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极客CEO任彬在大会上发表演讲。他提到，未来的支付比例中，商保会越来越多的进入到中国老百姓的支付中，从不到4%的比例扩张到接近30%的比例。 保险极客CEO任彬 以下是任彬的演讲实录，经36氪整理编辑： 大家好，我是保险极客的CEO任彬，很高兴这次借36氪的平台能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医疗健康和保险支付这个领域里的想法和思考，也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所做的事情。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可逆的在经历着两个非常重大的底层变化，第一个是现代化，中国正快速的从农业化社会变成现代化的社会，在现代化的场景下相信有很多东西都在被改变。同时，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中国正不可逆的迎来快速的老龄化。在社会的现代化和人口老龄化的叠加下，未来中国面临的医疗和健康，包括养老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对比了一下中国和美国，甚至是德国和英国的医疗支付的数据，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在全球相对比较发达和成熟的国家里面，老百姓的个人医疗支付的比例基本上是10%-15%之间，简单来说就是当看病有一笔100块钱的医疗支出的时候，一般自己掏10-15块钱之间。而中国老百姓的自付费的比例占到35%。从一个更长的维度来看，中国老百姓的自付费比例在10%-25%之间将会是更加稳定化的结构。这就意味着在将来的支付比例中，商保会越来越多的进入到中国老百姓的支付中，我们会从不到4%的比例扩张到接近30%的比例。 2019年整个中国的医疗支付的现状：2019年全国80亿次门诊，门诊的人均金额大概是290块钱左右，差不多有2亿多次的住院，而住院人均的金额大概是9000多元左右，合计构成了中国大概5.1万亿左右的医疗支出。中国目前的医保覆盖，3.2亿的城镇职工，10多亿的城乡居民。 在这样的现状下，过去几年中国的健康险的增速非常快，原因也比较简单。随着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对医疗越来越强的需求，一定推动着健康险领域的快速增长。从2010年-2019年健康险的增幅达到了34%。2020年开始，健康险正式成为中国的第二大险种，以前是车险更大。健康险快速的到达了近万亿的规模。 在健康险中，我们详细看一下。健康险分成高频低额的医疗类的产品，或者高额低频的类似于重大疾病的产品。2020年上半年，健康险的保费规模不到5000亿，其中有1900亿左右是短期的健康险，2800亿是长期的健康险，长期就是重疾。从支付来角度来看，因为健康险存在的目的是给医疗体系做支付的，长期健康险2900多亿只对应了300亿的支付，而短期健康险大概对应了900多亿的支付。所以我们明确的看到，其实在解决老百姓日常头疼脑热就医的过程中，支持高频医疗的，进行医疗补偿的产品，会是整个中国健康险最主力的产品之一。 横向对比美国，大概美国现在是8700亿美金的健康险市场，接近6万亿人民币。其中80%都是在企业团体里去解决人们这种高频日常的医疗支付了。 这也是保险极客从2014年底成立以来，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我们也是一家创业公司，但是在过去的六年的时间里，我们没有换过方向，我们一直坚持在中国这个体系里面，去解决基于企业场景下的高频医疗险的问题。在过去的六年里，我们也做了一些成绩，也获得了一些资本方的认可。 到目前为止我们大概服务了6000多家企业，在全国12个城市有了分支机构。 在思考整个“医疗健康+保险支付”环节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高频医疗险会成为越来越重要的问题。健康险之所以叫健康险，一定是要解决人们医疗支付中的问题。大家想象一个场景，当一个老百姓身体不舒服要去看医院看病的时候，他基本上享受完了医疗服务之后，他把钱直接支给医疗服务方。当保险介入的时候他会变成三方，就是老百姓把钱先付给保险方，然后他享受医疗服务，保险方再把钱转付给医疗服务，所以就多了一方介入。多了一方面就多一层阻力，这是没有效率的，在降低效率。但整个健康险参与到中国医疗健康支付里的核心目标应该是提高效率，通过保险的参与来解决老百姓直接对医疗方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和各种低效的问题。那怎么解决这一层的效率？我们保险极客在过去六年的思考是，在目前的科技和能力环境下，叠加中国的保险市场和中国的医疗体系下，其实能够抓住的核心点是数据。你怎么能够构建一个完整的底层体系，把实际使用的用户方，把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疗服务方，和保险服务方，在过程中所有需要使用的服务的数据，全部形成一个基础的数据底盘，从数据上我们能看到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人对接什么样的医疗服务，什么样的人对接什么样的医疗产品、保险产品，才能形成一个更高效的状态，才能真正的让保险参与进来，让整个运行变得效率更高。 所以保险极客过去的几年核心做的是底层的数据体系和框架。在最底层我们连通保险公司，跟保险公司从承保保全和理赔上完全打通数据。右边我们连通医疗服务机构，解决大家诊前、诊中和诊后的所有数据汇集的问题。然后体系内，我们解决产品风控体系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给企业和员工提供更合适的比较OK的保险产品。然后在这个产品基础上去形成一些有效的风控措施，同时我们要输出理赔和服务的有效体系，因为在高频医疗险里面，大家日常就医要走保险支付和保险的理赔的，那怎么在理赔和支付环节上做的效率更高，更贴合大家。同时在整个运营体系里你要输出，因为它不能是一个干巴巴的东西，在用户、服务、保险之间，要有一套完整的运营体系，形成一个有效的整合。 我们会给客户端去提供一些客户端直接使用的点。比如说to B，在企业端我们能够帮助客户定制每个企业合适的方案，然后给他们的员工提供一整套的解决办法。同时给企业端一个SaaS系统，我们通过SaaS系统简化了他的实际操作，让他能够有一个完整的数据看板，看到企业整体的员工的健康状态。在C端我们不仅解决了C端保险通过企业加入到这个体系的后续医疗保险问题，同时我们可以根据员工个人的属性，智能推荐加自选的方式，为他和他家人共同的进行保障设计，让保障变得更科学。一个员工可以通过企业的入口，给全家配置保障。同时我们给C端建立起完整的医疗和健康管理档案，从他进入了保险机构的体系后，他每一次的理赔报销服务、让他每一次在享受医疗服务的过程中所沉淀的数据，形成一个只对他的健康管理体系和档案，能让他更好的掌控自己和自己家人的身体情况。 在另外一个维度上，我们形成了一套云团险的SaaS体系，我们是2015年国内第一家推出基于团险的SaaS体系的公司。2016年我们成为第一家推出移动微信端拍照提供理赔服务的公司，提高了整体的理赔效率。同时我们提供一整套的智能客服和理赔服务体系，我们跟保险公司在底层做系统对接，在整个体系内加入了C端的运营和保障的体系。和医疗健康服务公司在数据端进行对接，把他们在诊前诊中诊后所有沉淀的线上的问诊，互联网医院，包括线下的问诊，服务拉到这个体系里来在底层形成数据的连通。 这是一些更详细的介绍，首先我们会给企业提供一个团险的定制化的方案。因为团险和个险不一样，尤其是高频医疗险，为企业提供的方案往往是定制化的。每一家企业的保障方案都不一样，主要取决于企业的行业、预算、员工的实际情况，所在地，及周围能够得到的医疗服务资源，各种因素不一样都会有不一样的方案。所以你要帮企业量身定制一个更适合他的员工方案。 我们给员工端提供一个千人千面的个人和家庭的保障选择，能让他们通过企业代入之后不仅解决个人的问题，还能给自己和家人选择更好的保障方案。 这里提一点，在保险行业里面其实团险同样风险的价格比个险低很多。因为团险是一群人共同分担的一个风险，他的承保中的风险更可控，所以他承担的价格就要比to C低。