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阅读：朱小黄：异度均衡理论——从均衡理论到异度均衡(第1期) 人类不喜欢不确定性，希望一切都是确定的，但在现实生活中，不确定性无处不在，人们的决策基本都是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做出的。因此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对不确定性进行管理，事实上，所有的社会管理活动都可以归结为对不确定性引发的风险进行管理。而风险管理的重要前提是对事物拐点的把握，事物未来的不确定性状况总是充满转折即拐点，拐点代表作新趋势的转折处，经济学家的任务之一是寻找各种事物发展规律的拐点，从而预测未来的趋势。异度均衡理论赋予了风险管理及拐点研究新的内涵，引入了空间维度的机会成本以及综合考虑时间和空间维度的公平尺度。 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人们都已经在实际行为上学会了如何适应不确定性的环境而有效生存，学会了面对不确定性而做出选择和取舍。社会已经在教育、发展规划、技术应用等方面对不确定性做出安排，并创造出天气预报、保险机构、地震防灾、应急预案，甚至银行贷款拨备等机制来适应或补偿不确定性损耗的影响。 追求确定性的预期或是拥抱不确定性，是基于两种不同的哲学思想和逻辑思维方式的两种生存方式。承认不确定性并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建立社会治理规则与企图建设一个确定的生存环境是两种不同的逻辑。如果有经济学家号称准确预测了某次经济危机或股市涨跌，那其实并不是真的经济学家。因为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决定了虽然可以计量出某种状态，却不可能给出某种具体确定的答案。 1．经济不确定性原理 经济学的发展，从思想背景上考察，就是从古典的追求确定性向现代的拥抱不确定性的转换。在确定条件下的最优化理性决策很容易解释，但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经济原理如何这是一个普适性问题，但回答起来却不容易。 现代经济过程可以看成是一个心理与行为的博弈过程，是一种以不确定性为条件的社会活动。经济活动就是在不确定性中进行当前与未来、此地与异地、此时与它时之间的收益与损耗、有利与不利的取舍。 经济不确定性指经济行为者在事先不能准确地知道自己的某种决策的结果。或者说，只要经济行为者一种决策的可能结果不止一种，就会产生不确定性。经济学中关于风险管理的概念，指经济主体对于未来的经济状况（尤其是收益和损失）的分布范围和状态不能确知。只能利用数据对现状和未来作某种程度的表达，通过计量模型和工具寻找最接近真实的计算结果，用以指导人们对现状的理解和对未来的预判。 不确定性可以分为可计量和不可计量两类，所谓现代风险管理理论就是对可计量不确定性现象的研究和计算。在经济学领域，奈特（Knight）首次区分了风险与不确定性。奈特说可测量的不确定性才是风险，才能进行管理。如果一切都可测，在完全竞争的市场里，企业家是不能获利的，奈特的答案是利润来自不可测的部分，来自不确定性，就像是风吹落叶一样，总有几片出乎意外。因此，不确定性才是收益的来源。 2．风险管理与蒙格斯拐点 在不确定性的处理上，人类采取了理性的姿态：对不可计量的不确定性事件如地震一类的自然灾害，主要是进行事后管理，提高对后果的承受能力。在经济核算中把此类支出列为非预期损失，是对损失均值和预期损失的偏离，所以一旦发生就应冲销资本。不属于本论文深入研究的范畴。而对可计量的不确定性则利用数据和数学模型进行测算，并进行降低这些损失的管理。前者寄托运气和人类经验智慧积累，后者则可以通过定量分析得到控制。现代风险管理研究的本质就是对可计量的不确定性进行分类和计量管理的理论。 在不确定性研究中，数学模型表示了不确定变化的规律，而经济学的出发点则是确定这些变化的收益或损失的程度应该如何定义或在事先的投资预测中确定是否能够承受损耗。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把风险管理的原理提炼成某种经济学分析的原理也就顺理成章了。 实际上风险管理所指向的是风险成本，即未来由于不确定性所掩盖的很大概率上可能会出现的风险损失。 没有收益当然不用承担风险，收益与风险总是相伴而生。经营的目标不是消灭风险，而是衡量计算收益能否覆盖风险，从而进行取舍。现实中不存在“零风险”，而没有收益各种经济行为终将失去最终动力。因此，风控和监管不是为了把所谓的“不好的”交易堵死，而是为了更好地利用不确定性促进市场交易实现收益，这是市场的本质。 我们在经济拐点的研究中，希望用蒙格斯拐点这一概念来表达从不确定性出发借用风险计量的方法预判未来趋势的新的经济观察角度，形成新的经济研究的体系。其逻辑顺序是：因为不确定性，所以风险是客观存在，而且是可计量的，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存在正面与负面作用共存的发展规律，也就是悖论的存在。找到正负两面的均衡点就是解悖，一旦经济事物的总收益和总损耗的平衡关系被打破，经济事物就会沿着某种趋势的方向发展，并达成新的均衡。代表某种新的趋势的转折处，存在着经济发展的拐点，即数学曲线上的某个点，在经济学上，可以依据这个拐点，预警未来的某些发展趋势。 蒙格斯拐点与一般经济学中的抛物状曲线中的顶点或低点不同，它是一个事物发展曲线中任意一点，我们要寻找的是其中有着重要状态意义的点。可能是最优点，也可能是最差点。这也许是经济学研究的一种新思维和新方法。 蒙格斯拐点依靠经济学基础理论认知和其它理论如风险理论、行为科学、法学、社会学等构成理论逻辑，作为建模计算的思想基础。 蒙格斯拐点研究是经济现象的预判研究。通过观察不难发现，有大量的经济现象可以通过计算找到其发展阶段变化的“拐点”，从而指导市场和市场策略的方向。如系统性风险是怎样发生量变、质变从分散走向集中的？整个经济体或某个经济部门或行业在债务上的扩张对其发展有利的边界在哪里？贫富差距的安全阈值是多少？等等。 拐点计量依据计量经济学的原理方法，依据理论逻辑形成函数关系并建立模型。所以拐点可以看作是一种规律性经济现象，实证性寻找或发现某些拐点，可用以解释过去的经济现象，预判未来的经济发展趋势。我们说某一个点是拐点时，是指一个复杂判断下状态的表达。 拐点不是全部却携带了全部，是复杂问题的简单化处理，宏观趋势的微观观察。搞清楚拐点的意义和它前后的趋势，整个研究才有清楚的框架和标准，在指导经济实务上也更有意义。 3．从蒙格斯拐点到异度均衡 均衡理论在拐点研究中得到充分运用。拐点不是终点，是某种客观存在的均衡被打破之后，经济发展新趋势的启始点，是新的均衡关系形成之前的某种趋势性的非均衡点。 