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国可能将香港踢出SWIFT的说法传播很广、影响很大。但实际上，将整个香港完全踢出SWIFT是非常复杂而敏感的，几乎是不可能的。 最近，有关美国可能将香港踢出SWIFT，切断港币与美元联系汇率制，迫使香港以及参与香港事务的中国金融机构退出美元交易与国际清算体系，从而使香港与中国的国际贸易与金融往来严重受阻的说法传播很广、影响很大，但其中很多说法并不准确。 这就涉及一个重要问题：如何客观准确地看待国际收付清算体系。 一、准确看待SWIFT SWIFT（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s---环球银行间金融电讯协会），首先由6家欧洲的国际银行发起，并由来自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的15个国家239家银行参与，于1973年5月按照比利时法律登记注册宣布成立，是一个国际银行间收付信息电文标准制定及其传递与转换的会员制专业合作组织，总部设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 现在会员单位已经从银行扩展到其他金融机构、金融交易所以及大型企业集团等，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会员单位超过1.1万家。其中，中国银行于1983年加入SWIFT，成为其第1034家会员。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机构加入，中国成为SWIFT越来越重要的业务来源，得到越来越高的重视。 为支持全球持续运行，SWIFT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主要覆盖欧非）、美国纽约（主要覆盖美洲）、香港（主要覆盖亚太）分别设立信息（电讯）交换中心（Swifting Center），形成覆盖全球的、每8小时左右一个交换中心相互连接、24小时连续运行的金融电讯网络体系，为会员单位从事跨境收付清算业务提供快捷、准确、优良的电文传送与转换服务。 SWIFT是一个国际金融电讯协会，首先要形成标准统一的电文格式（包括数百种金融交易专门的电文格式），以及会员单位的身份标识体系（如“中国银行北京分行”的识别代码为BKCHCNBJ300，其中包括：银行名称专用代码——中国银行BKCH、所属国家代码——中国CN、所在城市或地区代码——北京BJ、经办机构代码——北京分行300）。同时，必须建立与所有会员单位及其所在国清算中心相互连接的通讯网络体系，以及电文传送和处理、信息或数据存储与核查等配套的基础设施，并确保其便捷高效与安全可靠。 SWIFT是一个非官方的协会组织，董事会为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的组成，除最初的成员国美国、比利时、法国、德国、英国、瑞士各有两个董事席位外，其他国家最多一个董事席位，主要按照成员所在国的业务规模及其影响力分配和增加新的名额。在亚太地区，除日本、澳大利亚、香港、新加坡外，2012年新增加中国大陆一名董事，本人则代表中国银行成为中国大陆首任SWIFT董事。日常经营管理由CEO领导执行部门负责，并处于董事会的监督之下。长期以来，其董事长基本上都是由美国会员单位的代表担任，CEO则基本上由欧洲人担任。 经过几十年的不断完善和努力拓展，SWIFT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国际收付电讯传送与交换处理体系，成为最重要的国际收付清算体系的基础设施（信息通道），对支持国际收付清算，进而支持国际经贸往来和金融交易的发展，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加入SWIFT，就很难开展国际收付清算业务，至少在效率、成本和安全性等方面都可能深受影响。 SWIFT设立的初衷，是成为一个不受任何政治影响和政府干预，为最广泛的国际收付参与者提供专业电讯服务的中立组织，充分保护会员单位的商业秘密，并且基本上一直保持到2001年美国“9.11”恐怖袭击之前。但由于SWIFT在国际收付清算体系中独特的信息通道作用，它也很难摆脱日益强化的金融监管。“9.11”爆发后，美国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案》启动“恐怖分子资金追踪计划”（Terrorist Finance Tracking Program， TFTP），授权美国财政部追踪并冻结恐怖分子的资金流动，并迫使SWIFT予以协助，停止对被列入制裁对象的个人、企业、金融机构提供服务，并要接受实际执行情况的调查。现在，SWIFT非常重视中立性与合规性的平衡，主要接受十国集团（G10）中央银行的监督管理，其中，比利时国家银行（NBB）在SWIFT的监督中起主导作用。根据G10央行的决定，除对一些个人、单位实施制裁外，SWIFT先后对朝鲜、伊拉克、伊朗、利比亚、俄罗斯等国金融机构实施制裁，甚至将个别国家所有金融机构予以除名，从而使受制裁国家对外经贸往来与国际金融交易严重受阻，经济社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SWIFT并不是单纯的美元国际收付电文系统，也并非完全受到美国的控制，而是包括十多个主要国家货币在内的多币种电文处理系统，且运行的货币仍在不断扩充，其中也包括港币和人民币。当然，美元作为全世界最主要的贸易结算与金融交易货币（超过42%的份额）及国际储备货币（超过60%的份额），美元收付清算在SWIFT中占据最重要的地位，美国作为全球美元最重要的供应与管理者，对SWIFT也就具有最重要的影响力。 二、准确看待国际收付清算体系 国际收付清算，首先必须真正实现资金所有权从付款方向收款方的转移，这就必然涉及到收付款双方及其开户银行的资金账户，以及能够使其开户银行账户联通的中介机构资金账户。这些资金账户以及相互之间的资金转账清算体系，才是国际收付清算体系的核心。 SWIFT只是国际收付体系中的电讯通道（重要的基础设施），并不涉及会员单位真正的资金账户，并不是国际收付清算体系的全部。SWIFT还必须与各国的资金账户清算体系连接，真正将资金从付款方账户转到收款方账户，才能完成国际收付清算，才能形成完整的国际收付清算体系。 比如，在美国，SWIFT还需要与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国际支付清算体系CHIPS连接，CHIPS则与SWIFT的美国成员单位的国际收支账户相连接。CHIPS与SWIFT的美国成员单位还要与美联储主导的美元大额支付系统Fedwire相连接，以实行美元资金与CHIPS的交互并接受美联储的监管。在中国，SWIFT同样要与中国的人民币国际收付清算体系CIPS连接，CIPS与SWIFT的中国会员单位还要与央行主导的大额支付系统CNAPS连接。