也就意味着当一个企业员工从企业的入口进去给家人做整体保障配置的时候，他能得到的服务体验和价格体系，都比自己独立去外面买一款保险产品更好一些。同时我们也给员工提供一整套的线上理赔服务体系，包括医疗对接服务体系，解决他们在做完保险之后后续的整套的服务的问题。 再给企业端，我们会提供一套云团险SaaS体系，方便HR操作。当每一个人有入职离职变化的时候，都会产生账单，所以HR对人员要进行管理，也要对费用进行管理。同时我们还给提供一整套的报告，企业可以随时随地看到员工整体的健康状态，但不会涉及个人隐私。可以看到在流感季，有30%的员工在过去一个月都得了流感，我能不能给大家做一次流感疫苗的注射。所以能让企业端更好的识别员工当下的健康状况，而针对性的给员工提供有效的福利和保障。 同时，由于连通了大量的医疗服务机构，我们跟好大夫、京东健康等等提供线上化医疗服务的机构，还有很多线下的医院都进行了连通。在连通的基础上，我们能在企业的场景下针对于员工提供一系列的从轻问诊到实际的重疾绿通，再到他们家庭整体的健康咨询的服务解决方案。 下面是运营体系。当你的产品是要提供给企业、提供给企业员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搭建了一整套运行体系，能让企业把这个项目给到员工，也让员工把这个福利用起来，用给他的家人，形成大家在这个过程中的共赢。 我们在过去这几年服务的很多新经济企业，以及合作的保险健康、医疗健康公司。我们是以团险为入口，以科技为手段，全面打通覆盖个人和家庭保障的医疗健康管理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追求保险公司、政府机构、公立医院、健康运营机构整体的共赢。 其实我们明确的能看到，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由于经济的发展，由于老龄化的发展，我们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到三十年，会面临非常大的养老和健康的问题。我们看到的是医疗健康养老会在中国有非常大发展的空间，也代表着中国这块土地上，十几亿人在未来的10年、20年、30年会面临非常大的医疗和养老的压力。这是保险极客一直想做的事情：我们是不是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有效的串联起健康产品和医疗服务。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通过我们的数据能力、通过我们的技术能力，去更好的匹配一个企业和一个人所需要的服务和需求。然后通过更好的匹配，去提高整个这个体系的效率，以便能够在未来让我们这块土地上的国家和人民拥有更好的保险及健康医疗保障。当然也可能以我们一家创业公司的影响力，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去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我们只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尽可能的尽我们的一份力量，用我们自己的专业，用我们这么多的积淀用在保险支付和医疗服务的环节上的经验，去帮大家解决一些切实的问题，提高一些切实的效率。
（众志成城抗疫情，危难时刻显经济韧性。变革孕育发展，挑战蕴藏机遇。站在新时代，张近东密切关注乡村振兴、数据共享、小微企业融资、绿色物流、智慧社区建设等热点、难点、焦点话题，为国家和社会发展建言献策。日前，张近东接受了《金融世界》杂志多方统筹打通农产品上行链路 助力乡村振兴《金融世界》：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广大电商企业依托线上线下优势，在助力乡村振兴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张近东：为更好地实现助农富农，消除生产种植和销售环节的信息不对称、渠道不通畅等问题，需要进一步统筹资源，政府、电商、农户、院校多方联动，建立以C2M（用户直连制造）模式为特色的乡村生产基地，推动返乡年轻人成为创富主体。实践中的许多实例证明，返乡创业的商户以村为单位聚集，依托电商企业赋能建设C2M基地，不仅自己致富，更带动了周边村民脱贫增收。地方政府可以出台针对乡村C2M基地建设的扶持政策，在物流、税收等方面给予支持；同时，对将销售和物流网络延伸到乡村，为农村搭建公共服务平台的电商企业，给予包括土地购买、场地租用、水电优惠等支持，双管齐下助推农产品上行。此外，建议政府层面出台政策，鼓励电商企业和大专院校结合，进一步加强农人培训、实训，引入更多的教育资源为农村贫困人口赋能，激发内生动力。《金融世界》：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农产品长期依赖的线下交易几乎停转，多地出现了农产品滞销问题。如何看待上述问题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张近东：问题出现后，多家电商平台紧急开通助农绿色通道，助力缓解农产品滞销难题，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促进这一模式常态化实施过程中，政府可通过统筹多方资源，加强政策倾斜，在重点农产品种植地区建立摸排机制与对接平台，电商企业发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优势和物流仓储优势，通过开通助农频道、专区、直播带货等多种方式提供流量支持，搭建常规助农绿色通道，打通农产品售销链路，助力乡村振兴。多种技术手段与保护措施并行 提高信息数据治理水平《金融世界》：数据开放共享是近年您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推动大数据信息的社会化共享有哪些重要路径？张近东：目前共享开放管理尚未形成闭环，政企、行业及民众之间的信息公开仍存诸多壁垒，阻碍了社会服务效率的提升，以及数据经济的深化发展。在“促进大数据发展”的相关规定中，亟需明确和增加公共数据的社会化共享内容，提出细化的开放要求，使社会需求接入共享信息服务更加便捷、有效和安全。可以在政府和公共部门，如工商、医院、环保、房产、车辆管理、银行等单位提供的公共数据服务上，率先实现信息共享。建议相关部门针对不同行业或领域进行数据信息采集，统一平台建设，并提供不同标准的开放权限。同时，在采购硬件、软件服务时，将社会化信息共享要求列入采购标准。与此同时还需要做好数据治理、隐私保护、数据安全等方面工作，通过联合安全多方计算、区块链、数据脱敏、数据加密等技术手段与保护措施并行的方式，提高信息数据治理水平。从数据采集、存储、处理、传输、共享、使用、删除等所有环节，完善监管机制与方法，进一步优化公共信息社会化共享环境。此外还需推动实现数据资源的资产化、数据管理的合规化、降低IT运营成本、不断创新数据技术应用和管理，实现公共信息社会化共享。《金融世界》：我们知道，大数据的社会化共享服务，是一个需要全社会参与的系统工程。如何让大家都参与到这项社会工作中来？张近东：建议相关教育部门在各类大专院校增设大数据管理相关课程和实践机会，将该学科列入通识教育。同时，在大数据相关单位和企业中建立专门的信息采集和反馈渠道。政府和企业工作人员也可通过专业培训，掌握更多大数据技术知识和创新能力，提升我国公共信息开放服务能力。整合数据资源 构建小微企业信息集成体系《金融世界》：今年以来，受疫情冲击影响，小微企业面临着巨大的经营压力，资金周转困难。然而金融机构助力小微企业融资始终隔着一道“信息屏障”。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张近东：从长远来看，金融机构的普惠金融服务对于攻克小微企业融资难题具有重要作用，而企业数据的数量和质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金融机构普惠金融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小微企业数据获取之难，难在数据入口分散，孤岛效应难以消除，金融机构难以低成本、批量获取高质量数据。随着数字中国和数字政府的推进，正在不断优化金融机构获取数据的渠道和环境。