蒙格斯拐点的出发点是认为事物都存在量变到质变，渐变到突变的过程，因此描述的是一个事物发展的过程，在过程中观察变化。 寻找事物拐点的过程总是在计量收益与风险之间的关系，确定一个最佳状态的拐点，过了拐点，风险成本会越来越大于风险收益，事情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这是蒙格斯拐点所表达的主要含义。所以拐点就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展望和风险预警。拐点研究就是对事物不确定性的特殊形式的研究，既是一个深刻的经济学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学问题，同时也是对未来风险成本的预测。 蒙格斯拐点理论总是认为事物进展都有收益的一面也有损耗的一面，许多因素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作用，拐点要研究事物中的正面因素与负面因素的关系。短期的好（收益）可能是长期的不妥（风险）这是一个定律，也是一个陷阱。统计分析容易落入这个陷阱，而拐点分析要考量未来的风险损耗，有利于规避这个陷阱。 因此，当我们站在未来向当前提问时，绕不开风险成本这个陷阱。当我们站在整个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风险时，发现未来不确定及波动所带来的风险，不仅仅形成了风险管理中的风险成本，亦带来了公平和效率的经济学问题和伦理评价。异度均衡的“均衡”不局限于传统风险管理意义上的收益和风险的对称性，还包括空间维度的机会成本，以及综合考虑时间和空间维度的公平尺度。
我们应全面深入领会和贯彻习总书记的讲话要求，既要重视当前显性金融风险的化解，同时也要加强对长期隐性风险的主动防范；既要高度重视对传统金融风险的有效管控，同时也不可忽视对非传统金融风险的积极应对。因为非传统和隐性的金融风险最有可能成为“灰犀牛”和“黑天鹅”，最易引发系统性风险。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必须强化风险意识、守住风险底线，保持对潜在风险的警惕性和紧迫感，主动出手，坚决驯服‘灰犀牛’问题，全面防范‘黑天鹅’事件，用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牢牢守住未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我们应全面深入领会和贯彻习总书记的讲话要求，既要重视当前显性金融风险的化解，同时也要加强对长期隐性风险的主动防范；既要高度重视对传统金融风险的有效管控，同时也不可忽视对非传统金融风险的积极应对。因为非传统和隐性的金融风险最有可能成为“灰犀牛”和“黑天鹅”，最易引发系统性风险。 过去在谈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时，不论从单体金融机构还是从整个金融体系的角度，我们往往更多关注一些传统和显性的金融风险，包括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声誉风险等，但却往往忽视了那些非传统和隐性的金融风险。当然，防范这些传统、显性的金融风险也非常重要，因为它们对单体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的安全都会构成很大的威胁。但同时我们也必须要高度重视对那些非传统、隐性风险的防范，因为这些风险同样会对单体金融机构和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构成很大的威胁，甚至是更大的威胁。我们要有更宏观、更前瞻、更积极的风险观和安全观。 这里所述的非传统、隐性的金融风险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风险： 气候与环境恶化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大量科学研究和实证表明，由于全球工业化、城镇化的加快和人们对碳排放控制、环境保护不力等原因，使气候与环境不断恶化，各种严重的自然和环境灾害如飓风、暴雨、海啸、高温、山火、海平面上升、大气及水土污染等，特别是严重水灾和干旱发生的概率和频率会越来越高，其所造成的威胁和损害也越来越大。例如，美国、巴西和澳大利亚的森林大火，亚洲一些国家的暴雨水灾，欧洲一些国家的高温，非洲一些国家的干旱等。这些全球和地区性的严重气候和环境灾害除了会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及国家经济造成严重威胁与损害外，也会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严重的金融风险，威胁金融体系的安全。因为这些突发、严重的灾害，首先会使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企业和家庭遭受严重损失，会导致实体企业和家庭的财务恶化、破产倒闭、债务违约，形成金融机构的大量不良资产和损失，甚至可能导致金融机构资不抵债和支付危机，进而可能导致金融体系的信用和信任危机，导致存款挤兑和流动性危机。其次会导致保险企业因支付巨额损失赔偿，而出现资本和清偿能力危机。再次还会使整个金融基础设施系统（IT系统、交易系统、客户信息系统及网络操作系统）遭受严重破坏甚至瘫痪。 发生全球性、地区性、全国性疫情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受气候、生态、环境恶化以及人口流动、人际交流更加频繁和密集等因素的影响，发生全球性、地区性及全国性疫情的概率和频率可能会越来越高，如果预防和管控不够及时有效，其所造成的破坏和危害也会越来越大。不仅会对人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的威胁和损害，同时也会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及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的威胁和破坏，由此也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行和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定。在这方面，不仅有历史上的实际案例和沉痛教训，同时更面临着现实与未来的严峻挑战。