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微摄 在浦发银行成都分行、广发银行惠州分行此前发生的两起重大案件查处工作中，中国银保监会持续推动对相关责任人员的问责处理工作。 对浦发银行成都分行发生的违规发放贷款案件，中国银保监会已依法对浦发银行总行时任董事长、时任行长、1名原副行长等总行责任人员，对浦发银行成都分行原行长、2名副行长、1名部门负责人和1名支行行长等分行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罚，并责成浦发银行对相关责任人员严肃处理。目前，已有311名责任人员受到浦发银行内部问责，多名中高层管理人员受到党纪处分，地方人民法院已对浦发银行成都分行原行长等21名刑事被告人作出判决。 对广发银行惠州分行发生的违法违规担保案件，中国银保监会已依法对广发银行总行时任董事长、时任行长等总行责任人员，对广发银行惠州分行原行长、2名副行长、2名原纪委书记及6名涉案人员等分行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罚，并责成广发银行总行按照党规党纪、内部规章对总行相关高管及责任人员严肃处理。目前，已有48名责任人员受到党纪处分、内部问责，地方人民法院已对包括广发银行惠州分行、侨兴集团有限公司涉案人员等在内的共12名刑事被告人作出一审判决。 在上述两起重大案件查处工作中，中国银保监会坚持对违法违规案件处罚问责高压态势，推动相关机构健全公司治理、强化内控机制建设，提升合规管理水平，从严落实案件防控各项要求。下一步，中国银保监会将继续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大监管力度，深化整治市场乱象，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
主要观点 一、调降远期售汇风险准备金：汇率升值中的顺势退出，不改波动趋势 1、何为远期售汇风险准备金调整？远期售汇风险准备金是811汇改后央行创设的新工具，将其纳入宏观审慎框架，是央行对开展代客远期售汇业务的金融机构（主要是银行）收取的外汇风险准备金，本质是通过增加或降低银行交易成本来间接调控结售汇行为，具有推拉绳子的非对称特征。 2、远期售汇风险准备金调整过几次？一共调整过四次，分别是——2015年8月31日，为应对贬值压力，将风险准备金从0%提升到20%；2017年9月8日，在升值中顺势退出为0%；2018年8月6日，中美关系恶化，贬值压力再起，再次将风险准备金提升至20%；2020年10月10日，汇率重回升值，再次顺势退出为0%。 3、远期售汇和即期的联动性是怎样的？降低准备金时：假如央行向银行降低远期售汇合约风险准备金→银行该部分成本降低→可能转嫁到企业→企业远期购汇需求上行→银行为平盘敞口即期购汇增加→即期人民币升值压力缓释。但银行成本降低是否会让利给企业，这个具有不确定性，更多取决于当时的结售汇供求情况，所以应对升值压力降低准备金率是比较难的“推绳子”。 4、对银行成本影响有多少？对银行成本影响约46pips （0.3%的美元拆借成本*0.2保证金比例*67800左右当下基点的汇率价格=46基点左右）。也就是说取消了20%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后，就意味着银行重新获得这46pips的美元拆借收益（此处指汇率基点而非利率基点），成本降低了。 5、央行此举的目的与可能影响？首先，政策本意更像是合理退出；其次，通过复盘也可知该工具仅在短期对市场情绪有效，但无法改变长期趋势，汇率长期趋势仍由中美息差和基本面决定，2015年与2018年的两次调升都并没有阻断汇率的贬值趋势，仅在月度维度上对交易情绪有明显影响。最后，该政策并非有意干预升值，干预升值仅靠46个汇率基点似乎力度不够。 6、短期汇率怎么看？政策调整的情绪影响必然存在，下周人民币汇率开盘或有短期明显走弱，但当下人民币汇率本身仍以波动弹性为主。 二、国庆海外市场回顾：风险资产多数上涨 权益市场方面，国庆期间主要权益市场全数上涨。债券市场方面，国庆期间美债收益率上行，欧洲债市收益率多数下行。大宗商品方面，国庆期间大宗商品价格普遍上涨。外汇市场方面，国庆期间离岸人民币、欧元、英镑走强，美元指数下跌。 三、全球经济与复工跟踪 1、美国：美国红皮书商业零售指数、餐厅就餐人数、出行指数、航班数量与粗钢产量等数据均在缓慢修复。但近期公布的9月新增非农就业人数、制造业PMI均不及预期。 2、欧元区：疫情带来服务业继续回落，餐厅就餐人数、出行指数、计划航班数量等均有显著回落。 四、海外疫情与政策跟踪 截至2020年10月10日，全球累计确诊病例3748.4万例，分区域来看，欧洲国家新增病例继续走高，且大幅超出3月第一轮疫情时的峰值，欧洲各国大幅收紧防疫措施，部分国家防疫措施的严格程度已接近3月水平；美国出现第三轮疫情，新增病例再度抬升，纽约市疫情反复较为严重，部分行业与学校再度关闭。而印度、日本、韩国等国疫情相对得到控制。 风险提示：海外疫情反复超预期，海外复工不及预期，逆周期政策不及预期 报告目录 报告正文 一 退出远期售汇风险准备金：汇率升值中的顺势而为，不改波动趋势 （一）何为远期售汇风险准备金调整？ 远期售汇风险准备金是811汇改后央行创设的新工具，将其纳入宏观审慎框架，是央行对开展代客远期售汇业务的金融机构（主要是银行）收取的外汇风险准备金，本质是通过增加或降低银行交易成本来间接调控结售汇行为，具有推拉绳子的特征。即增加远期售汇风险准备金率，是拉绳子，可以直接有效应对贬值压力和释放预期；反之调降退出，是推绳子，并不能直接有效应对升值压力。 （二）远期售汇风险准备金调整过几次？ 一共调整过四次，分别是——2015年8月31日，为应对贬值压力，将风险准备金从0%提升到20%；2017年9月8日，在升值中顺势退出为0%；2018年8月6日，中美关系恶化，贬值压力再起，再次将风险准备金提升至20%；2020年10月10日，汇率重回升值，再次顺势退出为0%。 （三）远期售汇和即期的联动性是怎样的？ 从微观例子分析银行向企业售汇的具体操作： 提升准备金时：假如央行向银行征收远期售汇合约风险准备金→银行有部分美元被占用，损失拆借利率→银行售汇成本增加→银行必然（注意这里是必然）转嫁该部分成本至企业→企业购汇成本增加→远期售汇合约减少→银行为平盘即期购汇降低→即期人民币贬值压力缓释。 降低准备金时：假如央行向银行降低远期售汇合约风险准备金→银行该部分成本降低→可能（注意这里是可能）转嫁到企业→企业远期购汇需求上行→银行为平盘即期购汇增加→即期人民币升值压力缓释。 但二者的区别和所谓的推拉绳子非对称特征就体现在，银行成本增加必然转嫁给企业，所以应对贬值压力提升准备金率是有效的“拉绳子”；但银行成本降低是否会让利给企业，这个具有不确定性，更多取决于当时的结售汇供求情况，所以应对升值压力降低准备金率是比较难的“推绳子”。 附详细举例： 我们先以一个无准备金政策的微观企业的例子具体分析远期收回和即期、掉期的联动性。 首先，在企业端，假设企业由于自身业务要求，1年后有一笔对外付款业务，为保证汇率锁定，与银行签订合约面额为100亿美元的远期售汇合约，约定一年后以某价格购买100亿美元。 其次，在银行端，银行为了应对此业务的敞口，将会在即期市场即期买入一笔100亿美元，同时在掉期市场sell/buy一个swap掉期（即期卖出一笔美元+远期购入美元的合约组合）。 综合来看，对银行而言，在当期，银行以即期汇率买了100亿美元又卖了出去，没有风险敞口。一年后，银行通过掉期以固定汇率购得100亿美元，同时即期以约定价格向企业售出100以美元，同样没有风险。这就是银行不留敞口的业务操作模式。 一旦央行决定对银行售汇业务征收风险准备金： 首先，在银行端，在当期银行为平掉远期合约的敞口所需在即期买入一笔100亿美元的业务，需要征收20亿美元保证金交于人行。对于银行而言，损失的是20亿美金的拆借成本，因为人行不给利息，大概有46bps（0.3%的美元拆借成本*0.2保证金比例*67800左右当下基点的汇率价格=46基点左右）。在企业端，那么就像政府对企业征税一样，银行会将此部分成本转嫁给客户，增加企业购汇费用可以暂时降低企业对远期购汇的需求数量。 其次，由于底层企业端远期购汇需求下降，银行sell/buy掉期也会减少，掉期点有向下的趋势，即期不变的情况下，远期合约人民币向升值方向变动。 注2：掉期产品的供需关系是sell/buy和buy/sell两个方向，sell/buy方向越多，掉期点向上，即期不变的情况下，远期合约人民币向贬值方向；buy/sell方向越多，掉期点向下，即期不变的情况下，远期合约人民币贬值压力缓解。 现在是央行决定取消风险准备金：那么就是以上的反之逻辑，但我们仍需强调，推拉绳子的非对称性。 （四）对银行成本影响有多少？ 对银行成本影响约46pips（0.3%的美元拆借成本*0.2保证金比例*67800左右当下基点的汇率价格=46基点左右，这里46pips对应的是汇率基点，而非利率基点）。也就是说取消了20%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后，就意味着银行重新获得这46pips的美元拆借收益，成本降低了。在2018年8月6日，由于美元拆借利率高达3%左右，因此当时提高风险准备金对银行成本的影响大约在400pips左右，而当下由于美元拆借利率较低，因此仅有46pips差异，也就意味着该政策本身对银行成本影响并不大，那么对企业而言，节约的成本也并不会高，因此从边际影响看并不会大幅影响企业结售汇的成本及其行为。 （五）央行此举的目的与可能影响？ 首先，政策本意更像是前期逆周期的合理退出。 其次，通过复盘也可知该工具仅在短期对市场情绪有效，但无法改变长期趋势，汇率长期趋势仍由中美息差和基本面决定，2015年与2018年的两次调升都并没有阻断汇率的贬值趋势，仅在月度维度上对交易情绪有明显影响。 最后，该政策并非有意干预升值，干预升值仅靠46pips似乎力度不够。 （六）短期汇率怎么看？ 政策调整的情绪影响必然存在，至少向市场传递了一个信号——人民币足够强，所以逆周期政策可以完整退出。预计下周人民币汇率开盘或有短期明显走弱，但当下人民币汇率本身仍以波动弹性为主，央行逆周期因子退出已有数月，人民币汇率当下的关键在于美元，美元的关键在于欧美的相对走势和全球不确定性。由于大选、总统疫情、后续权力交接等不确定性仍大，美元接近短期贬值底部或迎来3个月维度的美元波动反弹，人民币短期大概率也会迎来3个月维度的波动。 二 国庆海外市场回顾：风险资产多数上涨 权益市场方面，国庆期间主要权益市场全数上涨。美股在特朗普对财政刺激计划表态的反复中出现大幅波动，最终在特朗普表示支持更大规模的救助计划后大幅上涨。 债券市场方面，国庆期间美债收益率上行，欧洲债市收益率多数下行。欧洲由于疫情再度反复，部分国家国债收益率出现明显下行。 大宗商品方面，国庆期间大宗商品价格普遍上涨。其中黄金与原油价格先跌后涨，布油、COMEX黄金分别上涨6.08%、1.62%，CRB现货指数继续维持上行。 外汇市场方面，国庆期间离岸人民币、欧元、英镑走强，美元指数下跌。受美国大选拜登胜出概率提升、中美关系有望缓和的预期影响，离岸人民币走强；同时美元指数在风险偏好提升的环境下出现下跌。 