目前，政府数字化建设如火如荼，取得长足进步。截至2019年11月，全国32个省级单位中，有10个已出台并公开数字政府规划计划，指导数字政府建设，穿透政府部门“信息孤岛”，政府各机构和部门的数据信息透明度进步明显。《金融世界》：我们也注意到，目前依然有很多地方的企业数据收集和整理工作存在信息不对外公布、透明度较差等方面的不足，无法对相关金融业务的开展给予有力支持。您对此有何建议？张近东：小微企业基本在省内经营，可由地方政府牵头，整合区域内各方数据，建立完善全面、互联互通的地方小微企业信息集成体系，从产业链数据、政务数据，以及金融机构内生数据等几个维度开展数据整合工作。具体而言，首先可由各级政府建立或指定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垂直管理机构，建立面向金融机构的数据开放和共享机制。同时以园区、开发区等载体，不断充实小微企业数据库，在此基础上建立常态化的“银政企”合作机制，推广先进地区微商金融业务经验，组织刻画当地“小微企业地图”，定期更新发布，合理引导金融资源，提高金融产品创新效率。此外，从小微企业自身经营角度看，还要改善营商环境，通过结合税费减免、专项扶持、金融支持等多策并举，延长我国小微企业平均寿命，从根本上降低小微金融风险，提高金融机构发力小微金融的积极性。助力城市多层级物流园区建设 形成集约化智能配送《金融世界》：多年来，您一直在为城市物流健康发展大声疾呼，城市物流特别是在一些大城市物流还面临着诸多瓶颈和肠梗阻。您如何看待目前这种现状？张近东：随着国民经济平稳增长，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配送与物流业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当前，不论是到店还是到家的城市配送都关乎百姓的日常生活，推动社会商业和快递业高速发展是保障居民生活质量的必要条件，更是社会消费升级的重要抓手。在对全国23个城市通行政策进行调研后发现，一方面传统燃油货车运行受限，另一方面尚未给新能源轻卡货车提供道路通行特权，导致新能源专用车未能成为有效补充，且客车拉货现象频繁，为城市配送安全埋下隐患，且极大影响了物流和配送效率。这些问题到了亟待统筹规划、协同解决的阶段了。《金融世界》：城市末端配送是城市交通有机组成部分，这些难题如何破解？张近东：首先，应对爆发式物流需求增长，在城区土地规划方面应着重考虑物流配送企业用地需求。同时，加强城区周边物流园区建设，形成规模效应，发展集约化配送。另外，建议加快推动城市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工程建设，放宽新能源车辆的路权限制，加快提高城市城区配送企业燃油车更换为新能源车的比例。还可以通过建立新能源货车管控与服务平台，打造城区货车通行信息化、智能化和高效率的新能源轻卡货车专用导航平台，加快推动城市绿色货运配送发展。受此次疫情的影响，“最后100米”配送无接触交付凸显优势。建议结合“最后100米”公共环境和配送路径给予无人车配送局部公共道路通行路权，并尽快制定无人车配送保险和车辆检验的政策和法规，加快推动“最后100米”无人配送常态化运营。推动智慧社区系统性规划以迎接智慧城市的全面到来《金融世界》：今年疫情期间，各大城市普遍启动了严格的基层社区化管理，智慧社区建设发挥了巨大作用。您怎么看待智慧社区未来建设？张近东：作为国家关注并倡导推进的社会发展形态，虽然已经取得较快发展，但要真正实现智慧社区的有效落地，全面提升居民生活品质，还有以下几个痛点需要解决。一是智慧社区建设缺乏系统性统筹，服务整合能力不足。因各个城市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受限建设成本、消费水平等因素，致使智慧社区在不同城市和地区间的发展规划和成果差异较大。同时，参与智慧社区生态建设的主体众多，各方在软硬件应用、服务提供等方面存在标准不一、各自为政现象，导致智慧社区建设生态分散，服务无法被有效整合。二是技术配套滞后，缺乏高效的全场景运营及服务。技术能力是智慧社区建设的基础，但目前相关软、硬件产品仍无法做到相互兼容，形成有效的数据集成分析，从而限制了各智能产品的协同发展。同时，服务及运营场景的覆盖过于单一，无法高效且全面的提升社区生活品质。三是社区仍处于基础服务阶段，居民需求未能一站式即时满足。由于目前智慧社区建设仍在探索阶段，大多数产品应用还停留在满足物业基础服务上，只能有限满足居民生活需求。同时，社区居民的消费、娱乐、生活等需求场景间也存在壁垒，导致无法获得敏捷高效的一站式服务提供。《金融世界》：解决上述痛点还需要做哪些工作？张近东：首先可以通过政企合作，推动智慧社区系统性规划，充分挖掘配套服务资源，打造以社区为中心的配套服务生活圈，并将智慧社区管理纳入社会服务体系，与政务服务、治安管理、城市管理等服务相连接，高效推动政府与智慧社区的协同管理和发展。其次提升智慧社区基础配套，建立全场景运营服务体系。在智慧社区系统化统筹下，着力推动各产业智能化标准的统一。此外，以智慧化的“一小时生活圈”为引擎，将用户触点的核心结合起来，运用AI、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来驱动服务、用户和场景的高效匹配，不断完善社区管理的智慧内核。通过智慧社区的建立，更有力地推动智慧城市的全面到来。奏响时代最强音 实现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金融世界》：随着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创新和产业应用，未来公司在数字经济方面将如何锐意进取，将有哪些新举措和行动？张近东：当前，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和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引发思想观念的转变，进而推动生产、生活、组织方式和制度的变革。通过数字经济垒实产业基础、推动科技创新、畅通经济循环、促进新消费、加快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时代发展的最强音。“新基建”是数字经济的内核，将为数字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苏宁控股充分依托自身的智慧零售生态体系，抓住新基建的数字化布局方向，进一步提升数字化能力，并将该能力渗透到零售全链条、全场景之中。未来，苏宁控股将继续研究和加大新基建的投资和建设。一方面，苏宁控股将强化底层系统能力、智慧供应链能力和用户运营能力，不断完善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以及智能终端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围绕人、货、场进行更加深度的数据采集，从而形成消费者、产品、服务、营销、渠道、物流的全面数字化体系，实现整个供应链体系数据的彻底打通。另一方面，苏宁控股还将从加强仓储物流建设、完善物流配送体系、打造线上线下全融合的智慧零售场景等方面加以发力，以技术为手段和支撑，全面提升运营效率和消费体验。_
（记者 何昱璞）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徐明在9月9日召开的全球创投峰会上表示，创投机构是支持科技企业创新的重要力量，资本市场实现了创投机构和科技企业的融合发展。今年的新三板改革，有效重构了新三板的生态，激发了市场活力。这次新三板改革重视创投机构，有三方面的重要影响：一是为创投机构提供了优质的企业标的，今年分层调整后有606家公司进入到创新层，这些公司普遍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二是进一步拓展了早期投资机构的退出渠道，创投机构可以获取跨市场的估值溢价；三是促进了挂牌公司的规范，提升发展质量。声明：新华财经为新华社承建的国家金融信息平台。任何情况下，本平台所发布的信息均不构成投资建议。
