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强监管和疫情影响下，城商行资产质量面临较大压力，预计不良贷款会加速暴露，风险水平仍处于上升通道，城商行盈利水平还将进一步承压。 日前，内蒙古地区公布了今年上半年辖内城商行经营情况。记者统计，上半年该地区4家城商行累计亏损182.56亿元。 4家城商行上半年累计亏损超180亿 内蒙古地区共4家城商行，分别是内蒙古银行、包商银行、鄂尔多斯银行、乌海银行，数据显示，上半年4家银行亏损182.56亿元。 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末，鄂尔多斯银行实现营业收入13.57亿元，同比减少35.44%；净利润为2.83亿元，同比下降34.03%；拨备覆盖率为84.24%，2018年底为111.58%，远低于120%-150%的监管要求；资本充足率下滑至10.01%，而监管部门要求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应当不低于10.5%。 另一则数据显示，乌海银行2019年营业收入3.12亿元，实现净利润0.038亿元。而2018年，乌海银行营业收入达到13.45亿元，净利润7.97亿元。 有分析人士称，内蒙古地区多家城商行治理体系和内控体系有待健全，风控审批制度有待完善，一定程度上令利润承压，而当前疫情更是加重了城商行的经营压力。 2019年5月24日，包商银行因出现严重信用风险，被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联合接管。日前，包商银行接管组组长周学东撰文称，“包商银行公司治理最突出特点是‘形似而神不至’。从表面上看，包商银行有较为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营层的‘三会一层’组织架构健全、职责明确，各项规章制度一应俱全。但实际上，包商银行有的只是形式上的公司治理框架。‘大股东控制’和‘内部人控制’两大公司治理顽症同时出现，加之地方‘监管捕获’、贪腐渎职，导致形式上的公司治理架构和机制基本失灵，给各类违法违规和舞弊行为提供了滋生土壤和宽松环境。” 近年，内蒙古银行先后有两任董事长被判刑。2017年，原董事长姚永平因“受贿、挪用公款、行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判有期徒刑18年，并处罚金410万元。2018年12月，内蒙古银行另一董事长杨成林因“受贿、贪污、挪用公款案”等，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今年7月8日，内蒙古纪委监委网站显示，针对信贷领域廉洁风险易发多发的情况，驻内蒙古银行纪检监察组向内蒙古银行提出6项建议，对全行信贷领域业务的合规性进行深入检查，对发现的业务违规问题分层分级进行问责，并落实整改。对违规违纪人员按照管理权限，依规依纪依法进行问责处置，重点解决涉法涉诉业务、不良处置难题和历史遗留问题。 2019年10月，准格尔旗人民检察院决定，依法对鄂尔多斯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赵文魁以涉嫌受贿罪向准格尔旗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部分城商行风险持续暴露 “经过2012年-2016年的高速增长，受制于内外环境压力，城商行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及诸多风险隐患正逐步暴露，2018年之后，城商行的生存环境出现恶化的趋势。当前疫情下，经济的不确定性会进一步加剧城商行的经营下滑趋势。”一位银行分析人士称。 5月13日，银保监会发布2020年一季度银行业保险业主要监管指标数据，2020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2.61万亿元，较上季末增加1986亿元；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91%，较上季末增加0.05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为183.2%，较上季末下降2.88个百分点。具体到城商行，一季度末，不良贷款率为2.45%，较年初增加0.13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为149.89%，较年初下降4.07个百分点；资本充足率为12.65%，较年初下降0.05个百分点。 7月16日，银保监会城市银行部副主任刘荣称，截至今年6月末，城商行不良贷款余额4478亿元，较年初增加201亿元，增幅4.7%。不过，不良贷款率2.34%，较年初有所下降。 上述银行分析人士称，一般而言，银行的不良贷款与经济发展是不同步的，通常有半年的滞后期，预计今年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银行的不良率还会有所上升。 “尽管部分城商行风险形势较为严峻，但城商行总体风险可控。从我国经济发展的长周期看，银行资产质量波动是正常现象。”刘荣称，在做实银行风险资产方面，监管对城商行重点采取以下措施：真实反映不良，加大处置不良的力度，调整动态拨备的要求，多渠道补充资本，推动城商行改革重组。
