务风险（sovereign risk）与“利率-增长率差”正相关。此外，周期性因素和经济政策也与“利率-增长率差”相关：当经济陷于衰退时，名义经济增长率的跌幅可能超过利率，“利率-增长率差”将因此上升。此次“新冠衰退”中，主要国家的“利率-增长率差”也大幅跳升，由负转正。 图13：全球“储蓄”（经常账户盈余）趋势性上升 资料来源：Macrobond、招商银行研究院 从数据上看，2010年后至新冠疫情爆发前，绝大部分主要经济体的名义利率均低于增长率 （i - g < 0，图14、15）。例如，2020年一季度，美国1Y国债收益率低于名义GDP增速2个百分点。目前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和欧盟委员会均估计，尽管受新冠疫情冲击，2020年美国和绝大部分欧元区国家名义利率-增长率之差将由负转正；但2021年主要国家名义GDP增速由于低基数原因将出现“报复性”反弹，“利率-增长率差”将重回负区间。 图14：疫前美国“利率-增长率”差持续为负 资料来源：Macrobond、招商银行研究院 图15：疫前英国“利率-增长率”差持续为负 资料来源：Macrobond、招商银行研究院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财政可持续性讨论的是长期问题，短期内“利率-增长率差”转正并不会对财政政策形成约束，反而提供了加大财政刺激力度的理由，通过逆周期政策提振经济增长率，庞大的债务规模才可能持续。 四、低通胀：低利率的前提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通胀趋势性走低（图16）。次贷危机的爆发更是将通胀及通胀预期压至历史低位。以美国为例，在2012年5月至2020年6月的141个月中，美国PCE通胀仅有10个月超过了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最高值为2.45%。目前根据市场价格计算的未来5年/10年美国盈亏平衡通胀率（breakeven inflation）仅为1.5%/1.6%（图17）。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也预测，至2030年末美国通胀都难以回到2%上方。低通胀预期，决定低利率水平（i），低利率刺激经济增长（g），有利于达成i – g <0的条件。 图16：上世纪80年代后全球通胀趋势性走低 资料来源：Macrobond、招商银行研究院 图17：美国金融市场长期通胀预期低迷 资料来源：Macrobond、招商银行研究院 次贷危机后需求疲弱而漫长的修复，被认为是全球通胀低迷的主要原因。事实上，次贷危机后的十余年间，不论美国还是欧元区的经济均未能修复至危机前的潜在增长水平（图18）。新冠冲击可能再度压低全球经济的潜在增长水平：疫情及其防控“常态化”所带来的社交隔离和不确定性无疑将加大就业市场摩擦，同时抑制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意愿，这无疑不利于全球经济“再通胀”。 图18：次贷危机后美欧GDP并未修复至趋势水平 资料来源：Macrobond、招商银行研究院 值得关注的是，从美国的经验看，菲利普斯曲线（the Phillips Curve）正日趋平坦化（图19）。次贷危机后至新冠冲击前，在宽松货币政策的支持下，美国失业率从2009年10月10.0%的高位逐步下行至今年2月的3.5%，但通胀中枢却持续维持在低位，失业率和通胀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显著弱化，甚至趋近于零：2000-2009年，美国核心PCE通胀与失业率的相关系数为-0.22；而2010年至今，两者的相关系数仅为-0.02。这指向即便疫后就业市场迅速修复，通胀仍可能在低位徘徊。 图19：美国菲利普斯曲线显著平坦化 资料来源：Macrobond、招商银行研究院 当前全球央行就业最大化和价格稳定的“双重使命”（dual mandate）之下，疲弱的通胀将使得央行保持货币政策宽松立场，利率水平将维持在低位，为财政扩张打开了空间。目前美联储正考虑采取“平均通胀目标制”（average inflation targeting）【注释4】：在此框架下，美联储将把过往的通胀水平纳入考量，而非仅仅考虑当前的通胀水平及预期。这意味着未来美联储将在一定时间内允许通胀运行在2%上方，以“补偿”过往持续低迷的通胀。这或许正是“财政主导”的表现：由于美联储加息需要更为严格的条件，低利率有望延续更长时间。 五、财政盛宴的风险：“末日循环” 财政政策再度崛起，成为此次“新冠衰退”中宏观政策的主要特征。