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自网络 据搜狐财经统计，9月26日至10月9日期间，银保监会共发布行政处罚公示表70张，罚款总金额高达1790余万。 其中包括银行业罚单61张，涉及21家银行、一家信托公司、两家集团财务公司和一家资产管理公司，总金额1684万元；保险业罚单9张，涉及7家保险公司，总罚款金额107.7万元。 银行业：新疆博乐农商行领7张罚单罚款119万元，四名高管受处分 本周的61张罚单中，涉及银行的罚单共有54张，处罚金额共计1464万元。建行、工行和农行等6家上市银行领到15张罚单；6家农商行共收到19张罚单，占比约三分之一，其中新疆博乐农商行总行、支行及其高管共收到7张罚单，位列罚单数榜首。 数据来源：银保监会官网 统计&制表：搜狐财经 从处罚信息看，新疆博乐农商行存在内部控制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行为，及信贷业务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问题，被博尔塔拉银保监分局罚款50万元，并对一名高管罚款5万元；双河支行存在信贷业务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行为，被被博尔塔拉银保监分局罚款50万元，对于4名高管分别处以禁止终身从事银行、罚款6万元或8万元处罚。 本周最大数额罚单“花落”福建海峡银行三明分行，明银保监罚决字〔2019〕6号信息显示，该行因押品管理不尽职、违规发放固定资产贷款、违规提供融资、以贷转存虚增存贷款，违反了《商业银行授信工作尽职指引》、《商业银行押品管理指引》等多项相关规定，因此被中国银保监会三明监管分局处以合计190万元罚款。 图片截取自银保监会官网 渤海银行南京分行收到的罚单额度同样巨大。行政处罚公开表显示，该分行存在贷款资金回流用于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存在存贷款挂钩行为、为同业投资业务违规提供信用担保问题，江苏监管局对该分行处以没收违法所得6577.56元，罚款人民币125万元的处罚。此外，渤海银行南京分行和苏州分行本周也分别收到1张罚单。 银行业监管罚单部分信息 在案由方面，搜狐财经统计发现，在本周61张银行业罚单中，涉及贷款业务的罚单数量高达32张，占比超过一半，归属于14家银行。贷款三查工作不尽职、贷款资金被挪用，贷后管理不到位等依旧是最常见问题。 保险业：违规返还手续费，一迪保险、华安保险齐受罚 本周保险业共收到9张罚单，涉及7家保险公司，包括中国人保财险、太平洋财险、亚太财险等。 这9张罚单分属6家监管局或监管分局，黑龙江银保监局1张、泉州监管局1张、毕节监管分局1张、临沧监管分局2张、莱芜监管分局1张、苏州监管分局3张。 其中，最大额罚单出自泉州监管局之手，当事公司为中国人保财险晋江市青阳支公司。 泉银保监罚决字〔2020〕4号信息显示，该公司因违规虚列广告项目及费用，向监管部门提供虚假证明材料，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八十六条、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百七十一条，被处以31万元罚款，另对两名高管予以警告，并分别罚款4.2万元和1万元。 本周，苏州监管分局开出了最多的3张罚单，其中一迪保险苏南分公司2张，苏州华安1张，三张罚单出自同一事件。 一迪苏南分公司向苏州华安开具代理手续费发票收取手续费后，扣除费用后将余下款项返还给了苏州华安。此外，苏州华安还存在存在通过虚构劳务派遣人员，虚假列支套取费用。 一迪苏南分公司被要求整改并处罚金10万元，一名高管被予以警告并处罚金1万元；苏州华安一名高管被予以警告并处罚金2万元。 监管动态：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维护金融体系稳定 9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发布《关于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的通知》，《通知》从我国实际出发，参考国际惯例及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有关要求，明确了我国逆周期资本缓冲的计提方式、覆盖范围及评估机制。 银保监会表示，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是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丰富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箱的重要举措，有助于进一步促进银行业金融机构稳健经营，提升宏观审慎政策的逆周期调节能力，缓解金融风险顺周期波动和突发性冲击导致的负面影响，维护我国金融体系稳定运行。
为进一步增强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健康性，确保我国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进入处置阶段时具有充足的损失吸收和资本重组能力，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中国人民银行会同银保监会起草了《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总损失吸收能力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并于近日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防范“大而不能倒”成为反思危机教训、完善金融监管体制的重要内容。为有效解决“大而不能倒”问题，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于2015年11月份批准了金融稳定理事会（FSB）提交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总损失吸收能力条款》，正式明确了总损失吸收能力的国际统一标准。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深入研究国际规则，加强与金融稳定理事会等国际组织的沟通，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起草了《办法》，对我国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总损失吸收能力比率、构成以及监督检查、信息披露等提出明确要求。 《办法》的出台有利于我国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提早制定规划，采取综合措施满足总损失吸收能力要求。长远看，实施总损失吸收能力管理，将进一步完善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处置机制，对提高大型商业银行风险抵御能力、强化市场约束、增强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具有积极意义，有助于拓展商业银行主动负债品种，提高我国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 《办法》共七章四十二条，主要内容包括：一是明确了总损失吸收能力规则的基本原则，我国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进入处置阶段时，可以使用合格的资本和债务工具，通过减记或转为普通股等方式吸收损失。二是明确了外部总损失吸收能力的风险加权比率和杠杆比率的计算方法及达标要求。三是明确了外部总损失吸收能力的构成，以及可计入外部总损失吸收能力的资本工具和非资本债务工具的合格标准。四是明确了外部总损失吸收能力的扣除项，对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和非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持有其他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发行的总损失吸收能力非资本债务工具的资本扣除作出了规定。