例如，最近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不仅直接给人的生命、生活和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同时也给经济金融造成了严重冲击和破坏，使企业遭受严重损失，直接导致企业停产、商店停业、学校停课、飞机停飞、运输停运、饭店关门、旅游间断等，导致了全球产业供应链中断和经济复苏更加困难。更重要的是，造成人们的心理恐慌，扩大了对经济信心和预期的阴影，从而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的剧烈震荡。甚至有人预言和断言，我们又面临一场新的全球性金融危机。 发生社会动乱和政局不稳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社会、政治稳，经济、金融则稳；社会、政治乱，经济、金融则乱。例如，最近一个时期，智利、委内瑞拉、巴西、玻利维亚、阿根廷、黎巴嫩、伊拉克、伊朗等国家发生的群众示威、社会暴乱及政局动荡，以及我国香港地区一小部分人的动乱和暴力。一方面直接威胁到国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稳定，使经济遭受重创，生产萎缩、物价上涨、失业扩大。另一方面也严重破坏了货币、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稳定，引发货币、金融的动荡，货币贬值、资本外逃、存款挤兑、股价暴跌。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面临崩溃。 发生贸易争端与经济制裁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在经济已经高度全球化、产业分工高度专业化、金融与资本高度国际化、国际清算高度美元化的今天，如果美国利用其经济、科技、金融、美元的优势或霸主地位，为实现其自身经济利益和政治目的，带头破坏国际贸易和全球治理规则，以本国法代替国际法，以本国规则代替国际规则，对他国发起贸易战、关税战、科技战、金融战，对他国进行贸易和金融制裁，将对他国的产业与企业、经济与金融、资本与投资等造成严重干扰和冲击，对货币和金融的稳定形成严重威胁，至少会增加经济、金融及投资的高度不确定性。例如，美国对古巴、朝鲜、伊朗、委内瑞拉、俄罗斯等国的经济金融制裁，已经给这些国家的经济金融造成严重的冲击和损害，导致这些国家贸易停滞、资本外逃、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生产萎缩、工人失业、经济倒退，甚至面临经济金融崩溃的风险。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美国将会不断运用经济、贸易、科技、金融等制裁手段，进一步加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相关国家进行威胁与遏制，干预其他国家的政治与经济，由此会给这些国家的经济金融带来干扰和冲击，甚至对其经济金融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金融科技信息系统遭到攻击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当今金融体系已经高度电子化、信息化、数字化，高度依赖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撑。互联网、移动支付、数字货币、数字金融、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现代金融信息科技的快速发展，在推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便利人们经济生活、赋能金融功效、促进金融模式与生态变革的同时，也增加了潜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威胁。而且这种风险具有很强的隐蔽性、突发性、系统性和破坏性，一旦发生，就是灾难性的。今天。我们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已经形成对信息科技的高度依赖，而这些科技信息系统又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其成熟度与稳定性还不够高，甚至其核心部件及功能还存在着对外部或第三方的高度依赖性。其灾备系统还不够完备和可靠。在这种情况下，一旦遭遇外部攻击、外方制裁、环境破坏等情况，就可能使系统瘫痪，金融业务就可能停滞，客户信息数据就会泄漏丢失，就可能引发金融恐慌和金融系统性危机。 非传统金融（包括部分影子银行）逃避监管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在传统、正规金融不能满足多元化和多层次融资需求，同时传统、正规金融又受到严格监管的情况下，就会出现大量的地下非法金融、非正规金融、非传统金融，出现大量影子银行。我们有时把这种现象称为“金融脱媒”。虽然它们有时也会成为正规、传统金融的重要补充，为实体经济提供正规的、传统金融难以提供的资金融通，但是如果它们不受适当的监管，任其盲目发展扩张，就有可能积累巨大的金融风险。甚至由于金融风险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外溢性，从而会威胁到正规、传统金融体系的安全，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例如，由美国引发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尽管有各种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大量货币市场基金、私募基金、对冲基金、非正规金融机构发放的住房抵押贷款及其证券化、各种场外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等，对金融资产的泡沫化和金融危机的爆发，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再如，我国前一时期出现的大量非法社会集资、不受监管的网络借贷、P2P融资、企业间担保融资、私募基金、通道信托、表外理财等，如果我们没有及时有效地治理和整顿，就有可能形成巨大的金融风险，甚至会引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在国际金融组织的推动下，各国普遍加强了对传统、正规金融机构的监管，进一步提高了包括资本和流动性在内的监管标准，由此增加了正规、传统金融机构及业务的成本，助长了非传统、非正规金融业务活动的扩张，这会使金融体系的风险上升。 