疫情冲击下，主要经济体所采取的天量财政刺激，很大程度上是不得已而为之：一方面，货币政策空间受限；另一方面，财政政策可直接纾困企业和居民，相较货币刺激更为直接有效。但“开弓没有回头箭”，只要疫情不灭，这场“财政盛宴”就不得不继续，否则企业和居民资产负债表可能大幅受损，引发系统性风险。前瞻地看，即便疫情受控，各国疫后重建工作也将倚重财政政策工具。 尽管存在低利率和低通胀的支撑，但在史无前例的赤字规模之下，财政政策的继续扩张隐含着巨大的尾部风险。日本当前超过250%的政府杠杆率水平并非各国可直接借鉴的经验上限，欧债危机时期希腊的政府杠杆率水平就远低于这一水平，2011年峰值为181%（图20）。 图20：希腊债务危机时政府杠杆率远低于日本 资料来源：Macrobond、招商银行研究院 风险首先来自于债务可持续条件的逆转，即“利率-增长率差”持续为正（i–g >0）。尽管在基准情形下，全球经济将于2021年实现V型反弹，但若疫苗研发进展或效果不及预期，疫情再次冲击已然疲弱的经济（图21）。名义经济增速持续低于名义利率，高债务经济体将面临严重的主权风险。在此情形下，央行或被迫实施负利率政策。 图21：疫情二次冲击将使得全球经济“二次探底” 资料来源：OECD、招商银行研究院 其次，通胀也有可能超预期上升。相对于需求拉动（图22），通胀上升的风险，更可能来源于供给冲击，新冠疫情叠加贸易摩擦对全球生产和供应链形成了严重扰动，成本推动型通胀的可能性显著抬升。更为重要的是，通胀仍有可能在政策刺激下走高，从历史经验看，战争时期的财政赤字冲击大多推升了通胀（图23）。虽然目前金融市场预期通胀将维持疲弱，但市场判断失误并不鲜见。若通胀超预期上升且持续超过通胀目标，央行进行加息响应，将推高“利率-增长率差”，加大债务/货币危机的风险。 图22：我国防疫和“宅经济”商品出口增长强劲 资料来源：Macrobond、招商银行研究院 图23：战争赤字与通胀水平 资料来源：MeasuringWorth、Macrobond、招商银行研究院 再次，即便央行不提升政策利率，主权风险的上升也可能使得经济体陷入“末日循环”（doom loop）。政府为公共债务所支付的利息/名义利率，包含无风险利率（risk-free rate）和主权风险溢价（sovereign risk premium）两部分。即便无风险利率不变，风险溢价的上升也可能使得债务增长路径趋于发散（图24）。疫情冲击下，意大利、巴西等国家的主权风险溢价已经大幅上升（图25）。 图24：风险溢价上升可能导致债务发散 资料来源：Macrobond、招商银行研究院 图25：疫情冲击下部分国家风险溢价大幅上升 资料来源：Bloomberg、招商银行研究院 历史经验表明，当公共债务规模/政府杠杆率超过某个阈值时，由于主权风险上升，公共债务的名义利率与债务规模/政府杠杆率显著正相关【注释5】。这很可能使得政府举债越来越“贵”（政府债务的边际成本将大于平均成本），财务负担大幅上升，陷入“越借越贵、越贵越借”的负反馈之中，即“末日循环”，进而引发债务或货币危机。 结语：“祸福相依”的道理 在可预见的将来，“财政主导”注定成为宏观政策的核心。由于利率空间受限，各国将更多倚重财政政策进行“抗疫”及经济重启。天量债务的持续扩张，将使得央行资产负债表继续膨胀，其独立性也将因此受损。除就业和通胀目标之外，央行将不得不考虑财政可持续性，将利率维持在低位；而央行在财政支持下所设立的表外信贷工具，也为财政干预货币政策提供了可能，隐含扭曲资源配置的风险。 低利率和低通胀环境为财政扩张营造了适宜的环境。一方面，低利率降低了政府的举债成本，特别是名义利率低于名义经济增长率增进了债务可持续性：政府杠杆率（公共债务/GDP）将由于分母的更快上升而下降。另一方面，低通胀将使得货币政策保持宽松立场，成为低利率环境持续的前提。 毋庸置疑，天量债务规模和仍在扩张的财政政策，使得全球经济面临更大的尾部风险。财政可持续条件仍有可能逆转：名义经济增长率可能持续低迷，通胀也可能超预期走高，推升利率水平。或许更有可能发生的是，债务规模进一步膨胀导致风险溢价大幅上升，使得部分经济体陷入“越借越贵、越贵越借”的“末日循环”。 注释 1、欧央行于2014年6月将三项政策利率之一的存款便利（deposit facility）利率调整为-0.10%，而后4次下调至目前的-0.50%。涉及商业银行向央行借款的两项利率，主要再融资操作（main refinancing operations）和边际借贷便利（marginal lending facility）目前仍未进入负区间。日本央行于2016年1月将日本银行超额准备金利率调整为-0.10%并维持至今。 2、今年3月美国出台的“关怀法案”中，美联储在财政部的支持下依据《联邦储备法案》第十三条第3款授权设立表外信贷工具，直接向个人和企业提供贷款。