五是明确由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对我国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总损失吸收能力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对总损失吸收能力的非资本债务工具的发行进行管理。六是要求我国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通过公开渠道向投资者和公众披露总损失吸收能力相关信息，并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七是明确了特殊情况下我国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达标时限等内容。境外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在我国境内设立的附属公司若被认定为处置实体，按本《办法》执行。 公开征求意见结束后，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将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反馈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办法》。
作者|易纲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文章|《中国金融》2020年第19-20期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也是贯穿金融工作的主线。人民银行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依法履行中央银行职能，为币值稳定、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民收入稳步增长营造了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有力支持。 保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 货币政策与每一个家庭、每一家企业息息相关，关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货币政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重要的就是守护好老百姓手里的钱袋子，不让老百姓手中的票子变“毛”了，不值钱了；让广大人民群众分享国家经济发展的好处，收入稳步增长。这也是《中国人民银行法》赋予货币政策“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的法定目标。 把好货币总闸门，保持物价水平总体稳定，促进经济持续增长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货币是金融的根基，中央银行负责调节货币“总闸门”，肩负着重要责任和历史使命。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就要求货币政策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完善跨周期设计和调节，更加注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效益，促进经济金融良性循环，提升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根据经济金融形势变化，科学把握货币政策力度，既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促进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又坚决不搞“大水漫灌”，将经济保持在潜在产出附近，减少经济波动。 总的来看，近年来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明显提升，以适度的货币增长支持了经济高质量发展，保持了物价总体稳定。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速，从2016年末的11%左右降至2019年末的8.7%，与反映潜在产出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基本匹配。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从2016年的75万亿元增长到2019年的99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物价水平总体稳定，2017年至2019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年均上涨2.2%。2019年末宏观杠杆率约为254%，较2018年小幅上升约5个百分点，显著低于2009年至2017年年均超过10个百分点的升幅。 2020年以来，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人民银行把支持实体经济恢复循环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综合运用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再贴现、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等方式，已推出涉及9万亿元货币资金的宏观对冲措施，全力以赴稳住经济基本盘。2020年8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与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分别为10.4%与13.3%，明显高于上年同期，有力支撑了经济从疫情中加快恢复增长。2020年第二季度GDP同比增长3.2%、环比增长11.5%。经济增长的同时，物价总体稳定，2020年8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2.4%，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下降2%。 把握好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平衡，坚持市场化人民币汇率制度 纵观全球，成功经济体必须保持币值稳定，这不仅包括国内物价水平的稳定，也包括汇率的基本稳定。若汇率发生较大幅度贬值，即便国内生产总值的本币价值上去了，换成其他国际储备货币价值也会下来，这既会影响本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也影响老百姓的对外购买力。汇率剧烈波动，还会影响国内外对本国经济的信心，不利于经济主体正常的贸易投资活动。自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来，国际上出现货币危机的案例屡见不鲜，一些本已成为高收入国家的新兴经济体，因本币大幅贬值而重新回到中等收入国家。 近年来，人民银行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重点把握好金融业扩大开放、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历经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中美经贸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等冲击，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约21%，国际清算银行计算的名义有效汇率升值约34%，实际有效汇率升值约47%。得益于我国经济增长较快和人民币币值稳中有升双重支撑，以硬通货计算，我国稳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人均国民总收入持续增长。