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润天府、金融兴川。9月25日下午，“2020年四川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如期举行，本次活动主题为“诚实守信 行稳致远 做受尊敬的上市公司”。四川辖区逾百家上市公司高管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通过网络在线交流形式，就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股价表现等外界所关心的问题，通过互动平台与广大投资者进行了“一对多”形式的沟通与交流。 本次活动旨在进一步加强四川辖区上市公司与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沟通交流，做好新证券法实施后的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促进上市公司诚信经营、规范发展，推进上市公司合规体系建设和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受疫情影响，今年的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改为在线远程进行。“相较于现场活动，网上路演答疑的方式具有方便、快捷、高效的特点。一些外地公司不用因专门前往成都路演而奔波耗时，更重要的是，通过网上路演，上市公司可针对问题内容方便地查阅资料，从而更加准确、更有效率地答复投资者问题。”有上市公司高管对此称。 综合来看，上市公司业务经营和股价表现仍是投资者最为关心的话题。例如，有投资者询问四川路桥是否有资质参与川藏铁路建设，并称公司虽手握高额合同，但股价却低于（每股）净资产，希望公司加强市值管理。对此，四川路桥董事会秘书周勇答复称，川藏铁路目前处于前期工作阶段，公司将主动参与、积极跟进。他同时表示，四川路桥生产经营形势一直稳定向上，但股价受二级市场等多种外部因素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与之类似，近期随着广汇物流股价的下跌，有投资者询问公司对此是否有“应对之策”。 广汇物流总经理李文强表示，公司最新股价是跟随大盘的正常调整，但基于对未来发展的强烈信心，公司将在继续大力推进主业升级的基础上，积极研究新的包括但不限于现金回购计划在内的市值维护措施。 据统计，本次活动共有117家上市公司400多位高管在线接待了投资者，就投资者所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了广泛、坦诚、具有积极意义的沟通。截至当天下午5点，本次活动共收到来自投资者的提问2975条。其中，75家深交所上市公司通过全景网共收到2352道问题，回答2140道问题，回复率达到了90.99%；42家上交所上市公司通过上证所信息公司共收到提问623道问题，回答569道问题，回复率为91.33%。 本次活动由四川证监局、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主办，四川省上市公司协会、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承办，上海证券报等提供媒体支持。
8月28日，崔天凯大使应邀参加美国前财长鲍尔森主持的“对话鲍尔森”播客访谈节目，重点就当前中美关系、两国经贸合作、国际治理、中国经济形势等问题进行交流互动。有关访谈内容已于9月14日对外播出。全文实录如下： 鲍尔森：大使先生，欢迎来到播客访谈节目。去年是美中建交40周年。很显然，未来40年的美中关系将会变得大为不同。目前，我们两国经济占全球经济总量的35%左右，还是全球军费支出最多的国家。我们都是雄心勃勃、具有竞争力的国家。因此，全世界都在关注美中两国如何相处或针锋相对。在双边关系紧张时刻担任中国驻美大使，你的工作并不轻松。我一直很尊重你的专业精神和沉着冷静，尊重你代表中国政府努力了解美方对两国关系看法并寻求共识的努力。首先，我想从你如何开始个人职业生涯这个问题谈起。你生于1952年。中国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时，你二十多岁，见证了许多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你是如何成为一名外交官的？你的外交职业生涯是如何开始的？你在不同时期是如何受到身边事物影响的？ 崔大使：首先，很高兴同财长先生再次交流，也感谢你邀请我参加此次访谈节目。当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时，我二十多岁。在此之前，我经历了文革的动荡岁月，中学没毕业就离开家乡到紧临中苏边境的黑龙江农村插队，在那里种植大豆和小麦5年多。这段经历让我对中国农村和贫困问题有了深入了解，也对国家真正需要什么有了深刻认识。我们这代人很幸运，大部分工作时间处于改革开放年代，并始终相信自己的国家处于正确的发展方向。我们的历史使命就是全力以赴实现现代化目标，为国家和人民作贡献。同样幸运的是，我有机会到美国工作和学习。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个人在中美两国都有一些经历，这让我对中美如何处理两国关系、对彼此有何需求、如何相互学习有了更好的理解。我的外交职业生涯的开始或多或少与我的好奇心有关。我一直对国际问题、世界局势以及相关问题很感兴趣。这也是我在上世纪70年代末被联合国译训班录取的原因，那时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80年代初，我成为一名联合国译员并在纽约总部工作。那是我第一次出国。 鲍尔森：有趣的是，我所尊敬的人在各行各业有不少，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求知欲。