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研究》课题组：本课题组由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中国金融研究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相关人员组成，课题牵头人为屠光绍、李扬；课题组成员（按姓氏拼音排序）包括：董昕皓、胡浩、蒋一乐、李峰、王江、吴婷、严弘、曾刚、张春、仲文娜、朱克江、朱宁 经过持续努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已取得了重大进展和显著成效；面临新的要求，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又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在对过去建设推进过程进行科学评估的基础上，以建设全球一流国际金融中心为目标，通过系统分析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在新发展格局中面临的新任务，本报告提出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长远目标、支撑体系和十四五期间发展重点的相关建议。 一、新发展格局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新任务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我国新发展阶段、新环境条件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规划应放在服务新发展格局中来统筹考虑，明确新任务，实现新发展。 （一）新发展格局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提出新要求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新信息技术革命和全球自由贸易推动下，过去一轮全球化使得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及力量对比呈现出趋势性变化。近年来，随着全球化带来的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以及一些国家内部阶层之间利益的分化，有些国家针对贸易和投资等经济活动的“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面临结构性变化。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更是加速了全球化体系原有脆弱性的暴露，给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建设带来重大冲击。同时，全球贸易和经济合作规则受到挑战并面临重构，也给全球治理的前景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 国内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质量和效益代替规模和速度成为经济增长的首要任务。当前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将面临新的变化，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重要环节改革任务仍很艰巨，重大资源配置效率亟需改善，重点领域创新能力有待提升。 面对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国内发展阶段的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英明论断，这是对我国“十四五”和未来更长时期发展战略和路径的重大调整，对于我国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目标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新发展格局的核心在于循环，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以内为主、以内促外、内外联动”的国内国际双循环，而循环的关键是畅通。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资本是经济的基础要素，金融在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性更加突出，金融要素高效流动配置、金融服务辐射境内境外两个市场、人民币融通全球是实现畅通循环的迫切需要和重要保障。作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内容，金融与实体经济的有效循环迫切需要供给体系、需求体系和金融体系三者相互配合以及对内对外相互协同，以此更好地服务于中央提出的“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目标，全力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金融体系开放和国际化是构建中国经济“双循环”的重要连通器，以金融市场和机构的进一步开放促进金融市场、产品和服务的繁荣，以制度准则更高水平的开放推进国际化现代金融体系建设，以密切对接实体经济的现代化金融服务实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战略目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作为金融体系的重要枢纽面临着历史性的新要求和新使命。 （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面临新任务 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在落实国家战略部署的过程中，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已经取得重大成就。面对新发展格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应坚定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时提出的“四大功能”为指导原则，积极发扬习近平总书记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充分发挥浦东新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核心承载区”的作用，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步伐，全面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明确今后的战略任务： 通过深化金融改革、扩大金融开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要在促进国内金融体系完善和结构优化、支持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要在加快确立并巩固其全球人民币资产中心地位、带动人民币国际化中发挥更大作用；要在促进国内国际金融资源有效配置、良性互动中发挥更大作用。 1、以金融供给侧结构改革为动力，助力国内金融体系完善和结构优化 完善国内金融体系和优化金融结构是金融服务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基础。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要着力聚焦以下方面： 一是加大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建设力度，促进直接融资发展，优化融资体系，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 二是加快发展各类金融服务形态和金融机构，满足企业和居民多样化金融需求。 三是提高金融市场功能和金融服务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培育多样化金融产品体系，合理引导资金流向并降低融资成本。 四是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金融科技发展，完善金融法制与监管，为金融体系的健康、稳定、高效运行提供坚实支撑。 2、以扩大金融开放为导向，打造全球人民币资产中心 提升国际金融资源配置能力和人民币全球地位是金融服务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任务。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要突出以下内容： 一是加快金融服务业，尤其是资本市场服务领域开放力度，促进资本市场功能提升。 二是稳步推动金融市场开放和资本账户可兑换进程，建设面向国际的金融市场，打造全球人民币资产配置中心，提高全球金融资源配置能力。 三是建设深化金融对外开放功能的先行区，形成与国际规则接轨的连接点和转换器，为金融中心“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积累经验。 四是拓宽全球人民币资产配置中心建设渠道，以“一带一路”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为依托，扩大人民币的国际使用范围，增加人民币在全球支付和投融资领域中的应用，进一步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3、以国内国际金融资源有效配置为引领，提升上海金融中心的国际地位 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要促进国内和国际金融资源配置的有效互动： 通过国内金融体系的完善促进高质量经济发展，夯实自身实力以提升国际地位，为更高水平的开放创造条件；通过增强在全球范围配置金融资源的能力，提升人民币资产中心的全球地位，为促进国内经济稳健增长和产业升级提供更多国际资源；通过促进全球金融资源内外循环畅通，在服务中国高质量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为促进全球金融格局的完善和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中国力量。 