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由2005年的1760美元，上升到2019年的10410美元。如今，无论是企业进口、对外投资，还是老百姓出国旅游、购物、就学，都能够深切感受到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 尽可能长时间实施正常货币政策，促进居民储蓄和收入合理增长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主要发达经济体持续实施超低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尤其是2020年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主要发达经济体中央银行开始实施无限量化宽松政策，非常规货币政策“常态化”特征明显。2020年以来，主要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全部进入接近零利率和负利率区间。大力度刺激政策在初期有一定作用，但边际效用递减，退出难度递增，长期看还可能会刺激债务扩张和资产泡沫，固化经济结构扭曲，影响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增加系统性风险隐患。 相较而言，我国货币政策坚持稳健取向，保持在正常货币政策区间，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少数实施正常货币政策的国家。实施正常货币政策，保持正的利率，保持正常的、向上倾斜的收益率曲线，总体上有利于为经济主体提供正向激励，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有利于人民币资产的全球竞争力，帮助我们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此外，人民银行在保持资产负债表基本稳定的同时，实现了有效的货币信贷增长。主要是，2018年以来，商业银行平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从15%降至9%左右。降准的过程，体现为商业银行自主使用的资金相应增加，一部分可能用来归还从中央银行的部分借款，体现为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缩表”；另一部分可以用来发放更多贷款、创造更多货币，具有货币扩张效应。与此同时，人民银行通过实施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又会相应“扩表”，总体上保持了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稳定。在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保持稳定的同时，人民银行通过改革和市场化方式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明显提高，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金融对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和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 坚持深化金融改革开放，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其中许多资源都是通过资金来配置的。一方面，金融业通过资金的融通传递信息，发现和决定资产的价格，提供流动性，是市场化配置资源的重要途径，从而让金融活水流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需要的领域；另一方面，金融业通过提供专业的服务，帮助市场主体降低风险、管理风险、分散风险，从而能够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行稳致远。近年来，人民银行坚持金融业本质上属于竞争性服务业的定位，认真履行推动金融改革开放的重要职责，推动放宽准入，取消各种不必要的管制，充分激发出金融市场化配置资源和管理风险的积极作用，有力支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构建层次丰富的现代金融市场体系 健康多元的金融组织体系和金融市场体系，是中央银行维护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的基础条件。金融机构方面，我国从改革开放之初只有人民银行一家机构，到目前发展形成了覆盖银行、证券、保险、基金、期货等领域，种类齐全、竞争充分的金融机构体系。在推进改革过程中，坚持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服务县域、支农支小的市场定位，保持县域农村金融机构法人地位和数量总体稳定。金融市场方面，2005年以来，人民银行按照“坚持市场化原则、面向合格机构投资者、依托场外市场”的基本思路，积极推动债券市场改革发展，有力促进了融资结构优化、融资成本降低和经济结构调整。目前，我国债券市场余额超过110万亿元，位居全球第二。同时，人民银行积极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保险市场以及货币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票据市场等不断创新发展。金融基础设施方面，目前我国已建成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现代化支付清算系统、全球最大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系统，以及各类交易平台、登记托管、清算结算等重要金融市场基础设施。 完善市场化调控方式 我国有4000多家银行和超过一亿家市场主体，在市场竞争环境下，银行掌握的信息是较多的，也是较为充分的。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由银行和企业基于商业可持续原则各自作出决策，确定贷款的规模、流向和价格，有助于实现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近年来，人民银行注重用改革的办法以市场化方式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通过构建“三档两优”存款准备金框架、支持银行发行永续债、推进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等多项措施，积极缓解银行货币创造面临的流动性、资本、利率“三大约束”。同时，更好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定向引导作用，完善市场化激励约束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 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 利率是金融资源配置的基石，利率市场化是我国金融领域最核心的改革之一。2013年7月和2015年10月，人民银行相继取消了贷款利率和存款利率管制。2019年8月，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由报价行根据自身对最优质客户实际发放贷款的利率水平，在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基础上加点报价。2020年以来，新发放贷款已基本参考LPR定价，截至8月末，存量贷款定价基准转换工作已顺利完成，在已转换的存量贷款中，91%转换为参考LPR定价。改革后，一方面，人民银行通过定期开展MLF操作引导LPR运行，进而影响贷款利率，形成市场化的利率调控机制和传导路径；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利率定价自主性提高，贷款市场竞争性增强，一些银行主动下沉客户群体，增加小微企业贷款。 