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减负纾困政策力度和可持续性 向市场主体让利1.5万亿元已完成过半 今年以来，金融部门通过降低利率、减少收费、贷款延期还本付息等措施，前7个月已为市场主体减负8700多亿元。业内人士认为，下一步要引导资金更多流向实体经济，加大为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负纾困力度，一方面要继续加大优惠利率贷款和信用贷款等支持力度，满足市场主体信贷需求；另一方面要继续实施好向市场主体让利1.5万亿元的纾困举措。 今年以来，金融部门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积极落实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政策措施，按照商业可持续原则，通过降低利率、减少收费、贷款延期还本付息等措施，前7个月已为市场主体减负8700多亿元，对小微企业支持力度明显加大。 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下一步要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适度，保持政策力度和可持续性，不搞大水漫灌，引导资金更多流向实体经济，以促进经济金融平稳运行。 对此，业内人士认为，部分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仍然存在较大困难，还需要进一步支持。一方面，继续加大优惠利率贷款和信用贷款等支持力度，满足市场主体信贷需求；另一方面，继续实施好向市场主体让利1.5万亿元的纾困举措，一是继续通过降低利率向市场主体让利，二是继续运用好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让利，同时通过减少银行收费向市场主体让利。 救急解渴—— 政策力度不会削弱 “我没有抵押物，找人担保贷款额度小、成本高。农行这笔贷款真是雪中送炭！”北京汇农优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硕是北京新发地市场商户，该公司主要向北京京客隆超市供应水果和蔬菜。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经营面临严峻挑战。农业银行北京朝阳区支行积极联系首创担保公司，通过增信e贷产品，采用线上担保方式快速为企业发放了100万元贷款，利率3.85%，担保费仅1%，解了企业的燃眉之急，为企业应对疫情提供了有力保障。 湖北受疫情影响最为严重，一直是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的重点关注地区。人民银行武汉分行行长王玉玲介绍，该行采取了一系列金融措施，如支持武汉市用好疫情防控专项再贷款，为武汉市防疫保供重点企业提供低成本资金；联合有关部门在武汉市设立600亿元纾困资金，对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供一年期贷款，贷款由市级财政全额贴息，目前已经发放专项纾困贷款401亿元。 相关数据显示，7月末湖北省各项贷款余额5.7万亿元，同比增长12.8%，自3月份以来连续5个月同比多增。其中，企业贷款新增3247亿元，占全部贷款增量的68%，同比提高了6.1个百分点。普惠小微贷款余额4386亿元，同比增长23.9%，支持市场主体68.8万户，较年初增加了8.5万户。7月份，湖北全省新发放的企业贷款平均利率是4.53%，同比下降0.81个百分点，较年初下降0.69个百分点。 “今年前7个月，金融部门为市场主体减负8700多亿元，符合全年1.5万亿元的序时进度。这也意味着接下来包括企业贷款利率下行在内的金融让利强度不会削弱。”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为，伴随国内经济进入较快修复过程，当前货币政策更加注重在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把握平衡，保持政策力度和可持续性。 减费让利—— 帮助企业轻装上阵 受疫情影响，不少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资金压力加大。在此背景下，多项旨在为市场主体减费让利的金融政策密集出台，助力市场主体渡过难关。 “今年以来，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增长较快，在减费让利、延期还本付息等一系列优惠政策推动下，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融资环境逐步改善，资金压力得到有效缓解。”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说，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关系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加大金融支持力度，为这些市场主体“活血”，将有利于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 为了进一步减轻融资负担，金融部门正采取多项措施，鼓励银行向包括个体工商户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合理让利。今年以来，建设银行进一步扩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服务收费减免范围，共减免和优惠35项服务项目收费。目前建行信用类普惠金融贷款利率由年初的5.0025%下降为不超过4.2525%，疫情防控相关行业小微企业和个体户贷款利率进一步降低至3.8525%。 建设银行普惠金融部总经理张为忠表示，疫情发生后，建行对普惠小微企业新发放贷款利率下调0.75个百分点，对疫情防控相关行业进一步下调0.4个百分点。在大力增加信用贷款投放的同时，针对抵押类贷款，主动为小微企业代付由第三方机构收取的费用，包括抵押物评估费、财产保险费、抵押登记费，切实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 在减费降息方面，王玉玲介绍，湖北要求金融机构做好贷款差异化定价，向实体经济让利。1月份至7月份，湖北省金融机构通过落实延期还本付息、FTP(内部资金转移定价)减点、利率市场化改革、减免收费等各项措施，累计向湖北企业让利349亿元。 着眼长远—— 建立健全长效机制 “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在当前经济恢复关键时期，必须保证银行稳健经营，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 温彬认为，一方面，疫情带来银行风险上升的压力。由于金融财务反应存在滞后性，疫情后期不良资产会陆续暴露，银行将面临更大的信用风险上升压力。这就要求银行加大拨备计提力度，科学完善不良资产认定标准，政府部门要适当降低不良资产转让限制，对银行不良资产清收处置过程提供更加普惠便利的政策支持，确保银行资产质量保持基本稳定。 另一方面，银行长期经营中也积累了一些风险隐患。例如，中小银行抗风险能力弱、风险水平较高、公司治理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亟待解决。下阶段，金融机构要不断强身健体，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建设，加强合规经营管理，牢牢守住风险底线，不断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可持续性。 帮助中小微企业发展，不仅需要提供短期流动资金以解燃眉之急，更要着眼长效机制，建立健全与其融资需求相匹配的融资体系。 “当前形势下，提升小微金融服务能力，要推出长期性、制度性的安排，多管齐下。”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说，要进一步完善金融机构内部激励机制，加强金融科技运用，提高风险评估能力；同时，落实尽职免责要求，让基层银行和业务人员真正敢贷、愿贷、能贷、会贷。(姚 进)
企业投入成为主体，基础研究投入加速，政策环境持续向好 我国研发投入连续创新高 《 人民日报 》( 2020年10月06日 第 01 版) 成功完成32次宇航发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发射突破300次大关；嫦娥四号探测器在世界上首次实现月球背面软着陆和巡视探测；北斗三号全球系统核心星座完成部署；雪龙2号首航南极；世界首条智能高铁京张高铁开通运营…… 2019年我国科技事业交出的这份亮眼成绩单，离不开持续高强度的科技经费投入。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和财政部近日联合发布的《2019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显示，2019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总量为22143.6亿元，比上年增长12.5%，连续4年实现两位数增长。 ——研发投入高增长的背后，是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再创新高，企业投入主体地位稳固。 2019年我国R&D经费投入总量比上年增加2465.7亿元，经费投入增速较上年加快0.7个百分点；R&D经费投入强度(与GDP之比)为2.23%，比上年提高0.09个百分点，再创历史新高。“这表明全社会在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上达成了高度共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研究室副主任龙海波说。 