原标题：1个月放贷800万户，1元利息产生2.23元利润，互联网金融的春天要来了吗？ 一、互联网金融的定义 互联网金融是从金融信息化逐步演变而来。 从上世纪90年代起，金融行业陆续采用信息化系统，来实现业务流程的电子化和信息化，最重大直接的表现就是ATM的普遍使用，大大节省了开办网点的费用，还增加了业务收入---主要是跨行ATM取款，以及跨地区取款时加收的费用，零成本，无本万利。 由于ATM实现了躺赚模式，所以在金融信息化的第二阶段，即2005年开始的第三方支付发展阶段，金融机构是消极对待的。 以支付宝为代表的第三方支付，免除了用户的跨行、跨区支付费用，甚至还推出了余额宝这样的类存款服务，2014年蚂蚁金服成立，代表着互联网企业进军金融领域的一个里程碑。 被胜利冲昏头脑的马云喊出了“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改变银行”的狂妄之语，惊醒了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 “金融互联网”还是“互联网金融”，成为了争夺焦点。 在一行三会的全力操盘下，一系列整肃互联网金融的政策规定相继出台，余额宝被限制了交易规模，第三方支付被限制了交易场景，甚至最后被剥夺了账户存款的利息收益，网络互助模式在刚刚露头阶段就被保监会摁死。 2016年，《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为模式争论做了一下定性---互联网金融的模式，是金融互联网，即金融机构的互联网化，而不是互联网企业的金融化。 由此，关于“互联网金融”的最终中性定义为： “互联网金融（ITFIN）是指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企业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实现资金融通、支付、投资和信息中介服务的新型金融业务模式”。 二、万恶之源的P2P网贷 互联网金融的折戟沉沙，自然不是所有人所希望的。 只是，世界公理就是：骗子更勤奋。 在2014年和2015年，我在多个大学为EMBA讲授互联网金融，其中关于“债权众筹”，即P2P网贷的部分，我都反复告诫学员们：这个应用目前处在悖论阶段，不适合马上推广开展。 因为从目前的基础情况下： 1、金融的本质是“信用”“杠杆”“风险”的公式。 2、风险控制来源于对征信数据的取得，而征信数据在我国属于央行专营的私密业务，并且其数据模型也少得可怜，比如占国民最大资产份额的“房产信息”，至今全国也不联网，更不让查阅。这种情况下，所谓风控就是遮羞布，没有实质上的意义。 3、有限的风控数据，央行会分享给专业金融机构，比如银行。如果银行在这种情况下依然不愿意放出贷款，就说明接待对象属于劣级客户。 4、P2P网贷是给银行的劣级客户放贷，但资金成本却比银行高得多，这就推高了贷款客户的融资成本。 5、过高的融资成本，就会提升坏账率，进一步推高融资成本。 P2P网贷企业，在以上所有不利条件的基础上开展业务，结果只能是一个：违法。 非抢（714高炮）即骗（跑路）。 随着一片暴雷，互联网金融的名声在社会上彻底臭了。 三、柳暗花明池上山 5月8日，全国工商联发布了目前样本量最大的《2019-2020小微融资状况报告》。报告显示，疫后小微企业及个体户的资金需求突出，但绝大部分扶一把就能活；其中，40.5%有资金需求的长尾小微经营者是在通过互联网银行融资自救。其中，70%获得贷款的小微经营者认为精准“滴灌”的无接触贷款有实效，平均1块钱的利息能产生约2块钱利润。 小微企业及个体户是联系千家万户的“小店经济”，提供了基础性就业，是经济的“毛细血管”。2019年12月3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首次提出发展“小店经济“，要以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发展“小店经济”，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王世宇在近日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也表示，疫情中，“帮助小店渡过难关是当务之急“。 全国工商联调研发现，小店经济虽然整体也受到疫情冲击，但有融资需求的小店中，73.7%的需求在50万以下，96%在100万以下，只要给予一点支持，就能迈过难关。 关于银行支持中小企业的号召，政府呼喊了几十年，都没有任何成效。 原因同样很简单：机会成本问题。 银行审批一笔5万元的贷款，和审批一笔500万甚至5000万的贷款，走的流程一样，付出的成本一样，但是收益完全是天壤之别。 仅仅从风险角度，越大额的贷款，越容易使用各种组合工具比如抵押、担保、工作组深度介入等模式来控制，贷款方的违约成本极高；而小微企业和个体户完全是靠信用贷款，风险控制不好做，违约成本却很低，说跑就跑。 因此，只有日常掌握商户的经营数据，乃至商户负责人自身的金融数据，才能敢于从风控角度进行预判，进而实行金融救助。 这方面，拥有互联网交易场景的企业，比金融机构有优势的多！ 例如，全国工商联与网商银行发起“无接触贷款助微计划”，100多家银行响应，一个月里已为超过800万户小微企业、个体户和农户发放贷款。 调研数据显示，70%获得贷款的微型企业和个体经营者认为，“无接触贷款”有效促进了经营回暖——小微经营者每支付1块钱的利息，能产生约2.23块钱利润。超过八成（82.3%）的微型企业和个人经营者认为，贷款可得率明显提升，现在贷款相比三年前更容易。 尾声：固化成果，方得始终 疫情中藏的“危”和“机”，确实在深刻改变着很多行业。 比如，这一轮时期过去以后，全国几百万的教师都会玩直播了，以后再也不用违规偷偷摸摸去校外培训班，而是大大方方坐家里当网红。 而金融支持这件事，以往要么就是马太效应，大企业通吃；要么就是大水漫灌，钱进了房地产。 互联网金融让放贷模式变成了精准的“滴灌”，真正为“保就业、稳增长、促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成效有目共睹，政策必然松动。 互联网金融的春天要来了吗？ ---欢迎留言，感谢转发---- 作者：张栋伟（市场营销专家、资深互联网人士、“酷实习”大学生就业创业平台创始人）
编者按：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一场全国总动员的疫情防控阻击战迅速打响。近期，新华网金融频道特别策划推出【经济走势看信心】系列报道，独家采访经济及金融领域知名的专家学者，展现社会各界控疫情、稳经济的坚定信心，以及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和光明前景。 摘要 近日，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主办了“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和市场的影响及对策”专题研讨会，邀请政府部门有关负责人、金融机构代表和专家学者，就如何认识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发展情况以及疫情对经济和市场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为降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建言献策。 市场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预期已经从恐慌逐步转至正常化，但对复工后人口流入较集中区域的疫情走势高度关注。从影响来看，市场一致预期新冠肺炎对经济是短期、一次性冲击。具体来看，疫情对消费的冲击较大，一季度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后续经济恢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疫情的控制程度。从微观来看，中小微企业受疫情冲击最严重，亟需解决中小微企业的生存难题。 为降低疫情影响，尽快恢复生产，促进经济发展，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提出以下建议：一是根据疫情分区分级防控，有序推进全国复产复工；二是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和国有企业要协同合作，多方面降低中小企业的支出压力；三是“大手牵小手”，利用大企业的供应链渠道为中小微企业纾困；四是要加大宏观政策调控，为有序复工和实现全年经济发展目标提供支持保障；五是保持信息公开，做好预期管理，提振公众与市场信心；六是坚持市场化改革，释放明确的改革信号；七是完善治理体系，提高应对重大公共安全事件的能力。