坚持发挥市场在人民币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 市场化的汇率形成机制有助于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的作用。2005年7月以来，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日浮动幅度逐步扩大至2%，同时中央银行基本退出常态干预。2015年8月11日，完善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报价机制，强调中间价更多反映市场供求变化。2019年8月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破“7”，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水平和弹性显著提高，人民币汇率预期平稳，外汇市场运行有序。 牵头推动金融业对外开放 近年来，人民银行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扩大对外开放“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的重要指示要求，会同金融部门宣布了50多条对内对外开放措施。金融机构开放方面，对内外资按照同等条件核批金融牌照，大幅扩大各类外资金融机构业务范围，银行、证券、基金管理、期货、人身险等领域外资股比限制已完全取消，企业征信、信用评级、支付等领域已给予外资国民待遇。金融市场开放方面，境内外资本市场互联互通不断深化，中国债券市场纳入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摩根大通旗舰指数，富时罗素主要指数也明确了将中国债券纳入时间表，沪港通、深港通、沪伦通、债券通相继推出，截至2020年上半年，国际机构配置人民币资产已达6.4万亿元。人民币国际化方面，以服务实体经济、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为导向，稳步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2019年人民币跨境收支金额超过19万亿元，同比增长超过22%，达历史最高水平。人民币成为第六大国际支付货币、第五大国际储备货币。目前，我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逐步过渡到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但负面清单模式并不意味着放任自流，中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开展业务都要持牌经营，接受监管部门的监管，而且我们还加强了国际监管合作，完善了跨境资本流动监测，避免金融风险跨境传染，防止国际监管套利。 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最大程度保护广大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经济社会安全稳定 金融风险具有隐蔽性、复杂性、突发性、传染性等特征，一旦大规模快速暴露，对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危害性极强。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矛盾相叠加，加上外部经济金融形势更趋复杂，前期积累的金融风险处于水落石出的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在防范好重大金融风险的同时，坚持市场化法治化的原则，积极稳妥化解和处置金融风险，保护好广大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为此，党的十九大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确定为三大攻坚战之一，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举措，并强调金融风险是最突出的重大风险之一。 近三年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基本方针和政策，人民银行认真履行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下称“金融委”）办公室职责，牵头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一是宏观杠杆率过快上升势头在2018年至2019年得到有效遏制，为2020年应对疫情加大逆周期调节赢得了操作空间。二是影子银行无序发展得到有效治理。三是“明天系”“安邦系”“华信系”等重点高风险金融集团得到有序处置。2020年7月17日，根据金融委部署，人民银行统筹协调，由银保监会、证监会果断接管“明天系”旗下9家核心金融机构。四是高风险中小金融机构处置取得阶段性成果。除依法接管包商银行外，还会同有关地方政府和部门有效化解了锦州银行、恒丰银行等中小银行风险。五是互联网金融和非法集资风险得到全面治理。P2P网贷机构数量和借贷规模连续26个月下降。六是金融市场运行平稳有序。特别是在疫情严重影响下，股市、汇市、债市等金融市场在2020年2月3日如期开市，运行总体平稳，韧性明显增强。七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制度建设和监管执法有力推进。初步建立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金融控股公司、金融基础设施等统筹监管框架。市场化、法治化的债券违约处置机制不断完善。金融业综合统计稳步推进。 在这项惊心动魄、波澜壮阔的工作中，人民银行始终坚持依法依规，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处置金融风险，平等保护各类债权人合法权益；始终坚持防范道德风险，强化市场纪律；始终坚持把握好风险处置的节奏和力度，该出手时果断出手，防止小风险酿成大风险。 一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持稳中求进，平衡好稳增长、调结构与防风险的关系，加强政策协调和舆论引导，防止经济过快下行与风险集中暴露相互叠加，防范金融市场异常波动。一旦出现重大金融风险苗头，果断决策，快速处置，坚决不让局部风险发展成系统性风险、区域性风险演化为全国性风险。坚持分类施策，优先处理可能威胁经济社会稳定和引发系统性风险的突出问题，在大局稳定的前提下，做到“精准拆弹”。 二是严格依法合规，全面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处置风险。金融风险处置涉及大量市场主体利益，涉及动用公共资源，必须严格依法依规，经得起人民的检验、法律的检验、历史的检验。比如，接管包商银行，是因为包商银行触发了《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被接管的法定条件，再不接管将严重损害广大客户合法权益特别是存款人的存款安全。在接管过程中，从进入现场接管，到各项债权债务的处理，再到小额债权人的全额保障，大额债权人的债权转让收购协议的签署，每个环节、遇到的每个问题，我们都坚持严格依法决策，快速处理。目前，包商银行重组工作已平稳落地，新设立的蒙商银行已于2020年5月1日正式对外营业。 三是依法加强产权保护，充分保护广大人民利益。高风险金融机构和金融集团债权人既有国有也有民营，既有内资也有外资，处置相关风险时，我们坚持对各类产权一视同仁，不搞例外、不开口子，依法平等予以保护。同时，处置过程中，充分保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比如，在接管包商银行过程中，采用存款保险基金出资和中央银行资金支持的方式，对包商银行负债方的各类债权进行收购承接，依法最大限度保障500万储户和3万户中小微企业的合法权益。 四是切实防范道德风险，严肃市场纪律。处置金融风险过程中，我们坚持推动压实金融机构及股东的主体责任、地方政府的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和金融管理部门的监管责任。出现重大金融风险后，问题机构的股东必须首先承担损失，股东权益清零后依然存在缺口的，由相关大债权人依法分摊。针对金融市场一度存在的“金融牌照信仰”“规模信仰”等问题，对于严重资不抵债的机构，坚决依法实施市场退出，严肃市场纪律。