非金融部门高额债务与非常态货币政策相互叠加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自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主要国家为摆脱经济衰退，加快经济复苏和刺激经济增长，都相继实施了非常态化的货币政策，即大规模的货币量化宽松和低利率（包括负利率）政策，中央银行大规模收购政府和企业债券，同时对金融机构在中央银行账户的资金支付负利率，由此来促使金融机构增加对经济的信贷投放。这一政策的后果之一，就是导致融资利率过低，非金融部门（包括非金融企业、各级政府和家庭个人）大规模借债，非金融部门债务水平不断攀升，甚至已经大大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与此同时，由于中央银行通过购买各种债券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和不断降低借贷利率，促使各类投资者为追求安全和收益，不得不大量投资政府债券和低等级企业债券，甚至是垃圾债券。由此，一方面增加了债券市场的资金供给，扩大了对发行债券的需求，推动了非金融部门的债务规模不断扩张；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债券、股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的不断上涨，导致资产泡沫不断积累。在债务规模不断扩大和资产泡沫不断累积的相互叠加和相互推动下，一旦货币政策及利率调整预期发生逆转，市场信心发生动摇，就可能出现金融市场的巨大波动，出现大规模抛售和大规模违约，大量企业就会关门、倒闭、破产，就会再一次引发全球性和系统性的金融危机。 要有效防范和应对上述重大非传统金融风险，最大程度地减少这些风险所形成的破坏和损失，我们必需做好以下几件事情： 首先要早重视。要充分认识和高度重视这些风险发生的客观性及可能造成的严重破坏，充分认识其可能性、紧迫性和危害性。其次要早研究。要提早加强对相关风险的全面研究。要分析和把握上述风险的形成因素、发生概率、传导机制及可能后果，在相关理论和数据的支持下，建立科学可靠的数学模型，加强分析、监测和预警。再次要早预防。上述非传统风险有其发生的可能性，但并不具有必然性。也就是说，如果早形成共识，早付诸行动，早加强合作，是可以预防和控制的，可以降低其发生的概率、速度和强度。最后要早处置。如果预警和预防失败，风险还是发生了，那就要积极主动地有效应对，及早处置化解，将冲击破坏和风险损失控制到最少最小。 本文原发于银行家杂志
【新闻背景】8月3日，人民银行召开2020年下半年工作电视会议，总结上半年各项工作，分析经济金融形势，对下半年重点工作作出部署。会议要求，2020年下半年，央行从5个方面定调下半年货币政策方向。 一是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切实抓好已出台稳企业保就业各项政策落实见效。二是守住底线，继续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三年攻坚战。三是坚定不移推动金融业稳妥有序开放。继续落实好已宣布的金融开放措施。四是不断深化金融领域体制机制改革。认真履行金融委办公室职责，推动已出台金融改革各项措施落地落实。五是继续做好金融管理和金融服务工作。 【连线嘉宾】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 1、央行对于下半年工作的安排，您最关注哪一点？ 答：下半年，央行工作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开放等工作展开，这些工作相辅相成、紧密联系。我更关注金融改革开放方面。当前，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金融工作要适应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要求，就需要深化改革开放，提高金融要素和金融体系效率，更好地发挥金融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进一步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2、如何理解“灵活适度、精准导向”？ 答：7月3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时指出，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这就要求货币政策必须灵活适度，要根据形势变化采取相应的货币政策。一方面，今年的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另一方面，要防止大水漫灌和资金脱实向虚，更加强调精准导向。具体来说，就是在确保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同时，发挥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和直达实体经济政策工具的作用，鼓励和引导资金重点支持经济发展中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特别是加大对小微企业和制造业的支持力度，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以便更好地完成“六稳”和“六保”任务。 3、目前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进度如何？还有哪些需要攻关？ 答：今年是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三年攻坚战的收官之年，金融监管部门针对银行、证券、信托、保险等领域个别机构存在的风险，及时采取有力措施，通过托管、并购、重组等多种方式，“一家机构一个策略”，及时稳妥地化解了存在风险的问题机构，确保了金融体系的平稳运行。 从这些问题机构发生风险的原因看有多种因素造成的，但共性是普遍存在公司治理不完善、大股东违规关联交易等现象。下阶段，工作重点是完善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机制，严格对金融机构股东的监管和管理，加强党的建设与公司治理的融合，确保我们的金融机构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信用风险事件或侵蚀险企利润 多公司计提减值损失 本报记者 冷翠华 信用风险对险企的部分投资正带来不利影响，其利润或受到侵蚀。 