从国际上看，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进一步缩小。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首席统计师邓永旭介绍，2013年以来我国R&D经费总量一直稳居世界第二。R&D经费投入强度稳步提升，已接近欧盟15国平均水平。 企业的投入主体地位稳固。2019年，企业R&D经费比上年增长11.1%，占全国R&D经费的比重达76.4%，对其增长的贡献率达68.5%。其中，高技术制造业R&D经费投入强度为2.41%，比上年提高0.14个百分点，高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科技投入强度1.09个百分点。“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越是困难，越要加大研发投入，越要坚定转型升级。”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所工业室主任付保宗说。 ——研发投入高增长的背后，是基础研究占比首次突破6%，区域发展战略成效显著。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公报》显示，2019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为1335.6亿元，比上年增长22.5%，增速比上年大幅加快10.7个百分点；占R&D经费比重为6.03%，比上年提高0.49个百分点，基础研究经费占比首次突破6%。 区域发展战略成效显著。2019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R&D经费分别比上年增长10.8%、17.7%和14.8%，中、西部地区增速均快于东部地区。从区域看，京津冀、长三角地区R&D经费分别比上年增长14.0%和12.9%；长江经济带R&D经费突破万亿元，达到10562.5亿元，比上年增长14.7%。 ——研发投入高增长的背后，是财政科技支出突破万亿元，政策环境持续向好。 财政投入持续增加。《公报》显示，2019年国家财政科学技术支出为10717.4亿元，比上年增长12.6%。“中央和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双双保持较快增长，为科技创新实力提升提供了有力保障。”邓永旭说。 政策环境继续改善。国家鼓励和支持科技创新活动的各项政策进一步落地落实，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相关调查结果显示，2019年，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减免税政策和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政策的惠及面分别达到66.0%和56.2%，均比上年有所提高；企业对这两项政策的认可度分别达到87.1%和88.9%，分别比上年提高2.8个和2.2个百分点。 进步很大，差距犹存。邓永旭介绍，我国R&D经费投入强度与美日等科技强国相比尚显不足，R&D产出多而欠优的现象亟须改善。“下阶段，应努力实现对关键技术和核心领域的精准支持，确保各项支持政策落到实处，进一步提高科研人员主动性和自主权，不断提高R&D产出质量和效率。”(陆娅楠)
作者|易纲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文章|《中国金融》2020年第19-20期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也是贯穿金融工作的主线。人民银行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依法履行中央银行职能，为币值稳定、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民收入稳步增长营造了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有力支持。 保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 货币政策与每一个家庭、每一家企业息息相关，关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货币政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重要的就是守护好老百姓手里的钱袋子，不让老百姓手中的票子变“毛”了，不值钱了；让广大人民群众分享国家经济发展的好处，收入稳步增长。这也是《中国人民银行法》赋予货币政策“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的法定目标。 把好货币总闸门，保持物价水平总体稳定，促进经济持续增长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货币是金融的根基，中央银行负责调节货币“总闸门”，肩负着重要责任和历史使命。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就要求货币政策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完善跨周期设计和调节，更加注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效益，促进经济金融良性循环，提升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根据经济金融形势变化，科学把握货币政策力度，既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促进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又坚决不搞“大水漫灌”，将经济保持在潜在产出附近，减少经济波动。 总的来看，近年来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明显提升，以适度的货币增长支持了经济高质量发展，保持了物价总体稳定。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速，从2016年末的11%左右降至2019年末的8.7%，与反映潜在产出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基本匹配。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从2016年的75万亿元增长到2019年的99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物价水平总体稳定，2017年至2019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年均上涨2.2%。2019年末宏观杠杆率约为254%，较2018年小幅上升约5个百分点，显著低于2009年至2017年年均超过10个百分点的升幅。 2020年以来，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人民银行把支持实体经济恢复循环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综合运用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再贴现、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等方式，已推出涉及9万亿元货币资金的宏观对冲措施，全力以赴稳住经济基本盘。2020年8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与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分别为10.4%与13.3%，明显高于上年同期，有力支撑了经济从疫情中加快恢复增长。2020年第二季度GDP同比增长3.2%、环比增长11.5%。经济增长的同时，物价总体稳定，2020年8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2.4%，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下降2%。 把握好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平衡，坚持市场化人民币汇率制度 纵观全球，成功经济体必须保持币值稳定，这不仅包括国内物价水平的稳定，也包括汇率的基本稳定。若汇率发生较大幅度贬值，即便国内生产总值的本币价值上去了，换成其他国际储备货币价值也会下来，这既会影响本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也影响老百姓的对外购买力。汇率剧烈波动，还会影响国内外对本国经济的信心，不利于经济主体正常的贸易投资活动。自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来，国际上出现货币危机的案例屡见不鲜，一些本已成为高收入国家的新兴经济体，因本币大幅贬值而重新回到中等收入国家。 近年来，人民银行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重点把握好金融业扩大开放、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历经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中美经贸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等冲击，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约21%，国际清算银行计算的名义有效汇率升值约34%，实际有效汇率升值约47%。