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国内清算与国际清算的要求，包括运行时间、电文标准（是否与国际接轨）、使用语言（文字）、安全保护等存在很大不同，所以，世界各国一般都会将国内清算体系（如美国央行主导的的支付系统Fedwire）与国际清算体系（如美国私营支付清算系统CHIPS）分别建设与管理，并保持相互之间的连接与风险防火墙机制。 由此可以明确的是，国际收付清算体系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各国自己主导的，主要运行本国货币的资金清算体系，如CHIPS、CIPS等。二是各国统一共享的国际收付电讯运行体系，如SWIFT。二者相辅相成、紧密联系，缺一不可。其中，国际收付电讯体系属于基础设施，要建立和管理一套覆盖全球、广泛连接、高效服务海量用户的收付电讯体系是极其不容易的，能够共建共享一套国际收付通讯基础设施，对世界各国和广大用户总体而言是最经济的选择。 三、金融制裁与国际收付清算体系 国际收付清算体系是为国际间经济金融往来发展服务的，国际收付清算体系的高效运转又对国际间经济金融往来的发展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当然也必然要遵守国际规则，受到日益严格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等金融监管。 近些年来，实施金融制裁，特别是阻断被制裁对象的美元国际收付，甚至要求SWIFT进行除名等，也成为美国日益重视和强化运用的重要战略工具。其中，除朝鲜、伊朗等国家外，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联合其盟国直接对俄罗斯发动了长达数年的金融制裁，包括冻结或罚没被制裁对象在美资产、限制俄国某些特殊贸易和金融交易、切断被制裁对象美元使用渠道（如限制使用SWIFT）、限制其他金融机构与被制裁对象进行金融交易等，对俄国产生了重要影响。违反禁令的金融机构等组织，将受到美国的严厉处罚，包括巨额罚款，乃至吊销执照，被纳入制裁名单，甚至被追究刑事责任等。 这日益表现出美国的“美元（金融）霸权主义”倾向，也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为摆脱被美国束缚或制裁的被动处境，有效保护本国利益，不少国家都尝试建立自己主导的新的国际收付清算体系。如，俄罗斯从2014年即开始启动本国的金融信息交换系统建设，欧盟为维持与伊朗之间符合欧盟法律的贸易往来，也在尝试推动自己的“贸易往来支持工具”（简称INSTEX）。新加坡也在积极尝试运用区块链技术建设新的国际收付清算系统等。但到目前为止，这些尝试的效果仍然不尽人意。 这其中涉及一个重要问题是：建立一套自己主导的国际收付清算体系的含义到底是什么？ 从前述国际收付清算体系的基本结构可知，各个国家都要建立一套自己主导的类似SWIFT的收付电讯传送和处理体系，投入极大，是非常困难的。从全球整体看也是非常不经济的。其实，各个国家能够直接主导的，是本国的资金清算体系，而不是SWIFT。即使是美国，要对其他国家的个人、企业、金融机构等实施金融制裁，也主要是从其本国金融机构（包括外国在美金融机构）开始，主要是对美元收付进行控制。然后才是动员其盟国参与联合实施制裁。最后才是影响联合国组织或SWIFT组织全面实施制裁。 同时要看到，国际收付清算体系是为国际经济往来服务的，金融制裁是建立在经济制裁基础之上的。美国要对其他国实施金融制裁，前提一定是美国首先宣布对该国实施经济制裁，控制与该国的经贸往来和金融交易等。如果美国切断与另一国家的经济往来，两国之间的收付清算自然也就不复存在。如果美国不能彻底切断与一个国家的经贸往来和金融交易，也就不可能完全切断与这个国家的美元收付清算，也不可能完全切断SWIFT与这个国家的联系。 在这种情况下，设想在SWIFT之外重新建立一套新的国际收付清算体系，其实是不尽合理的。所以，即使中国从2015年就正式推出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系统CIPS，并不断完善和推广，但CIPS基本上类似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CHIPS，并不是完全独立于SWIFT的国际收付清算体系，也要与人民币大额支付系统CNAPS（类似于Fedwire）相互联通，并在跨境电文传送与处理方面，目前仍主要依赖SWIFT体系。 可见，离开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的增强，单独依靠建立新的国际收付清算体系来抵抗美国的金融制裁，实际效果是很难达到预期的。 四、对美国可能把香港或中国踢出SWIFT的看法 从香港的情况看，美国可能因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而对一些个人、企业等实施金融制裁，限制其通过SWIFT进行资金收付，但要将整个香港完全踢出SWIFT，则是非常复杂而敏感的，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香港目前属于亚洲最重要的转口贸易与国际金融中心，美国在港拥有巨大的经贸与金融利益，将香港踢出SWIFT，不仅中资机构和香港会受到影响，所有在香港的国际机构（包括美国的机构）都将受到严重影响。而这也必然会遭到中国的坚决抵制。 从中国的情况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世界最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和最大的货物进出口贸易国，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拥有成长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并且还在进一步扩大包括金融领域在内的对外开放。因此，美国要完全切断与中国的经济往来或实施全面封锁是非常难以实现的，这将意味着开启“新冷战”，将推动中美脱钩和世界分裂，将对全球贸易与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冲击，将使美元的全球需求量和影响力深受影响，将推动新的国际收付清算体系的建立并与美国主导的体系抗衡，将对世界和平带来极大威胁，美国可能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对此，更不能惊慌失措，而要冷静应对。 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中国要坚定推动改革开放，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切实增强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包括人民币与中国金融的国际影响力）；要坚持与他国平等互利，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争取国际社会更多的信任和支持。同时，要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可能激化国际矛盾、出现极端恶劣情况做好充分应对准备。在国际收付清算体系方面，既要加强CIPS与SWIFT以及双边组织的沟通配合，共同抵制单一国家的霸权行为，也要积极探索运用包括区块链加密技术在内的信息科技与网络技术，加快数字货币研发及其配套运行体系建设，推动全新的国际收付清算体系发展。