正是求知欲和真正的勇气促使人们走出国门、体验不同文化。我2009年离开财政部时，开始撰写《峭壁边缘：拯救世界金融之路》这本书，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待了1年时间。这也是你曾经学习并获得优异成绩的地方。这段经历是如何影响你对美国看法的？ 崔大使：对我而言，那是一段独特的经历。我至今对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和我的美国教授们心怀感激。在此之前，我已在联合国工作过几年时间。但这两段经历很不一样。作为学生，我可以更近距离地接触美国人民和社会，还有机会更系统地学习美国国情、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我也学了一些经济学课程，这对我整个外交生涯都十分有益。当然，我后来也发现有些课堂上学的知识未必能用到社会实践中。 鲍尔森：你说得太对了。目前，美中关系处于低点。在美国国会共和、民主两党提出的四百多项议案正在挑战中国，这种对华强硬政策得到两党一致支持。中国的经济实力日益增长，自然带来地缘政治上的雄心。从某种程度上讲，美中关系的变化是必然的。坦率地讲，我认为中方所作所为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这些变化。长期以来，我一直说中国需要进一步扩大开放，更快地适应来自外国企业的竞争，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我们还应共同应对挑战，引领国际治理体系改革，使之在当今世界更为有效。我们双方还面临一系列棘手的战略安全和政治热点等分歧，如台湾、香港、南海、科技等问题。我们过去已就此讨论很多，今天不讨论这些具体问题，最好把时间用到展望未来上。我想问一个基本的问题，中方对构建美中建设性关系的目标和优先事项是什么？ 崔大使：中国外交政策是基于自身国家利益而制定的，在当今世界通过发展同各国关系来维护和促进国家利益、满足人民需要。在此背景下，中国对美政策是明确、一致、连贯的。如你所说，去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明年是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50周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自始至终希望同美方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而非对抗关系，希望双边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照顾彼此关切、互利互惠的基础之上。这就是自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博士访华以来中美关系的本质，从未发生根本改变。同时，中美关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变得更丰富、更深入、更复杂、更全面。双方在很多早年难以想象的领域开展了合作。比如，你任财长期间中美共同倡导了二十国集团的进程，以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这在尼克松时代是不可想象的。我们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打击恐怖主义、抗击埃博拉病毒等传染病。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方面，中美两国省州和城市之间、企业之间、机构之间也开展了良好合作。总之，我们之间已开拓了越来越多的合作领域，同时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分歧。实事求是地讲，中美之间的一些分歧将长期存在。我们必须承认，由于历史文化传统、政治和经济制度等差异，中美之间难免存在分歧。但我们必须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这些分歧。我们必须始终牢记，中美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中美两国面临诸多全球性挑战，无论是气候变化还是传染病、自然灾害，中美均无法独力应对。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中美应携手合作而不是相互对抗，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也是两国最大的共同利益。 坦率地讲，我们之间有很多分歧，包括你刚才提到的台湾、涉港、涉疆、南海等问题，如果大家看看地图，就会发现这些问题要么涉及中国领土，要么处于中国周边，没有一个靠近美国，更不在美国领土范围之内。对中方而言，这些问题事关中国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有时我们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这些问题会成为中美之间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明明都是中国的内政。在中国人民实现现代化目标进程中，我们必须解决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问题，这都是中国自己的事情。正如我刚才所言，中美关系确实复杂，有时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幸运的是，我们双方长期以来很好地管控了分歧。但当前形势令人担忧甚至警惕，美国一些人试图突破“红线”，这将带来严重后果。我希望人们能从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鲍尔森：大使先生，感谢你全面的回答。