以十倍杠杆计，财政部提供给美联储的4，540亿美元可撬动4.5万亿美元的信贷额度。 3、Blanchard， Olivier （2019）， “Public Debt and Low Interest Rat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9 （4）： 1197-1229． DOI： 10.1257/aer.109.4.1197． 4、“物价稳定”是美国国会通过《联邦储备法案》为美联储设立的双重目标之一。上世纪90年代中美联储内部设定了2%的通胀目标，但在格林斯潘的坚持下未予公开。次贷危机后，伯南克治下的美联储于2012年明确了与PCE通胀率挂钩的2%通胀目标。有鉴于次贷危机后疲弱的通胀，2016年耶伦强调通胀目标是“对称的”（symmetric），意味着通胀短期突破2%将不会对美联储货币政策造成影响。目前美联储考虑将“对称通胀目标”进一步强化为“平均通胀目标”。 5、IMF对希腊债务危机的研究发现，政府杠杆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将使得主权风险溢价上升4bp。IMF最新研究还发现，债务规模越高，“利率-增长率差”通常越高，这一差值由负转正的概率也越大（不利于债务可持续性）。
今年上半年上市银行的信用卡业务发展总体放缓，具体表现为贷款余额增长放缓乃至出现负增长，资产质量出现下滑，对收入的贡献下降，交易额增长受限。 但半年报中也透露出信用卡业务的复苏暖意，在资产质量、业务规模等方面的好转迹象持续显现。分析人士认为，信用卡业务仍然会是各银行进一步发力的重点领域。 近半数银行信用卡贷款余额下滑 在28家披露了可比数据的A股上市银行中，有13家银行的信用卡贷款/透支余额较年初下滑。其中，下滑较快的有无锡银行，降幅为57.55%。 在六大行中，工行、交行信用卡贷款余额分别较年初下滑2.97%、4.73%，农行、中行、建行、邮储银行信用卡贷款余额分别较年初上升2.19%、1.09%、4.51%、2.20%。 在其他信用卡业务规模较大的银行中，招商银行、平安银行、中信银行、浦发银行信用卡贷款余额较年初下滑，光大银行、兴业银行信用卡贷款余额较年初上升，但总体增减幅度均未超过10%。 招商银行在半年报中表示，信用卡业务受疫情影响较大，规模较上年末有所下降。 天风证券首席银行业分析师廖志明表示，随着国内疫情防控态势持续向好，从3、4月份开始，信用卡贷款逐步恢复增长。这已经体现在一些银行的半年报数据中。比如，交通银行称，二季度信用卡透支增量反弹。 光大证券首席银行业分析师王一峰预计，今年信用卡贷款余额的“先降后升”会呈现平稳恢复态势，预计未来也不会快速上涨。 总体看，上半年A股上市银行信用卡交易额增长相对有限，但一些复苏迹象已经出现。平安银行表示，3月以来，该行信用卡日消费金额已恢复至疫情前水平，上半年信用卡总交易金额达到去年同期水平的99.3%。 信用卡资产质量前瞻性指标预示改善 从信用卡资产质量看，在披露了可比数据的15家银行中，截至6月末，2家银行信用卡不良贷款率较年初降低，多数银行信用卡资产质量出现下滑。其中，浦发银行、中信银行信用卡不良贷款率分别较年初上升1.01和0.76个百分点。 中信银行称，受疫情影响，信用卡持卡人收入下降、还款能力降低、还款意愿减弱，信用风险有所承压。从行业上看，信用卡不良贷款和问题贷款相对高发的持卡人所在行业主要是商业贸易和制造业。 为应对疫情影响，一些银行为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客户提供延期还款服务，与客户共度时艰。兴业银行今年上半年为19.5万名客户供延期还款服务，涉及余额超58亿元。 廖志明称，今年2、3月份信用卡逾期贷款率上升较快，银行也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部分贷款进行展期。随着经济复苏，一些前瞻性指标，比如信用卡贷款的逾期贷款率、关注类贷款率等指标开始下行。 王一峰判断，信用卡逾期率在一季度见顶、二季度回落，同时银行加大了信用卡风险处置，拨备覆盖率也较为充足，信用卡总体风险可控。 邮储银行在半年报中表示，疫情发生后，该行信用卡业务不良和逾期有所增加，但随着疫情防控态势持续向好，复工复产有序推进，该行信用卡业务不良贷款率与一季度相比明显下降。 “自4月起，信用卡客户首次逾期的比率呈下降趋势，月度不良净增额也持续下降，不良上升的趋势初步得到遏制。”中信银行预计，2020年下半年信用卡贷款质量整体可控。 王一峰认为，考虑到个人杠杆率仍有上升空间，以信用卡为代表的短期消费类信贷品种还会有一定发展空间。目前信用卡业务综合收益率水平较高，风险调整后回报率水平较高，预计仍是各银行进一步发力的重点领域。