据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官网6日消息，深圳市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了深圳市P2P网络借贷风险专项整治第十一批自愿退出且声明网贷业务已结清网贷机构名单，7家P2P网贷平台自愿退出。 截图 具体来看，这7家平台分别是前海领投、君来君往、钱转赚、民投金服、钱生花、广金服、创客Tronker。 深圳市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指出，涉及的存量债权未结清的出借人可在上述通知发布之日起15日内向网贷机构所在区金融工作部门申报存量网贷债权。名单内机构应积极主动处置存量网贷债权，确保平台网贷业务结清，并主动申请办理工商注销登记或企业名称及经营范围变更。根据清理整治进程，后续将不定期发布声明网贷业务已结清的网贷机构名单。 深圳市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还表示，特别提醒各投资者始终牢记投资有风险，审慎投资，并共同监督各网贷机构依法履行法律责任。 中新经纬客户端注意到，2019年1月，《关于做好网贷机构分类处置和风险防范工作的意见》(即“175号文”)下发，P2P行业持续加速出清和良性退出。截至目前，湖南、山东、重庆、河南、四川、云南、河北、甘肃、山西、内蒙古、陕西、吉林、黑龙江、江西、安徽、湖北、宁夏、江苏等18省市，均已宣布取缔P2P网贷业务。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近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指出，下半年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切实抓好已经出台的稳企业保就业各项政策落实见效。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同时注意把握好节奏、优化结构，促进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和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合理增长。 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方面，易纲称，要守住风险底线，全力以赴推动三年攻坚战如期收官，加快补齐金融风险处置的制度短板，健全重大金融风险的应急处置机制，并且转入常态化的风险防控和风险处置。 另外，人民银行将不断深化金融领域体制和机制改革，推动已经出台的金融改革措施落地见效，支持地方政府以化解区域性金融风险为目标，量力而行，深化农村金融机构的市场化改革。此外，继续做好金融管理和金融服务工作，统筹做好金融扶贫工作，深化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和科技金融创新试点等。 对于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易纲表示，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得到了有效控制，中国经济在全球实现了率先复苏。二季度中国GDP出现了比较强劲的反弹，GDP同比增长3.2%，是全球唯一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一方面，各产业恢复较快；另一方面，需求也逐步恢复，投资明显回升，消费继续修复，出口明显向好。在经济复苏的同时，物价水平也保持稳定。 “我们也非常关注影响当前经济恢复的一些突出问题，比如稳企业保就业的压力比较大，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恢复还面临一些困难等。”易纲表示，总体来看，中国经济潜力大、韧性足的特点并没有改变，下半年经济增长将延续复苏的态势，全年有望实现正增长。 面对更加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国金融对外开放、国际合作以及人民币国际化会不会受到影响？