三 全球经济与复工跟踪 （一）美国：经济继续缓修复，但各项经济数据修复不及预期 零售业方面，10月3日当周美国红皮书商业零售同比增速录得2.1%，连续3周实现正增长。服务业方面，美国餐厅就餐人数、出行指数与航班数量均在延续缓慢修复的趋势。工业生产方面，截至10月3日当周美国粗钢产量修复约5成，美国用电量出现回升，铁路交通运输量略高于2019年同期。综合来看，截至10月3日WEI指数录得-4.18，较Q2最低值修复约5成，Q3均值录得-6.1。近期，美国由于二次疫情得到控制，经济开始重回缓慢修复趋势，但由于疫情仍严重、同时新一轮财政刺激法案也迟迟未落地，经济修复的斜率显著放缓，各项经济数据修复均不及预期：9月新增非农就业人数66.1万人，预期85万人；9月制造业PMI为55.4，预期56.3。 （二）欧元区：疫情带来服务业继续回落 欧洲疫情仍在持续发酵，带来服务业继续回落：英国餐厅就业人数同比增速回到-10%以上；欧洲各国出行指数与计划航班数量显著回落。另外，欧元区9月CPI录得-0.3%，预期-0.2%，继续维持负增长。德国8月工业产出同比-9.6%，低于预期-8.7%；而花旗经济意外指数仍显示欧洲经济数据表现弱于美国。 四 海外流动性跟踪 本周美联储总资产环比扩张194.68亿美元，总资产规模为7.12万亿美元，从结构上看，本周美联储中长期国债持有量继续增长241.37亿美元，各类紧急贷款工具中， MSLP（主街贷款计划）使用规模持续提升，本周再度增加3.58亿美元，截至9月24日使用规模已达400.76亿美元。不过MBS购买量近两周出现大幅收缩，带来美联储总资产规模近期有所下降。 五 海外疫情与政策跟踪 截至2020年10月10日，全球累计确诊病例3748.4万例，较上周（10月3日）新增230万例。分区域来看，欧洲国家新增病例继续走高，且大幅超出3月第一轮疫情时的峰值，欧洲各国大幅收紧防疫措施，部分国家防疫措施的严格程度已接近3月水平；美国出现第三轮疫情，新增病例再度抬升，纽约市疫情反复较为严重，部分行业与学校再度关闭。而印度、日本、韩国等国疫情相对得到控制。
01 事件 2020年9月30日，央行、银保监会发布《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总损失吸收能力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下文简称《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众征询意见。 02 点评 总损失吸收能力（Total Loss-absorbing Capacity， TLAC），是指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lobal Systemically important Banks， G-SIBs）进入处置阶段时，可以通过减记或转为普通股等方式吸收损失的资本和债务工具的总和。从内容来看，TLAC包含监管资本，但范围比监管资本更大。从目的来看，尽管TLAC与监管资本存在一定重合，但监管资本针对商业银行可持续性经营问题，是监管部门控制银行过度扩张的手段，而TLAC更加强调银行清算处置时吸收风险的能力，避免G-SIBs对金融系统的负面冲击。早在2015年11月，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已发布《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损失吸收能力充足性要求》（下文简称《TLAC条款》），主要针对G-SIBs“大而不能倒”的问题，对其TLAC提出框架性与原则性规范。截至2019年底，美国、欧盟、英国、瑞士、日本、加拿大等国均已正式对外发布TLAC最终实施方案。本次我国监管部门发布《征求意见稿》，一方面是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我国金融体系稳定运行；另一方面也是为推动金融市场改革开放、尽早实现与国际监管规则接轨的重要举措。 2.1 《征求意见稿》主要内容 总体来看，本次《征求意见稿》主要遵循FSB《TLAC条款》规定，无明显超预期内容出台，重点明确了三大要点： 一是明确TLAC监管指标、最低监管要求和时间安排。《征求意见稿》指出G-SIBs应采用外部总损失吸收能力风险加权比率（下文简称“TLAC比率”）、外部总损失吸收能力杠杆比率（下文简称“TLAC杠杆率”）来衡量银行外部总损失吸收能力。其中，TLAC比率自2025年、2028年起分别不低于16%、18%。TLAC杠杆率自2025年、2028年起分别不低于6%、6.75%。 二是规范TLAC构成和TLAC工具合格标准，其中存款保险基金可纳入TLAC。从构成来看，TLAC主要由资本工具和非资本债务工具构成。事实上，在引入TLAC非资本债务工具概念后，商业银行清算处置的偿付顺序链条拉长，依次为存款、一般债券、TLAC合格非资本债务工具、二级资本、其他一级资本和核心一级资本。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储备资本要求、逆周期资本要求和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要求是作为持续经营条件下吸收损失的缓冲资本，不能计入TLAC，这对银行资本充足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工商银行为例，若计提2.5%的储备资本、逆周期资本为0[1]，加上作为G-SIBs的附加资本要求1.5%和TLAC比率的最低要求16%，则2025年1月1日起需计提的缓冲资本与TLAC需达到其风险加权资产的20%。