从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债资信”)7月份发布的29份险企跟踪评级报告中，《证券日报》记者发现，多家保险公司投资的债券和信托等项目出现了信用风险事件。与此同时，近日部分险企在对偿付能力报告进行解释时，也提及部分投资项目的信用风险问题。这些事件或将对险企利润产生侵蚀，大多数公司已经计提了减值损失。 尽管债券等固收资产出现了一些信用风险事件，但业内人士认为，作为险资投资的基础配置，固收类产品仍然将维持很高比例。但与上一年的占比相比，各险企升降各异，在债券等固收领域，险企的风险偏好也有所不同。相关机构研究指出，下半年债券市场风险仍然较高，金融机构需要做好防范。 部分债券和信托项目现风险 “债券市场违约事件从2016年以来不断增加，信托业资产风险率也由2017年年底的0.50%上升至今年一季度末的3.02%。中小险企对投资收益的依赖性较高，在宏观经济下行、信用风险事件持续增加的背景下，中小险企面临的债券信托等投资项目风险事件也不断增加。”某保险资管公司固收业务负责人陈栋(化名)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从渤海人寿近日发布的二季度偿付能力报告看，其在一季度阶段性盈利后二季度再度陷入亏损，该公司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主要原因在于“投资业务配置的部分信托产品存在交易对手信用违约，利润受到个别投资资产计提大额减值的影响。”该公司表示，正持续大力推动相关项目的风险化解工作，最大程度降低风险资产对其利润的影响。 中债资信发布的金融机构跟踪评级报告也提及了诸多案例。 具体来看，长城人寿持有的固定收益类产品(包括公募债券和信托计划)发生信用风险的金额为18.1亿元，目前已计提资产减值13.08亿元，对利润造成侵蚀。 7月24日，中债资信在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跟踪评级报告中指出，截至2019年年末，该公司1.5亿元公募债面临信用风险事件，已计提减值0.91亿元；同时，其面临1亿元不动产计划底层资产信用风险事件，目前资产仍处于处置中阶段，需关注这些资产资金回收情况。“总体看，公司投资风格较为稳健，投资收益率有所上升，但需关注投资收益波动性和部分面临信用风险事件资产的资金回收情况及未来投资收益率稳定性情况。”中债资信指出。 此外，根据中债资信报告，在投资方面，英大泰和财险涉及违约项目金额2.5亿元，计提0.65亿元减值损失，需关注后续处置进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保险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楠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在低利率环境下，由于来自行业内外的竞争日益激烈，保险负债的成本没有同等程度的下降，所以险企需要追求更高的投资回报，这就需要适当提升投资的风险容忍度，包括更多配置股权类资产、房地产和另类资产，也包括投资更低信用等级的固定收益产品，这也是很多发达国家的情况。 王向楠指出，险企的投资通常不复杂、嵌套少，很容易穿透到底层，但可能没有充分认识到基础性的资产、过去较好资质的债务人也可能违约。多险企面临债券信托等投资项目风险事件，既有市场整体环境的原因，也反映出不少险企的风险判断能力较弱。 “一般而言，高等级的信用债收益率较低，各机构的风险偏好不同，部分机构愿意冒一定风险去博取更高的投资收益。”一位保险业内人士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固收仍是主力 从险企的大类资产配置来看，固定收益类资产仍然是险企最主要的配置领域。不过，不同险企的投资策略有明显差异，多数公司权益类投资资产占比有所上升。 陈栋表示，随着债券市场和非标资产收益率的同步下降，大部分险企均面临资产负债成本收益错配，通过积极布局“固收收益+”资产，同时加大权益类资产和另类资产的配置。 具体来看，中华联合保险集团投资资产仍以固定收益类产品和信托计划为主，但固定收益类资产占比由2018年的49.67%下降至43.69%，权益类投资占比由2018年的12.96%大幅升至20.31%。 农银人寿固定收益类资产占比为43.65%，同比下降6.82个百分点，权益类资产占比上升4.62个百分点至12.71%，不动产类资产和其他金融资产占比分别为22.74%和15.94%，基本保持稳定。 而民生人寿投资资产中的固定收益类资产2019年的占比为57.01%，较2018年上升2.17个百分点，权益类资产占比21.01%，较上年上升3.17个百分点。百年人寿2019年固定收益类资产占比从2018年的47.51%提升到55.83%。泰康养老保险公司投资资产中的固定收益类占比48.49%，较上年上升11.55个百分点，权益类资产占比上升10.08个百分点至22.87%，流动性资产和其他金融资产占比分别为3.31%和25.33%。 从险企的债券投资来看，各公司采取的策略也有所不同。“固定收益资产是险企进行资产负债匹配的基本工具，在险资运用中有基础性地位，所以该领域的违约风险上升对险资的影响很大。”王向楠表示，险企需要改进投资决策的流程方法、吸引更专业的投资人才以及积累经验。 下半年还需持续关注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带来的影响可能还没到结束的时候。 中国银行研究院7月28日发布研报指出，未来宏观经济环境不确定性以及杠杆率的攀升可能会继续提升企业的信用风险。因此，金融机构在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的同时，也要做好风险防范。 同时，中诚信研究院指出，上半年债券新增违约主体11家，较去年同期下降超过40%，债券违约规模共计566.61亿元，同比增加12%。下半年信用债到期压力大，疫情冲击下部分发行人偿债压力较大，叠加下半年信用债净融资额度有限，债券市场违约率或反弹至0.75%左右。 王向楠认为，经济在快速反弹后仍然面临多种固有约束和新的不确定性，市场流动性没有进一步宽松的迹象，中小企业整体上的经营状况和融资环境仍没有明显改善，所以下半年或明年的债市和信托的违约风险更加值得关注。 在陈栋看来，目前债券违约企业以民营企业为主，由于他们的违约率高，因此，其在债券市场面临的再融资压力仍然较大，不过央行加大了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进行对冲，下半年或明年的违约风险预计不会出现巨大变化。 据他介绍，今年一季度末，信托业风险项目个数为1626个，风险资产规模为6431.03亿元，信托业资产风险率为3.02%，较2019年年末提升0.35%，连续九个季度增加。随着《信托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的出台和部分信托公司风险事件的爆发，整个信托行业未来仍面临较大的整顿压力。