7月17日，据银保监会网站消息，近日，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印发《全国非法集资监测预警体系建设规划（2020-2022年）》（以下简称《规划》），旨在构建线上线下紧密结合、央地平台互联互通的监测预警“天罗地网”，强化科技赋能，促进关口前移，阻止非法集资风险蔓延放大，切实保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近年来，非法集资“网来网去”特征明显，风险蔓延快、波及面广、涉众性强，大案要案高发频发，严重影响经济金融秩序和社会大局稳定。党中央对防范金融风险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健全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坚持做到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为全面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健全非法集资全链条治理格局的战略性基础设施，打造覆盖全国的非法集资监测预警体系势在必行、迫在眉睫。作为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牵头单位，中国银保监会联合部分地方政府和成员单位，就建设非法集资监测预警体系三年规划深入调查研究，组织专家学者反复论证研讨，向各地各相关部门广泛征集意见建议。在充分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完成《规划》编制工作。 《规划》强调，注重关口前移、打早打小,提高监测预警体系见微知著、防微杜渐的能力，力争在苗头时期、涉众范围较小阶段推动解决问题；注重互联互通、共建共享,加强顶层设计，健全体系机制，搭建技术平台，深化数据融合，打造形成“全国一张网”；注重科技赋能、安全高效，大力拓展数据来源，统一数据标准和技术规范，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全面提升风险预警效能。强化安全意识，健全防护制度，保障数据安全。 《规划》明确，到2020年底：完成国家平台和大部分地方平台建设，率先实现国家平台与重点地区平台对接。到2021年底：各地完成地方平台建设，并与国家平台全面对接。到2022年底：基本建成“统分结合、智能驱动、高效协同”的全国非法集资监测预警体系。
进入下半年，多地陆续出台行动方案加码促消费。《经济参考报》记者获悉，近期包括上海、浙江、山东、云南等地都出台了新的促消费举措，其中，大宗消费、夜间消费等领域成为热点，并在物流建设、商品追溯等流通环节和质量保证方面加大融资、用地、税收优惠政策扶持力度，进一步畅通产销循环。专家认为，随着支持政策落地，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引领作用有望进一步强化，经济韧性也将进一步显现。 7月10日，在广州召开疫情防控复工复产新闻发布会（促消费系列活动专题），市商务局负责人表示，下半年广州促消费活动将涵盖时尚、汽车家电等重点消费品、5G等新兴消费热点，助推广州市消费升级。 7月8日，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刘敏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下半年会继续巩固“五五购物节”成果，通过板块轮番启动，做到消费市场热度不退、力度不减、亮点不断。将用足用好促进汽车消费政策组合拳，组织上汽等企业继续开展汽车品牌大联展、以旧换新等促销活动。 之前，深圳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促进消费增长若干措施的通知也明确，对消费者“以旧换新”购买小汽车（含新能源车）给予一定奖励。还将鼓励发展绿色和智能消费。联合生产厂家和家电销售企业实施家电“以旧换新”和智能产品补贴计划，对消费者新购部分智能数码产品和节能家电产品，按实际购买价格的10%给予补贴，每位居民最高补贴1000元。 浙江、云南、山东等地出台的下半年促消费举措中，也都涉及新一轮汽车下乡、家电及5G通信产品“以旧换新”等刺激消费政策。 另外，夜间经济成为重要发力点。其中，深圳在促消费措施中提出，以“夜深圳·潮生活”为主题，举办灯光夜市、泼水节、草地音乐节等特色夜市活动，打造一批夜间消费网红打卡地。上海表示，将把握盛夏季节优势，丰富夜间消费场景，提升夜间经济品质，进一步繁荣夜间消费市场。烟台则聚焦打造滨海一带，以及滨海广场、芝罘仙境、万达商贸综合体等“一带十一区”夜间经济集聚区，繁荣“夜游、夜娱、夜食、夜购”等消费业态。 记者注意到，在挖掘上述热点领域的同时，本轮促消费还着眼于打通物流建设、商品追溯等商品流通环节和质量保障。 在物流建设领域，多地都出台了相关文件。新疆7月3日印发《自治区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快形成强大市场的实施方案》，明确将进一步完善优化快递物流设施布局，推进地州中心城市航空、公铁陆运集散中心及中小城镇快递配送中心建设。 山东省发展改革委7月6日发布《关于山东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实施“快递进村”三年行动计划，着力推动邮快合作、快快合作、快交合作、快商合作等模式。 云南也在近日推出的《支持特色农产品加工和冷链物流建设政策措施》中提出，将结合该省现代物流产业“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进一步加强农产品冷链物流设施的规划布局，鼓励和支持企业推广使用冷链先进装备与技术。 下一步，要在提振基建上进一步下功夫，长短结合抓好补短板。“这既是带动投资带动生产之举，也是为现代化城市体系、产业体系、生态环保体系提供高水平基础支撑和保障，从长远看也是为我们第二个百年目标打好基础，为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打好基础。” 具体而言，张立群表示，下半年要围绕全局长远规划蓝图，尽快确定一大批重大工程项目，包括城市地下综合管廊体系、高水平污水处理体系、高水平垃圾处理体系、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大江大河高水平治理工程、高标准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等，都要加快谋划建设全局性长远性大工程。“这是一篇大文章，要切实谋划好。这样的话，就可以将两会上安排的财政、金融资金充分调动起来，‘好钢用在刀刃上’，进而提振投资，带动重化工原材料、零部件、能源、工程机械等多个方面企业的订单显著增加，带动企业开工率提高，进而拉动就业、居民收入全面恢复，实现扩大消费的目标。” 