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向银行借钱?怎样才能从银行借到钱?在资金紧缺的时候，很多人都会第一时间想到向银行借钱。但大家都知道银行贷款是很严格的，具体需要怎么做才能顺利借到钱呢?下面我们就看看怎么能从银行借来钱了。首先，个人向银行提出贷款申请，并需要提供身份证明材料、户籍证明材料、固定收入证明和家庭住址等材料，收到材料之后银行会进行审批，通过了审批之后银行会发放贷款。这一类也叫无抵押贷款或者无担保贷款。再者就是个人向银行贷款，并把本人的物品进行抵押，如房产、车辆、土地等。在申请贷款时，个人需要和银行约定还款期限，超出期限不能偿还的话，银行就对抵押的车辆，房产进行处置。还有就是个人的住房公积金贷款，此项贷款要求本人的住房公积金连续缴存3到6个月（各省市要求会有所不同），满足贷款条件之后，本人提交购房首付发票原件、房产地开发商五证复印件等。公积金贷款中心审核通过之后，就会发放贷款。贷款不是到达本人那里，而是直接进入开发商对公账户。如果是企业向银行贷款，那企业就需要准备各项材料，如企业的营业执照、开户许可证、税务登记证、财务经营状况报表、固定资产等等。材料提交完毕，银行进行审批，审批通过就会放款。向银行借款可以解决燃眉之急，但是在借款之前需要对自己能否按时还款进行评估。如果不能按时还款，无论个人还是企业的信用将受到影响。
按道理说，借记卡本身是不能贷款的。因为这种卡片的主要功能是存款、取款、转账等，同时也不具备透支功能。但是，有种储蓄卡是可以进行借款的，前提条件是在某个规定的银行里面有固定的存款或是理财基金，只有满足这两个条件才可以向银行申请并且银行会根据个人的使用情况以及账单明细表，从而决定审核的情况通过或是不通过。借款和银行卡其实是没有关联的，借款的时候一般就是银行审查以往的使用记录和明细账单的情况，也会调查借款人的经济收入和工作证明等等的情况来参考会不会影响还款的现象。只要每个月按时还款其实银行的借款也是可以循环使用的。
轰动一时的晋州恒升村镇银行被股东骗贷26亿元一案，有了最新进展，又有30名涉案人员获刑。 中国裁判文书网近日披露的判决书显示，本案中，靳某波等14人因犯骗取贷款罪、周某松等16人因犯违法发放贷款罪均被判刑。这起骗贷大案的诸多细节也被进一步曝光。 银行沦为股东提款机 被骗贷达26亿元 晋州是河北省辖县级市，由石家庄市代管。2014年3月，晋州市恒升村镇银行（以下简称“晋州恒升银行”）由浙江瓯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瓯海银行”）等发起设立，注册资本5000万元。其中瓯海银行持股40%，其他三家企业分别持股10%，赵某等6位自然人股东分别持股5%。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明面上只是持股5%的小股东，但是赵某的“能量”远比这大得多。 据经济观察报此前报道，在之前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赵某的一审刑事判决书中，赵某承认，他虽然表面上只持有晋州恒升银行5%的股份，但是除去浙江温州瓯海农商行持有的40%股份，其他三家企业和5位自然人股东都是代自己持股。 也就是说，按照赵某的说法，晋州恒升银行60%的股份都是他的，他才是这家银行的“幕后大股东”。 替赵某持有晋州恒升银行5%股份的田某2表示，“大概在2013年，赵某找到我说用一下我的身份证，我问他做什么用，他只说银行的事用一下。后来赵某要我到晋州市银行开会，我才知道我替赵某在晋州市银行持股了。……我参加股东会就是在那坐会儿，散会后签完字就离开，会议内容也不知道是什么，在现场就是按赵某说的办。我一共就参加过两次股东会。” 近期发布的裁判文书显示，法院一审认定，2015年9月至2018年8月期间，作为晋州恒升银行股东的赵某，指使银行内部和银行外部人员，以多户联保的形式，冒充他人名义，制作虚假贷款合同从晋州恒升银行骗取贷款归赵某自己使用。 经审计，赵某等人共骗取晋州恒升银行联保贷款17114笔，共计约26.01亿元，已偿还贷款10902笔约14.02亿元，未偿还贷款6212笔约11.99亿元。 批量“PS”身份信息用于贷款 判决书显示，赵某采取“内外夹攻”的方式从晋州恒升银行骗贷。 在银行外部，在赵某的指使下，由被告人靳某波总负责，被告人彭某、方某华制作整理虚假贷款资料，杨某军派人携带虚假的贷款资料送往晋州恒升银行下属的6个支行进行贷款审批，并办理贷款支取、偿还等业务。 而在银行内部，晋州恒升银行副行长于某军负责安排、协调各支行违规违法审批发放联保贷款。各支行工作人员周某松等人，在赵某的指使和胁迫下，对上述银行外部人员提供的贷款资料不进行审查、不入户调查，编造贷款调查报告等，制作联保贷款审批手续进行审批发放贷款。 “2016年春天，赵某召集我、彭某和杨某军，让我们分别去找各自的亲朋好友在晋州市银行办理四户联保的贷款，每找一个农村户口的人会给500元的好处费，后来没有这么多人可找了，赵某就跟晋州市银行副行长于某军和各个支行的行长说以后他提供贷款人的信息等资料，就不让贷款人亲自过去了，每个支行按照正规的贷款手续把贷款发放下来。” 靳某考表示。 靳某考供述，如果当月能够放贷，赵某就让他指派彭某和杨某军各自准备虚假贷款的手续，“杨某军就派他手下的小伙子拿着贷款使用的信息到各支行找客户经理办理贷款业务”。最终，贷出来的钱款兜兜转转，都会来到赵某手上。 在虚假材料准备方面，彭某表示，在办理虚假的四户联保贷款资料中出现的身份证和户口本复印件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四部分：一是赵某安排所有员工从亲戚朋友本人那里借了一部分；二是利用彭某原来在乡镇民政部门工作遗留的在他这里办理过结婚离婚登记手续的信息；三是赵某安排靳某考购买的一部分；四是彭某在网上搜了一批晋州人的身份证号，再由靳某波安排银行员工通过银行身份证联查系统查出人员的姓名、住址、照片等详细信息。 彭某表示，靳某波安排人利用PS软件进行修改，一般都是修改了住址和背面身份证有效期。后期基本不看原始复印件上的有效期信息了，直接PS修改上去。虚假四户联保贷款资料中的身份信息和征信报告一一对应，征信报告也是PS出来的。虚假四户联保贷款资料中的村委会证明上的印章是赵某伪造的。 证人赵某3表示，他曾于2017年10月份到2018年5月份在晋州市的居民楼里上班，主要工作是用电脑上PS软件做身份证、户口本、征信报告、结婚证、行车本等的复印件。每隔一段时间方某华就会告诉他需要多少组证件，他和其他几个人做完后会交给方某华。 混乱的内部管理 在外部准备资料的同时，赵某等人利用自己在银行的特殊身份对员工“施压”。 靳某波供述，因为赵某是晋州恒升银行股东之一，股东是不允许参与银行的经营，所以赵某就私自组织于某军和各个支行长在外开会，绕开了银行董事长和另一个副行长。 “赵某是晋州恒升银行的股东和董事人员，晋州银行的审批都是赵某跑下来的，于某军和各个支行的行长任命都是开董事会时赵某提出来的，赵某想让谁当就让谁当。如果有人不听赵某的话，这个人就别想在晋州恒升银行干下去了。” 被告人任莫供述，晋州恒升银行普遍的违规贷款流程就是：于某军和赵某会不定期的给全晋州市晋州恒升银行支行长开会，在会上赵某等人经常会说：“贷款业务怎么给你们安排你们就怎么做，客户资料不需要客户经理进行审核。” 于某军甚至会直接给晋州恒升银行各个支行的客户经理安排什么时间发放多少违规贷款。 被告人周某欣供述，当时于某军对各个支行长、客户经理说：“为了完成银监局的任务，需要发放一部分四户联保贷款，由银行做体内循环（指资金并不实际发放），这样也能降低不良贷款率。” 被告人张某2供述，2018年3月至2018年6月，他在任晋州恒升银行槐树支行行长助理期间，负责审查和审批发放联保贷款，总共大约涉及7000万元左右。按照正常流程，需要两名客户经理入户调查后联保贷款才可以审查、审批，但是在副行长于某军授意下省去了这一环节。 因这种业务不合规，张某2曾向赵某提出不想做这种贷款业务，赵某的回应是：“上级怎么安排你就怎么做就行了，分清上下级！让你干你就干，干了就干，干不了就回家！” 1人连续为329个贷款户还息 2018年6月20日至2018年8月1日，晋州恒升银行的主发起行瓯海银行，派出检查组对晋州恒升银行进行合规检查时，发现涉嫌该行有关人员与外部人员内外勾结违法发放巨额贷款，根据公司的数据分析发现在同一支行同一窗口同一柜员处有大量连续贷款客户还利息的数据出现，通过监控录像发现同一个人携带大量现金在为不同的贷款户还利息，最多时连续为329个贷款户还利息。 此后，瓯海银行派出的检查组，在一人为大批量借款人还息的客户中随机抽选了51户联保贷款客户，通过调阅信贷相关档案资料及实地调查走访借款人，确认为冒名贷款。调阅51户联保贷款档案，发现借款借据、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等信贷资料上的签名均为借款人本人姓名，但借款人笔迹基本雷同，存在较明显的伪造借款人笔迹嫌疑。本案至此案发。 此后，主犯赵某及其他涉案人员共计40多人被起诉，另有数名涉案人员被上网追逃。 30名被告均获刑 据经济观察报此前报道，对赵某的判决书显示，在骗取的26亿余元贷款中，赵某将其中的15.6亿余元用于还本付息，将2.4亿余元用于生产经营活动，包括投资旧城改造项目和购买房地产公司股权，其余8亿余元占为己有，包括购买合计1.6亿余元的房产，及车辆、证券等。法院审理认定，赵某骗取银行贷款合计18亿余元，贷款诈骗共计8亿余元。一审判决书显示，赵某因骗取贷款罪、贷款诈骗罪等数罪并罚，被判无期徒刑。知情人士表示赵某已提出上诉。 而在近期公布的这份判决书中，法院认定，被告人靳某波在赵某的指使下，伙同彭某、杨某军等12人制作虚假的贷款资料，骗取银行贷款，被告人张某辉督促各支行尽快发放虚假联保贷款，给银行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其行为均已构成骗取贷款罪。 在骗取贷款中，上述被告人均受赵某的指使，在犯罪中起辅助、次要作用，系从犯，且均自愿认罪认罚，可依法减轻处罚。 同时，被告人周某松等16人作为银行工作人员，在明知是虚假的贷款资料的情况下，仍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 在违法发放贷款中，上述被告人均受到赵某的胁迫和指使，系胁从犯，庭审中均自愿认罪认罚，且晋州恒升银行出具情况报告，建议对其从轻处理，法院依法对其减轻处罚。 最终，靳某波等14人因犯骗取贷款罪，分别获刑二年零三个月至二年零十个月不等，并处3万元至10万元不等的罚金。周某松等16人因犯违法发放贷款罪，分别获刑二年至二年零五个月不等，并处2万元至10万元不等的罚金。
摘要： （1）资管新规和理财新规等对银行理财整改的要求具体包括：打破刚兑；规范资金池，实行净值化管理；控制资产期限错配；非标限额和集中度管理；统一杠杆比例；限制摊余成本法的使用范围等。 （2）银行理财整改现状 规模：2020年非保本银行理财规模估计在25万亿左右。 资产配置：银行理财减配非标等资产，增配信用债。 期限：银行理财期限整体提升，不过具体来看正逐步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是现金管理类产品；二是长期限的封闭式或定开产品，主要用于对接非标。 净值化转型进度：2020年银行理财净值化转型进度预计超过一半，其中国有行转型进度相对偏慢。 （3）当前银行理财整改的主要困难在于部分在2021年底前未能自然到期的存量资产难以处置和压降，主要包括：非标；非上市公司股权、PPP项目、产业基金等；商业银行二级资本工具（含二级资本债、永续债以及此前的次级债和混合资本债）。 （4）虽然部分老产品难以在2021年底前整改完毕，但在银行理财转型之路仍会进一步推进，对债市而言存在以下几方面的影响：一、利好同业存单和短久期、高等级信用债；二、长久期债券配置需求可能不足；三、关注票息平衡和信用容忍度变化。 2020年7月31日，央行将资管新规过渡期延长至2021年底[1]。市场关注银行理财的整改情况，以及资管新规过渡期最后一年对债市可能的影响。本报告将对此进行分析。 资管新规和理财新规等对银行理财整改的要求 资管新规[1]和理财新规[2]等对于银行理财转型的要求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打破刚兑，明确不得承诺保本保收益。 规范资金池，实行净值化管理。 控制资产期限错配。 2020年12月，银保监会工作论文《中国影子银行报告》指出，在资管新规出台前理财投资非标资产的平均剩余期限为784天，而非保本理财产品的平均剩余期限为129天，期限错配严重。资管新规要求，封闭式产品期限不得低于90天，并且资产中非标的终止日不得晚于封闭式产品的到期日或者开放式产品的最近一次开放日。 非标限额和集中度管理。 理财新规要求，银行理财产品投资非标的余额不得超过理财产品净资产的35%以及本行总资产的4%；投资单一债务人及其关联企业的非标余额不得超过本行资本净额的10%。 