得益于我国经济增长较快和人民币币值稳中有升双重支撑，以硬通货计算，我国稳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人均国民总收入持续增长。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由2005年的1760美元，上升到2019年的10410美元。如今，无论是企业进口、对外投资，还是老百姓出国旅游、购物、就学，都能够深切感受到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 尽可能长时间实施正常货币政策，促进居民储蓄和收入合理增长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主要发达经济体持续实施超低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尤其是2020年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主要发达经济体中央银行开始实施无限量化宽松政策，非常规货币政策“常态化”特征明显。2020年以来，主要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全部进入接近零利率和负利率区间。大力度刺激政策在初期有一定作用，但边际效用递减，退出难度递增，长期看还可能会刺激债务扩张和资产泡沫，固化经济结构扭曲，影响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增加系统性风险隐患。 相较而言，我国货币政策坚持稳健取向，保持在正常货币政策区间，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少数实施正常货币政策的国家。实施正常货币政策，保持正的利率，保持正常的、向上倾斜的收益率曲线，总体上有利于为经济主体提供正向激励，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有利于人民币资产的全球竞争力，帮助我们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此外，人民银行在保持资产负债表基本稳定的同时，实现了有效的货币信贷增长。主要是，2018年以来，商业银行平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从15%降至9%左右。降准的过程，体现为商业银行自主使用的资金相应增加，一部分可能用来归还从中央银行的部分借款，体现为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缩表”；另一部分可以用来发放更多贷款、创造更多货币，具有货币扩张效应。与此同时，人民银行通过实施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又会相应“扩表”，总体上保持了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稳定。在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保持稳定的同时，人民银行通过改革和市场化方式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明显提高，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金融对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和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 坚持深化金融改革开放，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其中许多资源都是通过资金来配置的。一方面，金融业通过资金的融通传递信息，发现和决定资产的价格，提供流动性，是市场化配置资源的重要途径，从而让金融活水流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需要的领域；另一方面，金融业通过提供专业的服务，帮助市场主体降低风险、管理风险、分散风险，从而能够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行稳致远。近年来，人民银行坚持金融业本质上属于竞争性服务业的定位，认真履行推动金融改革开放的重要职责，推动放宽准入，取消各种不必要的管制，充分激发出金融市场化配置资源和管理风险的积极作用，有力支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构建层次丰富的现代金融市场体系 健康多元的金融组织体系和金融市场体系，是中央银行维护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的基础条件。金融机构方面，我国从改革开放之初只有人民银行一家机构，到目前发展形成了覆盖银行、证券、保险、基金、期货等领域，种类齐全、竞争充分的金融机构体系。在推进改革过程中，坚持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服务县域、支农支小的市场定位，保持县域农村金融机构法人地位和数量总体稳定。金融市场方面，2005年以来，人民银行按照“坚持市场化原则、面向合格机构投资者、依托场外市场”的基本思路，积极推动债券市场改革发展，有力促进了融资结构优化、融资成本降低和经济结构调整。目前，我国债券市场余额超过110万亿元，位居全球第二。同时，人民银行积极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保险市场以及货币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票据市场等不断创新发展。金融基础设施方面，目前我国已建成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现代化支付清算系统、全球最大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系统，以及各类交易平台、登记托管、清算结算等重要金融市场基础设施。 完善市场化调控方式 我国有4000多家银行和超过一亿家市场主体，在市场竞争环境下，银行掌握的信息是较多的，也是较为充分的。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由银行和企业基于商业可持续原则各自作出决策，确定贷款的规模、流向和价格，有助于实现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近年来，人民银行注重用改革的办法以市场化方式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通过构建“三档两优”存款准备金框架、支持银行发行永续债、推进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等多项措施，积极缓解银行货币创造面临的流动性、资本、利率“三大约束”。同时，更好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定向引导作用，完善市场化激励约束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 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 利率是金融资源配置的基石，利率市场化是我国金融领域最核心的改革之一。2013年7月和2015年10月，人民银行相继取消了贷款利率和存款利率管制。2019年8月，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由报价行根据自身对最优质客户实际发放贷款的利率水平，在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基础上加点报价。2020年以来，新发放贷款已基本参考LPR定价，截至8月末，存量贷款定价基准转换工作已顺利完成，在已转换的存量贷款中，91%转换为参考LPR定价。改革后，一方面，人民银行通过定期开展MLF操作引导LPR运行，进而影响贷款利率，形成市场化的利率调控机制和传导路径；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利率定价自主性提高，贷款市场竞争性增强，一些银行主动下沉客户群体，增加小微企业贷款。 坚持发挥市场在人民币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 市场化的汇率形成机制有助于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的作用。2005年7月以来，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日浮动幅度逐步扩大至2%，同时中央银行基本退出常态干预。2015年8月11日，完善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报价机制，强调中间价更多反映市场供求变化。2019年8月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破“7”，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水平和弹性显著提高，人民币汇率预期平稳，外汇市场运行有序。 