银保监会官网4日披露的一则罚单显示，永诚财险因偿付能力报告、风险综合评级报告、财务会计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被罚50万元，两位相关当事人分别被警告并罚款8万元、6万元。 罚单显示，永诚财险从2009年起至2017年对股东业务应收保费未进行减值测试，也未计提坏账准备； 永诚财险多家分公司防预费跨年度核算。导致2016年度偿付能力报告实际资本错误增加495.14万元，2017年度偿付能力报告实际资本错误增加171.91万元； 永诚财险2017年2月取得的上海浦东新区周家渡街道土地使用权未及时入账和摊销，2017年第1、2、3季度财务报告和偿付能力报表中均未体现土地使用权价值，且分别少摊销134.73万元、538.93万元、943.11万元； 永诚财险将2017年支付给美联盛航保险代理河北分公司以及宁波掌金、兰州掌金、景泰掌金三家科技公司的服务费以员工借款的名义计入其他应收款，导致2017年度实际资本虚增2967.81万元； 永诚财险2017年风险综合评级报告在财务管理操作风险方面、资金运用操作风险方面、准备金管理操作风险方面、再保险业务操作风险方面、合规风险方面、理赔业务线操作风险方面、销售、承保、保全业务线操作风险方面30余项评价指标填报错误。 时任永诚财险副总裁兼首席风险官、合规负责人康国君及时任永诚财险财务部副总经理蔡力健对上述事项分别负有直接责任。 银保监会指出，上述行为违反《保险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根据该法第一百七十条，对永诚财险罚款50万元；根据该法第一百七十一条，对康国君警告并罚款8万元，对蔡力健警告并罚款6万元。
图片来源：微摄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编者按：8月3日，人民银行召开2020年下半年工作电视会议。对于下半年所要开展的重点工作，会议主要提出五大方面目标，一是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切实抓好已出台稳企业保就业各项政策落实见效。二是守住底线，继续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三年攻坚战。三是坚定不移推动金融业稳妥有序开放。四是不断深化金融领域体制机制改革。五是继续做好金融管理和金融服务工作。 专家指出，货币政策除延续此前“更加灵活适度”的表述外，还强调要“精准导向”，这表明货币政策宽松进一步加码的可能性或力度可能有所降低，央行依然更倾向于使用定向工具来支持实体经济。 央行部署下半年重点工作 据央行官网，8月3日，人民银行召开2020年下半年工作电视会议，传达学习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经济金融工作的重要部署，总结上半年各项工作，分析经济金融形势，对下半年重点工作作出部署。 会议要求，2020年下半年，人民银行系统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坚持总量适度、合理增长，着力稳企业保就业，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加快深化金融改革开放，促进经济金融健康发展。 一是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切实抓好已出台稳企业保就业各项政策落实见效。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同时注意把握好节奏，优化结构，促进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大幅增长。重点落实好1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政策和两项直达工具，应延尽延，尽可能多地将受疫情冲击的小微企业纳入支持范围。同时，坚持市场化原则，尊重商业银行自主经营权，支持政策不附加硬性要求，消除小微企业顾虑和担忧。抓好阶段性督查和评估验收，推动企业融资成本明显下降，切实推动金融系统向企业让利。 二是守住底线，继续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三年攻坚战。继续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既定部署，以及金融委的具体要求，推动三年攻坚战如期收官，并转入常态化风险防控和风险处置。加快补齐金融风险处置制度短板，健全重大金融风险应急处置机制。落实国务院金融委问责要求，实行重大金融风险形成和处置问责，进一步压实各方责任。加强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加强风险监测评估，密切关注金融风险的边际变化。充分发挥存款保险制度的作用。 三是坚定不移推动金融业稳妥有序开放。继续落实好已宣布的金融开放措施。推动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制度。积极稳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可兑换，统一债券市场对外开放外汇管理政策。深度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切实维护多边主义。 四是不断深化金融领域体制机制改革。认真履行金融委办公室职责，推动已出台金融改革各项措施落地落实。支持地方政府以化解区域性金融风险为目标，量力而行，深化农村金融机构市场化改革。在推动改革中，要保持县域农村金融机构法人地位总体稳定，保持我国金融组织体系的完整性。推动中小银行资本补充，重点加大中小银行发行资本补充债券支持力度。深化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继续牵头推动金融业重点立法，深化“放管服”改革。 五是继续做好金融管理和金融服务工作。统筹做好收官阶段金融扶贫工作。精心组织起草“十四五”金融改革发展规划。深化绿色金融、普惠金融、科创金融创新试点。完善地方金融组织统计制度。推进建设现代中央银行会计财务制度。稳步审慎推进本外币合一银行账户试点。加快完善金融科技监管框架。提高国库会计核算质量。推进征信互联互通。依法有效开展反洗钱监管、调查与监测分析。积极稳妥推进法定数字货币研发。