期限匹配以及限额和集中度管理的要求将推动银行理财资产配置从非标向标准化债权转变。 统一杠杆比例。 资管新规要求，每只开放式公募产品的总资产不得超过该产品净资产的140%，每只封闭式公募产品、每只私募产品的总资产不得超过该产品净资产的200%。 在此基础上，2019年12月银保监会和央行发布的《关于规范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对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的杠杆上限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为120%，直接对标货币基金。 根据中国理财网披露的数据测算，2019年末非保本理财整体杠杆水平在112%左右，符合监管要求。 限制摊余成本法的使用范围。 资管新规规定，采用摊余成本法估值需要至少满足以下其中一个条件：一、产品为封闭式产品，且所投金融资产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的并持有到期。二、产品为封闭式产品，且所投金融资产暂不具备活跃交易市场，或者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也不能采用估值技术可靠计量公允价值。 2018年7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明确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指导意见有关事项的通知》[3]拓宽了摊余成本法的适用范围：“（在资管新规）过渡期内，对于封闭期在半年以上的定期开放式资产管理产品，投资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的并持有到期的债券，可使用摊余成本计量，但定期开放式产品持有资产组合的久期不得长于封闭期的1.5倍；银行的现金管理类产品在严格监管的前提下，暂参照货币市场基金的“摊余成本+影子定价”方法进行估值。” 另外，2019年12月的《关于规范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也明确了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可以采用摊余成本法（当然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 值得说明的是，对于银行理财中的现金管理类产品，监管趋势是逐步向货币基金靠拢，确保与货币基金等同类产品监管标准保持一致，促进公平竞争，防范监管套利。 银行理财整改现状 （1）非保本银行理财规模 2020年非保本银行理财规模估计在25万亿左右。根据中国理财网的统计，2019年末非保本银行理财产品存续规模约为23.4万亿[1]；根据银保监会答记者问披露的数据测算2020年4月上升至25万亿左右。 目前官方并没有进一步披露2020年2、3季度的规模数据，而从历史数据来看普益标准口径数据与官方相差不大，因此2020年的数据我们将用普益标准口径进行近似替代（下文其他指标也同理），照此估算2020年2、3季度规模分别为24.6、25.1万亿。 （2）非保本理财资产配置情况 银行理财减配非标等资产，增配信用债。资管新规发布之后，近两年非保本银行理财中非标、权益类资产、现金及银行存款、拆放同业及买入返售以及其他分项占比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而信用债占比明显上升（2019年末占比为51.67%，较2018年上行6.6个百分点），利率债占比基本持平。 按照中国理财网的数据，2019年末银行理财资产中非标规模约为4.1万亿，但考虑到2020年7月《标准化债权类资产认定规则》正式将“非非标”（如银登中心的理财直融工具）和同业借款认定为非标，实际非标规模会更大。 考虑到近两年非保本理财规模稳中略升，而其资产中非标规模实际上却在下降，这可以认为是在资管新规落地后，银行理财对于非标的配置能力下降，信用债逐步取代了原来非标的位置。 （3）理财产品期限两端化 考虑到期限匹配的要求以及摊余成本法估值对于投资者来说更具吸引力，银行理财期限整体提升，不过具体来看正逐步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是现金管理类产品（2019年末现金管理类理财规模4.16万亿元，占净值型理财的41.04%，仍是银行理财的主力产品）；二是长期限的封闭式或定开产品，主要用于对接非标（2019年期限在1年以上的封闭式产品累计募集资金0.97万亿元，同比增幅93.93%）。 （4）银行理财净值化转型进度 2020年银行理财净值化转型进度预计超过一半。根据中国理财网的统计，2019年末净值化理财占比约为43.27%；而根据普益标准的数据，2020年1-3季度银行理财净值化转型进度分别为51.4%、53.8%和58.0%，4季度预计会进一步提升。而由于普益标准口径数据包含理财子公司（中国理财网数据不包含理财子公司，而理财子公司产品基本都为净值型产品），因而实际净值化转型进度可能会更低一些。综合判断，我们认为2020年银行理财净值化转型进度预计确定超过一半。 分类型来看，2019年末股份行和城商行的理财净值化转型进度最快，分别为56.45%和45.69%，国有行和农商行进度较慢，仅有28.6%和28.94%。 2020年底是银行理财第一阶段整改的重要时间节点，其中老产品压降是重点。在此影响下银行理财净值化转型进一步推进，城商行和农商行转型明显提速，不过国有行转型进度依然偏慢。 国有行理财净值化转型进度较慢的原因在于难以消化的老资产（如非标、商业银行二级资本工具、非上市公司股权等）规模较大，以及部分净值型产品划转至理财子公司。 虽然国有行和股份行净值化转型进度不及城商行，但从净值化理财规模来看，全国性银行（国有行+股份行）仍是其中大头，占比超过75%。 进一步地，对于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2019年12月《关于规范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已经明确要求其投资范围全面对标货币基金，主要投资于货币市场工具，特别强调不能投资于AA+等级以下的信用债、股票、非标等。现在的问题是在资管新规过渡期明确一年的情况下，正式稿何时下发以及对应现金管理类产品的整改进度问题。 [1]中国理财网数据均不含理财子公司，下同。 目前银行理财转型中仍面临的困难及应对方法 对于老理财产品的存量资产，具体的处置措施包括： 公开市场出售。对于流动性较好的存量资产，可采取公开市场出售的方式进行处置。 发行新产品进行承接。由商业银行及其理财子公司发行符合资管新规的新产品承接部分债券、非标债权等存量资产。 非标回表。对于类信贷资产（非标）在符合信贷条件的情况下，可通过回表进行压降，监管部门也会适当提高监管容忍度。 非标转标。将非标转换为监管部门认可的标准化资产。 合同变更。如部分商业银行根据合同条款提前终止部分老理财产品。 自然到期。 然而，根据上文的分析，2020年银行理财净值化转型进度可能仅超过一半，其中国有行转型进度依旧偏慢，主要困难在于部分在2021年底前未能自然到期的存量资产难以处置和压降，监管部门此前在答记者问中也有所提及，具体包括： （1）非标 部分未到期的存量非标难以处置的原因在于两方面： 一是非标转标渠道受限。2020年7月《标准化债权类资产认定规则》正式将“非非标”（具体包括：①银登中心的理财直融工具；②银登中心的的信贷资产流转和收益权转让；③中证报价系统的收益凭证；④北金所的债权融资计划；⑤保交所的债权投资计划、资产支持计划）认定为非标；同业借款是线下业务，信息披露不足，无交易场所，也被认定为非标。 二是非标回表面临更强的监管约束。一方面，很多非标资产本身就不满足银行自身的信贷标准，并且部分已经发生违约，贸然回表可能对应着银行不良贷款风险和拨备计提的上升。另一方面，非标回表意味着银行风险加权资产增加，银行资本和MPA约束进一步凸显，银行面临着更高的资本补充压力。 （2）非上市公司股权、PPP项目、产业基金等 很多银行理财持有未到期的存量未上市公司股权类、PPP项目、产业基金等，这些资产期限较长，并且在实际运作当中可能已经出现浮亏，处置难度较大。 （3）商业银行二级资本工具（含二级资本债、永续债以及此前的次级债和混合资本债） 历史上商业银行之间往往会通过理财产品互持对方的二级资本工具（含二级资本债、永续债以及此前的次级债和混合资本债）和普通债，中债数据显示2020年11月银行理财的托管规模占全市场的22%和7.5%。这些商业银行二级资本工具和普通债虽然属于标准化资产（永续债严格划分属于权益类资产），但往往期限较长、流动性较差，银行自营部门或非银机构的承接意愿相对有限，市场化处置难度较大。 对于难以在2021年底完全处置和消化的老理财产品存量资产，2020年7月央行在答记者问中明确表示需要“金融机构说明原因并经金融管理部门同意后，进行个案处理，列明处置明细方案，逐月监测实施，并实施差异化监管措施”[1]（即“一行一策”）。 2020年12月，《21世纪经济报道》也报道称[2]，监管部门对部分表外资产较大的银行进行了窗口指导，允许周期较长、最难处理的资产（估计还有几千亿的规模）进行“一行一策”处理，时间最长放宽到2025年。 对债市的影响 虽然部分老产品难以在2021年底前整改完毕，但在银行理财转型之路仍会进一步推进，对债市而言存在以下几方面的影响： （1）利好同业存单和短久期、高等级信用债 上文分析已经指出，银行理财转型的其中一个重要方向便是现金管理类产品（2019年末现金管理类理财规模4.16万亿元，占净值型理财的41.04%）。 此外，2019年12月《关于规范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已经明确要求现金管理类产品： 一、投资组合的平均剩余期限不得超过120天，平均剩余存续期限不得超过240天； 二、投资范围全面对标货币基金（特别是不能投资于AA+等级以下的信用债）。 这意味着银行理财对于同业存单存单和短久期、高等级信用债的需求将有所提升。另外，由于非标规模持续压降，银行理财将会把原本非标的配置需求部分转向（高等级）信用债。 （2）长久期债券配置需求可能不足 净值化管理意味着单一产品流动性要求提升，从资产负债久期匹配的角度考虑，即使非标转标，对于长久期债券的配置需求也有可能不足。 一方面，期限较长、流动性较差的部分商业银行普通债和二级资本工具（含二级资本债、永续债以及此前的次级债和混合资本债）预计会伴随着老理财产品的整改而被处置。 另一方面，虽然长期限（如1年以上）的封闭式或定开产品发行规模在增长，但绝对规模依旧偏小，并且主要用于承接非标，这意味着能够配置债券的银行理财更多仍是中短期限的。 （3）关注票息平衡和信用容忍度变化 进入2021年，意味着资管新规过渡期进入倒计时状态，银行理财因为其产品定位决定了与公募仍然有较大的差别，但是规范的方向逐步看齐，这就决定了整体银行理财的竞争力还是在负债管理方面体现，对于资产而言，理论上银行资产定价能力依然远胜于其他金融机构，但是标准化与规范化的趋势中，兼顾流动性的票息与负债的平衡诉求也越来越高，资产与负债的平衡点，还是资产的票息覆盖情况。这对于整体标准化资产的定价必然产生影响。 其次，考虑到净值化转型与公募化趋势，银行理财的信用容忍度自然也会改变，信用市场在永煤事件后本身处在微妙阶段，虽然我们对2021年信用环境不悲观，但是银行理财在过渡期的行为变化仍然需要关注，虽不至于加剧信用收缩，但是分化和分层的趋势会进一步明确。 风险提示：政策不确定性，海外疫情发展超预期，外部环境变化。