牵头推动金融业对外开放 近年来，人民银行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扩大对外开放“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的重要指示要求，会同金融部门宣布了50多条对内对外开放措施。金融机构开放方面，对内外资按照同等条件核批金融牌照，大幅扩大各类外资金融机构业务范围，银行、证券、基金管理、期货、人身险等领域外资股比限制已完全取消，企业征信、信用评级、支付等领域已给予外资国民待遇。金融市场开放方面，境内外资本市场互联互通不断深化，中国债券市场纳入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摩根大通旗舰指数，富时罗素主要指数也明确了将中国债券纳入时间表，沪港通、深港通、沪伦通、债券通相继推出，截至2020年上半年，国际机构配置人民币资产已达6.4万亿元。人民币国际化方面，以服务实体经济、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为导向，稳步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2019年人民币跨境收支金额超过19万亿元，同比增长超过22%，达历史最高水平。人民币成为第六大国际支付货币、第五大国际储备货币。目前，我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逐步过渡到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但负面清单模式并不意味着放任自流，中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开展业务都要持牌经营，接受监管部门的监管，而且我们还加强了国际监管合作，完善了跨境资本流动监测，避免金融风险跨境传染，防止国际监管套利。 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最大程度保护广大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经济社会安全稳定 金融风险具有隐蔽性、复杂性、突发性、传染性等特征，一旦大规模快速暴露，对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危害性极强。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矛盾相叠加，加上外部经济金融形势更趋复杂，前期积累的金融风险处于水落石出的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在防范好重大金融风险的同时，坚持市场化法治化的原则，积极稳妥化解和处置金融风险，保护好广大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为此，党的十九大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确定为三大攻坚战之一，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举措，并强调金融风险是最突出的重大风险之一。 近三年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基本方针和政策，人民银行认真履行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下称“金融委”）办公室职责，牵头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一是宏观杠杆率过快上升势头在2018年至2019年得到有效遏制，为2020年应对疫情加大逆周期调节赢得了操作空间。二是影子银行无序发展得到有效治理。三是“明天系”“安邦系”“华信系”等重点高风险金融集团得到有序处置。2020年7月17日，根据金融委部署，人民银行统筹协调，由银保监会、证监会果断接管“明天系”旗下9家核心金融机构。四是高风险中小金融机构处置取得阶段性成果。除依法接管包商银行外，还会同有关地方政府和部门有效化解了锦州银行、恒丰银行等中小银行风险。五是互联网金融和非法集资风险得到全面治理。P2P网贷机构数量和借贷规模连续26个月下降。六是金融市场运行平稳有序。特别是在疫情严重影响下，股市、汇市、债市等金融市场在2020年2月3日如期开市，运行总体平稳，韧性明显增强。七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制度建设和监管执法有力推进。初步建立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金融控股公司、金融基础设施等统筹监管框架。市场化、法治化的债券违约处置机制不断完善。金融业综合统计稳步推进。 在这项惊心动魄、波澜壮阔的工作中，人民银行始终坚持依法依规，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处置金融风险，平等保护各类债权人合法权益；始终坚持防范道德风险，强化市场纪律；始终坚持把握好风险处置的节奏和力度，该出手时果断出手，防止小风险酿成大风险。 一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持稳中求进，平衡好稳增长、调结构与防风险的关系，加强政策协调和舆论引导，防止经济过快下行与风险集中暴露相互叠加，防范金融市场异常波动。一旦出现重大金融风险苗头，果断决策，快速处置，坚决不让局部风险发展成系统性风险、区域性风险演化为全国性风险。坚持分类施策，优先处理可能威胁经济社会稳定和引发系统性风险的突出问题，在大局稳定的前提下，做到“精准拆弹”。 二是严格依法合规，全面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处置风险。金融风险处置涉及大量市场主体利益，涉及动用公共资源，必须严格依法依规，经得起人民的检验、法律的检验、历史的检验。比如，接管包商银行，是因为包商银行触发了《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被接管的法定条件，再不接管将严重损害广大客户合法权益特别是存款人的存款安全。在接管过程中，从进入现场接管，到各项债权债务的处理，再到小额债权人的全额保障，大额债权人的债权转让收购协议的签署，每个环节、遇到的每个问题，我们都坚持严格依法决策，快速处理。目前，包商银行重组工作已平稳落地，新设立的蒙商银行已于2020年5月1日正式对外营业。 三是依法加强产权保护，充分保护广大人民利益。高风险金融机构和金融集团债权人既有国有也有民营，既有内资也有外资，处置相关风险时，我们坚持对各类产权一视同仁，不搞例外、不开口子，依法平等予以保护。同时，处置过程中，充分保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比如，在接管包商银行过程中，采用存款保险基金出资和中央银行资金支持的方式，对包商银行负债方的各类债权进行收购承接，依法最大限度保障500万储户和3万户中小微企业的合法权益。 四是切实防范道德风险，严肃市场纪律。处置金融风险过程中，我们坚持推动压实金融机构及股东的主体责任、地方政府的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和金融管理部门的监管责任。出现重大金融风险后，问题机构的股东必须首先承担损失，股东权益清零后依然存在缺口的，由相关大债权人依法分摊。针对金融市场一度存在的“金融牌照信仰”“规模信仰”等问题，对于严重资不抵债的机构，坚决依法实施市场退出，严肃市场纪律。同时，在处置重大金融风险过程中，我们及时移送风险处置过程中发现的各类违法违规线索，配合有关部门严厉查处金融违法犯罪行为，让坏人依法受到惩罚。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落实就业优先政策要求，不断强化民营小微企业和脱贫攻坚金融服务 我国中小微企业贡献了60%以上的GDP、80%以上的就业，占全部企业的比重超过90%，做好金融支持民营中小微企业工作，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义重大。近年来，人民银行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民营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决策部署，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定落实就业优先政策要求，创新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为企业创业、吸纳就业提供差异化的金融服务，特别是在缓解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方面，出台了不少精准发力、标本兼治的具体措施，取得显著成效。 第一，加强政策顶层设计，发挥“几家抬”的政策合力。坚决落实2019年2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的若干意见》，通过综合施策，实现各类所有制企业在融资方面得到平等待遇，有效缓解民营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2018年6月以来，人民银行牵头相关部门先后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强化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加强“几家抬”的政策统筹设计，提出了覆盖货币信贷、金融监管、金融市场、财税、政府担保、信用体系等多个领域的政策措施和中长期的制度安排。联合财政部等加大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力度，将个人贷款上限额度由15万元提高至20万元，对额度10万元以下的免除反担保。 第二，加大货币信贷政策支持力度，引导更多金融资源流向民营小微企业。