对此，易纲指出，不管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坚定不移地深化金融业改革和对外开放。 首先，要继续执行好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落实好近年来宣布的金融改革和开放措施，比如取消证券、基金管理、期货、人身险等领域外资的股比限制；取消合格境外投资者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的投资额度限制；批准运通、万事达卡、惠誉等机构进入中国市场等。 其次，要继续推动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统一债券市场对外开放的外汇管理政策。 “中国一贯主张要在抗疫过程中开展国际合作，我们将继续深度参与全球的经济和金融治理，切实维护多边主义，建设性参与G20缓债倡议，为全球的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和一些低收入国家减债提供一定支持。”易纲指出。 易纲还介绍说，当前，人民币国际化的势头非常好。上半年，人民币跨境收付的金额是12.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36.7%，人民币连续八年成为我国第二大跨境收支货币。一季度人民币外汇储备的份额超过2%，比2016年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SDR）的时候增长了近一倍。人民银行将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的开放。
近日，银行将获得券商牌照的传言再起，成为业界讨论焦点。对此，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上海高金金融研究院联席院长李峰与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研究员胡浩受邀撰文，分享观点。 文中指出，为了防范混业经营风险，尽量避免出现美国历史上循环往复出现了经济金融危机，我国应当坚持分业经营为主的金融机构框架。对于已经形成的开展综合经营的金融企业，应当加强穿透监管和实质监管，尽量避免不同业务间风险的交叉传染和积聚，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 近日，银行将获得券商牌照的传言再起，在监管着力打造航母级券商的背景下，此事迅速成为业界讨论焦点。目前证券业133家公司，其中不少券商隶属于银行或者金融控股集团。例如国开证券与国开银行、中银国际与中国银行、中信证券与中信银行、光大证券与光大银行、招商证券与招商银行、平安证券与平安银行等。监管机构若向银行发放证券牌照，意味着银行业将能够直接开展证券业务，银行与证券业的边界将进一步模糊，将打破当前分业经营的现状。 针对市场传言，6月28日晚间，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回应称：“证监会目前没有更多的信息需要向市场通报。发展高质量投资银行是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资本市场发展决策部署的需要，也是推进和扩大直接融资的重要手段。关于如何推进，有多种路径选择，现尚在讨论中。不管通过何种方式，都不会对现有行业格局形成大的冲击。”这被市场视为对市场传闻的降温处理。 我们认为，从历史经验和国际实践的角度来看，银行业直接开展证券业务将带来巨大的经营风险。目前，不宜以改进金融体系和激发经济活力为名，弱化或者是取消分业经营的标准，否则将可能重蹈历次经济危机的覆辙。 01 混业经营与经济危机的国际借鉴 在金融监管领域，有两大基石性法案——《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和《多德·弗兰克法案》，这两部法案均在金融经济危机之后诞生，对美国乃至世界金融监管产生深远影响。 1929年经济危机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 从上世纪到本世纪初，分业经营和混业经营的理念经历过一个周期性的改变。1933年之前，美国银行业和证券业采取的是混业经营的模式，金融机构通过资金拆借和放贷轻松获取了巨额利润，同时也诱发了巨大的风险。1929年至1933年美国大萧条的导火索是股市泡沫破裂，根源是美国的银行业和证券业混业经营导致的风险传染。在实际操作中，银行从美联储的贴现窗口以5%的利率融入资金，然后转手以12%的利率借给证券公司，证券公司以20%的利率再借给投机者，大量资金通过这条渠道源源不断的进入了华尔街。商业银行在证券市场的广泛投机在1929年导致市场崩溃，五分之一的银行倒闭，个人投资者成为银行推销股票的受害者。 