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运用最广的基准利率是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LIBOR），但因为多重原因叠加，2021年底后，LIBOR或将退出市场。中国人民银行8月31日发布的《参与国际基准利率改革和健全中国基准利率体系》白皮书称，境内银行涉及LIBOR的存量业务规模不大，久期较短，集中度较高，LIBOR退出影响有限，风险可控。 目前境内银行开展的基于LIBOR定价的外币业务面临基准利率转换问题。白皮书透露的信息显示，人民银行指导制定了境内基准转换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指导相关银行尽早启动基准利率转换的各项准备工作。 9000亿美元LIBOR敞口将于2021年末以后到期 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爆发的多起报价操纵案，严重削弱了LIBOR的市场公信力。此后LIBOR管理机构推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但仍未获得市场广泛认可。2017年，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宣布，2021年底后将不再强制要求报价行报出LIBOR。这意味着届时LIBOR或将退出市场。 白皮书介绍，为应对LIBOR退出，各主要发达经济体积极推进基准利率改革，目前已基本完成替代基准利率的遴选工作，正在研究构建各期限利率的方法。同时，各方面都在积极推进新基准利率的运用和新旧基准利率的转换。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对外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境内银行持有一定规模的外币风险敞口，其中部分也是参考LIBOR等基准利率定价的。白皮书介绍，总的来看，境内银行涉及LIBOR的存量业务规模不大，久期较短，集中度较高，LIBOR退出影响有限，风险可控。截至2020年第二季度末，15家主要银行约有9000亿美元的LIBOR敞口将于2021年末以后到期。 白皮书称，人民银行积极参与国际基准利率改革，指导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成立了专门工作组，主动开展研究。目前已明确境内涉及LIBOR等国际基准利率转换将借鉴国际共识和最佳实践，积极推动新的基准利率运用。根据这一总体思路，人民银行指导制定了境内基准转换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从参与新基准利率设计运用、推进新签合约基准利率转换、探索存量合约基准转换方案等方面入手，组织开展深入研究，指导相关银行尽早启动基准利率转换的各项准备工作。 进一步培育以DR为代表的银行间基准利率体系 经过多年持续培育，目前中国的基准利率体系建设已取得重要进展，货币市场、债券市场、信贷市场等基本上都已培育了各自的指标性利率。存款类金融机构间的债券回购利率（DR）、国债收益率、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等在相应金融市场中都发挥了重要的基准作用，为观测市场运行、指导金融产品定价提供了较好参考。 但是白皮书指出，除LPR被广泛用于贷款利率定价外，其他基准利率主要发挥反映市场资金供求的指标作用，直接运用其作为定价基准的金融产品仍较为有限。 白皮书称，下一步中国基准利率体系建设的重点在于推动这些基准利率的广泛运用。其中，由于DR最能充分体现银行体系流动性状况和融资利率水平，市场认可度较高，且与国际上新基准利率——无风险基准利率（RFRs）最为接近，未来要重点通过创新和扩大DR在金融产品中的运用，将其打造成为中国货币政策调控和金融市场定价的关键性参考指标。 具体措施包括鼓励发行以DR 及相关利率为参考的浮息债、推动以存款类金融机构回购定盘利率（FDR）为浮动端参考的利率互换交易、鼓励金融机构参考DR开展同业业务、鼓励国际组织以DR作为人民币计息基准、研究构建基于短端DR的期限利率。