同时，在处置重大金融风险过程中，我们及时移送风险处置过程中发现的各类违法违规线索，配合有关部门严厉查处金融违法犯罪行为，让坏人依法受到惩罚。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落实就业优先政策要求，不断强化民营小微企业和脱贫攻坚金融服务 我国中小微企业贡献了60%以上的GDP、80%以上的就业，占全部企业的比重超过90%，做好金融支持民营中小微企业工作，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义重大。近年来，人民银行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民营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决策部署，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定落实就业优先政策要求，创新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为企业创业、吸纳就业提供差异化的金融服务，特别是在缓解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方面，出台了不少精准发力、标本兼治的具体措施，取得显著成效。 第一，加强政策顶层设计，发挥“几家抬”的政策合力。坚决落实2019年2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的若干意见》，通过综合施策，实现各类所有制企业在融资方面得到平等待遇，有效缓解民营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2018年6月以来，人民银行牵头相关部门先后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强化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加强“几家抬”的政策统筹设计，提出了覆盖货币信贷、金融监管、金融市场、财税、政府担保、信用体系等多个领域的政策措施和中长期的制度安排。联合财政部等加大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力度，将个人贷款上限额度由15万元提高至20万元，对额度10万元以下的免除反担保。 第二，加大货币信贷政策支持力度，引导更多金融资源流向民营小微企业。构建“三档两优”的存款准备金政策新框架，2018年以来先后多次降准或定向降准，要求金融机构将释放资金用于发放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贷款，降低贷款利率水平。将普惠金融定向降准小微企业贷款考核标准由单户授信小于500万元提高至1000万元，扩大政策覆盖面。强化定向调控和精准滴灌，2018年以来累计增加再贷款再贴现额度近2万亿元，分别下调再贷款、再贴现利率1个、0.25个百分点；在宏观审慎评估（MPA）中增设民营企业、小微企业专项考核指标，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民营企业、小微企业信贷支持力度。 第三，应对疫情冲击，精心组织实施两项直达工具，全力以赴稳企业保就业。新冠肺炎疫情给广大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带来严重冲击，企业发展和稳定就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稳企业保企业，就是保就业、保民生、保稳定。人民银行积极行动，2020年1月31日（正月初七）出台了抗疫保供专项再贷款政策，2月1日（正月初八）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出台了强化金融支持疫情防控的30条措施。按照防疫保供、支持复工复产、保市场主体的需求，分阶段、有梯度地提供3000亿元、5000亿元和1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资金，帮助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已经分别支持7600家重点保供企业、59万家企业和130万家企业。组织实施支持企业延期还款和扩大信用贷款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全力以赴保市场主体。2020年6月至8月，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对72.9万户、6176亿元普惠小微贷款实施延期，其中，地方法人银行对46.4万户、3751亿元普惠小微贷款实施延期。2020年3月至8月，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1.89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发放6279亿元；其中，一至五级地方法人银行发放7753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发放2376亿元。同时，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引导金融市场利率下行，推动金融系统向企业合理让利，千方百计缓解企业融资贵。支持银行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和拨备计提力度，提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可持续性。 第四，多措并举拓宽融资渠道，支持金融机构加大对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的服务力度。金融支持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发展，关键在于通过政策引导，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债券市场方面，2018年创新推出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为民营企业发债提供信用支持。这一做法，有效阻断弱化了民营企业违约风险上升导致市场对民营企业融资风险偏好下降的“羊群效应”，修复了民营企业债券融资功能。同时，支持商业银行发行小微企业专项金融债和双创专项金融债，拓宽银行支持中小微企业、科技型和创业型企业的资金来源。在供应链融资方面，加大小微企业应收账款融资支持，推出标准化票据融资机制，建设供应链票据平台，指导金融机构扩大商业汇票的承兑贴现，助力中小微企业融资提质、增效、降成本。在信用体系建设方面，创新改进小微企业征信服务，推动各地加快建设中小微企业信用信息系统，有效解决小微企业融资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在政府性担保方面，支持发挥国家融资担保基金作用，推动地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取消反担保要求、降低担保费率。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建立风险补偿“资金池”，提供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和奖励等。 第五，全力做好金融支持精准脱贫工作，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金融服务短板。发挥好扶贫再贷款政策精准滴灌和激励引导作用，实施好普惠金融定向降准政策，促进金融机构加大对贫困地区特别是“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的信贷投放。2019年1月，推动出台《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鼓励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为乡村振兴提供中长期信贷支持；指导农业银行完善三农金融事业部，确保县域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行平均水平；引导邮储银行逐步提高县域存贷比。