危机之后，美国在1933年出台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严格限制银行从事股票交易等证券业务，禁止银行关联企业以证券业务为主业，禁止证券公司从事银行业务，从而隔离银行和证券业之间的风险。自此，美国进入分业经营的时代。 2008年金融危机与《多德·弗兰克法案》 上世纪90年代，很多美国的银行通过控股公司的形式进入资本市场，实际再次开展混业经营。在此背景下，美国出台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允许银行、证券、保险混业经营，银行开始控股投资银行、财务公司、对冲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等非银行金融机构。这种混业经营一方面促进了金融创新，但同时也导致了对利润的过度追求和对风险的忽视，大量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和场外衍生品市场，最终导致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次贷危机，最后形成全球金融危机。 2010年，美国进行了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出台了《多德·弗兰克法案》，其中沃尔克规则禁止了银行集团的混业经营，分业经营的理念又开始回归。 1929年和2008年的两次危机，本质原因是银行创造货币过度支持了存量资产的交易，导致了资产泡沫，其中1929年的危机是股市泡沫，2008年的危机是房地产泡沫，泡沫破灭形成系统性风险。在这种过程中，银行和证券的混业经营是一个重要的催化剂。 从两次危机中我们发现，在危机发生后，通过加强分业经营管制，风险得到缓释。但经历一段时间的发展期后，分业经营管制出现了放松的迹象，金融机构变相突破管制，开展混业经营，又使风险出现积聚，当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又发生下一次危机。循环往复，周而复始。 02 中国金融机构经营模式的发展历程 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是混业经营模式，银行可以办理证券和保险业务。1993年，中国政府出台了治理整顿16条措施，要求银行和非银金融机构彻底脱钩。1995年，陆续颁布了《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标志着中国金融业走向了分业经营的道路。 本世纪初，我国开始进行金融业综合经营的试点。除了试点之外，事实上很多金融机构和一些非金融企业也在一定程度上开展了综合经营。这在增加金融机构创新能力的同时，也对金融机构自身的风险管理和金融监管带来了挑战。 在开展综合经营的同时，我国金融机构仍然严守的分业经营的底线，银行、保险、证券虽然能够以控股公司的形式开展异业经验，但其本身并不能跨界经营，这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保障了风险隔离。 混业经营的三大风险 混业经营存在复杂性，金融控股集团的风险并不简单的等于集团内部各个实体风险的总和。从国际借鉴和历史经验来看，混业经营主要有三大风险： 一是合规风险。金融机构盲目跨界扩张，追求全牌照，控制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成为野蛮生长的金融控股集团，例如明天系。抽逃资本，循环注资、虚假注资、通过不正当的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合规问题，甚至发生了与法律相抵触的行为。 二是套利风险。不同金融业务的风险是不一样的，相应的监管要求也不一样。混业经营可能利用不同的金融业务之间的监管差异进行套利。例如多重负债，即金融控股集团内部的两个或者更多的实体使用同样的一个资本；过度杠杆，即金融控股公司发行债务取得资金之后，再以股权形式注入到金融控股集团内部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跨界套利，即交叉投资、放大杠杆等。 三是道德风险。银行受到存款保险和最后贷款人的支持，而非银金融机构预期在危机的时候得到集团内的银行的帮助，因此它将间接获得政府对银行的隐性担保。这将刺激金融控股集团内的非银金融机构的冒险行为。 金融控股集团内部不同的金融业务存在着跨行业、跨市场传递的风险，需要建立防火墙隔离风险。在综合经营试点的同时保持各经营机构的独立性正是建立防火墙的组织保障。 04 总 结 回顾历史，金融机构为了追求自身利益，自然产生了混业经营的冲动。顺应金融机构混业经营诉求作出的监管让步，往往成为诱发经济金融危机的根源。 为了防范混业经营风险，尽量避免出现美国历史上循环往复出现了经济金融危机，我国应当坚持分业经营为主的金融机构框架。对于已经形成的开展综合经营的金融企业，应当加强穿透监管和实质监管，尽量避免不同业务间风险的交叉传染和积聚，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