加快建立覆盖全市场的交易报告制度和总交易报告库。 专家解读央行缘何强调“精准导向” 据证券时报，瑞银投资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表示，货币政策除延续此前“更加灵活适度”的表述外，还强调要“精准导向”，这表明货币政策宽松进一步加码的可能性或力度可能有所降低，央行依然更倾向于使用定向工具来支持实体经济。 至于如何促进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大幅增长，光大证券首席银行业分析师王一峰认为，为实现制造业贷款、中小企业贷款增长，促进财政、货币政策同就业、产业、区域等政策形成集成效应，预计监管将设定制造业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增长、小微企业信贷考核等指标。 据21世纪经济报道，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表示，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显著高于去年是对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的延续，但同样也表示这是一个阶段性的政策。随着疫情好转和经济复苏，长期来看还是要给货币政策留有余地，但短期内依旧要显著加大对实体经济信贷、融资的支持力度，稳企业保就业。 据天风证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廖志明预测，随着经济增长的恢复，宽信用政策有所微调，预计下半年新增贷款将由上半年的同比大幅多增转为略微多增，全年新增贷款20万亿左右。此外，预计政府债券净融资下半年将多增2.27万亿左右，政府债券发行量大，支撑社融增速进一步走高。后疫情时代，考虑到货币政策之微调，综合政府债券发行节奏等因素，预计10月份社融增速将见顶于13.5%左右，11月和12月份将略微回落。 北京地区某券商国际金融分析师表示，不管是国常会还是央行会议，都强调称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这也意味着央行的货币政策宽松力度会灵活根据经济复苏状况和宏观经济形势来做出变化，六月、七月经济复苏形势较好，央行货币政策则在逐步退出疫情以来的超宽松状态，恢复常态化，但目前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不明，中美摩擦可能加剧，这些都会影响到央行货币政策导向，今年社融增速没有设立具体目标，也是希望政策调整可以根据经济形势变化灵活。 据每日经济新闻，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央行通过一系列再贷款、再贴现等有针对性的货币政策工具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那么尊重商业银行自主经营权，意在通过该激励措施，使商业银行将政策传导至实体经济。但同时，商业银行要本着商业化、市场化的原则，避免一些潜在的市场风险，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最大限度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 把握动态平衡 货币调控精准出招 中国证券报发表评论称，央行下半年工作电视会议明确，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切实抓好已出台稳企业保就业各项政策落实见效。可以看到，监管部门愈发注重货币政策调控的度和质效，在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发展的同时，更加重视把握好稳增长、防风险等多种目标的动态平衡。 首先，强调货币政策精准导向，意味着央行在未来一段时间会更多使用结构性和直达性货币政策工具，实现货币政策的精准滴灌。今年以来，金融政策的直达性和精准性显著提升，尤其是央行新创设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和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这两个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效率进一步提升。 具体从“精”和“准”上看，“精”意味着未来货币政策重心从重总量转向重结构，力争“少花钱多办事”；“准”则是要确保新增信贷重点流向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或薄弱环节，把每一笔钱都花在“刀刃”上。 其次，强调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表明随着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成果、经济稳步恢复，货币政策也将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按照央行有关人士的说法，当前更加强调“适度”这两个字。“适度”有两个含义，其中之一是总量要适度，信贷的投放要和经济复苏的节奏相匹配。从过去几个月的信贷投放规模和节奏上看，今年完成全年人民币贷款新增近20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超过30万亿元的目标问题不大。下半年信贷投放或趋于平稳。 再次，在推动企业融资成本明显下降方面，更加强调综合融资成本的概念，注重运用市场化改革的办法，通过向实体经济合理让利、深化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推动企业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值得指出的是，企业综合融资成本并不等同于贷款利率。前述央行人士指出，适度的第二个含义即价格要适度，利率不是越低越好。 此外，金融防风险工作不可松懈。在信贷投放相较此前较多的情况下，资金流向监管更加严格，以防止出现资金空转等现象发生，从而进一步提高货币信贷政策执行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同时，要进一步处理好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关系，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继续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三年攻坚战，前瞻性地防控风险，让风险应对走在市场曲线之前。