如期完成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加大对生猪、粮食、春耕生产等涉农重点领域的资金支持。鼓励涉农企业通过银行间债券市场发债融资，推动商业银行发行三农金融债券。 综合来看，在多方共同努力下，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融资呈“量增、面扩、价降”良好趋势，支持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发展带动了更多就业，金融支持精准脱贫也取得了明显成效。2020年8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14万亿元，同比增长28.4%，连续6个月创有统计以来的记录新高，支持小微经营主体3062万户。2020年8月份新发放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5.14%，较2019年12月下降0.8个百分点。截至2020年6月末，全国贫困人口及已脱贫人口贷款余额7429亿元，惠及人数达2006万。 2021年是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的第一年，我们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人民银行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继续扎实做好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开放各项工作，守护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为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2020年9月，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净归还抵押补充贷款197亿元。期末抵押补充贷款余额为34343亿元。
图片来自网络 9月28日，成都银行发布《关于发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获得中国人民银行核准的公告》，公告显示该行已于近日收到《中国人民银行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同意该行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不超过60亿元人民币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 此前3月25日，成都银行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同意公司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的减记型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发行利率参照市场利率确定，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其他一级资本。 一级资本充足率持续下滑 根据成都银行最新半年报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成都银行资本充足率为14.45%，一级资本充足率为9.37%，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9.36%。 图片截取自成都银行半年报 公开资料显示，2018年1月，成都银行IPO共募集资金25.25亿元，全部用于充实资本，2018年一季度成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及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4.66%、11.55%和11.54%，较2017年末分别提升1.00%、1.07%和1.07%，短期内资本资本充足率得到提升。 但18年的募资并没有持续改善成都银行的一级资本充足率情况，除2018年末一级资本充足率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略有提升外，其余季度均逐渐下降。2019年，成都银行一级资本充足率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0.14%和10.13%，今年一季度为9.73%和9.72%。 预期未来风险增大 近几年成都银行规模快速扩张，加之信贷资产占比不断提升，资本充足率承压明显。 截至2020年6月末，成都银行总资产规模已超过6000亿元，为6146.55亿元；较2019年末增长562.69亿元，增幅10.08%；较2018年末增加1233.70亿元，增幅25.06%。 上半年贷款总额2554.11亿元，较19年末增长235.13亿元，增幅10.14%。存贷比为60.62%，较19年末降低1.65%。 持续降低的资本充足率带来跟高的经营风险，加之疫情对经济造成的不确定性，对于银行的风险防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中报显示，截至2020年6月末，成都银行风险加权资产3970.70亿元，较2019年末增加433.23亿元，较2018年末增加1159.34亿元。其中信用风险加权资产为3726.62亿元，较2019、2018年底分别增长了449.05亿元、1116.09亿元。信用风险增加可能在未来造成信贷损失。 上半年成都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42%，较19年末下降0.01个百分点，不良贷款率在十三家上市城商行中排名第六。不良贷款余额为36.13亿元，较上年末增加3.08亿元，增速为9.33%，位列上市城商行第七位。 图片截取自成都银行半年报 疫情导致贷款逾期和违约情况增多，中报显示，截至2020年6月末成都银行个人购房贷款不良率较19年末上升0.04个百分点，个人消费贷款不良率上升明显，为1.05个百分点，信用卡透支不良率上升0.18个百分点。 从行业分布来看，不良贷款主要集中在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和制造业等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不良贷款率分别为27.24%、19.55%和8.38%。 为应对不良风险增加并前瞻性地将疫情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上半年成都银行大幅提升了拨备覆盖率，报告期内，拨备覆盖率为278.46%，较19年末提升24.58个百分点。贷款拨备率为3.95%，较19年末提升0.32个百分点。
图片来自网络 日前，汉口银行发布公告表示，已在10月10日召开的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审议并通过了其与A股IPO相关的共计六项议案。 图片截取自汉口银行官网 公开资料显示，为实现A股IPO，汉口银行已备战近十年。早在2010年12月，汉口银行便与海通证券签署了上市辅导协议，并曾于2011年出台过A股IPO方案，2016年和2017年的汉口银行年报中也曾对上市一事有所提及，而其最近一次辅导发生在今年7月。 受疫情影响大，不良贷款率回升至2.09% 上市，作为补充外源资本的重要手段，是中小银行解决资本补充的最大动力之一。 据汉口银行财务报告，自2018年起，汉口银行资本充足水平便呈下行趋势。 2018年年底，汉口银行资本充足率为13.6%，一级资本充足率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均为10.19%；至2019年末，汉口银行的这两项数据下降为13.31%和9.88%。 而根据汉口银行最新披露的2020年度半年报，其上述指标已下滑至12.92%和9.59%，分别较年初下降0.34、0.23个百分点，且远低于当前13家A股已上市城商行13.46%和10.74%的平均水平。 此外，在资产质量方面，汉口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出现回升。 