（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课题组）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各地政府纷纷采取严格的防控措施。为在最大程度上降低疫情对经济运行的影响，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在调研收集社会意见以及组织专家研讨的基础上，提出了分区分级防控、有序复产复工、多方协作保证中小微企业生存性经营等相关建议。 一、市场对疫情的预期逐步转为正常 1、当前市场机构对疫情的预期已逐步正常化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从最初的恐慌到逐步了解疫情后的情绪改善，当前市场机构对疫情的预期已经逐步正常化。针对新冠肺炎较高的传染性、潜伏期以及有效的防控手段，社会整体都有了较全面的认识，加之疫情发生后国家出台的一系列稳预期的措施，市场情绪在资本市场开市第一天充分释放后，目前已逐步常态化、正常化。 2、市场机构对复工后人口集中流入区域的疫情高度关注 尽管市场机构对疫情的整体预期已经逐步正常化，也相信在各方力量的协作下疫情能得到有效控制，但对于逐步复工后，人口集中流入的区域，如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及周边区域的疫情还存在较大的担忧。一方面担忧珠三角及长三角区域对疫情的严格防控影响企业复工进展，另一方面担忧大量的外来人口聚集容易再次引发疫情。 二、疫情对经济的短期冲击较大 1、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大于SARS疫情 当前市场机构一致预期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要大于2003年SARS疫情。这主要源于以下几方面的因素：一是当前中国经济环境及所处的阶段与2003年明显不同。2003年我国正处于加入WTO后的经济腾飞期，而当前我国经济处于新常态，经济增速处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的转换期；二是经济发展驱动力明显不同，2003年我国经济仍处于投资和出口驱动的阶段，外部贸易环境逐步改善，而当前我国经济对内需消费的依赖更大，2019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已达57.8%，新冠肺炎疫情在很大程度上抑制短期消费；三是产业结构不同，当前我国经济对服务业的依赖逐步提升，而以餐饮、旅游、影视为代表的服务业行业受疫情冲击较大；四是全球经济格局不同，当前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与全球经济的联系日渐紧密，疫情会直接影响到外商投资以及全球手机、汽车等重要产业链。 2、需求上对消费影响最大，一季度GDP面临下行压力。 整体来看，市场机构一致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是一次性事件，一季度经济增速将面临下行压力。根据疫情情况，很多机构都下调了中国经济一季度增速的预期。疫情对后续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疫情的控制情况，如果疫情在4月底之前能得到完全控制，二季度GDP将会明显改善，三季度经济增长将进入正轨。 从类型来看，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最大的是消费，尤其是服务业消费，部分餐饮及旅游业的消费冲击将难以弥补。根据SARS期间餐饮旅游业的恢复程度来看，一般在疫情结束后的第一个月客流恢复至50%，第二个月恢复至60%-70%，三至四个月后恢复至100%的水平。固定资产投资、生产制造行业尽管受疫情影响短期产能及营收下降，但由于需求端相对稳定，疫情期间挤压的订单将在下半年集中释放。 3、微观上要高度关注中小微企业的生存问题 此次受疫情冲击最大的是部分中小微企业。据清华大学朱武祥教授近日对全国1480家中小企业的调研结果显示，60%以上的中小企业账面现金能够支撑的时间不超过2个月；同时，31.62%的被调查企业预计本次疫情对公司营收的影响在50%以上。约有22.5%的被调查企业计划减员降薪，16.01%的企业选择停产歇业，这将造成较大的就业压力。同时从产业链来看，我国绝大多数的产业链的末端环节都是由中小微企业提供服务，中小微企业的经营困境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整个产业链的运营，进而对复工后大型企业的经营也造成较大的压力。 要高度关注中小微企业经营风险可能带来的地方区域性金融风险。中小微企业经营风险的上升可能增加地方性中小银行的不良贷款压力。同时，叠加疫情因素导致的财政支出增加和财政收入减少，使得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矛盾凸显。在中小企业数量较多、地方财政压力相对较大的区域，“中小微企业—地方性中小银行—地方财政”三大风险点叠加的区域性金融风险要高度关注。 三、战“疫”突围的对策建议 1、根据疫情分区分级防控，有序推进全国复产复工。 根据全国各地的实际疫情防控情况，为便于实际操作，建议中央部署各地根据疫情分区分级防控，有序推进全国复产复工。 一是尽快根据疫情分级标准，推动各地实现依法行政。当前各地为控制传染源，有些做法超越了法律适用，例如扩大强制隔离范围、过度实施交通管制；设置路障、挖断道路、阻止人员物资正常流动；泄露重点人群个人信息等。为纠正不当的管制措施，尽可能减少疫情防控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建议有关部门尽快根据疫情出台分级标准以及对应参照的防控措施，使各地实现有据可依，并以此纠正各地在疫情防控中的不当做法。对于拒不纠正错误行为的地方要进行合规性审查，督促依法行政。 二是认真总结防控经验教训，疫后推进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在疫情结束后，应组织对本次疫情的防控工作和应急处置机制进行认真总结，对其中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刻反思，并以此为依据推进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 2、多方协作，保障中小微企业的生存性经营。 面对疫情造成的冲击，政府部门、金融体系、国有企业要协同合作，通过各种办法进行救助，切实缓解中小微企业的生存压力，保障其在复工后能持续经营。 一是建议地方政府因地施策，减税降费，切实降低中小微企业的生存成本。目前工信部出台20条政策措施支持中小企业复产复工，建议在此基础上，各地方政府根据当地中小微企业的行业分布以及经营情况给予差异化的补贴和支持，对中小微企业减免或减半2-3个月的社会保障支出；对第一季度中小微企业缴纳的税收按一定比例进行返还；对于租用大型国企物业的中小微企业减免或减半2-3个月的房租，对于租用民营或私营业主物业的中小微企业，允许其凭有效租赁合同去当地政府相关部门申请减免或减半2-3个月房租。 二是建议各地金融体系因地制宜地出台一系列保障中小微企业生存的支持措施。对在疫情期间到期的中小微企业贷款适当给予6-12个月的展期；灵活运用资产证券化、外部担保等多种方式保障中小微企业的现金流不断裂。 三是建议国有企业带头减租降费，让利于民。建议水、电、煤气、电信等大型国有公共事业单位主动让利，减免中小微企业在疫情期间的相关费用。 3、“大手牵小手”，利用大企业的供应链渠道为中小微企业纾困。 中小企业由于自身条件限制，很难直接获得金融资源或国家政策扶持，而利用大企业的供应链渠道，向居于产业链核心的大企业提供金融资源，再通过由其向链上中小企业提供商业信用、延缓订单交付等方式，有效将资金传导到产业链上下游的中小企业手中，通过“大手牵小手”，实现为中小企业纾困的目的。 