导 读 自十九届五中全会以来，金融领域发布了一系列新规——尤其是最近的银行绩效评价——将打破“地产-金融”的闭环，这必将成为我国整个金融业发展的转折点、实体经济繁荣的新起点，也是“慢牛”行情的基础。 摘 要 自十九届五中全会以来，金融领域发布了一系列新规，尤其是最近的《关于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通知》与《商业银行绩效评价办法》。这一系列政策推出的大背景是，地产信贷居高不下与间接融资体系主导下，经济高质量发展诉求不断增强。 我们认为这些新规将打破旧有的“地产-金融”的闭环，这将是我国整个金融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财政部2021年发布的《商业银行绩效评价办法》与2016年版本有两个重大变化：（1）绩效评价范围更广，不只包括利润等指标，而且还直接将服务实体经济纳入绩效考核，势必将改变目前商业银行信贷投向、业务模式等方方面面；（2）绩效评价不再局限主要领导层，还与各个层级的员工薪酬直接挂钩，从而具备强大的行动力。 央行最近公布的“房贷集中度管理”将直接影响信贷结构，有利于建立房地产市场调控长期有效机制。我们粗略测算，静态极端情况下，对于未来一年地产开发资金整体影响大约在1.8%-3.6%左右；对于地产销售而言，整体拖累2.5%-5%。我们预判最终影响将在银行资产规模自然上行和购房者和房企不同银行间“腾挪”中进一步弱化。 对于最近一系列金融新规，我们有三点核心判断： 第一，“地产-金融”旧有闭环将被打破，商业银行乃至整个金融业行为模式与金融资源投向将被大幅改变； 第二，实体融资成本有望进一步下行，这个下降大概率是银行让利（即息差缩小）带来的； 第三，这些新规将成为包含制造业的实体经济繁荣的新起点，也将是权益市场“慢牛”的基础。 正 文 1．金融体系促进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信号正在涌现 自十九届五中全会以来，金融领域发布了一系列新规，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最近两份文件，即《关于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通知》与《商业银行绩效评价办法》。这无疑是通过绩效评价、信贷指标等最直接、毫不含蓄地要求金融行业转型服务实体经济，改变金融资源投向。 两份文件透露的政策含义基本延续十九届五中全会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工作定调，围绕着“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以“金融-地产”这一条核心主线，从供给侧解决高质量发展、双循环构建的问题。整体来看，核心是化解金融系统“灰犀牛”风险，同时在新阶段科技和制造业上升期中，削弱间接融资体系里“金融-地产”的闭环，增加金融的实体支持力度。 为什么中央在当下集中推行新规来直接改变金融体系行为以实现“金融服务实体”这一诉求？我们认为是房地产信贷高增与间接融资体系主导下，高质量增长诉求大幅提升所带来的影响，这是迈向新阶段的政策破局。2020年年内，房地产新增信贷占人民币新增信贷34%（Q3），跟15年中的水平差不多，高出2010年15个点左右。存量占比也在29%左右，较2010年高10个点左右。而制造业贷款从2010年开始，整体占比持续下降，从16%左右下降到2018年的10%左右。 回到整个国内融资体系，虽然直接融资发展不断提速，但国内当前间接融资比重依然显著高于其他银行主导型国家，大体比重在85%左右（以不含政府债券的社融口径）。同样以银行主导型的国家，例如日本、德国间接融资比重从90年代40%-50%下降到30%左右。因此，基于国内的融资体系特征，整体间接融资仍将在未来高质量增长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两个政策的核心引导还是基于银行体系来进行调整。 2．两大政策下，制造业受益的确定性上升 基于上述背景，两大政策会有什么经济影响？我们认为制造业受益的确定性上行，无论是资金流向还是融资成本，制造业将从量与价两个维度在长期将受益于政策的实施。与此同时，地产端短期有扰动，销售端的扰动大于： 商业银行绩效评价的改变，主要是评价结果与薪资挂钩（银行负责人和银行工资总额），核心作用是逐步引导商业银行经营方向，增强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 房贷集中度管理政策，是地产融资长效管理机制的深化。直接影响上，对地产销售扰动要大于地产开发投资。 2.1．新《商业银行绩效评价管理办法》最关键的两个重大变化 相比较2016年银行绩效评价标准，2021《办法》有两个重大变化： 第一，绩效评价范围更广，不只包括利润等指标，而且还直接将服务实体经济纳入绩效考核，势必将改变目前商业银行信贷投向、业务模式等方方面面。最新出台的《办法》将改革前的盈利能力、经营增长、资产质量、偿付能力四大类指标，调整为服务国家发展目标和实体经济、发展质量、风险防控、经营效益四大类，每类权重均为25%。新版评价由之前只重视利润、不重视“经济质量”，转向既重视银行利润，又重视银行对实体服务能力；从之前的完全结果导向转向现在的流程、结果全面管理的导向。 新指标体系重点突出了商业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职能。新指标体系最大的变化是增加了服务国家发展目标和实体经济这一指标大类，其中包括服务生态文明战略、战略性新兴产业、小微企业等具体要求，旨在激励商业银行更加有效贯彻落实国家宏观政策，促进商业银行与实体经济的良性互动、共生共荣。 具体新增的服务国家发展目标和实体经济的指标来看： 服务生态文明方面，银保监会数据显示国内21家主要银行绿色信贷规模从2013年末的5.2万亿元增长至2017年6月末的8.22万亿元[1]。根据《2019年中国银行业社会责任报告》，截至2019年末，21家主要银行绿色信贷余额为10万亿元，在2017年的基础上继续增长。从五大国有银行的数据看，绿色信贷的占比总体表现出上升趋势，《办法》的出台有利于延续这一趋势，使得金融资源更多地倾斜于生态文明战略。 服务小微方面，在大力度的金融支持政策下，2020年上半年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增速逐季提升；在2021新年致辞中，易纲行长提到，2020年“实现1.5万亿元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让利目标”。《办法》明确了考核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两增”指标，未来在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实现“两增”的同时银行贷款平均融资成本趋于下降，为更多小微、制造业企业减负。 第二个重大变化，由2016版的重视负责人绩效考核（结果考核）转变为全员考核。结合最近关于银行工资总额方面的新规，我们可以看出，新版绩效评价，不仅对银行高层影响大，而且对全员薪酬都有重要影响，从而建立全员响应“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要求。从“整体”到“人均”，发展质量类指标更注重商业银行的人均效能，银行经营质量考核要求提升。新指标体系增加了发展质量指标大类，包含人均净利润、人均上缴利税等考核要求。相对的，删去了旧体系下的资产利润率、成本收入比、经济利润率等反应整体经营经营情况的指标。长期看，人均指标的或促使商业银行进行瘦身，减少冗余人员，提升经营效能。 另外，风险防控要求不减，指标大类“二合一”。新指标体系设置了风险防控指标大类，主要是在原先体系中资产质量状况和偿付能力状况两类指标的基础上进行了筛选，剔除了杠杆率、一级资本充足率等指标，保留了拨备覆盖率水平、流动性比例、资本充足率指标，并将不良贷款率拆成了不良贷款率和不良贷款增速两个指标。此外，绩效评估办法在经营效益大类下新设分红上缴比例指标，鼓励商业银行将收益通过分红的方式分享给股东，最终实现回馈社会。 整体来看，新的绩效评价体系从长期将影响银行经营方向，对于服务国家发展目标和实体经济的要求将越来越明晰，银行体系对实体经济（制造业）的“让利”将更加充分。 2.2． “房贷集中度管理”推动地产融资长效机制构建 2020年12月31日，央行联合银保监会发布《关于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通知》（简称《通知》），针对不同的商业银行，分别给出了房地产贷款余额和个人住房贷款余额的要求。 根据国泰君安银行组测算，银行业整体达标压力不大，但个别银行资产投向可能需要进行调整。国有行及股份行的达标压力多是个人住房贷款占比超标，而城商行的达标压力多是对公房地产贷款占比超标： 其中，从压降规模来看，以主要上市银行达标情况看，目前开发贷要压降6228亿元，按揭要压降8444亿元。我们如果以静态视角来观察，2-4年的过渡期，平均来看开发贷资金年均压降大概在1500-3000亿左右，按揭资金年均压降大约在2000-4000亿左右，由于个人按揭和国内信贷占地产开发资金来源比例相似，基本在15%左右波动，对于地产开发资金整体影响大约在1.8%-3.6%左右。对于地产销售而言，若以按揭比例50%来算，拖累商品房销售金额大约在4000-8000亿元左右，整体拖累销售2.5%-5%。 以上测算均基于静态角度，没有考虑银行资产分母端的自然增长，也忽略了房企或购房者在不同银行间的转换腾挪。若动态考虑上述影响，对于开发资金以及销售的影响还将进一步弱化。 3．系列金融新规是我国整体金融业发展的转折点，也是实体经济繁荣的新起点 我们认为需要重视当前一系列政策的方向性信号，并进一步关注经济结构优化带来的红利： 1）“地产-金融”旧有闭环将被打破，商业银行乃至整个金融业行为模式与金融资源投向将被大幅改变； 2）实体融资成本有望进一步下行，这个下降大概率是银行让利（即息差缩小）带来的； 3）这些新规将成为包含的实体经济繁荣的新起点，也将是权益市场“慢牛”（或称之为“新格局”牛）的基础。 首先，无论是绩效评价，还是房地产信贷要求下，“实体经济（制造业）—金融”的良性循环有望取代“地产—金融”的旧有闭环。受益于中国房价长期趋势，房贷在很长时间内都是商业银行的优质资产，但金融资源过于集中在房地产行业无疑将加大金融风险。上世纪90年代房地产泡沫破裂后，日本跌入“失去的二十年”的教训尚在眼前。我们预计两项政策将鼓励商业银行走出舒适圈，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将受到更多信贷资源倾斜。 其次，流入实体的信贷资源或将出现“价跌量升”，免除实体经济繁荣发展的后顾之忧。长期角度，信贷资源从房地产行业进入实体，大量的资金需要寻找出口，而实体经济信贷需求能够扩张的幅度相对有限，商业银行存在“以量冲价”的动机，银行的净息差将明显下降。 最后，近期金融新规，从金融体系发展角度做出了标志性的改变，整体从“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三新核心要义出发，为应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诉求打下基础。对于十四五时期的中国经济增长，我们认为将进一步弱化对于经济增速的要求，集中转向对质量的诉求： 我们测算，未来3-5年我国经济潜在增速大约在5.0-5.5%的区间波动。资本存量将从接近9%的增速放缓至7%左右。劳动力贡献，根据国际劳工组织预测的数据，在劳动参与率保持不变的前提下，预计“十四五”期间劳动人口的年均增速为-0.15%，未来五年人口红利仍会不断衰退。经济核心贡献将源于技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预计“十四五”时期TFP年均增速将超过2017年1.4个百分点。 在总量增速趋缓的背景下，我们将会看到的是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实体经济的真正繁荣。传统制造再上台阶，高技术制造多点开花，特别是新兴产业的发展。通信、计算机和电子（ICT）科技产业通常在十年经历一个大周期。1999年电子商务、互联网大潮兴起；2009年移动互联网浪潮和平台经济兴起。新一轮十年ICT科技产业向上周期开启的前一年全球经济都经历了疫情危机而出现下行。我们认为，2021年-2023年确定无疑是下一个十年的路口，结构红利之中将伴随着新一轮ICT产业的向上周期。 大国经济新阶段，金融新规利于制造业重新繁荣（虽然高增长已经结束），是我国资本市场“慢牛”的基础。 [1]http://www.gov.cn/guowuyuan/2018-02/21/content_5267818.htm?cid=303