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长期目标和基础支撑 （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长期目标（2021—2035） 到2035年，上海要基本建成领先亚太辐射全球、以开放的现代化金融市场为核心、以全球人民币资产配置中心为标志、与纽约和伦敦并驾齐驱的顶级全球金融中心。 这一目标是全球经济金融格局变化的必然要求。作为正在崛起的经济板块，新兴经济体和亚洲需要一个自己的顶级全球金融中心。目前全球经济格局，从体量来看主要有三大板块：欧洲、北美和亚太。欧洲和北美板块随着其经济的现代化都已拥有各自的顶级全球金融中心——伦敦和纽约。亚太板块有中国、印度、东盟等重要新兴经济体，发展潜力巨大，其在经济体量和发展空间上都已超过欧美，无论从需求还是从前景上都迫切需要一个自己的顶级全球金融中心，凝聚核心金融功能，构筑和引领本板块的金融网络，体现其在全球经济和金融架构中的地位，在促进新兴经济体和亚洲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新的活力。 这一目标是中国综合经济实力的重要体现。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需要一个与自己在全球地位上相匹配、服务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新发展格局、支撑人民币国际地位的顶级全球金融中心。从这个角度上讲，上海应该成为全球人民币资产配置中心：既是全球人民币资产的生成、交易和定价中心，又是全球人民币资产投资的孳息、存托和清算中心，还应是全球人民币资产在进行结算清算和风险对冲时的流动性保障中心。 这一目标是上海全球城市功能定位的核心内容。经过多年的建设，上海已经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形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以及门类齐全的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对外开放和国际化程度也有明显的提升，金融发展环境、人才储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营商环境持续改良。根据中央的要求，上海正在不断强化全球资源配置功能、科技创新策源功能、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和开放枢纽门户功能这“四大功能”，以提高其在全球范围内的集聚能力、配置能力、辐射能力，而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上海城市功能建设的重要载体和核心驱动。 （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基础支撑 实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长期目标，需要有坚实的支撑体系，为服务新发展格局、服务国家战略需要、服务人民币国际化提供重要基础。 1、建成充分开放的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机构体系 提高上海现有金融要素市场的流动性、定价能力和资源配置效率。积极拓展各种场内和场外市场，完善市场结构，增加交易品种，打造健全的衍生品体系，提升重要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和价格影响力。继续打造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深入推进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加强与国际市场的互联互通，积极参与国际金融规则制定，加快构建开放高效的现代金融市场体系。通过科创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等新金融业态，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各项功能。 形成完善的金融机构体系。加速聚集银行、证券、保险及各类新型金融机构，完善各类机构基础功能，并发展更高能级的总部经济。推动金融机构“引进来”和“走出去”，吸引超大型、功能性、国际化金融机构在沪集聚，尤其是引入国际资产管理公司、股权投资公司等直接投资机构，增强金融机构的服务功能和综合实力。扩大现有金融机构（尤其是外资金融机构）在上海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提升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的国际化程度为重点，提升全球金融资源配置和定价能力。 完善跨境投融资服务体系。推进合格境外机构在沪发行债券和股票，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在沪发行人民币债券等人民币金融产品。鼓励境内外主体开展跨境投融资，拓宽和扩大境内外主体参与上海金融市场的渠道和规模，加快建设人民币跨境投融资中心。 2、打造国际领先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和金融科技体系 积极建设国际先进水平的支付、登记、结算、清算、托管等金融基础设施，提高金融市场运行效率。统筹规划金融基础设施布局，促进互联互通，加强信息共享，全面提升业务系统的专业化水平，助力金融服务能级提升。加强对金融资产登记托管系统、清算结算系统（包括开展集中清算业务的中央对手方）、交易设施、交易报告库、重要支付系统、基础征信系统等六类设施及其运营机构的统筹监管，切实防范金融风险。 充分发挥金融科技对各行业的支撑和赋能作用。提高传统金融行业的科技化程度，推动科技与场景的有效结合。优化上海及各地区层面的金融科技发展布局，打造并完善金融科技全链条生态系统。构建多层次金融科技企业孵化培育提升机制，大力引进和培育金融科技引擎企业与独角兽企业，构建金融机构、金融要素市场、金融科技企业等合作互惠的共生型金融科技产业生态圈。推动监管科技发展，完善金融科技中心建设。 3、完善与国际对接的金融法治监管体系和现代化金融系统风险防范体系 提升金融法治水平，健全法律制度。争取中央直接制定新时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相关条例，或授权上海制定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相关法规，试行完善后修订上升为国家法规。建设并形成专业化的审判机制，国际化的仲裁和调解机制，形成完善的、国际化的金融法治环境。 完善金融监管和工作协调机制。在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监管和工作协调机制，加强国家层面对中心建设的领导和支持，协调推进中央与地方以及上海本地各区的政策执行，形成信息共享、定期会议的完善工作机制。落实地方各金融监督管理部门的职责，统筹金融行业监管、改革开放、风险防范等重大事项。运用监管科技汇总全行业金融数据，创新监管方式，加强功能监管与行为监管。 在浦东尤其是临港新片区推动制度创新。赋予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更大的改革自主权和政策制定权。在金融法治监管与金融开放政策等层面先行先试，推动“监管沙盒”等前沿技术和创新模式的运用。在临港新片区建立金融法治试验区，对标国际一流的金融法治水平。 建设完善的金融风险管理和压力测试体系。提供系统性风险监测工具和防范手段，提高金融风险管理和压力测试水平。以资金跨境自由流动和资本项目可兑换为重点，在浦东尤其是临港新片区推行更有效的风险压力测试，使之充分发挥制度创新试验田作用。促进金融风险管理市场的产品系列、交易规模、参与者成熟度、市场开放度及相关规则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提高，使之更接近国际领先水平。 4、形成高度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和一流人才队伍 从法律服务体系、城市管理服务体系、社会信用体系、中介服务体系等方面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完善法律服务体系：通过健全公正的司法审判系统，为知识产权保护、劳动者权利保护、鼓励移民、吸引人才等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通过完善企业纠纷解决渠道，推动市场秩序的完善，促进健康的市场竞争行为；推出完备的对标国际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和个人数据保护法等。完善国际化城市管理服务体系：提高城市开放度，加强政治文化交流和经贸投资往来，促进城市形象国际化；推动城市管理国际化水平，打造与国际接轨的高等教育体系，便利国际金融服务，推进城市功能国际化。完善社会信用体系：持续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提高全社会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平；维护信用信息安全，严格保护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打造专业化的中介服务体系：加快引进更多国际知名会计、审计、法律、仲裁、信用评级、资产评估、投资咨询等专业中介服务机构，形成完整的服务体系，为国内外金融机构和融资者营造稳定、高效的金融发展和公平竞争环境。 