构建“三档两优”的存款准备金政策新框架，2018年以来先后多次降准或定向降准，要求金融机构将释放资金用于发放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贷款，降低贷款利率水平。将普惠金融定向降准小微企业贷款考核标准由单户授信小于500万元提高至1000万元，扩大政策覆盖面。强化定向调控和精准滴灌，2018年以来累计增加再贷款再贴现额度近2万亿元，分别下调再贷款、再贴现利率1个、0.25个百分点；在宏观审慎评估（MPA）中增设民营企业、小微企业专项考核指标，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民营企业、小微企业信贷支持力度。 第三，应对疫情冲击，精心组织实施两项直达工具，全力以赴稳企业保就业。新冠肺炎疫情给广大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带来严重冲击，企业发展和稳定就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稳企业保企业，就是保就业、保民生、保稳定。人民银行积极行动，2020年1月31日（正月初七）出台了抗疫保供专项再贷款政策，2月1日（正月初八）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出台了强化金融支持疫情防控的30条措施。按照防疫保供、支持复工复产、保市场主体的需求，分阶段、有梯度地提供3000亿元、5000亿元和1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资金，帮助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已经分别支持7600家重点保供企业、59万家企业和130万家企业。组织实施支持企业延期还款和扩大信用贷款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全力以赴保市场主体。2020年6月至8月，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对72.9万户、6176亿元普惠小微贷款实施延期，其中，地方法人银行对46.4万户、3751亿元普惠小微贷款实施延期。2020年3月至8月，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1.89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发放6279亿元；其中，一至五级地方法人银行发放7753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发放2376亿元。同时，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引导金融市场利率下行，推动金融系统向企业合理让利，千方百计缓解企业融资贵。支持银行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和拨备计提力度，提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可持续性。 第四，多措并举拓宽融资渠道，支持金融机构加大对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的服务力度。金融支持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发展，关键在于通过政策引导，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债券市场方面，2018年创新推出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为民营企业发债提供信用支持。这一做法，有效阻断弱化了民营企业违约风险上升导致市场对民营企业融资风险偏好下降的“羊群效应”，修复了民营企业债券融资功能。同时，支持商业银行发行小微企业专项金融债和双创专项金融债，拓宽银行支持中小微企业、科技型和创业型企业的资金来源。在供应链融资方面，加大小微企业应收账款融资支持，推出标准化票据融资机制，建设供应链票据平台，指导金融机构扩大商业汇票的承兑贴现，助力中小微企业融资提质、增效、降成本。在信用体系建设方面，创新改进小微企业征信服务，推动各地加快建设中小微企业信用信息系统，有效解决小微企业融资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在政府性担保方面，支持发挥国家融资担保基金作用，推动地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取消反担保要求、降低担保费率。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建立风险补偿“资金池”，提供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和奖励等。 第五，全力做好金融支持精准脱贫工作，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金融服务短板。发挥好扶贫再贷款政策精准滴灌和激励引导作用，实施好普惠金融定向降准政策，促进金融机构加大对贫困地区特别是“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的信贷投放。2019年1月，推动出台《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鼓励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为乡村振兴提供中长期信贷支持；指导农业银行完善三农金融事业部，确保县域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行平均水平；引导邮储银行逐步提高县域存贷比。如期完成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加大对生猪、粮食、春耕生产等涉农重点领域的资金支持。鼓励涉农企业通过银行间债券市场发债融资，推动商业银行发行三农金融债券。 综合来看，在多方共同努力下，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融资呈“量增、面扩、价降”良好趋势，支持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发展带动了更多就业，金融支持精准脱贫也取得了明显成效。2020年8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14万亿元，同比增长28.4%，连续6个月创有统计以来的记录新高，支持小微经营主体3062万户。2020年8月份新发放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5.14%，较2019年12月下降0.8个百分点。截至2020年6月末，全国贫困人口及已脱贫人口贷款余额7429亿元，惠及人数达2006万。 2021年是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的第一年，我们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人民银行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继续扎实做好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开放各项工作，守护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为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连日来，多地发生房屋租赁企业“跑路”事件，承租人与出租人上门维权引发社会关注。上海、广州、海口等地发布谨慎选择住房租赁企业、认真确认租金价格等住房租赁市场风险提示。 业内人士认为，房屋租赁公司“高进低出”“长收短付”经营方式涉嫌非法集资。相关部门应尽快破案，追逃受损资金，建立住房租赁资金监管制度，推广阳光透明的“房屋银行”等模式，保障承租人与出租人的利益。 “高进低出”骗局 今年7月，贵阳市的杨先生将自己刚装修完毕的一套新房委托给一家名为寓缘居科技有限公司的房屋租赁企业处理租赁业务。杨先生出示的《贵阳市房屋出租委托代理合同》显示，甲方杨先生于7月12日起将房屋交付给乙方寓缘居科技有限公司托管，截止时间为2022年9月11日，期间每月租金3500元，支付方式为“押一付一”。 一个月之后，杨先生准时收到了首月的房屋租金以及一个月的押金共计7000元。然而，在第二个房租缴付日(9月12日)到来之前，杨先生发现寓缘居科技有限公司已“逃之夭夭”。 《经济参考报》记者联系到此前与杨先生对接的寓缘居科技有限公司业务员小高。小高表示，该公司位于贵阳市南明区中环广场3号楼和观山湖区大唐东原财富广场的两个办公地点已人去楼空，公司管理人员均已“跑路”，自己的联系方式也被公司管理人员“拉黑”。 来自江苏的应届毕业生小丁是房东杨先生房屋的租客。小丁说，他今年7月到贵阳工作，在网上看到寓缘居科技有限公司出租房屋的信息，以2500元/月的价格与这家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并一次性付了13个月的房租，共计32500元。“付了一年多的钱，房东只收到一个月，如果房东赶我走，这钱还不知道能不能退回来。”小丁说。 一边是承租人交了一年多租金，一边是出租人只拿到一个月的钱。面对租赁公司“跑路”，出租人和承租人都成了受害者。据了解，跟小丁和杨先生一样的受害者达数百人，他们通过建立“维权微信群”进行信息沟通，粗略估计，被骗金额约300万元。 与此类似，9月初，贵阳市一家名为成都奇家艺科技有限公司的房屋租赁企业负责人也突然消失，维权的出租人与承租人有700多人。