我想谈两点，一是你刚才谈到的香港以及其他涉及主权的问题，美国国内对此存在各种不同看法。美方理解中国对香港拥有主权，但往往会说中方是否违反了所签署的协议？美中两国存在的分歧确实很难消除，当前重要的是你们和美方官员和高层保持经常性对话，因为当前美中关系处于非常困难的时期，有些问题如你所说很难解决。二是你刚才所谈让我想起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的情形，那种情况在二三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我曾说过，如果美中没有建设性关系、我没有及时同中方同事通上电话，世界将大为不同。危机期间的协调合作至关重要。金融危机后，美中两国和其他主要经济体成立二十国集团，中方实施的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发挥重要作用，帮助世界经济走出衰退。这成为美中合作的成功范例。 接下来我想谈谈中国经济。中国率先控制住疫情，实现经济快速复苏。近日，习近平主席宣布了聚焦刺激国内消费的“内循环发展模式”。很多美国人都在问，中方这种强调经济自力更生的理念是否可能意味着要与全球经济脱节？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将改变过去40多年的改革开放政策？ 崔大使：当前形势下，世界各国当务之急是克服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困难，并且尽快重启和恢复经济。中方积极致力于此。截至目前，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好消息，中国经济增长正在恢复。同时，我们认为要化危为机，通过加快和深化发展模式转变，致力于实现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更加有效保护环境和推进减贫工作。我们当前所做工作都是恢复经济增长、实现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环。明年，中国将开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四个五年规划。我们的工作重点是清晰的，那就是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并不意味着中方将关闭开放的大门，也不是封闭的国内单循环。实际上，中国对外开放水平将会越来越高。关于自力更生，这一理念始终贯穿于新中国成立70多年、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历程。在这方面，有人说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靠占他国便宜、窃取他国技术来实现的。这种说法对中国人民很不公平。你很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勤劳且富有创新精神。我们明白，作为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中国必须自力更生，否则不可能实现发展。中国始终有自力更生精神，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将闭关锁国。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因为双循环发展格局真正目标是充分发挥国内市场潜力，让市场经济运行得更加高效。因此，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实际上，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外国企业在华经营多年，早已成为中国国内循环和市场的一部分。通过聚焦国内循环和市场，他们将在中国拥有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同时，外国企业也是连接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天然纽带，将迎来更多发展机遇。我希望他们能抓住这些机遇。 鲍尔森：你所谈让我回想起2006-2008年我任美国财长的那段时光，我们双方成立了美中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当时我们（在经济轨）集中讨论两个问题，一个是汇率改革问题，希望人民币汇率未来不被低估且更能反映市场供求，第二个是中国经济再平衡问题。当时中国产能过剩且储蓄多、消费少，消费仅占中国经济的10%。我们当时鼓励中方减少生产、刺激消费。时至今天，这两个问题都取得重要进展，我认为这是值得一提的。 现在我们谈下国际协调与合作的问题。国际社会未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上开展合作是个重大遗憾。有人认为，我们如不能在疫情上开展合作，还能在哪些领域开展合作呢？当前，世界各国在最需要合作的时候却越来越缺乏集体行动的能力，无论是应对疫情、推动经济复苏、解决贸易问题，还是应对气候变化、防止核扩散。我想再次展望未来，请问中方是否愿推动解决上述问题，为推动世贸组织等国际治理体系改革而作出努力？ 崔大使：很显然，我们需要在各个领域推进国际治理。在21世纪的前20年，我们至少经历了三场国际危机：“9·11”恐袭事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现在的新冠肺炎疫情。这些都是全球性挑战，没有哪个可以用传统意义的大国竞争“工具箱”予以解决。相反，上述挑战都在提醒我们，需要推进全球治理，加强国际合作。中方积极支持所有加强国际治理体系应对能力和有效性的努力，不仅为应对当前挑战，而且要防范未来新的挑战，中国愿为此贡献力量。