张立群强调，下半年要进一步抓好政策落实，进一步发挥好扩大内需战略的综合成效，这决定着我们全年经济社会既定发展目标的实现。“我们有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有强大的生产供给体系，只要加大宏观政策实施力度和切实提高政策实际效果，把我们的优势充分调动起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三大攻坚战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据商务部消息，为进一步整合农村电商培训资源，提升电子商务进农村工作实效，总结推广各地发展农村电商，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好的经验做法，商务部、财政部决定设立农村电商公开课。 公开课主要面向负责农村电商工作的政府机关人员，农村电商公共服务中心、物流中心、合作社、乡村服务站点、有关企业等工作人员，返乡大学生、退伍军人等农村电商创业人员，以及其他关心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人员。 公开课主要内容包括：政策解读分析。党中央、国务院“三农”政策宣贯，农村电商发展政策解读，农村市场和农产品流通体系发展趋势分析等。经验分享交流。各地提升电子商务进农村、助力脱贫攻坚方面好的经验做法，包括农村电商公共服务体系、农村电商物流配送体系、农村产品商品化电商化、区域公共品牌和企业品牌、农村商贸流通体系转型升级等。电商技能提升。电商创业与经营的实操技能和方法，包括网店经营、电商营销技巧、直播带货、客户管理、农产品网销等。 要求各省级商务、财政主管部门要指导示范县进一步完善农村电商培训体系和机制。加强与本地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等资源合作，建立能够持续、稳定发挥作用的培训主体，科学、系统编写培训教材。针对政府、企业、创业青年、农户等不同对象，合理确定培训目标，丰富培训内容和形式，提升普及培训和技能培训质量。如实做好培训记录。完善培训回访机制，跟踪指导电商创业、网购网销等，提高培训转化，巩固培训效果。
人民币地位能否长期稳固地提升，取决于中国能否坚持改革开放、转型升级的发展方向，能否保持经济的平稳增长，能否增强企业的全球竞争力，能否维护并改善国内外投资者对中国的投资环境、法制环境及软实力的信心。 为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冲击，全球大部分国家的政府和央行都摒弃了常规情况下财政和货币纪律的约束，采取了大规模、非常规的纾困与救助措施，以帮助本国居民和企业度过这段艰难时期。美联储更是推出了“无限量化宽松”政策，以减少金融市场的波动，防止危机蔓延。作为灾难与危机救助措施，这些非常规的举措无可厚非，非常必要！但由于许多经济体政府本已债台高筑，国债可持续性本已堪忧，不得不依赖中央银行大规模扩张资产负债表来支持，直接或间接地形成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事实。例如，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在2020年3-5月的3个月时间里就从4.2万亿美元扩大到7.1万亿美元（图1），增幅达2.9万亿美元，超过世界第五大经济体英国2019年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2.8万亿美元）。 从美国目前的疫情、经济与金融形势来看，此轮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扩张远远没有结束，很可能在明年底之前就超过9万亿美元，为2008年金融海啸前的10倍。显然，美国政府和央行正在利用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特殊地位来帮助其度过当前的困境。作为国际投资者和更广泛的市场经济主体，不得不严肃思考美联储这一举措的深远影响和历史意义。 毋庸置疑，一个关键问题是：这些非常规政策对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意味着什么？ 国际货币体系的现有格局 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完全依赖于中央银行信用的信用货币体系。它以美元为主，欧元为辅，英镑、日元和人民币等货币为配角。2019年，美元在全球储备货币中占比逾60%，其次是欧元（20%）、日元（6%）、英镑（4%）和人民币（2%）。作为国际清算货币，美元所占比重超过40%，欧元超过30%，英镑（6%）、日元（4%）、人民币（2%）等其他所有货币加总仅占四分之一的比重。 这一体系的雏形源自1945年建立的以美元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到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后进入纯粹基于各国央行信用的信用货币体系，之后又经历了多次危机与变革，包括从固定汇率制过渡到浮动汇率制、日元的崛起、欧元的诞生、英镑的衰落、人民币国际化等等。直至今日，美元在这个体系中的支柱地位依然坚如磐石。这表明，尽管过去50年来对美元地位的担忧不绝于耳，但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显然是一个难以撼动的稳定均衡格局。 回顾世界货币的演变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主权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与一国的经济实力息息相关。以美元为例，1894年，美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的经济体量就已经超过英法德三国总和；而到二战结束时，美国的黄金储备已超过其他所有国家之和。鉴于美国如此强大的经济实力，1945年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时，选择以美元为核心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由于“特里芬难题”及美国经济在1960年代所面临的困境，美联储也难以摆脱“超发”的魔咒，令美元从战后初期的“美元荒”迅速转变成“美元灾”，最终迫使尼克松总统在1971年夏天将美元与黄金脱钩，终结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从此以后，全世界进入了一个完全基于央行信用的信用货币体系。美元供应更如脱缰的野马，一发不可收。1971~2019年底，美国的广义货币（M3）供应量增长了26倍，而同期美国的实际GDP只增长了3倍（图2）。