零利率政策会导致金融业的衰落 政府债务在不发生崩盘的情况下，也会诱发系统性经济风险，这主要是通过“零利率”政策引发并传导的。 首先，零利率会导致金融行业的崩溃，金融资金本身就是有价格的，人为降低资金的价格，将使资金拥有者的收益下降，尽管利率很低，但真正投放到市场上的货币却很少，原因如下： 第一，资本服务实体经济的积极性是与其获取的收益成正比的，资本没有利润不会主动走向市场，在零利率政策环境下，金融机构可以获取的收益非常有限，因此他们没有生存空间，也没有去做业务的积极性。 第二，资本有价格是因为其投资存在风险，如果资本的收益不能覆盖风险，资本就不会服务实体经济，在零利率环境下，资本的收益不能覆盖风险，导致资本失去冒险本性，很多高风险的项目就得不到资金的支持。 第三，募集资金困难，金融机构本身并没有资金，它们的资金主要来自于募集，如果金融机构不能给资金方足够的利息，这些资金的拥有者就不会将资金交给金融机构去管理，因此在零利率的货币政策环境下，金融机构其实是非常难募集到资金的。 在零利率国家，银行都是盈利很低，甚至亏损的，大部分金融行业都是萎缩的。因此零利率就意味着金融业的死亡。 而中国的互联网金融之所以如此发达，关键在于中国的高利率环境，高利率可以对冲很多来自资产端的风险，因此即使存在大量的坏账，这些互联网金融企业也还是可以生存下去。 从本质上讲，零利率或量化宽松是由货币学派提出的违背金融市场规律的经济理论，因为货币必须经过金融中介才可以进入资本市场，如果不能给金融机构留足利润空间，即使货币宽松，实体经济也很难得到资金补给，本次经济危机就是证明，量化宽松的货币大部分进入了股票市场，形成股市泡沫。 量化宽松出来的资金除了形成股市泡沫外，还会导致资本的外流，资本是逐利的，当资本在本国无法获得合理利润的时候，必然会外流到利润更高的国家寻求更高的收益。日本实行零利率时也发生过大规模的资本外流，欧美国家实行零利率后也出现了资本外流，相反，实行高利率的中国市场上则充斥着来自世界各国的便宜资本。 美国实行量化宽松时，新兴市场国家出现了经济增长最快和通胀最严重情况，这主要拜美国的资本外流所赐。 零利率也会危害到保险业和退休基金。保险基金和市场化的养老基金都是通过投资获得收益，从而增值保值。在零利率环境下，投资收益消失，但是保费仍要按合约给客户支付回报，入不敷出的情况必然发生，因此零利率也可能会给保险及市场化的退休基金带来灭顶之灾。这也会逼他们将资金投向更激进高风险市场，这就更增加了风险，，失去了保障功能。日本就曾经出现了养老金投资高风险的金融衍生品而出现巨亏的情况。
按语 人类不喜欢不确定性，希望一切都是确定的，但在现实生活中，不确定性无处不在，人们的决策基本都是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做出的。因此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对不确定性进行管理，事实上，所有的社会管理活动都可以归结为对不确定性引发的风险进行管理。而风险管理的重要前提是对事物拐点的把握，事物未来的不确定性状况总是充满转折即拐点，拐点代表作新趋势的转折处，经济学家的任务之一是寻找各种事物发展规律的拐点，从而预测未来的趋势。异度均衡理论赋予了风险管理及拐点研究新的内涵，引入了空间维度的机会成本以及综合考虑时间和空间维度的公平尺度。 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人们都已经在实际行为上学会了如何适应不确定性的环境而有效生存，学会了面对不确定性而做出选择和取舍。社会已经在教育、发展规划、技术应用等方面对不确定性做出安排，并创造出天气预报、保险机构、地震防灾、应急预案，甚至银行贷款拨备等机制来适应或补偿不确定性损耗的影响。 追求确定性的预期或是拥抱不确定性，是基于两种不同的哲学思想和逻辑思维方式的两种生存方式。承认不确定性并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建立社会治理规则与企图建设一个确定的生存环境是两种不同的逻辑。如果有经济学家号称准确预测了某次经济危机或股市涨跌，那其实并不是真的经济学家。因为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决定了虽然可以计量出某种状态，却不可能给出某种具体确定的答案。 1.经济不确定性原理 经济学的发展，从思想背景上考察，就是从古典的追求确定性向现代的拥抱不确定性的转换。在确定条件下的最优化理性决策很容易解释，但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经济原理如何这是一个普适性问题，但回答起来却不容易。 