这需要所有国家的共同参与和积极贡献，特别是中美这样大国的参与。中美两国对世界负有共同责任，那就是应带头开展合作，共同发起、支持和促进国际合作，积极应对所有挑战。当然，国际治理体系改革要考虑到所有成员国的实际需求和真实想法。我真诚希望我们能在应对疫情方面做得更好。我们需要携手合作。正如你所说，展望未来，后疫情时代将是什么样子的？需要我们做什么、开展哪些合作？我们需要向前看，提早规划，始终坚持合作理念，而不是对抗思维。 鲍尔森：你说得很好，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些，世界将变成一个困难和危险重重的地方。如果我们真的关心国际秩序、和平与稳定，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接下来我们要谈到贸易和科技“脱钩”问题，这是个很棘手的问题。当前已经出现美中贸易和资金往来“脱钩”所带来的显著压力。毫无疑问，这种情况还将继续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存在。问题是，这种情况将发展到什么程度？我想提一个棘手的问题，你如何看待美国高科技企业对中国市场开放空间十分有限而感到沮丧的问题？ 崔大使：过去四十多年来，中国积极实行改革开放，这是中方的基本国策，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即使在遭受疫情严重冲击情况下，中方在过去几个月里出台了一系列改革开放新举措。例如，《外商投资法》于今年1月1日正式实施，进一步增强了外资企业在华发展的预期和信心，中国依然吸引了大量外资。今年6月，中国颁布了2020年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和自贸区负面清单，而且清单越来越短。6月，中方还发布《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首次在官方文件中提出零关税、零壁垒目标。总之，中方正竭尽全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绝不会放弃。对于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外国企业而言，这将给他们带来更多市场准入、更好发展机遇和可预测性。然而，真正的挑战是，在中国坚持提高开放水平的时候，有些国家却在想方设法设置障碍，他们针对TikTok（抖音国际版）、Wechat（微信国际版）、华为等设置各种壁垒。这才是我们的真正挑战。在我们开门迎客时，他们却在筑墙挡人。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鲍尔森：科技应该是美中之间最麻烦的领域。经贸关系本来可以缓解美中之间的安全竞争关系，但现实是安全竞争扩散到经贸领域，科技成为焦点。问题是我们在国家安全问题上还会走多远。这是最困难的问题。为了让问题变得更加容易解决，对于美方最具竞争力的能源、农业、金融等行业，中方是否会继续对美开放市场？ 崔大使：答案是肯定的。实际上，近年来中方在金融领域出台一系列开放新举措，包括取消外资在金融服务业投资的相关限制等。对于很多美高科技企业而言，他们都在增加在华投资和运营规模。特斯拉在华设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看到了中国市场潜力，希望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部分，希望成为中国经济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受益者。中方对此表示欢迎，并为外国企业提供更好投资环境、法律制度。 关于国家安全问题，任何国家都会有国家安全问题，这并非新问题。很多人一直关心国家安全问题，这个问题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回顾过去四五十年历史，中美双方在深化和拓展双边关系的同时都妥善处理了国家安全问题。我不认为中美双方的国家安全利益因双边关系发展而受损。实际上，发展双边关系有利于国家安全。如果彼此交流越来越多，双方就能更好相互理解，知道对方是如何思考的、对方的思维方式以及对方优势和弱项。这样你才知道同对方如何打交道、如何降低风险、如何促进互惠合作。这应是我们从过去四、五十年历史吸取的宝贵经验，为什么要改变它呢？ 鲍尔森：你的回答非常睿智。显然，中国发生很大变化，美国和世界也发生了变化，新的国际安全问题不断涌现。但问题的关键是理解和对话，弄清楚哪些方面能达成共识，哪些方面存在分歧，哪些地方存在潜在冲突，如何有效避免冲突，防止局势失控，我认为这些问题特别重要。你担任中国驻美大使已7年多时间，见证了很多事情，包括美中共同推动达成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奥巴马政府过渡到特朗普政府、美中元首海湖庄园会晤、艰苦的美中经贸谈判等。我曾看到你在椭圆形办公室同特朗普总统、刘鹤副总理站在一起，也看到当前双边关系恶化的危险态势。回顾7年任期，你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崔大使：关于国家安全问题，我想补充一点，每个国家关心自身国家安全合情合理，但我们要小心不要被毫无根据的恐惧、猜疑、仇恨等情绪所误导、蒙蔽，甚至落入陷阱。如果这样的话，每个人都不会感到安全，这与维护国家安全的初衷背道而驰。 关于出任驻美大使7年之久的经历，我必须承认到任时并未想到会干这么长时间。当前中美关系处于关键时刻，我为能继续服务中美关系而深感荣幸。这很可能是我外交生涯最后一任常驻，然而当前中美关系面临巨大挑战。我为能在此继续履行使命、应对挑战而深感荣幸。我将全力以赴，不负祖国和人民重托，也不辜负美各界朋友的期望。我愿同美各界人士共同努力，推动中美关系早日重回正轨。 鲍尔森：回顾这段经历，你最满意的是什么？ 崔大使：我认为我有幸见证了这么多历史时刻。