汉口银行2019年年报显示，其1726.11亿元的贷款中，有95.58%的贷款来自湖北省内，80.96%来自武汉市。而武汉市作为新冠肺炎疫情的重灾区，汉口银行的经营也因此受到了较大的冲击和影响。 据其近三年年报显示，2017年-2019年，汉口银行不良贷款率分别为2.13%、2.10%、1.75%，实现“三连降”。而2020年6月末，其不良率升回2.09%，较年初增加0.34个百分点。 同期，汉口银行不良贷款余额40.3亿元，较年初增加34.2%；计提贷款损失准备71.63亿元，同比增加14.12%。 在规模与经营业绩方面，汉口银行降幅同样明显。 据最新披露的汉口银行半年报，截至6月底，汉口银行资产总额4216.79亿元，较上年末增长3.93%；负债总额3993.46亿元，较上年末增长4.03%。 汉口银行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1.31亿元，同比下降12.49%，其中，利息净收入、中间收入、投资收益降幅分别为12.77%、4.03%、16.01%；实现净利润9.71亿元，较去年同期的11.65亿元下降16.65%。 而在2019年年末，汉口银行的总资产突破4000亿元大关达到4050.42亿元，同比增长27.18％，相关经营业绩也保持两位数高速增长。 股权问题惹关注，武汉金控将成其第一大股东 在汉口银行漫长的十年上市辅导期中，海通证券迄今已为其进行了43次辅导工作。而在其辅导工作备案报告中，“股权”与“国有股确权”这两个词频频出现，堪称横亘汉口银行IPO路上的大山。 公开资料显示，汉口银行原名武汉商业银行，成立于1997年12月16日。截至2019年底，汉口银行的最大控股股东是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15.33%。 联想控股入主汉口银行，始于2010年初，汉口银行为求上市增资扩股之际。 2010年1月，联想控股、武钢集团、武汉城投集团三家企业合力“吃下”汉口银行计划增资扩股募集的12.7亿股，使汉口银行股本总额达到35.18亿股。作为联想控股100亿投资计划的一部分，当时重新出山的联想董事长兼总裁柳传志亲自出席签字协议。 交易完成后，联想控股正式成为汉口银行的第一大股东，而该笔投资亦是联想控股截至当时的最大单笔投资。 签约时柳传志曾表示，今后将推动其上市，但不会干涉具体经营。诸多业内人士也曾认为，靠联想控股、柳传志这张名片，汉口银行的上市步伐将大大提速。 而后，汉口银行上市节奏果真加速，于2011年9月召开了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IPO方案。 但随后又审议延期。直至九年后的现在，汉口银行方才再度审议上市事项。 截取自汉口银行2019年度年报 而在今年，汉口银行的股权结构再次发生较大变动。 1月13日，湖北银保监局核准了武汉金控的汉口银行股东资格，受让后合计持有该行股份4.72亿股，占汉口银行总股本的11.44%。 此番股权转让，乃是汉口银行上市路上的重要一笔。 2019年7月，海通证券对汉口银行的第36、37次辅导工作备案报告中曾提出，拟由武汉金控受让或收购武汉信用所持汉口银行1.51亿股，和原拟受让的国民信托所持汉口银行1亿股，以及凯旋门海螺投资所持汉口银行2亿股，武汉建设投资所持0.13亿股、武汉长信资产管理公司所持的0.08亿股份。 据其2019年度年报，联想控股和武钢集团分别持汉口银行股份15.33%和13.34%，武汉开发持股8.18%。 而值得关注的是，武汉开发系武汉金控的全资子公司，这意味着，以上股权转让方案落地后，武汉金控将直接与间接合计持有汉口银行19.62%股权，超越联想控股成为汉口银行第一大股东。
“把我招进国企吧，我替你们受欺负。” “我是一个国企，国企经常被人欺负，属于弱势群体。国企也要改革的，希望将来国企待遇好一点。但民营企业也要改革，民营企业也不能不改革。” 这是中化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宁高宁9月底在中国绿公司年会上说的一番话。 宁高宁1983年通过全国研究生考试公派选拔赴美留学，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最早到美国攻读MBA的成员之一。他在华润集团、中粮集团分别担任过总经理、董事长，堪称央企领军人物之一，在企业家群体中也有相当影响。 但宁高宁的“国企弱势说”，在社会上迅速引起了争议。 我在新浪微博、今日头条等社交媒体上看到的评论大多是这样的—— “把我招进国企吧，我替你们受欺负。” “那就请宁总辞职下海吧，不要再受那个弱势群体的委屈，到工商办个执照就可以了。” “那中小企业属于什么群体？” “国企福利待遇和工作舒适度简直比大多数民企好太多了。” “国企的体制其实就跟总局的体测差不多，内耗太严重。” “有多少人想往国企钻？如果说国企经常被人欺负，属于弱势群体，那么民营企业就是被人踩在脚下的一个群体了。国企、民营、私企的地位如何，问问银行不就清楚了？” “说得挺好的。为国企争得更多政策，更多财政安排，进了国企就有各种保障，还不够，还应加强。” “国企弱势说”为何惹出如此多争议？值得深思。 站不住脚的一面 宁高宁总共说了三个问题：国企被欺负、弱势的问题；国企的待遇问题；民企也要改革的问题。最后一点我完全赞同。主要讨论前面两个问题，它们可以放在一起讨论。 先从国家统计局今年发布的一张表格开始，它反映了规模以上企业分岗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情况。 从表中可见，国有企业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低于外商投资企业（低14%左右），与股份公司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相当（略高一点），高于集体、股份合作、联营、有限责任公司、私营、其他内资。 经计算，国企的平均工资高出私营企业的51%，高出全部企业就业人员的21%。 |表1：2019年分登记注册类型分岗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再考虑到国企岗位比较稳定，福利保障比较完备，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现在大学生抢着想进央企和国有银行。 显然，从员工待遇角度看，“国企弱势说”站不住脚。 从国企实力和地位看，虽然整个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经低于40%，但国企的显著性并未下降。2020年《财富》世界500强，国务院国资委出资的央企有48家入围，地方国资委出资的国企有32家入围，财政系统出资的国企有12家入围（金融机构），一共92家，而非国有企业不到30家。也就是说，中国入围世界500强的企业，国企是非国企的三倍以上。 国家统计局的表中没有包含个体就业、自由职业等非单位就业人员的工资情况，如摆小摊的，开网店的，当微商的，跑快递的，做自媒体的，等等。他们中的少部分收入可能较高，但作为一个群体和国企相比谁是弱势？绝大多数人不会说是国企。国企作为一个组织给员工的安全感，远高于那些风里来雨里去、一日不劳动一日不得食的“非单位就业人员”。 企业的强势、弱势还可以从其融资成本反映出来。谁弱谁的风险高、融资成本高，这是一个基本道理。 根据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发布的2019年“降成本”调研成果报告，国企获得的直接和间接的融资成本都低于民企。2018年，在其样本中，国企的短期贷款利率在5.06%~5.17%之间，民企的相应值在6.05%~6.14%之间；国企的银行长期贷款利率和债券发行利率均值为5.28%、5.66%，民企的相应数值为6.31%、6.77%。 | 表2：2018年国有和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变化情况（单位：%）；来源：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报告 讨论到最后，真的不知道国企相对谁是弱势群体。和阿里、腾讯比？这样的民企毕竟是少数。和公检法机关比？那不是企业。 有道理的一面 宁高宁不是随随便便说话的人。既然谈到弱势，而且和待遇联系在一起，必定还是有含义的。 我认为，和其他类型企业比，国企整体工资待遇不低，但国企领导人确实存在激励不够、待遇偏低的问题。 宁高宁所在的中化集团，2019年的营业收入为5863亿元，利润总额为186.8亿元，净利润为133.6亿元。