大力完善金融人才政策。完善海外高层次金融人才引进政策与配套措施，进一步简化外籍高层次紧缺人才的入境和居留手续。加强国内金融人才的集聚和培养。充分发挥户籍政策在国内金融人才引进集聚中的激励和导向作用，对紧缺金融人才采取有竞争力的税收优惠制度。集聚高水平紧缺金融人才，打造高度国际化的人才高地和支持服务体系。 为夯实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基础体系支撑，须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重要内容的“6个中心与1个系统”为重要抓手。应继续完善升级全球资产管理、跨境投融资服务、金融科技、国际保险、全球人民币支付清算、金融风险管理与压力测试等六大中心和金融生态系统，以服务于实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长期目标。 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十四五”建设的政策建议 “十四五”将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也是向长期目标推进的关键阶段，做好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并加快推进意义重大。紧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长远目标，围绕夯实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础支撑体系，根据问题和需求导向，本课题报告对“十四五”期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从八个方面提出共33条相关建议。 （一）加快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提升资源配置功能 1、进一步统一交易所和银行间国债市场，增强债券市场流动性和定价功能 ——逐步推动交易所和银行间国债市场的统一。根据国债一级市场发行、二级市场交易和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不同，进一步明确各管理主体的职责。继续整合银行间与交易所的债券交易、登记、托管与清结算功能，以提高市场效率。 ——完善银行间市场的做市商评价体系。鼓励做市商积极发挥做市功能，淡化报价量和成交量考核，建立对指示性报价回复率的考核机制。 ——调整国债税收制度。对各类金融机构交易国债的资本利得征收统一税率的增值税，并对资本利得免征企业所得税，以避免定价扭曲，并提高流动性。 2、加快建设资产证券化体系，丰富市场的投融资功能 ——明确各类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特殊目的载体（SPV）统一的独立法人地位，并赋予其充分的融资和上市功能，以加快各类证券化资产（ABS）和不动产（REITS）产品的推出。 ——在积极推动公募证券化资产市场发展的同时，大力开放私募证券化资产市场，形成风险可控的实验田和孵化器，建设资产证券化体系的全生态。 ——确立特殊目的公司的资产信托/管理职能和相应的税收中性待遇，避免证券化资产的额外税务成本。 ——建立符合国际先进标准的SPV及其资产的信息披露平台，提高基础资产的信息披露要求，以减少市场中关于SPV和基础资产的信息不对称，吸引更多的海外机构和投资者参与。同时建立明确有效的破产隔离法规和实施流程。 ——针对资产支持证券二级市场建立做市商制度，取消对机构参与的限制，以提升市场的流动性和定价功能。 3、丰富各类衍生品市场品种，扩大投资者参与度 ——积极建设利率和信用衍生品市场，尤其是场外利率和信用衍生品市场，如利率掉期、信用违约掉期，为银行和企业提供规避利率和信用风险的有效工具，提升市场对利率和信用风险的定价机制效率。建立相应的清算结算中心，以有效控制系统性风险。 ——丰富人民币产品对冲工具。率先在上海自贸区推出人民币汇率期货。以人民币兑美元期货为起点逐步推出境内外汇期货产品。在条件合适的情况下继续推出人民币兑金砖国家和一带一路国家货币的衍生品，使中国外汇市场逐步拥有完善的即期、远期、期货、期权、掉期等金融工具。 ——推出中小市值股票、科创板和行业指数等权益类指数的期货、期权产品，同时推进场内、场外市场发展。 ——健全大宗商品衍生品体系。支持上期所推出成品油、天然气等期货品种，形成健全的能源衍生品体系。 ——鼓励多种类型投资者深度参与原油等大宗商品期货市场。允许银行等金融机构参与境内全品种商品期货和期权交易；允许进口黄金等大宗商品直接参与期货交割，促进实物黄金等大宗商品在期货、现货市场间顺畅流转，提升黄金等大宗商品市场的国际化水平。 4、发展高收益债券市场 ——设立高收益债券市场，以完善信用债券市场，拓宽企业融资渠道。 ——探索高收益债券的发行方式，包括债券要约交换/债券置换、折价发行债券、债务人占有（DIP）模式下的融资等。 ——加快相关市场基础设施和管理制度的建设，规范债券信用评级标准，出台针对高收益债券的市场交易制度，以满足低评级债券、违约债券、结构化融资等的交易需求。 5、发展特殊资产市场 ——支持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金融资产投资管理公司等在沪设立专注特殊资产交易处置的分支机构或事业部，积极培育各类特殊资产投资机构。 ——鼓励符合条件的境外投资者通过设立或参股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各类特殊机会投资主体等方式，参与境内特殊资产投资、交易及处置。吸引境内外各类金融资本、产业资本、社会资本参与，构建全球性特殊资产机会基金群。 ——允许民营、外资资产管理公司直接参与不良资产的一级市场，以促进不良资产一级市场的机构多元化，提升市场流动性和定价效率。 ——支持金融科技引擎企业设立特殊资产智能化互联网平台，建设运营中国特殊资产大数据服务中心。培育集聚为特殊资产行业提供咨询、法律、评估、税务、审计、处置等专业服务的中介机构，构建与特殊资产中心相匹配的全链条、全周期服务体系。 6、完善绿色金融交易市场 ——加快实现上海现有的绿色金融交易市场（包括上海证券交易所、银行间债券交易市场、全国碳市场交易平台等）之间的联动与合作，共同服务绿色生态相关企业。支持上海证券交易所在现有的绿色指数基础上进一步开发绿色金融细分指数产品。 ——以长三角地区为试验田，推动全国绿色金融相关标准的完善，作为完善绿色金融市场的基础。推动试点绿色金融产品通用基础标准、绿色金融服务标准、绿色信用评级标准等。 7、加快完善上海数据交易中心功能，提升数据资产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以长三角地区为突破，通过数据互联互通、统一数据标准，实现上海数据交易中心对全国范围的政府数据和商业数据的覆盖。 ——推动上海数据交易中心与各类金融机构开展深入合作，提升数据资产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发挥数据资产的金融价值，将上海建成全国数据金融产业中心。 （二）健全金融机构体系，支持直接融资和科技创新 8、试点商业银行经营证券业务 ——在上海试点商业银行经营证券业务，以促进直接融资的发展和商业银行业务转型。在商业银行业务和证券业务之间设立防火墙，以防范混业经营风险和监管套利。 9、发展保险、资管与各类中介服务机构 ——依托上海保险交易所，建设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尽快完善技术手段和制度框架，推动保险再保险业务结算的便利化安排。借助保交所已搭建的国际再保险、国际航运保险等业务平台，大力引进国内外大型保险机构，丰富各类保险再保险产品，促进境内外保险再保险业务发展。 ——积极引进各类资产管理机构。在业务准入、税制、财政扶持、运营便利化等方面，支持境外资产管理机构在沪发展业务。重点发展以财富管理、保险资金、养老金为主的长期机构投资者。吸引银行理财子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聚集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等各类投资机构。 ——聚集一批专业化的中介机构，大力吸引会计、法律、信用评级、资产评估等各类中介服务机构。 10、建立国家政策性科技银行 ——在上海设立专门面向科技企业的国家科技银行，并制定特别政策，放宽业务范围，为高科技产业和高成长性科技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支持。 ——实行特别监管体制，建立符合科创企业发展需求特征的业务流程、审核标准，形成不同于传统商业银行的信贷审核机制和风控体系，探索金融支持创新的新途径。 ——拓宽银行资本金渠道，通过国家注资和吸引国内大企业、基金机构和保险公司投资等多种方式，解决银行资本金来源问题。 ——开展银行业务创新，设立多元化、专业性的投融资平台，为科创企业提供贷款、担保、票据、结算、托管等一整套商业银行服务。扩展投贷联动业务，通过“信贷投放”与“股权投资”相结合方式，为科创企业提供全过程服务。 ——引进保险机制，加强银行业务与保险业务的联动，运用保险和再保险手段，为科技企业信贷资金和投资资金提供安全保障，促进科技银行的持续健康发展。 （三）扩大金融对外开放，推动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 11、扩大外资机构业务准入范围 ——进一步扩大外资机构业务准入范围。推动外资机构获得银行间债券市场A类主承销牌照以及参与国债期货交易；取消外资私募在可转债配售、跨境ETF等业务上的投资限制；落实外资资产管理公司对新增QDII额度的享有权。 ——取消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QDLP）和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PFM）的双重注册，避免监管主体不一致问题。 ——对外资机构的资质审核综合考虑其境外母公司的规模和业务能力。 12、推动境外企业在境内交易所上市 ——试点境外企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直接挂牌上市或发行中国存托凭证（CDR）。