显然，高速的货币成长，远远超出了实体经济成长的需要，更多转化为价格上涨（包括消费物价和资产价格）。这是为什么过去50年来对美元地位的担忧此起彼伏，也是此轮美联储“无限量宽”政策重燃这一担忧的原因。 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在过去50年来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虽然今天它仍然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其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已经从1960年的40%下降到目前的24%，而且经济基本面相当脆弱，经济和社会都面临严重的结构失衡。巨额的“双赤字”（即财政赤字和经常账户赤字）几十年来一直困扰着美国；社保基金入不敷出，其庞大的隐性债务也不容忽视；愈益严重的贫富差距加剧了民粹主义，而种族歧视、毒品泛滥及阶层固化等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加剧了社会的脆弱性。长期来看，如若没有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美国很可能早已陷入深度的债务危机、货币危机甚至社会危机了。 当然，从当前形势看，似乎难以想象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会遭遇重大挑战，暂时也找不到令人信服的替代品，因此美联储似乎可以尽情享受美元的“铸币税”，无限扩表，应对任何危机。然而美联储的“无限量宽”也有极限。一旦高通胀回归，就会立即给“无限量宽”政策画上句号，并有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即便不出现高通胀，市场也有可能通过“用脚投票”给“无限量宽”划一个界限，甚至迫使量宽政策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事实上，国际投资者对美元和美元资产的态度已经有所变化。例如，2015年以来，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已连续5年净卖出美国长期国债；尽管外国私营部门的投资者还在净买入，但二者加总，外国投资者过去5年已累计净卖出5000多亿美元的美国长期国债。而今年3月份开始的“无限量宽”很可能会加剧海外投资者对美元和美元资产的担忧，进一步削弱美元的信用，使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的支柱地位出现进一步的松动。 谁是美元的替代品 经过50多年的发展演变，全球经济已与20世纪70年代初大不相同。与之相应，国际货币体系有可能出现了新的均衡点，甚至有多个新均衡点，其中有些均衡点很可能比当前的均衡点更有效率。如果在新均衡点中，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的地位明显下降，那么谁有可能填补美元的地位呢？ 一种潜在均衡是，黄金、比特币或其他具有总量限制的商品或资产取代包括美元在内的现有的主权信用货币。这种可能性在今天看来微乎其微，因为黄金和比特币的供应量是有限的，很难承担全球流通货币的职能，很容易造成全球通货紧缩，这在对“金本位”的研究中已被论证得很透彻。因此，黄金和比特币未来更有可能作为一种保值资产（而不是货币）而存在，不可能成为未来货币体系的主角。也许区块链和数字货币技术的进步会给人类带来更多可能性和选择，引发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大变革，只是今天尚不得而知。 另一种潜在均衡是，类似于Libra（天秤币）的超主权货币（或稳定币）替代美元成为全球支柱货币。理论上讲，由Facebook主导打造的数字货币Libra 1.0版（与一篮子货币挂钩）在应用过程中有可能，也有潜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逐步演化成为取代美元的国际支柱货币，但由于其与主权货币的竞争关系、数据安全和监管困难等一系列问题，遭到各国政府（尤其是美国政府）的强烈反对和压制，未能推行。之后推出的Libra 2.0版已经退化成依附于单一主权货币的支付工具，已无可能取代或颠覆法定货币。其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早在50年前就发明了类似的超主权货币：特别提款权（SDR）。但由于对美元地位的潜在威胁，其额度发行一直遇到各种阻碍，自发明到现在的50年间，发行总额度不足3000亿美元，与美联储过去3个月扩表2.9万亿美元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可见，类似于SDR这样的超主权货币虽然很可能优于美元，但在实践应用与推广中面临重重困难。 第三种潜在均衡是，现有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不同货币，在体系中的相对重要性出现较大变化，美元一家独大的局面消失，形成多支柱、多元化、更平衡的新格局。例如，随着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从1960年的5%上升到目前的16%，以中国在全球排名第二的经济体量、排名第一的贸易总量，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有潜力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是，实现这个演变并不容易。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形成多年，市场形成了习惯和共识，在此之上也建立了很多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很难另起炉灶。因此，若要从当前的均衡过渡到新均衡，只有出现很大的外部冲击时才有可能改变。 当前新冠疫情所形成的全球危机，是一个很大的外部冲击，很可能要历时多年，最终导致全球经济格局、各国财政负担及央行资产负债表出现巨大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中国经济能够继续保持稳健成长，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对外开放愈益深化，企业与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届时，完全存在一种可能，即市场将主动推动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令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人民币国际化的未来 从当前形势看，中国可以说是全世界基本面最健康的经济体之一，明显优于欧美日及大部分其他经济体。