具体方法上，一是建议现金流相对充裕的大型企业，借助预支货款等形式为上下游中小微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确保中小微企业的正常复工以及产业链的正常运营；二是鼓励大企业向中小企业提供市场化利率的委托贷款，由国家财政专项资金提供贴息支持；三是为解决由此导致的大型企业负债率上升问题，鼓励大型企业将应收账款进行资产证券化，由地方或国家担保机构提供外部担保，由金融机构投资，实现企业、金融机构和担保机构的风险共担机制。四是地方政府通过推动存量三角债务化解，解决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货款拖欠问题，缓解中小企业流动性压力，帮助企业渡过疫情难关，同时借此契机推进市场化去杠杆，降低中小银行风险。 4、加大宏观政策调控，为实现全年经济发展目标提供保障支持。 建议财政部门提高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一是建议适当提高今年的赤字率至3.5%，可争取7000亿元资金；二是建议发行特别国债，规模建议不少于1万亿；三是视疫情防控和恢复生产的需要，免除受疫情影响的中小微企业在未来一段时间（比如3月31日前）的全部增值税，以降低企业支出压力，支持企业尽快复产复工。前两项措施筹措的资金，可用于疫情防控及扩大公共卫生等短板投资，以及重点物资保障企业、小微企业税费、五险一金缓免、失业救济、贷款贴息等。 建议货币金融政策保障流动性支持。一是用好央行3000亿专项贷款资金；二是对疫情防控重点企业、民生物资和服务提供企业等，更加积极地提供无抵押低息贷款；对其他企业，在抵押到位的基础上，也应当积极提供流动性支持；三是必要时可以动用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债券融资支持工具等，为兑付困难的企业债券（不包括平台、地产等，且以民营企业为主）提供流动性支持。 5、保持信息公开，做好预期管理，提振公众与市场信心。 一是实事求是，保持疫情信息准确、畅通、公开。要及时应对社交网络时代信息的快速传播，通过权威机构和专业人士发声来及时消除不实言论造成的负面影响，有效引导社会形成正确预期。 二是做好对国际社会的沟通工作。目前全球都高度关注中国新冠肺炎疫情，随着中国金融市场双向开放不断深化，中国金融市场与全球的关联也日渐紧密，在做好国内预期管理的同时，也要同步做好国际社会的沟通工作，为复产复工创造良好的外部舆论环境。 三是建议统计局在后续公布一季度经济增速时可以同步发布剔除疫情影响的GDP增速，此做法既符合统计数据实质可比原则，又与疫情一次性外生冲击性质吻合，有助于市场更全面地了解经济现状，提振公众与市场信心。 6、坚持市场化改革，释放明确的改革信号。 除出台短期政策以外，建议更坚定地推进市场化改革。一是要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体制机制改革。为补短板、促发展，当前要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体制机制改革，释放明确的改革信号。二是要让民营企业树立改革的信心。要坚定地推进市场化改革，贯彻竞争中性原则，打破行业垄断，消除民营企业“不敢投”的顾虑，提升民营经济的活力。 7、完善治理体系，提高应对重大公共安全事件的能力。 一是合理界定政府权责，引导公众形成合理预期，增进相互信任，让社会公众和政府形成相向而行的合力；二是建立起各司其职的治理体系，优化问责机制，鼓励敢于担当、敢于作为的风气；三是在医疗体制改革方面，尽快建立健全体系性的公共卫生保障和疾病预防机制，加大对疾病防控和公共卫生服务的资源投入；四是加快建立和完善跨部门、跨层级的应急机制，提高我国对重大灾害的应急处理能力；五是加快培育民间社会组织，在灾害发生时发挥民间组织力量，与政府通畅沟通、形成合力，共同应对疫情及其他重大公共安全事件。 附录
新华网北京5月26日电（秦雪璠） 近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党委书记、行长王玉玲在接受新华网采访时表示破解企业融资难题必须兼顾平复短期冲击和长期机制建设；要实现长江经济带绿色可持续发展，需要对“堵”污染保持必要的信贷投入，更需要把主要精力转向优化绿色融资结构；建立金融机构有序处置机制是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役的重要环节。 区分融资困难与经营困难 支持企业正常经营 今年以来，面对疫情和经济下行的叠加影响，金融部门对实体经济提供了更大力度的支持。在流动性总量充裕的情况下，企业融资难问题仍然凸显，其中既有近期疫情冲击的影响，也是经济金融体系结构性矛盾的反映，一些企业难以达到贷款条件，单一化融资产品难以满足企业的多样化、个性化需要。为此，王玉玲提出如下建议： 在制造业产能过剩的大背景和疫情短期冲击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破解企业融资难问题，必须兼顾平复短期冲击和长期机制建设，注重“四个区分”：一是区分前景企业与僵尸企业，切实满足有效融资需求；二是区分疫情风险与道德风险，避免搭政策便车；三是区分融资困难与经营困难，支持企业正常经营；四是区分正常溢价与不当收费，发挥好利率的价格信号作用。在此基础上，完善相关政策。 第一，增强金融服务的异质性。围绕优化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结构，健全多元化、多层次金融服务主体和市场体系，提升金融支持精准度。间接融资方面，组建由地方政府独资或控股的区域性政策性银行，允许吸收少量存款，专门针对种子期、初创期和成长期的中小微企业，提供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具有政策扶持性质的融资服务。推行面向小微和民营企业的“主办行”制度，由银行深耕特定行业和企业，建立长期紧密合作关系，实时动态把握企业经营脉搏，避免多家银行对同一客户重复审贷、多头借贷。对中小金融机构，加大资本补充、不良资产处置力度，完善公司治理、强化功能定位，增强信贷服务能力。直接融资方面，鼓励创新介于优先级债券融资和股权融资间的类夹层融资形式。积极发展包括IPO、种子基金、天使基金、VC和私募股权基金的广义股权市场，满足不同类型、不同阶段企业融资需求。支持发展垃圾债市场，专门为信用等级较低的公司发行债券。 第二，增强财税金融的联动性。发挥市场和政府两只手作用，一是设立具有一定规模的国家专项保障基金，专门为难以满足贷款条件的小微和民营企业提供担保。二是整合地方各类财政增信资金建立“资金池”，在贷款风险补偿、应急转贷、财政贴息、增量奖励等方面集中管理，放大资金运用的协同效应。三是鼓励政府性融资担保公司扩大担保规模，降低担保费率，对于信用状况优、经营管理好的担保机构，可适当降低保证金缴存比例。 第三，增强信用信息的可用性。着眼解决企业抵质押物不足的问题，扩充企业信用信息数据来源和使用范围，促进扩大信用贷款规模。一是形成“能放信用贷款”的环境。推动整合政府各部门信息数据，建立统一的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平台。完善经有关部门认定的与银行审贷有关的中小企业“三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损益表）或普惠领域的“三单”（电费单、水费单、纳税申报单）信息。推动省级地方大数据管理机构、信用信息服务平台或行业协会与银行机构数据共享。二是形成“会放信用贷款”的文化。推动银行顺应要素市场化改革新要求，从过度依赖“抵押担保”的惯性思维，逐步转变到依靠“信用信息”等数据要素价值上来，大力推广金融科技手段，增强差异化风险定价能力。建立企业非金融主要信用信息评价（比如纳税信用评级等）和金融信用信息评价（融资状况等）“双评价”融合机制，对中小微企业的信用状况进行综合评价。三是形成“敢放信用贷款”的机制。出台针对“信用信息贷”的多元化风险缓释措施，设立专项风险缓释基金、风险补偿资金，或者保险公司专项信用信息贷款保证保险资金。建立线上强制执行公证机制，提高“信用信息贷”风险处置效率。强化各行业主管部门协作，建立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并嵌入金融机构信用评级系统。 