重点推动境外科技类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13、逐步开展各类人民币资产跨境转让业务 ——在境内贸易融资资产跨境转让业务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可转让资产范围，包括但不限于银行承兑汇票贴现资产转让、融资租赁资产转让、非贸易融资资产（流动资金贷款、固定资产贷款等）转让。 ——引入开放的人民币资产池概念机制，以池内资产未来现金收益为基础向境外发行债券，进一步拓展资产转让范畴。 14、建设亚洲国际中央证券托管机构 ——建立亚洲国际中央证券托管机构，探索与国际接轨的托管清算制度。先行建设的功能包括：扺押品管理、企业行动（包括投票、派息、赎回、税务安排等）、共享托管机构、以及美元、欧元、人民币等多币种的债券结算交收。 15、推进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依托跨国公司资金池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 ——支持中外资企业集团开立本外币一体化跨境资金池，开展全球资金集中管理业务。明确当前外汇局版资金池与人民银行版人民币资金池的关系，推动两个资金池合并，建立统一的额度管理体系。 ——依托跨国公司资金池，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进一步提高资金池内外债与境外放款可兑换的限额；基于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的框架，资金池内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资本金的流入、结汇、利润汇出、减资清算等环节无需事前登记，直接凭相关真实性材料进行资金的收付和汇兑；对于资金池内跨境担保，实行成员企业自主开展跨境担保业务，资金池内成员企业作为担保人参与跨境担保，无需事前登记，如发生履约则需要占用资金池内外债或对外放款额度。 16、推动金融数据跨境流动，增强上海全球交易中心功能 ——建立白名单机制，根据数据保护对等和数据跨境执法权力对等原则，将符合条件的地区纳入可自由流动名单。 ——将国际社会广泛引用的安全港协议（Safe Harbor Agreement）、公司绑定规则（Binding Corporate Rule）、标准合同范本（Model Contracts）、亚太经合组织（APEC）跨境隐私规则体系等国际认证规则纳入数据跨境流动安全体系。 17、推动建设上海ESG投资国际合作促进机制 ——建立“上海国际ESG发展合作组织”，吸纳全球相关组织和机构加入，将上海打造成可持续发展金融中心。 ——结合国际国内已有的ESG治理评估体系，推动形成兼顾统一性和包容性的ESG信息披露标准、ESG评估体系、ESG评级标准等。规范和促进ESG投资咨询、信用评级、资产评估等中介服务机构的发展。 ——助力中国构建国际一流的由资产所有者、资产受托机构、相关专业服务机构和实体企业组成的ESG生态体系，引导企业和金融机构改善经营行为，强化ESG信息披露。 （四）依托临港新片区功能，建成全球最高水平的金融开放先行区 18、试点本外币合一离岸账户体系 ——建立一套本外币一体化、账户内可自由兑换、独立离岸银行账户体系。在资金核算以及平盘清算上，建立完整的业务流程。离岸账户采用独立的准入、业务监督管理准则。 19、加快推进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平台建设 ——在临港新片区组建国际金融资产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发起股东包括全球各大交易所、金融机构以及一定比例的社会资本。国际金融资产交易所根据市场需求决定境内外交易品种，并向“一行两会一局”进行事前报备。交易所全面对接离岸账户。 ——逐步扩大境内外合格投资者范围。金融监管部门按国际规则，对市场的信息披露、投资者保护、防止内部交易等施以监管，以确保市场的公平公正。 20、推动金融管理制度和税收制度与国际高水平接轨 ——对标国际一流的监管标准，强化事中、事后监测和监管。密切关注异常跨境资金流动，强化监督检查和违规处罚。 ——临港新片区金融机构采用国际通行规则为境外非居民提供金融服务。与在岸规则不一致的情况下，向监管部门报备。 ——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的自贸港，实施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税收制度。对离岸金融业务主体实施所得税优惠政策，对离岸金融业务减免增值税。 （五）强化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打造金融科技高地 21、完善国际化支付清算基础设施建设 ——依托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打造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骨干网。推动境外机构及其分行尽快接入CIPS，从而扩大CIPS的覆盖范围，并依托CIPS形成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骨干网。加强CIPS系统与境内外更多清算行、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之间的互联互通。 ——进一步贯通股票、债券、期货、外汇、黄金、大宗商品等金融交易市场的跨境资金结算通道，提高跨境交易直通处理率，提供账户和流动性管理等服务，提升CIPS 系统跨境支付效率和国际竞争力。 ——连接融合各支付清算子系统形成支付清算子网络：以落户于上海的CIPS系统为核心骨干网，连接证券结算系统、证券黄金交易所系统、大额支付系统、小额支付系统、银联网络、以及各家银行金融机构的支付清算系统，以提高人民币全球清算网络中各支付清算子系统间的连接度和融合度。 22、加快建设国家金融科技发展研究中心 ——加快推进上海国家金融科技发展研究中心建设。以此研究中心为创新引领，带动上海以及长三角地区的金融机构、金融要素市场、金融科技企业及相关产业的联动，深化产学研合作发展，促进上海金融科技产业的快速聚集和金融基础设施的跨越升级，推动上海建成全球金融科技中心。 23、建立全国统一的金融信息数据库 ——在上海建立全国统一的金融信息数据库。以长三角地区为试验田，汇总已有的各地金融信息子数据库，在统一的数据标准下形成基础金融信息数据库，并逐步扩展至涵盖全国金融信息。 ——依托以上基础数据库，搭建面向全国的金融信息服务平台。平台为金融机构和企业提供综合信息服务，通过金融供给方与金融需求方在平台上充分展示，实现客户筛选、评级、定价、风险控制线上化和交易实时化。对于绿色金融、小微金融、三农金融等设立专业服务区，满足各类规模企业的业务需求。 （六）完善金融法治和监管，构建完备的金融风险防范体系 24、在临港新片区建立金融法治试验区 ——在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建立金融法治试验区。加快建成与国际接轨的金融规则体系，公正高效审理涉外金融纠纷。优化涉外金融纠纷解决程序，提升纠纷解决的便利化程度。 ——在临港新片区探索建立国际金融法院。加快形成与临港新片区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要求相适应的专业化金融审判机制，建立健全金融审判专家陪审员和专家辅助制度，提升涉外金融审判专业化水平。重点围绕外资企业、外籍人士的跨境金融与商务纠纷，探索由港、澳、台同胞担任陪审员，响应跨国公司、跨国金融机构和境外投资者的诉求。 ——建立案例指导的规则和体系。国际金融法院可探索建立“测试案例”机制，推动临港新片区内市场主体就对市场有重大影响的纠纷提起测试诉讼，以明确权利义务分界，及时规范金融市场行为。可与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重点高校等联合建立实务研究平台，定期发布中英文典型案例。制作类案裁判指南，逐步建立契合金融市场发展需求的金融司法案例库，为跨境金融纠纷解决提供稳定预期。 25、在科创板试点建立更完善的证券集体诉讼机制 ——尝试在科创板建立更完善的证券集体诉讼机制，将虚假陈述特别是财务造假类案件作为重点考虑的案件类型，提高科创板市场违法违规成本。 ——试行“选择退出”规则，证券诉讼的集体成员在规定时间内明确表示不参加诉讼的，将被法院排除在诉讼之外，如果未选择退出集体诉讼则自动成为集体成员。试行胜诉酬金规则（即律师风险代理制度），集体成员方的代理律师垫付诉讼费用，且仅在集体胜诉或达成和解取得收益时才可收取代理费用。 26、争取中央赋予上海更多金融管理权限，支持市场创新 ——争取中央赋予上海包括自贸区及临港新片区更多的地方金融管理和立法权限，为上海金融创新提供政策空间，并建立与其它金融监管部门（如一行两会、外管局等）的反馈机制，以便推出各类新型金融产品与服务、交易平台、账户体系等。尽快形成对境内外金融集团的整体监管机制和监管安排，多部门合作，严防风险跨机构跨部门传递。 ——扩大金融机构与市场组织推出金融产品和参与金融市场资质的备案制范围，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提高市场创新活力。具体推进可从上海自贸区或临港新片区起步并逐渐扩展到其它区域。 ——探索“监管沙盒”在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先行先试，从监管、法规和技术层面支持各类金融开放及创新试点，继续扩大“监管沙盒”的参与主体和业务场景。通过监管科技推动金融监管创新，以适应金融科技等新兴金融业态发展。 27、建立全金融市场的风险管理与压力测试中心 ——在上海建立全金融市场的交易报告库，集中整合各类金融市场与交易所（包括衍生品市场）的完整交易信息，遵循穿透到底层资产的原则，通过标准化的科技手段形成报告，加强监管部门、金融机构与社会公众间的交流与互动，更好地维护金融稳定，监测与防范金融风险。 ——汇集涵盖各金融行业子行业的数据信息，建立全信息风险管理系统，对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使用统一标准进行压力测试，为监管机构管理系统性风险提供重要依据。 （七）加大人才资源集聚，提供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 28、完善高端金融人才政策 ——推出全国最具吸引力的高端金融人才优惠政策，进一步放宽海外高层次紧缺人才的入境和永久居留手续，为其提供落户、住房、子女入学等方面的最优支持。 ——对上海紧缺的高端金融人才采取个⼈所得税“先征后补”的方式，实施所得税率15%的优惠政策。在现有人才认定机制的基础上，推动以年薪等为参考标准的市场化人才资质认定方式。 29、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在全国率先落实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有效形成知识产权快速协调保护机制。 ——深入推进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创新，高水平建设上海知识产权审判法庭，提高审判质量和效率，强化技术类知识产权审判，健全商业秘密侵权案件的证据规则。 ——建设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工作对接平台。在上海建立国际知识产权评估中心、交易中心，推动国内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规则的有效接轨。 30、建立数据资产相关的法律制度，加强个人信息与隐私权保护 ——制定数据资产识别、确权、保护、交易的相关法律法规。 ——鼓励和促进在上海设立和发展有助于识别、确权、保护、交易数据资产和个人信息的新业态。加强上海企业对于在平台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数据资产以及个人信息的保护。 ——推动上海企业对于数据资产资本化以及个人信息的合法合理利用的尝试和探索。 31、完善政府服务，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政府部门基于规则办事，对国企、民企和外资机构一视同仁；允许企业与机构对政府工作的成效进行评价，并定期公布和回应。 ——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利用政商数据库，健全个人和企业信用记录体系；并在上海加快推动个人破产法的实施。 （八）加强战略规划引领，形成多方建设合力 32、高度重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战略规划引领和统筹作用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作为国家长期战略，在充分发挥市场基础性作用的同时，也需要政府规划的引领和协同。在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规划纳入国家规划体系的同时，加强对规划推进和落实的分析与评估，加大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战略推进指导。 33、健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工作协调机制 ——健全中央金融管理部门与上海市政府紧密沟通的工作协调机制，在金融改革、开放创新和风险防范等方面形成更有效的协同效应。 ——由人民银行上海总部牵头，加强长三角地区金融管理部门之间的协调，推动长三角地区金融一体化，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联动发展。
银行数字化转型加上疫情影响，银行网点加速收缩。 根据银保监会数据统计，截至12月14日，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2800家银行网点终止营业。若算上去年，两年来全国已有6000多家银行网点终止营业。其中，国有大行退出的网点较多，农商行网点退出的较少。 “早些年，银行处于跑马圈地的时代，很多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并没有完全考虑需求，设立的一些网点超过实际需求。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尤其是今年疫情以来，很多企业和个人在网上可以直接用手机办理金融业务，对网点柜台的依赖度大大降低。一些银行网点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一位银行分析人士对记者表示。 一位国有大行西南地区二级分行行长称，一台多功能超级柜台就要十多万元，加上房租、电费、人工等费用，每年的开销不在少数。如果网点附近人流量较少，或者金融机构竞争较强而当地无特色产业，网点每年的收益是覆盖不了成本的。 持续收缩但不会完全消失 近年来银行网点数减少的原因之一是，银行数字化转型趋势日益明显，银行业提高了以技术、数据、场景为依托的线上服务能力，推动“线上+线下”“人工+智能”的融合一体服务模式。客户不需要到网点，大部分金融服务就能得到满足。 今年3月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2019年中国银行业服务报告》显示，据不完全统计，去年银行业金融机构网上银行交易笔数达1637.84亿笔，同比增长7.42%，交易金额达1657.75万亿元；手机银行交易笔数达1214.51亿笔，交易金额达335.63万亿元，同比增长38.88%；电商平台交易笔数达0.83亿笔，交易金额达1.64万亿元；全行业离柜率为89.77%。 同时，一位股份制银行人士对记者称，此前，银行网点的布局并不科学，不少银行为了抢夺市场，利用其“大本营”注册所在地的资源，设立了大量网点，出现了资源浪费。目前正准备大幅合并或撤销一些网点。 “有些网点每天来不了多少顾客，以前都是多个窗口办公，现在一般开两三个，上午就完成大部分业务，下午的人很少。另外，柜台员工工资较低，对年轻人又没太大吸引力。早些年，我们在招聘的时候，还会挑应聘者的学校，现在能招到愿意到基层工作的年轻人就不错了。”一位国有大行办公室人员称。 但并不是所有申请网点终止营业的银行都能获得批复。例如，11月21日，新疆自治区克拉玛依银保监分局在《关于工商银行克拉玛依阳光支行终止营业的批复》中称，不予核准该支行终止营业。原因为，因毗邻农贸市场，小区人口密集，老年及高龄人员较多，支行终止营业将无法满足周边居民及商户的金融服务需求。 另外，记者也注意到，一些银行为大力发展普惠金融，也开始下沉经营，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县域或者乡镇开设网点。“这是监管的要求，也是银行自身发展的需要。市场竞争比较激烈，我们必须触及此前不敢做的业务，扩大服务对象。”一位国有大行人士称。 “可以预计，银行网点收缩的态势还将持续，但不会完全消失，因为网点的部分功能无法替代。金融科技很容易替代网点的交易功能，但是网点的销售功能很难全部被取代，特别是个性化金融服务，比如一些非标准化的、根据客户量身打造的金融产品需要专业人员面对面交流。另外，部分群体对网点的需求客观存在。老年客户习惯接受实体网点服务，对于电子银行和金融科技的信任度比较低。高净值客户对银行产品和服务的要求多样化、定制化，面对面服务效率更高。”北京大学金融学博士后骆振心称。 银行如何迎接数字化？ 今年疫情促成了“非接触”数字服务的试水与应用，对银行是机遇也是挑战。银行应该如何迎接？ 中金公司分析师张帅帅称，数字经济时代的金融机构竞争不在于单一产品或业务，而是场景、生态的竞争，本质是数据资产作为生产要素的竞争。未来金融机构市场份额有望集中，尤其是表外业务（资本消耗较低），这类机构能够快速适应客户结构/需求变化，能够有效触达和服务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金融需求最旺盛的客群。头部银行机构应以开放银行视角输出金融产品服务，从而切入供应链与核心企业或政府机构共建非金融类场景，以股权注入或战略合作模式获取股票交易、财经资讯等高频金融类场景，从而提升场景、数据获取能力。另外，重构商业模式的基础在于生产关系，组织架构、薪酬激励等变革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在数字化前台上，需要根据生物识别确定客户信息后，根据积累的客户大数据信息建立每个客户的画像，并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将千人千面的个性化金融服务和营销内容呈现在客户的手机客户端以及客户迈入智能网点后的营销广告屏上，并使用智能客服迅速响应客户需求，解决客户问题。在数字化中台上，需要从组织结构和业务结构两方面入手，形成敏捷化组织和模块化业务开发流程。数字化后台上，注重分布式架构和数据湖建设等。”中信建投分析师杨荣表示。 苏宁金融研究院研究员黄大智对记者表示，银行应该加大对数字化系统的投入，尤其是离线化的应用。目前，不少业务不需要到银行办理，下一步银行要扩大线上服务范围，推进全流程智能化。接入数字证书，利用新技术，研发电子签名等系统，兼顾顾客使用便利化和保障金融交易信息安全等。