中国连续25年保持经常账户顺差，对外收支总体平衡；财政状况也比较稳健，政府债务负担（包括地方政府）过去10年虽然有大幅度上升，但整体公共负债率仍然低于80%的国际警戒线，而且政府有巨大的国有资产做后盾（总额相当于GDP的100%）；由于中国储蓄率在全球位居前茅，相对而言，民众在面临当前的经济困难时更容易渡过难关；国家外汇储备更是稳居全球第一，规模逾3万亿美元，有足够的实力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外部冲击，维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 此外，得益于“降杠杆、防风险”的前瞻性调控举措，中国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在过去几年都保持了比较大的克制和纪律性，因此在应对此轮全球危机时的政策空间更大。这些优势都有助于中国经济在今后数年平稳发展，为人民币国际化的进一步拓展和提升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在看到人民币国际化潜力的同时，我们也要充分认识到这一进程中存在的风险、挑战和障碍。具体来说，宏观经济大幅度波动、国内金融体系遭受冲击、货币超发与资产价格泡沫、“中等收入陷阱”、“中美脱钩”与“逆全球化” 、地缘政治风险等，都有可能削弱全球投资者对人民币的信心。因此，我们要平衡好短期“稳增长”与中长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以免杠杆率快速反弹导致系统性风险的再次积聚。如果我们能够比较平稳地渡过这场全球性危机，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平稳发展，危机之后，人民币国际化大概率会获得市场的更大认可。 当然，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重要性的提升只是从中长期来讲的一个可能性，不是必然的。人民币国际化应由市场决定、水到渠成。美元能否维持地位，取决于美国在新冠肺炎疫情过后恢复经济的能力，以及中长期能否保持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全面领先地位和竞争优势。同样，人民币地位能否长期稳固地提升，取决于中国能否坚持改革开放、转型升级的发展方向，能否保持经济的平稳增长，能否增强企业的全球竞争力，能否维护并改善国内外投资者对中国的投资环境、法制环境及软实力的信心。同时，我们也需要加快一些技术性的基础设施建设，为人民币国际化向纵深发展铺平道路。例如，实现人民币在资本账户项下的完全可兑换、加速扩展人民币国际清算体系（CIPS，即中国跨境银行间支付系统）等，都是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的必要条件。 最后，需要提醒的是，在一个非线性系统中，从一个均衡过渡到另一个均衡的过程往往不是平滑的，而是剧烈的“跃迁”或“突变”；用公众易懂的词语来解释，就是有可能发生“危机”或“灾难”。在人类历史上，无数次货币体系、货币制度的变迁都是痛苦而突然的，对经济、社会甚至政治的稳定也可能造成威胁。虽然“跃迁”的时点、路径、形式、结果都难以预测，但我们对此必须深谋远虑，本着“合作共赢”的思路和理念，未雨绸缪，积极应对。
炎炎烈日下，农民在田间辛苦劳作，施肥、浇水、查看作物长势，这是人们印象中传统的耕种方式。如今，更为精细、高效的现代农业技术已带来颠覆性改变。农田中布置的高倍率监控摄像头，能定时自动巡航拍摄形成高清影像；传感器全面监测温湿度、日照强度、风速风向、土壤状况和病虫害等数据；不同地块要浇多少水、不同作物要施多少肥，都能精准计算，既节省了资源又避免环境污染。 这样的场景，得益于工业互联网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以海尔公司的工业互联网平台COSMOPlat为例，通过田间的监测站采集数据并建模指导生产，农产品品质和产量得到了大幅提升，平均亩产比当地其他土地高20%。 随着新型基础设施概念的火热，工业互联网的发展也受到更多重视。在加速工业技术改革创新、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打破行业壁垒、释放经济发展新动能等方面，工业互联网的优势已日益凸显。 带来生产力的又一次飞跃 何为工业互联网？ 2012年，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发布《工业互联网：突破智慧与机器的界限》白皮书，首次提出工业互联网的概念。此后，工业互联网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发展。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工业互联网产业经济发展报告（2020年）》指出，工业互联网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工业经济深度融合的全新经济生态、关键基础设施和新型应用模式，通过人、机、物的全面互联，实现全要素、全产业链、全价值链的全面连接，将推动形成全新的生产制造和服务体系。 “全面连接”是工业互联网的重要特性，应用场景广泛。 比如在一个工厂里，从单个机器到生产线、车间再到全厂，工业互联网帮助生产数据互联互通，实现智能决策和动态优化，提升全流程生产效率、提高质量、降低成本。 在一个产业链中，工业互联网可以整合上下游资源，实现协同设计、协同制造、垂直电商等新模式，降低新产品开发制造成本、缩短产品上市周期。 在做产品服务时，工业互联网能通过对设备、产品的实时监测，提供远程维护、故障预测、性能优化等服务，并反馈优化产品设计，助力企业服务化转型。 当前，工业互联网平台已应用于工程机械、钢铁、能源、交通、医疗等众多行业。据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统计，目前全国各类型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数量共有数百家，有一定区域影响力或行业影响力的平台有50多家。2019年8月，工信部发布《2019年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清单公示》，公布了入选的海尔COSMOPlat、树根互联根云、华为FusionPlant、阿里supET、东方国信Cloudiip等10家企业的工业互联网平台。 这些工业互联网平台在应用中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智能化生产方面，东方国信Cloudiip的炼铁云解决方案应用于全国210座高炉，实现降低冶炼成本20亿元/年。在网络化协同方面，阿里SupET平台对接了102家“淘工厂”计划排产系统，满足了俄罗斯世界杯期间上亿个玩偶的订单交付需求。在个性化定制方面，海尔COSMOPlat平台帮助房车生产企业打造线上用户交互社群，部署研发协同、智慧生产等应用模块，使得产品成本下降7.3%，智能化房车的产品溢价达到63%。