此外，本次《征求意见稿》明确指出，存款保险基金可以计入TLAC。其中，当TLAC比率最低要求为16%时，存款保险基金可计入的规模上限为风险加权资产的2.5%；当外部总损失吸收能力风险加权比率最低要求为18%时，可计入的规模上限为风险加权资产的3.5%。 [1] 9月30日央行、银保监会发布《关于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的通知》，指出根据当前系统性金融风险评估状况和疫情防控需要，明确逆周期资本缓冲比率初始设定为0，不增加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本管理要求。 三是明确TLAC扣除项和信息披露要求。扣除项主要包括G-SIBs直接或间接持有本银行发行以及通过协议互持的的TLAC非资本债务工具，以及对其他G-SIBs的TLAC债务工具的大额、小额投资，避免了TLAC的嵌套虚增。同时，《征求意见稿》还指出TLAC比率须按季度披露；TLAC规模、构成、期限等信息须每半年披露一次。 2.2 国际TLAC工具市场情况 据FSB公布数据，当前美国、欧盟、英国、瑞士、日本、加拿大等国均已正式对外发布TLAC最终实施方案并已达标，其中发行合格TLAC工具是其达标的重要手段，具体来看： 2016-2019年中旬全球G-SIBs发行TLAC工具规模累计超1.3万亿美元，其中高级无抵押债券为银行补充TLAC的主要工具。据FSB披露数据，2016-2018年，全球G-SIBs的TLAC工具发行量分别为4000亿美元、4330亿美元和3600亿美元，2019年1-5月发行TLAC工具为1440亿美元。其中，在2018年发行的TLAC工具中，高级无抵押债券占据主要位置，发行规模为2480亿美元，占比68.9%。 全球TLAC工具发行以美元为主。为降低TLAC对单一币种的依赖，欧盟、日本和瑞士的银行倾向于大量发行以美元为基础的TLAC合格债务工具。据FSB统计，2018年67%的TLAC合格债务工具以美元发行，19%以欧元发行。 资产管理公司、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等非银机构是TLAC债务工具的重要购买者。以日本为例，资产管理公司占其TLAC合格债券购买者的60%以上，而保险、对冲基金、主权基金和养老基金也是剩余TLAC债务工具的主要持有者。我们认为非银机构占据主导，与商业银行持有TLAC非资本债务工具面临资本项扣除有一定关系。 2.3 行业影响 当前我国四家G-SIBs的TLAC缺口总计约为2.54万亿元，达标压力相对可控。根据2019年FSB公布的G-SIBs名单，我国有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和建设银行四家银行上榜，其中工行、中行附加资本缓冲要求为1.5%，而农行和建设银行的附加资本缓冲要求为1%。从杠杆率来看，2020年2季度工农中建四家银行杠杆率分别为7.69%、7.17%、7.44%和7.84%，均超过6%的监管要求。从TLAC比率来看，由于我国暂未推出TLAC非资本债务工具，因此我国G-SIBs的 TLAC比率可近似等于减去缓冲资本后的资本充足率。截至2020年2季度，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6%、16.42%、15.42%以及16.62%，扣除资本缓冲后均值为12.37%，距离TLAC比率16%的监管要求相差约3.6个百分点。静态测算下，在2025年之前，四大行年均总计需补充缺口6341亿元，分摊到各家银行则为1585亿元，整体规模相对有限。实际上，2019年以来，我国G-SIBs加速发行二级资本债及永续债等资本工具，四家银行年均发行规模达到5600亿元。同时，伴随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不断落实与发展，存款保险基金规模有望逐步增加，对G-SIBs的TLAC贡献程度或将上升，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G-SIBs融资压力，整体来看2025年前四家G-SIBs达标压力不大。然而在动态情况下，我国银行仍需保持一定警惕，一方面2020年疫情冲击叠加金融系统让利，银行资本充足率下行压力加大，另一方面不排除交通银行、招商银行等进一步被FSB添加到G-SIBs名单、或现有四家G-SIBs附加资本要求提升的可能性，届时实际缺口将大于当前静态测算的资本缺口。 未来商业银行资本工具发行有望进一步放量，同时TLAC非资本债务工具创新或将提速。当前我国TLAC合格工具包括资本工具和非资本型债务工具两类，现有的资本工具主要包括可转债、永续债、优先股、减记型二级资本债等，非资本型债务工具仍为空白。同时，与国外相比，我国银行TLAC工具市场流动性及币种丰富度相对较低、投资者结构相对单一。伴随监管部门全面落实TLAC监管规定、金融市场化改革持续推进，我国商业银行TLAC工具市场活跃度有望进一步提升，具体体现在1）银行发行需求提升；2）未来监管部门及银行对TLAC非资本债务工具的创新；3）银行利用境外市场发行非资本债务工具；4）险资获批松绑投资银行二级资本债、永续债，推进投资者结构多样化等。 此外，TLAC政策的推进也将对银行资产负债结构、业务构成产生影响，促进大型银行从盲目追求“资产扩张”进一步向“综合化经营”转型。在当前国内经济转型、金融市场开放、利率市场化改革持续推进、监管部门拟对银行发放券商牌照试点的背景下，大型商业银行向综合化经营的动力正不断增强。