过去的已经过去，重要的是把握未来。“畅通国内大循环”和“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是十四五期间经济发展的重要指导方略，在此背景下，金融业面临怎样的机遇和空间呢？近日，央行陈雨露副行长撰文《“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金融改革开放》，对这个问题做了解答，特别指出：“金融体系能否完成支持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历史使命，金融变革怎样支持实体经济创新发展，是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也是我国能否从金融大国稳步迈向金融强国的关键。特别是需要加强问题导向，通过集成创新，综合支持头部创新型企业，完善科技战略博弈过程中的融资支持和综合金融服务体系。”以此作为推理的起点，本文尝试探讨双循环背景下金融科技的潜力和前景。金融业的核心任务畅通国内大循环，需供给和需求两个层面共同推进：供给侧注重科技驱动、结构升级，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通俗点说，就是持续提高“中国造”的核心竞争力，既要在制造过程中实现“卡脖子”技术的国产替代，也要在终端消费里的中高端消费品领域提升国产商品的竞争力。需求侧注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买得起才是硬道理。这背后又是一篇大文章，涉及到收入分配结构调整、提高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和力度等，重在提升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区域层面的中西部崛起和城乡层面的乡村振兴会成为发力重点。在这种环境要求下，如陈雨露副行长所说，“金融变革怎样支持实体经济创新发展，是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就供给侧来讲，金融业需解决两大问题。一是对新兴产业和企业创新等“高风险”对象的有效支持，相比信贷资金，股权资金风险偏好更高，必须要建立完善多层次股权投融资体系；二是继续夯实中国制造的产业链优势，重点要在供应链金融领域继续突破，实现对供应链远端小微企业的有效支持。就需求侧来讲，金融业同样面临两大任务。一是助力居民财富增值，重点在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最理想状态是维持股市的长牛慢牛，让广大民众分享经济增长的果实。二是为消费升级提供贷款支持。现阶段控制居民杠杆率依旧是主旋律，但就特定消费场景发掘贷款需求，依旧是消费金融行业产品创新的方向所在。就金融业而言，要实现上述任务目标，大部分依赖金融体系深化改革，如资本市场改革、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投贷联动创新、激励机制优化等等；但在风险识别、效率提升等特定领域，则离不开金融科技的助力。金融科技，当为“开路先锋”金融与科技的关系早已辨明，科技是工具，金融是目的。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金融业有了新任务，自然对金融科技提出新要求。金融科技并非万能灵药，有其特定的作用边界。就过去几年来看，借助大数据风控、人工智能等技术，金融科技犹如开路先锋，不断拓宽零售端普惠金融的边界，成效凸显，未来几年，“开路先锋”的角色依旧是金融科技发光发热的重点。既然是“开路先锋”，重在开路，发展不成熟的领域才有机会。消费贷款市场，行业层面仍有空间，但市场已经趋于成熟，金融科技的重心，应放在B端。当前，随着个人征信趋于完善与成熟，个人信用状况趋于透明，金融科技“开路先锋”的使命已经达成，获客渠道（流量/场景）、资金方重新占据主导地位，相应地，金融科技的话语权下降。再加上金融机构和场景巨头“自营”金融科技力量的崛起，纯粹的金融科技公司日趋边缘化。从数据上看，过去几年，在金融科技助力下，支付和消费贷款的边界不断拓宽，网络支付用户数超过8亿，央行有信贷记录自然人也已超过5.5亿，零售端普惠金融的纵深已大为改观。相比之下，B端产业领域的数字化转型还在路上，小微企业征信仍然大片留白，正需要金融科技企业披荆斩棘，为行业趟开一条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但缺乏数据支持的金融科技不是生产力。金融科技要做B端小微金融的开路先锋，先要积累和掌握充足的产业数据，必须以产业链运营数字化和小微企业经营数字化为前提，孤军深入犹如空中造楼，必然以失败告终。于是，拥抱产业互联网，便成为题中之义。抢占先机，拥抱产业互联网产业互联网，以5G、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的广泛渗透为前提。其中，5G网络依赖运营商层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属于新基建范畴，正在大力推动中；物联网、区块链技术则依赖核心企业的推动，核心企业多为传统企业，对第三方科技赋能存在刚性需求，为金融科技企业拥抱产业互联网提供了机会。近年来，一些金融科技企业转型B端，先做产业科技，深度参与产业链数字化转型，后回归金融科技，谋求拓宽B端金融边界，正变得越来越普遍。供应链金融，正成为双方的结合点和试验田。早期的供应链金融业务，受限于供应链自身的信息化程度，金融机构无法准确、充分地获取产业链中的物流、信息流等数据，不得不占用核心企业授信额度为产业链相关方授信，只能泽被产业链近端供应商，对产业链远端的中小微企业无能为力。近年来，一些金融机构与核心企业合作，借助物联网技术激活“物”的活力，全面增厚传统供应链的“物流、商流、信息流”等数据价值，让供应链本身可衡量、可分析、可反馈，为供应链金融创新打开空间。比如在核心企业支持下，金融机构可运用物联网和区块链等金融科技打造“控货”核心能力，有效缓解传统动产质押业务中面临的诸如重复融资、押品无法有效监控以及单据造假等风险，从而实现基于供应链上下游真实贸易行为中产生的多种库存商品为质押，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在特定场景中，没有核心企业的介入，金融机构也可借助物联网技术拓宽企业融资边界。总之，数据积累是科技赋能的基础，数字化是数据积累的前提。路径千千万，抓住数据积累这个源头，就抓住了核心。循序渐进，生态逻辑“望山跑死马”，前景目标往往看上去近，走起来远。双循环的大逻辑，是一幅徐徐展开、环环相扣的画卷，并非可以快马加鞭、一哄而上的风口，参与这个大逻辑，必须要有耐心等待生态的完善与成熟。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曾总结技术变革要经历的三个阶段：转型技术、扩展技术和专业技术。所谓转型技术，是指具有开创性影响的新技术；而扩展技术是指能扩展转型技术应用范围的技术创新；专业技术，则是指现有技术针对某一特定任务的专业化应用。举例来说，电脑的发明属于具有开创性影响的转型技术，互联网的出现则属于扩展技术，基于互联网的各种网站、APP则可视作专业技术。电脑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建立在互联网的发展、网站的布局和APP的完善之上的，这幅画卷的展开，用了几十年。同样，无论是双循环的构建，还是5G、物联网、区块链、数字货币，这些都是必然会改变未来世界的东西，但所需的时间很可能会超过我们的预期。相应地，传统的技术、传统的模式、传统的业务，其在未来的生命力，也会远超我们的预期。面向未来，需要以现在为支点。对金融科技而言，先要在当前的业务中找到盈利支点，然后才能去谈论未来。招募公告：苏宁金融于2020年8月启动“苏宁金融APP-财顾频道大V激励方案”，每月按阅读量和发文活跃度，奖励排名前50名大V，奖励金额300元-2000元不等。如果您是财经作者，欢迎入驻苏宁金融APP-财顾频道。入驻方式：关注“苏宁金融研究院”公众号，向后台发送“财顾”二字，小编将第一时间联系您办理入驻事宜。招募公告：苏宁金融于2020年8月启动“苏宁金融APP-财顾频道大V激励方案”，每月按阅读量和发文活跃度，奖励排名前50名大V，奖励金额300元-2000元不等。如果您是财经作者，欢迎入驻苏宁金融APP-财顾频道。入驻方式：关注“苏宁金融研究院”公众号，向后台发送“财顾”二字，小编将第一时间联系您办理入驻事宜。
12月11日，江苏省互联网金融协会与苏宁金融研究院联合举办的“2020江苏金融科技与普惠金融发展研讨会暨苏宁金融研究院五周年论坛”在南京举行。江苏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聂振平，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陈新颜，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副行长沈秋翔，紫金财产保险公司总裁陈加明，江苏信用再担保公司总裁孙宝成，江苏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副主任王弋，香港浸会大学副校长、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江苏苏宁银行首席科学家郭毅可，江苏省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苏宁金融研究院院长黄金老等百位大咖云集，共商江苏金融科技与普惠金融发展大计。在此次研讨会上，江苏省互联网金融协会副秘书长、苏宁金融研究院金融科技研究中心主任孙扬重磅发布了国内第一本集原创性、技术性、实用性于一体的本土金融科技实战案例作品《金融科技：江苏的创新与实践》。以下为演讲实录：非常感谢各位领导、金融家、专家莅临“2020江苏金融科技与普惠金融发展研讨会”，很荣幸能够在此发布《金融科技：江苏的创新和实践》这本书。中国人民银行在《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银发[2019]209号）中给出了对金融科技的定义，阐述了金融科技的重要意义。金融科技是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旨在运用现代的科技成果改造或创新金融产品、经营模式、业务流程等，推动金融发展的提质增效。金融科技的重要意义有四个，金融科技要成为推动金融升级的新引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新途径，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的新机遇，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新利器。这是我们江苏金融科技发展的重要指引。描绘江苏金融科技宏伟画卷金融科技不是一股风潮，而是被实践验证的行业趋势。作为一种生产要素，金融科技发挥的是乘数效应，具有重塑金融业版图的力量。作为经济科技大省，江苏在金融科技领域取得了诸多创新及应用成果，涌现出一批有实力的金融科技企业。《金融科技：江苏的创新和实践》这本书就是江苏省内30多家金融科技企业创新成果的集大成之作。本书第一部分是江苏金融科技发展概览，阐述了江苏的经济和金融特点、全面汇总了江苏金融机构的金融科技发展战略。第二部分从大数据风控、区块链、金融AI、物联网金融、支付科技和RPA技术等方面对业界前沿技术进行了概要洞察，并在这几个方面对江苏金融科技的技术情况进行了案例化呈现。第三部分是金融科技应用，非常详细的剖析了金融机构在消费金融科技、小微金融科技、供应链金融科技、农村金融科技、保险科技、证券科技等领域的全流程应用金融科技促进普惠金融的典型案例。第四部分是金融科技的人才和科研情况，一方面介绍了一些高校在金融科技相关专业方向的人才培养情况，还有一些金融机构对于金融科技人才的需求概括。