第四，增强监管政策的引导性。丰富金融市场供给主体，培育和设立包括互联网金融等新业态在内的专营金融机构，成立主要服务民营和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机构（如区域中小企业发展银行等）。在流动性覆盖率、净稳定资金比例、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等主要监管指标方面，适当调整信用贷款权重，以市场化方式激励银行信用贷款投放的内生动力。优化现有借贷便利工具，比如放松金融机构的抵质押品要求，或者对允许符合一定条件的进行无质押融资便利，延长中期借贷便利期限。继续推动LPR改革，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提高利率定价市场化水平，发挥好利率价格信号作用，实现信贷资金的合理高效配置。 对“堵”污染保持必要信贷投入 注重优化绿色融资结构 随着生态环境治理工作的推进，绿色信贷为主的融资结构应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存在一些障碍。王玉玲认为，要实现长江经济带绿色可持续发展，需要对“堵”污染保持必要的信贷投入，更需要把主要精力转向优化绿色融资结构。具体可以采取完善绿色融资政策支持体系，开展绿色上市后备企业库建设、为绿色企业上市及发展服务、建立辖内科研院所绿色技术研发信息库和国民经济绿色技术瓶颈清单、完善考核机制方面的工作；建立绿色信贷支持体系，建立绿色产业认证标准、支持绿色消费、明确政策性与商业性金融支持领域。此外，财政税收积极配合，推动绿色产业和绿色消费市场发展，最终形成绿色融资优化发展，绿色产业与绿色消费良性互动的局面。具体建议如下： 完善绿色直接融资和风险基金政策支持体系。一是建立绿色上市融资后备企业库。以是否有利于绿色技术研发为核心标准，完善绿色上市后备企业库建设，合理确定绿色金融发展目标，建立工作激励机制。二是完善推动绿色企业上市的服务体系。建立对绿色上市后备企业库辅导机制，引导商业银行、证券机构、基金、金融监管机构四方与库内企业对接，采取办理培训班、“一对一”结对子辅导等方式推动企业在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科创板、“新三板”市场和区域性股权交易中心挂牌融资上市，鼓励绿色上市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并购强强联合和集聚核心科技竞争要素。三是建立科研院所绿色技术研发信息库和国民经济绿色技术瓶颈清单，统筹协调各类政府背景的创投基金、产业引导基金、股权投资基金及市场化风投基金、股权投资基金等，加大对接支持，重点支持企业技术研发和萌芽期、初创期绿色创新企业；四是完善对国有背景基金管理人员的业绩考核制度。建立科学的考核指标，重点完善尽职免责标准，调动基金管理人员工作积极性。 建立绿色信贷支持体系。一是建立绿色产业认证标准。重点对生态环境薄弱地区的治理、修复、保护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引导金融机构支持绿色创新技术产品的市场化运用，做大绿色产业。加大非绿色企业绿色化转型技改信贷投入，设立传统产业海外转移专项贷款。二是明确政策性融资支持与商业性金融支持领域。政策性金融以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项目为支持重点，商业性绿色信贷以具有市场应用潜力的绿色企业或项目作为优先支持对象，建立与绿色产业发展相匹配的绿色信贷政策。三是加大对绿色消费支持力度。建立绿色技术产品标识标准，出台优惠贷款支持政策，为购买、安装、使用绿色技术产品提供优惠贷款，做大绿色产品消费市场。四是加快金融机构绿色信贷服务能力建设，采取建立绿色金融事业部、成立绿色分行等方式为绿色企业提供专门服务，提高审贷效率。 加大财税支持力度。一是完善财政支持体系建设。推出绿色直接融资奖励政策和绿色贷款贴息政策。建立完善推动绿色直接融资工作先进机构、个人和单位现金奖励规定和职务晋升激励措施，完善对绿色上市公司的财政奖励措施和标准；适当提高贴息比例，适当延长贴息期限，建立绿色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合理确定风险分担比例，推动金融机构扩大对绿色产业贷款。二是完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完善对绿色创新企业的税收支持，对消费绿色技术产品给与税收减免或抵扣等优惠措施。如，对初创绿色企业提供“三免两减半”税收优惠、对企业开发绿色技术提供研发费用抵扣所得税等。 采取小范围试点，逐步推广的渐进施行方式。建议选取湖北省作为绿色金融优化发展的试点省份，探索实现绿色信贷稳健发展、绿色直接融资和风投基金等加快发展的可行路径，推进绿色技术研发，促进绿色产业和绿色消费发展，为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提供可供复制和推广的经验。 加快修订《存款保险条例》 构建金融机构有序处置机制 建立金融机构有序处置机制是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役的重要环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也积累了宝贵的风险处置经验，但与市场化、法治化的有序处置机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随着我国金融业进一步对内对外开放，越来越多的非国有乃至国际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王玉玲认为此前以国有机构为主的风险处置做法亟需改变，要加快修订《存款保险条例》，构建一个以存款保险为平台的金融机构有序处置机制，实现正常时期高风险机构的常态化有序处置，以及特殊时期对系统重要性机构的特别处置，以实现保护公众利益、维护金融稳定、防范道德风险、促进市场出清及最小化处置成本的目标。 王玉玲建议在近期银行风险处置经验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借鉴国际经验，加快构建一个以存款保险机构为平台的金融机构有序处置机制。建议统筹考虑现有法律法规中关于银行风险处置和破产的规定，修订《存款保险条例》明确由存款保险机构担任银行的处置当局，明确其在早期纠正、处置措施以及破产中的职责等，重点要赋予强制转移资产债务、成立过桥银行等必要的处置权力，同时允许其依法承担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风险处置工作，完善存款保险制度体系。 首先，有必要赋予存款保险机构充分的信息获取权、对银行进行风险监测，确保其全面并持续获得反映银行安全稳健经营的内控和监管信息，及时识别问题和风险，在问题出现早期对银行采取风险控制和纠正措施。 其次，如果早期纠正无法降低问题银行的风险状况，该机构仍然面临倒闭风险且需使用存款保险基金，应当由存款保险机构担任接管组织。在遵循基金使用成本最小化原则的前提下，存款保险机构可及时制定处置方案，综合采取多种措施对问题银行实施专业化、市场化的处置。 最后，如果采取风险处置措施后，问题银行仍无救活的可能，则应进入司法破产清算，由存款保险机构担任破产管理人。存款保险机构依法履行偿付存款的义务后，可以作为债权人参与银行破产程序，分配银行的破产财产，并就个人债权偿付部分优先受偿，最小化存款保险基金的损失。 此外，鉴于农村信用社和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特殊性，王玉玲认为有必要对这两类机构的风险处置做出有针对性的制度安排。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对各国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并引发了多层次的政治动荡，是近百年来全球范围内遇到的一场罕见危机。中国在率先控制了疫情的影响之后，已经走上了经济复苏的道路。