我参与了几乎所有中美两国元首的会晤，包括习主席和奥巴马总统的会晤、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晤，亲身感受到中美两国元首是如何互动交流的、双方共识是如何引领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正如我们常说的，总要对自己提出更高目标、设定更高标准。我将继续尽己所能做好这些事情。 鲍尔森：展望未来，美中关系是否有什么问题让你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你认为未来美中两国最大风险和最大机遇是什么？ 崔大使：我现在入睡前经常问自己，二三十年后的历史学家将如何评判我们？我们是否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是否为中美关系发展而不遗余力？我经常拿这些问题问自己。展望未来，我们面临着强化中美合作、构建更加强劲双边关系的巨大机遇。首先是要合作抗击疫情，合作研发疫苗和治疗药物，努力拯救生命，保障民生和就业，恢复经济增长，恢复世人对未来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其次，双方还要恢复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和朝核、伊朗核等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只要双方有足够的政治意愿，中美合作就大有可为。 鲍尔森：你说的很对，这确实需要我们有足够的政治意愿。感谢崔大使接受此次访谈。我想告诉你，十分感谢你在如此困难且重要的时刻在这个国家坚守岗位，也感谢你今天所分享的一切。 崔大使：感谢财长先生所给予的访谈机会。
原天津农药厂地块土壤污染、异味扰民问题，是中央环保督察组转办的群众信访举报重点问题。近日，市委书记李鸿忠一行来到该地块治理与修复现场，实地了解整改工作进展情况。 原天津农药厂于2000年停产、2010年退出。该地块占地面积达691.6亩，污染修复工艺复杂。目前，在完成环境调查及风险评估工作基础上，已于2019年10月正式启动原位化学氧化、原位热脱附工艺修复治理，累计完成总修复量的71.7%，修复地下水完成计划量78.3%。针对施工中的异味气体问题，现场采取了经活性炭、焚烧工艺处理和雨幕喷淋、雾炮、一布一膜覆盖等措施。在工地集控中心，李鸿忠详细听取污染治理监测情况汇报，深入询问项目对周边群众的影响。 李鸿忠指出，环境污染问题关系着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施工单位要以高度负责的精神，严格技术工艺标准和工程管理，保证土壤治理修复质量效果和进度，绝不留下遗留问题。要高度重视异味气体等问题，加强数据监测，切实做好废气处理，持续加大整治力度。北辰区要压实属地责任，加强组织领导，强化日常监管，保持执法高压态势，强化土壤环境风险管控，坚决打好净土保卫战。对于修复治理过程中的问题，要耐心细致做好群众工作，做好宣传解释工作，争取群众的信任、理解和支持。
最近一段时间，因为疫情的原因，大家都不太好找工作。前几个月，联合国发布了一篇报告，说全球有数亿人因为疫情失业，很多国家的失业率都创下历史新高。这几天的新闻又是：运动用品巨头安德玛裁员 600 人，新加坡航空裁员 20%，全球最大水晶品牌施华洛世奇裁员 6000 人，福特汽车裁员 1400 人，可口可乐裁员 4000 人…… 各大巨头无一幸免。 《当幸福来敲门》 现实生活也许比电影更糟糕 有工作的人，工作说没就没了。 刚毕业的年轻人，想找工作也不容易。之前有数据说今年的毕业生就业‘断崖式下跌’，连 985、211高校也没办法了，只能紧急求助校友帮毕业生就业，2020 年又将成为‘最难就业季’。 本来没觉得有压力的人，看了这些新闻和网上的讨论，也感觉焦虑恐慌，好像明天就要失业，失业了就要天塌下来了。 《未生》|进入社会越久越觉得 一帆风顺好像是个骗小孩子的‘童话’ 我倒是觉得，别一直看这些让人焦虑的文章，失业有什么可怕的。我认识这么多成功的商业大佬，几乎没有没失过业的。没有失业就没有就业，没有再失业就没有再创业。失业、就业、创业，无非都是一个‘业’字，换个动词就是人生的一个转换契机。 01 失业了，获得的是选择的自由 有人觉得失业是不幸，值得同情；也有人会说你自由了，能重新做下一次选择。自由了，不再受到局限，就能好好按自己的想法折腾去了。 之前我见过一个大老板，婚姻状况不填‘离异’，填‘第二次未婚’，就是想告诉大家他结束了之前不幸福的婚姻，现在自由了。失业其实也是这样，不再捆绑在原来的工作上，就好像‘第二次未婚’，可以开始下一段自由的人生了。 我也因为意外变故失业过。当时我身无分文，吃饭都是问题。但是我自由了，就趁着自由，好好折腾了一番，后来认识了一大批朋友，一起折腾，奔到海南开始做起了生意。如果不失业，我应该也就没有今天了。 冯叔与他的创业伙伴 失业肯定会带来生计问题，我失业的时候也没钱吃饭。但是，生计问题都是能解决的简单问题。关键是，你自由了，人生不再受到局限了，要去做出选择，开始新的人生轨迹。 02 有了自由，接下来怎么选择？ 自由了，重要的问题是接下来怎么做出选择？我觉得有两件事特别重要。 第一，你得去找新的机会，在家一直躺着睡觉肯定不行。怎么主动去找机会是个关键问题。 第二，就是要去学点新本事。学了新知识就能开启新的人生路径。学对了本事，就能为之后做好准备。 有人问企业家史玉柱，‘怎么看待自己在 1997 年遭遇的“巨人危机”？’ 他说，‘看什么时候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你是 98 年问我，我说那把我搞惨了；如果你是 99 年问我，我觉得对我有伤害；如果你现在问我，我说我幸亏有这一段经历，因为如果没有这段经历，我现在还不知道在珠海的哪一个小公司，在一个很小的事情这上面摸爬滚打。’ 我认识的很多成功企业家都失业过，都是失业之后再去做出新的选择，屡败屡战，最终一战成功。如果有一个失业的时间，能寻找机会，学习新知识，其实是特别好的一个开始，恰恰是人生发展的新曙光。 03 什么样的人不会被裁？ 我做了这么多年的董事长，也会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问题。公司里有些人，我们最先考虑让他离开；有些人，打死也不会把他裁掉。 我们也曾困难过，困难地一塌糊涂。我们高管全都不发工资，也一定要坚持给这些人发工资。这些人也和我们始终在一起。等到公司转危为安之后，大家也都会有很好的结局。 《未生》| 现实让人不无法努力 我们招人的时候，也会有很多反复，最后才意识到什么样的人对公司最重要。这些人不仅自己能成功，也能帮助企业成功，这才是我们无论如何不愿意裁掉的人。 就从我自己失业和当董事长的经历来看，能得到特别普遍的一个判断。人生不可能在一个轨道上一直这么走下去。不管怎么转换，只要人生态度积极，把失业当成一个再出发的起点，其实失业也没什么可怕。 失业不可怕，也不用焦虑。做好准备，用正确的方法和心态来应对，失业也能变成金矿。