出租人陈女士介绍，成都奇家艺科技有限公司按照每月2400元的价格、“押一付一”的方式从她手中租走一套房子，再按照每月1400元、“一年一付”的方式租给承租人，在此过程中自己与承租人从未见面。 “明摆着每个月亏损1000块钱，难道房屋租赁企业是为了做慈善？”陈女士对成都奇家艺科技有限公司的经营行为充满了疑问。 “跑路”前难识别 相关部门负责人认为，“高进低出”“长收短付”涉嫌非法集资等违法犯罪。一些房屋租赁企业披着“占据市场”“扩大资金池”的外衣，收支两条线进行违法经营活动，极具隐蔽性，未收到群众举报和未“跑路”时很难识别。 贵阳市住建局租赁处处长熊凯说：“近期，全国多地频繁发生房屋租赁企业负责人卷款‘跑路’的行为，承租人和出租人的利益都受到损害，从一个简单的市场行为演变为一个社会问题。从经营层面讲，租赁公司采用这种模式就是一个骗局，涉嫌非法集资。” 熊凯介绍，今年以来，贵阳市有七家房屋租赁企业采用“高进低出”“长收短付”方式进行经营，涉及房源1000多套，他们的经营方式具有一定的隐蔽性，是监管困难的症结所在。“根据我们的调查，这种租赁公司在运营中收支是两条线，事发时早就把款项打到其他企业，对出租人与承租人采取不见面的方式‘两边瞒’。”熊凯说，“这些租赁企业在‘跑路’和群众报案之前很难识别，往往在‘跑路’以后才会被发现。” “通过监管，我们发现一些房屋租赁企业存在‘高进低出’‘长收短付’等异常经营行为，我们也对他们进行了约谈，一些租赁企业负责人以扩大‘资金池’‘迅速扩大市场占有率’为由进行辩解。”熊凯说，在约谈时这些企业并未“跑路”，也没有接到群众举报，主管部门很难判定其是否违法。 熊凯介绍，部分房屋租赁企业只有营业执照，并没有资质证书，但是他们迅速扩张，即使在被约谈、查封后，仍然迅速更换办公地点，与主管部门“打游击”。 房屋托管需阳光化 受访者认为，近日住建部出台的《住房租赁条例(征求意见稿)》或对规范住房租赁活动有所帮助。征求意见稿提出，针对房屋租赁企业“高进低出”“长收短付”的行为，“房产管理等部门应当将其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加强对租金、押金使用等经营情况的监管”。受访者建议，在此基础上合理建立住房租赁资金监管制度，推广“房屋银行”等阳光透明的房屋托管模式，保障出租人和承租人合法权益。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贵阳分所律师汪子龙认为，当务之急是对已发生的房屋租赁企业“跑路”案件尽快破案，对卷款潜逃的企业负责人进行追逃。“房东与承租人都是受害者，协调两者之间的矛盾成为难点，建议由当地主管部门牵头，组织房东与承租人进行协商处理，化解社会矛盾风险。”汪子龙说。 熊凯介绍，贵阳市近期拟印发住房租赁资金监督管理工作措施，对在贵阳市经营10套(间)以上存量住房从事租赁业务的房屋租赁企业的租金和押金进行监管。 贵州省房地产研究院院长武廷方认为，近年来在深圳、上海、贵阳等地推行的“房屋银行”做法，改变传统的委托经营模式，让承租人和出租人都能更加放心。“以贵阳的‘房屋银行’为例，房东将闲置的房屋‘存’入‘房屋银行’，‘房屋银行’邀请出租人与承租人当面协商租赁价格，期间‘房屋银行’提供担保、设施维修等服务，并按月收取房租的10%作为利润。”武廷方说，目前贵阳的“房屋银行”收储了4763套住房，出租价格整体低于市场价30%，出租率达到98%。
股市，真是令人又爱又恨。 在一个个造富神话的感召下，很多怀揣着“一夜暴富”梦想的股民，都抱着资金奋不顾身地闯了进去，到头来却发现自己亏得一塌糊涂，“开着奔驰进去，拉着板车出来”似乎成了万千股民的宿命。 从股市里赚钱为啥就这么难？难道就没有什么好办法吗？本文或许能给你一个答案。 1 在很多人眼中，购买股票都是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事实上，他们很可能并不知道自己“投资”的究竟是什么。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对于相当一部分人而言，他们只是看到了身边的亲朋好友在买股票，听到了网上不少“股神”或是“KOL”的召唤，感受到了整个股市行情的火热，就不由自主地成为了跟风者，大家纷纷涌入了股市，看别人买什么就跟着买什么，指望着在大牛的引领下实现财富自由。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中被称为“羊群效应”。 可是，这群随大流的人们真的懂股市吗？只怕未必。他们的确可以看到成交价、成交量、历史K线图，但却很少有人知道自己究竟在交易什么，比如某某公司的主营收入是多少、具体业务在哪些地区、核心产品和竞争力是什么，等等，也不知道这家公司的长期价值究竟几何，他们可能唯一关心的，就是明天的开盘价会不会涨，涨幅是大还是小。 结果呢？很多人都因此而吃亏套牢，就像那不假思索、跟着头羊一哄而上的羊群般，全然不顾前面是不是有狼。此时，买股票完全脱离了“投资”的概念，而成了一种典型的“投机”行为。 投资和投机该怎么区分呢？ 现代证券分析之父本杰明·格雷厄姆（Benjamin Graham）在《聪明的投资者》一书中给出了二者的定义：所谓投资，是指操作是以深入分析为基础，确保本金的安全，并获得适当的回报；不满足这些要求的操作就是投机。用更通俗的话来说，投资者看重的是按合适的价格购买并持有合适的股票，市场出现低价时，理智地做出购买决策，市场出现高价时，停止购买，甚至有可能抛售；投机者的主要兴趣则在于预测市场波动，并从中获利。 显然，投资者获得稳健回报的可能性要比投机者大得多。尤其是那些小散户们，由于缺乏足够的信息量，很难有内在的合理性来支撑其操作行为。他们更像是一群赌徒，将股市当作赌场，几乎所有在赌场中犯的错也都会在股市中重演，其后果自然是惨痛无比。试问，你听说过有几个人是在赌场里一夜暴富的？ 至此可能有人会问：要怎样才能成为股市中的理性投资者呢？ 针对这一问题，格雷厄姆提出了一套著名的“价值投资理论”。为了更好地帮助各位理解该理论，我们用一个生动的比喻来加以诠释： 众所周知，狗是人类的好朋友，当主人日常出门遛狗的时候，狗总是围绕着主人忽前忽后、忽左忽右地奔跑，但是有主人和牵引绳的束缚，狗一般都不会跑得太远，而且最终都会回到主人的身边——价值和价格的关系像极了遛狗时主人和狗的关系，其精髓便是：股票的价格始终都是围绕着内在价值上下波动。 既然如此，能否很好地把握内在价值，也便成为了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2 格雷厄姆提出了“价值投资理论”，而真正将此理论运用到极致的却是他的学生沃伦·巴菲特（Warren E． Buffett），也就是大名鼎鼎的“股神”。 关于巴菲特的传奇人生，相信很多人都有所耳闻。这位世人眼中最伟大的投资家，自1956年独立创业以来，仅仅通过股票投资和企业收购就积累了惊人的财富，并一度登上了世界首富的宝座，备受全球投资者的敬慕。 巴菲特之所以能成为巴菲特，靠的自然不是投机取巧，而是深入骨髓的价值投资理念。这在《巴菲特致股东的信》一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该书收录了巴菲特写给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股东的信件，内容涵盖公司治理、公司财务与投资、普通股、兼并与收购及会计与纳税等多个领域，堪称是一本既精炼又富于实用性和教育性的投资手册。 在书中，巴菲特谈到了自己的价值投资思想： “我们投资股票的选择方式与买进整家企业的模式很相近，我们想要的企业必须满足四点：（1）能够理解的企业；（2）具有良好的长期前景；（3）有德才兼备的管理者；（4）吸引人的价格。” 我们不妨以第一条为例，做个简单的解读。 巴菲特有个重要的投资原则，绝对不买自己不了解公司的股票。在他看来，股票是个抽象的概念，不应该总是从市场理论、宏观经济思想或是局部趋势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相反的，投资决策应该与被投资企业的经营状况有关，而投资者的成功与他对自己投资对象的了解程度成正比。正因如此，巴菲特总是集中精力去尽可能多地了解企业的深层次因素，在此基础上做出投资决策，这也是他能够坚持长期持有并获得惊人收益的种种原因。 那么，怎样的企业才算得上是“能够理解的企业”呢？ 一方面，业务结构要清晰，简单易懂。 这样的企业，恰恰就是最容易进行准确分析的企业。巴菲特声称，超乎寻常的投资成就，往往只是通过普通的事情来获得的，关键是如何把这些普通的事情处理得异常出色。他也一再告诫投资人：“你的投资成绩并非像奥运跳水比赛的方式来获得评分，难度高低不重要，你正确地投资一家简单易懂而竞争力持续的公司所得到的回报，与你辛苦地分析一家变量不断、复杂难懂的公司是不相上下的。” 另一方面，企业要有长期稳定的经营历史。 对于企业的价值投资分析，必须要以企业长期稳定的经营记录为依据，这样才有可能真正预测到公司未来的长期现金流，继而实现对企业的估值。如果企业经营总是起伏不定，甚至经常改变业务方向，既增加了犯错的几率，又不容易实现长期稳定的经营收益。 多年的企业经营和投资经验告诉巴菲特，剧烈的变革和丰厚的投资回报通常是不相容的，以合理的价格购买优秀的企业和以便宜的价格购买有问题的企业相比较，前者更有可能增加投资收益。巴菲特解释说：“我们并不知道如何解决有困难的企业所面临的问题，只是尽量避免投资这些有问题的企业。我们之所以取得目前的成就，是因为我们关心的是寻找那些我们可以跨越的一英尺障碍，而不是去拥有什么能飞越七英尺障碍的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巴菲特向来只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做投资，他把投资及范围圈定在保险、银行、传媒、消费品等行业中，而那些“超出了自己能力范围”的医药、高科技等行业，他却极少涉足。很多人觉得巴菲特画地自限，错过了很多高成长行业的投资机会，但巴菲特却说，投资的成功并不在于你知道多少，而在于真正明确你到底不知道什么。投资者只要能够避免大的错误，就很少再需要做其它事情了。 以上种种，或许能给各位看官带来一些启示。 