根据国资委网站的公开数据，宁高宁2018年度应付年薪为75.52万元，社会保险、企业年金、补充医疗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的单位缴存部分为16.48万元，2018年任期激励收入为19.61万元。国资委网站公布了全部97家央企的高管薪酬，大多数年薪在50-70万元。同时按照相关要求，任期激励收入不能超过年薪的30%。 再看一下银行。中国银行业利润很高，职工人均薪酬福利也较高。中国经济网记者根据2019年年报所做的统计显示，六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员工人均薪酬福利在26.78万元（农业银行）到37.51万元（交通银行）之间。与此同时，六家银行董事长的年薪则在46.99万元（工商银行陈四清）到77.93万元（交通银行任德奇）之间。工商银行是“宇宙第一大行”，2019年实现了3134亿元利润，但其董事长的年薪只有该行员工平均年薪（28.52万元）的1.65倍。 在六大银行中，有薪酬限制的“中管干部”和市场化聘任的高管、没有限薪的分支机构管理者之间，已经出现了薪酬“倒挂”。市场化聘任的高管（包括首席财务官、首席风险官、首席审计官、首席信息官、董事会秘书等）年薪可在100万元以上，某些省分行或海外分行行长的年薪约在200万元以上。 根据德勤中国公司治理研究中心今年7月发布的《培养和塑造中国的金融企业家》报告，中国的六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董事长、行长和副行长的薪酬水平，明显低于十大股份制商业银行（招商、浦发、中信、光大、华夏、民生、广发、兴业、平安、浙商），后者同样的高管岗位的薪酬是前者的三到四倍；如果拿中国六大商业银行和国外六家对标银行（摩根大通、美国银行、花旗、富国、高盛、汇丰）比，后者的董事长、行长和副行长的薪酬，分别是前者的266倍、225倍和152倍。 怎样看待这些数据？我曾用“事业家”一词评价央企领导人，他们的薪酬安排和市场化水平不可比，要有很强的事业心和觉悟。 德勤的报告认为：随着金融业市场化、国际化和科技化运营程度的不断提升，国有大型金融企业与国内外各种金融企业的人才竞争将空前激烈。国有大型金融企业目前亟需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跨国境工作能力的金融企业家，亟需熟悉金融科技和数字化转型的金融企业家，但偏低、缺乏足够竞争力的薪酬水平，抵消了国有大型金融企业在职业平台、业务基础和社会声誉上具有的吸引力，导致其在新一轮人才竞争中处于极为不利的位置。 德勤还指出，国有金融企业家与国内外同行之间过大的薪酬差距，也影响到境内外投资者对于国有大型金融企业的市场估值和公司治理的信心。六大行的董事长、行长和副行长每年的薪酬只有60万左右，而经营管理的资产规模高达十几万亿到几十万亿，国外投资者觉得不可思议，担心高层管理者难以全身心地承担经营管理责任，更难以努力地去实现企业最佳的效益。中国六大行的市场估值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应当说与投资者的担忧不无关系。 所以说，相比于其承担的责任和创造的价值，以及比照同行业其他类型的企业领导人的情况，央企、国企领导人的物质待遇是比较低的。如果宁高宁所说的“受欺负”和“弱势”指的是这个意义，我认为是持之有据的。 价值认定中的难题 我在十年前就写过《为国有企业家的价值说几句话》的文章，我认为国企并不都是靠政府扶持、垄断、给予特殊政策而存在的，凡是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上具有自生能力（Viability）的国有企业，其领导人也应被视为企业家，即使带有一定垄断性质的国企，也不能完全排除其领导人的企业家才能，因为在考核压力和对标国际企业的压力下，他们也存在不断创新的需要。对这些国有企业家的人力资本价值，应该正视。 我在当时提出的建议包括：在国有企业家的选用、考评、激励上，进一步“去官员化”，遵循市场逻辑，从政府部门评价为主转向董事会评价为主；董事会可聘请专门委员会，以客观评价国企在市场上的竞争强度和国企领导人的个人作用，以判别国企领导人更像企业家，还是更像官员，以此作为对其人力资本价值进行评估的基础；增大对国企领导人工作的长期激励，对具备企业家精神的国企领导人，可以延长退休时间，或担任公司名誉董事长或顾问，使其人力资本价值更长延伸，等等。 但我的想法也会遭遇很多挑战。 比如，如何定义充分竞争。不少领域先天就不是充分竞争行业，或者实际上可以充分竞争但被人为定义成不能竞争。这种情况下，怎么评价国企领导人的贡献呢？实际情况往往是，赚了大钱也不是领导人的能耐（如烟草），亏了大钱也不是领导人的问题（如石油），也有补贴兜底。所以很难评价。 又如，一些行业是竞争性的，但基本要素配置中又有非市场化因素，如何精确把握国企领导人的价值？是谁做都能挣钱，还是有我没我不一样？前中信银行行长朱小黄的研究指出，银行盈利远远超过社会平均利润，2019年前三季度商业银行净利润达到1.65万亿，其中五家大型商业银行利润达到8824亿，约占全行业一半。而这1.65万亿中，利息收入占比超过76%。靠息差挣钱，和靠中间收入挣钱，这对行长的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 改革的重点在哪里？ 如果从1978年国企开始从“扩权让利”“两权分离”摸索改革之路，1979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扩大国营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文件、在首钢等八家企业进行扩大自主权试点算起，国企改革已有40多年。仍在改，不知何时方始休。 但从整个经济来看，也无需对国企改革这一命题过于忧虑。事实上，从1978年公有制几乎一统江山到今天多元经济主体共同发展的大格局，变革已经发生，市场化进程深刻地改变了经济成分的结构，也影响着所有经济主体的思想和行动。更充分的竞争，更高的效率，更有效的激励，这一大趋势浩浩荡荡，不能也不应动摇。 2020年BrandZ评选的世界最有价值100个品牌，中国有17个。这中间有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和中国移动五个“国家队”成员，有贵州茅台这样的地方支柱国企，也有上世纪80年代诞生的海尔、华为、平安三家非国有企业，有世纪之交诞生的BAT，以及新世纪诞生的京东、美团、小米、滴滴、抖音。这一结果告诉我们，中国经济的骨干有国有大企业，更有企业家的企业——它们从国企看不上、看不到的小小地方出发，灿烂盛开，服务国民。 基于国企的诸多优势，如能从民企的机制、活力、文化中有所汲取和借鉴，国企将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做出更大贡献。如果国企一直在市场化和政策化、独立化和附属化之间拉扯，那也很难摆脱改革来去徘徊、走走停停的命运。 把国企合并起来做大，不是真正的改革，或者说，改革的重点不在这里。现在大型国企合并无需经过反垄断审查的法律程序，这与经济法治化的逻辑也不一致。 那么国企改革的重点在哪里呢？ 有人说是开放。中央多次说过，在金融、石油、电力、铁路、电信、资源开发、公用事业等领域，向非国有资本推出一批投资项目。即使是需要国有控制的领域，能不能像当初搞特区一样，放出一小块地方，让民企、外企也进去试一试？看看有没有更高效地服务消费者、造福国民的可能性？ 有人说是公平。给国企和非国企真正平等的地位和权利。政府行为对市场竞争的影响应该是中性的，就是说不给任何市场参与者带来“不当竞争优势”（undue competitive advantage）。 有人说是“管资本”。从管具体的人财物到以管资本为主，可以考虑把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转型为国家参股企业，把一部分国有股权委托给专业机构持有和管理，并按“花钱买服务”的原则建立一套国企非商业职能的管理制度。 从宁高宁的“国企弱势说”，我想到的还是激励。要激发国企领导人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需要有更好的激励。什么样的体制机制和文化（如探索容错的包容性）能对国企领导人形成长期化、发自内心的正向激励，就应该积极探索。 这样的答案只能是：更加市场化的体制机制和文化。 也许探索起来会有这样那样的困难阻碍，但市场化的方向，还是应该明确和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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