现代经济过程可以看成是一个心理与行为的博弈过程，是一种以不确定性为条件的社会活动。经济活动就是在不确定性中进行当前与未来、此地与异地、此时与它时之间的收益与损耗、有利与不利的取舍。 经济不确定性指经济行为者在事先不能准确地知道自己的某种决策的结果。或者说，只要经济行为者一种决策的可能结果不止一种，就会产生不确定性。经济学中关于风险管理的概念，指经济主体对于未来的经济状况（尤其是收益和损失）的分布范围和状态不能确知。只能利用数据对现状和未来作某种程度的表达，通过计量模型和工具寻找最接近真实的计算结果，用以指导人们对现状的理解和对未来的预判。 不确定性可以分为可计量和不可计量两类，所谓现代风险管理理论就是对可计量不确定性现象的研究和计算。在经济学领域，奈特（Knight）首次区分了风险与不确定性。奈特说可测量的不确定性才是风险，才能进行管理。如果一切都可测，在完全竞争的市场里，企业家是不能获利的，奈特的答案是利润来自不可测的部分，来自不确定性，就像是风吹落叶一样，总有几片出乎意外。因此，不确定性才是收益的来源。 2.风险管理与蒙格斯拐点 在不确定性的处理上，人类采取了理性的姿态：对不可计量的不确定性事件如地震一类的自然灾害，主要是进行事后管理，提高对后果的承受能力。在经济核算中把此类支出列为非预期损失，是对损失均值和预期损失的偏离，所以一旦发生就应冲销资本。不属于本论文深入研究的范畴。而对可计量的不确定性则利用数据和数学模型进行测算，并进行降低这些损失的管理。前者寄托运气和人类经验智慧积累，后者则可以通过定量分析得到控制。现代风险管理研究的本质就是对可计量的不确定性进行分类和计量管理的理论。 在不确定性研究中，数学模型表示了不确定变化的规律，而经济学的出发点则是确定这些变化的收益或损失的程度应该如何定义或在事先的投资预测中确定是否能够承受损耗。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把风险管理的原理提炼成某种经济学分析的原理也就顺理成章了。 实际上风险管理所指向的是风险成本，即未来由于不确定性所掩盖的很大概率上可能会出现的风险损失。 没有收益当然不用承担风险，收益与风险总是相伴而生。经营的目标不是消灭风险，而是衡量计算收益能否覆盖风险，从而进行取舍。现实中不存在“零风险”，而没有收益各种经济行为终将失去最终动力。因此，风控和监管不是为了把所谓的“不好的”交易堵死，而是为了更好地利用不确定性促进市场交易实现收益，这是市场的本质。 我们在经济拐点的研究中，希望用蒙格斯拐点这一概念来表达从不确定性出发借用风险计量的方法预判未来趋势的新的经济观察角度，形成新的经济研究的体系。其逻辑顺序是：因为不确定性，所以风险是客观存在，而且是可计量的，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存在正面与负面作用共存的发展规律，也就是悖论的存在。找到正负两面的均衡点就是解悖，一旦经济事物的总收益和总损耗的平衡关系被打破，经济事物就会沿着某种趋势的方向发展，并达成新的均衡。代表某种新的趋势的转折处，存在着经济发展的拐点，即数学曲线上的某个点，在经济学上，可以依据这个拐点，预警未来的某些发展趋势。 蒙格斯拐点与一般经济学中的抛物状曲线中的顶点或低点不同，它是一个事物发展曲线中任意一点，我们要寻找的是其中有着重要状态意义的点。可能是最优点，也可能是最差点。这也许是经济学研究的一种新思维和新方法。 蒙格斯拐点依靠经济学基础理论认知和其它理论如风险理论、行为科学、法学、社会学等构成理论逻辑，作为建模计算的思想基础。 蒙格斯拐点研究是经济现象的预判研究。通过观察不难发现，有大量的经济现象可以通过计算找到其发展阶段变化的“拐点”，从而指导市场和市场策略的方向。如系统性风险是怎样发生量变、质变从分散走向集中的？整个经济体或某个经济部门或行业在债务上的扩张对其发展有利的边界在哪里？贫富差距的安全阈值是多少？等等。 拐点计量依据计量经济学的原理方法，依据理论逻辑形成函数关系并建立模型。所以拐点可以看作是一种规律性经济现象，实证性寻找或发现某些拐点，可用以解释过去的经济现象，预判未来的经济发展趋势。我们说某一个点是拐点时，是指一个复杂判断下状态的表达。 拐点不是全部却携带了全部，是复杂问题的简单化处理，宏观趋势的微观观察。搞清楚拐点的意义和它前后的趋势，整个研究才有清楚的框架和标准，在指导经济实务上也更有意义。 3.从蒙格斯拐点到异度均衡 均衡理论在拐点研究中得到充分运用。拐点不是终点，是某种客观存在的均衡被打破之后，经济发展新趋势的启始点，是新的均衡关系形成之前的某种趋势性的非均衡点。 蒙格斯拐点的出发点是认为事物都存在量变到质变，渐变到突变的过程，因此描述的是一个事物发展的过程，在过程中观察变化。 寻找事物拐点的过程总是在计量收益与风险之间的关系，确定一个最佳状态的拐点，过了拐点，风险成本会越来越大于风险收益，事情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这是蒙格斯拐点所表达的主要含义。