9月13日消息，针对李开复言论及蚂蚁集团公开回应与旷视科技合作事宜上从未与李开复接触一事 ，旷视科技声明：1、在客户合作的过程中，旷视始终尊重并致力于协助客户确保数据安全。我们不掌握，也不会主动收集终端用户的任何个人信息，这是我们的一贯原则。数据安全是人工智能企业的立身之本。2、旷视一直高度重视“数据隐私安全保护”问题，并已在企业内部制定、实施了完善的数据隐私保护制度。
图片来源 / 图虫 《人物》杂志9月8日发布的文章《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刷屏。引发很多讨论。 大家关心这个问题，不仅是关心外卖骑手的遭遇，更是因为很多人都有面临“系统”算法前相似的困境。在国外，网约车、外卖平台对员工的劳动关系等，也多年是个引起争议待解的问题。 技术的控制并不是新鲜事 太阳底下并无新事。外卖骑手和卓别林在1936年《摩登时代》里演的流水线上扭紧六角螺帽的工人一样，都是受技术控制。只不过控制人的技术变了，从机械化工厂流水线换成了计算机算法。 算法想让骑手送货更快，和工厂流水线想让工人动作更快，都是为提高劳动者生产率，本质并无不同。只是工厂内封闭环境好控制，公共空间开放环境不确定因素多，控制难度更大。以前还只是工厂内部的安全生产问题，现在引起交通安全等社会问题，外部性更大。 根本在于企业盈利追求和社会责任的矛盾 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一个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事件，这几年关注度高的几乎都是互联网企业，因为头部平台基本形成了垄断之势，和大众的生活息息相关。 这次和以前不太一样的是，以前多数是对用户造成了危害，如百度魏则西事件，滴滴女乘客被害事件，而这次主要是对外卖骑手（本文为简化称为员工，但他们多数没有和企业形成传统稳定的雇佣关系）的压榨。由于外卖骑手不遵守交规，对路上的其他人也可能造成危害。不管是对用户还是员工，其实都是一个企业怎么处理自己盈利追求和对利益相关者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问题。 中美外卖平台面临的共性和个性问题 中美都形成了少数外卖平台占据绝大多数市场份额的局面。中国的市场集中度更高。 美国消费市场分析公司Second Measure统计，2020年6月，美国餐饮外卖市场份额第一名DoorDash（拟于今年IPO）为45%，第二名Uber Eats（Uber已上市）为24%，第三名Grubhub（已上市）为22%，第四名Postmates（未上市）为8%。第五名Waitr为不到1%。 Uber 今年5月欲收购Grubhub未果（6月，Grubhub 被总部在荷兰的Just Eat Takeaway以68亿美元收购），7月宣布以26.5亿美元收购Postmates，还待监管审批。 据 Trustdata 统计数据，2020 年第一季度，美团外卖占中国外卖市场份额的 67.3%，饿了么及其旗下“饿了么星选”共计 30.9%，形成双寡头格局。 中美外卖平台面临引起争议的共性问题，一是对餐馆收取的佣金定价，二是劳动用工形式和薪酬支付。 美国反垄断小组委员会的主席戴维·西西林在一份声明中表示，“Uber长期以来一直拒绝向司机支付基本生活工资，而Grubhub则存在通过欺骗策略及勒索费用剥削当地餐馆的‘黑历史’。” “今年4月，美国最大的外卖平台DoorDash和其他食品配送公司被消费者起诉，被指在外卖订单中收取了过高的佣金。实际上，在全球许多国家，餐饮外卖的高佣金也引发了舆论争议，在有的国家，外卖平台佣金加上税费，餐馆需要支付订单金额的四成左右，这些费用被转嫁给了消费者，高额佣金引发了餐馆行业和消费者的不满。” 加州州长加文·纽森（Gavin Newsom）在2018年9月签署了“第5号议会法案”（Assembly Bill 5，简称AB5）。根据这一2020年1月生效的法案，企业必须将包括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员在内的“零工经济”工人作为正式雇员对待，而不是独立承包商（ independent contractors），使他们有权获得最低工资等雇员保障，并有权组织工会。 2019年年底，优步（Uber）与Postmates等向洛杉矶联邦地方法院提交诉讼，认为该法案是不理性的、违反了美国宪法，剥夺了工人享有的灵活性，要求阻止该法案生效。 中美外卖平台面临的有所不同的问题，美国是小费引起的骑手薪酬不透明问题，中国是交通安全问题。消费者给的小费，DoorDash分给骑手的比例不透明，引起骑手抱怨。 美国的小费文化，中国倒不存在。DoorDash声称付给骑手平均每个“活跃小时”（active hour）的工资是18.54美元，但有媒体调查骑手发现扣除骑手自己支付的成本外，只有11%的工作纯收入在联邦规定的最低小时7.25美元以上（注4）。在中国比较突出的交通违规和安全问题，在美国没这么明显。估计是不敢这样，虽然外卖员是比一般行人着急，也骑车/开车速度挺快。似乎和美国比起来，在中国当外卖骑手相比其他工作收入更高一些，对送餐时间要求的压力更大一些，而这两者之间也有因果关系。 这问题到底怪谁？ 