上周刚闭幕的两会对中国未来一年的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指导思想，其中不以GDP增速为中心目标的经济规划，充分体现了政府对疫情之后的经济发展的务实认知和以防控疫情再生、恢复生产、改善民生为核心的指导思想。而在此之前已经发布并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得到进一步确认的对资本要素市场进行改革的举措，有利于充分发挥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为实体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重要的支撑。 4月9日，中央重磅发文，进一步推进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包含了完善股票市场的基础制度、加快发展债券市场、增加有效金融服务供给、主动有序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等四方面的内容。 这次资本要素市场改革的重心是市场化和法制化建设。市场化就是要放松和取消一些不必要的管制，全面推动股票市场注册制的实施，使得市场真正能够为投资者找出投资价值。而法制化的重要抓手是加强基础性的制度建设，特别是在实施注册制的过程中，对信息披露的要求需严格执行，对违法违规的行为和责任人严惩不贷，同时要进一步落实退市政策，并更好地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自去年7月科创板推出和注册制试行以来，至今已有超过100家科创企业成功上市，为A股市场带来了生机。创业板也将进行注册制改革，进一步推广和完善科创板的实践，让市场在价格发现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有效地提升市场的效率。将来沪深两市相互借鉴、竞争发展、相得益彰，可共同为企业提供开放的融资平台，并为投资者提供可信任的投资平台。 未来随着注册制的不断推广，只要各板块的标准和要求明确，让各类企业对号入座，投资者也可各尽其能、各取所需，形成完整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发挥股票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 前一段爆出的瑞幸财务造假事件对市场中违法违规和信息披露的问题起到了警醒作用。从3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证券法》及其相关的监管措施，对违法违规的惩戒力度也有了大幅的提升，并为帮助中小投资者维权采取了以下几个措施：其一，推行具有中国特色的集体诉讼制度，帮助中小投资者参与到这些违法企业的司法诉讼过程中，以获得一定程度上的赔偿；其二，确立专门的投资者保护机构，由机构代表投资人对这些违法企业实现权益的维护。这些都是在打击各类造假和欺诈行为过程中，从法律制度建设和市场监督机制两方面所需要采取的一些强有力措施。 这些举措的重要效果就是产生一种威慑作用，提高企业违法违规的成本，从而减少违法违规事件的发生。这方面，美国市场的实践经验可以为鉴。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随着美国投资者保护条例执行力度的增强，美国个人投资者保护机构所处理的诉讼数目正在逐步减少，说明这个市场变得越来越透明，投资者利益也就能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 随着市场越来越成熟，投资者的投资习惯也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市场中的投资理念和投资形态也会发生变化。例如长期价值投资会得到更多的追捧，通过专业的投资机构进行投资也应成为市场的主流。 此次，中央鼓励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也是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降低企业违法违规动机的有效举措。一般来说，股票分红对公司的成本相对比较少，但对投资者来说却有一定的股权稀释风险；而有条件的时候，公司进行现金分红，实际上是对投资者更有价值的回馈，而投资者可以自行决定对于分红的现金如何进行再投资。而对于企业管理人来说，分红也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因为这样企业就没有更多的自由现金可以挥霍。所以，现金分红也是对股东负责的、良好的公司治理的体现。 此外，在A股市场推进注册制改革的同时，还需要推进退市制度的常态化执行，将违法违规的公司“赶出”市场，同时也让市场中的“僵尸企业”消失，避免占用更多的市场资源，使得更多有价值的企业可以进入股市，让投资者有机会实现更多的投资价值，形成一个良好的市场循环。 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的服务主要表现在它的价值发现和资产配置功能，而股票交易制度对市场价格的发现过程是十分重要的。关于“T+0”和“T+1”交易以及涨跌停板设置的争论已经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观点双方各执一词。但从学术研究的结果来看，“T+1”交易和涨跌停板对市场价格发现的效率有所阻碍。虽然“T+1”的交易限制和涨跌停板表面上对股票波动的幅度有一定抑制，但一旦出现涨跌停板时，个人投资者实际上还是很难打开涨跌停板的，而“T+0”交易的缺失也使得投资者不能及时地对突发信息作出反应。所以，从真正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角度出发，“T+1”交易制度和涨跌停板所起到的作用还是比较有限。但要真正实现“T+0”制度并扩大或消除涨跌停板，还需配套相应措施，例如对操纵市场行为的严惩以及设置合理的熔断机制。 另外，若是没有完善的做空机制，对市场的价格发现也会产生一定的障碍，因为这时市场价格只能反映乐观的信息，而悲观或负面的信息则被屏蔽，不利于市场的有效监督。目前推行做空机制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主要问题在于我们市场中融券难、融券贵的现象还比较普遍。所以，我们在制度上也需要做一些相应调整，使得我们能够广开“券源”，同时又杜绝裸卖空和恶意做空，形成一个合理且有效的做空机制。 合理的市场基础制度和交易机制可以使得资本市场能够有效地为企业和机构提供融资便利，更能为投资者提供有价值的投资标的和组合，这也为国际投资者和金融机构带来了巨大的机会。国际资本对中国股市的配置需求是非常旺盛的，而中国股票市场的国际化程度还处在初步发展阶段，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很大。国际投资者的参与对于市场定价机制的成熟和流动性的供给都有积极的作用。而中国金融行业的对外开放政策，以及这个政策的不断实施和落地，也会引入更多的海外金融机构参与到中国市场，提高它们在中国市场的参与度，增进它们对中国经济、对中国市场价值的深入了解，从而进一步促进我们资本市场的国际化。 总体而言，从需求的角度来看，中国A股市场的发展空间是巨大的。中国的居民财富需要改变以房地产资产为主的资产结构，以增加金融资产的比重，而国际资本的配置需求也青睐中国资本市场。从供给的角度来看，资本要素市场改革的措施将会促使更多有价值的公司能够参与到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融资，从而使得资本市场的标的供给更加充足。这两个趋势的结合将使得我们整个资本市场的市场化定价机制进一步完善，更具有投资价值。 从长期来看，A股市场的前景非常良好。就像巴菲特所说的，投资一个国家的股票市场，实际上是对一个国家未来经济发展信心的体现。因此，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也将充分体现在中国资本市场所带来的价值提升和财富效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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