核心观点 一、为什么中国政府在改革期间要保持对金融体系高度干预？ 一个可能合理的解释是，中国政府实施总体的双轨制改革策略——计划与市场、国企和民企两轨并存。这需要对要素市场尤其对金融部门实施各种干预，对国有企业提供变相补贴，包括干预汇率、利率、银行和资本市场的资金配置、大型金融机构经营和跨境资本流动。从宏观层面看，改革的目的是要推动中国经济从中央计划体系走向自由市场经济，但在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不对称的市场化”，抑制性金融政策也是“不对称的市场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为什么抑制性金融政策没有阻碍经济高速增长或金融保持相对稳定？ 中国实施抑制性金融政策的初衷，是为了支持双轨制改革策略。与此同时，几乎所有政策都同时存在正反两方面效应，经济决策往往不是在黑白之间做选择，而是在成本、效益之间权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金融抑制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发挥了正面影响，但现在变成了负面影响，应该尽快考虑改变。 三、为什么近年来关于“金融不支持实体经济”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抱怨越来越多？ 在双轨制改革策略框架下，金融政策偏好国有企业的另一面，是这些政策对于民营企业或者中小企业存在一些先天歧视，因为它们缺乏历史数据，没有抵押资产，也没有政府担保。政府为了支持国有企业压低了正规市场的利率，加剧了小微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难度，同时提高了它们在非正规市场融资的成本。小微企业融资难与融资贵是两个问题，最好不要混在一起解决，对于绝大部分小微企业来说，最大的困难是“难”而不是“贵”。 四、中国数字金融发展是如何领先全球的？ 因为正规金融部门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金融服务，数字金融、影子银行甚至民间借贷都在填补正规金融市场服务留下的空白。数字金融的普惠性既有历史意义，又具世界价值，其革命性贡献在于为解决获客难和风控难提供了一些可能的方案。 五、这几年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是怎么积聚起来的？ 归根到底是两个：一是缺乏市场纪律，造成了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金融风险也越积越高，高杠杆率就是表现之一；二是监管不到位，新兴业务不想管，交叉业务管不了，机构业务没管住。 六、未来的金融体系会是什么样？ 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银行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这些间接融资渠道在金融体系中的重要性不会太下降。一是指望未来资本市场解决小微企业、民营企业融资问题的可能性不大；二是不同国家的金融体系构成不一样，这不仅由政府的政策偏好决定，更是政治、文化、历史、经济等多个因素综合使然；三是技术对未来的金融体系会产生很大改变。 如何理解中国金融现象 一、中国政府为什么高度干预金融体系？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已经40年，令人困惑的是，金融体系中抑制性金融政策仍然普遍。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金融策略？我们还得从40年来中国金融改革的历程里找答案。 改革开放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当然这也是金融改革的起点。当时，中国的金融体系基本只有中国人民银行一家机构，其占全国金融总资产的93%，它既是一家商业银行，也是一家中央银行。直到1984年1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才一分为二，把商业运行和政策决策这两个功能分开，一半变成今天的工商银行，另一半是今天的中国人民银行。 1978年金融交易不多，一般的资金调配都由国家计委统一部署，社会对金融中介的需求很少，所以当时只有一家金融机构也没有问题。 当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的重点从原来的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这意味着未来对金融交易、金融中介的需求将大大增加，因此同步开启重建、发展金融体系的历程。最初是恢复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和建设银行的运营。 如今40多年过去了，今天再看中国的金融体系，可以用三个词来归纳其特征：规模大、管制多、监管弱。 规模大，可以从机构和资产两方面来看。 从机构角度看，1978年只有一家金融机构，今天金融机构的数量和种类都已经非常完备，有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组成的“一行两会”监管部门，有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组成的三大政策性银行，有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组成的六大国有商业银行，还有十几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如果再加上城商行、农商行和村镇银行，大概一共有4千多家银行。此外还有保险公司、证券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等。可以说，市场经济国家拥有的金融机构我们几乎全有，而且数量非常庞大。商业银行领域的“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全世界排名都非常靠前。世界商业银行最新排名前五强中，中国占四位。 我们的金融机构不但数量多，资产规模也相当惊人。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典型的银行主导，相对而言，资本市场就不够发达。但即便是不发达的资本市场，规模也已经很大。从市值看，股票和债券两个市场在全世界都能排在前三位。 衡量资产规模还可以看一个宏观指标，即广义货币供应量与GDP的比例。广义货币就是在银行部门和社会上流转的现金，加上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这个广义货币与GDP的比例可以反映银行的规模，也因此是反映相对金融资产规模的一个指标。目前（截至2019年4月），中国广义货币与GDP的比例接近210%，在全世界也可以排到第三位，排名最高的是黎巴嫩，其次是日本。 所以，中国的金融资产规模确实很大。当然，这个指标的另一面是中国的负债率或者杠杆率也很高。 管制多，意味着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干预还比较普遍。 经济学有“金融抑制”这个概念，是由斯坦福大学麦金农教授提出来的，他是研究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和金融自由化问题的国际权威。他提出的“金融抑制”主要是指政府对利率、汇率、资金配置、大型金融机构和跨境资本流动有各种形式的干预。 基于他的定义，结合世界银行的数据，我们构建了一组金融抑制指数，在0到1之间：0意味着完全市场化，1意味着毫无市场化，完全由政府控制。我们找到了100多个国家的数据，具体测算了1980-2015年间每年的金融抑制指数。 图1 金融抑制指数：中国与国际比较 （1980、2000、2015年） 图1简单地呈现了我们的主要结论。中国的金融抑制指数在1980年为1，那时金融改革刚刚开始，政府几乎干预金融运行的各个方面。之后这个指数持续下降，到2015年为0.6。把中国的这组数字和国际经验做比较，有三点发现： 第一，过去40年间，中国的市场化金融改革不断推进，金融抑制指数下降了0.4个百分点，反映市场化程度在不断提高。 第二，中国的金融抑制指数下降的速度相对较慢。这可以通过和其他转型国家比较看出来，俄罗斯的改革比中国晚起步10年左右，但金融抑制指数已经下降到0.4，时间跨度更短、下降速度更快。这也佐证了中国的金融改革确实是渐进式的。 第三，中国的金融抑制水平至今仍然很高。2015年为0.6，在有数据的130个国家当中，这个指数水平排在第14位。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干预金融体系的程度在全世界范围内仍然非常高，这也是管制多的证据之一。 再换个角度来看，中国金融体系同样存在政府干预程度高这一明显特征。 图2：中国金融体系在世界坐标中的情况（2015年） 如果把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金融体系放在一个把坐标系里，如图2所示，横轴是银行在总金融资产当中的比重，越往右银行占比越高，纵轴是金融抑制指数，越往上政府干预的程度越高。 图2是2015年的数据，可以看到，日本（JPN）和德国（DEU）在美国（USA）的右边，这符合“日本和德国是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美国和英国是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的看法。同时，中国香港（HKG）和新加坡（SGP）属于金融抑制程度最低的经济体，巴西（BRA）和印度（IND）等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融抑制程度则比较高。在这个坐标中，中国（CHN）处在右上角的位置，这表明与其他国家的金融体系比较，中国的金融体系中不仅银行占比高，金融抑制程度也非常高。 也因此面临第一个问题：既然中国是走市场化改革的道路，政府为何还要这么普遍而严重地干预金融体系，为什么金融部门没有更快地市场化？ 一个可能合理的解释是，中国政府实施总体的双轨制改革策略，这和前苏联、东欧的做法不太一样，他们的策略是“休克疗法、一步到位”。 从理论上说，休克疗法简单高效，但在实践中有很多困难： 一方面，休克疗法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改革初期经济出现显著滑坡。休克疗法意味着当时立刻全部取消计划体制，把所有国有企业私有化。这会导致很多工厂不再生产，出现很多失业人口，所以改革初期经济很容易崩盘。 另一方面，休克疗法有一个很重要的假设，是今天取消计划体系，明天市场机制就开始有效工作。实际并非如此，市场制的培育和发展需要相当长时间。市场经济国家相对成熟的市场机制，是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发展形成的。中国市场化改革40年，至今还经常有某些地方的工厂或者农民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这实际就是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而解决信息不对称，动态匹配供求双方的机制，需要逐步发展，不是一晚上就能解决。 中国采取“渐进式改革”，其中一个重要策略就是双轨制改革策略，计划与市场、国企和民企两轨并存。 在改革开放初期，国企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改革期间政府继续支持国企发展，同时努力为民企发展提供更好的政策与市场空间。有的学者将其称之为增量改革，也就是说，存量先不动，让增量快速扩张，一段时间之后，非计划或非国有经济就会替代计划或国有经济成为主导力量，中国经济也就成功地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 中国这个策略还比较成功：一是在改革初期没有出现全面性的崩盘；二是整个改革期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有学者甚至将其称为“经济奇迹”。在这个“奇迹”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力量就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看上去效率比较低，但持续增长，没有造成很多失业，对社会稳定、政治稳定和经济稳定起了很大作用。 问题是，国有企业既然效率相对比较低，又怎样持续运行呢？ 答案是需要一个外部支持。最简单的外部支持当然是财政补贴。但是，改革开始后政府的财政能力一直在减弱，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36%下降到1996年的11%，很多地方政府连维持基本运转的“吃饭财政”都保不住，根本没有多余的钱去补贴国有企业。 财政没有钱但又需要支持国有企业，怎么办？ 最后找到的办法是对要素市场尤其对金融部门实施各种干预，包括干预汇率、利率、银行和资本市场的资金配置、大型金融机构经营和跨境资本流动。 我们来重点讨论两种干预：一是通过政策干预降低资金成本，正规金融部门把利率压得非常低；二是配置资金时明显地偏向国有企业。 换句话说，政府虽然没有足够的财政资源来支持国有企业，但通过金融政策让金融机构将大量廉价的资金配置给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由于不按市场价格支付资金成本，相当于获得了变相补贴。