伴随TLAC监管框架的逐步明确，大型商业银行在增发TLAC工具、提高TLAC比率的同时，也将有动力通过适当控制表内外资产增速、进一步丰富业务及产品内容，发展轻资产业务减少资产占用等分母策略、增厚非息收入等分子策略提高TLAC比率，促进我国银行业格局进一步向“综合大行、特色小行”发展。 03 投资建议（略） 整体来看，本次《征求意见稿》明确了我国对于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监管政策框架，在监管指标及达标时间等重点内容上无明显超市场预期内容，主要是对前期国际监管部门提出TLAC监管规范的落实。同时，我们认为当前我国四家G-SIBs的TLAC达标压力相对可控，未来发行TLAC资本工具和创新非资本债务工具或将加速。此外，TLAC监管的推进也将对银行资产负债结构、业务构成产生影响，促进大型银行进一步向“综合化经营”转型，TLAC监管框架落地对银行盈利影响有限。 目前银行板块估值处于历史极低水平，同时考虑到年内银行加大不良确认处置力度，风险的不确定性逐步消除，有助于估值修复。 04 风险提示 TLAC非资本债务工具创新不及预期；短期内我国多家银行被FSB列入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或现有四家G-SIBs附加资本要求提高；银行过量发行TLAC资本工具和非资本债务工具，对债券市场造成冲击；宏观经济大幅下行，银行资产质量显著恶化等。
随着金融科技的蓬勃发展和客户行为的逐渐变迁，ATM机的功能和服务正面临巨大冲击。记者调查发现，受移动支付快速发展影响，以及出于运营成本的考量，多家银行正在减少ATM机数量并调整其布局，着力将其布放至金融服务薄弱区域，如重点县、空白县；同时，加大自助机具的智慧化转型力度。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中秋长假中，不少消费者可能面临这样的窘境——扫码支付时突遇网络信号弱，转而想用现金支付，可钱包里往往没有多少现金，想要寻找ATM机取现，却发现不仅没带实体银行卡，ATM机也难以寻觅…… “消失”的ATM机去哪里了？记者调查发现，受移动支付快速发展影响，以及出于运营成本的考量，多家银行正在减少ATM机数量并调整其布局，着力将其布放至金融服务薄弱区域，如重点县、空白县；同时，加大自助机具的智慧化转型力度，大额现金智能柜员机、远程协同智能柜员机、实时制卡智能柜员机、智能领取机等一系列新型机具正不断涌现。 二季度减少3万余台 作为线下服务渠道，ATM机长期扮演着银行网点的有效补充角色，它可以突破银行网点柜面服务的时间、空间限制，让存款、取款、汇款等基础金融服务触手可及、“7×24小时”随时可得。 1987年，我国引进了第一台ATM机，此后我国逐渐发展成全球最大的ATM机市场。近年来，ATM机功能不断拓展，已经从过去以现金存取为主，逐步发展成多功能服务载体。 但是，在移动支付飞速发展的当下，ATM机渐渐失去了光彩，其数量也出现了缩减趋势。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二季度末，全国ATM机数量为105.21万台，较上季度末减少3.09万台，全国每万人对应ATM机数量7.52台，环比下降2.85%。 记者从中国工商银行获悉，截至6月末工行全行营业网点达15787个，自助银行25602个，自动柜员机79544台，较上年末减少2647台。此外，截至2020年6月末，中国建设银行正在运行的自助柜员机为83379台，较去年末减少3388台。 相比之下，网络交易金额再创新高。中国银联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中秋长假前7天，银联网络交易金额达2.16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6.3%，仅10月1日当天，其交易金额就超过3300亿元，同比增长15.5%。 除了数量减少，ATM机的布放区域也正在发生改变。记者了解到，多家银行正在统筹推进网点优化，启动县域网点结构调整工程，加大对部分重点县、空白县网点布放力度，以提高贫困县网点覆盖率，增强县域金融服务能力。 银行服务渠道生变 那么，让ATM机数量减少和调整布放区域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记者调查发现，其变化背后的核心逻辑是银行服务渠道、获客方式发生深刻变革。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在移动互联网崛起前，银行与用户建立联结的方式主要是线下网点、自助机具。为了增加获客渠道，大规模铺设网点、增设ATM机的做法曾盛行一时。然而，随着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用户取现需求减少，线上操作大幅增加。 “过去，银行从业者信奉‘终端制胜，渠道为王’，这句话现在仍然没有过时，只不过，终端从网点、ATM机演变为电脑，再后来被手机取代，服务渠道越来越依赖于线上。”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说，在形式上，银行已经从“砖头银行”演变成“鼠标银行”，进而发展到目前的“指尖银行”。 董希淼认为，随着金融科技蓬勃发展和客户行为深刻变迁，ATM机的功能和服务正面临巨大冲击。 一方面，互联网和信息科技为手机银行、智能客服等提供了强大支撑，一部手机就相当于一个支行。