银行的资产质量是实体经济的“晴雨表”。由于今年新冠疫情影响，银行机构如何平衡“输血”实体经济与守住风险底线的关系，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目前，36家A股上市银行均发布了半年度业绩报告。从数据看，上半年上市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暂未大幅抬头，资产质量总体可控，各类型银行资产质量存在一定的分化现象。同时，上市银行纷纷大幅计提拨备，提升风险抵御能力。 银行资产质量整体稳健 Wind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36家A股上市银行中，有19家银行不良贷款率较一季度持平或减少；另有17家环比有所上升，但不良贷款率上升幅度较为可控。总体看，上市银行不良贷款率暂时并没有出现大幅抬升的现象，资产质量整体稳健。 从机构类型来看，上市银行的资产质量变动有所分化。6家大型国有银行不良率较去年末以及一季度均有小幅上升，股份行资产质量表现多数向好，其他上市城商行、农商行的不良率未出现明显的趋势性特征。 股份制银行风险抵御能力显著提升。银保监会副主席周亮近日称，近两年来，全国性股份行累计处置不良贷款金额近1.5万亿元，不良贷款率保持在1.63%左右，以内源和外源等多种方式累计补充资本约1万亿元，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银保监会披露的二季度数据显示，大型银行、农商行不良率较一季度分别环比上升0.06个百分点、0.13个百分点，而股份行、城商行则环比略降。 从不良贷款前瞻性指标看，上市商业银行资产质量较稳定。关注类贷款迁徙率方面，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指标有所下降。逾期贷款占贷款总额比重方面，工商银行、农业银行、邮储银行分别较去年末下降0.23、0.1、0.15个百分点。 上市银行公司类贷款、个人住房贷款不良率总体稳定，部分银行的信用卡、个人消费贷款的资产质量出现一定波动。以农业银行为例，今年上半年末，个人消费贷款不良率为1.61%，较去年末上升0.57个百分点。 具体到行业情况，农业银行行长张青松在8月31日举行的业绩发布会上表示，有两类行业资产质量还存在较大不确定：一是餐饮住宿娱乐旅游等受疫情直接影响较大的行业；二是对外依存度较高，外部输入性风险初露的行业，比如出口占比较高的低端制造业。 加大拨备计提 应对潜在风险 尽管资产质量总体稳健，为更好地应对潜在风险，上市银行纷纷大幅计提拨备和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以提升风险抵御能力，增厚“安全垫”。 半年报数据显示，36家A股上市银行于今年上半年无一例外地加大了拨备计提，甚至与去年同期相比翻倍计提。8家上市银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幅超过了50%，其中，郑州银行、中国银行和青岛银行该项目同比增幅分别为116.08%、97.38%和95.19%。 相较于去年末，22家A股上市银行上半年拨备覆盖率有所提升，招商银行、兴业银行、邮储银行等多家上市银行的拨备覆盖率较去年末增加超10个百分点。 为更好“轻装上阵”，银行机构已在上半年加快了存量不良处置工作。建设银行称，加大不良处置力度，为银行化解风险储备动能，上半年该集团核销不良贷款268.76亿元，同比增加15.35亿元。 工商银行半年报称，该行上半年清收处置不良贷款1042亿元，同比多增122亿元；发行3个资产证券化项目，发行规模合计161.02亿元，有效支持该行不良贷款处置、存量资产盘活及全行信贷结构优化调整。 “受疫情影响，上半年银行个贷、小微贷款质量受到一定冲击，但通过加快不良处置，银行资产质量保持了总体稳定。随着国内经济稳步复苏，后续银行资产质量有望保持稳定，提前增提拨备，也提升了风险抵御能力。”天风证券研究所首席银行业分析师廖志明表示。
银行上半年少赚1300亿元，钱流向了这里…… 中新网客户端北京8月31日电(记者 李金磊) 今年上半年，商业银行赚钱变少了。透过四大行的半年报可见一斑。 资料图：银行点钞员在工作。艾庆龙 摄 四大行上半年净利润均下降超10% 8月30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这四大行同一天发布了上半年业绩情况。 先来看一下被誉为“宇宙行”的工行，半年报显示，工行上半年净利润1497.96亿元，同比下降11.2%。 农行上半年净利润1091.90亿元，同比下降10.8%。建行上半年净利润1389.39亿元 同比下降10.77%。中行上半年净利润1078.12亿元，同比下降11.22%。 可见，四大行的上半年净利润虽然还在1000亿元级别以上，但是均出现了两位数以上的下降，降幅均在10%以上。 虽然四大行的上半年净利润总和比去年同期少赚了624.75亿元。不过，平均来计算一下，四大行上半年平均每天赚27亿多元，赚钱能力还是杠杠的。