所以，政府在改革期间对金融体系保留大量干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支持双轨制改革策略，对国有企业提供变相补贴。 从宏观层面看，改革的目的是要推动中国经济从中央计划体系走向自由市场经济，但在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不对称的市场化”：一方面，产品市场几乎全部放开，几乎所有农产品、制造品和服务品交易，都通过市场机制完成，价格也完全由供求决定；另一方面，资金、土地和能源等要素市场，依然严重存在政策扭曲。“不对称的市场化”，目的也是为了保证双轨制改革政策顺利推进，抑制性金融政策同样是“不对称的市场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中国金融市场监管弱的问题，主要是指当前监管体系防范与处置金融风险的能力不强。后面讨论系统性金融风险时候再展开来讲。 简单总结前面的分析论述就是：40年来，中国从只有一家金融机构开始，改革和发展出一个全新的金融体系，这个金融体系的重要特征是规模很大、管制较多、监管很弱。 二、政府干预金融体系是好还是坏？ 第二个问题是既然金融抑制这么严重，又如何解释改革期间所创造的“经济奇迹”？这涉及如何评价改革期间抑制性金融政策的作用：金融抑制究竟是催生了经济成功，还是说仅仅没有妨碍经济成功？ 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它不仅关乎如何理解过去，更涉及如何应对未来。就像评价双轨制改革一样，有人说中国经济成功是因为市场化，放得好，也有人说是因为保留了计划色彩，管得好。对金融改革的实证分析表明，其政策机制更为复杂，并非简单的“放得好”或者“管得好”。 我们的分析结论是：改革过程中，抑制性金融政策对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的影响在不断变化，改革开放前期，金融抑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正面的，但进入新世纪以后，这个影响变成了负面的。 根据省级面板数据（panel data，又称“平行数据”，例如2010-2019年10年来中国全部直辖市的GDP数据，就是一组panel data）估算结果做一个简单测算，即假定金融抑制指数为0，也即彻底消除抑制性金融政策、实现完全的金融市场化，中国的经济增速会怎样变化。 结果显示：上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增速会下降0.8个百分点，90年代经济增速会下降0.3个百分点，但在新世纪头十年，经济增速反而会提高0.1个百分点。这说明，早期的抑制性金融政策能促进经济增长，但后来这种促进作用转变成遏制作用。 所以，现在如果把抑制性金融政策全部取消，中国的经济增长会更快一些。 进一步分析还会发现，金融抑制对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存在双重影响： 一种称之为“麦金农效应”。麦金农教授的基本观点是：金融抑制会降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会遏制金融发展，所以对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不利。 另一种称之为“斯蒂格利茨效应”。斯蒂格利茨教授发现，上世纪最后二十年，一方面各国积极推进金融市场化、国际化改革，另一方面金融事故的频率越来越高，对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构成很大伤害。他指出，如果一个经济体还没有形成完善的市场机制和监管框架，完全市场化可能对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不利，政府适度干预反而更加有益。 上述两个效应可能在任何经济体中都同时存在，只不过在不同的经济体或同一经济体的不同时期，由不同效应占主导：如果市场机制相对健全、监管框架相对成熟，大幅降低金融抑制的程度有利于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如果金融市场机制、监管框架尚不成熟，完全放开不仅不能带来好处，反而有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 市场化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改善效率，但伴随市场开放而来的是市场波动和风险增加。举个例子，很多国家都在开放资本项目，但这经常会带来汇率大起大落和资本大进大出。有的国家很容易承受这样的变化，比如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而有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资本项目放开以后，很快就发生金融危机。所以，同样的政策带来的结果不一样，抑制性金融政策的作用机制也是如此。 金融抑制听起来是一个负面的政策安排，但在改革前期却对中国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发挥了正面影响，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大多数银行都由国家控股，资金配置和定价也受到政府的多方面干预，这些都会造成效率损失。但是这样的金融体系在把储蓄转化成投资的过程中非常高效，只要有储蓄存到银行，很快就能转化成投资，直接支持经济增长。 第二，政府干预金融体系，对金融稳定有支持作用。最好的例子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银行业的平均不良资产率超过30%，但没有人去挤兑银行，原因就在于存款人相信只要政府还在，放在银行的钱就有保障。中国改革开放40年期间，系统性的金融危机一次也没有发生过，这并不是说没有出现过金融风险，而是政府用国家信用背书，为金融风险兜底。反过来设想一下，如果中国在1978年就完全放开了金融体系，走向市场化与国际化，几乎可以肯定，中国一定已经发生过好几次金融危机。 关于金融抑制的上述分析其实具有一般性意义，即任何政策层面的决策都必须考虑客观经济环境，而评估任何政策也必须同时考虑成本和效益两个方面。任何看上去不怎么合理的政策，其实都有原因，即便要改变，也首先需要充分理解设置这些政策的最初动机。 中国实施抑制性金融政策的初衷，是为了支持双轨制改革策略。与此同时，几乎所有政策都同时存在正反两个方面的效应，经济决策往往不是在黑白之间做选择，而是在成本、效益之间权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金融抑制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发挥了正面影响，但现在变成了负面影响，应该尽快考虑改变。 三、为什么对金融服务的抱怨越来越多？ 第三个问题是为什么近年围绕“金融不支持实体经济”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抱怨越来越多？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回答为什么抑制性金融政策的影响从正面转向了负面。 改革前期，中国的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表现都非常好，近几年却发生了不少变化，社会对金融体系的抱怨也越来越多，具体有两种说法：一是“金融不支持实体经济”，二是“小微企业或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两种抱怨刚好和前述的实证分析结论一致，抑制性金融政策确实已经成为拖累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的重要因素。 图3：GDP增速（%）与边际资本产出率（1979-2017年） 图3反映了经济增长速度（GDP）和边际资本产出率（ICOR）的关系，即每新生产一个单位的GDP，需要多少新的单位资本投入。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速一直在下降，从最初的10%以上跌到了目前的7%以下。与此同时，ICOR从2007年的3.5上升到2017年的6.3，这表明资本的效率确实在直线下降，或者说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在不断减弱。 导致这个变化的原因可能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改变。中国改革前期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发挥低成本优势，依靠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迅速扩张，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进城变成产业工人，制造业快速增长，劳动生产率也不断提高。但这种高速增长基本是要素投入型，技术水平相对较低，只要不断增加生产投入，经济就会持续发展。 现在中国经济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成本水平急剧上涨。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前一年，中国的人均GDP是2600美元，2018年增加到将近1万美元。伴随收入水平提高的是成本水平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的低成本优势完全消失，原先基于低成本发展的制造业也丧失了竞争力。十年间一个直观的变化，就是原来成本低，现在成本高。 经济学有一个词叫“中等收入陷阱”，指大多数国家都有能力从低收入水平成长到中等收入水平，但是很少有国家能从中等收入水平进入高收入水平。原因在于，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可以依靠要素投入型的增长模式，而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必须依靠创新驱动型的增长模式。“中等收入陷阱”意味着大部分国家都没有能力持续创新，支持产业升级换代，所以一旦经济发展到中等收入水平就上不去。 这也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关键就在于能否通过创新支持产业升级换代，保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说到经济创新，容易产生一种误解，以为创新就是指最前沿的技术开发，其实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创新几乎无处不在，不分制造业和服务业，甚至农业，而且创新既有商业模式的创新，也有生产技术的创新，既包括无人机、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型技术和产业，也包括汽车、家电、机械装备等传统产业的更新换代。 谁是创新的主力？有数据显示，在企业层面，民营企业贡献了70%的知识产权，国有企业贡献了5%，外资企业贡献了剩下的25%。这组数据多少有点令人意外，很多人印象里国企虽然效率差一些，但技术力量要比民企强很多。事实证明，技术力量并不等于创新能力。 因此，如果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界，前后的经济模式发生了很大改变。全球危机以来，经济增速和金融效率不断下降，可能都与经济模式转变有关系。进一步讲，创新驱动型的增长模式能否顺利运作，取决于民营企业或中小企业能否健康发展。 中国目前的金融体系在服务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方面，存在一些先天的短板。 前面讲到，中国金融体系的两大特征是银行主导和政府干预比较多，比较擅长于服务大企业、制造业和粗放式型经济发展。对于受政府干预比较多的银行来说，风控以传统办法为主，主要是“三看”： 一看历史数据，主要是三张表，即资产负债表、利润损益表和现金流表； 二看有无资产抵押，有抵押，银行的信贷风险就比较容易控制； 三看有无政府担保，有的银行直接拿政府产业目录来决定信贷配置，原因就在于这类贷款万一出现问题，可以指望政府出面承担责任。 正因如此，大企业比较容易获得融资支持，因为大企业往往历史长，数据完整、规范。制造业大多有固定资产，银行做风控也比较容易。