怪消费者？ 外卖服务中消费者希望快，就像消费者总是想买便宜货一样，都是核心关注点。但和过去不同的是，移动互联时代，消费者更换服务者的转换成本大为降低，只在一个APP的下载甚至只在一个小程序的点击之间。有的APP可替代性低，比如微信。有的APP可替代性极高。消费者教育也是需要的，要尊重、体谅提供外卖服务的劳动者，要适当换位思考。但是特别重视速度的消费者，对服务者还是会用脚投票。所以消费者教育会有所帮助，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怪企业？ 企业总要压低成本、提高效率、赢得客户，也就是增加利润，利润是任何企业最重要的追求。企业战略归根结底只有两种，低成本和差异化。除了低成本之外的所有战略几乎都可以归为差异化战略——不是以低价，而是以其他方式获得客户的偏好，比如集中于细分市场，也是一种差异化。而差异化之后，还是要竞争谁能更低成本地满足差异化的需求。所以，企业对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追求是永恒的，企业可能也会自律，讲商业伦理、讲社会责任，这从长远看有利于企业发展，但和企业短期盈利追求间是有矛盾的。如果企业在利润压力下没有足够的自律，过了合法合理的边界，到了损害消费者和员工等利益相关者利益的程度，就需要有外部力量的干预。 怪政府？ 政府需要提供的服务，就是划定各方的责权利边界并予以强制执行。比如交规方面。“2019年4月，全国正式实行电动车新国标——根据规定，电动车时速不得超过25公里/小时。在《人物》此次调查接触到的近30名外卖骑手中，无论美团还是饿了么，没有一人的电动车符合新国标，这些电动车的时速一般都能跑到40公里左右，远远超过限速。骑手群和贴吧里，还有很多人交流如何通过改装，让新买的电动车解除限速。”是企业算法逼迫骑手普遍性违反电动车速国标、普遍性违反交规，因为几百万骑手的存在，都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而不是骑手个人的问题，是否需要处罚企业？ 更重要的是劳动者保护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人社部的《劳务派遣暂行规定》，互联网企业是否需要遵守？平台趋向把成本外部化/社会化，能否允许。这还是非常有争议的问题。 市场失灵和有形之手失灵 关于市场的力量、资本的力量，有截然相反的观点和名言。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把资本用来支持产业的人，“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即资本家、市场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的利益。 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家有了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就会铤而走险，有了百分之百的利润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有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润，他们就敢冒上绞刑架的危险。”这句也经常被引用来描述资本。 其实，资本“一半是天使，一半是恶魔”，既可为善，也可为恶。为善还是为恶，并非一念之间，而是资本趋利动机和其他社会力量长期博弈的结果。千万不要把资本、把企业妖魔化。企业自律是基石，也需要媒体、监管部门、法律的外部监督和约束。 “资本”根本没有一般人想象得那么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所谓“资本”，也不过是千千万万个投资者资金的合成。外卖平台普遍盈利困难，美团2019年才在成立9年后首现实现盈利。美团2019年餐饮外卖的销售成本为446亿元，其中支付给399万外卖骑手的成本为410.4亿元，从积极的方面看的确解决了很多人的就业问题，特别在疫情下就业困难时期。美国的外卖平台龙头DoorDash去年营业收入近10亿美元，亏损约4.5亿美元，现在它准备上市，投资者和分析师在担心外卖平台很难盈利，未必是个好的投资。 不过股价倒涨得不错。美团点评2018年上市发行价69港元，现在涨到230多港元。Grubhub2014年上市发行价26美元，现在约70美元。 市场能自动解决很多问题，但存在市场失灵。政府也能解决不少问题，也存在政府失灵。正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指出的，需要“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效弥补市场失灵”。 问题解决靠谁？ 《人物》这次的深度报道，总体反响正面，引发社会关注。但也有少数人认为，报道发声看起来以善意推动了改变，但其实却只是无用的“圣母”。“试图解决一部分弱者的问题，结果却给另一部分弱者造成问题。”（注5）我反对这种看法。媒体对社会发展能起到积极作用（虽然媒体有时也令人失望，在新时期下同样面临很多挑战，本文不讨论），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扒粪运动”（也称“黑幕揭发运动”）是个突出典型。当时一些媒体记者致力于深入调查报道黑幕，揭发丑闻，对社会阴暗面进行揭示，推动了美国社会的进步。中国非常需要更多调查记者去深入报道社会问题。引起关注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这一报道，已经使美团和饿了吗做出反馈，即使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也会有所改善。 这事如何解决呢？ 维舟认为，“从历史上看，有三种演进可能：一是依靠公权力来‘主持公道’，但最终会发现，它其实也是一个有着自己特定利益的‘系统’。