3 话说回来，对于既没有专业功底、也没有条件实地调研、更没有机会与企业家面对面交流的普通投资者来说，市场上的各种公开信息、财务报告充其量只是冰山一角，想凭借一己之力深入了解一家公司，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普通投资者又该如何是好呢？很多人也曾向巴菲特请教过这个问题。巴菲特在公开场合只推荐过一个投资品种，那就是指数基金。 事实上，巴菲特在历年股东大会及致股东的信中，推荐普通投资者购买指数基金已经不下十次了。 早在1993年，巴菲特就第一次推荐指数基金：“通过定期投资指数基金，一个什么也不懂的业余投资者竟然往往能够战胜大部分专业投资者。” 2007年，在接受CNBC电视采访时，巴菲特也强调：对于绝大多数没有时间研究上市公司基本面的中小投资者来说，成本低廉的指数基金是他们投资股市的最佳选择。 2014年，巴菲特甚至还立下遗嘱：如果他过世，其名下90%的现金将让托管人用来购买指数基金。 为什么是指数基金？有人总结了四点原因： 第一，投资指数基金，也就是投资大盘那些经过时间证明的大公司； 第二，由于指数基金是多家公司的聚合指标，天然地符合投资分散化原则； 第三，定期定额意味着规避投资决策，避免被市场所影响，避免非理性的投资决策； 第四，在长期的定投中能熨平市场波动，最终可以跟随大盘的上涨而获利。 至于如何去选择指数基金，怎样把握好卖出的时机，还是建议大家好好读一读《聪明的投资者》和《巴菲特致股东的信》这两本出自于传奇投资大师之手的经典著作，正所谓“大师身旁宜聆教”，或许你想知道的一切，格雷厄姆和巴菲特都已经在书中做出了解答。 参考文献： 1、 本杰明·格雷厄姆：《聪明的投资者》，人民邮电出版社，2016年； 2、 沃伦·巴菲特：《巴菲特致股东的信》，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年。
我们这些中概股的企业很多开始走出去，既有中国资本市场制度的约束，也有当时他们的一些误区。比如说我们要让大工业企业上市，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它是没有意义的，市场是要有激励机制的，没有财富激励机制，这个经济不可能成长起来。 最近又看到中概股在美国受到了我个人认为歧视性的待遇，资本市场最重要的还是它是非歧视性的。如果是带着歧视的眼光，这个市场实际上是破坏了它的精髓。那么中概股它的回归是一个热门的话题，中概股的回归有三种情况： 一种情况就是套利者。他总觉得在美国市场上，他的企业价值没有得到合理的评估、合理的定价，他想私有化之后再回来再重新上市，对这种行为我只能说是可以理解，但不鼓励。因为制度本身是它没有破坏规则，它是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来做的一种行为，一个市场哪一种定价是合适的？当然有文化、法律和习惯的因素。 第二点因素，中国概念股在美国的上市，是因为美国的投资者或美国市场不理解中国文化的一些因素，实际上博纳影业是比较早的在登陆于美国市场，后来大概在2016年、2017年前后私有化之后回来了。 的确，在美国博纳影业它的中国文化、电影文化，很难受美国投资者这样一种理解，当然也会受到某些意识形态的因素影响，所以它的定价相对比较低。实际上博纳影业大家知道，我个人认为还是拍了一些很好的片子，它的营业额曾经在全球也在排在第六位、第七位的这样一个地位。实际上一开始他们走出去就有一些问题，我们这些中概股的企业很多开始走出去，既有中国资本市场制度的约束，也有当时他们的一些误区。 过去误区主要是让什么样的企业上市，比如说我们要让大工业企业上市，也包括一些大型的制造业等等。以前都是这些东西上市，但这个东西上市有意义吗？还是有意义的，但是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它是没有意义的。 投资者来了为什么提供资金？是因为他认为能够获得与他的所承担的风险相匹配的收益，但是这些企业是它提供不了这些收益，风险倒是挺大。如果你仅仅把它看作是融资的市场，你就会把需求者的利益放在首位，对资金需求放在首位，它不会考虑投资者的利益的。 这个市场是干什么的是一个巨大误区，这个市场不只是一个融资的市场，更是一个财富管理的市场，是一个资产成长的市场。非常传统的、落后的都要淘汰的企业，它怎么会有成长性？我们过去也还有一种想法，因为这些高科技企业基本上都是股份制的或者说至少国有的比重非常小，那我为什么要让你们这些人发财？腾讯也好、阿里巴巴也好，一上市变成至少千亿了，一夜之间怎么变成千亿的富翁？这个我可说不了，所以你看国有企业上市，它可以插队、它可以优先。 市场是要有激励机制的，没有财富激励机制这个经济不可能成长起来，企业也不可能发展起来，这个激励机制也是资本市场功能之一。 第三类就是这次受到了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慢慢都要退市回来，我们要容纳他们、要接受他们。 总体来说，中概股除了个别的少量的上市公司，像瑞幸咖啡这样的过去的中概股，这类企业属于作恶者，作恶者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它破坏了资本市场的基本的规则，它击穿了资本市场的基本的底线，所以对这类企业显而易见，我不会认为它有第二次上市的任何可能性。 但就大多数中概股来说，多数都是高科技的企业。所以他们回来应该说比目前这些中国的一些待上、正在排队的上市公司的质量是要好一些。它毕竟是经过了美国市场长则十年、短则五年的这样一种严格的监管，经过了各种的考验。特别是信息披露方面的这种严格的检验，要过透明度这一关，应该说这些大多数中概股这一关已经过了，经过了这些年的海外的培育回来以后有利于中国上市公司结构的一个改善。而且这些已经上市的公司，实际上它的成长性很好的，我们也可以看到360也好、中芯国际也好，这些都是中概股的回归的一个典型，们的市场反映也非常地好，也是我们国家最重要的高科技领域的企业。 当然了，现在我们还有很多企业还仍然在前赴后继地到海外去上市，这个也反衬出中国资本市场制度的严重的缺陷，中国的资本市场实际上是向大的制度改革。我们过去的上市规则、上市标准，包括发行制度等等都是非常落后的，都是传统工业时代的一些基本的概念、基本的指标。比如重历史、重规模、重资产，重历史的盈利、重社会影响力、重历史影响力等等。可是那些高科技企业，它真的没有什么影响力了，他们也说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到海外去上市，所以我们终于从去年开始启动了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市场的市场化的改革。这是以新的证券法和注册制改革为先导，我认为这是非常正确的。 我经常说我们走了30年的道路，终于在接近30年的时间，明白了我们如何发展好中国的资本市场，所以通过中概股的回归，我们要反思中国资本市场过去的缺陷。我们也可以找到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基本方向，这就是中概股回归给我们带来的思考。
“把我招进国企吧，我替你们受欺负。” “我是一个国企，国企经常被人欺负，属于弱势群体。国企也要改革的，希望将来国企待遇好一点。但民营企业也要改革，民营企业也不能不改革。” 这是中化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宁高宁9月底在中国绿公司年会上说的一番话。 宁高宁1983年通过全国研究生考试公派选拔赴美留学，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最早到美国攻读MBA的成员之一。他在华润集团、中粮集团分别担任过总经理、董事长，堪称央企领军人物之一，在企业家群体中也有相当影响。 但宁高宁的“国企弱势说”，在社会上迅速引起了争议。 我在新浪微博、今日头条等社交媒体上看到的评论大多是这样的—— “把我招进国企吧，我替你们受欺负。” “那就请宁总辞职下海吧，不要再受那个弱势群体的委屈，到工商办个执照就可以了。” “那中小企业属于什么群体？” “国企福利待遇和工作舒适度简直比大多数民企好太多了。” “国企的体制其实就跟总局的体测差不多，内耗太严重。” “有多少人想往国企钻？如果说国企经常被人欺负，属于弱势群体，那么民营企业就是被人踩在脚下的一个群体了。国企、民营、私企的地位如何，问问银行不就清楚了？” “说得挺好的。为国企争得更多政策，更多财政安排，进了国企就有各种保障，还不够，还应加强。” “国企弱势说”为何惹出如此多争议？值得深思。 站不住脚的一面 宁高宁总共说了三个问题：国企被欺负、弱势的问题；国企的待遇问题；民企也要改革的问题。最后一点我完全赞同。主要讨论前面两个问题，它们可以放在一起讨论。 先从国家统计局今年发布的一张表格开始，它反映了规模以上企业分岗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情况。 从表中可见，国有企业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低于外商投资企业（低14%左右），与股份公司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相当（略高一点），高于集体、股份合作、联营、有限责任公司、私营、其他内资。 经计算，国企的平均工资高出私营企业的51%，高出全部企业就业人员的21%。 |表1：2019年分登记注册类型分岗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再考虑到国企岗位比较稳定，福利保障比较完备，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现在大学生抢着想进央企和国有银行。 显然，从员工待遇角度看，“国企弱势说”站不住脚。 从国企实力和地位看，虽然整个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经低于40%，但国企的显著性并未下降。2020年《财富》世界500强，国务院国资委出资的央企有48家入围，地方国资委出资的国企有32家入围，财政系统出资的国企有12家入围（金融机构），一共92家，而非国有企业不到30家。也就是说，中国入围世界500强的企业，国企是非国企的三倍以上。 国家统计局的表中没有包含个体就业、自由职业等非单位就业人员的工资情况，如摆小摊的，开网店的，当微商的，跑快递的，做自媒体的，等等。