另外，粗放式扩张意味着不确定性相对低一些，原来已经有一家服装厂，再开一家服装厂，还是使用原来的技术甚至营销渠道。 在双轨制改革策略框架下，金融政策偏好国有企业的另一面，是这些政策对于民营企业或者中小企业存在一些先天歧视。也可以说，当前的金融体系很难有效地服务民营企业或者中小企业，因为它们缺乏历史数据，没有抵押资产，也没有政府担保，中小企业本身的不稳定性又比较高，中国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不到5年，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风险更高，为它们提供金融服务难上加难。 当然，这些年银行也在不断市场化，说银行在配置金融资源的时候歧视民营企业、偏好国有企业，很多银行的业务人员会觉得这个指责不符合实际。毕竟，银行考虑的并非产权本身，而是风险与回报，从银行的角度看，国企拿到很多贷款，主要还是因为它们回报稳定、风险较低。 最近一个实证研究就发现，如果以所有制来解释银行的信贷配置，确实可以看到代表国有企业的变量显著为正，如果再加上企业规模这个变量，加分作用更加显著，甚至所有制变量都变得不再显著。因此，银行将更多贷款配置给国有企业，主要还是因为它们比较稳健。 金融抑制政策的另一个作用同样突出，就是利率双轨制。政府为了支持国有企业，人为地压低了正规市场的利率，目前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约为4.35%，这个利率水平与G20发达经济体的平均贷款利率基本相当，但远远低于G20发展中经济体的平均贷款利率。这样偏低的银行贷款利率，加剧了小微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难度，同时提高了它们在非正规市场融资的成本。 图4：两个金融市场假设 图4可以简单地说明，假如在同一个经济体中存在两个金融市场，一个正规市场，比如银行，一个非正规金融市场，比如民间借贷、影子银行和数字金融，两个市场上的利率水平即资金的价格都由资金的供求决定，如果忽略不同借贷者风险水平的差异，同时不考虑监管政策的管制后果，正规市场与非正规市场的均衡利率应该一概相等，不然就会出现套利。 但现在政府在正规市场实施利率管制政策，将利率下压，正规市场就出现了供给不足。也就是说，虽然正规部门降低了融资成本，但它能服务的客户数量也减少，会有相当一部分企业的融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可以猜测到，不再能获得融资的大部分是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这部分企业只好去非正规市场融资，相当于把需求曲线往外推，进而提高非正规市场的利率。 这个简单的分析说明两个道理：第一，强制降低正规部门的利率，既会加剧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也会进一步恶化小微企业融资贵的困境；第二，小微企业融资难与融资贵是两个问题，最好不要混在一起解决，对于绝大部分小微企业来说，最大的困难是“难”而不是“贵”。 这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一个是银行不知道怎么给小微企业做信用贷款，另一个更重要，就是利率管制问题。银行部门一年期的贷款利率大概是4.35%，市场利率远超该利率水平，如果金融机构不能完整准确地做具有市场化风险性的定价，而是给小微企业这么低的利率贷款，最后只能要么增加风险，要么增加成本。 货币银行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成本一定要覆盖风险。对金融机构来说，客户的风险高低不同，服务方法不同。很多创投基金的投资回报很高，风险往往也很高，它们面对的大部分是初创企业，服务这样的企业能挣钱，甚至挣大钱，一要要有专业能力的人，综合运用金融、技术、市场、管理等知识，从大量项目中做筛选；二是成本高但回报也高，创投基金给10个企业投资，很可能其中3-5个都不能获得投资回报，但只要剩下的企业能提供高回报就行，这其实就是市场化定价。 简单总结为什么现在对金融部门的抱怨越来越多：抑制性金融政策之前没有妨碍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但现在成了一个负担，最直观的体现就是边际资本产出率降低，同样的资本投入所产生的回报越来越少。 具体还表现在，确实有很多金融服务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比如小微企业在支持创新、支持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但金融部门并不能很好地为它们提供融资服务。对家户来说也是一样，过去家户有钱就存到银行，但现在把钱放在银行每年只给2%的回报，所以家户也都想办法投资。尤其是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人们对资产收入的需求会越来越高，但可投资的地方却很少。 图5：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中国与国际比较（2016年） 曾经有决策者设想，让老百姓把一部分钱从银行拿出来，投资到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这样既可以帮助家户提高投资回报，又帮助国家发展资本市场，提高金融交易中直接融资的比重，是一件一举两得的事情，结果却出乎意料：一部分钱从银行出来之后并没有去资本市场，而是去了影子银行和数字金融市场。 这背后的原因很多，但根本原因还是中国资本市场没有足够的吸引力。一个金融部门，既不能有效地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又不能很好地满足居民需求，显然有问题，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经济增长模式在转型，但金融部门没有相应地转变到位。 四、中国数字金融怎样发展起来的？ 为什么数字金融在中国能成势？原因当然也很多，上面的分析其实已经引出了回答的逻辑：因为正规金融部门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金融服务，数字金融、影子银行甚至民间借贷都在填补正规金融市场服务留下的空白。 这里所说的数字金融，包括利用数字技术提供支付、贷款、保险、投资等方面的金融工具与金融模式，还包括一些金融基础设施，提供服务的主体既可以是京东、腾讯和阿里等新型互联网公司，也可以是工行、人保和中金等传统金融机构。 图6：中国分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2011年和2018年） 数字金融诞生之初就展示出非常强的普惠金融特性。如图6两张地图，分别展示的是2011年和2018年北京大学制作的分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由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蚂蚁金服联合开发。图中上边是2011年的指数，下边是2018年的指数。两张地图将全国地级市按发展水平标出不同颜色，从红色、橙色、黄色到绿色，代表发展水平从高到低。 上图揭示了两个基本事实，一是红色地区基本集中在中国东南沿海，中国的数字金融发展也一直由该地区引领，2011年如此，2018年仍然如此；二是与2011年相比，2018年地图上地区之间的颜色差异明显缩小，这表明8年间内陆地区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沿海地区，也是普惠特征的最好体现。 数字金融的普惠性既有历史意义，又具世界价值。2005年联合国提出“小额信贷年”，号召各国大力发展普惠金融，为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人群提供可持续的金融服务。但这是一件十分艰难的工作，中国政府也响应联合国的号召，采取了许多政策措施，包括建立大量的小额信贷公司，至今还有8000多家，但总体看来发展普惠金融的进展不大。 为什么发展普惠金融这么难？简单概括，有两大制约因素。 一是获客难和风控难。所谓获客难，是指即使银行很愿意给小微企业提供服务，但找到这些客户难度很大，成本很高，因为这类客户往往数量庞大、分布分散；所谓风控难，是指这些客户缺乏历史数据、抵押资产和政府担保，银行有点束手无策，不知道怎么做。 二是利率管制，银行贷款利率压得很低。按道理说，既然央行已经不再限制银行的存贷款利率，利率市场化理论上已经完成，但实际并非如此，央行很快重申利率市场化尚未完成，主要因为还存在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金融机构的风险定价能力还有待提高，二是货币政策传导还不够顺畅。所以到目前为止，监管部门还在影响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银行不能完全自主决定贷款利率，也就弱化了为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意愿与能力。 这也有助于理解为什么过去几年中国的影子银行发展得如此迅速。 中外影子银行存在不少差异，国外发达经济体的影子银行大多是非银行金融机构，中国的影子银行更多是银行自身的产物，因此有人将其称为银行的影子。截至2018年底，中国的影子银行总规模估计超过了50万亿元，相当于银行贷款余额的1/3。 一般认为，影子银行的动机是规避监管。比如银行的贷款业务要满足资本充足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的监管要求，以降低金融风险，但同时这又会增加银行的经营成本，尤其是很多银行缺乏有效渠道补充资本金，资本金不能提高，业务就无法扩张。如果将金融交易从表内移到表外，虽然仍然是银行业务，诸如委托贷款、理财产品，却规避了监管要求，也降低了经营成本。当然，规避监管也一定会增加潜在的金融风险。 中国的影子银行还有一个特殊动机，就是规避管制，比如利率管制。业务挪到表外之后，变相地实现了利率市场化。从这一点看，影子银行的积极意义很突出。今天的中国金融体系中，利率市场化的重要性如何强调都不为过，如果利率不按照市场化做风险定价，一方面会影响资金的配置效率，甚至会造成很多金融风险，另一方面金融机构也很难对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提供金融服务。 “实质性的利率市场化”对于正确理解影子银行以及数字金融的贡献十分重要。影子银行确实带来新的风险，但与此同时，它也为实体经济提供了实实在在的金融服务，弥补了正规金融部门服务不足的问题。为了防范风险，将影子银行业务纳入监管框架完全有必要，但调整过程中也要充分考虑到对实体经济的影响。2018年上半年监管政策收紧，影子银行交易减少2万亿元，明显加剧了民营企业的融资难问题，甚至严重冲击了宏观经济。 数字金融对于发展普惠金融还有一个革命性贡献，就是为解决获客难和风控难提供了一些可能的方案。几家做得比较好的大科技公司，比如腾讯、阿里和京东，每个平台上都有好几亿客户，它们首先利用数字技术解决了获客难问题。 过去，大家一直将工商银行看作“宇宙行”，因为它在全国有很多网点和无数员工，获客和风控能力比较强。即便如此，它仍然很难触及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人群。更关键的是，工行这些大银行的优势就是为大企业服务，单笔贷款就达5亿元、10亿元，其信贷员去做单笔5千元或5万元的业务，既非所长，成本也高。 大科技平台就不一样，它们通过移动终端、大数据分析和云计算，将数亿客户粘在平台上，一旦平台建立，这些平台的长尾效应意味着它们可以服务无数客户，边际成本几乎为零。而且，平台可以根据潜在客户的“数据足迹”来分析其信用条件，然后发放贷款。 阿里巴巴的网商银行已经形成了“310”贷款模式，即平台客户在网上花3分钟申请贷款，平台1秒钟批准贷款并同步资金到个人账户，而且零人工干预。网商银行能够这么做，就是借助了大数据的力量，利用客户在淘宝购物、社交平台交流以及其他信息，对潜在客户预先批准了信贷额度，一旦客户来申请贷款，马上就可以知道结果。 腾讯的微众银行也是相似的商业模式，只是更聚焦个人消费贷款，并基于微信的社交信息以及其他数据。微信圈子往往就是一个人比较完整的社交圈，微众银行会看客户白天和夜晚分别在哪个楼里发微信，时间长了可以据此判断该客户的工作单位和住房情况、在什么样的微信群活跃交流，以及关系最紧密的10个微信好友，据此进行交叉验证。大数据分析的特点是单个具体数据拿出来，可能都不是准确的指标，但是把一个人生活、工作和社交各方面的数据综合起来进行分析，结果就比较可靠。 