所以拐点就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展望和风险预警。拐点研究就是对事物不确定性的特殊形式的研究，既是一个深刻的经济学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学问题，同时也是对未来风险成本的预测。 蒙格斯拐点理论总是认为事物进展都有收益的一面也有损耗的一面，许多因素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作用，拐点要研究事物中的正面因素与负面因素的关系。短期的好（收益）可能是长期的不妥（风险）这是一个定律，也是一个陷阱。统计分析容易落入这个陷阱，而拐点分析要考量未来的风险损耗，有利于规避这个陷阱。 因此，当我们站在未来向当前提问时，绕不开风险成本这个陷阱。当我们站在整个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风险时，发现未来不确定及波动所带来的风险，不仅仅形成了风险管理中的风险成本，亦带来了公平和效率的经济学问题和伦理评价。异度均衡的“均衡”不局限于传统风险管理意义上的收益和风险的对称性，还包括空间维度的机会成本，以及综合考虑时间和空间维度的公平尺度。
日前，央行上海总部召开了2020年下半年工作会议，对下半年重点工作作出部署，主要包括加快落实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各项政策举措、深化金融改革创新、提升上海金融营商环境、切实维护区域金融稳定防范金融风险等方面。 其中，在防范金融风险方面，央行上海总部提出，将依托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上海市），统筹做好区域金融风险研判，继续配合做好重点金融机构风险处置有关工作。 比如，持续做好ICO与虚拟货币交易、P2P网贷等互联网金融风险监测和处置；强力打击跨境赌博、电信网络诈骗、支付机构违规经营、无证经营支付业务等违法违规行为。 另外，做好反洗钱分类评级和重点领域调查协查；做好征信机构、信用评级机构备案监管；强化金融消费权益保护，一体推进金融教育、监督检查、投诉管理、制度建设、金融广告治理和普惠金融工作。 今年上半年，央行上海总部牵头成立了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上海市），提升了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能力，构建了重大金融风险排查常态化机制。疫情期间，加强反洗钱日常监管，重点加强疫情诈骗线索摸排及线索移交。据介绍，央行上海总部清理了18家非法炒汇平台，联合公安部门破获3起涉案金额近千亿元的跨省地下钱庄案件。 除此，下半年央行上海总部仍将加快落实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各项政策举措。自疫情以来，央行上海总部引导金融支持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和稳企业保就业成效显著。 一方面，用好3000亿元、5000亿元、1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迅速落地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支持工具和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计划等政策工具；指导金融机构承销防疫相关债券，支持非金融企业发行债务融资工具，促进应收账款质押融资，推动全国首批供应链票据贴现业务落地。 另一方面，开设财政应急拨款及疫情防控跨境资金汇划结算绿色通道，打造“六个一”工程，组织多场政银企融资对接活动，为上海经济恢复发展贡献金融力量。 数据显示，上半年，上海地区各类再贷款发放笔数同比增长近5倍，为4193户经营主体发放162亿元优惠利率贷款；再贴现发放394亿元，同比增长20.5%，惠及1500多家企业。 截至6月末，上海市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为14.4万亿元，同比增长11%；贷款余额为8.2万亿元，同比增长5.5%；普惠小微贷款余额4383亿元，较年初增加703亿元，同比增长22.8%。6月份，上海企业贷款利率4.32%，同比下降61个基点；普惠小微贷款利率创历史新低至4.77%，同比下降105个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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