他们中的少部分收入可能较高，但作为一个群体和国企相比谁是弱势？绝大多数人不会说是国企。国企作为一个组织给员工的安全感，远高于那些风里来雨里去、一日不劳动一日不得食的“非单位就业人员”。 企业的强势、弱势还可以从其融资成本反映出来。谁弱谁的风险高、融资成本高，这是一个基本道理。 根据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发布的2019年“降成本”调研成果报告，国企获得的直接和间接的融资成本都低于民企。2018年，在其样本中，国企的短期贷款利率在5.06%~5.17%之间，民企的相应值在6.05%~6.14%之间；国企的银行长期贷款利率和债券发行利率均值为5.28%、5.66%，民企的相应数值为6.31%、6.77%。 | 表2：2018年国有和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变化情况（单位：%）；来源：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报告 讨论到最后，真的不知道国企相对谁是弱势群体。和阿里、腾讯比？这样的民企毕竟是少数。和公检法机关比？那不是企业。 有道理的一面 宁高宁不是随随便便说话的人。既然谈到弱势，而且和待遇联系在一起，必定还是有含义的。 我认为，和其他类型企业比，国企整体工资待遇不低，但国企领导人确实存在激励不够、待遇偏低的问题。 宁高宁所在的中化集团，2019年的营业收入为5863亿元，利润总额为186.8亿元，净利润为133.6亿元。根据国资委网站的公开数据，宁高宁2018年度应付年薪为75.52万元，社会保险、企业年金、补充医疗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的单位缴存部分为16.48万元，2018年任期激励收入为19.61万元。国资委网站公布了全部97家央企的高管薪酬，大多数年薪在50-70万元。同时按照相关要求，任期激励收入不能超过年薪的30%。 再看一下银行。中国银行业利润很高，职工人均薪酬福利也较高。中国经济网记者根据2019年年报所做的统计显示，六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员工人均薪酬福利在26.78万元（农业银行）到37.51万元（交通银行）之间。与此同时，六家银行董事长的年薪则在46.99万元（工商银行陈四清）到77.93万元（交通银行任德奇）之间。工商银行是“宇宙第一大行”，2019年实现了3134亿元利润，但其董事长的年薪只有该行员工平均年薪（28.52万元）的1.65倍。 在六大银行中，有薪酬限制的“中管干部”和市场化聘任的高管、没有限薪的分支机构管理者之间，已经出现了薪酬“倒挂”。市场化聘任的高管（包括首席财务官、首席风险官、首席审计官、首席信息官、董事会秘书等）年薪可在100万元以上，某些省分行或海外分行行长的年薪约在200万元以上。 根据德勤中国公司治理研究中心今年7月发布的《培养和塑造中国的金融企业家》报告，中国的六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董事长、行长和副行长的薪酬水平，明显低于十大股份制商业银行（招商、浦发、中信、光大、华夏、民生、广发、兴业、平安、浙商），后者同样的高管岗位的薪酬是前者的三到四倍；如果拿中国六大商业银行和国外六家对标银行（摩根大通、美国银行、花旗、富国、高盛、汇丰）比，后者的董事长、行长和副行长的薪酬，分别是前者的266倍、225倍和152倍。 怎样看待这些数据？我曾用“事业家”一词评价央企领导人，他们的薪酬安排和市场化水平不可比，要有很强的事业心和觉悟。 德勤的报告认为：随着金融业市场化、国际化和科技化运营程度的不断提升，国有大型金融企业与国内外各种金融企业的人才竞争将空前激烈。国有大型金融企业目前亟需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跨国境工作能力的金融企业家，亟需熟悉金融科技和数字化转型的金融企业家，但偏低、缺乏足够竞争力的薪酬水平，抵消了国有大型金融企业在职业平台、业务基础和社会声誉上具有的吸引力，导致其在新一轮人才竞争中处于极为不利的位置。 德勤还指出，国有金融企业家与国内外同行之间过大的薪酬差距，也影响到境内外投资者对于国有大型金融企业的市场估值和公司治理的信心。六大行的董事长、行长和副行长每年的薪酬只有60万左右，而经营管理的资产规模高达十几万亿到几十万亿，国外投资者觉得不可思议，担心高层管理者难以全身心地承担经营管理责任，更难以努力地去实现企业最佳的效益。中国六大行的市场估值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应当说与投资者的担忧不无关系。 所以说，相比于其承担的责任和创造的价值，以及比照同行业其他类型的企业领导人的情况，央企、国企领导人的物质待遇是比较低的。如果宁高宁所说的“受欺负”和“弱势”指的是这个意义，我认为是持之有据的。 价值认定中的难题 我在十年前就写过《为国有企业家的价值说几句话》的文章，我认为国企并不都是靠政府扶持、垄断、给予特殊政策而存在的，凡是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上具有自生能力（Viability）的国有企业，其领导人也应被视为企业家，即使带有一定垄断性质的国企，也不能完全排除其领导人的企业家才能，因为在考核压力和对标国际企业的压力下，他们也存在不断创新的需要。对这些国有企业家的人力资本价值，应该正视。 我在当时提出的建议包括：在国有企业家的选用、考评、激励上，进一步“去官员化”，遵循市场逻辑，从政府部门评价为主转向董事会评价为主；董事会可聘请专门委员会，以客观评价国企在市场上的竞争强度和国企领导人的个人作用，以判别国企领导人更像企业家，还是更像官员，以此作为对其人力资本价值进行评估的基础；增大对国企领导人工作的长期激励，对具备企业家精神的国企领导人，可以延长退休时间，或担任公司名誉董事长或顾问，使其人力资本价值更长延伸，等等。 但我的想法也会遭遇很多挑战。 比如，如何定义充分竞争。不少领域先天就不是充分竞争行业，或者实际上可以充分竞争但被人为定义成不能竞争。这种情况下，怎么评价国企领导人的贡献呢？实际情况往往是，赚了大钱也不是领导人的能耐（如烟草），亏了大钱也不是领导人的问题（如石油），也有补贴兜底。所以很难评价。 又如，一些行业是竞争性的，但基本要素配置中又有非市场化因素，如何精确把握国企领导人的价值？是谁做都能挣钱，还是有我没我不一样？前中信银行行长朱小黄的研究指出，银行盈利远远超过社会平均利润，2019年前三季度商业银行净利润达到1.65万亿，其中五家大型商业银行利润达到8824亿，约占全行业一半。而这1.65万亿中，利息收入占比超过76%。靠息差挣钱，和靠中间收入挣钱，这对行长的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 改革的重点在哪里？ 如果从1978年国企开始从“扩权让利”“两权分离”摸索改革之路，1979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扩大国营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文件、在首钢等八家企业进行扩大自主权试点算起，国企改革已有40多年。仍在改，不知何时方始休。 但从整个经济来看，也无需对国企改革这一命题过于忧虑。事实上，从1978年公有制几乎一统江山到今天多元经济主体共同发展的大格局，变革已经发生，市场化进程深刻地改变了经济成分的结构，也影响着所有经济主体的思想和行动。更充分的竞争，更高的效率，更有效的激励，这一大趋势浩浩荡荡，不能也不应动摇。 2020年BrandZ评选的世界最有价值100个品牌，中国有17个。这中间有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和中国移动五个“国家队”成员，有贵州茅台这样的地方支柱国企，也有上世纪80年代诞生的海尔、华为、平安三家非国有企业，有世纪之交诞生的BAT，以及新世纪诞生的京东、美团、小米、滴滴、抖音。这一结果告诉我们，中国经济的骨干有国有大企业，更有企业家的企业——它们从国企看不上、看不到的小小地方出发，灿烂盛开，服务国民。 基于国企的诸多优势，如能从民企的机制、活力、文化中有所汲取和借鉴，国企将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做出更大贡献。如果国企一直在市场化和政策化、独立化和附属化之间拉扯，那也很难摆脱改革来去徘徊、走走停停的命运。 把国企合并起来做大，不是真正的改革，或者说，改革的重点不在这里。现在大型国企合并无需经过反垄断审查的法律程序，这与经济法治化的逻辑也不一致。 那么国企改革的重点在哪里呢？ 有人说是开放。中央多次说过，在金融、石油、电力、铁路、电信、资源开发、公用事业等领域，向非国有资本推出一批投资项目。即使是需要国有控制的领域，能不能像当初搞特区一样，放出一小块地方，让民企、外企也进去试一试？看看有没有更高效地服务消费者、造福国民的可能性？ 有人说是公平。给国企和非国企真正平等的地位和权利。政府行为对市场竞争的影响应该是中性的，就是说不给任何市场参与者带来“不当竞争优势”（undue competitive advantage）。 有人说是“管资本”。从管具体的人财物到以管资本为主，可以考虑把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转型为国家参股企业，把一部分国有股权委托给专业机构持有和管理，并按“花钱买服务”的原则建立一套国企非商业职能的管理制度。 从宁高宁的“国企弱势说”，我想到的还是激励。要激发国企领导人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需要有更好的激励。什么样的体制机制和文化（如探索容错的包容性）能对国企领导人形成长期化、发自内心的正向激励，就应该积极探索。 这样的答案只能是：更加市场化的体制机制和文化。 也许探索起来会有这样那样的困难阻碍，但市场化的方向，还是应该明确和坚持。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