孟加拉国有个小额信贷做得非常好的格莱珉银行，也称穷人银行，由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教授创办，其宗旨是帮助农村贫困居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他们在云南大理州做了一个试点非常好。负责人从孟加拉国派过来，由他带领12个中国年轻人一起工作，每周都去村里召集需要贷款的村民开组会。当地的生活、工作条件很艰苦，也没有专门的交通工具，他们每次去村里要么坐公交，要么搭便车，没有车只能步行，有时候不带干粮还找不到地方吃饭。这些人真心实意地帮助农民改善生产生活，遗憾的是，这样一个13人团体，一年只能服务130家贫困农户，而且不能自负盈亏，靠当地的富滇银行每年提供一笔经费支持运行。所以，格莱珉银行做得很好，但普惠金融服务规模很难扩大。 相比之下，网商银行和微众银行就基本克服了规模瓶颈。网商银行只有杭州一个办公室，没有分行，大概700多个员工，2018-2019财政年度，网商银行为1200万家小微企业提供了贷款，同时已经为9300万个小微企业做了大数据画像，理论上这9300万小微企业都可以成为贷款服务的潜在对象。微众银行所服务的客户数量比网商银行还要多。 与之相比，中国自2005年以来一直通过创办小额信贷公司支持普惠金融服务，目前8000多家小额信贷公司，每年所服务的小微企业数量不超过100万家。所以，影子银行、数字金融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正规金融部门或者传统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供给不足，它们主要做两件事，一是变相地利率市场化，二是通过技术创新改善风控。 这个创新带来了许多革命性变化。经济地理学家胡焕庸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发现，如果从黑龙江的黑河到云南的腾冲之间画一条线，即“胡焕庸线”，将中国分为两半，95%的经济活动都集中在线的东边，线的西边荒凉无比。如今，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表明，移动支付已经开始突破“胡焕庸线”，2011-2018年间，东西部移动支付覆盖度指数的差异缩小了15%，这在近代史无前例。 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的数字金融。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之邀，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上海新金融研究院，每年都会组织一批蚂蚁、京东、腾讯、陆金所等中国数字金融公司的高管和央行、银保监会等监管部门的官员，一起到华盛顿和IMF联合举办关于中国数字金融的闭门研讨会。这个会议已经连续举办了两年，分别是在2018年6月12日和2019年6月18日。IMF邀请中国的高管和官员一起进行专题研讨，也说明国际组织认为中国的数字金融做得好。 五、中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到底什么情况？ 影子银行与数字金融快速发展，第五个问题也随之而来：为什么这几年系统性金融风险变成了一个大问题？怎么积累起来的？ 2018年，政府集中力量打三大攻坚战，一是消灭贫困，二是清理环境污染，三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图7：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2000-2017） 图7是测算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自2008年以来在不断上升，系统性金融风险上升表现在很多方面，最重要的表现是杠杆率上升。杠杆率问题大概也是近年来国际人士最关注的一个中国经济的风险。 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前，中国的杠杆率只是比新兴市场国家稍微高一些，但是后来上升幅度非常快。2009年，美国的经济学家莱因哈特和罗格夫写了一本书叫《这次不一样》，总结了过去800年的金融危机历史，试图找出一个规律性的机制，最经典的总结是：钱借多了就会出问题，换句话说，杠杆率太高就会风险大。 从理论上说，杠杆率是一个中性概念。债务本来就是一个重要的金融现象，它可以帮助提高效率，支持劳动分工，推动经济发展，应该说是一件好事情。但如果家户、企业和政府借的钱太多就容易出问题，现金流一旦断裂，容易形成恐慌，甚至造成系统性后果。所以高杠杆率值得关注，杠杆率快速上升更需要高度关注。 中国的杠杆率现在为什么这么高？ 首先，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典型的银行主导，这意味着每一笔金融交易都以存贷款的形式实现，贷款就意味着杠杆。反过来，如果金融体系是市场主导，特别是股票市场主导，股权融资就不会增加杠杆。所以，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是导致中国杠杆率高的主要原因。 其次，改革期间企业出生容易死亡难，积累了大批质量差的企业，甚至资不抵债的僵尸企业。僵尸企业持续运营，说明整个社会还在直接或间接地对其补贴，但这些补贴不是财政补贴，更多依靠金融市场提供廉价资金。以国家统计局统计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为例，其中正常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平均为51%，僵尸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平均为72%，这说明本来应该淘汰的企业没有淘汰，大大降低了金融资源的利用效率。 这在本质上是缺乏市场纪律，为了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货币政策只好进一步扩张，以提供更多的流动性，结果进一步抬升企业综合杠杆率。改革期间的货币政策总体上宽松容易、紧缩困难，现在依然如此。 高杠杆率本身是问题，杠杆率快速上升是更加危险的事情，因为它往往伴随着资金低效配置、资产泡沫形成等问题。 图8：非金融部门的杠杆率（%GDP） 从图8可以看出，2009年以后，非金融部门的杠杆率大概增加了100个百分点，这引起了国际投资者的高度关注与普遍担心。这段时间杠杆率上升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是政府在2008年底宣布的“四万亿”刺激政策。 高杠杆率究竟会带来什么后果呢？ 一些官员和学者担心中国会发生“明斯基时刻”，就是在杠杆率稳定上升一段时间之后，投资者信心忽然丧失，市场崩盘，由此引发金融危机。中国发生这样情形的可能性不太大，原因是虽然总的杠杆率上升很快，水平也很高，但是分部门看，中央政府的杠杆率并不是特别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评估中国政府的综合杠杆率，大概是50%多一点，国际上一般以60%为警戒线。 居民的杠杆率最近几年同样有所上升，但也不是特别高。居民借款有很多投入房地产市场，如果房地产市场发生波动，对金融体系会造成压力。但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有个特殊因素，就是首付率比较高，买第一套房首付要30-40%，买多套房的首付最高达70-80%。高首付率的好处在于，对抗市场波动的能力比较强。如果首付少，一旦市场波动，容易出现负资产，就是欠银行的钱超过房子的价值，这时借款人违约的概率就很高。首付率比较高，即便房地产价格有一定的波动，也不太会引起激烈震荡，短期风险比较可控。 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问题最大，现在已经到了GDP的160%左右，这在全世界都属于很高的。非金融企业还可以分为国企和民企两个部门。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民企去杠杆非常明显：金融危机爆发，全球经济进入衰退，一个理性的企业家要做的事情，就是暂时不要再投资、再扩张，如果有钱先把欠款还掉，以“现金为王”。问题是国企的杠杆率相对稳健，开始是上升，后来略微有下降。 所以总体看来，民企和国企的杠杆率出现了分化，国企杠杆率相对较高，民企杠杆率已经下降了很多。这样的杠杆率分化可能是不幸的，因为无论是从利润率指标来看，还是从生产率指标，以及资金回报指标来看，民企的表现都比国企好，这个分化意味着好杠杆在下降，坏杠杆在上升。这个分化也有好处，就是不太可能因为信心崩溃而导致金融危机，因为国有企业还有政府信用支持。 这并不是说高杠杆率不会有不良后果，不良后果就是金融资源的利用效率不断下降，前面提及的边际资本产出率下降就是一个证据。如果趋势不转变，最后很可能上演日本失去的10年或者20年，即很多资本投入到经济中，产出端却毫无反应。当然，谁也不敢因此否认金融危机的可能性。经验表明，金融危机总是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以最意想不到的方式发生，所以金融危机一定要严加防范。 图9：中国金融监管有效性指数（2005-2015） 近几年系统性金融风险明显上升，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金融创新频频，但监管跟不上。图9展示的是中国金融监管有效性指数，自2013年以来，监管有效性在不断下降。 可以说，金融风险的根源就是监管出问题，具体反映在三个方面： 第一，过去的监管框架对审慎监管不够重视。中国改革40年，没有发生过系统性金融危机，原因不在于监管做得好，主要是两个因素的贡献，其一是经济持续高增长，这样就可以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其二是政府兜底，一旦出现问题由政府埋单，投资者信心不会动摇，政府可以腾出手来处置金融风险，同时努力改变造成问题的因素。 最典型的案例是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银行业的平均不良资产率超过30%，但没有发生银行挤兑，原因就在于有政府担保，之后通过冲销坏账、注入资本金、引入战略投资者和资本市场上市等一系列举措，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都成长为国际大银行。 这样的做法也有问题：正是由于政府兜底，降低了监管机构努力工作的动力与压力，也造成道德风险问题，很多风险因素可能会重演甚至放大。2019年爆发的以包商银行为代表的中小银行的风险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银行乱来+监管缺位”的例子。这样的现象持续下去，总有政府兜不住的一天。 第二，中国的监管框架还有一个内在矛盾，就是监管部门负有双重责任，既承担对行业的监管责任，也承担行业的发展责任，这两个责任之间有时候会有矛盾。如果一个监管机构的目标是把本行业做大，会在一定程度上淡化风险因素。而且，做大本行业如果涉及监管部门的政治利益，在两大责任之间，监管部门也很容易出现重发展、轻监管的倾向。这个问题前几年在保险行业就曾经发生过。 第三，分业监管的政策框架已经不太适应金融创新的现实。分业监管就是谁发牌照谁监管，其核心是机构监管。这套做法过去行之有效，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大监管部门加上央行，各管一摊。理论上，把所有持牌机构管住了，金融业也就被管住了，问题是这几年交叉业务和新兴金融业务十分活跃，比如银行借用资管企业的通道做投资，当业务超越了传统分业监管的范畴，应该由银监会管还是证监会监管？还有更多的新型业务，完全不知道应该如何归类，特别是部分提供金融服务的机构根本没有申请牌照。 以个体网络贷款（peer to peer lending，简称P2P）为例，第一家P2P平台上线是在2007年，到2016年第一份暂行管理办法（《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出台，期间9年时间基本是监管空白，各种平台野蛮生长，平台总数累计近6000家，同时酿成了很大风险，问题平台的比例非常高。其原因就在于缺乏资质审查，整个行业鱼龙混杂。好在虽然平台个数多，参与的投资者众，涉及的资金数量尚不构成系统性金融风险，最多的时候大概2万多亿元。 