第五部分是江苏金融科技政策，总结了在江苏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制定的金融科技产业规划政策、金融科技企业和人才的扶持政策。第六部分是从投融资热点、金融科技技术发展趋势等分析的基础上，对江苏金融科技的未来发展进行展望。第七部分是对近几年来江苏金融科技的重要事件以时间为序做了非常详细的记录。可以说，《金融科技：江苏的创新与实践》一书，从技术创新与业态应用两方面详细介绍了江苏省在金融科技研发及人才培养方面的演进及成果，对国内金融科技产业的迭代创新具有引领意义。江苏金融业紧密服务实体经济我们江苏金融业和实体经济的结合是十分紧密的，这是江苏金融科技发展的良好基础。2019年江苏第二产业增加值排名全国第一，2019年江苏省金融业集聚程度排名仅次于广东，江苏金融机构贷款的规模保持平稳高速增长，2019年末江苏金融机构贷款余额达135135亿元，同比2018年末增长了18000亿元。金融科技在江苏的发展，有赖于江苏经济和金融的良好发展基础，金融科技发展好了会反哺金融业，增强江苏金融服务江苏实体经济的潜力。金融科技推动江苏普惠金融发展现在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江苏已经拥有一批高含金量、自主知识产权的金融科技产品，用于服务小微企业，促进金融高质量发展。这些产品包括：江苏银行的小微智能应用平台“黄金眼”、紫金保险的数字营销平台“数字紫金”、南京银行的大数据营销平台“筋斗云”、开鑫科技的供应链金融科技平台“X-LINE”、焦点小贷的小微用户画像系统“知著”、苏宁金科的小微企业风险预警平台“秋毫”、企业信用查询平台“企查查”、车300的汽车金融反欺诈系统“伽马风控”、南京可信区块链研究院服务小微企业的区块链技术平台“NewSpiral”等。上面展示的创新金融科技产品，支撑了下面所示的江苏金融机构的普惠金融产品的创新和发展。这些基于金融科技构建的普惠金融产品，具有大数据信用评估和线上化服务的特征，在今年的疫情期间非常有用，很好的通过线上化的服务渠道支撑了小微企业复工复产，有力的支撑了江苏普惠金融的发展。金融科技再造小微金融那么，金融科技到底是如何帮助小微金融产品创新的呢？下面我们通过一个案例来进行解读。下图是苏宁银行的小微金融全流程，包括营销获客、欺诈识别、风险审批、贷中监控、用信放款、贷后管理等环节。在传统的金融机构，这些环节大部分都要人工介入操作，效率很慢，风险识别不准。但是在每个环节都引入金融科技之后，可以极大的提升小微金融的线上化比率和审批效率。下面详细展示苏宁银行微商贷的小微金融科技应用案例。苏宁银行高度聚焦小微金融业务，通过开放银行平台，向各大合作场景平台输出小微金融拳头产品“微商贷”。苏宁银行将“微商贷”植入到场景中，客户可以在美团、狮桥、零售云等平台场景中完成开户、授信、提款、还款等基本操作，让“银行无处不在，但就是不在营业大厅”。苏宁银行微商贷对接的生态内外场景达几十个，如果用传统线下方式做风控和营销，是很难完成的。所以，在打造微商贷产品初期，苏宁银行专门打造了深度应用到微商贷，覆盖贷前、贷中和贷后全流程的小微金融科技解决方案，支持场景化、线上化、批量化的小微金融获客和风控。在贷前环节，当“微商贷”对接场景平台流量时，“星象”客户画像系统通过3000维度的机器学习模型自动为导流进来的每个客户实时打上标签，为小微客户建立精准画像，为小微金融的电销和KYC做好基础。与此同时，基于生态内外数据，“苏宁微商分”为每个客户输出一个信用评估分数，用于后面的风险决策。CSI反欺诈引擎，会通过“设备、地址、身份、账户、行为、习惯”6个维度来识别进来的流量中的小微贷款中介、黑产机器、多头借贷人员等欺诈群体，并可以在100ms内采取措施。在贷中环节，“天衡”小微金融风险审批模型体系，从行业、场景、企业经营主、企业经营、增信等五个维度，对客户进行风险审批和评额。“秋毫”小微企业风险预警系统，会从工商、司法、舆情等500个数据维度，使用知识图谱、自然语言处理、舆情分析等技术，监测小微企业的风险，向客户经理和风险部门发送预警信号，还能为业务人员自动生成小微企业尽调报告。在贷后环节，“捕逾”催收系统会基于催收失联修复模型、智能分案模型、概率推理等技术，自动化生成对于不同类别逾期人员的差异化催收方案，通过“千寻”催收机器人和人工团队进行智能化的催收。苏宁银行还有专门面向小微金融的企业数据中台——“浑天仪”。在“浑天仪”上，小微客户的获客、授信、放款流程一览无余，极大的提升了小微金融的业务经营和管理效率。正是基于以上全流程小微金融科技，2019年，苏宁银行微商贷的授信通过率在一些场景上可以达到70%以上，2019年微商贷同比增长470%，与此同时资产质量也控制得很好，苏宁银行2019年不良率仅为0.88%。金融科技发展指标除了如上所示，要做好金融科技在业务场景中的深度应用，还要有量化指标可以衡量金融科技的发展情况。如今，江苏的金融科技发展已经有了非常好的引领规范。下图是中国人民银行今年10月份发布的《金融科技发展指标》（JR/T 0201-2020）的指标框架，这个标准对于所有的金融机构，包括金融科技公司做金融科技有非常强、非常具体的引导作用。首先，评估金融机构有没有战略部署，要看这家金融机构有没有金融科技的详细战略规划文件，有没有金融科技的灵活组织如研究院和金融科技实验室等，有没有和高校进行产学研用的合作。其次，评估你的金融科技资源投入情况，要看你的机构的金融科技投入在营收中实际占比是多少，你的金融科技相关培训人次等。再次，评估你基于金融科技的服务能力，要看你的机构金融服务的渠道拓展、增效降本的情况，客户关系服务优化情况。另外还有风控能力、研发能力、应用能力的评估指标。江苏金融科技向何处去我们有了一批江苏金融科技的产品，也有一批小微金融的产品，这是我们的良好基础，江苏金融科技的未来趋势将如何呢？物联网将让金融加速下沉产业链互联网。数字化风控从线上走向线下，盲目依赖线上数据的历史已经过去。手机传感器网络将助力线上小微金融反欺诈。物联网设备开始应用于小微金融线下尽调和预警。我们江苏可以结合南京芯片之城、无锡物联网金融中心战略，加大物联网技术助力金融渗透智能制造、零售供应链，提升物联网技术对于产业链金融风险的识别能力。让行业数据服务金融，依然任重而道远。根据央行金融科技规划，未来金融机构加速融合司法、社保、工商、税务、海关、电力、电信等数据。场景数据才是真正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动力。没有数据，空谈普惠金融没有意义。这需要政府、相关征信机构积极帮助金融机构对接这些行业数据，一方面降低数据的使用门槛，另一方面降低数据的费用。数据费用现在在小微金融业务成本里面占比非常高，可能查询一次小微企业的一种数据，就需要两三百元，很多金融机构直呼“查不起”。降低数据费用，能显著降低普惠金融的成本，有助于降低普惠金融的贷款利率。RPA领域未来将重点在金融运营的场景中加深应用，如对公开户、场景平台自动化测试、抵押贷款房产查询、监管报送、贷后资金管理、洗黑钱监管、发票处理、税务处理等场景。未来江苏金融科技将从RPA（金融流程机器人，Robotic Process Automation）走向更高阶IPA（金融智能认知，Intelligent Process Automation），助力金融机构更深层次降本增效。在IPA阶段，金融运营系统通过图像识别、自然语言生成、认知智能体等等，实现自动预判场景，自动组装流程，完成业务所需功能，对人力的需求大大降低。江苏的区块链产业互联网已经开始结阵，不但有了苏宁金科的苏易链、可信区块链的NewSpiral等区块链服务平台，也有了区块链农业、区块链智造、区块链供应链三大政府主导的主流区块链应用场景平台。在技术上，区块链的共识算法开始转向PoS(Proof of Stake，股权证明机制），PoS开始有利息的概念，这是和股票、银行存款类似的模式，对于区块链未来承载金融业务意义重大。跨链技术方面，Cosmos和Polkadot平台都具备了比较成熟的技术，如链间通信协议（IBC），对于实现区块链生态互联至关重要，但是依然处于类似于TCP/IP协议发展的早期。闪电网络通过“瞭望塔”和“多路支付”技术发展，提升了数字货币反欺诈能力，也让数字货币支付效率和成本可以媲美互联网支付。除了以上趋势，江苏的金融科技未来将加速小微风险决策系统、区块链云服务平台、金融RPA、金融数据中台、数字化营销平台、金融云等产品的产品化，提升普惠金融的线上能力，增强金融对产业互联网的覆盖深度，金融科技也将主动拥抱数字政务。江苏未来会通过区块链、AI技术等金融科技，将个人和政务服务、社保、公积金等服务链接起来。金融机构也可以通过金融科技和开放银行平台做大基于产业链互联网的普惠金融生态。最后，万分感谢参与本书编写的所有会员单位机构，它们是：紫金保险、东吴人寿、南京银行、中国人民保险、利安人寿、华泰证券、南京证券、江苏银行、江苏省联社、苏州银行、江苏信保集团、焦点小贷、开鑫科技、苏宁金融科技、江苏省联合征信、企查查科技、苏州企业征信、车300、同城票据网、蜂泰科技、江苏有线网络科技、南京可信区块链研究院、华云、南京理工大学、南京工业大学、迪普思、科沃斯、思必驰 、江苏苏宁银行。谨以此书，致敬江苏金融科技力量！
P2P清零了，批判与反思成了主流声音。作为一种投资者警示教育，严厉批评未尝不可；但对金融从业者、潜在的金融科技创业者，若也把这段历史简单看过，一概否定了事，是无法真正吸取经验教训的。后视镜思维下，P2P的缺陷一目了然，那是因为历史进程本身已经把千万种可能性走成了唯一的一条路；身在其中时，受各种正面、负面因素影响，眼前总有多条路可选，不是那么容易看清的。正因如此，简单对P2P下个断语，是远远不够的。事出有因谈论中国历史时，历史学家黄仁宇曾如是说：“中国人重褒贬，写历史时动辄把笔下之人讲解成为至善与极恶，这样容易把写历史当作一种抒情的工具，产生一种骂历史、骂祖先，甚至骂地理的读物。……可是这样情绪激动之后，把当初寻觅因果关系的初衷整个忘记。凡是一件事情的发生，必有它的前因后果。我们只能说历史为何如是之展开，无法坚持历史应该如是展开才合情理。”同样，对于P2P，与其抓住事后的问题批个不停，或纠结于“如果当初这样或那样就好了”，不如剖析其兴起的大环境与土壤，寻觅背后的因果关系，知其所以然，然后镜鉴未来。国内最早的P2P产生于2007年，当时还没有智能手机，网络支付也刚刚兴起，金融线上化的土壤还不成熟。作为一种创业舶来品，P2P几乎一点水花也没能溅起。到了2012年前后，尽管P2P尚不为大众所知，但智能手机驱动的“互联网+”浪潮已经开启，电子商务、团购、微博、微信……，越来越多的场景从线下走到线上。虽然人们还不习惯在线上办理金融业务，但对于金融业务的线上化，已经做好了准备。春江水暖鸭先知。当时我在银行工作，就已经听闻个人金融部的几个同事跳槽去了P2P公司，当时还颇感惊奇，事后来看，或许这便是两三年以后银行员工离职潮的滥觞。