当前，95%以上的个人金融业务可以通过手机办理，即便需要实时对话沟通，也可以借助机器人来完成。 另一方面，客户行为正在发生变迁，越来越多客户偏爱数字化、移动式的服务体验，银行网点、ATM机较难满足客户随时随地获取服务的需求。 中国银行业协会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银行业平均离柜率已高达89.77%，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排斥聚集”逐渐成为常态，非接触银行服务兴起，将进一步加剧银行ATM机的式微。 此外，居高不下的购置、运营、维护成本也成为银行减少ATM机具数量的一大因素。“在行业已形成这样一个共识，即借助金融科技的力量，帮助银行提升效率、规模和用户体验，降低成本和风险。”微众银行行长李南青说。 智慧化转型成重点 多位业内人士预计，未来ATM机的数量仍将进一步减少，但对于已投入使用的机具，其智慧化变革将愈发突出，线下网点、ATM机将被定位为线上渠道的补充。 当前，已有多家银行打造了5G智能网点、智慧银行旗舰店等新型网点，以推动科技创新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推动线上与线下、远程与现场相结合，让金融与泛金融服务无处不在。 记者走进位于北京金融街的工行“智慧银行旗舰店”，发现该网点的自助机具已突破传统ATM机功能，引入了5G、区块链、物联网等前沿科技。 在智能服务区，布放着大额现金智能柜员机、远程协同智能柜员机、实时制卡智能柜员机、智能领取机，它们分别可以提供不同票面大额现金处理、远程坐席协同、客户新申请信用卡立等可取、现金实物订单化预约自取等服务。此外，为了更好将金融服务嵌入生活场景中，该网点还配置了工商执照制证机、个人征信报告查询机、24小时自助办税终端等政务服务设备。 “下一步，银行应该对网点、ATM机进行准确定位、合理规划，并加快推进线上线下融合、联动，推动服务渠道协同和资源整合，激发网点、ATM机发挥线上渠道难以具备的功能，提高辐射能力和服务张力，与线上渠道一起为客户提供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方式的服务。”董希淼说。
为有效解决“大而不能倒”问题，我国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迎来中国版总损失吸收能力监管框架。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会同银保监会起草了《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总损失吸收能力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旨在防范系统性风险，健全我国银行业风险处置机制，确保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进入处置阶段时，具有充足的损失吸收和资本重组能力。 所谓总损失吸收能力，是指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进入处置阶段时，可以通过减记或转为普通股等方式吸收损失的资本和债务工具的总和。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具有资产规模大、业务复杂程度高、关联度强、国际活跃程度高、不可替代性强等特点，其损失吸收和风险抵御能力事关金融全局稳定。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防范“大而不能倒”成为反思危机教训、完善金融监管体制的重要内容。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于2015年11月份批准了金融稳定理事会(FSB)提交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总损失吸收能力条款》(TLAC条款)，正式明确了总损失吸收能力的国际统一标准。近年来，人民银行、银保监会深入研究国际规则，加强与金融稳定理事会等国际组织的沟通，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起草了《办法》，对我国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总损失吸收能力比率、构成以及监督检查、信息披露等提出明确要求。 “《办法》的出台有利于我国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提早制定规划，采取综合措施满足总损失吸收能力要求。长远看，实施总损失吸收能力管理，将进一步完善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处置机制，对提高大型商业银行风险抵御能力、强化市场约束、增强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具有积极意义，有助于拓展商业银行主动负债品种，提高我国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该《办法》在起草说明中称。 