当前，中小银行吸收了实体经济的大量经营风险，再加上自身存在治理体系不完善、风控缺失等问题，风险正在加大。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已有6家中小银行的主体信用等级被下调，包括中诚信国际将长春发展农村商业银行主体信用等级由AA-下调为A，上海新世纪资信将吉林蛟河农村商业银行（下称“蛟河农商行”）主体信用等级BBB+调至BBB，中诚信国际将烟台农村商业银行（下称“烟台农商行”）主体信用等级由AA-调降至A+等。 6家中小银行主体信用等级被下调 长期以来，相对国有大行、股份行，中小银行经营范围和产品线较为单一，非利息收入有限，而疫情以来，银行业向实体经济让利更收窄了息差空间，中小银行信贷客户的主体小微企业由于抗风险能力较弱、现金流紧张、违约风险较高，也让中小银行在这一特殊时期，利润增长乏力、不良贷款增长明显。 今年以来，至少已有6家中小银行主体长期信用等级遭到评级机构下调，其中3家位于山东，两家位于东北。 （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7月30日，上海新世纪资信将蛟河农商行主体信用等级BBB+调至BBB，展望负面。原因之一在于：蛟河农商行共有本金为36亿元应收款项类投资暂无法回收，对该行资产质量、流动性管理、盈利能力和资本充足度水平产生重大影响。 具体来看，上述评级报告显示，蛟河农商行于2016年先后8次购买邮储银行武威支行发行的理财产品，合计30亿元，利率为5%左右，期限一年，该笔理财资金被邮储银行武威分行内部作案挪用，目前已全部逾期。截至目前，蛟河农商行对邮储银行武威分行依法进行诉讼，案件正在审理中，但该行未对上述理财产品投资计提拨备。 另外，蛟河农商行于2016年分两次购买陆家嘴国际信托发行的侨兴集团有限公司应收账款债权信托受益权，合计6亿元，均已逾期。上述两笔投资均由广发银行惠州分行提供担保。但广发银行惠州分行以相关事件存在内部流程漏洞为由，拒绝按原合同履行代偿，上述案件正在审理中，同样蛟河农商未对上述理财产品投资计提拨备。 中诚信国际评级报告显示，烟台农商行评级下调主要在于：担保圈链风险不断暴露，不良贷款持续快速上升，拨备覆盖率持续下降且远低于监管要求；贷款行业及客户较为集中，逾期贷款和借新还旧贷款占比高，资产质量进一步下行压力大。 具体来看，近年来，烟台农商行水产加工等行业客户信用风险持续暴露，且信用风险沿担保圈担保链蔓延；此外部分村办房地产企业在旧村改造项目过程中出现项目烂尾或销售停滞等现象，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 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末，烟台农商行逾期贷款为31.33亿元，在总贷款中占比11.79%，其中逾期90天以上贷款在总贷款中的占比较年初大幅上升3.61个百分点至8.15%，逾期贷款持续下迁的趋势较为明显；去年末，不良贷款余额为23.43亿元，同比增加11.72亿元，不良贷款率同比大幅上升4.23个百分点至8.82%。 评级报告显示，由于不良贷款规模增长较快，截至2019年末，烟台农商行拨备覆盖率较上年末大幅下降48.79个百分点至76.70%，远低于监管要求，抵御风险和吸收损失的能力弱。考虑到烟台农商行借新还旧等贷款占比较高，未来拨备计提压力依然较大。 政府注资、合并及并购重整化解风险 在经济下行及疫情影响下，2020年以来，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持续上升，考虑到不良传导的滞后性及不良贷款真实暴露等原因，预计下半年商业银行资产质量仍面临下行压力。 从不同类型银行来看，新冠疫情对全国性大型银行资产质量的影响较小，疫情相对严重区域的中小银行受到的冲击较大，城商行和农商行的盈利表现相对较差。 但与此同时，政策对中小银行的支持力度也在持续加大。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推动中小银行补充资本和完善治理，更好服务中小微企业，让中小微企业贷款可获得性明显提高、让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5月27日，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发布了11条金融改革措施，进一步提出推动中小银行和农信社深化改革，加快中小银行补充资本和优化公司治理，完善对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激励约束机制。 6月1日，央行等八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提出开展商业银行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能力提升工程，改革完善外部政策环境和纪律约束机制。6月17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则提出要合理补充中小银行资本金，督促银行完善内部考核激励机制，加大不良贷款核销处置力度等。 央行原副行长、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学术总顾问吴晓灵在8月3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表示，要推进中小银行改革，完善治理体系，提高内控水平，增强风控和盈利能力。部分中小银行治理体系和内控体系不够健全，存在股东大量关联交易掏空银行资金或内部人控制导致风控审批制度形同虚设的风险，这是当前中小银行治理和经营中最重要的风险来源。若中小银行的公司治理体系不完善，不能有效地约束股东和管理层的行为，风险管理等制度失灵，即使通过补充资本等方式暂时解决了银行的财务问题，也不能化解银行治理和经营中的根本性风险，难以持续。 “对于监管部门拟从今年的专项债额度中划出2000亿元用于注资中小银行，政府要将注资补充银行核心资本当作银行改革的一个契机，在补充资本的同时化解存量风险，解决银行治理体系问题，把部分银行的治理架构重新理顺。”吴晓灵建议。 一位银行业分析人士称，目前，国内有4000多家中小银行，经营管理水平和盈利能力分化较大，竞争激烈。一些业务能力不突出、经营风险高、公司治理漏洞较大的中小银行，可以通过合并、并购等方式重整，提高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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