在服务化延伸方面，树根互联根云平台接入高价值工业设备超66万台，实现设备实时工况诊断、远程定位与运维。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工业互联网与物联网研究所工程师张译霖认为，工业互联网除了能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还能帮助政府及时获取市场产业态势和发展需求，从而更准确地提供相关扶持政策，更好地把握市场平衡。对普通百姓来说，工业互联网的应用可以推动智慧家居、智能网联汽车、智慧城市的建设，并将满足人们对各类产品的个性化需求。“比如，人们可以更深入地参与到汽车的设计阶段，根据自己的需求，配置汽车的功能组合和外观结构，获取汽车的生产进程，进行汽车质量追溯等。” “可以说，以泛在互联、全面感知、智能优化、安全稳固为特征的工业互联网带来了生产力的又一次飞跃。工业互联网正在全球范围内不断颠覆传统制造模式、生产组织方式和产业形态，推动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加速发展壮大。”张译霖说。 增长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 《工业互联网产业经济发展报告（2020年）》指出，2018年、2019年，中国工业互联网产业经济增加值规模分别为1.42万亿元、2.13万亿元，占GDP比重分别为1.5%、2.2%。预计2020年，中国工业互联网产业经济规模将达3.1万亿元，占GDP比重为2.9%，可带动约255万个新增就业岗位。工业互联网产业经济核算包括核心产业及融合带动影响，随着工业互联网加速向各行业拓展，2019年融合带动的经济影响占工业互联网产业经济比重已达74.8%，工业互联网将成为国民经济中增长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 作为“新基建”的核心要素，工业互联网的发展受到高度重视，相关扶持政策接连出台。 2017年11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提出要立足国情，面向未来，打造与我国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工业互联网生态体系，使我国工业互联网发展水平走在国际前列，争取实现并跑乃至领跑。 该《意见》指出，在2018—2020年三年起步阶段，初步建成低时延、高可靠、广覆盖的工业互联网网络基础设施，初步构建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初步形成各有侧重、协同集聚发展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初步建立工业互联网安全保障体系。到2035年，建成国际领先的工业互联网网络基础设施和平台，形成国际先进的技术与产业体系，工业互联网全面深度应用并在优势行业形成创新引领能力，安全保障能力全面提升，重点领域实现国际领先。到本世纪中叶，工业互联网网络基础设施全面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能力、技术产业体系以及融合应用等全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前列。 2018年，“发展工业互联网平台”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同年6月和7月，工信部印发《工业互联网发展行动计划（2018-2020年）》《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及推广指南》和《工业互联网平台评价方法》。 今年3月20日，工信部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加快发展的通知》，提出加快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工业互联网在更广范围、更深程度、更高水平上融合创新，培植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并鼓励各地结合优势产业，加强工业互联网在装备、能源、矿业等国民经济重点行业的融合创新。 各地方也在努力推动工业互联网落地发展。 2018年6月，浙江省发布工业互联网战略，提出将率先推进建立“1+N”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和行业联盟。其中，阿里supET平台是“1+N”平台体系的核心，已基本形成了可持续运营的商业模式和可复制推广的服务经验。 湖南省积极推进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已位居中西部前列。全省8家企业获评工信部2019年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项目，3家企业获评工信部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截至2019年12月，湖南省华菱集团的钢铁产业链协同制造与营销服务平台总交易额高达141.92亿元；金码智能的自助零售终端商品销售收入29825余万元，同期增长超过5600万元。2020年3月，湖南省工信厅透露，该厅已遴选40个2020年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计划项目，涉及总投资11.8亿元。 建设广覆盖、高可靠的体系 在“新基建”的风口下，工业互联网的发展前景被寄予厚望。 在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副总工程师田野看来，中国高度重视工业互联网的创新发展，目前已取得一系列显著成果，广覆盖、高可靠的工业互联网网络体系正在加快建设，能力多样、特色鲜明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已逐渐成型，国家、省、企业三级联动工业互联网安全监测平台正加速构建。 新冠肺炎疫情为工业互联网的发展带来一定影响。张译霖指出，在抗击疫情期间，工业互联网极大提升了对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处置效率，显示出工业互联网的内在优越性。“预计未来会有更多企业投入资金建设工业互联网，以提升企业的业务质量和风险防控能力，推动业务创新。”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何小龙同样认为，此次疫情防控让各地政府以及各行业、企业对工业互联网的认识更加全面深刻，工业互联网正迎来落地实践的加速期。 面向长远，张译霖认为，在政策环境上，中国“新基建”的布局为工业互联网的发展提供了积极的政策引领。