金融交易受监管应该全覆盖，事实上并没有。所以，监管要从过去的机构监管转向功能监管，只要做交易就必须得到监管，按照业务类型来分工。监管改革的第一条就是要监管全覆盖，影子银行、数字金融都必须在监管框架内开展业务。 过去几年，政府一直在努力做这件事，不过加强监管的同时要尽量稳妥。加强监管的目的本来是为了防范风险，但同时也会使实体经济受到冲击，比如2018年对影子银行加强监管，小微企业就开始感到煎熬，原因就在于，大多数影子银行业务有实体经济需求。 对影子银行进行一定的整治是对的，但应该尽量让调整过程变得平稳一些。比如让影子银行的资金回到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内，这个思路是对的，但怎么回要有讲究。一方面，回表就意味着原来表内的监管要求重新有效，银行比较典型的两大监管要求，一个是流动性，另一个是存款准备金。如果100万元贷款从表外拿到表内，按照10%的存款准备金率要求计算，必须把10万元存在央行不动，自己的业务库再存10万元，这样一来，100万的贷款业务需要20万资金作支撑，成本是增加的。更重要的是，现在很多银行缺乏有效的手段补充资本金，资本金不增加，表外业务就无法回表内。2019年年初，央行允许一些商业银行发永续债，目的就是通过发永续债来补充资金本，让一部分影子银行的交易回到表内。这相当于央行做了财政的事情，很有意思。 另一方面，影子银行有规避正规金融部门利率监管及其他管制的动机，回表能否同时取消管制，即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比如利率市场化。如果政策不调整，回表以后，原来能为实体经济尤其是为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功能就停了。 这方面是有先例的，中国东南沿海民间借贷一直很活跃，做得也不错，有一套独特的信用评估与风险控制手段，唯一问题是未受监管，一旦出现风险很难帮助并处置，于是有的地方就搞民间借贷阳光化试点，试图将民间借贷变成正规交易、接受监管，结果行不通，最终又新生一批民间借贷。因此，整治影子银行和数字金融的方向是对的，但控制风险很重要，同时必须考虑当初形成这些生态的原因。 最后简单总结一下近年系统性金融风险上升的原因，归根到底是两个：一是缺乏市场纪律，造成了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金融风险也越积越高，高杠杆率就是表现之一；二是监管不到位，新兴业务不想管，交叉业务管不了，机构业务没管住。 理论上，银行都是正规的持牌金融机构，接受监管没有障碍，政策框架也十分清晰，结果还是几百家中小银行大面积地出现问题，这当然可以责怪银行董事长和大股东，但监管的责任推卸不掉。背后共同的原因就是政府干预过多，做了很多本该由市场和监管做的工作，因此，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应该从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出发，同时改革监管框架。 六、中国未来的金融体系会是什么样？ 最后一个问题：未来中国的金融体系会是什么样？答案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很难做完整的预测，只能做一些宏观猜测。 全球金融危机之年，美国一位前财长来北京见一位主管中国金融的国务院领导。这位领导跟美国前财长说，中国一直把美国当“先生”看，现在美国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先生”自己出问题，学生有点束手无策，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这话可能半开玩笑，但背后的深刻问题是，中国的金融体系未来是什么样子，现在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很多学者原来以为，中国应该往欧美模式的方向努力。现在欧美自己也发生了重大危机，这个方向是不是还要坚持？更重要的是，欧美的金融体系其实也各不相同，英美和德日的模式就更不一样，中国未来的目标是瞄准英美模式还是德日模式，或是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这些都需要很认真地思考。 目前看，未来的走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量： 从大方向看，既然中国的金融抑制策略已经变成限制经济增长和影响金融稳定的重要因素，下一步就应该往市场化方向走，让市场配置资源，让市场规模扩大，改善监管体系，主要是三句话，一是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二是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三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未来在这三个方向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又不是简单地往哪里走，走的过程中还需要考虑哪些适合或不适合中国国情。过去40年的经验已经表明，不能认为政府在金融体系中发挥作用就一定是负面的，政府在金融体系中的作用是变化的。1978年改革之初，中国没有选择一步到位的休克疗法，今天也不会且不应该一放了之。政府在金融体系中究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需要更深刻的思考和动态的决策。 在市场化的过程中，有许多特殊的现象和关系需要应对。比如资本流动要不要完全自由？如果金融体系不够健全，一旦资本大进大出，就容易影响金融稳定，这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动适度管理，反而可能有益。再比如国有企业改革，官方文件提出“竞争中性”的概念，这是很好的改革方向，但什么时候真正做到“竞争中性”，必须客观估计。在这个过渡阶段，完全放开来不见得是好事，也许适当的政府干预仍然有必要，其目的是既要保持金融稳定，同时又不对金融效率造成太大影响。 发展资本市场。这个已经写入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问题是中国的金融市场能发挥多大作用。国际上，即便是美国和英国这样的所谓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银行与非银行机构的贷款比例仍占企业外部融资的一半以上，可见，英美的市场占主导也只是相对而言，意味着市场融资比重较高而已。 图10：非金融企业外部资金来源： 美国、德国、日本和加拿大（1970-2000） 图10显示，美国企业的融资构成中，债券市场占32%，股票市场占11%，二者加在一起是43%，虽不到一半，但比例还是非常高。金融体系以银行主导的德国和日本，市场融资占比大约是14-15%。中国的数据显示，非金融企业外部融资中，股票和债券的融资占比也已经达到15%左右。 未来中国金融体系要发展，很长时间内，银行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这些间接融资渠道在金融体系中的重要性不会太下降。原因有几个方面： 一是指望未来资本市场解决小微企业、民营企业融资问题的可能性不大。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都要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对企业来说，进入资本市场融资的门槛，远远高于去银行融资的门槛。股票市场发达以后，大企业能到股市融资的可能性远远超过小微企业，小企业如果不能达到银行的融资门槛，想要达到资本市场的融资门槛难度会更大。 二是不同国家的金融体系构成不一样，这不仅由政府的政策偏好决定，更是政治、文化、历史、经济等多个因素综合使然。市场主导金融体系的英美国家，一般都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至上，更加崇尚保护个人权利以及分散决策。银行主导金融体系的日本和德国，更强调集体主义、合作、统一决策。未来中国的金融体系，方向肯定是让市场发挥更大作用，但要想短期内把市场做到特别大，也是很有难度的。 三是技术对未来的金融体系会产生很大改变。金融科技或是数字金融，确实在很多方面改变了金融体系。下一轮改变可能集中在传统金融机构，比如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由它们组成数字金融发展的主力。当然，大科技公司还会继续做，也许会出现新的分工，擅长技术的做技术，擅长金融的做金融。金融体系和整个宏观经济，未来都还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本文源自黄益平在第352期“新浪•长安讲坛”上的演讲
从央行发布的相关数据中可以得知，居民的存款数额逐年增长，在2019年全国居民新增存款数额约为9.7万亿，2020年新增数额约为11.3万亿。今年第一季度的新增存款数额为6.68万亿，可以说增长速度也在稳步上升。人们的存款增长速度这么快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其实，受到去年疫情的影响，很多人很长一段时间没能上班，自然也没有收入，虽然目前的防控手段颇为有效，却没有出现大幅度涨工资的现象，为什么存款的数额还会如此增加呢？《资管新规》的过渡期将要到了，从今年开始，银行的理财产品等都不能进行刚性兑付。原本可以向储户保证保本保息的各种投资产品也被叫停，这也就表示储户购买理财产品的时候都要自己承付亏损，不再保证可以保住本金。因此，很多不愿意自己承担亏损风险的储户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将资金存入银行中。受到疫情的影响，不少人意识到存款的重要性，开始为自己的未来打算。甚至一些自制力较强的人专门开了一个存款用户，每月自动存入一笔资金用来防患于未然。央行决定将四种存款产品暂停。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居民手中的可支配资金逐渐增多，投资的渠道也随之增多，人们不再像之前一样将资金存在银行中，银行也随之失去了不少优质储户。于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储户在银行存款，他们也推出了新的产品，这些产品一般来说利息较多，很有诱惑力。只要是银行的常客就知道，现在银行的各类理财产品增多，每个银行都在绞尽脑汁地吸引储户在自己的机构存款或投资。储户面对五花八门的产品，自然很纠结，而银行的工作人员在推荐相关产品时，也会给储户推荐这些产品的优点。人们要想挣得更多的利息，还得依靠自己的判断力选择合适的产品。那么央行叫停的四种存款产品都是什么呢？一、互联网存款现在很多人都已经习惯在智能手机上进行转账与在线支付等，在线上存款也是比较常见的。不得不说这种存款方式还是比较方便的，现在很多除了银行之外的金融平台不断推出存款产品供人们选择，但因其风险极大，造成的影响较大，于是陆续被下架。各大银行也推出了自己的手机软件供人们使用。二、结构性存款其实这种存款产品只是机构推出的理财产品中的一种，工作人员极力推荐这种方式，一方面是风险较低，银行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招揽储户们手中的资金，达到盈利的目的。三、异地存款有些银行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盈利，在某些城市没有营业厅的，为了能够招揽这些城市的储户们的资金，于是在新规里面明确规定，异地存款这种方式要暂停，对于银行来说，只能让他们在有网点的地方招揽储户的存款。四、靠档计息业务其实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这种产品猛地一看还是非常不错的，普通人们如果将自己的存款定位定期，需要提前支取的话，那么损失不会太大，对于银行们来说，能够在极少的时间内招揽储户们。但现在新规出现，这种方式也被央行叫停，也会带来负面影响，比如企业如果贷款，那么成本将会增加不少。央行会叫停这几个存款项目的原因，是为了让老百姓的资金更加安全，金融秩序必须严格管控。此外，储户的资金安全也值得重视，所以央行出台的这几个新规定，对于约束银行乱象还有存款市场的相关秩序是非常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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