目前，被金融稳定理事会认定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中资银行有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TLAC条款要求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在监管资本以外，持有更多的具有次级属性、可通过减记或转股等方式吸收损失的债务工具，为抵御风险准备更厚的缓冲。我国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最迟须从2025年起分阶段满足TLAC要求。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分析师周茂华认为，从短期看，国内大型银行可能面临一定的补充资本金压力，资本金硬约束监管在一定程度上制约银行信贷资产扩张。目前，国内大型银行TLAC达标资本金缺口整体不算大(粗略测算缺口在2.0%至4.0%)，且距离2025年有4年多过渡时间，国内大行完全可以通过内部利润积累、定增、可转债、优先股及监管认可的TLAC债务融资工具等进行多元化补充。 “从中长期看，强化大型银行TLAC资本约束，将健全我国银行体系风险处置机制，提升银行应对未来复杂经营环境的能力，夯实防范系统性风险底线。更重要的是，可以引导大型银行提高内部管理精细化程度，平衡盈利、规模与质量，稳健经营，并推动银行经营理念与方式转变。”周茂华说。(记者 姚 进)
多地明确不良处置任务表 银行不良资产密集挂牌转让 多渠道疏通堵点 不良资产处置全面提速 作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举措，不良资产处置正全面提速。一段时间以来，监管层密集发声，警示疫后资产质量劣变风险，多渠道疏通不良资产处置的政策堵点。多地也相继出台政策，明确具体“任务表”，支持金融机构加快不良处置。政策推进下，银行不良资产处置力度持续增强，江西银行、九江银行、招商银行等多家银行不良资产密集挂牌转让，不良资产ABS发行数量和规模创下自2016年不良资产证券化试点重启以来的同期最高。 疫情发生后，实体经济遭遇重创，银行资产质量压力倍增。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日前表示，预计今年总体杠杆率和分部门杠杆率都会出现较大反弹，金融机构的坏账可能大幅增加。由于金融财务反应存在时滞，目前的资产分类尚未准确反映真实风险，银行即期账面利润具有较大虚增成分，这种情况不会持久，不良资产将陆续暴露。 “今年不良资产处置力度将明显加大，速度也将加快。一是疫情影响下银行坏账增加，亟待处置的不良资产增加，二是在金融业让利实体的背景下，银行业有‘隐藏’利润的动力，从而进一步促使不良资产处置速度加快。另外，不良处置的方式将继续多样化，监管也将更加鼓励银行及时进行不良处置。”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陶金说。 为缓释不良风险，监管部门近来已密集部署加快不良处置，多渠道疏通政策堵点。郭树清表示，今年将加大对不良贷款处置力度，全年预计银行业要处置3.4万亿元，去年同期为2.3万亿元。他指出，金融机构要采取更审慎的财务会计制度，做实资产分类，充分暴露不良资产。日常监管上，不简单将不良率上升作为评判标准。要利用拨备监管要求下调腾出的财务空间，加大不良资产处置。 监管部门日前还发布《关于开展不良贷款转让试点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和《银行不良贷款转让试点实施方案》，计划开展单项不良贷款向社会转移试点和批量个人不良贷款试点。业内指出，这将进一步丰富不良资产处置渠道，特别是允许个人不良贷款批量转移是一个重大突破。 地方层面也相继出台政策，明确不良处置具体“任务表”。北京银保监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不良资产处置工作的通知》，要求各法人机构，科学合理分配处置权限，适当缩短审批流程，提高不良处置质效。此前，北京银保监局还发文提出，力争全年不良处置额明显高于前两年平均水平，努力实现2020年下半年不良贷款余额由升转降。四川推出10条措施支持金融机构处置不良资产，包括将引进外资参与不良资产处置。 随着政策推进，机构持续加大不良贷款处置核销力度。从处置方式上看，批量打包出售等渠道仍是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的主流途径。其中，江西省内两家港股上市银行江西银行、九江银行近日先后宣布，在完成公开挂牌竞价程序后，与江西瑞京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不良资产转让协议，转让前债权费用合计超过80亿元。 除了核销和转让外，银行还在加快发行不良资产ABS。据Wind数据统计，截至10月13日，今年银行业共发行了25只不良贷款ABS项目，发行金额达118.769亿元，发行机构包括工行、农行、建行、交行等大行及民生银行、招商银行等股份行。 无论是发行数量还是规模，均为2016年不良资产证券化试点重启以来的同期最高。 相比不良资产处置方式更为多元的大行和股份行，中小行无疑面临更大压力。通过定增“配售”不良资产也成为诸多负荷沉重中小银行的热门选项，据不完全统计，今年来已有数十家银行采取此类方式处置不良。10月9日，河北安国农商行定向募股方案获得保定银保监分局的批复，批复显示，保定银保监分局同意安国农商行定向募集股本金10000万股，每股面值为1元，投资者每认购1股，需另行出资1元用于购买安国农商银行不良资产。此前，证监会网站亦披露过多家中小银行的定向发行说明书，包括四川宜宾市商业银行、广东四会农商行、山西泽州农商行、山东诸城农商行等均在定增计划中要求认购人在认购新股份时，另行支付费用用于处置不良资产。 陶金表示，当前缓解不良压力主要是处置不良以及增加资本两种方式。接下来，监管可能会继续从这两个角度鼓励不良的处置，例如利用拨备监管要求下调腾出的财务空间，加大不良资产处置，以及加大银行永续债、可转债的发行，加大对银行资本的补充力度。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武雯认为，未来一段时间，银行业依然面临较大的资产质量压力。下一步，除了批量转让、不良资产证券化外，银行业也将综合运用包括债务重组、资产重组、市场化债转股等在内的多种方式，持续加大不良资产的有效处置力度。(记者 汪子旭 向家莹)