预计工业互联网在网络、标识解析、平台、安全等基础能力建设上将进一步加速，并与其他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相互促进，有力支撑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从技术发展趋势看，新一代信息技术将推动工业互联网持续升级迭代，5G、人工智能、区块链、数字孪生等新兴技术与制造业的融合将进一步加快和深化，显著提升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能力和水平。 放眼世界，加速工业互联网的发展具有更深刻的意义。“我国工业互联网行业赋能面临‘不进则退，慢进亦退’的局面。”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徐晓兰认为，当前国际竞争不断加剧，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及地区都很重视工业互联网的发展。“我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和发达国家基本处于同一起跑线，但在行业应用方面存在很多弱项，必须加大投入，集中力量，避免在新一轮竞争中再度落后。” 一方面是中国的工业互联网产业基础有待进一步夯实。一些企业数字化程度偏低，网络协议、设备接口等不统一，严重制约工业互联网行业应用。网络安全风险随着联网设备的增加进一步加大。 另一方面是工业互联网生态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中国工业互联网行业和跨行业基础设施尚未普及与健全，导致行业内大数据无法统一管理和使用，行业间数据资源孤立、分散，“数据孤岛”问题严重。 同时，资金和人才保障不足；缺乏具备综合解决方案和全领域覆盖能力的龙头企业；工业互联网共性标准尚未制定，数据难以融通；跨行业治理的政策体系有待建立等问题，都是接下来中国工业互联网发展需要逐一突破和解决的“瓶颈”问题。 对于接下来如何加快工业互联网发展，《工业互联网产业经济发展报告（2020年）》提出应重点推进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聚焦发展重点和短板，加强技术创新。加快建立工业互联网共性技术体系，瞄准“卡脖子”领域集中力量攻关。二是聚焦垂直行业发展，深化融合应用。引导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加大应用投入力度，持续开展试点示范，拓展工业互联网应用范围，加快发展融合应用产业。三是平衡安全与发展，筑牢安全防线。四是完善多方政策保障，营造良好环境。进一步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完善工业互联网法规政策体系，加强人才培养。
6月22日，在2020财新夏季峰会分论坛—“注册制改革与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和评价”上，中国平安董事会秘书兼品牌总监盛瑞生发表主题演讲，对中国平安责任投资体系进行了详细介绍。平安秉承“负责任的资产所有者”+“科技产品提供者”的双重身份，构建了“道、控、器、事”四位一体的ESG投资管理体系，并打造了系统化、智慧化、实用化的中国特色CN-ESG智慧评价体系，有利于帮助中国企业提升ESG信息披露水平，也可为投资者决策起到参考作用，推动行业长期稳健投资与可持续发展。 盛瑞生表示，ESG在国内方兴未艾。平安作为中国ESG先行者，经过充分的实践积累与科技加持，在ESG领域具备了方法论体系、金融投资业务实践、产品工具等方面的先发优势。展望未来，平安将继续做好自己的ESG战略及投资实践，同时秉承开放的态度，积极服务于社会，为行业赋能加力。 适配中国语境 打造CN-ESG智慧评价体系 在本次论坛上，不少专家人士指出，尽管ESG信息披露率一直在提升，但中国公司的ESG信息披露范围和质量仍落后于其他主要资本市场。究其原因，中国企业在ESG数据披露层面起步较晚，管理体系有待完善。另外，ESG信息披露和评价标准也不统一，对同一公司的ESG评级差异较大，难以为企业提供可行性洞察，不利于帮助企业提升ESG表现或进行投资决策。 盛瑞生表示，要解决上述问题，既需要监管方、行业协会出台相关准则或指引，也需要企业、投资者等多方参与，运用技术手段破局。中国平安积极推进ESG发展，构建了系统化、智慧化、实用化的中国特色CN-ESG智慧评价体系。 据了解，平安CN-ESG体系包含通用指标，行业矩阵、舆情调整三大模块，囊括环境E（Environmental）、社会S（Social）、治理G（Governance）以及行业特色业务B（Business）四个维度。CN－ESG体系梳理了港交所、上交所等国内ESG相关合规披露要求，并融入海外MSCI、DJSI评价体系的核心议题，同时兼容了目前国内现有体系，在ESG披露的信息、标准、指标方面兼具本土和国际视野，可满足多方需求。一方面，平安CN-ESG体系能够帮助企业深入了解和改善自身的ESG表现，提升ESG信息披露水平；另一方面，该体系有助于排除ESG风险，挖掘公司新价值，对投资决策提供信息补充，识别出更具投资价值的行业和公司。 聚焦长期发展 构建“道、控、器、事”ESG投资管理体系 盛瑞生表示，在此次新冠疫情下，全球资本市场多次受到冲击，但ESG主题投资呈现出良好的抗压能力，更受投资者青睐。中国平安在沪深300中选取了科技、医疗、环保等ESG友好行业，与不友好行业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疫情期间ESG友好行业的收益率大幅领先基准54个百分点，而不友好行业则大幅落后基准53个百分点，反映出ESG对国内主流市场的影响日益显著。 作为中国第一家签署联合国“负责任投资原则”的资产所有者，中国平安注重长期的可持续发展。截至2019年末，中国平安的保险资金投资规模达3.22万亿元。通过专业的金融产品与服务，推动行业与社会向资源友好型和社会友好型发展，更好地赋能社会，这是中国平安履行ESG责任的根本使命。 为此，中国平安建立了“道、控、器 、事”四位一体的ESG驱动责任投资体系。“道”即依据制定的责任投资原则，贯彻责任投资价值观；“控”代表将环境和社会风险融合集团风险管理体系；“器”为开发ESG投资管理工具，提供智慧化工具和数据支持；“事”则意味着将ESG理论与投资组合全面融合，在业务层面全方位展开应用实践。 在四位一体责任投资体系的推动下，2019年，中国平安绿色产品投资达人民币512.45亿元，社会普惠类投资达人民币9032.04亿元。中国平安在责任投资方面的优异的表现，得到了投资者和国际评级机构的广泛认可。本月初，中国平安连续两年获得国际专业财经杂志《财资（The Asset）》颁发的“年度中国最佳ESG投资机构-保险类”奖项，并被纳入2019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新兴市场指数、恒生国指ESG指数，CDP等评级在中国金融企业中位列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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