如果再加上交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六大行上半年平均日赚31亿元左右。 从整个银行业来看，银保监会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润1万亿元，同比下降9.4%，增速较去年同期下降15.86个百分点。由此，上半年商业银行同比少赚了1300亿元。2019年上半年，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润1.13万亿元。 为何上半年商业银行净利润大降？钱都去哪里了？ 人民币资料图。 中新社记者 张浩 摄 一是给实体经济让利。 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的要求，要推动金融系统全年向各类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元。 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对中新网记者表示，受到疫情的冲击，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企业特别是中小企经营困难，国家提出金融机构让利1.5万亿元，以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说，金融部门向企业让利，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通过降低利率让利；二是直达货币政策工具推动让利；三是银行减少收费让利。 温彬指出，降低利率，减少中间业务收费，贷款延期还本付息，这些措施虽然给银行盈利带来一些压力，但是从中长期来看，是有助于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 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对中新网记者说，上半年贷款利率下降，银行资产收益在下降，存款付息成本在上升，挤压了净利差，几大行的净利差都在缩窄。 综合半年报可发现，六大行的净利差均有所下降。其中，工行净利差为1.98%，同比下降15个基点。建行净利差为1.99%，同比下降13个基点，降幅较大。 来自银保监会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金融机构已向实体经济让利8700多亿元。 董希淼表示，银行给实体经济让利，因为只有实体经济发展好了，银行业的发展才有根本的保障，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温彬也认为，银行主动让利实体经济，有助于实现银行与实体经济的共生共荣。一方面支持实体经济可持续恢复性增长，而实体经济恢复性增长，也有助于银行自身经营更加稳健和安全。 人民币资料图。张云 摄 二是不良处置和拨备计提力度加大。 这是对不良资产的“未雨绸缪”。 银保监会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2.74万亿元，较上季度末增加1243亿元；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94%，较上季度末增加0.03个百分点。 具体到六大行，截至6月末，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不良贷款率分别为1.50%、1.49%、1.43%、1.42%、1.68%、0.89%，与一季度末相比均有所上升。 温彬指出，银行要把一部分的利润用于核销存量的不良贷款，而受疫情的影响，下个阶段的不良贷款率和不良贷款额预计还会有所上升，所以也需要银行多增加拨备来应对，去化解潜在的不良贷款的压力。 中国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日前表示，上半年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处置不良贷款1.1万亿元，同比多处置1689亿元。同时，按照预期信贷损失的原则要求，计提减值准备1.3万亿元，同比增长34.4%。 董希淼指出，拨备计提力度加大，这意味着银行业抵御风险的弹药更加充足，为应对不良资产会增加的压力奠定厚实的基础。(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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