二是社会的自组织化，不同利益团体在一套中立的框架下，通过复杂的博弈、交易、妥协，为自身争取利益。三是自我边缘化，即对这些系统完全失望，变成游离其外的一分子——这看似是撤出，但其实也是博弈。” 我觉得其实是一和二的结合。社会利益的博弈最后反映在公权力如何来划定各方责权利，如何“主持公道”上。公权力，就包括立法司法和行政监管部门等。 这是个困难的博弈过程。比如，在美国，关于零工工人福利的争论已经持续多年。早在2013年，就有多起针对优步、Lyft和其他零工经济公司的诉讼。上文提到的优步与Postmates起诉加州零工经济法案，2020年2月，洛杉矶联邦地方法院拒绝了优步与Postmates提出的阻止加州零工经济法案生效的要求，称该法案的公共利益超过了这些公司的担忧。洛杉矶联邦地方法院法官Dolly Gee表示，虽然这些公司已经证明，他们可能因该法案而遭受一定程度的不可弥补的损害，但这些潜在的风险远不如该法案在设定生活工资和管理就业方面的公共利益重要。 2020年5月，加州总检察长泽维尔·贝塞拉（Xavier Becerra）根据AB5法案正式对优步和Lyft提出起诉，指控这两家公司将网约车司机归类为独立承包商而非雇员，直接导致了加州数十万工人被剥削。贝塞拉指出，“创新并不是要求你虐待员工。加州有保护工人及其雇主权利的基本法律，我们要确保优步和Lyft能够遵守游戏规则。”来自旧金山、洛杉矶和圣地亚哥的市检察官也已经加入了贝塞拉提出的这起诉讼。加州劳工专员Lilia García-Brower 也另案对优步和Lyft提出起诉，同样指控其损害工人利益，使工人没有带薪的病假、超时工资补偿和最低工资等雇员应享受的权利。此前劳工专员已接到近5000件工人对这两家公司克扣工资的投诉。优步则反击说政府应更关注于解决300万加州人失业的问题，为他们创造工作，而不是要毁了外卖行业。优步和Lyft还发起加州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废止AB5法案。 对互联网平台的监管，在每个国家都是一个有待研究解决的问题，各方利益的平衡是个难题。比如既不能让外卖平台成本过重导致严重亏损，也得保护工人权利，还会经过各方力量反复的博弈。 对一些问题，平台有其解决方式。比如外卖送餐平台面临的吃饭高峰人员紧张、其他时间闲暇的问题，东南亚打车租车服务供应商Grab和进入外卖领域的Uber通过相关多元化来解决。Grab主席Ming Maa说：“我们可以让司机在高峰时段载客，午餐和晚餐时间送外卖，中间时段送快递。”用一套运输网络系统提供各种不同的服务，为司机/外卖员提供更多的赚钱机会，也能降低为消费者送货的成本。 科技发展引起的新问题，可能最后科技发展以另一种方式解决。比如，以前的工厂很多残酷压榨工人，被称为“血汗工厂”，现在再进现代化工厂流水线，工人大多很轻松，看看机器避免出故障，或在流水线起承转合一些未完全机械化自动化的环节干预一下。除了研发人员，流水线上工人面临的更大问题可能是单调乏味，还不如送外卖有意思，所以年轻人更不爱干。现在的外卖骑手，终有一天大部分可能被无人机、机器人取代。 本文首发于21世纪经济报道
“银行基层机构和人员为什么惜贷、不愿意贷呢？因为不划算，绩效低或者没绩效。为什么惧贷、不敢贷呢？因为不良高、怕问责。建立健全对小微企业敢贷、愿贷的机制，归根到底是解决银行服务小微企业的内生动力问题。”9月10日，在央行举行的第二场“金融支持保市场主体”新闻发布会上，银保监会普惠金融部一级巡视员毛红军这样说。 近年来，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监管部门出台了很多政策。政策背后，也需要银行有为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能力。 会上，毛红军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敢贷、愿贷”是机制问题，“能贷、会贷”更多是能力问题，要对小微企业做到“能贷、会贷”核心就是对银行的专业服务能力建设提出要求。涉及人才、技术、产品、信息等多个方面。既要具有银行自身努力的因素，也有监管推动引领的作用。 她表示，在人才方面，形成服务小微的专业机构和队伍；在技术方面，运用大数据帮助解决“缺信息、缺信用”瓶颈；在产品方面，持续创新产品服务模式，精准对接小微企业融资需求；在信息方面，推动建设涉企信息、信用信息的共享平台。 不过，由于小微企业自身的一些风险特点，商业银行、基层网点和业务人员对于小微企业一直存在惜贷和惧贷心态。基于此，监管部门也出台了一系列差异化监管激励政策和引导措施，逐一解决银行惧贷、惜贷的问题。比如，在资金端，通过引导商业银行内部资金转移定价中对小微企业贷款给予优惠，解决银行基层做小微不划算的问题。 毛红军表示，目前全国性商业银行对小微企业的贷款，在内部资金转移定价中均按照不低于50个基点给予优惠，一些银行的优惠力度还达到了100个基点以上。 其次，在内部考核方面，要求商业银行将普惠金融的指标在其分支行绩效考核的权重提升到10%以上，解决小微条线没有绩效的问题。“有的股份制银行这项权重已提高到20%。”毛红军称。 此外，针对不良高的问题，实行风险管理差异化。此前，银保监会发布通知，在目前小微企业信贷风险总体可控的前提下，将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容忍度放宽至不高于各项贷款不良率3个百分点。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也考虑银行根据不同分支机构的实际情况，差别化地制定内部的容忍度，针对今年疫情影响，特别提出商业银行对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的分支机构可适当提高不良贷款的容忍度。”毛红军称。 另外，针对“怕问责”，实行尽职免责的差异化。银保监会对小微企业授信尽职免责工作制定了监管指导性的文件，要求商业银行细化授信尽职免责的内部制度，建立明确的工作机制和申诉异议渠道，为基层员工解除后顾之忧。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