图片来自网络 10月12日，威海银行正式于香港联交所挂牌并开始交易，发售价为3.35港元/股。这是年内继渤海银行后第二家在港股市场上市的银行股，也是迄今第31家在港上市的内地银行。 上市首日威海银行整体表现平平，开盘时短暂上涨至3.36港元/股后，迅速回落维持在发行价；收盘前再次短暂冲高，但最终仍以3.35港元/股的价格报收。 首日成交量为9575万股，成交额达3.21亿港元，当前总市值196亿港元。 威海银行首日K线 图片截取自Choice金融终端 上市之路历时七年，在港发售仅获认购61% 据威海银行此前披露的招股书，此次首次公开发行，威海银行拟全球发售8.77亿股，其中国际发售7.9亿股，香港发售8772.8万股，发行价介于3.35-3.51港元股之间。 但由其之后发布的发售价与配发结果公告来看，威海银行此次在港IPO并未获得资本市场，特别是香港地区资本市场足够的关注与青睐。 公告信息显示，威海银行最终发行价定为3.35港元/股，为此前拟定价区间的下限；合共接获8714份香港公开发售申请，认购合共5309.9万股香港发售股份，相当于香港公开发售项下初步可供认购总数的约61%。 国际发售则轻微超购，认购总数达可供认购数7.9亿股的1.32倍，后经重新分配，国际发售项下最终发售股数为8.24亿股。 经此计算，威海银行此次IPO共募得资金29.4亿港元，扣除佣金等开支后，则募得净额约28.31亿港元。威海银行还在其公告中表示，倘若悉数行使超额培股权，则可额外募得净额4.35亿港元，总计募资净额达32.66亿元。 为达成上市，威海银行已走过7年征途。早在2013年，威海银行便已于银河证券达成合作接受上市辅导冲击A股，并在2016年时向上交所递交了招股书。但在排队两年后，威海银行决定停下A股上市的脚步。 威海银行当时曾表示：“鉴于当时A股整体审批过程令上市时间表不确定，为了通过其他筹资方式补充资金，我们决定撤回A股申请。” 直至今年4月，山东银保监局核准威海银行赴港上市申请，威海银行的上市之路方在香港重现曙光。 此番赴港上市后，威海银行成为山东省第四家上市银行。此前，齐鲁银行已于2015年7月挂牌新三板；青岛银行则在2019年1月成为“A+H”上市城商行；青岛农商行于2019年3月登陆深交所。 而除威海银行外，尚有新疆汇和银行和东莞农商行两家银行于港交所排队IPO，目前均处于聆讯状态。 资本充足水平与资产质量齐降 据威海银行招股书，此次IPO所得款项净额将用于强化威海银行资本基础，以支持其业务的持续增长。 图片截取自威海银行招股书 据其招股书披露数据，上年末，威海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水平分别为，16.03%、11.78%和9.76%，一季度末，数据降至15.05%、11.05%和9.17%。而其最新披露的半年报数据显示，截至6月末，威海银行资本充足指标已降至14.36%、10.65%和8.87%。 虽然指标年内持续下滑，但威海银行的资本充足情况在同业中实属中上水平。此番IPO，威海银行的资本基础有望进一步提升。 而与威海银行资本充足水平一同下降的，还有其资产质量。 2013-2018年间，威海银行不良贷款率持续升高，由0.46%一路飙升至1.82%，现虽有小幅下降，但截至2020年6月底，威海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仍高达1.79%。同期，同属山东省的青岛银行不良率为1.63%，青农商行为1.49%。 威海银行半年报中并未披露最新拨备覆盖率水平，但据其一季报，160.6%的拨备水平，略略高于监管部门最低要求，且仅为青农商行的半数，截至3月31日，青农商行拨备覆盖率为323.07%。 在规模及经营业绩方面，威海银行近来规模增速较快，截至6月底，总资产为2550.94亿元，较年初增长13.6%，半年增幅已超过2019年度全年总资产增幅。 招股书数据显示，2017年至2019年，威海银行的营收分别为39.08亿元、38.33亿元和49.47亿元；净利润则分别为16.02亿元、10.17亿元和15.23亿元。 此外，威海银行的营业收入很大程度上取决利息净收入。2017-2019年度，利息净收入占营业总收入的比重为93.3%、49.6%及66.8%。 按业务分布划分的营业收入 按主营业务来看，公司银行业务一直以来都是威海银行的营收主力军。近三年公司银行业务营收占比不断增大，至上年末，已近60%。 同时，公司贷款也是威海银行贷款组合的最大组成部分。截至2019年底，威海银行公司贷款和垫款金额为人民币634.99亿元，占贷款总额68.7%。 威海银行也在其招股书中表明，其市场定位主要侧重于服务大型国有企业及上市公司等高端公司银行客户。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