2013年，互联网宝宝理财引来全民热议，被视作互联网金融元年，整个社会舆论都不吝赞美之词。支付、理财的线上化，又加速了贷款线上化，在用户心智层面，在线上办理金融业务，渐渐成为一种风尚，成为某种新生活方式的象征。至此，P2P的市场环境才趋向成熟了，在互联网金融的大旗下，P2P的发展步入快车道。截止2014年末，运营平台1575家，待还余额超过千亿。致命缺陷P2P的快速发展，除了大环境给力，主流平台推出的“担保兑付”模式也至关重要。2009年，红岭创投等平台推出了担保模式，出借人不需再评估单个项目风险，只要评估平台的跑路风险即可，大大降低了决策成本，也给P2P投资披上一层“低风险”的外衣，为2013年之后P2P乘风而起奠定基础。经历过P2P爆雷潮，我们已知道担保兑付是一把双刃剑：既是扩大规模的利器，也是风险反噬自身的利刃。除此之外，平台兑付还是资金池模式的元凶。事后看，抛开蓄意欺诈的伪P2P不谈，多数P2P平台都死于资金池，有了资金池就有期限错配和风险错配，简单清晰的信息中介变成了复杂的类银行业务，披着信息中介的帽子又缺乏杠杆约束，不可能不出问题。但资金池并非凭空的“创新”。P2P点对点模式与资金池模式本不相容，之所以从点对点过渡到资金池，中间需要一个桥梁，这个桥梁就是平台担保兑付。既然平台承诺本息保障，点对点也就不重要了，为提高出借人和借款人之间的资金配置效率，资金池模式应运而生，潘多拉的盒子就打开了。担保兑付背离了信息中介定位，但当时主流的资管产品都有刚兑属性，P2P平台的做法也就不显得突兀。此外，不少平台的本息保障引入了担保公司，也有些平台主打融资租赁、供应链金融、房抵、车抵或股权质押等“低风险”业务（不论真假，起码宣传上如此），在一定程度上也让本息保障看上去是可行的。当然，事后看，市场还是低估了担保兑付模式的巨大破坏力，这背后，也与当时的大环境有关。风险无人识？这几年P2P问题频发，很多人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常常不能理解：为何P2P快速崛起时，其潜在风险不受重视呢？其实，市场对P2P的风险很早就有认知。2014年虽是P2P大发展之年，也是问题集中显现的一年，先后有275家平台出现问题，要么关门跑路，要么资金兑付出现问题，涉嫌虚假宣传、夸大宣传的更是比比皆是。针对行业暴露的这些问题，监管机构和行业专家也在各种场合给出了解决思路，涵盖了资金第三方存管、严禁平台兑付、严禁资金池、充分信息披露等要求，与后续P2P备案的基本规则一般无二。举例来说，早在2014年4月公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4）》就已经提出“P2P和众筹融资要坚持平台功能，不得变相搞资金池，不得以互联网金融名义进行非法吸收存款、非法集资、非法从事证券业务等非法金融活动。”这句话对P2P的风险识别是很准的，后续P2P平台出问题，多数都死于资金池运作或非法集资。但看到风险，不代表要一杆子打死。当时，主流金融体系在普惠群体融资难、民间金融规范化、传统金融创新求变等领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市场各方对互联网金融寄予厚望，愿意包容新金融创新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比如普惠群体融资难。截止2014年末，央行有信贷记录自然人仅为3.5亿人，年增长保持在3000万人左右，信贷服务基本仍在存量客群中打转。同时，2010-2015年间，除房贷以外的个人贷款增速持续下滑，普惠金融破局变得愈发急迫，这种情况下，基于大数据的互联网贷款模式探索自然被给予厚望，而P2P恰恰是个中翘楚。此外，当时P2P平均出借利率高达18%以上，现在看不可思议，在当时并不算离谱。2014年之前，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利率基本在20%以上，事实上，市场甚至希望借助P2P的力量来引导民间借贷利率下行，毕竟相比线下，线上模式低成本、高效率特征广为人知。更重要的是P2P行业的规模尚小，一般认为掀不起什么大浪，市场的容忍度也就高一些。所以，尽管市场人士都呼吁平台不能刚性兑付，不能搞资金池，但也仅限于呼吁。毕竟大家的共识是解决问题需循序渐进，急是没用的。硬着陆可是，当P2P发展速度远超市场预期时，我们才真正体会到互联网的“破坏力”。2015年中，泛亚金属交易所爆雷，下半年，e租宝兑付出现问题。百亿级平台接连出事，针对P2P的监管提速。但借助互联网威力，P2P扩张的速度远超规则落地的速度，短短两三年内，竟趋近于“大而难倒”之势。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总原则下，大而难倒也不能不倒，不得不以“硬着陆”结束。2014年末，P2P待还余额刚突破千亿大关，2017年9月，便已突破万亿大关。在这期间，P2P监管暂行办法落地，持续夯实地方监管力量，备案开始推进。进展不可谓不快，只是P2P扩张速度更快。同期，实体经济推动供给侧改革，结构优化、优胜劣汰，一些经营困难、产能过剩的企业无法从主流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继而转向了P2P平台。而P2P大扩张过程中，不少平台为追求规模背离了小额普惠定位，也在积极向企业借款人靠拢。二者的结合，为2018年中的爆雷潮埋下隐患。这次爆雷潮的展开，是环环相扣的流动性危机。2018年6月16日，唐小僧爆雷，市场解读为平台返利模式的陷落，行业内出现了流动性冲击波，但大平台依旧具有吸引力；7月14日，投之家爆雷，市场开始对所谓的大平台失去信心，引发行业流动性恐慌。之后半个月内，日出借人数从2.3万人降至6000人左右，流动性压力袭击所有平台，很多实力薄弱的平台在冲击下陷入困境，引发爆雷潮。当然，此次爆雷潮，不能不说有一定的偶然性，但经此一役，各方对P2P的态度发生了大转弯：之前小心翼翼地整改是为了避免批量爆雷冲击出借人，既然已经对出借人造成巨大伤害，小心翼翼就没有必要了。2018年8月，全国P2P网贷整治办下发《关于开展P2P网络借贷机构合规检查工作的通知》，以12月末为限，要求P2P走完“机构自查、自律检查、行政核查”三道程序，整改全面提速。再后来，在严监管约束下，头部平台加速转型，中小平台持续退出，在此起彼伏的清退潮中，P2P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镜鉴未来“西湖一勺水，阅尽古来人”。P2P短短几年的兴衰，尽显互联网金融领域创业百态，几乎每一类机构，都能在这段历史中找到一个剖面。站在从业者的角度，真正让人感慨的，还是兴衰背后不同平台的不同结局。P2P作为一个行业覆灭了，但并非每一家平台的下场都很惨淡。这背后的区别，便是行业发展蕴含的经验教训之所在。那些成功转型的平台，既没有提前预料到P2P的清退结局，过程中也曾采用“担保兑付”模式，最后之所以挺了过来，很大程度上源于始终敬畏市场、持续夯实发展基础（客户、风控等），并保持了高度的灵活性，愿意着眼于未来随时调整策略。行业发展过程充满了偶然性和必然性，必然性由偶然性因素引发，偶然性又受必然性制约，二者互为因果，使得在行业发展的每一步，都展现出了多种可能性，也使得预测市场终极走势变得不可能。唯一能做的，便是对市场保持敬畏，不去做一些与基本规律相左的事情；同时，积极把握能把握的，以不变应万变。P2P的覆灭，有一定的必然性，但背后也受很多偶然因素的影响，若只是对P2P简单下个断语，不仅会抹杀这段历史蕴藏的多种可能性和启发意义，也无益于培养我们对市场不确定性的敬畏之心。展望未来，B端产业互联网的大潮迎面而来，这其中，也蕴藏着很多机会和陷阱。何为机会、何为陷阱，我们无从识别，但如果能吸收P2P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相信我们能走得更好一些
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通常是为下一年的的宏观政策定调的，但今年有所不同。12月会议提出的八项重点任务时效性都不止一年，而是至少在“十四五”期间（2021-2025）都要关注的长期问题。这一时效性的变化突显出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这一阶段的重点是高质量的发展，而不是增长。 会议传达的最重要的信息是中国自主创新的决心，这对改善供应链也至关重要。中美科技脱钩持续升级，给中国自主研发带来极大挑战。尽管拜登政府可能缓解紧张的贸易局势，但美国针对中国高科技公司的制裁会继续。中国已诉诸“双循环”模式，想通过挖掘国内市场潜力来应对美国的威胁，并相信本土市场的海量规模和复杂性本身就能激发创新。近些年科技巨头阿里巴巴和腾讯的成功也证实了这种信心。 推动自主创新，企业部门是主力军。在中国改革的初期，国有企业推动了大多数技术突破，主要用于军工和航空航天。但是，国企的低效和非营利性质并不适合面向消费者的创新。本次会议承诺深化国企改革，尤其是“混合所有制”改革，即把私人资本引入国企管理以改善激励机制。之后，国企再凭借其先天的资源整合能力，在市场创新中重获一席之地。 监管部门强调通过金融改革支持创新，增加直接融资。中国的金融体系因为不支持实体经济而饱受批评。出现这种状况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增长驱动力的转变：过去是劳动力和资本，而现在是科技。由于银行业天然保守，中国由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无法为科创企业提供所需的风险资金。风险资本和私募股权更适合此类业务，因为它们在评估新技术潜力方面更专业，且对风险有高容忍度。但这种转变也将是长期的，特别是疫情后企业坏账已经增大了系统性金融风险，金融改革恐怕必须小步慢跑，避免市场大幅波动。 中国政府在追求创新的进程中，将继续扮演重要角色。尽管本次会议提到“市场”的次数比“科技”或“政府”还要多，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会退后一步。深圳是这种方法的典型案例。在深圳成为国家创新中心的过程中，深圳政府发挥了积极作用，比如设立100亿元的母基金以吸引天使投资人和高科技公司设立办事处。尽管如此，政府仍需警惕，更明智的应对市场失灵，同时避免浪费投资。当局还表示将加强监管以避免金融风险---这既是对近期债务市场违约的间接回应，也是支持创新和长期发展所必须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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